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了，快告诉我。”我的外套口袋里有一张皱巴巴的发票，我就把它摊在玻璃门上。我只有一支铅笔，都快写秃了；外公的影响可见一斑，他总是把铅笔用到指头夹不住为止。我把号码记下来了。

佐拉在朝我挥手，指了指波罗和他的牛肉，还有柜台前的那群人，可我摇摇头，近乎绝望地看着她跨过泥泞中的车辙印，踏上路肩，排在一个蓝眼睛士兵的后面，那男孩顶多十九岁。我看到他大大咧咧地把她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然后，佐拉说了些什么，我听不到。但之后从蓝眼睛男孩身边爆发出一阵笑声，我在电话亭里都听得清楚，那孩子的脸都红到耳根了。佐拉得意洋洋地瞥了我一眼，继续抱着胳膊站在那里，看着黑板上写的菜单，菜单下面画着一头戴着紫帽子的牛，很像拴在地里的那头牛。

“你们现在到哪儿了？”外婆说。

“天黑前我们就能到布莱加维纳。”我说，“我们打完针就直接回家。我保证，尽量在后天赶回家。”她听着，一言不发。“我会给兹德拉夫克夫打电话的，外婆。如果回家的时候顺路，我会过去一趟，把他的东西拿回来。”

“我还是不明白，”她到底还是开口了，“怎么会谁也不知道。”她是在等我承认我早就知道。“你没对我讲实话。”

“我什么也不知道，外婆。”

她想听到我说我早就看出他有症状但没去管，或是我和他谈论过病况，或是别的能安慰她的话，能让她不再害怕─因为他完全孤单地面对死亡的预兆，哪怕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

“那就对我发誓。”她说，“对我郑重发誓，你真的不知情。”

我沉默了。她等着听到我的誓言，但没有等到，又说道：“那儿应该很热了。你们两个姑娘有没有喝很多水？”

“我们挺好的。”

沉默了片刻。“如果你们要吃肉，千万别吃夹生的。”

我告诉她我爱她，她挂上电话，什么都没说。我把无声的听筒抵在前额足有几分钟，再拨通了兹德拉夫克夫的电话。你很容易分辨出那里偏僻闭塞，因为电话要过很久很久才接通，接通后的铃声也显得遥不可及、含糊不清。

我让电话铃响到线路自动中断，如此两次、三次，才不得不挂上电话，去和佐拉一起排队。她已经和波罗起了争执，只为要一个多加洋葱的汉堡肉饼，那被我们本城的人称之为“超强汉堡”。波罗跟她说，这是在布莱加维纳，如果她喜欢加料的，可以来一个双层汉堡，可他听都没听说过什么“超强汉堡”，那是什么玩意儿？烤肉摊旁堆满了装着生肉的冷冻箱，铸铁汤锅里浮着一层褐色的油腻物质。波罗站在柜台后面，没废话，不找零，也许是为了“超强汉堡”故意找我们的茬儿。佐拉一手抓着她的三明治，另一只手揪住我的手─我正想从她的外套口袋里掏出她的钱包。

“你听说过一个地方叫兹德拉夫克夫吗？”我倾身靠在柜台上，捏着红红蓝蓝的小纸条问他，“你知道兹德拉夫克夫在哪儿吗？”

他不知道。

七点半，夕阳沉入天边的蓝色云层，我们已能眺望到布莱加维纳，便下了高速路，上了海边公路。这个镇子比我想象中的小，车道两边挤满了商店和餐馆，咖啡店的户外桌椅、明信片售卖亭甚至摆到了车道当中，骑着单车的孩子们摊开巴掌拍打汽车屁股；木板人行道就挤在海岸和这些店家之间，紧挨着路边的棕榈树。时节还早，旅游旺季尚未开始，但是，我们慢慢地驶过便利店、邮局、修道院广场─我们可以在那儿为孤儿们搭建一个免费诊所，其间我一直能听到敞开的门窗里传出波兰语和意大利语。

