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那是一九七一年……</h3>

那年我13岁。那是个大日子。我低头看着经卷，拿着一根银色的教棒。教棒的末端做成了一个手的样子。我诵读着那古拉的经卷，尚未变声的嗓子显得有点刺耳。

前排坐着我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祖父母。他们后面坐的是亲朋，好友，还有同学。

看着书，我默默告诫自己。不要搞砸了。

我又诵读了一会儿。我读得还不错。读完后，周围的一圈人过来和我握手，我的掌心湿漉漉的。他们小声用犹太语说着“祝贺你”——然后我转身，走过长长的讲坛，走到穿着长袍的“大先生”站着等我的地方。

他低下头，透过眼镜片看着我。他示意我坐下。那椅子看上去巨大无比。我看到了他的祈祷书。里面夹满了各种各样的剪报。我感觉自己好像掉进了他的私人洞穴里。他大声唱了起来，我紧跟着他也大声唱——非常大声，因为这样他就不会感觉我在偷懒了——但我的身体其实是在发抖。我已经完成了受诫礼仪式的规定部分，但接下来的才是真正让人不安的：和拉比的对话。这是没有办法事先准备的。需要随机应变。因为这是即兴发挥的。最糟糕的是，你必须站在他旁边。没有办法从上帝那里逃走。

祷告结束之后，我站起来。我的个子还没讲坛高，下面的一些观众侧着身子才能看到我。

“大先生”说：“好了，年轻人，告诉我们你感觉怎么样？放松了？”

嗯，我嘟囔着。

我听到观众席上人们的窃笑。

“几个星期前我们谈话的时候，我问过你觉得你的父母如何。你还记得么？”

记得一点，我说。

更多的笑声。

“我问你你是不是觉得他们很完美，还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你还记得你是怎么回答的吗？”

我僵住了，说不出话来。

“你说他们并不完美，但是……”

他朝我点点头。说吧，往下说。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我试探道。

“但他们不需要改进。”他肯定我的回答，“这个回答非常有见地。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我说。

更多笑声传来。

“这说明你愿意接受人本来的面目。没有人是完美的。就算是老爸和老妈也不例外。那是可以接受的。”

他微笑着把双手放在我头上，并背诵起一段祝福的经文：“愿主的容颜照耀着你……”

就这样，我被祝福了，上帝照耀着我。

我心里却在疑惑着：这意味着我要做得更多，还是可以少一点呢？

<h3>亨利的故事</h3>

就宗教意义而言，我在那个时候“成人”了。差不多同时，亨利成了一个罪犯。

最初，他偷汽车。大哥撬锁，他帮着望风。接着，他开始偷钱夹，偷商店里的东西，地点以超市为主，他把偷来的猪排、香肠之类藏在肥大的裤子和衣服里。

上学对他而言没有什么意义。同龄的孩子们在打橄榄球或参加毕业舞会的时候，亨利在实施暴力抢劫。年轻的，年老的，白人，黑人，都无所谓。他挥舞着手枪，要他们把现金、皮夹和珠宝交出来。

一年年过去。亨利结下了不少仇人。1976年秋天，在同一个街区混的另一个家伙把他扯进了一宗谋杀案的调查中。那家伙跟警察说亨利是凶手。后来，他又改口说是其他人干的。

警察来询问亨利的时候，文化程度只有小学六年级、但时年已经十九岁的亨利自作聪明地以为可以借此报复对头，并从警察那里捞到一笔五千美金的奖赏。

所以，他没有实话实说，说自己“毫不知情”，或者是“我并没有在现场”，他开始胡吹，编造了有什么人在现场，做了什么事情。他撒了一个又一个谎。他说他自己也在现场，但不是个参与者。他觉得自己很聪明。

事实上，他再蠢不过了。他扯的谎最终把他自己送进了监狱——陪着那个家伙——罪名是过失杀人。那个家伙在法庭上被判有罪，要蹲二十五年监狱。亨利的律师马上建议他主动认罪，这样可以减刑。七年。认命吧。

