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鸡仔的妈妈</h3>
爸爸曾对我说：“你要么是妈妈的好宝贝，要么是爸爸的乖儿子，但不可能把两者都给占全了。”
就这样，我选择了做爸爸的乖儿子。我学他走路的样子。我模仿他深沉的，有些沙哑的笑声。因为他喜欢棒球，所以我总是戴着我的棒球手套，他扔出来的球，我竭力去接，虽然有时候球很重，打在手上，疼得让我几乎忍不住哼哼。
学校放了学，我就奔到爸爸在卡夫街上经营的卖烟酒的店，一直呆到晚饭时间。我的玩具就是店里的空纸箱。等到下班，爸爸就开着一辆天蓝色的别克轿车，我们一起回家，有时候，爸爸会把车停在车道上歇一会儿，点上一支切斯特菲尔德牌香烟，听听广播新闻。
我有个妹妹，叫吕贝塔。那时候，她最中意一双粉红色的小芭蕾舞鞋，无论去哪里都穿着。记得我们一家人去镇上餐厅吃饭的时候，妈妈会抱着她去女厕所——她粉红色的小鞋子滑过瓷砖地板——而我则跟着爸爸去男厕所。所以，在我小小的脑海里，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安排的：我和他，她和她。女士。男士。妈妈的。爸爸的。
爸爸的乖儿子。
我是爸爸的乖儿子，直到一个炎热、而无云的春天的早晨。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上五年级。那天我要参加两场棒球比赛，对手是由康纳管道工程公司赞助的红雀队，他们总是穿着鲜红色的羊毛球衣。
我穿着运动长袜、戴着棒球手套走进厨房的时候，太阳已经把厨房照得暖暖的。我看到妈妈坐在餐桌旁抽烟。妈妈是个漂亮的女人，但那个早晨，她看起来一点也不漂亮。她咬着嘴唇，没有抬眼看我。我依然记得，我闻到烤糊了的面包片的味道，我以为她是因为早餐没有做好而不开心。
“我就吃点麦片好了，”我说。
我从碗橱里拿出一个碗。
她清了清嗓子。“你的比赛什么时候开始，宝贝？”
“你感冒了吗？”我问。
她摇了摇头，用一只手贴住脸颊。“比赛是什么时候?”
“我不晓得，”我回答。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始戴手表。
我拿出牛奶瓶和一大盒玉米片。倒玉米片的时候，我动作太快，好些玉米片从碗里撒了出来，落在桌子上。妈妈一片一片的把它们捡起来，捏在掌心里。
“我送你去，”她小声说，“不管什么时候。”
“爸爸不能送我去吗？”
“爸爸不在这里了。”
“爸爸去哪里了？”
她没有回答。
“他什么时候回来？”
妈妈捏紧了玉米片。玉米片被她碾成了粉末。
那天起，我成了妈妈的儿子。
我刚才说，我看到了死去的妈妈，我一点不开玩笑。我真的看到了她。她站在球员候场区边上，穿着一件粉紫色的外套，捏着个小包。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只是看着我。
我想要站起来，朝她那个方向走。但我起不来，身上的每一块肌肉都是疼的。意识里，我想要叫她，喊她的名字，但我的喉咙发不出声。
我垂下脑袋，合拢手掌。我努力撑住自己，把身体抬起来一点。我再抬头。
她不见了。
我不指望你相信我。我知道，听起来我像是疯了。我们看不到死人，死人也不会来看我们。一个人从水塔上跳下来，一心要把自己给摔死，结果非但没有死，还奇迹般地看到了他死去的妈妈，拿着包，在棒球场三分线的地方站着。
你脑子里可能正在怀疑的事情，其实我都已经怀疑过了：那是幻觉，是想象，是酒鬼的神志不清，是稀里糊涂的脑瓜在犯稀里糊涂的傻。我已经说过了，我根本不指望你相信我。
但是，这事确实发生了。她站在那里。我看到了她。我不知道自己在那里躺了有多长时间，反正，我勉强让自己站了起来，往前走。我拍掉了膝盖和手臂上的沙土和瓦砾。我身上有十来处伤口，大多是些小擦伤，也有几个比较厉害。我尝到了鲜血的味道。
我穿过一片熟悉的草地。晨风吹过，树木摇动，带起黄色的落叶飞舞，宛若细密的、飞旋的雨幕。我已经两次自杀而未遂了。还有比这更惨的吗？
我朝着自家的老屋走去，决意要在那里结束一切。
亲爱的查理：
祝你今天在学校里过得愉快！
午饭时间我会来看你的，我们可以一起喝奶昔。
爱你每一天
妈妈
（引自鸡仔贝奈特的记事本，1954年）
<h3>妈妈是如何遇见爸爸的</h3>
妈妈喜欢给我留便条。不管送我去什么地方，分手的时候，她总喜欢塞张纸条给我。我一直不明白她为什么要那样做，为什么不直接把纸条上的话说出来呢，她真是不嫌麻烦，既要浪费纸，又要用难闻的胶水粘信封。
我收到的妈妈的第一张纸条是在一九五四年，我上幼儿园的第一天。那时候我有多大？应该五岁吧。学校的操场上都是边跑边叫的孩子。我紧紧拽着妈妈的手，走近学校。有个戴着黑色贝雷帽的老师站在校门口。我看到别人的妈妈亲亲她们的孩子，挥挥手就离开了。我肯定是在这个时候哭了起来。
“怎么了？”妈妈问。
“不要走。”
“放学的时候我会在门口等你的。”
“不。”
“没关系的。我会等着你的。”
“那我找不到你怎么办？”
“不会找不到的。”
“那我把你给丢了怎么办？”
“妈妈是不会丢的，查理。”
她笑了，手伸到衣服口袋里，递给我一只小小的蓝色信封。
“拿着，”她说，“如果你真的很想我，那就打开信封看看。”
她从包里拿出一片纸巾，擦了擦我的眼泪，然后用力抱了抱我，和我说再见。我依旧能够记得她那时候的模样：她穿着印花布的裙子，嘴唇上涂着露华浓的红色唇膏，长发在耳边飘拂。我举起她留给我的信，向她道别。现在想起来，她可能都没有仔细考虑过，我刚上幼儿园，字都不识呢。但那就是我的母亲。关键是那份心思。
*
爸妈相遇的故事是这样的：1944年春天，在椒谷湖的下游，她遇见了爸爸。那时她在游泳，他在打棒球。他投了一个球，伙伴把球打飞了，落到河里。妈妈看到了，朝球游过去。而爸爸也跳到水中去拣球。他从水底下浮出来的时候，两个脑袋撞在了一起。
“后来，我们就这样撞来撞去的，”妈妈过去常说。
