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死后的清晨开始，灵魂会盘桓四十天。四十天开始的前夜，灵魂栖候在汗渍未消的枕上，静看生者帮死者叠放手臂、合拢眼帘，把烟雾和寂静闷在屋子里，以防新生的灵魂钻出门户和地板间的缝隙，像溪流一样泄出屋子。生者知道，灵魂会在破晓时分离开他们，飞到往昔之所在─年少时待过的学校和宿舍，军营和陋舍，夷为平地又再建起的房屋，让人追忆爱和愧疚、艰难和纵情之乐、乐观和狂喜的地方，对他人而言毫无意义但对死者本人来说无比美妙的回忆之所─有时候这段旅程太过漫长，灵魂会忘记回来。因此，生者特意停滞日常事件：为了迎接新获自由的灵魂，生者们将暂不做清洁，不洗、不晒、不收，在四十天里不挪动属于灵魂的物品，希望那份依恋和渴盼会把灵魂再次带回家，用一则讯息、一丝征兆，或是一份宽恕鼓舞游魂归来。

如果诱引得当，灵魂会在数日后回来，在抽屉间翻寻，从碗柜里朝外凝望，借着碗碟架、门铃和电话的触感寻求慰藉，提醒自己每样东西的功用，确认活着的时候自己是谁；灵魂触碰物品的时候总会发出声响，向居住在屋子里的生者们宣称自己的存在。

电话里，外婆轻声告诉我外公的死讯，又提醒我记住灵魂的这些事。对她来说，四十天是事实，是常识，是安葬了双亲、姐姐、众多表亲和乡亲之后得到的真知，也是安慰外公时的固定台词─每当外公格外费心治疗的病人不治而亡，她都会这样复述一遍─用他的话来讲，那纯粹是迷信，但年纪越大，她越是笃信不疑，他也渐渐不再抵牾，任她去说。

外婆处在震惊之中，也很愤怒，因为外公的四十天被剥夺了，因为他是那样死的，现在只给我们留下了三十七八天。死的时候，他是一个人，在远离家园的旅途中；前天，就在她熨烫他的衣服、在清晨洗碗碟时，根本不知道他已经死了，她无法承受这种后知后觉可能带给死灵的种种不妥。他是在边境那一边名叫“兹德拉夫克夫”的不明不白的小镇的诊所里死去的；她问过的每一个人都不知道兹德拉夫克夫在哪里，当她问我时，我说的是实话：我不知道他去那里干什么。

“你在撒谎。”她说。

“外婆，我没有。”

“他对我们说，他是去见你了。”

“那不可能是真的。”我说。

他对她说谎了，也对我说谎了，我恍然大悟。他利用我的跨国之旅为借口，偷偷溜走了，我和外婆都不知道他出行的真正原委─她说他是在一星期前坐汽车走的，就在我出发之后。外公去世后，兹德拉夫克夫诊所的员工花了整整三天才追查到他的家人在哪里，把死讯告诉我外婆和我母亲，再安排运送尸体。棺材是那天清早运抵市政停尸房的，而我已远在四百英里之外，站在境内最后一个服务站的公共卫生间里，拿投币电话压着耳朵，把裤腿卷了起来，手里提着凉鞋，光着脚踩在破裂的水池下的绿瓷砖地上。

有人在水龙头下接了一条软管，它垂在那里，喷口朝下，连着热水器，漏出一条细水流滴到地板上。肯定漏了几小时了，满地都是水，浸没了瓷砖缝，漫上了蹲式厕所的边沿，淹没了门阶，一路流进棚屋后头干涸的花园里。但这一切丝毫没有干扰到卫生间管理员─一位扎着橘色头巾的中年妇女，一开始她在角落的椅子里打盹，后来拿了一把钞票走了出去。我还没拿起听筒就开始害怕，不敢去想传呼机上七通外婆的呼叫意味着什么。

我感到十分生气，因为她竟然没有告诉我外公离家了。他对她和我妈妈说，我去布莱加维纳孤儿院打疫苗，而他对这次慈善医疗之旅有所担心，所以赶来帮忙。但我也不能责怪外婆，因为我不能说漏嘴，如果她知道他病了，她就肯定会提前通知我，但外公和我一致对她隐瞒了病情。所以，我只能让她说，绝口不提三个月前我曾陪他去军事医学院找他多年的同事─一位肿瘤专家。外公看完肿瘤医生拿出的扫描片子后，脱下帽子搁在膝头，说道：“该死的，你想找只小虫，结果发现了一头驴。”