亨利垮了。七年？为了他并没有犯下的罪行？

“我该怎么办呢？”他问他妈。

“七比二十五少，”她说。

他忍住眼泪，接受了法院的判决，被铐上手铐带走了。

在去监狱的车上，亨利诅咒着那不公的判决。但他没有计算如果他因为做过的那些坏事被抓，他会被判上几年。他满怀着怒气和不满，发誓等出了监狱，要把失去的给补回来。

<h3>我们失去的……</h3>

此刻是2003年夏天，我们在厨房里。他的妻子萨拉已经剥开了一个柚子。“大先生”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红色袜子和凉鞋——对他这样的穿着打扮，我已不再感到惊奇。他端过盘子。

他说：“来，吃一点。”

一点点就可以了。

“你不饿吗？”

一点点就够了。

“这对你身体有好处。”

我吃了一片。

“喜欢吗？”

我转了转眼睛。他学我的样子也转了转眼睛。我没有想到，我居然还在拜访他，因为三年已经过去了。如果有人提出要你帮忙写悼词，你一定以为所悼之人离死不远了。

但我发现“大先生”就像一棵饱经风霜的老树；暴风雨来了，树干弯曲了，但就是折不断。这些年来，他得过霍奇金氏症[24]，肺炎，心跳不规律，还经历了一次小中风，但他都扛过来了。

最近这些日子，为了让他八十五岁的老身子骨还能正常运作，他不得不吃很多药，包括治疗癫痫的狄兰汀（Dilantin），治疗心脏病和高血压的洛汀新（Vasotec）和倍他乐克（Toprol）。最近，他还发了一次带状疱疹。就在我的这次拜访前不久他还摔了一跤，导致肋骨骨折，住院治疗了几天，医生要求他随身携带并使用拐杖——“为你自己的安全着想，”医生是这么叮嘱他的。但他几乎不那么做，因为他觉得如果那样的话，教会上上下下会觉得他快要不行了。

每次去看他，他都等不及要见我，私底下，我也很高兴看到他和身体的衰老抗争。我不喜欢看到他日渐衰弱的模样。他一直有着伟岸高大的形象，是我心目中高大而正直的为上帝工作的人。

自私地讲，我希望他能够一直保持这样的形象。

其实，我经历过另一种情形。那是八年之前，我目睹了我所敬爱的老教授，莫里·施瓦茨，慢慢死于肌肉萎缩症。每周二我去波士顿郊外拜访他。尽管他精神熠熠，肉体却一点一点衰弱下去。

我每周二的拜访坚持了不到八个月，他就过世了。

阿尔伯特·刘易斯和莫里是同一年出生的，我希望他能够活得更长些。我有那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问我的老教授。我一直在对自己说：“如果再有那么几分钟时间能让我……”

我开始期盼和“大先生”的见面——我坐在绿色的大椅子上，他在桌上无望地寻找着某封来信。有时候，我会直接从底特律飞到费城。但更多时候，我会在星期天早晨，在纽约录制完一档电视节目后，从纽约乘火车赶往那里。我到的时候，通常是教会做礼拜的时候，我想我们两个人的会面也可以被称为小规模的礼拜，如果两个犹太人在一起谈论宗教问题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礼拜的话。

我的朋友们对发生在我们俩之间的交往纷纷表示了好奇，或者是不相信。

“你去他家，就像去任何普通人家里一样吗？”

“你不害怕吗？”

“你在那里的时候，他有没有让你祈祷呢？”

“你真的和他讨论他的悼词吗？那不是很怪异吗？”

