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残阳渐褪</h3>

“如果奶奶在天堂待够了，我们希望她能够回来，谢谢。”

这是我女儿在妈妈的葬礼留言簿上写下的话，话里多少带着少年人的倨傲和调侃。但现在，又看到了妈妈，听她解释“死”是怎么一回事，听她解释她是如何被那些回忆她的人召唤回来的——说真的，也许玛丽亚还是有些道理的。

塞尔玛小姐家的玻璃风暴已经过去；我不得不紧闭起眼睛让风暴过去。玻璃的碎片落在我皮肤上，我想要把它们掸去，但这么个简单的动作也费了我很大的劲。我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憔悴。和妈妈在一起这重生一日的阳光，正渐渐褪去。

“我快要死了吗？”我问。

“我不知道，查理。只有上帝，才知道答案。”

“这里是天堂吗？”

“这里是椒谷海滩镇。你不记得了吗？”

“如果我死了……死了……我能和你在一起吗？”

她微微一笑。“噢，原来现在，你倒是想和我在一起了。”

这话听起来或许有些冷酷。但我妈妈就是这样一个人，有点风趣，喜欢和人开玩笑，如果她还活着，和我在一起，她肯定就是这么说的。

她也完全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她在世的时候，我一而再，再而三地拖着不去看她，陪她。太忙了。太累了。不想面对妈妈。一起去教堂？算了吧。一起吃晚饭？对不起。回家看看？不行，或许下个星期吧。

如果把应该和妈妈在一起而没有在一起的时间累加起来，恐怕也有一辈子那么长了。

*

现在，她拉着我的手。在看望过塞尔玛小姐后，我们步行前进，周围的场景在不断变化，我们短暂地闯入了一系列人的生活。有些是我认得出的妈妈的老朋友。还有几个我不认识的老头，那些都是她的爱慕者：一个叫阿曼多的屠夫，一个叫赫华德的税务律师，还有一个长着扁平鼻子的修理匠，杰哈德。妈妈微笑着，坐在他们面前，各待了一小会儿。

“那么，他们是在想你喽？”我说。

“嗯，”她点点头，说。

“你可以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不，”她回答，“不是随便哪里。”

我们出现在一个向窗外凝视的老头面前。然后是一个躺在医院病床上的人。

“那么多，”我说。

“他们都是男人，查理，不错的男人。有些是寡居的。”

“你和他们一起出去过吗？”

“没有。”

“他们邀请过你吗？”

“很多次了。”

“那为什么现在去看望他们？”

“噢，女人的特权吧，我想，”她双手合十，摸了摸鼻子，隐藏起一个小小的笑容。“被人想着的感觉总还是好的，你说是吧？”

我看着妈妈的脸。毫无疑问，妈妈还很美，虽然她已经七十出头，快八十了。她满是皱纹的脸显得很高贵，老花眼镜片后的眼睛依然明亮，她的头发曾经像午夜那般黑，现在则如同午后多云的天空那样白。我们见到的这些男人都把妈妈当作一个女人去思念。但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我从没把妈妈看作宝琳，也就是她父母给她的名字，也没有把她看成是宝儿，那是朋友们叫她的名字；对我来说，她就是妈妈，我给她的称呼。我只看见她戴着厨房用的手套，把热气腾腾的晚餐端上桌，或者是开着车接我和朋友们去保龄球馆。

“你为什么不再婚呢？”我问。

“查理，”她眯起了眼睛，“算了，别问了。”

“不，我很认真。我们长大以后，我们离开家以后——难道你不感到孤独吗？”

她眼睛看向别处，回答道：“有时候。但很快，你和吕贝塔就有了孩子，我就变成了祖母。我在这里还有其他女伴——哦，你知道，查理。时间过得很快。”

我看她摊开双手，朝我微笑。我已经忘记了听妈妈讲她自己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对我来说，妈妈不谈我，而是谈她自己，是一种多么好的解脱。

“人的一生过得很快，对不对，查理？”

