迦沃·盖乐
要理解我外公这个人，必须知道两个故事：一个关于老虎的妻子，另一个关于不死人。这两个故事犹如秘密的河流贯穿外公的一生─他在军队里的岁月；他对外婆至死不渝的爱情；身为外科手术医生在大学里扮演的暴君教授。第一个故事是他去世后我才得知的，关于外公如何成长为一个男人；第二个故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关于他如何变回一个孩子。
战争开始得不动声色，起初的十几年我们只是如临深渊地等，等得战事也仿佛被削弱了。孩子们在学校里口口声声说“现在哪一天都可能开战”，其实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只是在重复多年来听惯的家常话。先是选举，再是暴乱，一位部长被暗杀，三角洲地带的大屠杀，然后是萨若波城事件，之后呢，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松弛下来，释然了。
开战前，我从四岁开始就每周和外公走路去城堡看老虎。总是只有我们俩。总是攀上斯特米亚山，从山脚到山顶，沿着古老的马车小道，穿过西城公园里的林荫谷道，跨过十几条清澈的小溪，溪水在矮树丛里潺潺流过，还是个小女孩的我就在那里度过了无数欢乐时光，手拿树枝，把湿漉漉的秋叶从布满苔藓的石头上扒下来，指望这样就能找到小蝌蚪。外公总是弓着肩背，双臂甩前甩后─划船，每当外婆目送我俩出门，总会在阳台上喊一声，大夫，您又要去划船啦！─大步流星往前走，一手抱着我们自家菜园出品、即将奉献给动物们的美食。他总是穿背心和宽松长裤，雪白的硬领长袖衬衫，在医院里穿的工作鞋擦得很亮，即便是夏季去爬山也是这番穿戴。我比他矮了一英尺半，穿着磨破了的运动鞋，三步并作两步，唯一的任务就是跟上他。过了铁路就是大斜坡，我七岁时曾骑着自行车在这里加速下滑，跌破了膝盖，要用浸了拉奇加的布条包扎，那让我哭号了半小时之久。下了斜坡，就是陡直的上坡路。
外公见我落后了，就会停下来，抹一把额头，说：“这是怎么回事呀？怎么回事？我只是个老头子呀─快跟上来，你的心脏是块海绵还是个小拳头？”
等我快走几步，气喘吁吁地爬到山顶，他又会幸灾乐祸地嘲笑我，看他那乐滋滋的样子简直气死人，他还说，如果我像土豆袋里的黄鼠狼那样喘粗气，如果我胆敢毁掉他愉快的户外时光，他就再也不带我出来玩了。站在斯特米亚山顶，刚才走过的羊肠小道蜿蜒地掩映在草地和点点花丛里，一路向东望下去就能眺望到残破的罗马古墙，昔日的加农炮声已消逝，击下的碎石却还在原地；越过古镇的鹅卵石大道，能看到阳光照耀下的灰蒙蒙的玻璃窗，淡橘色的屋顶，咖啡馆和纪念品商店的亮色遮阳篷下飘荡出烧烤食物的烟雾。鸽子，从山顶上都能看到，它们聚成密集的一团，像戴头巾的女人们在街上走来走去；街道，弯弯曲曲通向码头，大河小溪日日夜夜在那里汇聚，冲撞着半岛的尖头。等我们走到城堡庭园就看不到远处的景致了，到了动物园门口先买票─不是周末的话就不用排队，就我们俩，整个城市沉浸在午餐后的慵懒休憩中。我们总是先走过嘴巴嚼个不停的骆驼、和带着斑点的白鹭关在一起的大河马，径直走向老虎园，看它们不知疲倦地在古老的隔栅门里来回踱步。
等我到了十三岁，看老虎的这套程式变得有点烦人了。从动物园回家的一路上，总会接二连三碰到相熟的朋友，那些与我同龄的孩子早就不跟大人一起玩了。我看到他们坐在咖啡馆里，或是在议会大楼门前的马路牙子上抽烟。他们不但看到了我，并且记得很牢，好在学校里拿这件事取笑我。其实他们没有存着坏心，只是开开玩笑；但他们的讥讽提醒了我：我是一套仪式的囚徒，而我不再感到仪式有必要维持下去了。当时的我不知道，这仪式并不仅仅是为了我好。
战争开始没多久，行政部门就决定关闭动物园。这显然是为了防范类似佐伯夫事件的意外发生─南方地区的一个大学生在动物园商铺引爆自制炸弹，导致六人死亡，那里不久后就成了我们的南部邻国。未雨绸缪，这是行政部为了保护本城和市民的预警安保措施之一，而其前提是酝酿足够的惊慌，并故意高估敌人的力量。除了动物园，他们还关闭了公交系统和刚刚命名落成的国家图书馆。
我已有点迫不及待想甩掉童年时代的仪式，动物园被关闭并没有引起太多紧张。我们在内心深处都知道─行政部门也知道─战争发生在七百英里之遥，本城沦陷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们已经发现敌军心不在焉。我们知道绝不会发生空袭，因为我们的军队在六个月前已接管了飞机制造厂和马尔汉机场，但行政部依然执行宵禁，以防万一，晚上十点后强制性熄灯。政府颁发公告，警告市民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能是敌方间谍，因此，在常去的咖啡馆重遇你的亲朋友邻前，记住他们的族姓家名是相当重要的，因为，万一有人真的是叛徒，你却没有上报，你也会受牵连。