他们俩闪电般陷入热恋。我爸的脾气就是这样，做任何事情的目的就是快快把事情做完。那时候，他是个高大健硕的小伙，刚刚高中毕业，梳着奶油大包头，开着他爸的蓝白色凯迪拉克车。二战一爆发，他就积极报名，参军入伍，告诉妈妈他要杀敌立功，“要成为镇上消灭敌人最多的人。”战舰把他运到了意大利，亚平宁山脉北部，靠近博洛尼亚一个叫坡奥山谷的地方服役。一九四五年，他给妈妈写了封信，向妈妈求婚——“做我的妻子吧，”他在信中写道。我觉得那更像是个命令。妈妈答应了他。妈妈的回信写在一种很特别的亚麻纸上的，纸很贵，根本超出了她的消费能力，但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坚持买了这种纸写回信。我妈妈认为写什么字和用什么纸是同样重要的。
爸爸收到妈妈回信后两星期，德军签署了投降协议。爸爸回家了。
我的理论是：爸爸打仗没打过瘾。所以后来，他向我们开战。
*
我爸叫雷奥纳多，但人人都叫他雷奥；我妈叫宝琳，但人人都叫她宝儿。妈妈有一双大大的杏眼，飘逸的黑发，奶油色的皮肤，和好莱坞明星奥黛丽·赫本颇有几分相似。在我们那个小镇上，长得像妈妈这样漂亮的可不多。她喜欢化妆——睫毛膏，眼线，腮红，样样齐全——大家都觉得她“有趣”，“有个性”，或者是“怪怪的”，有点“犟头倔脑”。而小时候的我，一直觉得她是个麻烦。
我穿没穿套鞋？带没带外套？学校的作业完成了吗？为什么我的裤子拉破了？
她还总是纠正我的语法。
“我和罗伯特要去……”[3]我说。
“罗伯特和我，”妈妈打断我的话。
“我和杰米想要……”
“杰米和我，”她总是纠正我。
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有特定的形象。妈妈在我脑海中的形象是涂着口红，向我弯下身体，竖起一根手指，教育我要好好努力。而爸爸的形象则是一个身体后仰，肩膀靠在墙壁上休息的男人。他手指间夹着一支香烟，看着我，任我起起伏伏。
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看得出，妈妈要靠近我，爸爸则要远离我。但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小孩能懂啥呢？
*
我妈是法国移民的后裔，信仰新教，我爸是意大利移民的后裔，信仰天主教，他们俩的结合，等于把上帝、罪孽和人生百味搅和在一起，弄得火候过了头。他们总是在争吵。孩子、食品、宗教，都是吵架的诱因。爸爸曾在浴室门口挂了一张耶稣像，一等他上班，妈妈就把画像挪到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落。爸爸回到家就大声嚷嚷起来,“上帝啊，你怎么能够动耶稣像呢！”妈妈反驳道，“那不过是个画像罢了，雷奥，你以为上帝愿意把自己的画像挂在浴室门口吗？”
爸爸不睬她，把画像挂回去。
第二天，妈妈又把画像挪走。
如此这般，折腾不休。
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文化背景，如果说我们家有民主的话，那么爸爸的一票相当于两票。他决定我们晚饭吃什么，房子刷什么颜色，家里的钱存什么银行，客厅那台赞尼诗牌黑白电视机应该调什么频道。我出生的那一天，他通知妈妈：“这孩子要去天主教堂受洗，”毫无商量余地。
滑稽的地方在于，他自己对宗教其实没有什么兴趣。战争结束后，爸爸在镇上开了家卖烟酒的小店，和宗教比起来，他更关心的是利润。他对我的要求，就是要我信仰棒球。我还不能走路的时候，他就扔球给我。在妈妈还没有让我用剪刀之前，他已经给了我一个木质的球棒。他说只要我有“计划”，并且“坚持执行计划”，那么总有一天，我可以加入甲级棒球队。
当然了，在你如此年幼的时候，你会把父母给你设定的志向当成栖身之所，而不是你自己的。
所以，我七岁的时候，学会了看报纸上的棒球比赛积分表，那上面所列出的棒球队的名字，就是我奋斗的目标。我在爸爸的店里放了一副棒球手套，如果他有几分钟的空余时间，那么他就可以在停车场里掷球给我，帮我练习。我甚至会穿着钉鞋去教堂参加星期日弥撒，因为赞美诗的最后一个音符落下，我就要赶去参加美国循环赛。人们说教堂是“上帝的家”，我很担心上帝会不满意我穿着钉鞋踏在他家地板上，所以我曾试着踮起脚尖走路，可是爸爸却小声说，“见鬼了，你干吗呢？”我赶紧放下脚跟。
*
而妈妈呢，并不喜欢棒球。她出身贫寒，是家里唯一的孩子，战争期间，不得不辍学打工维持生计。她的高中文凭是上夜校得来的，后来她又用同样的办法修完了护士学校。在她看来，只有书本、大学以及它们替我打开的一扇扇门才是正途。对于棒球，她觉得唯一的用处就是让我“呼吸点新鲜空气”。
但我打棒球的时候，她总会来看。她坐在观众席上，戴着大大的太阳眼镜，头发总是吹得整整齐齐，那是当地美容院的杰作。有时候，我会从球员候场区偷偷看她，发现她总是望着遥远的地平线。但轮到我出场击球的时候，她会拍着手叫：“耶，查理！”我想，对我而言，那就是参加比赛的全部意义所在了。在爸爸离开我们之前，他是我参加的每一个业余棒球队的业余教练。有一次，他看到我朝着观众席方向张望，便朝我嚷道：“眼睛看着球，鸡仔！那里可没有能帮你打好球的东西！”我赶快回过头。
我猜，妈妈，她不是爸爸所说的“计划”的一部分。
*
不过，我可以肯定地说，我崇拜妈妈，就像小男孩崇拜他们的妈妈那样理所当然。而且，她本来就是一个容易让人崇拜的妈妈。首先，她很幽默。她不介意把冰激凌抹在自己的脸上，就为了让我们笑一笑。她还会发出怪怪的声音，模仿大力水手[4]说话，或者路易斯·阿姆斯特朗[5]唱歌时的沙哑嗓音：“如果你的心里没有他，你如何去摆脱他……”她挠我的痒痒，也让我挠她的痒痒，然后夹紧了手臂笑个不停。每天晚上，她都到我床前来给我盖被子，摩挲着我的头发说，“给妈妈一个吻。”她告诉我，我很聪明，而聪明很划算，所以我应该每星期看一本书。为了确保完成这个指标，她总带我去图书馆。有时候她穿的太过耀眼，还有时候她会和着我们小孩子的音乐唱歌，这让我有些难为情。但我信任她，从来没有，没有一刻对此有所怀疑。