我又塞了两枚硬币，电话里有呼呼的杂音。燕子从卫生间的砖檐上飞下来，落在我脚边的水塘里，抖了抖身上的水。外面阳光普照，烘烤着晌午的静谧，潮湿、酷热的空气和我闷在这间屋子里，通向大路的门道被照得晃眼，等候在边境检查站的车辆在晶晶亮的沥青路上排成一列紧凑的车队。我能看见我们的车，左侧的凹痕是最近和一辆牵引车撞的，佐拉坐在驾驶位上，车门没关，一条长腿伸出来，脚在地面上蹭，她时不时朝后面的卫生间瞥一眼，车子越来越靠近海关检查亭，她也越来越频繁地往后张望。

“他们昨晚打来电话，”外婆的声音越来越大，“可我想的是，他们准是搞错了。在得到确认之前我不想给你打电话，万一不是他呢，我不想让你担心。可你妈今儿一大早就去停尸房了。”她安静下来，接着又说：“我不明白，怎么也想不通。”

“外婆，我也不明白。”我说。

“他是打算去找你。”

“我不知道有这事。”

接着，她的语调变了。她，我的外婆，开始怀疑了，为什么我没有哭？为什么我没有歇斯底里？我们交谈的前十分钟里，她或许允许自己相信，我那么冷静只是因为身在外国医院里，有任务在身，身边还围着一群人，大概都是同事。如果她知道我藏在边境休息站的卫生间里，只是为了不让佐拉听到，她肯定早就质问我了。

她说：“你就没什么要说的吗？”

“我真的不知道，外婆。为什么他要撒谎说来看我呢？”

“你都没问这是不是一次意外，”她说，“为什么你不问问这个？为什么你没问他是怎么死的？”

“我甚至不知道他出门了，”我说，“这事的前因后果我都不知道。”

“你没在哭。”她说。

“你也没有。”

“你妈的心都碎了，”她对我说，“他肯定一早就知道了。他们说他病得很严重，所以他肯定是知道的，他肯定对谁说过。是你吗？”

“如果他知道自己病了，他哪里都不会去的。”我希望自己的话听起来是可信的，“他应该更清楚后果才是。”镜子上的金属架上叠放着几条白毛巾，我拿下一条来抹了抹脸和脖子，毛巾上留下一条条灰色污渍，于是我又扯下一条，直到把五条毛巾都用完为止。没有洗衣篮可以投放脏毛巾，我只好把它们留在水池里。“他们是在哪里找到他的？”我问，“他走了多远？”

“我不知道，”她说，“他们没有告诉我们。反正是在那一边。”

“也许是个专科诊所。”我说。

“他是去看你的。”

“他没有留下什么信？”

他没有。我突然明白了，很可能，母亲和外婆都把他的这次离家归结为不愿意退休，比方说，他曾假装出城给卧床在家的新病人问诊─我俩就以这个莫须有的病人为由，去拜访他的老朋友肿瘤医生，他俩都参加每周一次的医生午餐会，肿瘤医生给他注射特殊配方、能够减轻病痛的针剂。五彩缤纷的配方，外公回到家就会这么说，好像他一直都知道那些配方不过是添加了食物色素的水，好像那也无所谓。一开始，他或多或少找回了健康体魄的派头，那倒是帮他轻易掩饰了病症；但是，只有一次，我亲眼看到他从会诊室里出来，就威胁他说要告诉我妈妈，可他说：“你敢。”所以，就这么着了。

我外婆在问：“你已经到布莱加维纳了？”

“在过境，”我说，“我们刚搭渡轮过来。”

外面，车队又开始往前挪动了。我看到佐拉把烟头扔在地上，把腿伸进去，关上了车门。砾石路肩上有一群躁动不安的人，有的在活动筋骨，有的在抽烟，检查车胎，把水龙头里的水灌到瓶子里，不耐烦地朝车队最前方张望，要不然，就是在把本想偷偷带出境的点心和三明治扔掉，冲着卫生间外的墙壁撒尿，手忙脚乱地钻回自己的车。

外婆沉默了片刻。我听得到电话线路里咔嗒咔嗒的噪声，她又说道：“你妈想在后面几天把葬礼办了。佐拉不能一个人去吗？”

如果我跟佐拉讲明实情，她肯定让我立刻回家。说不定还会把车给我用，她会带上放疫苗的冷藏箱，随便搭辆车过境，把我们大学的慈善爱心速递到海岸线那头的布莱加维纳孤儿院。可是我说：“我们都快到了，外婆，很多孩子在等着接种呢。”

