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想要我自己会弄的。以后吧。”

“好吧，我不打扰你了。”他正转身要走，西德尼刚好进来。他一看到是谁站在那儿和他太太说话，脸立刻皱得像闪电似的。

“你到我这儿来干吗？”

昂丁举起一只手。“他是来道歉的，西德尼。”

儿子向旁边移动了一下，以免挡在他们中间，然后才说：“是的，先生……”

“你有什么话要对我或者我太太说，在别的地方说。别进这屋来。没人请你来这儿。”

“是吉丁，”儿子开始说，“她建议……”

“吉丁没权利请你来这儿，只有我有。现在让我告诉你一些事。如果这是我的宅子，你的脑袋会吃一颗子弹。就在那儿。”他指着儿子眉间的一处地方，“你知道这不是我的宅子，因为你还能直直地站着。可是这里是我的。”他用一根手指指着地板。

“柴尔兹先生，你得理解我。他让我留下时我和大家一样惊讶——”

西德尼又一次打断了他的话：“你已经在这里偷偷摸摸转了好几天了，一身西装和理了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

“我没打算改变这个事实。我只想解释一下。我惹了些麻烦，就离开了我的船。我不能只是敲敲门觉得万事大吉。”

“不要把你的烂事丢给我。留着告诉那些不那么清楚的人。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住在楼上！”

“我错了，行吗？我偷吃的，还开始在这里转悠。我被抓住了，对吧？我为饿肚子感到抱歉，我为犯傻感到抱歉，别的再没有了。他清楚这一点。你的东家清楚，你为什么不清楚？”

“因为你并不傻，因为斯特利特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你，一点也不在乎你。白人拿黑人耍着玩。这让他开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才请你吃晚饭。这事对别人有什么影响他一点都不在乎。你以为他在乎他太太吗？在乎你吓坏了他太太吗？要是能让他开心，他会把她交给你的！”

“西德尼！”昂丁皱起了眉头。

“这是真的！”

“你认识他这么些年，你这么想？”她问他。

“你倒是告诉我，”他回答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他为她操心了？”

昂丁没有回答。

“不。你说不上来。而且他也不关心我们。他想的只是要人们照他说的去做。是啊，这里可算是他的房子，可是我也住在这儿，而我不想在这儿看见你！”西德尼又转过身来对着儿子，再一次指着他。

“柴尔兹先生，”儿子轻声但清晰地说，“你也不必为我操心。”

“可是我得操心。你是那种让我不放心的人。你本来有工作，可你丢了。你说，你惹了些麻烦，所以你就跑了。你躲躲藏藏，过着秘密生活，地下生活，直到被抓住才浮出来。我了解你，可你不了解我。我是费城的黑人，真名实姓地写在书里的。我们的人开过药房，在学校教过书，当时你们还刚刚在脸上做记号来分辨彼此。要是你盼着赖在这儿不走，从这块土地上榨油，要是你以为我会伺候你，门都没有！他对你失去兴趣的速度比你眨眼还快。你已经从这里得到了你能得到的一切：一套西装和几双新鞋。你脑子里别再想别的了。”

“我要走了，柴尔兹先生。他说他要帮我弄个签证什么的，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所以……”

“你回家用不着签证的。你是美国公民，对吧？”

“我用的是另外一个名字。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人查出来。”

“听我的话。好好活着吧。”

儿子叹了口气。他在两天之内对六个人讲了自己的事。他谈及自己的话比这些年来说过的都多，他对每个人说了他必须说的一切实话。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西德尼是最难说服的。但他始终叫他柴尔兹先生，先生，接受那些指责他是个恶棍的姿态，最后还问他们，在他等候斯特利特先生为他弄到签证和一些身份证明的时候，他们知不知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让他过夜。他说，需要的话，可以住在外边。他想，只消再过一夜。他住在这里的二楼并不觉得舒服。

两口子交换了一下眼色，西德尼说他得想一想。也许在厨房外面的院子里，他们可以摆些东西给他睡觉。

“非常感谢，”儿子说，“你们肯不肯再帮我个忙？能不能让我和你们一起在厨房吃饭？”

他们点头同意了，儿子很快就走了，还因为西德尼认为他对瓦莱里安的慷慨大度感兴趣而相当高兴。

当天晚上，整个住宅都关起门来，为圣诞节忙碌着。在昂丁的厨房里，儿子吃了很多她做的饭菜，她对他的态度柔和多了。西德尼不像他妻子那样好客，但他无法质疑这人确实饿得够呛，而且举止安详又彬彬有礼，几乎抹掉了那声“嘿”留下的印象。到吃完饭、回忆起美国时，西德尼已经开始叫他儿子了。