现在回过头来想想，这事还真的有些不同寻常。其实，在数次拜访之后，不去也可以了，因为我要为悼词而搜集到的信息已经足够用了。

但是我感到有必要再见他，了解他最新的情况，这样才能确保我的描述准确地反映他是怎样一个人。哦，好吧，还有其他原因。他在我心中激起了长久以来处于沉睡状态的某种东西。他一直在颂扬他称之为“美丽的信仰”的东西。如果其他人这么说，我肯定会觉得不舒服，最好能够躲得远远的。但看到他在这个年纪仍旧如此——该怎么说来着？——喜悦，让我觉得了解他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或许信仰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很多，但对他来说不一样。你可以看到信仰给了他一颗平和的心。我认识的人里没有几个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

所以我就不停地去拜访他。我们交谈。我们欢笑。我们读了他过去的一些布道辞，讨论了它们放在当下是否还有意义。我发现我对“大先生”几乎可以无话不谈。他有那种本事，当他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的时候，你会觉得世界停止了，你就是世界的全部。

或许正是因为他有这样的才能，他才能做好他的工作。

也或许是这份工作赋予了他这样的才能。

不过现在，他更多的是听，而不是讲。他已经从“资深拉比”的位置上退休，会议和文件处理工作减少了很多。不像他刚刚到的时候，现在这个教会基本上可以很好地“自转”了。

现实的情况是，他完全可以搬到更暖和一点的地方去过晚年，比如说佛罗里达，亚利桑那。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他曾去迈阿密参加过退休人士的会议，当他发现很多退了休的老同事移居到那里的时候，感觉非常困惑。

“你们怎么能够离开你们的教会呢？”他问。

他们回答说不能够站在讲坛上，或者是新来的拉比并不喜欢他们还常常出现在教堂里，那种感觉不好受。

“大先生”经常说作为一名神职人员，最大的威胁就是“自我”意识。他显然没有这种受伤的感觉。退休之后，他自觉地从大办公室搬到了小办公室。一个安息日的早晨，他离开了讲坛上他最喜欢的一个位子，悄悄坐到后排他夫人的边上。整个教会为之震惊。

像约翰·亚当斯[25]从美国总统的职位上退下来之后去农庄务农一样，“大先生”也隐退于人群之中。

<h3>“大先生”一九五八年的一份布道辞</h3>

一个小女孩带着她在学校里画的一幅画回到家。她蹦蹦跳跳走进厨房。厨房里她妈妈正在准备晚饭。

她一边挥舞着图画，一边叫嚷着：“妈妈，你猜猜？”

妈妈没有抬头。

她仍旧埋首于锅碗瓢盆之间，只是问：“怎么了？”

“猜猜么？”孩子重复道，依旧挥舞着图画。

“怎么啦？”母亲依旧在摆弄餐盘。

“妈妈，你没有听我说话。”

“宝贝，我听着呢。”

“可是妈妈，你没有用你的眼睛来听。”孩子回答。

<h3>亨利的故事</h3>

他先是被关在了东河中的里克斯岛上，靠近拉瓜迪亚机场跑道。监狱离家不远，只有几英里而已，这让亨利更加痛苦，因为这等于在提醒他，他的愚蠢让他有家回不得，只能在高墙之后度日。

在里克斯监狱服刑期间，他目睹了他这辈子都不愿再回想的情形。他看到了囚犯们是如何滥用暴力，互相殴打。攻击者会用毯子裹住挨打的人的头，这样被打的就看不到发起攻击的人的脸。有一次，有个家伙和亨利发生了争执，他走进亨利的房间，对着亨利的脸就是一拳。两周后，同样还是这个人，又试图用一把磨利的叉子扎亨利。

这个时期，亨利满脑子想到就是要证明他是无辜的，但那有什么用呢？监狱中的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无辜的。过了一个月左右，亨利被送进了纽约州北部，一级戒备的阿尔米拉劳教所。他几乎什么都吃不下，无法入睡，每天不停地抽烟。一个炎热的晚上，他满身大汗地醒来，爬起来给自己倒了杯凉水。睡意退去，他看到了牢房的铁门，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他跌坐到自己的床上，哭了。