另一方面，生活一切照旧。我们班上有六七个孩子突然消失了─没有提前通知，没有道别，算是难民们惯有的做法，但我依然每天清晨带着午饭盒走很远的路去上学。当坦克开在林荫大道上，向边境线挺进时，我坐在窗边做算术作业。因为这场战争前所未有，遥不可及，因为我的家人不想让战争影响到我，而我也不是特别在意，所以我依然去上艺术课，约佐拉喝咖啡，庆祝生日，逛街买东西。我的外公仍在大学里教书，在医院里忙碌，照样每天早上去集市，削苹果前依然先用肥皂洗一遍。他也曾在救济品发放点排队六个小时，但我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母亲依然带着幻灯片去大学教授艺术史，外婆依然掐准时间把电视调到经典电影频道，看克拉克·盖博对着费雯·丽傻笑。
遥远的战斗制造出幻象般的常态，但新规则导致某种态度的扭转─那和行政部的安保计划并不匹配。他们想表现得有组织、有控制力，想要人们惊慌失措并因此顺从，然而，他们得到的却是整个社会的松散和疯狂。痛恨宵禁的青少年在大道上停车，以此泄愤，有时会把十辆车停成一列，然后坐在引擎盖上通宵喝酒。人们会把自家店铺的门一关，去吃午餐、去酒吧玩，直到三天后才回来开张。你去看牙医，结果发现他只穿着汗衫坐在别人家的门阶上，手里握着红酒瓶，你要么陪他一起喝，要么扭头回家。几年后，劫掠出现，准军事组织夺权，但在那之前，这种情形无伤大雅，因为人们濒于灾难时确实会这样俨如节假般荒废度日，且不自觉。
我们这一代孩子还要过几年才会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把父母的钱堆在独轮手推车里，推着钱车去买面包；逼得我们不得不在学校过道里买卖衬衫。战争的头十六个月里，战争本身缺乏真实感，看不见摸不着的，不可相信也不可抗拒，因为那些可怕的事正在别处发生，并同时给了我们时间，让我们在混乱中侥幸存活。我们不用去说，三百英里之外的七岁小女孩们坐在防空洞里挨过例假期。在本城，我们不只是受到战争的影响，还大模大样地摆出“战争中”的矫情姿态。当你父母说“快点去上学”，你大可应付一句“在打仗呢”，然后跑到河边玩。你头发上沾染了浓浓的香烟味半夜三点悄悄溜回家，明明被他们逮个正着，却不会被痛扁一顿，只是因为有一场战争。当他们听邻居说你和一群狐朋狗友在大马路上把车飙到时速一百二，你甚至斯文扫地地把半个身子探出车顶窗，你只需要说“在打仗呢，不管怎样都可能死掉”，他们就没办法抢白你。大人们感到自己有责任，我们却利用了他们的愧疚感，因为我们不知道有更好的做法。
教育机构努力维持原貌，虽然战争还很遥远，但也避免不了战情渗透到学习环境中：有些同学不来了，有些书没有了，就连猪的胚胎也得不到了（我和佐拉甚至在那种时候都渴望有东西让我们捣鼓捣鼓）─我们在这一切缺失中看得到，战争越来越近了。我们本该进行化学反应实验、操练最基本的解剖手术，但我们没有化学品，也不知道猪的胚胎被扣押在哪个国家的哪个实验室，因为国境线天天都在变。没有实验可做，我们就用电线和小灯泡造了无数电路。我们把没用了的旧硬币泡在雨水里，让它们生锈，再煮开水，加进盐和苏打粉，洗清锈迹。我们只有几张青蛙解剖图解，必须记得滚瓜烂熟。让人费解的是，我们还有一块马蹄横截切片标本，保存在灌满福尔马林溶液的长方形玻璃盒里，我们照着它一遍又一遍地画素描，到最后，似乎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马身上动刀，只要毛病出在马蹄上就行。大多数日子里，我们只是高声朗读教科书，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
更糟的是，时局所需，校方做出硬性规定，年级越高，教室楼层也越高，这未免失之偏颇了；换言之，年龄和安全系数成反比，你的年纪越大，距离防空洞就越远。所以，我和佐拉十四岁那年坐到了水泥屋顶下的教室里，那里能够俯瞰城河，方形角塔上安了数不清的窗户，是以前的幼儿园。这个特殊空间的每一处都是凑合出来的急就章：墙上贴着印有小公主水彩画的墙纸，窗台上码放着装满泥土的泡沫塑料杯，据说豌豆迟早会从里面钻出芽来，有些杯子里当真长出过小苗呢；还曾贴过一些树形家谱图，好歹有人识时务，把它们都揭了下来，在黑板下留出一块光秃秃的白墙。我们就坐在这个教室里描画马蹄的构造，完全超然、冷漠地说着这类闲话：“这不还在打仗嘛，如果他们现在空投炸弹，我们至少比小屁孩们死得快。”那个教室里的角塔瞭望窗拥有三百六十度全景视角，本城风光尽收眼底：往南能望见大山，往北能眺望到河对岸的城堡，再远处只见林木迷蒙，绿色的天际线此起彼伏。你会看到远处的大烟囱喷出浓重如焦油的黑烟，也能看到老区民宅的砖石轮廓。你会看到大学山上的基督教堂圆顶，以及山顶那座明亮而巨大的方正十字架。你看得到铁桥─那时还挺立在本城，凌于两条河流和水中的碎石之上。你会看到河岸边停着些废置的小游艇，生满铁锈；更远处能望见上流的卡顿城，吉卜赛人居住区，也是两河汇合之处，那里的纸板墙湿漉漉的，燃烧动物粪便的黑烟缭绕。
那一年，我们的老师是个娇小的女人，我们叫她冬布拉瓦卡夫人。她有一双神经质的手，眼镜总是滑下来，于是她养成了耸动鼻头的习惯，好让镜架自动归位。后来我们才知道，冬布拉瓦卡夫人曾是个政治艺术家，等我们毕业后，她为了躲避迫害移居他处。几年后，她鼓动一群高中生印制大量反政府传单，这不仅让那些学生们入狱，也令她某天晚上在公寓到街角报亭的那段路上人间蒸发了。可是当年我们完全不知道她的政治立场，也不理解她的失意─因为她得不到必要的教具，更不用说，那是一门她自己都不熟悉的课程，我们只是觉得她很滑稽。然后，她给我们带来了一份厚礼。