妈妈说的话，我都相信。
别搞错了，她并不溺爱我。她打我。她责备我。她惩罚我。但她爱我。她真的爱我。我不小心从秋千上摔下来，她爱我。我穿着满是泥浆的鞋子踩在自家地板上，她爱我。面对我的呕吐，鼻涕，流着血的膝盖，她还是爱我。不管来来去去，顺境逆境，她都爱我。对于我，她盛满了爱的井深不见底。
她唯一的缺点，就是没有让我去追逐她的爱。
明白了吧，我有一个理论：孩子们喜欢追逐他们得不到的爱。对我来说，那就是爸爸的爱。他把他的爱藏着，像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我，想法设法要得到它。
妈妈过世多年后，我给自己列了两个清单，一张单子上列着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另一张单子上列着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很悲哀，两个单子长短差距很大。为什么对于爸爸妈妈，孩子会向其中的一个，索取很多很多，而对另一个，标准却会放得又低又松呢？
或许，我老爸说的有道理。你可以是爸爸的乖儿子，或者是妈妈的好宝贝，但你不可能把两者都占全。所以，你就紧紧抓住你以为可能会失去的那一个。
<h3>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年我五岁。妈妈带我去范尼利市场。有个邻居，穿着浴袍，头上顶着粉红色的卷发筒，推开纱门，招呼妈妈。乘着她们讲话，我松开妈妈的手，走到隔壁人家的后院玩耍。
突然，有只德国牧羊犬，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冲着我大声吼叫，还好它被拴在了一根晾衣杆上。“汪，汪，汪！”它竖直了后腿，绳子都要被它拉断了。“汪，汪，汪！”
我调转屁股,一路狂奔。我失声尖叫。妈妈冲了过来。
“怎么了？”她拽住我的手肘大声问，“那是什么？”
“一条狗！”
她舒了口气。“一条狗？哪里？在那里吗？”
我点点头，哭了出来。
她陪我绕过屋子，回到后院。狗就在那里。它又冲着我们叫了起来——汪，汪，汪！——我吓得往后缩。但妈妈拽着我，向前走了两步。然后，她学狗叫。她学狗叫。她发出的狗叫声，是我所听过的人类发出的最好听的狗叫声。
狗呜咽了一声，蜷起身子。妈妈转过身。
“查理，你得让他们知道谁是主人，”她说。
（来自在鸡仔贝奈特的物品中发现的记事本）
<h3>鸡仔回到老宅</h3>
此时，太阳刚刚从地平线上升起。晨曦斜照过来，像是从我家和邻居家中间的空地掷过来的球。我眯缝起眼睛。那是十月初，马路上街沿两旁已积起厚厚一层落叶——落叶比记忆中的厚——天上的云很密。我想，那些离家多年的人重返故乡，首先会注意到记忆中的那些树，它们看起来好像长得更高大了。
椒谷海滩。你知道这个镇的名字的由来吗？这事说起来还真让人有些尴尬。许多年前，有个商人运来了几卡车沙子，他觉得如果这个镇子拥有一片沙滩，那是件很光彩的事。可问题是，这个镇子并不靠海。但他是当地商会会员，挺有办法的，还说服镇政府把名字给改了——从“椒谷湖”改成了“椒谷海滩”——尽管我们的“海滩”也就够放一副秋千、一个滑梯，如果有超过十二家人在沙滩上晒太阳，那么一准会坐到别人的浴巾上。这差不多成了我们成长岁月中的一个笑话——“嗨，去海滩吗？”或者“嗨，我觉得今天是去海滩的好日子。”——但我们都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
反正我们家离湖——以及那个“沙滩”——很近。妈妈死了以后，我和妹妹没有立马把房子卖掉，我猜，可能是我们指望它总有一天会值几个钱吧。但老实说，我根本没有勇气把房子处理掉。
现在，我弯着腰，像个逃犯一样朝老家走去。我逃离了事故现场，现在这个时候，他们早该发现了我的车，那辆撞上来的大卡车，被撞坏的广告牌和手枪。我的身体又重，又疼，还流着血，人处于半麻木，半惶惑状态。我估计随时都会听到警笛响起——这就更坚定了我自杀的决心。
我跌跌撞撞，走上台阶，在一个花盆里找到了压在一块假石下的房门钥匙。（那是妹妹的主意。）我回头看看，什么都没有，没有警察，没有路人，也没有一辆来往的汽车。推开房门，我走了进去。
*
屋子里有一点发霉的味道，隐约还有一点甜甜的地毯清洗剂的味道，好像有人（难道是殡仪馆的殡葬师？）刚刚洗过地毯似的。我从门厅的衣柜和小时候常常被我们当作滑梯用的楼梯间穿过，走进厨房。厨房里的瓷砖地已经上了年头了，墙上挂着樱桃木的橱柜。我拉开冰箱的门想去找酒喝，时至今日这已经成了我的下意识动作。
我后退了一步。
冰箱里居然放了不少吃的。
有食品盒。有吃剩的意大利面条、脱脂牛奶、苹果汁、浆果酸奶。一刹那，我觉得该不是有人搬进来住了，现在这里已经是他的家了。这就是我们长期以来把房子弃之不管所付出的代价。
我打开一扇橱门，里面有立顿茶，一瓶杉卡牌咖啡速溶粉。打开另一扇门，里面有糖、莫顿盐、胡椒粉和色拉酱。我看到水槽里洗洁精的泡沫中浸着一个盘子。我很慢很慢拿起盘子，又放下，好像努力要让它回到原来的地方。
就在这时候，我听到了什么。
声音是从楼上传来的。
“查理？”
然后又重复了一次。
“查理？”
那是我妈妈的声音。
我跑出了厨房，手指上还沾着洗洁精的泡沫。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年我六岁。那是一个万圣节，学校组织一年一度的万圣节游行。所有的孩子都参加，沿着附近的街道行进一圈。
“给他买套衣服吧，”爸爸说，“店里有的是，五美元零一毛。”
但我妈妈说：“不”。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万圣节活动，所以她决定要亲手为我做一套特别的衣服：木乃伊外套。因为木乃伊是那时候的我最喜欢的恐怖形象。