安通神父早就告诉我们，他父母家在小镇最边远的位置，掩映在白色夹竹桃园里。那是一栋朴素的海滨小屋，百叶窗是蓝色的，屋顶的木瓦褪色了，坐落在山丘陡坡的最上端，从海边走过去大约五十码。门外有一棵高大的橄榄树，前面似乎挂着一只轮胎做的秋千。鸡舍显然在前几年坍塌过至少一次，再被随意地码起来，突兀地支棱在墙根，那道低矮的石墙围住了整片南向的地界。几只母鸡在门外走来走去，一只公鸡坐在底楼窗台外的花盆里。这地方看似搁置不用，但没有荒废。蓝漆耷拉在百叶窗上、门上，装满薰衣草的破篮子倚在屋侧一角，但处处都透着某种不可动摇的况味。安通神父的父亲是本地的渔夫，名叫巴尔巴·伊万。我们拾级而上，从路边走到山顶的时候，他急忙忙走过花园来迎接。他穿着棕色背带裤，脚着拖鞋，还套着一件亮红色马甲─那肯定是花了他太太不少钱从流动摊贩手里淘来的。一条白狗围着他转，黑脑袋四四方方的，那是一条指示犬，但它此刻瞪着圆滚滚的大眼睛，一脸兴奋，看来好像不比熊猫更有用。

“你们好，两位大夫！欢迎，欢迎！”巴尔巴·伊万一边招呼，一边走向我们，似乎想把车里所有的行李都一人扛下。我们连连劝阻，最后只让他提着佐拉的拖杆箱，在灌木和玫瑰花丛间的卵石路上拖着走。巴尔巴·伊万的太太，纳达，正抽着烟在门口等我们。她的白发稀细，脖颈和裸露的手臂上露出淡青色的血管。她毫不敷衍地吻了吻我们的脸颊，又为花园疏于打理的状况而道歉，然后熄了烟头，带我们进屋。

尽管夜色已降，屋子里却很明亮，安静而温暖。我们在门口脱下鞋子，顺着走廊走进小小的起居室，看到几把蓝布靠垫椅子、沙发和一把扶手椅，从布料的模样来看，房子的装饰都有好些年头了。这栋小屋里肯定有一个画家：画架靠窗支立，没画完的画看上去像是一条猎狗；画架下的地板上丢弃着揉成一团、沾染颜料的旧报纸。墙上挂着一溜儿仔细装裱在画框里的水彩画，过了好一会儿我才看出来，那些画画的全都是猎狗─正是门外那条漂亮的、傻头傻脑的黑头白狗。窗户全都敞着，夏蝉电音般的无休止重唱混着户外的热气传进屋内。纳达还在说抱歉，因为到处都很乱，她带我们走过厨房时，巴尔巴·伊万总算逮到了机会，抓起我们那些行李─佐拉的拖杆箱、我的露营用品、我俩的背包─飞快地走上门厅尽头的楼梯。纳达把我俩推进厨房，告诉我们杯盏碗盘放在哪里，面包盒在哪里，打开冰箱给我们看牛奶、果汁、梨子和培根，还不忘叮嘱我们，不管什么，哪怕可乐，都可以随时取用，想吃多少就拿多少。

在厨房窗户和一幅挂歪了的黑头猎狗水彩画之间，有一只红黄两色的鹦鹉坐在罐头做的鸟笼里。自打我们走进厨房，这只鹦鹉一直疑神疑鬼地盯着佐拉看，现在，抓紧时机尖叫了一嗓子：“啊！我的上帝！看那奇迹！”乍一听到这怪声，我俩都以为是佐拉裸露的手臂和锁骨招引它念出了淫词艳曲。纳达再三道歉，顺手拿起一块洗碗布盖住了鸟笼。

“它喜欢背诗，”纳达说，我们这才反应过来，鹦鹉念了一句英雄史诗的开场白，“我一直想教它说些日常用语，像是‘早上好’、‘我喜欢面包和黄油’什么的，可就是教不会。”