那个五月天出奇的热，俨然是炎夏，我们一到学校就脱下鞋子、袜子和毛衣。角塔就像一个温室。我们把大门敞开，还是热得汗流浃背，不期然的怪天气也引发了一种躁狂的气氛。冬布拉瓦卡夫人迟到了一会儿，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她的胳膊底下夹着一个用铝箔包的大包裹，她亲自打开，里面竟然是两对硕大的、粉红色的肺，像绸缎一样湿滑柔软。在肉类定量配给的战时，这意味着某种违法行为。走私禁品。我们没有问她从哪里弄到了这些肺。
“在外面的桌子上铺些报纸。”她一开口，眼镜就滑下来了。十分钟后，我们的脸上滴着汗水，俯身围拢她，她试图用自己带来的厨刀实施蝶形刀法切开一对肺叶。肺的表皮张力抗拒着刀刃，切口的另一边鼓胀得像个橡皮球。肺肉已经有点发臭了，我们不停地赶走飞来飞去的苍蝇。
“大概应该把它们冷冻一下吧。”有人插嘴道。
可是冬布拉瓦卡夫人是个执拗的女人。她决意要让自己担的风险有所回报，决意向我们展示肺叶的结构和功能，要像掀开衣服一样把它们剖开，指出肺泡、瘪塌的气囊、支气管上的白色厚软骨。她从肺的边角开始动刀，切着切着，她的动作幅度变得越来越大，我们都退后一步，看着她戳穿一侧的肺肉。她鼻梁上的眼镜一会儿上、一会儿下，她用单臂去压眼镜，另一条手臂努力捣鼓，活像是在修水箱。
突然，那只肺从她手里跳脱，滑过铝箔纸，越过桌边，掉到了地上。它停在那里，沉重而确凿。冬布拉瓦卡夫人低头凝视了片刻，与此同时，苍蝇立刻找到了目标，小心翼翼地在气管切口边沿走动起来。然后，她弯下腰，把它捡起来，重新放在报纸上。
“你，”她对着我说话，只因我碰巧站在她身边，“到咖啡柜里拿些麦管回来，把这对肺吹起来。赶紧的，快去！”
之后，冬布拉瓦卡夫人成了备受尊崇的人物，尤其在我眼中。她为了我们偷偷带来那些肺，当我们轮流往里面吹气的时候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们，她让我越发坚定地渴望成为医生。
也是因为冬布拉瓦卡夫人，我们接触到了走私贩，其实那时整个城市都被黑市控制了。对她而言，黑市能提供教学用品。对我们来说，指导思想虽然一致，但涉及的物资种类却不同。突然之间，我们想要那些从未想过要渴求的东西，那些让我们有资格炫耀的东西─假冒名牌包、中国珠宝、美国香烟、意大利香水─只因以前没法获得，只因它们昂贵又很难买到。佐拉开始涂她妈妈的口红，继而找门道自己买。战后六个月，她培养出对法国香烟的独特爱好，从此拒绝抽别国的香烟。实足十五岁那年，她会流连在革命广场上我们常去的咖啡屋，倚着小桌，朝那些独具本地特色、可能合她口味的男孩们挤眉弄眼。在一个舞会上─我都不记得自己去过了─她和二十一岁的布兰科好上了，据说，他是个军火走私商。我不赞同她和他好，可那是战时啊，管他呢。更何况，后来我们发现他只是个朋克小混混，闯过最大的祸不过是偷收音机。
大多数周末，我和佐拉都会一路走到老城尽头和码头公园。那是黑市走私买卖的中心区域、大学生们的课外巢穴。身材瘦高、耸着肩膀的男孩们坐在铁轨边练摊儿，排成一长溜儿的桌子和盒子上展示着录影带、太阳眼镜和T恤衫。佐拉会穿上她衣橱里最短的短裙，所到之处必定响起好色的口哨声，她就那样径直走到布兰科的摊位前。他跷着二郎腿，拉着手风琴，喝着啤酒，夜色渐深时他会停止叫卖，小歇片刻，顺便把她拉到垃圾箱后面尽情抚摸。那种时候，我就待在车里，把车窗都摇下来，腿跷到挡风玻璃上，享受着低迷萦绕在车里的斯普林斯廷1[1]的《我着火了》，贝司的乐段真迷人啊。
奥里就是这么发现我的。奥里，出售假冒的设计师品牌标签，保证可以无缝拼接到你的衣服、行李箱及其他男装饰品上。他十七岁，瘦得皮包骨头，坏笑的时候有点腼腆，和那些练摊儿的家伙一样，要不是在打仗，他绝不可能有吸引力，不过，只有他够鲁莽，胆敢把脑袋伸进我们的车，留意到我听什么歌，并且问我：“你喜欢这种？要不要再来点？”
奥里刚好瞄准了我唯一的软肋，让我根本无从拒绝。政府勒令关闭电台，只剩下两个频道不厌其烦地轮播乡村老歌，即便用我外婆的标准看也过时了。战后第二年，我实在腻味透了那些尽用树木和水桶之类比喻的老情歌。我想听鲍勃·迪伦、保罗·西蒙和约翰尼·卡什，甚至没有意识到我是如此想念他们。奥里第一次让我下车就带我穿过码头，走向那条三条腿的杂种狗，它看守着一只倒扣下来的板条箱，他让我尽情浏览深藏不露的好货色，全部按照字母顺序排列，翻译得牛头不对马嘴的歌词抄写在信纸上，仔细地折叠好，塞进卡带盒里。不知道他有什么法术，竟然还有一个随声听，就凭这个，和他约会也算值了，所以，我们坐在他家桌子底下的地板上，一人戴一只耳塞，他让我欣赏他的藏品，并把他的手搁在我的大腿上。
我攒了好几个星期的钱，打算买一盒保罗·西蒙的《恩赐之地》，他说：“在打仗呢，你的钱没用了。”然后就吻了我。我记得那个吻让我吃了一惊，惊讶于他嘴唇的干燥和嘴里的湿润竟是如此不同，他吻我的时候我在想这个，之后还在想。
我们吻了三个多月，其间，我的音乐收藏品扩增三倍，可奥里就像那个年纪的很多男孩一样，突然消失了。我借了他的随声听，一连三个晚上都跑去我们常去的咖啡店，想把它还给他，最终，有人对我说他走了，他们也不知道他是被征入伍了，还是逃脱兵役了。我随身带着随声听，睡觉时也抱着，那或许能代表我想念他，但在其他物事接二连三地消失之前，他消失的事实是不可能被遗忘的。