她弄了些白色的旧纱布，旧毛巾，把它们扯成布条，把我包裹起来，然后再用安全别针把布条固定住。她又用了许多卫生纸和透明胶带缠绕在我身上。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弄完。出发前，我透过布条的缝隙，看了一眼镜子里的我。我成了个不折不扣的木乃伊。我耸起肩膀，前后摇摆。
“欧，你看起来可真吓人啊，”妈妈说。
她开车带我到学校。我们开始游行。越走，裹在身上的布条就越松。走过两条街道后，天开始下雨。卫生纸融化了，布条往下滴水。很快，布条就滑到了我的脚踝、手腕和肩脖上，露出了我的内衣和内裤。那时候的我，总穿着宽松式的花短裤，那是妈妈的意思，因为她觉得那样的短裤更舒服。
“看查理啊！”我边上的孩子们叫嚷着。他们都在嘲笑我。我的脸涨得通红。我希望自己能够立即消失，但是，走在游行队伍中的我，怎么可能消失呢？
走回学校操场的时候，家长们都已经拿着相机在那里等着了。我湿漉漉的，披着一堆烂布条和碎纸片出现了。我先看到了妈妈。然后她看到了我。她抬起手，遮住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你把我的一生都给毁了！”我冲她嚷道。
“查理？”
我记得最清楚的是，我躲在后门廊下，心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几秒钟前，我还缓缓拖着自己的身体，力不从心地站在冰箱前；几秒钟后，我的心却狂跳不已，觉得氧气不够。我的身体在颤抖。厨房的窗就在我背后，我却不敢回头看。我已经看到过了我死去的妈妈，现在我又听到了她的声音。我身体以前也受过伤，但这一次，我想我不仅身体伤了，脑子大概也坏掉了。
我呆在那里，胸部一起一伏，眼睛不敢离开眼前的草坪。小时候，我们把那叫做后院，现在看来不过就是一小片草地罢了。我想过要穿过后院，翻到邻家的院子里去。
然后门开了。
然后妈妈走了出来。
我妈妈。
就在那里。就在门廊下。
然后她转向我。
然后她对我说，“站在那里干吗呀？外面挺冷的。”
*
现在，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解释清楚，我是怎么迈出那一步的。那一步像是让我从地球上跌了出去。如果你看到的事情和理智告诉你的不相符，那么你就得决定相信什么。我看到了我妈妈，活生生的，站在我面前。我听到她叫我的名字。“查理？”她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这样叫我的人。
是我的幻觉吗？我应该朝着她走过去吗？她会不会像一个肥皂泡那样消失呢？说实话，那一刻，我的四肢完全不听我的使唤，好像是别人似的。
“查理？发生什么了？你怎么浑身都是伤？”
她穿着蓝色的宽松长裤和白色的外套——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清清爽爽，就算是清晨刚刚起床——她看起来和我最后一次见到她的时候模样差不多。那次看她是为了她七十九岁的生日，她戴着一副红边眼镜，那是一件生日礼物。她慢慢抬起手，用眼神招呼我走近她。我没有意识到，吸引着我的还有她的眼镜，皮肤，头发，开门的动作。那是个熟悉的动作，以前我不小心把网球扔到屋顶上去，她常常这样开门去捡球。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融化了，好像她的脸庞所散发出的光芒，温暖到了我的心底。那股热量，顺着我的脊背流下去，一直流到脚底心。那时候，有样东西轰然倒塌了，我几乎能够听到倒塌的声音。倒塌的是那堵竖在相信和不信之间的高墙。
我屈服了。
飞出地球。
“查理？”她又开口道，“发生了什么事？”
我做了一件你也会做的事情。
我抱住妈妈，仿佛永远都不会松手了。
<h3>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年我八岁。老师给我布置了一个家庭作业，要我准备在全班面前解释：“回声是怎么发生的？”
放学后在爸爸的烟酒店，我问爸爸：回声是怎么回事？他正在货架间，拿着一本货品登记本和一支铅笔，弯腰清点货品。
“我不知道，鸡仔。大概和打弹子差不多吧。”
“回声不是发生在山里面的吗？”
“唔？”他一边点着瓶子，一边心不在焉地说。
“你打仗的时候不是在山里吗？”
他看了我一眼。“问那个干什么？”
他又回头查看他的本子。
那个晚上，我转而向妈妈求助。她找出一本字典，我们一起坐在客厅里。
“让他自己去解决，”爸爸在一旁说。
“雷，”妈妈说，“我有权利帮助他吧？”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她帮我理解并背出了那段解释。然后我站在她面前排练。
“回声是怎么发生的？”她问。
“声源在停止发出声波后，声波继续传播，”我回答。
“发生回声必须有什么样的条件？”
“声音必须碰到障碍物反弹回来。”
“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听到回声？”
“安静，其他声音被吸收掉的情况下。”
她笑了，“很好。”然后她喊了一声“回声”，接着，用手遮住嘴，学着样子发出一声声“回声，回声，回声”。
一直站在边上看我们排练的妹妹，指着妈妈嚷道，“那是妈咪！我看到妈咪的嘴巴在动！”
爸爸打开了电视机。
“真是浪费时间，”他嘟囔道。
<h3>走调的旋律</h3>
你还记得那首歌吗？《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那是一首轻松的快歌，歌手通常穿着燕尾服，在大爵士乐队的伴奏下演唱。歌词这样唱道：
独自一人，走在街头；独自一人，参加派对
无论何地，你独自一人，突然意识到，
你在看着他的眼睛，突然意识到