“是啊，”我喃喃道。

“浪费时间是多么可耻啊。而我们呢，还总觉得自己有大把的时间。”

我想起了我把自己交给酒瓶子的那些日子，那些我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的夜晚。那些我在昏睡中度过的早晨。那些拼命逃避自己的日子啊！

“你还记得吗？”她笑起来，“那次万圣节，我把你装扮成一个木乃伊，然后天上下起雨来？”

我看着地上回答她：“你毁了我一生。”

还那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埋怨别人了，我心想道。

*

“你该吃晚饭了，”她说。

她就这么一说，我们就回到了厨房里，坐在了圆餐桌旁，这是最后一次。桌子上有炸鸡、黄米饭和烤茄子，热腾腾的，散发着熟悉的味道，这样的晚餐，妈妈为我和妹妹煮过有上百次了。但不像我最初回到房子里时所感受到的那种巨大的快感，现在，我觉得有些焦躁不安，好像知道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看了看我，有些担心的样子。我想分散她的注意力，所以我说：

“讲讲过去的事情吧。”

“查理，那些往事我都告诉过你啦，”她说。

我的脑袋痛得要炸开了。

“再讲一次。”

她叙述了起来。她提起了她的父母，他们都是移民，在我出生前就过世了。她告诉我她有两个叔叔和一个疯狂的姑姑。姑姑拒绝学英语，而且很迷信。她还说起了她的表哥，乔伊和埃迪，他们都住在西海岸。每一个人都有个小故事（“她怕狗怕得要命”，“他十五岁就想参加海军”），现在我把这些小细节和一个个名字对应了起来。过去，妈妈提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吕贝塔和我都翻着眼睛，没有耐心听她讲下去。但很多年后，在葬礼以后，玛丽亚问起我家族里的许多事情——谁和谁是什么关系等等——我常常答不上来。我记不得了。我们的很多历史已经随着妈妈一起被埋葬了。你，可绝对不要让你自己的历史就这样消失。

所以这一次，我仔细听妈妈把家族里每一个分支的故事都讲述了一遍。家里人的故事，凡是妈妈想得起来的，她都扳着指头讲完了。最后，她合拢双手，交叉起手指——就好像每根手指都代表了故事里的亲人，他们也都交织在了一起。

“反正，”她愉快地说，“那是……”

“我想你，妈妈。”

这话脱口而出。她露出了微笑，但没有立即回答。她似乎是在想句子，揣摩我的意图，好像捕鱼的人慢慢拉网。

然后，不管我们是在什么样的世界，看到的是哪里的地平线，反正太阳到落了地平线以下，她小声而快速地说：“我们还有一个地方要去，查理。”

<h3>他希望能够重过的一天</h3>

现在我该聊聊妈妈活着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形了。我还要告诉你，那次我们见面，我都干了些什么。

那是八年前的事了，我们去看她，参加她的七十九岁生日派对。她要大家都去，并开玩笑说过完了这个生日，明年她就“再也不告诉人家自己几岁了”。当然，她在六十九岁、五十九岁，说不定二十九岁生日的时候，都说过这样的话。

生日派对放在星期六中午，是在家里举行的。参加的有我，我老婆和女儿，我妹妹吕贝塔和她老公艾略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最小的一个是五岁的洛桑娜。和当年她妈妈一样，她到哪里都穿着芭蕾舞鞋式样的小皮鞋）。除此以外，还有二十多个老街坊邻居，其中包括妈妈在美发厅常年服务过的老客人。很多人的身体都不太好了，还有一个是坐着轮椅，被人推了来的。但是，她们的头发都梳理得整整齐齐，定型水喷得足足的。我都怀疑妈妈办这样一个生日派对，是不是为了让这些老太们有机会好好打扮一下。

“我想让奶奶给我化妆，好不好？”玛丽亚一蹦一跳走过来问我。她十五岁了，一举一动里带着少女的活泼与笨拙。

“为什么？”我问。

“就是因为我想要奶奶帮我化妆啊。她说，如果你同意的话，她就帮我弄。”