瓦莱里安、玛格丽特和吉丁早些时候在餐室中一起吃了饭，西德尼正经地伺候着。玛格丽特接了两个电话，心情平静了许多，她还隔着窗户看到了那个曾躲在她壁柜里的人，这景象给她的感受和吉丁现在明显表现出来的一样——那人是无害的。反正吉丁告诉她，他已经不睡在楼上了，也不和他们一起用餐了，迈克尔要是当时也在的话说不定会喜欢他。尤其在布里奇斯不来的情况下。旅游社说票还没被取走。她竭力想拽住她对瓦莱里安的绝望不放，但也无济于事。他看到四株仙客来开了花，高兴得要死，甚至想给蚂蚁放下镜子。整整一上午他都走来走去，拍着其他花草，尤其是他的小金橘树，那是始终没有开花结果的。他甚至草拟了一封给领事的信，询问能否为他的一名当地雇工办一份B级签证。他还提到迈克尔的拜访，好像他已经来了似的。

那天晚上大家很和气。很放松。瓦莱里安破例讲起了要是回到五十年代就没什么可笑的笑话。玛格丽特东拉西扯，想给节日再添些额外的好玩意儿，最后还坚持说她要亲自下厨准备圣诞节晚餐。一定要办一个旧式的圣诞节，这就要求家中的女人全系上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烤火鸡，烘苹果派。瓦莱里安该给领事打个电话。他们会有苹果的，他们那儿总有美国货。瓦莱里安说，她这一辈子都没成功做出饼皮，他并不期望在圣诞节进行这样的实验。但玛格丽特根本不听。她欣喜若狂：迈克尔已经在路上了。瓦莱里安觉得她这次有点高兴得手忙脚乱了——但她的兴奋感染了他，他纵容了这种气氛，不想煞风景。

祥和亲切的气氛延续了整晚，一直延续到所有人的梦里。只有儿子是例外。他躺在院里的吊床上，在夜风中辗转反侧，心中想着那个女人。他在众人面前挽回了面子，唯独在她面前不成。别人都因他那身希基·弗里曼牌西装和新理的发型而对他刮目相看，只有她无动于衷，另一个就是他自己。毫不动心。他并不总是知道自己是谁，但他始终清楚自己是什么样子的。

在夜风中，兵蚁不爬出洞穴，蜜蜂也不飞出来。浓云在山后聚集，似乎要开始游行。你几乎能看到它们在堆积，可是在吊床上摇晃的这个人却没有注意。他躲在自己的孤独之中，在风中摇摆，飘荡。一个没有接受过人类仪式的人：没经过洗礼，没经过割礼，没有过青春仪式或正式的成人礼。没结过婚也没离过婚。他没参加过葬礼，没在教堂举行过婚礼，也没抚养过一男半女。没有财产，没有家，他寻求，但并不追随。他上的学校没有分数，所以他又怎么知道是否及格了呢？他曾想沉溺于蓝色的大海，下沉，下沉，然后再升起，从波涛中跃起，看到眼前是一个单调而坚强的表面，沉重又复杂的东西。他要围住它，征服它，因为当时他知道了自己的力量。或许因为这个世界也知道了他的力量，便不认为他有能力。世界对他的力量的了解和对它的观点间的冲突孤立了他，使他孑然一身。但他选择了孤独，且与其他孤独者为伍——他恰恰是在别人早已投降服输之际做了这一选择，因为他从未想按他们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生活。那些仪式是有问题的。他想走另一条路。在世界上生存的另一种方式，围着白浴巾站在那里看着杂工——吉迪昂的背影时，他感到那种方式在脱离他。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松动了，像是轮盘赌中绕着盘转的球，既靠自身的重量，也靠轮盘的力量，才能旋转。

在那八年无家可归的岁月中，他投身于无身份者的地下大军。虽说世界上像他这样的人要多于学生和士兵，但与学生和士兵不同，他们是不会被计算的。这是一支国际军团，成员有临时工、打手、赌徒、路边小贩、移民、运送危险品的货船上无执照的水手、钟点工、全职舞男和路边乐师。他们有别于其他男人之处（除去他们畏惧社会安全卡和身份证之外）在于他们拒绝认为活着就要工作，也不会在任何地方久留。有些人是哈克贝利·费恩，有些是黑鬼吉姆。其余的则是凯列、斯塔格里斯和约翰·亨利。（以上均为文学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底层人物。）他们不遵守法律，四处流浪，在外地报纸上阅读自己家乡的消息。

