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鸡仔上大学</h3>

我猜想，妈妈生命中最快乐的那一天，是我去上大学的那天。至少，在那一天开始的时候，事情是这样的。因为我的专长，大学给了我一笔棒球奖学金，相当于一半的学费。妈妈告诉亲朋好友的时候，只说我拿到了“奖学金”，她喜欢这个词，虽然大学招收我，更多的可能是为了让我给校队打棒球，而不是为了让我读书。

我还记得妈妈开车送我去大学的那一天。天还没有亮，她就起床了，等我下楼的时候，餐桌上已经有满满一桌子好吃的在等着我了，煎饼、培根、鸡蛋——就算家里有六个人，也吃不了那么多。吕贝塔想和我们一起去，但我的回答是绝对不行——我的意思是，有妈妈陪我去，已经够让人尴尬的了——所以她只好用洒满糖浆的法式吐司安慰自己。我们出发前，先把吕贝塔托付给一户邻居照顾，然后，开始了我们四个小时的车程。

因为这对妈妈来说是件大事，所以她穿得很隆重：紫色的套装，一条围巾，高跟鞋和太阳眼镜。她坚持要我穿衬衫，打领带。“你是去上大学，不是去钓鱼，”她说。我们两个穿成这样，在椒谷镇上就够扎眼的了，更不要说是在六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那时候，越是“不得体”的打扮就越入流。所以，当我们终于开车到了大学校园、走出我们的雪佛兰车的时候，发现周围的女孩都穿着凉鞋和乡村风格的长裙，而男生们都套着汗衫，头发留得长长的，遮住了耳朵。我和妈妈站在那里，领带加紫色套装，我再一次感到，妈妈所招引来的目光，连带落在了我身上，让我感到无比难堪。

妈妈问了一个路人，学校的图书馆在哪里。我们走进图书馆大厅的时候，她激动地对我说：“查理，看看，都是书啊。你就是把大学四年的时间都花在这里，也看不完一个角落啊。”

她不停地指指点点——“看，那是书桌，你可以在这里看书”，“看，那是餐厅的桌子，你可以在那里吃饭”——我忍受着，盼着她快快离开。我们穿过草地的时候，我看到一个涂着白色唇膏、嚼着口香糖、留着前刘海的漂亮女孩。我的肌肉顿时绷紧了，说不准她会成为我大学里的第一个女朋友，谁知道呢？但就在那一刻，妈妈在边上问：“你没有忘记带上盥洗用品吧？”

这问题该怎么回答呢？有？没有？或者“上帝啊，妈妈！”女孩从我们身边走过，好像听到了妈妈的问题，忍不住要掩口而笑；或许，那可能只是我的想象。其实，我和她的世界还完全不搭边。我看着她袅娜地走近横躺在一棵大树下的两个男子。她嘴对嘴吻了其中一个，然后在他们旁边躺了下来，而我还在妈妈边上，接受她关于盥洗用品的询问。

一个小时后，我把行李箱提到了宿舍的楼梯口。妈妈替我拿着两根棒球棍，它们是我的幸运棍，我靠着这两根球棒打出了不少本垒打，赢得了椒谷县的比赛。

“给我吧，”我伸出手说，“我来拿吧。”

“我和你一起上去。”

“算了，不用了吧。”

“但我想看看你的宿舍。”

“妈妈。”

“怎么了？”

“算了吧。”

“为什么？”

“你明白的，算了吧。”

我实在想不出应该怎么说，才能不伤害她的感情，所以我只是把手伸得更长一些。妈妈的脸沉了下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比妈妈足足高了六英寸。她把球棍递给我。我把棍子放在箱子上面。

“查理，那给妈妈一个吻吧，”妈妈说。她的声音一下子温和了许多，听起来和往常不同。

我把箱子放下，箱子着地时发出轻轻的“咚”一声。我朝她靠了过去。就在这时，两个年长的学生正好从楼梯上下来，他们边走边大声说笑着。我条件反射似的往后退去，和妈妈保持一定的距离。