她没有问我第二遍。外婆只是告诉我葬礼的日期、时间、地点，其实我早就知道会在哪里举行，是在俯瞰本城的斯特米亚山顶，薇拉奶奶─我的外高祖母─就埋在那里。她挂了电话，我用手肘推开水龙头，灌满了水壶，刚才我就是以此为由下车的。走到门外的砂石地，我先抹干了脚，再穿上鞋；佐拉让引擎空转，跳下车，轮到她去厕所了，我爬进驾驶座，把座椅往前拉，因为我的腿没她长，再确认一遍我们的驾照和医药物资进口证明文件都以正确顺序排放在仪表板上。我们前头有两辆车，海关官员正在打开一对老夫妇的车的后备箱，他的绿色衬衫紧紧裹着胸膛，他俯身仔细检查，用戴了手套的手拉开皮箱的拉链。

佐拉回到车里，我没有把外公的事告诉她。对我俩来说，这一年已经够惨了。一月罢工，我失策地跟着一群护士走上大街；沃伊沃达诊所奖赏我的是无限期停职令，因此，我在家闲了几个月─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算得上因祸得福，因为外公的诊断书下来时我刚好在他身边。一开始他挺高兴的，但逮着机会就嘲笑我是天下最好骗的大笨蛋，竟然被勒令停职。后来，随着病情加重，他在家的时间反而越来越少，还建议我也这么做；他不希望我整日无所事事，闷闷不乐，更不愿半夜醒来没戴眼镜却发现我在他床边晃来晃去，把他吓得半死。他说，我举止反常，就等于把他的病况泄露给外婆，我俩默默不语或交头接耳，明明一个退休、一个停职，却反而比以前更忙活，这些表象都会让她起疑心。他还希望我考虑一下自己将选择什么专科，明确停职令解除后我将何去何从。据外公说，我以前的导师，生化工程学教授斯尔詹先生“从中斡旋”，却没法帮我在停职事务委员会那里说句好话，对此外公倒不惊讶。我听从了外公的建议，回校参加大学联合诊所项目担当志愿者，自从战争结束后我就没再做过这事了。

佐拉想借这次志愿医疗行动躲开军事医学院里的一场是非。她四年前就拿到了医师文凭，却仍然待在外科中心诊部，尽可能多地实践外科手术的各种步骤，希望经验帮她决定未来专攻哪个科。倒霉的是，她只能跟着绰号“铁手套”的外科导师耗费大把时间，此人在妇产科当主任时，有一次要给病人做骨盆检查，竟然怎么也摘不下套在手腕上的一串银镯，因此得了这个诨号，城中无人不知。佐拉是个讲求原则的女人，公开的无神论者。十三岁那年，有个牧师对她说，动物全都没有灵魂，她回了一句：“主教大人，去你妈的。”然后走出教堂。佐拉和铁手套死磕四年，终于在这场风波中闹得势不两立，国家公诉单位禁止佐拉谈论此事，她保持沉默，甚至对我也讳莫如深，但根据医院走廊里的风言风语，事情涉及到一个铁路工人、一次医疗事故，铁手套可能喝醉了、也可能没醉，他在一次截肢手术中说了这种混账话：“别担心，先生─要是你把食指先咬下来，看着中指掉下来就容易多了。”

毋庸置疑，诉讼已提上议程。佐拉作为控方证人得到传讯，出庭指认铁手套。别看他声名狼藉，在医学界却有不少关系。现在，佐拉左右为难，如果把责任定给那个她鄙视多年的男人，就可能眼睁睁看着刚刚起步的事业和名声付诸东流；头一回，没有人可以指点她怎么做才是万无一失的，我不行，她父亲也不行，新男朋友就更别提了。出发后，我们先到联合诊所总部完成简报和培训的工作，在那一星期里，无论是对我的好奇心还是公诉人没完没了的电话，她都以坚决而彻底的沉默作答。直到昨天她才破天荒地承认，等我们返城后，她想听听我外公的意见。过去的半个月里，她没在医院里看到他，也就没看到他的面孔日渐苍白、包着骨头的皮肉越来越松垮。