自从一九七一年以来，儿子一直通过《时报》国际版、短波电台和其他水手的观点来观察美国。看似黏乎乎的。喧嚣、红火，却黏黏乎乎。它的田地松软吸水，它的人行道因为流淌着最出色的人的鲜血而变得滑溜溜的。只要有哪个人，无论男女，一做出什么慷慨之举或说出什么大胆的话，外国报刊上就会出现给他送葬的照片。这让他心生抵触，让他对无法目睹或切身感受的全部知识生疑。当他想到美国时，他想到的是那墨西哥人在汤姆大叔口中画出的舌头：他们画的美国地图就像塞满了童尸、围着一圈利齿的怪模怪样的舌头。儿子砸笛鲷鱼头的那天，那个墨西哥人笑眯眯地说着“美国人”，把那幅画递给了他，那是在监狱里画好、保存在储物箱里的。他们当时离阿根廷不远，一上午都在船头钓鱼，他们迅速地把笛鲷拉起来，好像是它们跳上甲板一样。只有儿子没钓到。那个瑞典人和墨西哥人——他最亲密的两个船友——大声嘲笑着他令人惊叹的霉运。突然间，鱼咬了钩，他挥着鱼钩一抡，甩出一大圈闪亮的水泡。两个朋友佩服地看着那鱼扑腾着迎接死亡。但在儿子弯腰去摘鱼钩时，那条鱼却垂死一挣，在甲板上蹦起三英尺多高，甩打在他的脸上。墨西哥人和瑞典人笑得像孩子，儿子抓住鱼尾，用膝头压着，挥拳猛击鱼头，鱼嘴一片血肉模糊，一颗眼珠跳着掠过甲板。瑞典人大呼小叫，墨西哥人却突然沉默了，后来就给了他那幅画，说：“美国人。纯种的美国人。一点儿没错。”（原文为西班牙语。）可能就是这样。在任何时候，只要他气愤地摔打一条要死的鱼，只要他被一条笛鲷妄图掌握自己生命的无耻宣言激怒，被它拒绝与他的鱼钩配合的举动震惊，想让它屈从于他的享乐，他可能就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于是他该回家了。不是回到那片黏稠、猩红的土地上，而是回到那片土地上他的家里。那个与世隔绝的家园住着身穿雪白衣裙的健壮的黑女人，始终是干燥、葱绿和安静的。

那里不会有黑斑羚和水牛；没有交配舞，没有猎物。没有象牙，只有骰子；在他想旅行时却来了份工作。他奉为以往生活中独一无二——也只属于他——的狮子被凝结在纽约公共图书馆门前的石头中，那座城市曾嘲笑过他的列兵军装。如同一个印第安人看到他的侧面像被缩小到一枚五分硬币上，他看到他想象中属于自己的东西，包括他自己的倒影，被嘲弄了，被挪用、被商品化、被缩小成了装饰品。他不能放弃他剩下的最后一件东西——友爱。在海上和储物柜内，他拥有友情；在小酒馆和码头临时工职业介绍所里，他拥有友情。而如果他成了“纯种的美国人”，他最好还是回到友情永远不可能被剥夺的地方——家。他想回家，但那女人萦系于心，就是他想改变其梦境的那个女人，他侮辱她，只是希望她令人疯狂的美貌不再使他神魂颠倒，不想回家。

他想，她在我的心里，但我不在她的心里。若是在她的心里，会是什么样的呢？他想，明白的唯一途径就是去探寻。于是，第二天上午，他就问她是否愿意和他一起去海边吃午餐，她说：“没问题，反正我也想在走以前去那儿写生。”他惊喜之中倒一时窘住了，那个“走”在他身上激起涟漪，更加重了他的窘迫。她就要走了？到别处去？

他们乘上威利斯吉普，她来开车，两个人几乎一语不发。她坐在方向盘后，穿着一件制作精巧的泡泡纱三角背心和一件大摆裙——有钱人说那是农妇穿的，而农妇则说是婚礼上穿的，她的皮肤在复活节白色的棉布的衬托下湿润闪亮——极其大胆诱人。

他们到码头边停好车后，她拿着速写本和一盒铅笔跳下车。他提着饭篮跟着她，因为她在带路——在压得结实的沙滩上印下浅浅的脚印。他们走了大约半英里，来到一处海湾，那里有干净的沙滩，还有一株菠萝。他们坐下来，她脱掉了帆布鞋。他们吃掉了那顿随意拼凑、匆忙打包的午餐，直到这时她似乎才意识到他的存在，还仅仅是因为她打开了速写本，摆弄着木质铅笔盒。这时她用专心而又遥远的目光端详着他，随口问了他一个问题，他回答时说的是：“我的一毛钱硬币。就是这个。我的一毛钱硬币。”太阳晒不到他们，蚊虫也被一罐点燃的商用驱蚊剂熏跑了。橄榄、法国面包、切不动的奶酪、火腿片、黑莓酱和葡萄酒下肚之后，他们俩倒像开始吃时一样饿了。