那个晚上，亨利问上帝为什么让他长大，为什么不在他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让他死去。朦胧中有一道光闪过，他的目光落在了一本《圣经》上。他打开《圣经》，翻到的是《约伯记》中约伯诅咒自己的诞生日。

那是第一次他感觉到上帝在和他对话。

但是他没有听。

<h3>六月</h3>

社区

吃完蜜柚，“大先生”和我转移到他的书房。书房里依旧非常杂乱，到处都是箱子、纸、信和文件。如果精神更好一点，他会提议我们去户外走走，因为他喜欢到小区里散散步，但他也承认，自己对邻居越来越不熟悉了。

“我在布朗克斯长大的时候，”“大先生”开始回忆，“大家都认识大家。一栋楼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彼此照顾。

“我记得有一次，我很饿。有一辆装着水果和蔬菜的大卡车停在我们楼前。我用身子去撞车子，希望能够掉个苹果下来，而且这样，我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偷窃。

“突然，我听到有个声音从天上对我喊，而且说的是犹太语，那声音说：‘阿尔伯特，不可以。’我跳了起来。我以为是上帝在对我说话。”

那是谁呢？我问。

“是我们楼上的一个女邻居。”

我笑出声来。这和上帝也差得远了点。

“不，但是，米奇，我们就是这样互相活在对方的生活中。如果有人要跌倒了，边上会有人可以扶他一把。”

“这就是一个教会存在的核心意义。我们所谓的Kehillah Kedosha——一个神圣的社区。我们正在失去它。大型郊外生活区的出现改变了大家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有一辆车。每个人都有无数事情要做。你还怎么能够帮到你的邻居呢？一家人能够凑齐了坐下来吃顿饭就不错了。”

他边说边摇头。总体来说，“大先生”不是个落伍的人。但我明显看出他显然不喜欢这方面的变化。

******

不过，就算已经退休了，“大先生”还是有办法维护他神圣的社区。他常常会拿起那本写得有些凌乱的通讯录，戴上眼镜，按下一个个电话号码。他家里的那部电话是孙辈送他的礼物，有着巨大的黑白色数字键盘，这样他拨起号码来就比较容易。

“你……好，”他会说，“这是阿尔伯特·刘易斯，我找……”

他总是记得别人的大日子——纪念日，退休日——并在这些日子给别人电话。他还给那些生病的人打电话。他总是耐心地听别人讲述他们的喜乐哀怒。

他特别留意给教会里那些最年长的教友打电话，因为，“这会让他们有归属感，”他说。

我想，他说的“他们”是不是也包括了他自己呢。

******

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我一周要和一百多个人交流，但这些交流不是通过邮件就是通过短消息。我总是随身带着我的黑莓手机。我和别人的对话都非常简短：“明天再通电话”，或者是“到时候见”。我不喜欢把事情复杂化。

“大先生”不搞这种简单交流。他不使用电子邮件。他说：“在电子邮件里，我怎么能够知道有没有出问题？他们可以写任何东西。我要看见他们。如果看不到，那我至少要听到他们的声音。如果我看不到他们，又听不到他们，我怎么能够帮助他们呢？”

他呼了口气。

“当然，想当初……”他说。

他突然唱了起来：

“想当初……我会挨家挨户去拜访……”

******

我记得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大先生”到我们住的那条街来拜访的情形。我曾记得拉开窗帘看到“大先生”的车停在屋子前。当然，那个时候，医生上门看病，送牛奶的把牛奶送到家门口。没有人安装家庭报警系统。

当人们经历丧亲之痛，孩子出逃，有人失业，“大先生”都会登门造访。要是放在今天，如果有人丢了工作，为上帝工作的人能够坐到你家的餐桌旁鼓励你，那该有多好？

但是，这种想法就算没有侵犯隐私之疑，至少也显得非常陈旧。没有人愿意侵犯别人的私人“空间。”