我们看着海关官员没收了那对老夫妻的两罐海滩砾石，招呼下一辆车上前；他站到我们的车边，用二十分钟检查了护照、身份证和大学开具的证明信。他打开医药冷藏箱，在沥青路面上一字排开，这时候，佐拉弯腰凑近他，手臂交叉在胸前。“你明白的吧，东西放在冷藏箱里，就是说那东西对温度非常敏感，难道他们在乡村教室里没教过你什么叫冷藏吗？”他知道一切按部就班，没什么可疑的，也知道他没权利动我们一根汗毛。这让他不爽，因而更费周章地搜查我们的车，又用了三十分钟查看有没有武器、偷渡客、贝类或是任何缺少证明文件的宠物。

十二年前，也就是战前，布莱加维纳的人就是我们的人。国境线形同虚设，你可以开车、飞行、步行，走森林、走水路、走平原，想怎么过境都行。以前你过边境时，给官员的是三明治或腌甜椒。没人问你叫什么─不过，事实终于证明，每个人显然都为自己的族姓家名焦虑过。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任务在于重建。我们大学希望和地方政府合作，帮几家孤儿院步入正轨，并逐步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跨境回归本城。从长远的外交意义上说，这才是我们此行的真正目的，但在外行人眼里，佐拉和我去那里无外乎是给孤儿们做些卫生工作，看看他们有没有得肺炎或肺结核、长没长虱子，战争中和战后数年的饥荒中很多人得了腮腺炎、麻疹、风疹或相关疾病，所以还要给孩子们打疫苗；事实上，他们成为孤儿恰是因为我们的士兵杀死了他们的双亲和家人。我们在布莱加维纳的联络人是安通神父，是名圣方济各会的修士，他总是热情周到地给我们的传呼机留言，向我们确保此行平安无碍，并保证他的父母正期盼着好好招待我们，不用担心给他们添麻烦。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欢快，根本听不出来前三年里吃了多少苦头─他要筹措资金建起海岸边第一所官方孤儿院，与此同时，还在一座仅供二十名修士食宿的修道院里养活了六十个孤儿。

我和佐拉是二十多年形影不离的死党，在生活让我们分道扬镳之前，我们共赴这次慈善之旅。我们总是披着白大褂，甚至下班后也穿着，既让人信任，又惹人不安。我们带着四只装满MMR-II和IPV小瓶疫苗的冷藏箱，因而没人可以阻挡我们；还带了许多盒糖果，因为我们相信一旦开始接种，孩子们就会哭叫不止，那就是糖果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有一张老地图，哪怕隔了这么多年已经完全不准确了，我们还是把它放在车里。不管开车去哪里，我们都用这张涂满记号的地图：用大叉画掉的部分是去某次医学会议时要绕行的地区；简笔画的小人标志着我们曾经很喜欢的山顶度假村，他怀抱的滑雪板画得相当粗糙，而那地方已经不再属于我们国家。

我在那张地图上找不到兹德拉夫克夫，外公去世的地方，也找不到布莱加维纳，但事前就知道地图上没有标，所以我们已经标上去了。那是新边境线以东四十公里的海边小村。我们在紧贴海边、满是红屋顶的小村子里穿行，驶过教堂和牧马场、因缀满紫色风铃草而亮丽的陡峭旷野，在阳光下闪耀的瀑布悬在山路上方的峭壁下。我们时不时地开进林区，参天松林里夹杂着橄榄树和柏树，森林沿着缓坡向下蔓延，海面在树的缝隙间频现，有如刀光一闪。有些路段是铺过的，有些只剩断残的辙道，砾石路面经年未修。

车轮在路肩和车辙里颠上颠下，我能听到冷藏箱里的小玻璃管震得叮当作响。离布莱加维纳还有三十公里时，我们看到救济站和餐馆逐渐多起来，近海小岛上的旅游景点也慢慢恢复营业。我们开始看到水果摊和特色食品店，出售农家自制的胡椒饼干、葡萄叶拉奇加[1]、本地蜂蜜、酸樱桃和无花果蜜饯。我的传呼机上显示出三通外婆来电，其实佐拉带着手机，但我不可能在车里当着佐拉的面给外婆回电。又到了一个有投币电话亭的休息站，我们停车小憩，路边有个烧烤摊，搭着蓝色遮篷，旁边的田地里还有一间简易厕所。

休息站的另一头停着一辆卡车，一群士兵正在烧烤摊前排成长队。他们都穿着迷彩服，用帽子扇着风，看我下车朝电话亭走去，他们朝我挥帽示意。当地的吉卜赛小孩正在派发布拉奇岛新开张的夜总会的宣传单，这时都挤到电话亭外面，隔着玻璃门冲我笑。后来，他们又跑到车子边，问佐拉讨香烟。