我看了看凯瑟琳。她耸耸肩表示无所谓。玛丽亚像个小兔子一样捶着我的胳膊。

“答应吧，答应吧，答应吧！”

我已经讲过，自从棒球生涯中退役以后，我的生活有多么阴暗。但我必须要说的是，玛丽亚是我生活中唯一的亮点。在那段时间，我最大的快乐就是和她在一起。我努力做个好父亲。我努力关注她成长的一点一滴。她吃薯条残留在嘴角边的番茄酱，我帮她擦去。她坐在小桌旁，握着铅笔做数学题的时候，我会陪在她身旁。还记得她十一岁的时候，我让她上楼回自己房间换衣服，结果她穿了件吊带背心下楼来。为了不让她太早熟，我赶紧逗她和我玩球，或者是送她去青年会上游泳课，我最好她慢慢长大，一直像个假小子那样。

后来我才知道，我从她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她上了大学，为大学的校报报道体育新闻。我终于看到了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不管喜欢与否，女儿所从事的职业，正是把我和她妈妈分别钟爱的体育和写作给结合了起来。

*

派对在继续，觥筹交错，乐声飞扬。屋子里到处能听见人们的交谈声。妈妈大声朗读着她收到的生日贺卡上所写的祝福语，好像每一张卡片都是外国元首寄来的贺电一样。就算是那种廉价的、用水粉颜料在封面上画着小兔子的那种贺卡（贺卡上一律写着“希望我能够蹦蹦跳跳地来告诉你……祝福你的生日像我的胡萝卜一样棒！”）每读完一张卡片，她都会把卡片反转过来，给大家看里面写的字，然后向送卡的人送上一个飞吻。

在读完贺卡、蛋糕还没有切、礼物还没有拆开的时候，电话铃响了。在妈妈家里，电话铃可以响很久，因为妈妈不会放下手中的事情去接电话，她常常会给最后一个角落吸完尘，或者擦完最后一块玻璃窗，才拿起电话，好像在拿起话筒之前，电话这样东西是不存在的。

因为没有人去接电话，所以我去了。

如果我能够再活一遍的话，我会让那个电话一直响下去的。

*

“喂？”因为屋子里很吵闹，我对着话筒大声说。

妈妈用的还是很老式的皇后牌电话机。电话线足有20米长，因为她喜欢边听电话，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喂？”我又说了一遍，把话筒紧紧贴住耳朵。

“喂，喂？”

我正准备把这个没人回答的电话挂上，但听到话筒那端有个男人清了清嗓子。

然后，我听到了爸爸的声音，“鸡仔？是你吗？”

*

我没有马上回答。我愣住了。尽管妈妈的电话号码从没变过，但我还是很难相信爸爸会拨这个号码。他离家的时候是那么突然，那么带有毁灭性，在这个屋子里重新听到他的声音，就好像看着他走进被他亲手焚毁的屋子。

“是，是我，”我小声回答。

“我到处找你。我给你家和办公室都打了电话。我想试试看……”

“今天是妈妈生日。”

“噢，对，”他说。

“你要和她说话吗？”

我说得极快。我可以感觉到爸爸在电话的那一头翻了翻白眼。

“鸡仔，我和皮特·贾那通过话了。”

“皮特·贾那？”

“海盗队的。”

“啊？”

我抱着电话走到一个没有人的角落。离我不远有两个老妇人坐在沙发上，端着纸盘子，吃着金枪鱼色拉。

“他们一直举办‘昔日球星赛’的，知道吧？”爸爸说，“皮特告诉我佛莱蒂·冈塞雷斯不能参加了。因为他的签证没有搞定。”

“我不懂，这和我有什么……”

“他们要找一个能够替补他的人，但没有剩下多少时间了。所以，我对皮特说，‘嗨，鸡仔就在城里啊。’”

“爸爸，我不在。”

“你可以啊。他又不知道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昔日球星赛？”