这顿填不饱肚子的午餐是她有意准备的，她把那些食物随手塞进一个漂亮的紫褐色海地编织篮，意在不让他产生错觉，以为这是一顿真正的野餐或者对她有多么重要。但他们一下就吃个精光，而且还想要更多。大概正是这种欲望让吉丁发问：“你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这是个极普通的令人厌烦的问题，是艺术家们边测量模特儿前额到下颌的距离边问的那一种。对这样一个问题，他显然做过思考。“我的一毛钱硬币，”他说，“就是一个旧金山人在我洗净一盆隆头鱼后给我的那枚。”他半坐半躺，用一只臂肘撑着上半身，面对着她，背后是蓝色的天空。“从那以后我赚到的钱都和那枚一毛钱硬币不一样，”他说，“那是世界上最好的钱，是我唯一有过的真正的钱。比我掷骰子一次赢的七百五十块强多了。有钱的感觉是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可是不如那一毛钱。想知道我是怎么花掉它的吗？五支香烟和一瓶汽水。”

“五支香烟？”

“对。在乡下他们都是零卖的。那就是我第一次在商店里为自己花的钱。你信吗？你要是能看到当年那个硬币在我手里的样子就好了。闪闪发光呢。”

“汽水呢？”

“就是用那枚硬币买的，姑娘。硬币。你知道我先前捡过钱的。在街上，有一次在河岸上捡到一枚二十五分的硬币。那也算不错吧，你知道。真痛快。可是，任什么，任什么也比不上洗隆头鱼的那一毛钱。从旧金山人手里赚的那一毛钱。”他停下来等着她发表评论，不过她没说话。她只是在速写本后面忙着。“就在我离家之前，我听说他在一次煤气爆炸中给炸飞了。老旧金山人。”他咕哝着那个名字，“妈的。我在出城的路上听说的，已经等不到葬礼了。他在天然气田工作，给炸成了碎片。我离开城里时哭得像个吃奶的孩子。他可不是什么好人，我告诉你。他对他老婆像对一条狗，还在城里乱搞女人。可是在他被炸死的时候，我还是哭了，我一个成年人。一定是因为那枚硬币，我的意思是说，从那以后，再没什么钱对我来说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我不只是为那个——为了钱才工作。我喜欢有钱，是啊，一时之间感觉是不错，但钱是没有魔法的。没有隆头鱼。没有旧金山人。无论如何，有价值的东西是买不来的。我指的是，没有东西能和那五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加上那瓶 ‘辣椒博士’汽水相比。老实说！”他向后一仰头，朝天大笑。他是很漂亮的，就像这样；就像这样大笑：牙齿、嘴唇、胡须都完美极了，完美得让人怒气全消。吉丁停下了。她画不出他那张仰天大笑的面孔。“唉，无论如何，我猜这就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一切了，就钱来说。一些又好又简单又属于自己的东西，你明白吗？我那枚一毛钱硬币。”

吉丁的目光随着她的炭笔移动。“懒。真够懒的。我从未想过我会听见一个黑人承认这个。”她用拇指擦着线条，皱起了眉。

“哈，我可一句话都没承认这种事。”因为义愤，儿子的声音有些粗哑。

“我在早晨有太阳，而夜里有月亮。”吉丁手握炭条在画面上来回涂抹，头还不停地摇着，像《翻斗车在装卸》那首歌里唱的一样。“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什么都只有一点点——”

儿子不由自主地笑起来：“那可不是懒惰。”

“那又是什么？”

“是不可能对钱动心。”

“要可能。要动心。”

“为了什么呢？”

“为你，为你自己，你的未来。钱并不是四下里胡抓乱摸来的东西。钱是能办事的。”

“能办什么事？”

“拜托不要给我来那套超验主义、梭罗的玩意儿（超验主义是十九世纪上半叶风行于美国的一种哲学观，提倡“相信你自己”，超越感觉和理性直接认识真理。梭罗（1817－1862）是该运动的杰出代表，著名散文家，代表作为《瓦尔登湖》。）。钱是……”

“那是谁？”

“谁是谁？”

“梭罗。”

“天哪。”

“别一脸厌恶。我是文盲。”

“你不是文盲。你愚蠢。”

“那就告诉我，教育我。他是谁？”

“下回吧，好吗？抬起你的头，别再为一无所有找借口了。连你那一毛钱也别提了。没什么浪漫的。那也不是自由。是愚昧。你认为你很超脱，超脱了金钱，超脱了激烈的竞争以及一切。但你不是，你只是没有。贫穷是一座监狱。瞧瞧没钱把你弄成了什么样子：逃跑，躲藏，偷窃，撒谎。”

“钱和那些没有任何关系。”

“肯定有。要是你有些钱，你就可以请律师，一个好律师，他就可以帮你摆脱困境。你的想法就像个孩子。”

“也许我还不想摆脱呢。”

“那你干吗还要逃跑？你告诉昂丁你惹上了官司，趁保释逃跑了。”

“我不想坐牢。”

“可是……”

“那不是一码事。我不愿意受他们的惩罚。要惩罚，就由我自己来惩罚好了。”