你现在还家访吗？我问。

“只在有人提出要求的情况下，”他回答。

那有没有不是你教会里的成员给你打电话的？

“当然。实际上，就在两个星期前，我接到医院的一个电话。有人告诉我：‘有个女的，快要死了，她想要见拉比。’我就去了。

“到了那里，我看到了那位女士，她呼吸非常困难。她后面坐着一位男士。他问我：‘你是谁？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告诉他：‘我接到一个电话。他们告诉我有人快要死了，想要找我说话。’

“他生气了。‘看看她，她能说话吗？我没有给你打过电话。谁给你打的电话？’

“我无法回答。所以我任由他咆哮。过了一会儿，等他平静下来，他问：‘你结婚了吗？’我说是的。他又问：‘你爱你的妻子吗？’我说是的。‘那你能活活看着她死去吗？’我回答：‘不，只要她还有一线活下去的希望我都会争取。’

“我们谈了大概有一个小时。最后我说，‘你能让我为你的妻子做个祷告吗？’他表示他对此非常感激。所以我就做了祈祷。”

然后呢？我问。

“然后我就离开了。”

******

我摇了摇头。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和一个陌生人谈话？我努力回想我上一次和陌生人交谈是什么时候。还有就是我到底有没有干过这样的事情。

那你搞清楚到底是谁给你打的电话了吗？我问。

“嗯，不算很清楚。不过，我走出医院的时候，我看到了以前在这家医院里碰到过的一个护士。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双目相对的时候，虽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但我看得出是她给我打的电话。”

等等，一个基督徒给一个犹太拉比打电话？

“她看到有人在受苦。她想帮助他。”

她还真是够有胆量的。

“是的，”他回答，“还有很多很多爱。”

<h3>再讲一点历史</h3>

阿尔伯特·刘易斯居然能让一个基督徒女护士打电话向他求助，跨越不同宗教之间的界限并非易事。还记得《圣经》中摩西称自己是“异乡的异教徒”吗？这个说法同样可以用在1948年，刚到新泽西海顿高地的“大先生”身上。

那时，这个社区刚因铁路的开通而兴起。铁路向西通往费城，向东直达大西洋。区里有八个基督堂，但只有一个犹太教会——如果那称得上是教会的话。教会在一栋改建的三层楼维多利亚式民宅里，左边的街上有天主堂，右边的街上则有一个基督教圣公教会的教堂。其他的教堂都有钟塔和砖墙立面，而“大先生”的教会则包括了门廊和厨房，教室是卧室改的，从旧电影院里拆下的坐椅安装在大厅里做听众席。房子中间有居家式样的楼梯通往二楼。

最初参加“教会”的约有三十多户人家，其中一些人住在离教堂四十分钟车程远的地方。他们写了一封信给神学院，恳请神学院能派一名拉比来主持教会的工作；如果神学院派不出人来，他们只能把这个教会给关了，因为维持教会的运作并非易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附近居民区内一些基督教徒还联名写信抵制。一个犹太人社群出现让他们感到了威胁。

阿尔接受了这个工作后，立即着手改变这一状况。他参加了当地的神职人员协会。他和其他宗教的神职人员交往。他拜访学校和教会，消除人们对犹太教的误解和偏见。

有一些误会的消除其实并不那么难。

一次，他坐在一间教堂的教室里向孩子们讲述什么是犹太教。一个小男孩举手提出了一个问题。

“你头上的角呢？”

“大先生”非常震惊。

“你头上的角呢？不是说所有的犹太人头上都长角吗？”

“大先生”叹了一口气，请男孩走到教室前。他摘下他戴着的小圆帽（又叫“哥巴”），邀请小男孩摸一摸。

“你觉得我头上有角吗？”

男孩在他的头顶揉搓着。

“再找找，有吗？”

男孩终于确信他的头上并没有角。

“没有，”他小声说。

“哦。”