“所以他问：‘哦，是吗？鸡仔的状况如何？’我回答他说，‘很不错啊……”

“爸爸……”

“然后皮特说……”

“爸爸……”

我知道这样的对话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接到他电话的那一刹那我就知道了。这个世界上，比我更难放弃我的棒球生涯的人，就是爸爸。

“皮特说他会把你放在队员名单上的。你要做的就是……”

“爸爸，我只参加了……”

“……快点过来吧……”

“……六周的甲级赛而已……”

“……明天早上10点左右……”

“我只打过……”

“然后你……”

“我怎么有资格参加昔日球星赛？”

“你有什么问题，鸡仔？”

我痛恨这个问题。它终止了一切讨论的可能性。你有什么问题吗？你还能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没有问题。”但是，这个回答显然不符合事实。

我叹了口气。“他们说把我放在队员名单上了？”

“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

“他们要我参加比赛？……”

“……你聋了吗？我刚刚不是说了么。”

“什么时候？”

“明天。俱乐部的人会过去……”

“明天，爸爸？”

“明天，怎么了？”

“现在，现在已经是下午三点了……”

“你要是去比赛，坐着候场的时候，肯定会撞见那些人。你和他们攀谈攀谈。”

“撞见什么人？”

“随便谁。安德森。莫利尼。我觉得麦克·屈内兹，那个光头，好像还是教练。你应该有意识地和他们接触接触。你要和他们谈谈，说不定就能有什么结果。”

“什么结果？”

“机会就会来了么。教练的职位。击球训练员。乙级队里的一个空缺。那么你就踏进了一只脚……”

“他们干吗要我这样的……”

“事情都是这样一步步……”

“我都有多少年没有摸棒球杆了……”

“……发生的。就是这样来的，鸡仔。你踏进一只脚……”

“但是我……”

“你知道一旦这些工作机会……”

“爸爸，我有一份工作了。”

沉默。任何人对我的伤害，都比不上爸爸的沉默。

“听着，”他呼出一口气说，“我不择手段才给你弄到一个机会，你想不想要？”

他的语气变了，好像准备好了要打架，拳头举了起来，怒火在胸中涌动。我知道自己活得很糟糕，而他也如此明显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想法。这让我羞愧。在打架的时候，心生愧意的一方肯定会先败下阵来。

“你快点滚出来，听到了吗？”他说。

“今天是妈妈的生日。”

“明天就不是了。”

*

现在，回想起那段对话，我真希望当时的我，能够多问老爸几个问题。难道他对前妻正在举办的生日派对，完全没有一点好奇心吗？难道他不想知道她的心情吗？他不想知道有谁参加了派对吗？他不想知道我们的老房子看起来怎么样了吗？她是否还念着他？想到他会开心？难过？还是根本不想？

我真希望当时我问了他这些问题。但是，我只是说我会再和他联系的，就把电话挂了。我脑子里满是对爸爸“不择手段”给我谋来的那个机会的幻想。

我盘算这些事情的时候，妈妈已经切开了香草奶油蛋糕，把一片片蛋糕放到纸盘子上。她打开礼物的时候，我想的还是爸爸提的那事。凯瑟琳，玛丽亚——她的眼睛上已经画上了紫色的眼影——我和妈妈一起拍照片的时候，我还是在想。拍照的是妈妈的朋友伊迪，她举着相机说：“笑一笑啊……呃，等等，这个机器我怎么就是用不来呢？”

我们站在那里，露出牙齿微笑的时候，我的脑海里还是我挥动球棒的样子。

我努力集中思想，让自己融入到妈妈的生日派对中去。但我的父亲，从很多方面来讲他非常像一个小偷，把我的注意力给偷走了。在大家吃蛋糕的时候，我悄悄溜到地下室，打了个电话预订好第二天的飞机票。