“是啊，你自己惩罚了自己。”

“是的。”

“你可能会在他们和你自己的双重惩罚中完蛋。”

“不可能。”

“你简直像个婴儿。一个乡下的大婴儿。有人对你这么说过吗？”

“没有。从来没有。”

“好吧，你就是。你就像是刚出生的。你的家人在哪里？”

“在家，我猜。”

“你不知道？”

“我好久没回去过了。”

“你从佛罗里达哪儿来的？”

“埃罗。”

“埃罗？那到底是什么地方？一个镇子？”

“对，是个镇子。”

“天啊。我已经知道了：加油站、尘土、热气、狗、棚屋，店里有放满辣椒博士汽水的冰箱。”

“埃罗没有棚屋。”

“那就是帐篷。拖车营地。”

“住房。埃罗有九十户住房。全黑的。”

“黑色的房子？”

“黑人的房子。没有白人。埃罗没有白人。”

“你在开玩笑。”

“没有。”

“黑人市长？”

“没有市长，黑人、白人市长都没有。”

“谁来管事呢？”

“自己管。”

“得了吧。谁来泵水、转接电话呢？”

“噢，那些，白人做那些事。”

“那是绝对的。”

“可他们住在庞西、费利斯、萨塔菲尔德——有一段路呢。”

“我明白了。这九十个黑人做什么呢？”

“是三百八十五个黑人。九十户，三百八十五个人。”

“好吧。他们做什么工作？”

“他们捕鱼。”

“隆头鱼。对了。呃……我全身上下一文不值……”

“别笑。他们也在加油站工作，在庞西和萨塔菲尔德。他们还种些地。”

“天啊。埃罗。”

“你的家在哪儿？”

“巴尔的摩。费城。巴黎。”

“城里姑娘。”

“相信吧。”

“噢，我相信。”

“你去过费城吗？”她放下画板和铅笔，搓着手指。

“从来没有。”

“反正都一样。”吉丁用手指挖着沙子，随后又擦着手。

“不那么热吧？”

“嗯，比埃罗要好。”

“什么都比不上埃罗。”

“噢，当然。你最后一次在埃罗是什么时候？”

“很久了。八年前。”

“八年，嗯。你在八年里都没见过家人。现在恐怕连你母亲都忘了你叫什么了。”

“她早死了。是我爸爸把我们带大的。”

“他该知道你叫什么吧？”

“他知道。当然，他知道。”

“我可不知道。叫什么来着？”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大家都叫我儿子。”

“我想知道你出生证明上的名字。”

“在埃罗是没有出生证明的。”

“那你的社会保险卡呢。那上边也叫儿子吗？”

“不是。那上边叫威廉·格林。”

“就是那个。”

“只是其中一个名字罢了。我还有个名字叫赫伯特·罗宾逊。还有一个叫路易斯·斯托弗。我的驾驶执照上写着……”

“好啦，好啦。可是我不能叫你儿子。‘嘿，儿子。过来，儿子。’让我听起来像个老奶奶。给我一个别的叫法。”

“你挑吧。”

“好吧。我会的。咱们看吧。我需要一个合适的叫法。我知道。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一个我无论如何都要问的问题，最好的名字恰在其中。现在我就问了：‘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匆忙得没法参加旧金山人的葬礼，嗯，嗯，菲尔？’这个不错，是法语 ‘儿子’的英语化读法。”

“菲尔不行。叫什么都别叫菲尔。”

“好吧，那还有什么？”

“叫‘糖’怎么样？‘你为什么不得不逃离埃罗，糖？’”

“好的。‘你做了什么才不得不逃离埃罗，糖？跑得这么快，糖，都没法参加给了你原先那一毛钱硬币的人的葬礼了。’”

“我杀了人。”

实际上他根本不像婴儿，甚至不像个穿着白人西装的乡下土小子。他的头发理过了，他的指甲修过了，可是他曾经住在这栋宅子里，藏在壁柜里，还把他的脸贴上她的头发，用他的下身顶她的裙后，在清淡的古龙水味下面是一个长着蛇一般头发的男人。天气很热。雾蒙蒙地热。是野餐的坏天气。

“我该被吓坏吗？”吉丁问。

“如果你想知道，不该。”

“我是认真的。”

“我也是。”

“他是谁？你杀的那个男人？”

他站起身，优雅而迅速地摆脱那种困惑。他想，他们总是默认那是个男人。“咱们换一个话题吧。”他说。他的声音很轻柔，在她看来还带点伤感。他说话时眼睛远眺着大海。她想，装的。他在假装懊悔，还以为我会对此印象深刻。

“我痛恨杀人的人，”她说，“所有杀人的人。他们就像婴儿。什么都不懂，却想让大家理解他们，胆大包天，你说呢？”

“杀人不需要胆量。不需要，根本不需要。”