男孩坐回自己的位置。

“刚才我说到哪儿了？”“大先生”继续讲课。

******

还有一次，“大先生”邀请了一位圣公会教派的牧师来他的教会讲道。他和这位牧师关系不错，“大先生”觉得神职人员进行工作交流是个不错的主意。

那是一个周五的晚礼拜。祈祷歌唱完之后，“大先生”向会众介绍了这名牧师。他走到讲道台前。听众们安静下来。

“我很高兴能有机会站在这里，而且我非常感谢拉比给我这样一个机会……”他说。

突然间，泪水涌出了他的眼睛。他开始讲述阿尔伯特·刘易斯是个多么好的人。他激动地说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帮助我让你们的拉比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救主。”

死一般的沉寂。

牧师继续叹道：“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我不希望看着他落入地狱……”

还是死一般的沉寂。

“主啊，让他接受耶稣吧，主啊……”

这是一次让所有在场的人都永远难忘的礼拜。

******

但也不是没有棘手的情况。那时候“大先生”的教会里有一个叫根特·雷福斯的德国移民，有一年新年礼拜的时候，他冲进了教堂，把“大先生”拉到一边。

根特的脸惨白惨白的。他的声音在发抖。

“大先生”问：“怎么了？”

原来，几分钟前，根特在教会外的空地上维持停车的秩序。附近天主教会的一名神父气急败坏地冲过来，大声嚷嚷着犹太教会的人把他教堂外的停车场地都给占了。那是一个周日，他要把车位留给他们教会的人。

根特说这名神父咆哮道：“把他们都弄走。你们这些犹太人，现在就把车都给开走！”

“但今天是我们的新年，”根特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在星期天过你们的新年呢？”神父继续吼道。

“这个日子可是三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根特回答。他是个移民，所以说话的时候还带着一点德国口音。神父怒目相向，冒出了一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

“大屠杀怎么没有把你们都给杀了呢。”

根特气坏了。他的妻子在纳粹集中营里待过三年半。他冲上去想揍那个神父。还好有人过来劝阻，根特就这样脸色惨白地回到了教会。

第二天，“大先生”给负责这一教区的天主教主教打了电话，向他叙述了事情的经过。又隔了一天，电话铃响了。打电话是那个神父，问是否可以过来拜访。

“大先生”在办公室门口等他。他们坐下来。

“我要道歉，”他说。

“好的，”“大先生”回答。

“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

“是的，你确实不应该那样说，”“大先生”回答。

“我们的主教有一个建议，”神父说。

“什么建议？”

“哦，你知道，我们的主日学校现在正在上课。他们马上就要下课了……”

“大先生”听着。

然后他点了点头站了起来。

课间休息的时间到了，主日学校的教室门打开，孩子们冲了出来，他们看到利马圣玫瑰堂的神父和和平之家犹太堂的拉比手拉着手在校园里散步。

有的孩子眨着眼睛。

有的孩子直愣愣瞪着他们。

但所有的孩子都注意到了这一幕。

你或许会觉得这不过是双方妥协的结果：两个人不得不在校园里走了一遭，手拉着手。你或许还觉得此事肯定给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留下了阴影。但不知道怎么搞的，这两个人后来真成了朋友。许多年后，“大先生”还踏进了那个天主教堂。

是为了神父的葬礼。

“大先生”回忆道：“我被邀请参加葬礼。我为他背诵了一段祈祷文。那个时候我想，他或许会觉得我们的这段经文也还挺不赖的。”

<h3>亨利的故事</h3>

亨利经常被告知“耶稣是爱你的”。这肯定是真的。因为他总是能够获得第二次机会。

在监狱里，亨利是个拳击好手，曾赢得过一个重量级比赛的胜利。他在狱中的学习成绩也不错，虽然连初中都没有上完，他还是拿到了一个大专文凭。

出狱之后，他找到了一份消毒灭虫的工作。他和交往了多年的女友阿妮塔结婚。有那么几年，他们循规蹈矩过着正常的生活。阿妮塔怀孕了。亨利希望生个儿子。

一天晚上回到家，他发现阿妮塔疼得直打滚。他们冲到医院。孩子早产了三个月。那是一个连一磅都不到的小婴儿。他们为他取名为杰雷。医生说他存活的机会很渺茫。亨利用他的大手掌捧着小婴儿，亲吻着他的小脚。