那些年，我放任自己沉沦在无法无天却无伤大雅的战时世界里，外公却始终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假装什么都没有被改变。现在我知道了，对他来说，和战局相比，失去老虎才是真正的打击；但我不知道的是，他的乐观与我的表现、与他拒绝承认他已经失去了我─至少有一阵子是─有没有太大关系呢？我们很少看到对方，后来许多年里都对此避而不谈，但我知道他的日常规矩都照旧进行，没有受战争影响，没有丝毫动摇：早餐时看报纸，喝我外婆煮的土耳其咖啡；私人通信都按照他的地址簿里的字母顺序排列；步行去市场买新鲜水果─随着战事推进，能买到什么就是什么，只要别空手回家就行；每周一和周三下午，他在大学里做一次讲座；午餐后要午睡；少许运动；在厨房餐桌旁吃点心，通常都是葵花籽；然后，在起居室里陪我妈和外婆待一两个钟头，有时聊天，有时不说话，只是坐着；晚餐，之后阅读一小时；上床睡觉。
我们有交流，但总是缺乏互相怜悯，总是没有意识到很多事情已是今非昔比。有一次，他强迫我留在家里，和大家一起过圣诞家庭聚会，我灌了一晚上干邑，因为我太清楚他不会当着客人的面训斥我。还有一次，我和奥里在一台破自动售货机后面亲热良久，回到家已是凌晨四点，眼线晕了，头发乱了，却发现外公在屋外的人行道上，刚刚看完急诊归来，正以儒雅风度推挡一个长腿金发美女的迫近，我很快反应过来，那是一个妓女。
“你瞧，我的外孙女来了。”我走近时听到他这么说，那口气真像个溺水的绝望人。他眼角的皱纹立刻舒展开来，显然松了一口气，在此之前我决不指望夜半归家时会有这样的待遇。我迈上人行道，站到他身旁，他立刻抓牢我的胳膊。“就是她，”他欢快地说道，“你瞧，她来了。”
“滚开。”我对妓女说，并且极其清醒地发觉自己的胸罩岌岌可危，只剩下一只背钩勉强搭住搭扣，随时都有可能松开，让这个场景更为尴尬。
外公给了风尘女五十第纳尔[2]，然后去开底楼的门锁，我在他身后，看着她扭着火柴棍般的细腿走远了，高跟鞋的跟一只高、一只低。
“你为什么要给她钱？”我们上楼时，我问他。
“你不应该那么粗鲁，”他说，“这不是我们对你的教养。”我们走向房门时，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因为可耻。”
那几年，我们的关系大致如此。外公和我陷入冷战僵局，但竟不自觉。他把我的零花钱扣到史上最低，我开始习惯把自己的房门锁上，猫在被窝里抽烟。
那个春天的下午门铃响起的时候，我正躲在房里吞云吐雾。过了一会儿，门铃又响了，而且响个不停。我大概是喊了一嗓子，想让谁去开门，可没人应答，我只好把香烟搭在卧室窗户的外沿，自己去开门。
我记得那顶窄檐黑帽的形状，它几乎占满了猫眼，我没有看到那个男人的脸，但我着急回自己房间，也很恼怒竟然没有人来应门。
我开了门，那人说他来见医生。他的嗓音尖尖细细，一张肥脸像面团，简直让人诧异他是如何把它塞进帽子里去的，难怪他进门都没有脱下帽子。我觉得以前在哪里见过他，大概是医院里的什么职员吧，我带他走进屋，让他在门厅里等一会儿。母亲去大学备课了；外公外婆在厨房里吃午餐，尽管有点迟了。外公用一只手吃饭，另一只手伸在桌上，握着外婆的手腕。她正微笑着说什么，一看到我进去，她就指了指煨在灶上的一锅夹馅儿甜椒。
“过来吃点东西。”她说。
“过会儿，”我说，“有人上门找你。”我对外公说。
“谁啊？”外公问。
“我不知道。”我说。
外公吃了几勺夹馅儿甜椒，琢磨了片刻。“这算什么事儿？让他等着吧。我在和太太吃饭呢。”外婆把面包递给他。
我把黑帽人领进客厅，他在那里差不多坐等了二十分钟，只能东看西看。我不想让任何人指摘我待客不周，就去给他倒了杯水，可等我回来却看到他从手提箱里拿出一本笔记本，眯着眼睛打量我家墙壁上的画，还飞快地做记录。他的视线掠过外公外婆的结婚照、外婆保留的老式咖啡餐具和玻璃酒柜里的古董酒瓶。
他写啊写，我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怎么能让他进屋来呢？我吓坏了，而他吞下两口水，盯着玻璃杯，好像在检查它是否干净，我的恐惧顿时化为一股怒气。我冲进自己的房间，把保罗·西蒙的磁带放进随声听里，戴着耳机回到客厅里，假装打扫房间。我把随声听别在口袋里，故意让他看到我胆敢使用走私品，塑料小窗口里一圈圈轮转的正是我的怨愤，当我用一块湿抹布抹过电视机、咖啡桌和我外公外婆婚礼上的照片时，他朝我眨了眨眼睛。我认为自己在挑衅他，可他似乎没有被触怒，依然在他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直到我外公走出了厨房。
“您需要我的帮助吗？”外公说完，黑帽人才起身和他握手。
黑帽人说下午好，他代表征兵处来拜访。他把证件给外公看了看。我把耳机音量调小，开始一本一本地擦书上的灰。
“噢？”外公应了一声，没有让黑帽人落座。
“我来确认您的出生日期和兵役记录，”黑帽人继续说，“代表征兵处。”外公站在咖啡桌的另一侧，双臂交叉抱在胸前，上上下下地打量他。“这是标准程序，大夫。”
“那就走程序吧。”
黑帽人戴上眼镜，把手上那本账簿翻到刚才做笔记的那一页，用一只肥大苍白的手指点着字句，没有抬头，问我外公：“您是否出生于1932年？”