我站在电话亭里就能看到那辆灰蒙蒙的军用卡车，油布篷顶折叠着；“波罗烤牛肉店”里有个大块头男人用一把大刀当锅铲，翻动着烤炉上的汉堡肉饼、牛肩肉和香肠，大概那就是老板波罗吧。电话亭后头有一条小路通向田野，田里的木桩上拴着一头褐色的牛，表情很滑稽，我突然想到，波罗日复一日地用那把大刀喂牛、屠牛、翻烤牛肉汉堡，再去切面包，不知怎的，我竟有点替烧烤佐料区前的那个士兵感到遗憾，他正往三明治上铺厚厚一层洋葱丁。

开车的时候我没留意头在痛，但现在，电话铃声响了六下，外婆接起电话，我突然感到头痛得厉害。一开始，她没有摘下助听器，尖锐的啸音先声夺人，直冲我的天灵盖。她把助听器的音量调小时，我听得到机器发出的哔哔声。还能听到母亲在不远处和某位前来悼唁的朋友说话，她的声音很轻却很坚决。

外婆却是歇斯底里的。“他的东西不见了。”

我让她冷静一下，请求她解释给我听。

“他的东西呀！”她说，“你外公的东西都─你妈去了停尸间，他们存着他的西装、外套和鞋子，但他的那些东西，纳塔利娅─都不见了，都不在他身边。”

“什么东西？”

“噢，上帝啊─‘什么东西’！”我听到她拍了一巴掌，“你没听我说话吗？我跟你说了，他的东西都不见了─那个诊所里的混蛋们偷了你外公的东西，偷走了他的帽子和雨伞，还有钱包。想想啊─你能相信吗？偷死人的东西。”

我相信，在我们医院里就听说过。这样的事时常发生在无人认领的死尸上，通常也不太有人去斥责肇事人。但我说：“有时候是会忙中出错的。那不可能是个正规的大医院，外婆，大概会晚一点送到。也许他们只是忘了寄过来。”

“他的手表，纳塔利娅。”

“求求你，外婆。”我想到他外套口袋里的《丛林之书》，当然想问一问那本书还在吗，但我心里明白，外婆还没有哭，我害怕提起任何让她哭起来的事。在那个时刻，我准是想到了不死人；但这个念头太突兀了，后来我才反应过来。

“他的手表！”

“你有没有那个诊所的电话号码？”我说，“你给他们打电话了吗？”

“我打了一遍又一遍，”她说，“没人接。那儿没有人。他们拿走了他的东西。上帝，纳塔利娅，他的眼镜─也没了。”

他的眼镜，我立刻想起他擦眼镜的样子─几乎把整块镜片都放进嘴里，哈一口气，再用一直放在口袋里的小丝巾把它擦干净─这突然让我不寒而栗。

“那是个什么地方呀，他到底死在了什么鬼地方呀？”外婆在说话。她的嗓子都哑了，都快喊破了。

“我不知道，外婆，”我说，“我真希望我早点知道他走了。”

“一切都不至于落到这个下场─可你们非要撒谎，你们两个，总是偷偷摸摸地说什么。他说谎，你也说谎。”我听到妈妈想从外婆手里接过电话，可外婆说：“不行。”我看着佐拉下了车。她慢吞吞地伸了个懒腰，再把车门锁好，冷藏箱都搁在乘客座的底板上。吉卜赛小孩们靠在车尾的保险杠上，把一支烟来来回回地递。“你肯定他没有留下一张字条？”外婆反问我什么样的字条，我说：“不管，随便什么样的留言。”

“我跟你说了，我不知道。”她说。

“他走的时候说什么了？”

“说他去找你。”

这回轮到我起疑了，我开始琢磨谁知道多少内情，又有多少事谁也不知道。多年来，我们家培养出了一套谎言模式，谈起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时每个人都会习惯性地撒谎，以免别人担忧，甚或恐慌；比如我妈在维瑞莫夫湖区小屋的车库里摔断了腿，我们就对外公外婆说，房子被水淹了，所以要拖延归期；又比如，趁我和我妈无忧无虑地去威尼斯度假的时候，外婆在斯特拉克瓦克的一家诊所里做了体外循环心脏手术，外公非说他一时兴起，带着外婆去瑞士卢塞恩泡温泉了，那通电话讲得驴唇不对马嘴，我和我妈被幸福冲昏了头脑，光知道说自己，居然也信了他。这一次，外公也指望这种家族习惯能帮他隐瞒病情。

“把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号码给我。”我说。

“为什么？”外婆问，她依然很怀疑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