妈妈说话的时候，常常以“做个好孩子……”的句式开头，比如说“做个好孩子，帮妈妈把垃圾倒掉……”或者是“做个好孩子，帮妈妈去店里买……”我到妈妈家的那一天，还是妈妈的好孩子，但爸爸的一个电话，让那个好孩子转瞬间变成了另一个人。

*

我不得不和每一个人都说谎。这并不太难。我带着公司的寻呼机，跑到楼下没有人的角落自己呼叫了自己。然后跑上楼。寻呼机响的时候，凯瑟琳就在我身旁。我装作很恼怒的样子，骂骂咧咧地去看我的寻呼机，一边还嘟囔着“星期六也不让人安宁”。

我假装回了一个电话。假装很生气。我编了一个谎，说一个客户坚持要在星期天开会。真是太可恶了。

“他们不能等等吗？”妈妈问。

“我知道，这太不像话了，”我回答。

“我们明天还计划好了一起吃早午餐呢。”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你不能再和他们通个电话吗？”

“不行，妈妈，”我回嘴道，“我打回去不好。”

她低下头。我吐了口气。越为自己的谎言辩护，越让人生气。

一个小时候后，出租车来了。我抓起包。我抱了抱凯瑟琳和玛丽亚，她们两个从皱着的眉头间勉强挤出半个笑容。我对大家嚷嚷着“再见”。众人都对着我说：“再见啦，再见啦，一路顺风……”

最后，在众人的喧嚣声中，我听到了妈妈的声音：“我爱你，查……”

车门关上，把妈妈说出来的最后那个字也关在了车门外面。

而我，自此以后再也没有见到活生生的她。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时候</h3>

“但是对于经营饭店，你懂多少？”我老婆问。

“那是个体育酒吧，”我回答。

我们在家里，坐在餐桌旁商量。妈妈当时也在，正和小玛丽亚玩躲猫猫游戏。这是我从棒球生涯退役后的事情。一个朋友，以前的队友，邀我入股开一个餐厅兼酒吧。

“酒吧生意不是更难做吗？”凯瑟琳说。“有很多东西要学呢。”

“他都懂，”我说。

“妈，你觉得呢？”凯瑟琳问。

妈妈拉过玛丽亚的手，上下摇晃着。

“查理，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要在晚上工作？”

“什么？”

“晚上。你必须在晚上上班？”

“妈，我是投资人，又不是酒吧服务生，”我说。

“那是很大一笔钱，”凯瑟琳说。

“如果不投钱，怎么赚钱？”我反驳。

“难道除了这个，你就不能做别的事吗？”凯瑟琳问。

我吐了口粗气。实际上，我对棒球之外的事情一窍不通。当运动员的时候，受到的告诫是不要去想太多别的事情。我不能想象自己坐在办公桌旁的样子。这是个酒吧。我了解酒吧。我已经开始慢慢把酒精作为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了，这也成了我想要开酒吧的一个私密的原因。这样，至少我自己喝酒可以方便一些。另外，这个酒吧不是还带着“体育”这两个字儿嘛！

“酒吧开在什么地方？”妈妈问。

“开车过去一个半小时。”

“你一星期要去几次？”

“我不知道。”

“但不是在晚上吧？”

“你为什么不停提晚上，晚上呢？”

她的手指在玛丽亚的脸上滑来滑去。“查理，你有个女儿了。”

我点点头。“妈，这个我知道。”

凯瑟琳站起来，开始收拾盘子。“我只是感到害怕，没有其他的。我实话实说，”她说。

我有些沮丧，人陷在椅子里，眼睛看着地上。当我再抬起眼睛的时候，发现妈妈正盯着我。她把一个手指放在下巴下面，然后慢慢把下巴顶起来，她在用她的方式告诉我，我也应该这样做。

“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她突然宣布道：“我觉得人的一生，应该尝试各种事情。查理，你真的觉得自己应该开这个酒吧吗？”

我点点头。

“信心，努力工作，爱——如果你有了这些，什么事情都能做成。”