“我并不为你难过，你知道。我想你应该去坐牢。那样你就不会再可怜巴巴地看着大海，心里想着生活对你有多残忍。”

他匆匆地瞥了她一眼，仿佛她会让他从看海这件主业上分心。 “对不起，”他嗫嚅着，“我没那个意思。我没在想自己。我想的是我杀的那个人。那才叫可怜。”

“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人？”

“没有为什么。理由是站不住脚的。我是说，那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那是一场误会。”

“当然了。你不是有意的，对吧？”

“噢，我是有意的，但我本来没想的。我是有意动手杀人，但我没想杀死。我做得过火了。”

“那也不够漂亮。杀，接下来就是死。绝对不帅。”

“是啊。”

“脾气，脾气，脾气啊。”她哼道。

他再次低头看着她，巴不得是一时的脾气。像那样简单，或者像那样可被原谅的事。但是他心里清楚，八年来每逢他看着——在融化的海洋里，在职业介绍所里，在炮火下，在廉价住房的铺位上，他总看得见先是嘴、继而是眼睛的垂死之态。事情本来不该如此，在他还没来得及对她的死感到懊悔时，他就为自己未能在她死时直视她的眼睛而感到惭愧。那是她该得的。是人人都该得的。在他们面对死亡时，应该有人看着、守着他们——尤其是杀人的人。但他却没有那份勇气或怜悯，这让他愧疚难当。

他看着吉丁。这时轮到她凝视大海了。“你杀的是谁？”她问。

“一个女人。”

“我早该想到了，那就是你所能想到的用生命去做的一切吗？杀一个女人？她是黑人吗？”

“是。”

“当然。她当然是。她做了什么？出轨了？”她说这话时居心不善。是哄骗。像是在说“拿走了你的糖果？”

他点了点头。

“哎哟哟。而你呢，据我揣测，准是那种从不看别的女孩一眼的忠诚男友喽。”

“从不。我退伍之后就从来没有过。我搞一点表演——我指的是夜间弹钢琴。一切都算顺顺当当，直到我去了油田。我在萨塔菲尔德交了那个女朋友，来来往往有差不多三个月。后来有一天早晨，我回到家，却……”

“别说了，”吉丁高声叫道，“不用告诉我了。你发现她和别人在一起，就对她开了枪。”

“不。我是说是的。我发现她——是那个样子，可是我没进屋。我转身走了。我坐进车里。我正准备把车开走，你知道，我把车倒回路上，可是我走不了，不能把他们留在那儿，于是我掉转车头，开车穿过房子。”

“你开车轧死了他们？”吉丁的上嘴唇厌恶地翘了上去。

“没有，我只是把那地方碾平了。可是车爆炸了，床起了火。我们那间房子很小，简直是个盒子，我开车穿过了卧室的墙。我把她从火里拽出来，但她没能挺过去。之后他们抓住了我。”

“那个男人怎么样了？”

“其实不是男人，只是个男孩。我听说是十三岁。头发都烧光了，但是别的都没事。他们指控我谋杀了两个人。”

他依旧站着，现在低下头看她，注意到她把两条腿缩进了白布裙子下边。他想，她害怕了。在一个小岛上，远离住宅的地方，与一个杀人犯在一起，她怕得要命。突然间，他喜欢上了这种感觉。他喜欢看她害怕。其中的惬意恰如一只在暖气管上取暖的猫，让他在有安全感的同时狂躁起来。她一直眺望着地平线，两腿始终缩在裙子下面。她是不是在担心我会砍掉她的两条腿，还是那下面有什么东西，她唯恐我会取出来杀掉？这念头使他又惊又喜，他单膝跪地，柔声说：“我不会杀你的。我爱你。”

她如牝鹿般飞快地转过头来。她的眼睛因为决定不了该被什么激怒而大睁着：被许诺还是被坦白。

“你最好哪样也别做，”她说，“我不想让你爱我，你也别威胁我。别再威胁我了。”

“我没有威胁你。我说过我不会……不愿……”

“你为什么会那么说？你算是什么人？人们都不这么说话。没人这么说。你以为我们在哪儿，丛林里吗？你为什么要说，你不打算杀我呢？”

“嘘……”

“我不会住口的。你不能坐在沙地上平白说出那种话。你想吓唬我吗？”

他想，她气得口不择言。我又让她厌恶了。确实，她看着他的眼神仿佛他是个脑袋水肿的侏儒。他觉得她是对的。我是疯了。只要我一想说实话，效果总是适得其反，要么就是愚蠢或者让人害怕，而他那张赤裸裸的无可奈何的面孔没法掩饰。“不，等一等。我……我没想吓唬你。我是想安慰你。”

“安慰我？”

“是啊。你把腿收到裙子里，像是害怕我。你不用把腿收起来的。我是说……”

“你在说些什么？”

“你改变了坐姿。”