外公点了一下头。
“出生地是哪里？”
“戈林纳。”
“戈林纳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我估计，从这儿往西北四百英里的地方。”
“有无兄弟姐妹？”
“没有。”
“您在1947年到1956年间曾在国家军队服役？”
“没错。”
“为什么又离开了军队？”
“为了去大学工作。”
黑帽人记下一笔，抬头看了看外公，微微一笑。外公面无表情，黑帽人自找没趣，微笑也很快消退。
“有孩子吗？”
“一个女儿。”
“她住在哪里？”
“这里。”
“孙辈呢？”
“一个外孙女。”
“这所房子里有没有居住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壮年男性？或是户籍所在地在这里的？”
“没有。”
“您的女婿呢？”
看得出来，外公正用舌头抵着牙根。“没有其他男性住在这里。”
“另外─大夫，我很抱歉，这是标准程序─您的妻子呢？”
“她怎么了？”
“她也出生于戈林纳吗？”
“为什么问这个，你们也要征她入伍吗？”
黑帽人没有作答。他正低头在纸面上查找，好像在数数。
“您妻子的完整姓名？大夫？请您回答。”
“大夫夫人。”外公这么说，他的语气迫使黑帽人抬起头来。
“大夫，我刚才说过了，这是征兵处要求执行的标准程序。”
“我不相信你，也不喜欢你那些问题。你兜着圈子想打探什么，还不如直截了当地问我，省得浪费我的时间。”
“您妻子出生在哪里？”
“萨若波。”
“我明白了。”黑帽人说。我早就停下抹灰的假动作了，此时正捏着湿布站在那里，目光在外公和黑帽人之间摇摆。我可以想象，外婆正坐在一门相隔的厨房里，也默默聆听这段问答。我们都听说过，这种事曾发生在别人家里；是我把这厄运迎进了家门。
“那么，您妻子的家人住在─”
“我妻子的家人就住在这栋房子里。”
“您妻子和萨若波的亲朋好友有联系吗？”
“当然没有。”外公说。多年后我才会明白，他为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就算她想联系，我想也很难办到吧，毕竟那里已被夷为平地了。”
“我只是执行公务。”黑帽人故作亲切地笑了笑。现在，他显然想附和外公，以便顺利完成自己的分内事，他用一只手划过空气，示意这个房间。“您的家产颇为殷实，如果您妻子在萨若波还有兄弟姐妹……”
“滚出去。”外公打断他的话，他却愚蠢地眨巴眨巴眼睛。我的脖子都僵硬了，抹布里挤出来的冷水顺着我的大腿滴下来。
“大夫─”黑帽人再开口，外公再次打断他。
“你给我滚出去。”他背着双手，脚后跟前后摇摆，肩膀压向前，仿佛按捺不住要往前冲了，他一脸厌恶鄙夷地喊道：“滚出我家。滚！”
黑帽人合上了笔记本，收好，再拾起手提箱，把它搁在咖啡桌的边角。“这样的误解毫无必要。”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外公说着，毫无先兆地突然弯下身子，抓住手提箱的拎手往外拽。黑帽人没有松手，拎着箱子一个趔趄，咖啡桌被撞翻了，桌上的花瓶、夹层里的旧报纸杂志都震落在地板上，手提箱也松开了，里面的东西散落出来。黑帽人蹲下身去，脸涨得通红─该死的，瞧这乱的，先生，真的没必要这样─他不停地把文件、纸张归拢回手提箱里去，外公呢，就像突然变成了卡通片里的人物，竟然一脚踩到纸堆里，把那些掉落的报纸、信件、杂志和促销单踢飞，扬起一团团纸云。他看起来很滑稽，穿着套装，一双长腿显得怪别扭的，胳膊也疯狂地左右挥舞，嘴里一个劲儿地念叨着，语调也甚至没有变化：“滚出去，滚，滚，给我滚，滚出去。”等黑帽人把自个儿的东西都塞回了手提箱，外公已经把门大开，握着门把手站在门边了。
三个月后，针对名医的政府禁令出台。显然，除了外公，还有很多人和旧体制、其他省份，以及那里的家属有牵连。年过五十、有反对国家统一之嫌疑的大夫们被勒令停止行医，并得到书面通告，他们在大学里的授课将被严密监控。
我们国家的人常常义愤填膺，并自以为是，不了解内情的人总觉得这傻里傻气的；尽管外公发自内心地想要保护我们，他也被这种国民性格所困。外公请来一个锁匠在前门安了防盗锁，锁匠是他以前的病人，曾患有胆结石，被外公治好了。我从没见过那么复杂的套锁。从门内看，前门像是个巨大的表芯，你得用三套钥匙才能从外面打开门锁。机关转动的声音能把死人吵醒。虽然外公的行为并未触及底线，不至于遭到停课处置，但他还是主动提交了辞呈。随后，他给每一个病人打电话，在我看来，那些电话简直无休无止。有关部门不让他行医，他偏要排出一套紧凑的上门就诊计划，包括各种各样的病人：得了哮喘的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失眠症患者，最近刚戒烟的教书匠，背伤尚未痊愈的建筑工人，得了臆想症的截瘫患者，得了肺结核的饲马员，处于戒酒期的知名演员。