我挺了挺身。我老婆耸了耸肩。屋子里的气氛变了，一扫刚才的僵局。

几个月后，我参与投资的体育酒吧开张了。

两年后，酒吧关门大吉。

显然，光有那三个条件是不够的。在妈妈的世界里，那可能行得通，但在我的世界里，那是行不通的。

<h3>比赛</h3>

在昔日球星赛的前一天晚上，我在赛场边的宾馆住下，这让我想起我的职业生涯和到处旅行的生活。我睡不着觉。各种各样的念头在我脑海里打转：球场里会有多少观众，我会不会连一个球的边都擦不着。好不容易熬到五点半，我起床，试着做了一些伸展运动。我发现房间电话的红灯在闪，说明有人给我留言。我给前台挂了个电话，铃声响了起码有二十来次，才有人接。

“我的留言信号灯在闪，”我说。

“唔……”接电话的人打了一个哈欠，“……这里有个留给你的包裹。”

我到楼下的大堂。服务生拿出一个旧的鞋盒子，上面贴着我的名字。他打着哈欠。我打开鞋盒。

我的钉鞋。

显然，爸爸这么多年来一直保存着这双鞋。他肯定是半夜到宾馆来过，甚至连个电话也没有打到我房间里，只是把盒子留下。我翻了翻，想看看里面是否有他的留言。但盒子里什么也没有，除了那双鞋，那双满是褶皱沧桑的鞋。

*

我到球场的时间还早。按照以前养成的习惯，我在球员入口处附近下了出租车，但球场的保安告诉我应该从员工出入口进去。员工入口处有卖啤酒和热狗的小贩。入口的走廊犹如洞穴般深邃，还散发着火腿肠的味道。重新回到球场的感觉很奇怪。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默默渴望能够重回赛场。现在，我回来了，但参加的只是一场助兴的非正式比赛。昔日球星赛只是正式比赛前的暖场，一种增加门票销售量的噱头——像出售球队的帽子啊，球啊，或者是放焰火之类。

我找到了给老球员换衣服的附属更衣室。更衣室的管理员在一张单子上找到我的名字，勾了一下，然后发给我一套当天穿的队服。

“我用哪个……？”

“随便哪个都成，”他指了指一排刷着蓝漆的金属更衣箱。

房间的角落里，有两个花白头发的人在讲话。他们只是冲着我抬抬下巴，嘴里的话还是没停下来。我感到很尴尬，好像是在参加别人的高中同学聚会。毕竟，我只参加过六个星期的甲级联赛。六个星期的时间，不太可能交上一辈子的朋友。

*

球衣的后背上绣着“贝奈特”的字样。但如果仔细看，可以看出球衣原来是属于另一个人的，因为从针脚的印迹中还可以看出来原来那个人的名字。我把衣服套在头上，然后两只胳膊从袖管里钻出来。

我把衣服拉下，转过身，看到曾经大名鼎鼎的威利“炸弹”杰克逊就站在离我几尺远的地方。

人人都认识杰克逊。他是个了不起的击球手，他击球的力量，和在球场上桀骜不驯的态度，是出了名的。有一场比赛，他的球棒对着右外野的栏杆，大喝一声，打出了一个绝好的本垒打。一个棒球运动员一生中只要有一次这样的表现，就可以随着电视画面的反复重播而“永垂不朽”了。而他也确实如此。

现在，他就坐在我边上。我从没有和杰克逊同场竞技过。他胖了很多，穿着蓝色的绒制球衣，看起来几乎有点虚胖。但他仍旧散发着一股子高傲的气息。他朝我点点头，我也朝他点了点头。

“还好吗？”他说。

“鸡仔贝奈特，”我伸出手说。他抓住我的手，握一握。他没有介绍自己，因为我们都清楚他是不需要自我介绍的。

“噢，贝奈特，现在在干吗哪？”

他说错了我的名字，但我没有纠正他。我告诉他我是干“市场营销”的。

“你呢？”我问他，“还在广播电视？”

“嗯。一点点。现在主要的精力放在投资银行这一块。”

我点点头。“酷。好行业啊。投资。”