“你以为我这么坐着是因为害怕？”

“好吧。我错了。可我说那话并不是为了表示，‘也许我能，可我不会的’，我这么说是为了让你不认为我要或者……我不是一个杀人犯。只有那么一次，我一时气昏了头。我只是不想看着你那样把腿叠进去。我想让你放松，像你原先那样。你刚才很活泼，还用手搔脚踝。”

吉丁看着他，想弄清楚他是那个懂得盆栽花草的人还是那个开车冲进房子的人。

“老实说，”他说，“我无意吓唬你。真的。我生活中可以缺少很多东西，可我不想看你在我面前收起腿，只是因为我没有被按照法律投进监狱。很多人有的那种生活我都没有，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别再把你的脚也从我面前收回去。”

“你有毛病。”她说。

“没有，我挺好的。”

“不，你就是有毛病。”

“因为我喜欢你的脚吗？”

“你得不到我的脚。”

“我没要求得到你的脚。我只要求看到。”

“我没法这样说话。是个人都不会这么说话。”

“让我看到你的脚。”

“住口。”

“行吗？”

“我说，哈维，亨利，儿子，比利·格林（比利也是威廉的昵称。），我们最好收拾一下，今天就到这儿吧。”

他在她面前稍稍偏右的硬沙地上坐了下来，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她。他放弃了。放弃试图给她留下印象的努力。

“我没有发疯，吉丁。可能有点莽撞，但不是怪人。”

“我不信。”

“一个男人爱你的脚，你却把他拒之门外？”

“你需要专业治疗。”

“伸出一只脚来吧。一只就好。我当然更希望是两只，不过如果你愿意，也可以只给我看一只，虽说两只更好。两只脚才成双。所以说，两只脚才能一起走。一只只是……”他轻轻耸了耸肩，“一只。单个。两只才好。我想两只脚都看。”

“我搞不懂你。”

“慢慢来吧，反正你一站起来我就看得见了，但是我更喜欢你自己给我看。”

吉丁的双脚在裙下很暖和，都缩得紧贴着大腿。

“我不会碰的，”他说，“我保证。”

她的目光掠过他的面孔，感到心潮起伏。天空中的太阳依旧躲在一片朦胧之中。黑色冠羽的海鸥栖息在岸边浪花之上。从她坐的地方看过去，它们好像鸭子。她记忆中的海鸥都是尖叫着俯冲入海的。她还从来没见过它们安详的样子：卧在水中一动不动，仿佛在聆听什么。

“来啊，”他说，“给我看看。行吗？”

她开始慢慢地伸出一条腿，那副小心警觉的样子就仿佛要展开一场冒险。

“要再露出一点，”他催促着她，“来。”

随后她便迅速伸直两腿，让它们裸露在空气中。他看着那双腿，并没有去触摸。她心潮起伏，从头顶一直蔓延到在沙上翘起的足尖。他看着她的腿，悄声说：“瞧啊。”他俯身向前，想看个仔细。“我说过我不碰就不会碰。就是说，如果你反对的话。不过我得告诉你我多想碰一碰。就是那儿。”他指着她的足弓，“如果你不愿意让我碰，当然，我已经说过了，我就不碰。”

她想，他想吻我的脚。他想把他的嘴放到我的脚上。他要是这么做，我会踹掉他的牙。但她没有动。

“我能吗？我能在那儿碰一下吗？”

她没有回答，在几下心跳的时间里他也没再说什么。然后他就做了。他把食指放在她脚心，就那样放在那儿，放在那儿。

“你住手。”她说。他不按了，但是食指仍然留在之前碰过的赤脚的脚心。直到她系好帆布鞋的鞋带。

“我得回去了。”她说。

他马上站了起来，这样就不会产生误会了，他走在她前面领路。这次是他开的车，吉丁则静静地坐在车里，脑中一一过滤着她不会允许他和她做爱的种种理由；那些无论有没有指印、无论有没有仰天大笑她都不可能将其列入考虑的理由。最重要的原因是他期望能跟她上床。她再怎么努力，他似乎都不相信她没有被他吸引。其次，这会让纳纳丁和西德尼感到困扰。再次，他不是容易驾驭的人。事后，他事后会是什么样子呢？宣称所有权吗？用他的房间换她的吗？如果她拒绝了，他会开着吉普冲进去吗？他现在吹着口哨，边开车边从牙缝里向外吹着口哨，就好像他已经做成了。毕竟，她已经在这儿待了整整两个月而没人陪伴了。吉丁叹息一声，翘起了下巴。再过十五分钟，他们就要回到住处，她就能把这一切抛在脑后了，这时吉普车却慢了下来，她简直无法相信。他准是搞了什么鬼；他以为她会傻乎乎地坐着任他为所欲为吗？可这是真的。他把油门踩了又踩。没有用。油表显示没油了。吉丁四下张望：两旁是丛林的腐殖土，左侧的树木逼近道路。向前回家的上坡路要比回码头的土路更长。吉丁伸手从储物屉中取出一把钥匙。“这是码头油泵的钥匙。”她说。