我坐在他桌边的扶手椅里听他打电话，偶尔翻翻白眼。我搞不清楚，他这个决定是出于对患者负责，还是某种回光返照的青春期固执─我在自己、佐拉和码头边的孩子们身上能发现类似的冥顽不化。后一种可能性更大，那可把我吓坏了，但我没胆量直截了当地去问他：这种劲头搁在我们身上是极度叛逆，在他那里就意味着不可理喻的愚蠢，而他真的可能冒这样大的风险、为此搭上一切？这个不敢问，但我假设了各种可能出现的可怕后果─万一哪个患者走漏风声呢？万一你上门就诊时被人跟踪呢？你亲自拿着一沓大病小病的处方去药房抓药，却明显没有得病，药师追问起来怎么办？如果哪个患者不幸中风、大出血、动脉瘤爆发而不治而亡，因为你的患者不去医院，患者家属归咎于你怎么办？如果你因谋杀罪入狱怎么办？我们该怎么办？─面对我的追问，他却是一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的气势。那几个月里，我还是第一次和他说了那么多话。
“为什么我非得扮演大人的角色？”坐在常去的咖啡座里，等着布兰科低吼的声音从麦克风里传出来时，我这样问佐拉。“他干疯狂的事，为什么非要我去指出来呢？”
“我懂，”佐拉会这么附和一句，对着她粉盒里的小镜子撅起嘴，“真的。”
外公肯定发觉了，相比过去的两年，现在我们相处的时间越来越多了。他也肯定看到了，早餐后的咖啡是由我来煮，而不是外婆；早餐时关于新闻的争论也不会以我胡乱挥扬一只手、念叨一句“你还能指望什么，这不是在打仗吗？”收场，相反，我会追着他去集市采购，从楼梯到大街，一路不停地和他争辩下去；外婆打理铺床、费劲地切割硬邦邦的老菜梗、不再打盹而是习惯看电视时，我会义正严词地评点时局。他肯定注意到了，每天晚上他出门就诊后，我就在厨房里做作业，然后熬夜填字谜，一直等到他回家。他把一切都看在眼里，但对我的新日程不置一词，也从未邀请我分享他的新生活。或许，这是一种惩罚，那时候我认为这是为了惩罚我学坏了，或是因为我让黑帽人走进了我家；但现在我明白了，那是在惩罚我过于轻易地放弃了老虎。
不过，我最终还是赚回了一点什么，因为他对我讲起了不死人的故事。
那年夏天我刚满十六岁。有个肺炎患者─我不知道是谁─久治不愈，外公增加了看诊次数，每星期都要去一到三次。我填字谜填到打瞌睡，硬撑着不去睡，决意等他回家，不知道几小时后，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外公正站在门厅里，把台灯开了又关，关了又开。他看我坐起来了，就不再捣腾灯了，有那么几秒钟，我呆坐在彻底的黑暗里。
“纳塔利娅。”我听到他在叫我，这才意识到他在招呼我从沙发上下来。现在我能看到他了。他仍然戴着帽子，穿着雨衣，困极了的时候看到他回家，我先是舒了一口气，转而有点不耐烦。
“干吗？”我睡意蒙眬地说道，“什么事？”
他指了指门，说：“轻点。快来。”他的手臂里搭着我的雨衣，右手拎着我的跑鞋。显然，没有让我换衣服的时间了。“出什么事了？”我接着问，把脚硬塞进已经绑好鞋带的跑鞋里。“有什么事吗？”
“你会明白的。”他举起雨衣，让我把手臂伸进袖子。“快点，利索点。”
我心想：没错，终于到了这一天─他肯定害死谁了。
电梯的动静太大，所以我们走楼梯下去。外面，雨已经停了，但积水从市场街那儿流下来，仍在滴滴答答地流进沟渠，带来一股卷心菜和凋谢的花的气味。街对面的咖啡店早早关门了，户外座位区围上了铁链，被雨淋湿的椅子反摞在桌子上。一只大肥猫坐在药房外的雨篷下，眨了眨眼睛，没好气地看我们从街角的路灯下走过。这时，我已不想费事去扣外衣纽扣了。
“我们去哪儿？”我问，“出什么事儿了？”
可外公一言不发，只顾快步往前走，我几乎要小跑才能跟上他。我心想，要是我放声大哭，他会放我回家吧，可还是亦步亦趋地跟着他。我们走过面包店、银行、歇业的玩具店─我在那儿买过好多贴纸，可那本《森林星人彩图集》到底是没拼完；接着是卖炸面包圈的小摊，甜腻的气味仿佛渗到周遭的空气里了；再走过文具店、下个街角的报摊。走了三个街区，我才发现，这是何等安静啊。我们走过的两家咖啡店都打烊了，还有一家开到深夜的烧烤店如常营业，可今晚只有一个服务生对着一张八人餐桌转硬币玩。
“到底是什么事？”我问外公。
我在想，万一我妈半夜醒来发现我俩不在家，她会怎么办？我们已经快到小巷的尽头了，再往前就是林荫大道，我猜想，大马路电车轨道两旁的嘈杂必会打破穿街走巷时的静默。可当我们走到那里，竟是一辆车都没看到，空无一物。从林荫大道的这头到那头，每扇窗里都是黑黢黢的，一轮晕黄的月亮正慢慢爬上山顶老教堂圆顶的弧尖。月亮渐渐升高，仿佛也在聚拢宁静，变成围绕我们的一只茧。万籁俱寂，没有警车铃声，街边地沟里没有老鼠窸窣，甚至外公停下脚步时也没有声响。他对着街巷远眺近望，再朝左拐，沿着林荫大道往东，穿过了骑士广场。
“不远了。”我紧紧跟着他，近到可以看清他的侧脸。他在微笑。
“去哪儿不远了？”我气喘吁吁地问，还很生气，“你要带我去哪里？”我挺了挺身子，停下来，“要是你不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就不再跟着你了。”
他转身看着我，气恼地说：“轻点，你个傻瓜，别捣乱。”他嘘了一声。“难道你没感受到吗？”突然，他用双臂在头顶搭出穹顶的样子。“这不是很可爱吗？全世界除了我们，没别人醒着。”接着他又迈步向前走。我呆立片刻，眼睁睁看着他走远，那是个又高又瘦、悄无声息的人影。我的心头突然一热，恍然大悟：他不需要我陪他去，而是希望我在那里。不知不觉间，他已邀请我再次走进他的世界了。
我们走过一家家早已停业的商店空荡荡的橱窗；漆黑无光的建筑物上，只有鸽群簇拥在防火梯上；一个乞丐睡得很香，要不是我意识到万事万物都被寂静笼罩着，我几乎认为他是死了。