“借过，”两个学生中的一个说，从我们身旁绕了出去。

等他们走开后，我再次向妈妈靠去，只想在妈妈的脸颊上轻轻啄一口，但她用双臂抱住了我的脖子，把我搂得很近很近。我可以闻到她的香水、发蜡、润肤露、以及其他各种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而使用的化妆品的味道。

我从她的怀里挣扎出来，提起箱子，转过身，走上楼去，留下妈妈独自一人站在楼梯口。就在那个楼梯口，妈妈站在了这辈子离大学殿堂最近的地方。

<h3>那天中午</h3>

“凯瑟琳怎么样？”

我们又回到妈妈的厨房，按她的建议，一起吃午饭。自从我一个人过日子以来，我基本上都是在酒吧或者快餐店解决就餐问题的。但妈妈一直不喜欢到外面去吃饭。“我们干嘛要付钱去吃那些难吃的东西呢？”她总这么说。我知道，自打爸爸离开我们以后，是否外出吃饭成了一个需要仔细斟酌的问题。我们总是在家吃饭的原因是我们负担不起到外面就餐的开销。

“亲爱的，查理？”她又重复了一遍她的问题，“凯瑟琳怎么样了？”

“她还不错，”我在说谎。我根本不知道凯瑟琳现在怎么样了。

“你说玛丽亚因为有你这样一个爸爸而感到羞愧，是怎么回事？凯瑟琳是怎么说的？”

她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一个粗粮面包做的三明治，里面夹着烤牛肉、番茄和芥末酱。她用刀把三明治对角切开。我已经记不得上一次看到对角切开的三明治是什么时候了。

“妈妈，”我说，“老实告诉你吧……我和凯瑟琳已经分开了。”

她停下了切三明治的刀，像在思考什么问题。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

“嗯，”她回答，轻轻的，没有抬头看我。“是的，查理。我听到了。”

“不是她的原因。是我不好。我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过日子了，你知道吗？这就是为什么……”

我还要说些什么呢？这就是为什么我想自杀的原因？她把盘子推到我面前。

“妈妈……”我的声音有点哽咽。我又放下三明治。“我们已经埋葬了你。你已经去世很久了。”

我的眼睛盯着那块对角切开的三明治，嘴里小声说：“现在情况都变了。”

她伸过手，摸摸我的脸颊，勉强露出一个笑容。她看起来好像很痛。

“事情总是可以解决的，”她说。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

查理：

喜不喜欢我的打字啊！上班的时候，我一直在练习用海丽爱特牌打字机打字。感觉很先进！

我知道，等我走了你才会读到这封信。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想我从没有亲口告诉过你，也可能因为你上大学这件事情太让人兴奋，而忘了说：我为你感到非常骄傲，查理。你可是我们家族里第一个上大学的人！

查理，记住，在大学里要好好待人。对老师要客气。见到他们要称呼先生，或者女士，尽管我听说，现在大学生们对老师都直呼大名。我觉得这是不对的。要好好对待和你交往的女孩子。我知道，你在谈恋爱这件事情上并不需要妈妈的指导，但就算女孩子

觉得你长得很帅，你也没有资格对她们不好。与人为善。

还有，睡眠要充足。我听到美发厅来做头发的乔希说她儿子常常在上课的时候睡着了。查理，你不要这样，这对你的老师来讲是一种侮辱。不要在课堂上睡觉。你能够在大学里接受教育，学习知识，而不是在随便什么地方打工，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啊。

爱你每一天。

从现在开始，我每一天都会想念你的。

爱你的妈妈

<h3>鬼魂再现</h3>

我曾经做梦，我找到了爸爸。在我的梦里，爸爸只是搬到了椒谷镇隔壁的镇子上。有一天，我会骑着自行车到他住的地方，敲开房门，他会告诉我，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骑自行车回家，我在前面，爸爸在后面踩着车追我。我们到家的时候，妈妈会从屋里跑出来，脸上挂满了欣喜的泪珠。