她带我们上楼。佐拉和我同屋，一人一张小床，都铺着佩斯利涡纹花呢图案的被子。屋子里有一张擦得亮亮的木制梳妆台，但几只抽屉坏了不能用；小小的卫生间里有老式浴盆，冲马桶要拉绳链，但也不一定冲得下去，要看时辰对不对。更多的速写画，除了一张画的是狗在楼下沙发里瞌睡，其余的狗都在无花果树下。窗外，能看到整个后院，再往后能看到橘子树和柠檬树在风中轻摇，其上方是山脚下的一块缓坡，种着一排又一排低矮的葡萄藤，被风吹起如涟漪翻动。一些男人在藤蔓地中掘地；隔着这么远，我们也能听到铲子发出的声响，还有他们互相喊叫的声音。

“那是我们的葡萄园，”纳达说，“别理他们。”她说的是那些正在挖地的男人，还关上了一扇百叶窗。

等我们把车里的冷藏箱和盒子都搬进屋，摞在我们房间的墙角，晚餐也准备好了。纳达煎了几条沙丁鱼、两条鲈鱼，还烤了一些和男人手掌一般大的鱼。恭敬不如从命，我们只能接受这种热情款待，在厨房里的方形餐桌旁落座，巴尔巴·伊万给我们倒了两大杯自家酿的红酒，那只鹦鹉还被罩在洗碗布下，兀自念念有词，冷不丁喊一嗓子：“哦！听到雷鸣了吗？是大地在震颤吗？”通常，它会自问自答：“不！不是雷鸣！也不是大地在震颤！”

纳达为我们准备了黑面包、碎青椒、煮土豆配莙荙菜和大蒜。她花了一番心思，把每一份食物精心摆设在蓝色瓷盘里，盘子缺了口，但十分漂亮，很可能在地下室里藏了许多年，逃过了劫匪，再被翻出来彻彻底底擦拭干净。清凉的夜风从海上吹来，穿过小阳台飘进屋里，抹过盐巴的沙丁鱼在桌上堆得高高的，两条煎得焦黄的鲈鱼浸在橄榄油里。“我们自己种的橄榄树压榨的油。”巴尔巴·伊万说着，拔下瓶盖，让我闻闻味道。我想象得出来，那天早些时候，他肯定坐在小船里、漂在海湾急流里，用骨节粗大、晒成褐色的双手拉住细薄的渔网，把那条鱼挑拣了出来。

巴尔巴·伊万和纳达没有问我们路上可好，也没有问工作或家庭情况。为了避免任何可能引起政治或宗教分歧的话题，我们转而谈论收成。这年春天很糟：大雨如注，沟渠泛滥，洪水冲走了海岸周边的田土，毁了莴苣地和洋葱地。西红柿晚熟，随便哪里都找不到菠菜；我还记得外公有一天从菜市场带回了一些蒲公英叶，有个农夫把它装成菠菜来卖；外婆要做菠菜派，已经给纸一样薄的面团抹好了黄油，就等菠菜了，她从购物袋里扯出外公买回来的那些粗糙的叶子，大叫起来：“这是什么玩意儿？”过去的几小时里，这是我第一次想起外公，突如其来的记忆把我逼到沉默里去。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说话，有一句没一句地听着，巴尔巴·伊万正在强调今年夏天的收成好得出乎意料，简直让人不敢相信，橘子和柠檬都结了好多果子，哪儿哪儿都有草莓，熟透的无花果个头很大。佐拉应声说道，我们那边也一样，其实我从没见她吃过无花果。

我俩几乎把各自盘中的鱼肉全刮干净了，莽撞地灌下杯中的红酒，还想帮鹦鹉记起后面的诗句，结果，它的记忆力显然比我俩都好。就在这时，那个孩子出现了。她是那么娇小，要是她没有突然咳嗽起来─深沉的、带着黏稠痰液的一声响亮的咳嗽，我猜想谁都不会注意到她站在小阳台里，突然间，我们都发现了她，小小的身形，圆滚滚的肚子，左右两脚的鞋子不是一对儿，顶着一头微褐色的小鬈发，就那样站在过道里。

那孩子顶多五六岁，一手扳着门框，另一只手塞在黄色夏裙的衣袋里。她有点脏，眼神有点疲惫，她的出现打断了餐桌上的谈话，所以，当她又咳起来时，我们都看着她。接着，她伸出一根手指头塞住了自己的耳朵。