等我总算赶上外公，我说：“嘿，我不知道我们去干吗，反正要算我一个。”
就在这时，他突然在我前面停下来，我的下巴磕在他的手肘上。我被撞得后退了一步，他也转过身，抓住我的肩膀，等我稳住脚步。我揉了揉下巴，轻轻的咔嗒一声。
外公站在路边，指着远处空荡荡的大街。“那儿，看哪！”他的手激动得微微颤动。
“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对他说。
“你看得到，”他说，“纳塔利娅，你看得到。好好看。”
我凝视远方，悠长的电车轨道顺滑延伸，微微闪光。对面的路边有一棵树，一杆路灯的灯泡不亮了，一只被掏空的垃圾桶横躺在路上。我刚想张口说“什么”，就在那个瞬间，我看到了。
半个街区之外，有一团巨大的阴影在街上移动，沿着革命大道非常迟缓地移动着。一开始，我以为那是辆巴士，但那形状更像是有机体，更笨拙，更何况，巴士不会走那么慢，而且几乎悄无声息。并且，这阴影在摇摆，摇晃，随之稳住，再冲出另一次摇晃，像一个负重的大浪渐渐离我们而去，每次它向前涌一点，就会在铁轨上留下一种轻柔的拖曳声。就在我们观望的时候，那东西吸进了空气，又低沉地呼出一声叹息。
“天哪，”我说，“那是一头大象。”
外公没有说什么，但当我仰视他时，他在微笑。走了这段长路，他的眼镜蒙上了水汽，但他没有摘下来去擦。
“快来。”他说着，拉起我的手。我们在人行道上飞快地走，直到和它并排，再超过它，我们停在一百米开外，那样就能看着它朝我们走来。
从这个距离看，大象简直占据了整条街─它的声音和气味；大耳朵贴着圆滚滚、巨石般的脑袋；大大的眼帘；一直隐没到股臀间的弧形脊骨；挪动巨大身躯时垂荡在肩膀和膝头的干燥皮肤的褶皱。拖到地上的鼻头微微卷曲，像一只拳头扫着地面。就在它前面十几码，一个年轻人面朝它、慢慢地倒退行走，手里抱着一袋东西，不管里面是什么，肯定对它有莫大的吸引，他吹出轻轻的口哨，引它向前。
“我回家时，在火车站看到他们，”外公说道，“他肯定要把它带进动物园。”
年轻人一步一寸沿着铁轨往后走，他看到我们就点了点头，微笑，还摘下帽子鞠了一躬。他时不时地从袋子里拿出什么递出去，大象就会从地面抬起象鼻，取走那份奖赏，慢吞吞地卷进黄色长刀般的象牙间。
日后我们会在报纸上看到：几个士兵发现这头象在一个废弃的马戏团旧址奄奄一息；我们的动物园园长不惜一切要它过来，哪怕动物园闭馆了、破产了，他仍希望孩子们有朝一日见到它。一连几个月，报纸上都会刊登它在动物园新象馆里的照片，它瘦骨嶙峋地站着，肋骨清晰可见；那是寓意未来的图像，是动物园对未来的承诺，是不可辩驳的战争结束的象征。
外公和我站在公交车站，大象缓慢地、优雅地走过去，被那个年轻人手中的食物诱惑得如同走在梦里。月亮投下一片光，依稀照亮象鼻里、下巴上那些又长又软的细毛。大象的嘴张着，舌头像一条湿漉漉的手臂弯在里面。
“没人会相信的。”我说。
外公说：“什么？”
“我的朋友们，谁都不会相信。”
外公看着我，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我，好像不相信我是他的亲骨肉。即便是我们疏远的那段日子里，他都不曾这样看过我，之后也没有过。
“你开什么玩笑，”他说，“看看你四周。想一想。这是夜半时分，哪儿都没有人。在这个城市，这个时间里。地沟里连条狗都没有。空的！除了这头大象─而你打算把这一幕讲给你那些傻瓜朋友们听吗？为什么？你以为他们会懂吗？你以为他们在乎吗？”
他把我留在身后，跟着大象走。我的双手插在衣袋里，傻傻立在原地。我感到自己的声音渐渐落空，彻底地落出我的身外，我没办法发出一点点声音，去向他、或向我自己讲说任何言语。大象正在大街上慢慢地走。我跟着它。一条街区以外，外公在一条破长凳旁停下脚步，他在等待大象。我紧走几步跟上他，然后，我俩一起并肩站着，沉默着，我的脸滚烫滚烫的，他的呼吸声几乎听不见。年轻人没有再看我们。
最终，外公说话了：“你得明白，这就是那种时刻。”
“什么时刻？”
“那种你留给自己的时刻。”
“什么意思？”我说，“为什么？”
“我们身在战局，”他说，“这场战争─相关的日期、姓名、谁挑起的、为了什么─属于每个人。不只是卷入战情的人，还有写新闻报道的记者、千里之外的政客、从没来过这里甚至没有听说过这地方的人。但是，眼前这样的事是属于你的。只属于你一个人。还有我。只有我们。”他背着手慢慢踱起步来，每走一步都把鞋尖跷起，拖延每一个动作，放慢脚步。没有转身、掉头或回家的念头。就这样沿着大街走下去，只要大象和年轻人还能容忍我们。外公又说：“在讲出去之前，你必须考虑清楚，在什么场合，对谁讲。谁应该听这个故事？你外婆？佐拉？显然，和你在码头上混的那个蠢货是不配的。”
这话很刺耳。“他走了。”我轻轻地说。
“但愿我能说我感到很遗憾。”外公说。
“反正，我很遗憾，”我说，“他被征用了。”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他有所负疚，其实我根本不能确定他去当兵了。
随后片刻，我俩都没有说话。大象的呼吸沉坠在我们身旁。仿佛身处轮机舱内。每隔几分钟，它就会发出一声高频的、执拗又空洞的轻啸，那是在明示它的不耐烦，年轻人就会迅速给出一把食物。
我又问外公：“你有没有这样的事，只属于自己的？”
“现在我有了。”
“不，我是说以前。”