“有装油的东西吗？”他问。

“后座下面有一个五升的桶。用它好了。”

“我希望你是对的。我是说那泵里还有油。”

“我也这么希望。要是没油，就从船上弄点吧。我知道船上还有。”

他点点头。“走到那儿大概得用二十分钟，回来还得要二十分钟。”

她表示同意，就在座位中坐稳，交叠起双腿。

“你不跟我去？”

“不，”她说，“我在这儿等。”

“一个人？”

“去吧，好吗？我不会有事的。岛上没有我不认识的人。如果有人开车过来，我就让他们捎你回来。”

他随后就走了，吉丁在篮子里翻着，想看看那顿糟糕的午餐还剩下什么。没有。一点都没有。她在太阳下坐了一会儿，太阳真可恨，在最不需要时却穿戴整齐地露面了。所幸这里没有蚊虫，只有一种丛林特有的腐败味。她一直等到太阳在她头上烤出了洞。她没戴表，但估摸二十分钟已经过了。只要再等二十分钟就好。随后她决定在路左边的树下找一处阴凉的地方，也顾不得那种令人不快的气味了。这里是骑士岛上丑陋的地方——她每次开车经过这里都会转开眼睛。这里的静谧是沉重的，而且其中有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她和儿子谈话时绷紧的神经，她脚心上的他的食指，以及后来她的那些蠢念头。一旦他们回到一切都很熟悉的吉普车里，她就变得相当镇定，可震颤并未在腹间消逝，而且需要宣誓当修女的决心才能抑制。这种震颤完全不同于那天上午他从身后抱住她、压着她时由恐惧引发的愤怒。一点都不像。但是他如今已经洗过澡、理过发了，宽容柔情的目光和森林般的嗓音十分漂亮。他的微笑总是突如其来，如同一阵旋风吹过他脸上的草原。有时是顽皮的，有时则不是。有时会使她抓住缰绳。她拿上速写本和一根炭条向树丛走去，又一次希望她的指尖上有真正的才华。她热爱绘画，若是画得不好，未免有失公平。不过所幸她还有自知之明，懂得才华和平庸之间的差距，因此她便将那种直觉投入对艺术史的钻研——这条路她没有走错。

那些树木并不像她设想的那样紧靠在一起。高大的灌木给了人这种错觉。她走近树荫，向树间窥视。她为自己所看到的景象发笑。挺立在起伏多苔的地面上的幼树围成了一圈。除了绿色和棕色几乎没有其他色彩，因为很难有光线透入，而仅有的光线——左边的一股伤感的阳光——把棕色捆扎成更深的影子。在绿荫华盖之下的中心是一片荷兰人喜爱的同样是深绿色的草坪。那一圈树看上去像竖立着的猪肋骨。吉丁把速写本夹在腋下，握紧炭条。真令人惊讶；这地方看上去很像布鲁斯·怀特或者法杰塔（二者均为美国艺术家。）的作品——一幅雅致的漫画书插图。她迈过一些像杜鹃花的灌木，站上了长满青苔的地面。位于这片地带中心的那块草坪的边缘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她向那里走去，却陷了进去，直没入膝盖。她扔掉速写本和炭条，抓住了一棵树，它在她的双臂中颤抖着，摇晃着，仿佛要和她共舞。她挣扎着抬起两脚，却在青苔覆盖的胶状沼泽中又往下陷了一两英寸。速写本上那张勾画得拙劣的儿子的面孔向上看着她，而树上悬挂着的女人们则向下望着她。她想，从沼泽中脱身有一个很容易的方法，每个女童子军都会，可我不会。想动是不可能的。至少不能突然动。或许她应该平躺下来。她搂紧那棵树，树又摇晃起来，仿佛要和她跳舞。她想，数数。我要数五十然后再拽，再数五十再拽。她只要坚持吊着直到儿子回来，就能呼救——十五分钟，不会更长。这段时间她就紧贴着那棵想跳舞的树。向下看那片烂泥是毫无意义的，它只会让她想到蠕虫、蛇或鳄鱼。数数。只要数数。别出汗，不然会失去你的树伙伴。像恋人般紧抱着。像夫妻似的紧贴着。缠住你的伙伴，拖住他，绝不放开他。爬到他身上，一次向上爬一毫米，比软泥还要慢，像青苔一样覆上他。抚摩他的树皮，轻触他隆起的部分。随着他摇晃，也随着他战栗。对已经被抬起的部分悄声从一数到五十，把娇嫩的皮肤留在后边。用你的生命爱恋他，信任他，因为你已经从烂泥中把自己的膝盖之上都拯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