“共同基金，”他说，“有些避税投资，单位信托基金，类似这样的产品。主要还是共同基金。”

我又点点头。那一刻，我已经开始后悔自己又重新穿上了球衣。

“你进过股市吗？”

我翻弄着手掌。“你知道，这里投一点，那里投一点。”我在撒谎。我根本没有钱投在股市里。

他转了转下巴，带着探究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听着，我能够介绍人给你认识。”

有那么一刻，我觉得还真像那么回事。大名鼎鼎的杰克逊要介绍人让我认识，我已经在盘算着如何去投资那些并没有揣在我口袋里的钱了。就在他把手伸进口袋、可能是要摸他的名片的时候，后面有人喊了一嗓子：“

<b>杰克逊你这个死胖子！</b>”我们两个转过头，站在那里的是“钉子”亚历山大。两个人各自上前几步，紧紧拥抱在一起，我差点被他们俩挤倒。我不得不退后几步。

几分钟后，在众人的簇拥下，他们两个走到了更衣室的另一边。那就是我和共同基金发生关联的仅有的几分钟。

*

昔日球星赛安排在正式比赛开始前一个小时举行，这就意味着我们比赛的时候，大多数座位都还是空的。风琴响过。扩音器里传来了欢迎词，观众席上的观众稀稀拉拉的。按照姓氏的字母顺序，我们被一一介绍出场。最先亮相的是在四十年代末活跃在球场上的外场手鲁斯特·阿伦贝克，然后是六十年代的明星，内场手本尼(外号“波波”)巴博沙。他的笑容颇具感染力。叫到他名字的时候，他露出招牌式的笑容，跑出场向观众挥手致意。等轮到我出场的时候，不少观众还在为他而鼓掌。只听到播音员说，“来自于一九七三年锦标赛冠军得主队的……”可以听出播音员故意顿了一下，好像要吊起人们的兴趣一般，“接球手查尔斯‘鸡仔’贝奈特”。鼓掌声一下子变得稀稀拉拉的，热情的掌声变成了应付的掌声。

我从球员候场区的座椅上站起来往外跑，差点撞上了往回跑的巴博沙。我努力想在掌声彻底熄灭前完成我的亮相，以避免面临那让人尴尬的来自观众席的寂静，以及听到自己踩在沙石地上发出的声音。在观众席的某个角落里，必定坐着我的老爸。虽然我看不到他，但是我可以想象他抱着双臂坐在那里的情形。他是不会为我鼓掌的。

*

然后，球赛就开始了。球员候场区好像成了一个火车站，球员们抓起球棒进进出出，还不时发生互相碰撞，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哐铛哐铛的声音。我有一次内场接球。对我来说，这样一次也就足够了，因为这么多年没有运动了，在三垒处下蹲的姿势就已经让我大腿酸痛的不行了。我在那里不停地把自己的重心从这个脚移到那个脚，直到一个手臂上全是汗毛、绰号叫“屠夫泰德”的击球手冲着我喊：“嗨，伙计，你可不可以不要在那里晃来晃去？”

对于陆陆续续到来的观众来说，这可能看起来还像是场棒球赛。场上有八个守场员，一个投手，一个击球手，一个穿着黑色球衣的裁判。但我们这些球员都已经不年轻了，动作不再流畅而有力。我们的行动是迟缓的，笨拙的。挥棒的时候，我们的胳膊里好像注了铅那么沉，投出去的球则轻飘飘地往高处飞。

在候场区里，很多人上了年纪，挺着个大肚子坐在那里，有人嘴里还自嘲地嚷嚷：“哦，上帝啊，给我输点氧气吧。”但也有很把这场比赛当回事情的球手。我坐在一个至少有六十开外的波多黎各外场手的边上。他嚼着烟叶，不停往地板上吐烟草汁，嘴里还嘟嘟囔囔地自言自语：“加油干啦，小子，加油干！”