能够想象出这样的画面，真是件很奇妙的事情。实际的情况是，我压根不知道爸爸住在什么地方，我也从来没有找到他的新家。放学回家的路上，我还是会经过他经营的烟酒店，但他总是不在。他的朋友，马蒂，替他照管商店，马蒂告诉我，他搬到了克林斯伍德的新店里。那里离开我们住的地方有一小时的车程，对于那时候的我来说，那距离就像月球那么遥远。一段时间以后，我就不再去他店里，看他有没有来过。我也不再幻想我们一起踩着脚踏车回家。我读完了小学、初中、高中，在此期间，老爸音讯全无。

他成了一个鬼魂。

但我，还是能够看见他。

每天，我挥动棒球棍或者掷球的时候，都能看见他，这就是为什么我非但一直没有放弃棒球，而且一场不拉地参加每个春夏季比赛的缘故。我可以看见爸爸站在本垒处，纠正我打垒的姿势。我可以看见他挥舞着拳头，朝着向本垒奔跑的我，高声喊叫着：“跑啊，跑啊，跑啊！”

做为一个男孩，总能在棒球场上看到爸爸。所以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出现，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所以，一年又一年，我穿上了一件又一件新队服——红袜子，灰短裤，蓝上装，黄帽子——每一次穿上新队服，都像是为爸爸的到来而做的准备。我的青少年时期，就这样在妈妈喜欢的书香味和爸爸喜欢的棒球手套的皮革味中度过了。我的身体发育成了爸爸的样子，我有了爸爸般宽阔的肩膀，而且比他还高了两英寸。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始终没有放弃棒球。棒球，就像是我在颠簸的汪洋大海中紧紧抓住的一个竹筏，无论风向如何变幻。

最后，它把我带到了爸爸那里。

我知道，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

失踪八年后，他重新出现了，在1968年的春天，从我参加的第一场大学生比赛上冒了出来。他坐在本垒左侧边的第一排观众椅上，那是观察我的表现的最佳位置。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一天。那天下午风很大，天空是青灰色的，像是要下雨的样子。我走到本垒处。通常，我是不会抬头去看观众席的，但那天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我抬头看了一眼。他就坐在那里。他两侧的头发，已经开始变得有些灰白，肩膀好像也没有以前魁梧。他的腰身比以前粗壮，好像对自己的身材有些自暴自弃了。不过，除此以外，他看起来和以前还没有太大的两样。如果他有什么不自在，那他一定没有表现出来。就算他有些不自在，我也未必能够看出来。

他朝我点点头。一切，都在那一刻凝固。八年。整整八年。我觉得我的嘴唇在颤抖。我记得那一刻，有个声音在我的脑袋里响起：“鸡仔，你小子不许哭，你这个混蛋，不许哭。”

我看着我的脚。我努力移动它们。我一直看着我的脚走回了球员休息区的座椅上。

在打一垒的时候，我击中的球重重地打在了左外野的墙壁上。

<h3>塞尔玛小姐</h3>

妈妈说她接下来要去的人家在镇上的平房区。那里住的大多是穷人，房子一家连着一家。我很肯定我们一定得开车才能到得了，但我还没有来得及问，门铃就响了。

“去看看是谁，查理，好吗？”妈妈一边说，一边把碟子放进水槽。

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去开门，也不想接电话。但妈妈又催促起来：“查理？能帮我去开一下门吗？”我只得站起来，慢慢向门口走去。

我告诉自己，不会有事的。去开门吧。但就在手摸到门把手的那一刻，我感到背后有一个瞬间的爆炸，一道光，一个男人的声音，和我在罗丝家的电话上听到的是同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喊叫。

<b>“查尔斯·贝奈特！我是警察！”</b>

那声音感觉像暴风，离我那么近，好像几乎可以碰到。

<b>“能听见我吗，查尔斯？我是警察！”</b>

我踉跄退后几步，用手捂住脸。那道光不见了。风停了。我只听到自己粗粗的喘气声。我转头看了一眼妈妈。她还在水槽边上站着；我刚才所经历的一切，或许只是我头脑里的幻想。

我愣了几秒，长长吸了三口气，然后小心翼翼地转动了门把手。我低下头，以为站在门口的会是一个朝我喊叫的警察。不知道为什么，在我的想象中，来抓我的会是个年轻的警察。

但当我抬眼看时，看到的却是一个戴眼镜的黑人老太太。她的眼镜上拴着链子，头发乱糟糟的，手里还有一支没有吸完的香烟。

“是你吗？鸡仔仔，”她说。“哇，看看你，长得有多大了。”