“儿子，”他低声呼唤道。然后他向上帝祈祷。“上帝啊，请让他活下来吧，求你了，让他活下来吧。”

五天之后，婴儿死了。

亨利和阿妮塔把他们的孩子葬在了长岛的一座公墓里。有那么一段时间，亨利觉得这有可能是上帝在惩罚他以前做过的事情。

很快，他的日子过得越来越不开心。生意越来越糟，他不得不把房子给抵押掉。当他看到从事贩毒生意的哥哥拿着大把大把钞票，而自己零钱都没有几个的时候，他背弃了上帝，背弃了重生的机会，重新走上了违法的道路。

一开始他贩一点点毒，后来越搞越大。钱来得很容易。没过多久，他混成了小头目，周围围着一帮人，能够发号施令。他出入名牌服装店，去美发沙龙。他甚至还让求他的人在他面前下跪。只有抱着孩子的母亲能够让他心软。为了拿到毒品，那些吸毒的人情愿用任何东西来交换：刚刚买来的食物和日用杂货，有一次有人拿来了一对给小女婴的小耳环。

他给了他们一小包毒品，然后说：“耳环你们留着，但是从现在起那是属于我的了。每次你们到这儿来的时候，要给我看到这副耳环还戴在你们宝宝的耳朵上。”

有一度，大约是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亨利月入上万美元。他混入了上流社会的派对兜售毒品，他的买主包括那些“受人尊敬”的法官，律师，甚至包括一名退役的警官。这些人在毒品前所表现出的软弱和那种权倾一时的感觉让亨利颇为沾沾自喜。但是，某个夜晚，亨利犯下了一个常见的、但也是致命的错误：他决定自己尝试一下他所贩卖的东西。

那是个悬崖。他跌了下去。

******

亨利很快就对毒品上瘾了。他满脑子想要的就是要在可卡因的烟雾中欲仙欲死。常常，本该卖出去的产品被他自己给吸了。然后，他不得不扯出千奇百怪的理由来掩饰自己的行为。

比如说有一次他拿香烟在自己的胳膊上烫出一个洞来，这样他就可以告诉发货的人他被人打了，货被人偷了。

还有一次他让一个朋友用一把点二五口径的手枪对着他的腿开了一枪，这样他就可以对发货人说他被人抢劫了。发货的人还真冲到医院，要求查看他的枪伤。

还有一个糟糕的夜晚，他吸了毒，晕晕乎乎的，又需要更多的钱，他和其他几个人，包括他的侄子和妹夫，开着一辆敞篷车去布鲁克林的卡纳西。他们抢劫的手法是突然将车停到袭击目标的前面，从车里跳出来，抢到钱后立即逃走。

这一次，遭抢的是一对老年夫妇。亨利从车里跳下来，朝他们挥舞着手枪。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吧！”他吼道。

老妇人吓得尖叫起来。

“要么闭嘴，要么我就把你的头给打掉，”他朝着老妇人叫道。

老夫妻两人摸出钱，珠宝和手表。那两张苍老的脸庞让亨利感到了一丝良心不安。他的良知一时涌起。但这并没有让他就此打住。很快，他们驾着车沿弗特兰大街扬长而去。

然后，警笛就响了起来，警灯呼呼地旋转着。亨利叫喊着侄子的名字，让他快开。他打开车窗，把抢来的东西都扔出去。珠宝啊。钱啊。甚至他们的手枪。

几分钟后，警察抓住了他们。

在警局，亨利和其他几个嫌疑犯排成了一队。他等着。一会儿，警察把那对老夫妇带了过来。

亨利知道这回他栽了。

一旦那位老先生指认了他，他会被起诉，判定有罪，然后等着他的又将是十五年的牢狱之灾。他的生活就完了。为什么他要冒这样的险呢？他真是把一切都扔到窗外去了。

警官问：“是他吗？”