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妈妈很喜欢那首歌。不要问我为什么。五十年代，电视台在史蒂夫·阿伦主持的娱乐节目开始前总播这首歌。在我的记忆中，那还是黑白片。不过，回想起那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黑白的。反正，妈妈认为那首歌很“摇摆”，那是她的说法——“噢，听啊，这歌很摇摆！”——每当电台里放这首歌的时候，她就会打起响指，好像指挥着一个乐队。家里有一台音响，有一年生日她得到了一张鲍比·达林的唱片，里面有这首歌。每次吃完晚饭，洗碗碟的时候，她就放上这张唱片。那时候爸爸还在。他通常坐在一边读报纸，她会走到他的身后，轻轻敲打他的肩膀，嘴里唱着：“是不是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发生了？”。通常，他是不会抬头的。然后，她会走到我这里，一边唱，一边假装把我的胸脯当成鼓来敲。
你在“二十一”餐厅吃饭，想着不能点太多，
拒绝了巧克力慕司蛋糕，要了一颗无花果，
突然蓝色的天边，走来少女或少男，
那么，是不是什么重要的事要发生了？
我想笑——特别是她唱到“无花果”的时候——但因为爸爸连头都没有抬，如果我笑出声来，感觉像是对爸爸的背叛。但妈妈开始挠我痒痒，我就忍不住了。
“重要的事情就要发生了，”她接着唱，“大男孩，大男孩，大大大男孩。”
有一阵子，她天天晚上放这首歌。但爸爸离开我们以后，她就再也没有放过。鲍比·达林的唱片就此搁在了架子上。唱机上积起了灰尘。起初，我还以为是因为她对音乐的口味变了，因为我们孩子通常就是这样，这一阵觉得约翰尼·雷是个很棒的歌手，过一阵觉得还是吉尼·文森特更棒一些……后来，我才意识到，她是不想让那首歌触动到那个“重要”的伤心往事。
<h3>屋子里的人</h3>
老屋的厨房里有一张橡木圆餐桌。有天下午，还在上小学的妹妹和我突发奇想，试图用餐刀在桌上刻下我们的名字。刻到一半，听到开门的声音，妈妈下班回来了。我们赶紧把刀扔回到抽屉里去。妹妹随手抓起一个她能够得着的大家伙，也就是一个半升容量的苹果汁盒，放在桌上，企图遮住我们的作品。妈妈进门的时候，还穿着护士制服，胳膊里还抱着一摞杂志。“妈妈”，我们的招呼打得又急又快，让她立即意识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她的脸上立马有了“你们两个小孩子又干了什么调皮事”的表情。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当时的情景一看就很不对头，才下午五点半，我和妹妹就坐在平常本应该空空如也的餐桌旁，桌子中间放着半加仑苹果汁。
反正，她抱着杂志，用胳膊肘把那盒苹果汁推开了一点，看到桌上刻着“查”和“吕贝”几个字——我们还没来得及全部刻完——她的喉咙里先发出响亮的、像是非常生气的喘气声，然后大声嚷道：“好么，非常好么！”我的小脑袋瓜想：或许我们干得还真不赖。好就是夸赞的意思，对不对？
事情发生的时候，爸爸不在家，外出旅行了，妈妈威胁我们说，爸爸回家来肯定会发脾气的。那天晚上，妈妈做了肉饼塞蛋——这道菜是妈妈照着菜谱学着做的，菜谱说不定就是她从那些杂志里看来的——我和妹妹坐在餐桌旁，忍不住瞟我们的作品。
“你们把这张桌子彻底给毁了，”妈妈说。
“对不起，”我们嘀咕道。
“说不定，你们的手指还会被刀切到。”
我们坐在那儿听妈妈的教训，头低低的，好像很忏悔的样子，但其实我们心里都在想着同一件事情，只不过妹妹说了出来。
“那，是不是让我们把名字刻完呢，至少那样就完整了？”
听她这样说，我差不多屏住了呼吸。妹妹太勇敢了。妈妈狠狠瞪了她一眼，但旋即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妹妹也笑了出来。我呢，笑得把满嘴的肉饼沫子都喷了出来。
我们再也没把那名字刻完过。桌上永远留下了“查”和“吕贝”的字样。爸爸回家发现这件事情后，自然免不了吹胡子瞪眼。但后来的那些岁月里，在我们离开椒谷海滩镇很多年以后，我觉得，其实妈妈还挺喜欢我们在家里留下了一些印记，尽管那些印记不完整，还缺了几个字母。
*
现在，我又坐在了这张餐桌旁，我看到了那些刀痕，还在那里。我还看到了我的妈妈——或者是她的鬼魂，管她是什么呢——她从另一个房间里拿来了一瓶消毒药水和一块毛巾。我看着她把消毒药水倒在毛巾上，然后抓住我的胳膊，把我的衬衫袖子撸上去，好像我是一个从秋千上摔下来的小孩。或许你会想：在这样荒谬的情景下，为什么不大声地把疑问说出来呢。这一切，显然都是不可能的，首先要问的就是：“妈妈，你不是死了吗？”
我只能说，事后想来，这样问，就好比我现在跟你能解释清楚一样，是有道理的。但在当时，看到死去的妈妈再生，我的震惊程度让我无力去求证其真实性。那像是一个梦，或许我身体的一部分在做梦，我不知道。假设你已经失去了妈妈，你能想象看到她又站在了你面前，近到伸手可以触摸，可以闻到她的气息吗？我知道我们已经埋葬了她。我还记得葬礼的情景。我还记得自己象征性地往她的棺木上掀了一锹土。
但是，她现在就在我面前坐了下来，用毛巾擦我的脸和手臂，看到那些伤口，她皱起眉，小声嘟囔道：“看看你！”——我不知道该如何描述我内心的感受。那一刻，温情冲塌了我心里的防线。已经很久没有人愿意和我靠得这般近了，愿意这样温柔地帮我卷起衬衫的袖子。她关心我。她为我而紧张。我已经失去了让自己活下去的自尊，而她却在这里帮我擦伤口，我又感觉到了自己是个儿子；我倒在她的怀抱，就像晚上睡觉倒在枕头上那样自然。而且，我不希望这一刻结束。这就是我所能提供的最好的解释了。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我就是不希望它结束。
“妈妈，”我喊，声音微弱。
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说过这两个字了。死亡夺走了妈妈，好像也把那个词儿给永远地偷走了。
“妈妈？”