*

那时候，我们都叫她塞尔玛小姐。她是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她人瘦瘦的，肩膀窄窄的，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性格直爽。她的头发染成了棕红色。她总是在吸烟。她把“幸运”牌香烟放在她胸前的口袋里，像男人一样。虽然在阿拉巴马出生长大，她不知怎么就到了椒谷镇。那是五十年代末期，住的镇上这一边的人家都雇佣像她这样的人。人们或是叫她们“做家政”的，或是更直接一点，称呼她们为“女佣”。我爸爸总是在星期六早上，到哈德特咖啡馆边上的公共汽车站去接她。送她到家后，他会先把工钱给她。钱总是被折起来，垂着手从屁股的部位悄悄塞给她，好像两个人都不应该提及钞票这回事情。然后，爸爸就领着我们去打棒球，而她就在家里干上一整天家务活。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我的房间总是已经一尘不染，尽管我并不喜欢那样。

我妈妈坚持要求我们叫她“塞尔玛小姐。”这一点我记得很清楚，还有，我们小孩子是不允许进入她刚刚吸完尘的房间的。我还记得，她曾经陪我在后院玩过掷球的游戏，她的掷球和我一样有力。

她还在不经意间创造了我的绰号。爸爸曾经试图叫我查可（但妈妈不喜欢这个称呼，因为她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太女性化）。因为我从后院奔回屋子的时候，嘴里总是叫喊着：“妈妈，妈妈”，或者“吕贝……贝塔”。有一天，塞尔玛小姐颇为恼怒地看着我说，“小家伙，看你嚷嚷的样子，真像个小公鸡，咯咯达，咯咯达，没个停。”妹妹那时候还没有上学，她学着塞尔玛小姐的样子，朝我喊起了“咯咯达，咯咯达”。就这样，大家开始叫我“鸡仔”。我想，爸爸因为这个缘故，还有点迁怒于塞尔玛小姐呢。

“宝儿，”这会儿她对妈妈说，“我一直想着你呢。”她脸上的笑意更浓了。

“是吗，谢谢你啊，”妈妈说。

“真的，我一直在想你呢。”

她转向我。

“鸡仔，现在我再也不能陪你玩扔球啦，”她笑着说，“我太老喽。”

我们坐上了她的车，我想她会载我们到她家。我觉得妈妈去为塞尔玛小姐做头发和美容有些奇怪。但是，我又想到我对妈妈最后十年的生活完全不了解，所以也没有什么好惊讶的。那十年里，我完全被自己生活的起起落落给吞没了。

我们开着车，这是我那天里第一次看到车窗外有人。我看到一个满脸皱纹、留着灰白胡子的老头，拖着一个耧耙往车库里走。妈妈朝着他招招手，他也招手向我们示意。我还看到一个老妇人，头发的颜色像是法式香草冰激凌。她穿着日常的衣服，坐在自家的门廊下。妈妈向她招手。她也向我们招手。

开了一会儿，街道变得越来越窄，越来越崎岖不平。我们转到了一条石子小路上，在一户两家连在一起的平房前停下来，房子有个斜顶的门廊，两边有通往地窖的门，门上的油漆斑驳，急需修补的样子。车道上停着好几辆车。有一辆自行车倒在门前的草坪上。塞尔玛小姐把车停好，转动钥匙熄了火。

就这样，我们一下就进到了屋子。卧室四周的墙镶着木板，地上铺着橄榄绿的地毯。床是老式的带着四根柱子的那种。突然间，塞尔玛小姐已经躺坐在床上了，身后垫着两个枕头。

“发生了什么？”我问妈妈。

她摇了摇头，好像是在说：“现在就不要问了。”她开始把化妆包里的东西一样一样的拿出来。我听到隔壁屋子有小孩子的叫喊声，还有电视机里发出的沉闷的声音和盘子在餐桌上移来移去的声音。

“他们都以为我在睡觉呢，”塞尔玛小姐轻声说。

她看着妈妈的眼睛。

“宝儿，非常感谢你能为我这样做。”