“你好，”我说，“你是谁呀？”

“天知道，”纳达说着，起身清理餐盘，“她是他们家的小孩─葡萄园里的那些人。”起先我还没懂，现在明白了，他们也住在这里。纳达弯下腰凑近小女孩，提高嗓门问道：“你妈妈在哪儿？”小女孩一言不发。纳达又说：“进来吃块饼干吧。”

巴尔巴·伊万靠在椅背上，转身去够身后的碗橱，拿到了甜椒饼干罐，启开盖子，递给小姑娘。她一动不动。纳达从洗碗池边走回来，还想塞给她一杯柠檬水，小女孩却不肯走进屋来；一条褪色的丝带绑着一只紫色小袋子挂在她脖子上，她用空闲的那只手扯着它从左肩头荡到右肩头，有时还会撞到自己的下巴；黄绿色的鼻涕流出来，她就用力吸回去。我们听得到外面那些人从葡萄园里回来了，嘶哑的嗓音，铲子和铁锹搁在地上的铿锵声，院子里的脚步声。他们忙乎起来是为了在屋外吃晚饭，把桌子支在大大的橄榄树下。“我们最好把这里收拾一下。”纳达边说边收起盘碟。佐拉想起身帮忙，却被纳达摁回了座椅。外面的骚动引起了毕斯的兴趣，毕斯就是那条狗，它甩着耳朵、滑稽地跑了几步，稍有好奇地闻了闻门廊上的小女孩，又被花园里的什么事情吸引着跑开了。

有个瘦巴巴的年轻女人一阵风似的跑到门口，一把抱起小女孩走了，那时，巴尔巴·伊万仍然拿着饼干罐。纳达走到门口朝外看。等她转回身，她说：“他们真不应该在这里。”

“甜食对孩子没好处。”巴尔巴·伊万对佐拉说道，很有把握的样子，“吃饭前吃零食是坏习惯，还会长蛀牙。可我们还能怎么办呢？我们自己又吃不完。”

“让他们待在这里实在太荒唐了。”纳达说着，把脏碟子摞在了桌子边。

巴尔巴·伊万把手里的饼干罐递向我。“想当年，我能吃光一整个栗子蛋糕呢，就我自个儿，坐一下午就消灭光了。可我的医生们嘱咐我，小心啊！他说我上了年纪，应该小心点。”

“我早说会这样的─我说过的，不是吗？”纳达把剩下的土豆和莙荙菜拨到盘子里，再把盘子搁到地板上。“说是两三天─这都一星期了。整夜走进走出，不管是几点，还冲着我的床单咳嗽。”

“他们现在给我定规矩了，”巴尔巴·伊万说，“不能吃黄油，不能喝啤酒。每天要吃这么多水果。”他把双手分开，比画出一只小桶的大小。“还得吃蔬菜。”

“一个比一个病得凶。”这句话，纳达说得很大声。她靠着门，接着说道：“那些孩子该去学校，或是医院，再不然，就该跟着能负担他们上学和看病的人。”

“我跟他说，听着，我吃我的蔬菜，别跟我摆蔬菜的道理，你去菜市场买你的菜，我吃我自家种的菜。”巴尔巴·伊万摊开手，扳着指头开始数：西红柿、甜椒、莴苣、绿洋葱和韭葱。“我是懂蔬菜的人─但也每天吃面包。我的父亲也一样，他每顿饭都要喝红酒。你知道我的大夫怎么说？”我摇摇头，扮出一个微笑。

纳达说：“我跟你说过，也跟安通说过，我不想让他们待在这里─现在，医生们都来了，他们还赖在这儿，天知道在那里忙什么，把整个葡萄园翻了个底儿朝上。这太不合情理了。”

“他说那会让我延年益寿。瞧瞧，上帝啊─我干吗要活那么久？”

“告诉我，那没有危险，”纳达说着，碰了碰佐拉的肩膀，“大夫，请你告诉我。他们十个人住在两间屋里─五个人挤一张床，所有人都病得像癞狗，每一个人都病了。”