亨利咽了下口水。

老先生咕哝道：“我不太确定。”

什么？

“再看一下，”警官说。

“我不确定，”老先生说。

亨利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位老先生怎么可能不记得他的脸呢？他刚对着老先生的脸挥舞手枪来着。

因为身份无法确认，警察放走了亨利。他回到家。他躺下。他告诉自己是上帝在暗中帮他。上帝是仁慈的。上帝又给了他一次机会。而且上帝不希望他再偷盗，再吸毒，再恐吓别人。

或许那都是真的。

但是，他还是没有听。

<h3>那是一九七四年……</h3>

……我在我的教会高中上宗教课。主题是“红海分开”。我打了个哈欠。这还有什么好学的呢？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上百万次了。我看着教室另一端一个我喜欢的女孩，心里琢磨着我怎么才能够引起她的注意。

“这里有一篇《塔木德》[26]的注解，”老师说。

哦，老天，我心里感叹道。这就意味着要我们翻译，那可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但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我被吸引住了。

以色列人安全地跨过红海之后，追逐他们的埃及人很多被淹死了。上帝的天使想要庆祝敌人的灭亡。

那篇文章说，上帝看到这一幕，很生气。他说了大意如此的话：“别再庆祝了。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他们也是我的孩子。

老师问我们：“你们觉得该如何理解这句话？”

有同学站起来回答。我心里有我自己的答案。我想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上帝除了爱我们，也爱我们的“敌人”。

多年以后，我已经不记得那些课所教的内容，也不记得那个老师的名字，更不记得教室另一边那个女孩的模样。但这个故事我一直都记着。

<h3>七月</h3>

最重要的问题

在任何对话中，至少有三名参与者：你，别人，还有上帝。我是这样被教导的。

这个教诲，在夏日的某一天又浮上我的心头。当时，我和“大先生”坐在他的小书房里，我们两个都穿着短裤。我的光腿靠着绿色的皮沙发椅直冒汗，黏嗒嗒的，每次挪动腿脚都会发出小小的声响。

“大先生”在找一封信。他拿起一个本子，然后是一个信封，再是一张报纸。我知道他永远也找不到他想找的东西。我觉得他凌乱的办公室几乎已经成了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似乎这样他的生活才能趣味盎然。我等着，我瞥了眼书架底层的搁板上放着那个名为“上帝”的文件夹。我们还没有打开过那个夹子。

“真糟糕，”他说，放弃了继续寻找。

我能提一个问题吗？

“问吧，问吧，年轻的学者，”他唱着说。

你怎么知道上帝是存在的呢？

他停下。脸上浮现出一抹笑容。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他用手指捏了捏下巴。

那答案是什么呢？我问。

“首先，请证明他是不存在的。”

好吧，我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么说好不好？我们生活在一个基因可以被图谱，细胞可以被复制，脸蛋可以被改变的时代。不是吗，只要动个手术，你都可以从一个男人变成一个女人。科学已经告诉了我们地球是如何产生的；火箭升空探索宇宙。太阳不再神秘。还有月亮——那个原来受人们膜拜的对象——我们不是已经把月亮上的东西装在袋子里带回地球了吗？

“大先生”鼓励道：“继续往下说。”

所以，在这样一个地方，那些巨大的谜团都已经被解开了，为什么人们还要相信上帝，或者耶稣，或者安拉，或者任何超人类的神灵存在呢？我们是不是已经过了这个阶段？像匹诺曹，那个木偶，如果他发现没有绳子拽着他，他也照样可以自己行动，那他还会那样看待他的老木匠爸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