那其实只是一声哼哼，一声因嘴唇的颤动而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可是，这个世界上纵有千言万语，还有哪两个字，你从嘴里喊出来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妈妈？”
她用毛巾轻轻柔柔地擦擦我的手臂。
“查理，”她叹了口气，“看看你闯的祸。”
<h3>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一年我九岁。我在镇上的图书馆。图书登记柜台后的那个阿姨喜欢从眼镜上方看人。那天我选了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我喜欢封面上的插画，觉得住在海里一定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没有仔细看书里面的生字是不是太多，太难。那个图书管理员上上下下打量了我一番。我衬衫的一个下摆露在了裤子外面，一只鞋的鞋带没有系上。
“这书对你来说太难了，”她说。
我看着她把书放回到她身后的书架上。这书说不定会被锁到柜子里。我走回到儿童图书区域，选了一本关于猴子的图画书，回到登记柜台。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就在书上敲了个出借章。
妈妈开车来接我，我开了车门坐在她旁边的座位上。她看了看我借的书。
“这本不是已经读过了吗？”她问。
“那个阿姨不让我借我想看的那本。”
“哪个阿姨？”
“就是管图书的那个阿姨。”
她熄了车子的引擎。
“她为什么不让你借？”
“她说太难了。”
“什么太难了？”
“书。”
妈妈把我从车子里揪出来，拖着我昂首阔步走回图书馆，直奔出借柜台而去。
“我是贝奈特太太。这是我的儿子，查理。是你告诉他，那本书对他来说太难了吗？”
那个图书管理员绷直了身体。她比妈妈年长许多，但妈妈说话的语气与平时里她和长辈们讲话完全不一样。我很吃惊。
“他想要借儒勒·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她摸了摸眼镜，说。“他太小了，你看看他。”
我低下头。我看着我自己。
“书在哪里？”
“你说什么？”
“书在哪里？”
那个阿姨转身拿出那本书，“扑通”一声扔在柜台上，好像要用书的重量来证明她的观点。
妈妈抓起书，塞进我怀里。
“请您永远也不要告诉小孩子，某件事情对他来说太难，”妈妈冲她嚷道，“特别是永远——永远不要——对这个孩子这么讲。”
还没回过神来，怀里紧紧抱着《海底两万里》的我已经被妈妈拽出了门。我感觉我们刚刚抢劫了一家银行似的，妈妈和我，我很害怕我们是不是闯了大祸。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我们坐在餐桌旁。妈妈正在端晚餐上来。意大利肉酱面。
“还是不对，”爸爸说。
“又来了，”妈妈说。
“又来了，”妹妹模仿着妈妈的语气重复了一遍。她把叉子放在嘴巴里转来转去。
“当心，你会戳到自己的，”妈妈把叉子从妹妹的嘴里拔出来。
“是奶酪，或者是油没有放对，”爸爸看着面条说，好像那盆面条让他打恶心。
“我都已经试过几十种不同的烧法了。”
“不要夸张了，宝儿。难道烧一点能让我下咽的东西就这么难吗？”
“你吃不下去？这面条你咽不下去？”
“上帝啊，”爸爸继续埋怨道，“你又来了。”
妈妈转过脸，不去看他。
“好吧，你吃不下，”她一边说，一边怒气冲冲地往我的盘子里舀了一大勺。“你不吃，我吃，好了吧？我吃饱了撑的和你来吵架。吃，查理。”
“这么多啊，”我说。
“我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她语速极快。
“太多了！”
“妈咪，”，妹妹插嘴道。
“我只是想说：宝儿，我要你做，是因为你能做出来。就是这个意思。我已经告诉你成千上百次了，这个肉酱面味道不对。如果味道不对，它就是不对。你希望我撒谎来哄你开心吗？”
“妈咪，”妹妹又插嘴了，手中摇晃着叉子。
“呸，”妈妈一边反驳，一边把妹妹的手往下拉。“别这样，吕贝塔。听着，雷，下次你还是自己做吧。你自己做你的意大利美食去吧。查理，吃！”
爸爸冷笑一声，摇了摇头。“你又是老一套，”他抱怨道。我看看他。他看看我。我用叉子卷了些意大利面送进嘴里。他向我扬了扬下巴。
“你说说看，你觉得你妈做的意大利面条味道怎么样？”
我嚼。我咽。我看看他，再看看妈妈。她气得肩膀都耸了起来。现在，他们俩都等着我说话。
“不好吃，”我看着爸爸，嘟囔着说。
他发出呼哧一声，给了妈妈一个白眼。
“连小孩子都知道，”他说。
<h3>全新的开始</h3>
“那么，今天，你就留在这里吧？”我妈说。
她站在煤气灶前用塑料勺打蛋。土司已经烤好，白脱油已经放在桌上。边上还有一壶咖啡。我靠在椅子上，神思恍惚，好像连吞咽食物都很困难。我觉得如果我动作太快的话，身体就会爆炸。她腰间系着一条围裙，她的行事举动，从我见到她的那一刻开始，就好像这只不过是普通的一天。就好像是我突然出现，来看望她，而她就像往常那样，替我做早饭。
“查理，可以吗？”她问，“抽空和你妈待上一天？”
我听到了锅子里黄油和鸡蛋嗞嗞冒着热气的声音。
“呃？”她说。
她举着平底锅朝我走来。
“为什么不说话？”
我花了好几秒钟才让自己的喉咙发出声音来，就好像我在努力回忆应该怎样发声一样。怎么和死人说话呢？是不是有什么特别的表达方式？还是有一套暗语？
“妈妈，”终于，我说出话来，但声音很轻。“这不可能。”
她从锅里舀出鸡蛋来，一勺一勺盛在我的盘子里。我看着她满是青筋的手。
“吃吧，”她说。
从美国历史上的某一点开始，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现在的父母能够两个人一起通知孩子，他们离婚了。让孩子们坐下。告诉他们家庭规则的变化。而我的家是在这个启蒙时代来临之前破裂的；爸爸一走，就没再回头。