“长命百岁图个啥？如果只能吃米饭和那个什么─他们怎么说来着？梅干！─我为什么还要多活几年？”

“倒不是说你们那边的人都那样睡。五个人挤一张床─我真的不是说那个，大夫。”

“梅干才要命呢。”

“你听说过这种事吗？”纳达问我们俩，在她的围裙上擦干双手，“听说过吗？”

“没有。”佐拉顺从地答了一句。

“这是不对的，”她又说了一遍，“而且，还戴着那些臭气熏天的小袋子。这种事闻所未闻啊，我们天主教徒没有那种东西；穆斯林也没有。”

“可是，这些人有，这不关我们的事。”巴尔巴·伊万突然变得严肃，在椅子上转过身，正视着她，“他们待在这里─但这不是我顾虑的事。”

“这是我家，”纳达说，“我的葡萄园。”

“真正的难题是那些孩子。”巴尔巴·伊万对我说，现在的他十分严肃，“他们病得很厉害。越来越严重。”他扣上饼干罐的盖子，把它放回了碗橱里。“我听说，他们没去看医生─当然，我不知道有没有。”他扮了个鬼脸，用拳头在脖子上轻轻敲了几下，“那些小袋子显然没有用，而且很臭。”

“臭死了。”纳达说。

你一言我一语地，要不是一个掘地的人进来讨牛奶，他们大概会一路说下去。进来的是个头发褐色、皮肤晒伤、约莫十三岁的男孩，羞涩得不好意思开口，他的出现顿时夺走了纳达的所有火气，甚至等他离开，她都没法再回到那种论调。

晚餐后，巴尔巴·伊万拿出他的手风琴，为我们拉了几首他祖父教给他的老民谣。他拉间奏的时候，我们问他上一次做体检是什么时候，并提出为他做一次检查，可以在他上床前帮他听诊、量体温、测血压。

后来，到了楼上，更为紧迫的问题出现了：马桶冲不了，水槽里的水是冷的。他们的热水器坏了。没人能保证洗澡时有热水，但佐拉决定试试运气。当她在哗哗流水下尖叫的时候，我站在窗前往外看，现在已经看不到葡萄园了，但仍可听到铁铲又开始掘地，尖锐的声音听来像是孩子在喊叫。窗下的夹竹桃树丛里，许多蝉在颤颤地鸣叫；几只燕子高高飞翔，屋子里的灯光刚好照不到它们。一只带有斑点的灰蛾畏缩在蚊帐外的角落里。佐拉从卫生间里走出来，有点小得意地告诉我：浴缸里那把生锈的钳子是用来夹开关的，朝上扳就能放水了。她把湿发扎成马尾辫，站到窗边来。“他们要挖一整夜吗？”她问。

我不知道。“他们应该是工人，”我说，“巴尔巴一家让他们在这里过一季，大概是某个慈善项目吧。”

佐拉去冲澡的时候，公诉人呼了她两次。

“你应该给他们回电。”我说。

她抽起睡前烟，一手托着烟灰缸，另一只手夹着烟，点燃的烟头在烟灰里划来划去。“就我而言，除非我和你外公谈过，否则没什么好说的。”佐拉说着，朝我笑笑，体贴地把烟吹出窗口，还用手拂开散在我面前的烟雾。

眼看着她马上要问我出了什么事，我抢先开口：“我们明天让他们全都去诊所吧。”说完就爬上床去。佐拉抽完烟后，又在窗台上趴了一会儿，眺望外面的夜色。然后，她检查了卧室的门锁。

“你觉得他们会把楼下的门窗锁上吗？”

“大概不锁吧。”我说，“说不定，门都大敞着，让准军事部队强奸犯的气息吹进来。”

她不情不愿地熄了灯，之后很久只有沉默。但她醒着，盯着我看，我想等她渐渐入睡，那样就不用绞尽脑汁想些可以说的话题。

楼下的鹦鹉在说话，声音隔着笼子上的布罩有点含糊，它说：“洗净骸骨，带回尸身，把心留下。”

【注释】

[1]一种蒸馏酒饮料，水果白兰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