轮到我上垒位的时候，场里还有一半多的位子空着。我先试着挥了几下球棒，热热身，然后踏上击球位。一片乌云飘过，挡住了太阳。我听到场外小贩的吆喝，感到脖子上汗水吱吱往外冒。我移动了一下下蹲的重心，抓紧球棒，耸起肩膀，绷紧了下巴，眯起眼睛——尽管这个位置，这个动作，我一定已经做过不下一百万次了——我还是可以感觉到我的心脏因紧张而狂跳不已。这样的状态，我估计我支撑不了几秒钟。一个投球来了。我没有去接。裁判喊道：“一投失误！”我几乎想要跑过去谢谢他。

*

你有没有想过，在世界不同的角落，不同的事情在同时发生。离婚后，妈妈常常站在后院的阳台上，抽着烟，看着夕阳西下，感慨道：“查理啊，你知道吗，这里的太阳落下了，在世界上的另一个地方，太阳就升起来了。澳大利亚、中国，或者其他什么地方，你可以去查一查百科全书。

她吐了一口烟，怔怔地看着和我们家连成一排的邻居家们正方形的后院，他们院子里的晾衣杆和秋千架子。

“世界那么大，”她若有所思地说，“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

她说得很对。每个角落都有事情在发生。那一刻，我站在昔日球星赛的垒位上。那个头发已经变成银灰色的投手，用曾经扔出过无数个强有力的快球的手臂投出一个速度一般、飘飘忽忽、冲着我的胸膛而来的球。我挥起球棒，听到了那个我再熟悉不过的“砰”的一声，我扔下球棒，冲向垒位。我相信我击出了一个好球，但其实我已经丧失了我过去的判断力，忘记了我的胳膊和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有力，忘记了随着你一点点变老，球场变得越来越大。我抬起头，才发现我以为的好球，甚至可能是本垒打的球，原来不过飞到了二垒位球手的手套前，只不过是个没有什么威胁性的上飞球，是个浸过水的炮仗，一个哑炮，有个声音在我的脑子里响了起来：“扔掉它，扔掉它！”二垒手的手套牢牢地抓住了我对于这场愚蠢的比赛的最后的贡献——这一切发生的同时，椒谷镇的家里出事了，就像妈妈曾经感慨过的那样，每个角落都有不同的事情，在同一时间发生。

她的收音机还在播放爵士乐。她的枕头还是松松蓬蓬的。但她的身体倒在了卧室地板上。她回卧室去找那副新的红边框眼镜的时候，跌倒了。

心脏病突发。

她咽下最后一口气。

*

昔日球星赛结束以后，我们通过长廊退出球场，在过道里撞上了参加正式比赛的球员。两队人马互相打量。他们年轻，皮肤光洁。我们发胖，开始秃顶。我迎面碰到一个肌肉发达、拎着接球手面具的队员，我向他点点头算是打招呼，我感觉像是看着年轻的自己走出球场。

在更衣室里，我很快就把我的东西整理好了。有人开始洗澡。我觉得实在毫无必要。我们又没有出多少汗。我把球衣叠好，收了起来，好歹是个纪念。我拉上包的拉链，穿好衣服，又呆坐了几分钟。参加这场比赛似乎毫无意义。

我沿着进来的路线，经过员工通道走出球场。外面站着爸爸。他正吸着烟，抬头看着天空。看到我出来他显然很吃惊。

“谢谢，钉鞋，”我举起鞋子说。

“你在这里干吗？”他恼怒地说，“你就不能在里面多待会，找人聊聊吗？”

我刻薄而嘲讽地一笑。“我不知道，爸爸。我想出来和你打招呼。我们有两年没有见了吧。”

“上帝啊，”他带着痛恨的表情，摇着头：“见我有什么用，见我又不能让你回到球队里去。”

<h3>鸡仔发现家没了</h3>

“喂？”

我老婆的声音有些颤抖，害怕。

“嗨，是我，”我说，“对不起，我……”

“哦，鸡仔，哦，上帝啊，我们都不知道你上哪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