“那当然，”妈妈回答。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我没有告诉妈妈，我看到了爸爸。第二次比赛的时候，他又出现了，我向着垒位走去的时候，他再次向我点点头。这次，我也朝他点了点头，不过动作很小，让人难以察觉，但我确实朝他的方向点了点头。在那场比赛里，我打出了一个本垒打和两个双杀。

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星期。他坐着，看我比赛。我发挥神勇，球棒总是扎扎实实地落在击球点上。有一场比赛，我打出了两个本垒打。他走到了校队的车子边，等我过去。他穿着一件蓝色的风衣，里面是件白色套头衫。我注意到，他两侧的胡子已经有些灰白了。看到我走近，他抬起下巴，好像还不习惯我已经比他高了两英寸。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

“问问你教练，能不能让我开车送你回学校？”

那一刻，我可以有很多种回应。我可以朝他吐口唾沫，告诉他见鬼去。我也可以不理睬他，就像他这么多年来不理睬我们一样。

我还可以谈谈妈妈的情况。

但是，我只是按着他的话去做了。我告诉教练，我爸爸来接我回去。他尊重教练的权威，我尊重爸爸的权威。或许，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运转的，我们都表现得像个男人。

“我不知道，宝儿，”塞尔玛小姐说，“除非有奇迹发生。”

她看着手中的镜子。妈妈从包里拿出了几个小盒子和小罐子。

“会有的，这是我的奇迹包，”妈妈说。

“噢？你包里有治疗癌症的仙丹吗？”

妈妈举起了一个瓶子。“我有润肤霜。”

塞尔玛小姐笑了。

“你不觉得，这有些傻吗，宝儿？”

“你说什么呢，亲爱的？”

“想把自己收拾得好看一点——在这种时候？”

“如果你指的是这个，我觉得非常正常啊。”

“哎，你知道，我的孩子们都在外面。还有他们的小孩子。我希望我能看起来健康一些，你懂吗？我不想让他们因为我的模样，而感到不安，看到我像一块破抹布一样。”

妈妈擦了一点润肤霜在塞尔玛小姐的脸上，并用手掌划着小圈把润肤霜抹开。

“你永远也不会看起来像一块破抹布的，”她说。

“噢，宝儿，我爱听你这话。”

她们两个又笑了起来。

“有时候，我还真怀念那些个星期六，”塞尔玛小姐说，“我们在一起很快乐，是不是？”

“我们确实很快乐，”妈妈回答。

“我们确实很快乐，”塞尔玛重复道。

她闭上眼睛，任妈妈在她的脸上摩挲。

“鸡仔啊，你妈妈是我最好的搭档。”

我有点不太确定她指的是什么。

“你也在美发厅工作过吗？”我问。

妈妈微微一笑。

“没有啊，”塞尔玛回答。“我根本就没有帮别人打扮的本事。”

妈妈盖上了润肤霜的瓶子，拿起另一个罐罐。她拧开罐子，用一块海绵从里面沾了一点粉底膏出来。

“是吗？那我就不明白了，”我说。

妈妈举起那块海绵，像艺术家对着画布举起了画笔。

“我们一起帮人打扫屋子，查理，”妈妈插嘴说。

看到我脸上惊讶的表情，她挥了挥手，好像这件事情不值一提。

“否则，我怎么能够负担得起你们两个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呢？”

上到大学两年级的时候，我长胖了10磅，我的投球也反映了我体重的变化。我的平均投球时速，在全国大学生运动员中可以排到前五十位。在爸爸的要求下，我参加了几场为专业球探举办的选秀赛。那些颇有些年纪的球探们拿着笔记本，叼着雪茄烟，坐在观众席上看比赛。有一天，他们中有一个，在赛后找到了我们。

“这是你儿子？”他问爸爸。

爸爸狐疑地点点头。那个人头发稀稀的，长着一个硕大的鼻子。他穿着一件薄外套，可以清晰地看见里面贴身的汗背心。

“我是圣路易斯主教队的。”

“是吗？”爸爸说。

我激动得几乎要跳起来。

“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接手的位置空缺。”