以泪洗面过了几天后，妈妈重新涂上口红，抹上睫毛膏，下厨房为我们做煎土豆。在递给我们盘子的时候，她说：“爸爸不住这里了。”好像事情就这么简单。就像戏台上换了一个场景。
我已经不记得爸爸是什么时候把他的东西拿走的。有一天放学回家，我们发现屋子一下空了许多。门厅的柜子里空出许多地方。车库里也少了很多工具和盒子。我记得妹妹哭着问妈妈，“爸爸是不是因为我不乖才不回来的？”她还向妈妈保证，如果爸爸回来，她一定做个乖孩子。我记得我当时也想哭，但那时候，我已经能够意识到，以后这个家里，只有我们三个人了，不是四个，而我是其中唯一的男人。尽管只有十一岁，我还是能够感觉到肩上担负着的男子汉的责任感。
何况我以前哭的时候，爸爸常常要我“振作”。“振作起来，孩子，振作起来。”就像所有父母离异的孩子那样，我努力想表现好一点，好让那个离去的家长重新出现。所以我没有流眼泪：鸡仔，你不能哭。
*
最初那几个月，我们以为爸爸的离去只是暂时的。爸妈吵架了。他们需要分开来冷静一下。天下的爸爸妈妈都会吵架，不是吗？我们的爸妈就常常吵架。他们还在一起的时候，我和妹妹就常常趴在楼上的楼梯口，我穿着白短裤，妹妹穿着浅黄色的睡裙和芭蕾舞鞋式样的拖鞋，听他们在楼下争吵。有时候，他们是为了我们而争吵：
“在这件事情上，你就不能站出来，管一管吗，雷？”
“这又不是什么大事情！”
“怎么不是！你总是让我当恶人去教训他们！”
有时候是关于工作：
“你就不能多花点精力在家里么，宝儿！医院里的病人不是唯一需要你照顾的人！”
“他们病了，雷。你的意思是让我对他们说：不好意思，这些事我干不了，因为我丈夫还等着我回家，帮他烫衬衫？”
或者是关于我的棒球。
“训练太多了，雷！”
“这对他有好处。说不准他就是棒球明星的料。”
“你看看他！他都要累死了！”
有时候，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妹妹会用手捂住耳朵，嘤嘤地哭。而我总努力去听他们在楼下到底讲了些什么，就好像我蹑手蹑脚，偷偷闯入一个成人的世界。我知道爸爸总是工作到很晚，在最后那几年，他常常彻夜不归，陪他的批发商，他告诉妈妈：“宝儿，你要知道，如果我不陪他们应酬，他们就会在生意上耍我。”我知道他在克林斯伍德开了另一家店。那个地方离开家大概有一小时车程，他一周去那里工作几天。我知道一家新店意味着更多的钱，更好的车。但我也知道妈妈一点也不觉得那样有什么好。
所以，是的，他们争吵，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这会导致任何严重的后果。在那个年代，很少有父母离婚的。他们会想办法解决。夫妻总是一起的。
我还记得我们一家一起去参加一个婚礼。爸爸穿着租来的燕尾服，妈妈穿着一条闪闪发亮的红裙。宴会上，爸妈站起来跳舞。我记得我看到妈妈举起右手，爸爸用他的大手握住妈妈的手。虽然还很小，但我已经能够看出，他们是舞池里最漂亮的一对。我爸个头很高，身材像运动员，白衬衫下的肚子平平的，一点也不像其他人的爸爸那样有一个啤酒肚。那妈妈呢？哦，她看起来好开心，涂着红色唇膏的嘴唇向上微微翘着。妈妈开心的时候，漂亮得没有人能比得上。她舞又跳得特别好，你除了盯着她看没别的办法。她的红裙成了一个焦点，全场的目光都随着她转动。我听到桌上有几个老妇人在那里颇为不满地嘀咕，说着“有点过分啊”，“一点都不检点”之类的话。虽然小，但我也能分辨出，她们是因为嫉妒她的美丽才那样说的。
那就是我眼里的爸爸妈妈。他们争吵，但他们也跳舞。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我还常常想起那个夜晚，我还几乎让自己相信，他会回来再看看她穿着红裙子的模样。他怎么能够不来呢？但过了一阵子以后，我就没有了这个念头。再回想起那场婚礼，我感觉像是在看一张褪了色的，度假时拍的照片。照片记录的不过是一个很久以前曾经去过的地方罢了。
“今年，你们有什么计划？”爸妈离婚后的第一个九月，妈妈这样问我。学校又要开学了，她是在问我们有什么“新打算”、“新计划”。妹妹要求去看木偶剧。我看着妈妈，第一次学会皱起眉头说话。
“我想打棒球。”
<h3>共进早餐</h3>
我不知道我在那个厨房待了有多久——我的头还是昏昏沉沉、摇摇晃晃的，就好像脑袋撞上了汽车——但不知道哪一刻开始，可能是妈妈说“吃吧”以后，我的身体开始适应了在那里的感觉。妈妈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我放了一勺子炒蛋到嘴里。
我的舌头几乎立即起了反应。我已经有两天没吃东西了，我像个监狱囚犯那样把食物囫囵吞枣似的往肚子里塞。咀嚼让我暂时忘了所处情境的荒谬。老实讲，与其说那盆炒蛋的味道好，还不如说它带来了我熟悉的滋味。我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做的食物，味道就是不一样，特别是那些家常菜——煎饼、肉饼、吞金枪鱼色拉——那些食物里带着记忆的味道。我妈妈喜欢在炒蛋里放一点香葱——我称之为“绿末末”——它们果然又出现了。
所以，我吃着一顿过去时的早餐，在一张过去时的餐桌旁，和一个过去时的妈妈在一起。
“慢慢来，别噎着了，”她说。
这句话，也是过去时的。
我吃完后，她拿起盘子走到水槽边开始洗碗。
“谢谢你，”我小声说。
她抬起头。“你刚才说‘谢谢你’吗，查理？”
我轻轻点点头，幅度小到让人几乎难以察觉。
“为了什么？”
我清了清嗓子：“为了早餐吧。”
她笑了，继续擦着盘子。我看她站在水槽边，熟悉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坐在餐桌边，她站在水斗旁。就这样，我们聊过多少次天，聊学校，聊朋友，聊街坊四邻的流言蜚语我是不是应该相信，哗哗的流水声总让我们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响。