我看到他在思索。我们伴在大象身边走了许久，他一直在思索。也许，在些许不同的环境里，他会把老虎的妻子的故事告诉我吧。但是，他对我说起了不死人。
外公背着手，走在我们的大象的阴影里，说道：
那是1954年的夏天。不，是1955年，因为那年我遇到了你外婆。我是军营里的首席伤员鉴定助理，我的学徒─用你们的话来说就是实习生，愿他安息─叫作多米尼克·拉兹洛，很聪明的匈牙利小伙子，付了一大笔学费来我们大学进修，可是一句南斯拉夫语都不会说。天知道他为什么没去巴黎或伦敦。他很擅长外科手术，不过，别的事情就没那么擅长了。无论如何，我们接到一个村子打来的一通电话，说那儿有种怪病。有些人已经死了，活着的人很害怕；得病的人会剧烈咳嗽，早晨醒来枕头上有血迹。在我看来，说这种病很神秘，就好比房间里有一只大肥猫，猫的胡须上沾了几滴牛奶，结果每个人都在问，牛奶碟怎么空了。
那就去呗。我们跳上一辆运货马车直奔那个村子。迎接我们的人叫马雷克，是村里某个大人物的儿子，还上过大学。就是他发电报让我们去的。他很矮，但很壮，负责带我们穿过村子去他父亲家。马雷克的姐姐是个长相端好的胖女人，和你猜想的村妇模样差不离。她给我们端来咖啡和涂了奶酪的面包，我们在军营里成天到晚喝粥，能换个口味倒不错。吃完东西，马雷克说：“先生们，咱们这儿有了新状况。”我以为他会说：感染怪病的人越来越多了，死的人也多了，人们都吓疯了。至少我猜对了一半儿，人们确实是吓疯了。
简而言之，事情是这样的：有个男人死了，并且举办了葬礼。就在葬礼上，这个名叫迦沃的男人从棺材里坐起来讨水喝。大家都吓坏了。那是下午三点，送葬队列在教堂墓地外的小山坡上，正朝墓地走去。一开始，从棺材里传出尸体移动的声音，当棺材盖滑动起来，他便露出脸来，这个叫迦沃的男人面色苍白发青，正如人们发现他肚皮朝上、浮在村野荒郊的水塘里时那个样。迦沃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坐起身来，手里拿着帽子，口袋里插着折好的紫色手帕。人们都惊呆了。他挺着身子，坐在自己的棺材里就像坐在船里，四下看看丧着脸、红着眼的送葬队列，说道：“水。”就这样。抬棺人反应过来，立马抛下棺椁，和送葬的人一起跑，像群疯子似的跑进教堂里，这时候，迦沃已经跌回了棺材里。
这就是马雷克所说的新状况。
从马雷克的家，也就是我们当时坐着听他说话的地方，我能看到敞开的前门和门前的小路，小路穿过田野，一直通到教堂墓地。我只是注意到村子里空空荡荡的，还有，小教堂的门外有一个拿着手枪的男人，马雷克告诉我们，那是殡葬人，名叫阿郎·达里奇，他已经六天六夜没睡觉了。我心里已在琢磨，还不如先治疗阿郎·达里奇呢，肯定更能见效。
这时候，马雷克还在讲故事的下文，这个段落里，名叫迦沃的男人没再从棺材里坐起身。抬棺人抛下棺材后，迦沃试图再次坐起来，送葬队列里的某人开了枪，把两颗子弹射进迦沃的后脑勺，总算没让他爬出来。且不去说葬礼上为何有枪弹随取随用，这不是我们要关心的。马雷克喝了两三杯梅子白兰地后才讲完这一段。
整个听的过程中我都在做笔记，也在思忖迦沃和怪病有什么关系，我来这儿本该是治传染病的。当他提及那两颗子弹时，我把铅笔放下来，问道：“也就是说，那个人本来没有死？”
“不是的，不是的，”马雷克说，“千真万确，迦沃是死了。”
“开枪之前就死了？”我问他，因为在我看来，事态已经发生了转变，现在他们似乎是在掩盖一宗谋杀案。
马雷克耸耸肩，说：“是难以置信，我知道。”
我继续做笔记，但写下来的东西却没有意义，坐在桌子对面的马雷克饶有兴趣地一个劲儿瞟。我估计多米尼克根本没明白这其中的起承转合，正眼巴巴地瞅着我，好像在等我给出某种合理的解释。
我说：“我们要看看尸体。”
马雷克的两只手放在桌面上，我发现他是那种一紧张就咬指甲的人。最近他可没少咬。他对我说：“你确定这是必须的吗？”
“我们必须看一下。”
“这事，不大好说，大夫。”
我已写了一份清单，列出了我想谈话的对象─所有不舒服的村民；这个名叫迦沃、起死回生的人的家庭成员；牧师和殡葬人，他们尤其重要，因为他们应该最清楚在迦沃受枪伤之前病到什么地步。于是，我说：“马雷克先生，这儿有许多人有生命危险。如果这个人病了─”
“他没病。”
“什么？”
“他很健康。”
多米尼克看看马雷克，又看看我，茫然到了极点。他跟我行医有一段日子了，能判断出来我此刻的表情恐怕不能称之为高兴，但他显然被这种场面搞糊涂了。马雷克的脸色也好不到哪儿去。我说：“非常好，那么，马雷克先生，我会告诉你我怎么看待此事。根据目前村子里的情况，包括那位迦沃先生，我可以有把握地说，之后的检查将验证我的推断─肺结核，符合你先前向我描述的症状——带血的咳嗽之类的。我想让所有感染的村民到你们的村诊所集合，越快越好，另外，我会要求将本村隔离，直到我们对疾病扩散的程度做出全面评估为止。”
就在这时，他趁我没留神，冷不丁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肺结核？”他看起来是那么忧心如焚。我以为他是因为肺结核而忧心，但也意识到那种忧虑非同一般─他看我的眼神让我觉得这个诊断不合他的心意，好像不够充分，也不够精准。
马雷克说：“难道不会是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