“是吗？”爸爸又说。

“我们注意到了你儿子，如果他感兴趣的话。”

那人吸了吸鼻子，发出湿乎乎的噪声。他拿出一块手帕，擤了擤鼻子。

“问题是，匹兹堡那边对他也有兴趣，”爸爸说，“他们和我们谈了有一阵子了。”

那个男人盯着爸爸的下巴看。爸爸的下巴一动一动的，正在嚼一块口香糖。

“是吗？”那个男人也说。

*

当然，这些对我来说，都还是新闻。等那个男人走开后，我问了爸爸一连串问题。那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那个男人真的是球探吗？匹兹堡那边真的对我有兴趣吗？

“如果他们真的对你有意思呢？”他说，“这并不能改变你现在必须做的事情，鸡仔。你得继续好好练球，跟着你的教练，做好准备，等着机会来临。其他的事情，有我呢。”

我顺从地点点头，脑海里闪过许多念头。

“那上学怎么办？”

他抓了抓下巴。“什么上学怎么办？”

我的脑海里闪过妈妈的脸，陪我走进图书馆的妈妈。我努力让自己不去想。

“圣路易斯红……衣主教队，”爸爸拖长了声音，慢慢说出这几个字。他用脚跟狠狠踩了踩脚下的草，几乎把草都给碾碎了。一股骄傲的情感涌上了我的心头，让我激动得鸡皮疙瘩都出来了。他问我，是不是想喝上一杯啤酒，我回答“好”，于是，我们一起去喝了啤酒，就像男人和男人那样。

*

“爸爸来看过我比赛了。”

我用宿舍的投币电话给妈妈打电话。这时候，离爸爸第一次来看我比赛已经过去很久了，但我用了那么久的时间，才找到勇气告诉妈妈。

“噢，”妈妈愣了半晌才回答。

“他一个人来的，”我很快补充了一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那好像很重要。

“你有没有告诉你妹妹？”

“没有。”

又是长长的沉默。

“不要让任何事情影响你的学习，查理。”

“我不会的。”

“那是最重要的事情。”

“我知道。”

“良好的教育是一切，查理。教育能让你出人头地。”

我等着她继续往下说。我总是等着她给我讲那些糟糕的事情。像所有离异家庭的孩子，我总是等着，这样我情感的天平就能够倾斜，我就能够选择父母中的一方，拒绝另一方。但我妈妈从来没有向我们讲起爸爸离开的原因。我和吕贝塔好像在她面前放好了那个诱饵，但她完全不理会，她没有给我们仇恨，或者痛恨爸爸的理由。她所做的，就是把一切都给咽到了肚子里。她咽下了所有的语言，所有的对话。无论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她都咽下去了。

“可以吗，我和爸爸见面？”

“爸爸和我，”妈妈先纠正了我的语法错误。

“爸爸和我，”我重复了一遍，有些恼怒。“这样行了吧？”

她吐了口气。

“你不是小孩子了，查理。”

那么，为什么，我还感觉自己像个小孩子呢？

*

现在回想起那一切，我发现我忽略了许多事情。我不知道她听到那个消息的时候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她是否很生气，还是很害怕。我和爸爸坐在酒吧喝啤酒的时候，一点也不知道妈妈靠着和一个曾经帮我们打扫屋子的女佣一起给别人打扫房子，以赚钱来付我的学费。

现在，我看着她们两个在卧室里，塞尔玛小姐靠着枕头在床上坐着，妈妈用海绵刷子给她打粉底，用眼线笔给她画眼线。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我问。

“告诉你什么？”妈妈问。

“就是，你知道，为了钱……”

“拖地板？洗衣服？”妈妈笑了。“我不知道。可能是因为你现在看着我的那种眼神吧，让我无法开口。”

她叹了口气。“你总是很骄傲的，查理。”

“我没有，”我反驳。

她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转头继续给塞尔玛小姐化妆。她小声嘟囔了一句：“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请你不要那样，”我有些恼怒了。

“怎么样？”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不要那样。”

“我什么也没有说啊，查理。”

“不，你说了！”

“不要大喊大叫。”

“我一点也不骄傲！只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