“你不可能在这里……”我开口道，但又打住了。我是这么渴望和她说话——然而，在那一刻，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她关上水龙头，用毛巾擦了擦手。
“噢，看看时间，”她说，“我们该出发了。”
她回到餐桌旁，弯下腰，用双手把我的脸拢住。她的手很温暖，还有点湿乎乎的。
“不用客气，早饭而已，”她说。
她抓起桌子上的手提包。
“好了，现在乖乖穿上衣服吧。”
7月20日，1959年
亲爱的查理：
我知道你很害怕，但其实没有什么好害怕的。我们都做过扁桃腺摘除手术。你看看我们，我们不都还好好的么！
拿着这封信。在医生进来前，把信塞在枕头下。他们会给你一些药，吃了药，你会觉得昏昏沉沉的。在你睡着以前，你要记得妈妈的信就在枕头下陪着你。如果你醒来的时候妈妈还没有来，那你就从枕头下把信拿出来，再读一遍。读这封信的时候，你就想象妈妈在你身旁对你讲话。
我很快就会到的。
然后，你就可以吃冰激凌了，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怎么样？
爱你每一天。
妈妈
<h3>离婚后的家</h3>
爸妈离婚以后，我们试图和以前一样过日子。但是，左邻右里不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小镇的生活像个节拍器；只要有一丁点抖动，节奏就变了。人们对我和妹妹更和气了。在医生的办公室里，我们总能多拿几根棒棒糖，我们买到的冰激凌球，也总比别人大些。在街上遇到老妇人，她们会热切的搂住我们的肩膀问：“孩子们，过得还好吧？”这个问题让我感觉她们像是在对大人说话，因为如果是对孩子说话，通常会问：“孩子们，在玩什么呢？”一般对孩子的问题，关键词总是“什么”。
如果说，我们孩子得到了更多善意的关怀，那么妈妈则没有。那时候，没有什么人离婚。我生活中也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小孩的家庭有这样的问题。离婚，至少在我们生活的那个地方，是丑闻，其中的一方，必遭谴责。
这个谴责落在了我妈妈身上，主要因为她还留在镇上生活。没有人知道雷和宝儿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雷已经离开此地，而宝儿还留在了这里给人审判。她拒绝寻求别人的同情，趴在他人的肩膀上哭泣。更糟糕的是，她还年轻，又漂亮。所以对女人来说她是一个威胁，对男人来说是一个机会，对孩子来说是个奇怪的人。设身处地想一想，你会发现这真不是什么好处境。
好几次，我注意到我们在超市的货架之间，推着购物车的时候，人们用特殊的眼光看着妈妈。这种特殊的眼光在妈妈送我们去学校的时候也能看得到。那是爸妈离婚后的第一年，她总是穿着她的护士白大褂和白鞋白袜送我们去学校。在校门口，她总是走出汽车和我们吻别，我能强烈地感觉到，其他人的妈妈们盯着我们看。吕贝塔和我变得很不自在，离学校越近，我们就越局促不安。
“给妈妈一个吻。”有一天，妈妈弯下腰说。
“不要了，”我边说边闪开。
“不要什么？”她问。
“就是……”我耸起肩膀，皱着眉。“就是……不要啦。”
我不敢看妈妈的脸，所以我就看着自己的鞋。她弯着腰，一动不动，过了几秒，才直起身子。我听到她吸了一下鼻子。我感觉到她捋了捋头发。
等我抬眼看时，她已经开车走了。
*
有天下午，我和一个小伙伴跑到教堂的停车场玩球，教堂的后门突然开了，走出来两个修女。我们以为做错了什么事情，站着没敢动弹。但两个修女朝我招了招手。她们各自端着一个铝制的餐盘。我走近她们，可以闻到盒子里肉饼和青豆的味道。
“过来，”其中的一个对我说，把铝盘子递给我。“这是给你家的。”
我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给我食物。但我又吃不准是不是可以对修女说“不，谢啦”。所以我默默接过盘子，端起盘子往家走，心想大概是妈妈特意定的。
“你拿的是什么？”进屋时，妈妈问我。
“是修女给我的。”
她打开包住餐盘的保鲜膜，嗅了嗅食物的味道。
“是你问她们要的吗？”
“没有啊。我在那里玩球。”
“你没有问她们要？”
“没有。”
“我们不需要别人的食物，查理。我们不需要别人的施舍，你要弄明白。”
我觉得需要为自己辩护。我还不太明白“施舍”是什么意思，但我听得出来，施舍不是什么人人都想要的好东西。
“我没有问她们要！”我抗议说。“我压根不爱吃青豆！”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
“这又不是我的错，”我说。
她从我手中接过两个盘子，把里面的食物统统倒在水槽里。她用一把大勺子，把肉饼一勺勺塞进水槽的下水口。然后是青豆。她的动作里充满了怒气，我的眼睛一眨不眨，看着她。她把所有的食物都塞进了那个小孔。然后，她拧开水龙头，打开安装在水槽孔里的搅拌机。搅拌机发出轰鸣声，一会儿轰鸣声突然变强了，说明塞进去的东西都已经被粉碎干净。妈妈移开水槽孔的盖子，关上水龙头，在围裙上擦了擦手。
“好了，”妈妈转过头对我说，“饿了吗？”
*
我第一次听到别人称妈妈为“离婚的女人”，是在一次全国性的棒球巡回赛后。教练把队员们的球棒都扔在他的客货两用车的后备厢里，另一个球队有个队员的爸爸从里面错拿了我的球棒。我跑去对他说：“这个是我的。”
“是吗？”他边看着手里的球棒，边问我。
“是啊。这根球棒是我放在自行车后带过来的。”
他确实有理由怀疑我。大多数孩子是坐他们爸爸的车去参赛的。
“好吧，”他说着，把球棒递还给我。然后，他眯缝起眼睛，问我：“你就是那个离婚的女人的孩子吧？”
我看着他，无言以对。离婚的女人？这个词听起来好古怪，我从来没有把这个词和妈妈联系起来。人们通常会问我，“你是雷·贝奈特的孩子吧？”我不知道哪种问法更让我不舒服，是这个听起来很古怪的新称谓，还是那个熟悉的、但已经不再是我爸爸的那个人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