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你妈妈，怎么样啊？”他问。
我耸耸肩。“她很好。”
“是吗？”他说。他在观察我脸上的表情。“她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我感觉妈妈好像就站在我的背后，我是她和前面这个人之间唯一的阻隔。
“她很好，”我重复道。
他点了点头。
某些人的点头是不可信的。我就没有相信他的点头。
*
如果那天是我开始熟悉“离婚的女人”这个字眼，那么，我还清楚地记得，是什么时候，它变成了一个让人惧怕的名词。那天，妈妈让我去食品店买一些番茄酱和卷饼。为了少走一点路，我绕到院子后面。转过隔壁家的房子，我看到学校里两个年级比我高的孩子，正鬼鬼祟祟靠在一起。其中那个颇为健壮的孩子，雷恩，似乎是想挡住胸前一样什么东西，不让我看到。
“嗨，贝奈特，”他招呼我，语速显得有些急促。
“嗨，雷恩，”我回答。
我看了看另外一个男孩。“嗨，卢克。”
“嗨，鸡仔。”
“去哪里？”雷恩问。
“范尼利食品店。”
“噢，是吗？”
“是的。”
他藏在衬衫后面的手伸了出来。原来他拿着一个望远镜。
“用这干吗呢？”我问。
他转过脸看看后面的树。“这可是军用物资，”他说，“是双筒的。”
“能够放大二十倍，”卢克补充道。
“让我看看。”
他把望远镜递给我，我举起来，放到眼前。镜筒的四周还带着体温的余热。我朝上看看，又向下看看。先看到模模糊糊天空的颜色，然后是一片松树，然后是我自己的脚。
“他们打仗的时候用这个来侦查敌人，”卢克说。
“这是我爸爸的，”雷恩说。
我最恨听到爸爸这两个字。我把望远镜递还给他。
“再见，”我说。
雷恩点点头。
“再见。”
我继续往前走，但总觉得有些什么不对劲的地方。雷恩刚才迅速把脸转向树丛的方向的样子，让我心生疑窦。所以，我又绕过那幢房子，躲进树丛，想看看他们究竟在做什么。接下来，我所看到的那一幕，现在想来依旧能让我怒火中烧。
那两个人，紧紧挨着对方站着，他们不再面对着树丛，而是朝着另外一个方向，我家的方向。他们轮换着举起望远镜。随着他们望远镜的方向看去，镜筒正对着妈妈卧室的窗口。我看到她的身影从窗框边闪过，看到她把双手举过头，我立即意识到：下班回家，换衣服，卧室。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一下子变得冰冷。有一样东西在我的身体里，从脚底心一下子蹿到了脑脖子上。
“噢，耶，”我听到雷恩小声欢呼着，“看那个离了婚的女人……”
我觉得我这辈子从来没有那么愤怒过，以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过。我的双眼冒着怒火，向比我年长的他们冲了过去。我从他们背后扑上去，一把抓住雷恩的脖子，拳头像雨点般，落在一切正在移动的事物上。一切。
<h3>散步</h3>
妈妈穿上了白色的粗呢外套，然后稍稍晃了晃肩膀，让外套妥妥帖帖落在身上。在她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妈妈常去给那些年老得无法出门的老太打理头发。她挨家挨户地去，让这些老太太们能继续享受美发的权力。她说她有三户人家要去。我随她穿过车库，脑子里依旧一片混沌。走到房子外面。
“想不想沿着河走过去，查理？”她说，“一天中的这个时候非常美好。”
我无语，点点头。自从躺在湿草丛里，看着撞成了一团的车皮，时间过去有多久了？我还尝得出嘴里的血腥味，疼痛像波浪一样，一阵阵向我袭来，这一分钟还没事，下一分钟就浑身疼痛起来。但我不知怎么就在这里了，走在老镇的街道上，穿着呢子外套的妈妈走在我边上，我还替妈妈拿着她装了美发工具的紫色塑料包。
“妈妈，”我终于鼓起勇气问：“你怎么会……？”
“怎么会怎么样，亲爱的?”
我清了清喉咙。
“你怎么会在这里呢？”
“我住这里，”她说。
我摇了摇头。
“不，”我小声说，“你已经不住这里了。”
她抬头看了看天。
“你知道吗，你出生的那一天，天气跟今天一模一样。有点冷，但很舒服。我是黄昏的时候被推进产房的，记得吗？（妈妈说话的语气，让我觉得应该回答她，‘噢，是的，我记得。’）那个医生，叫什么名字来着？莱珀索？对，莱珀索医生。他让我一定要在六点以前把孩子生出来，因为那天晚上，他老婆给他准备了他最爱吃的晚餐，他说他可不想错过。”
这个故事我已经听过了。
“炸鱼条，”我小声附和道。
“炸鱼条。想不到吧？这么简单的东西。至少也应该是牛排，才说得过去吧。哎，算了，我才不管呢，反正他吃到了他的炸鱼条。”
她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些许调皮。
“而我呢，得到了你。”
我们又走了几步。我头疼欲裂，用拳头敲了敲额头。
“怎么了，查理？是不是很痛？”
这是个简单的问题，但我却无法回答。痛？我应该从哪里说起呢？撞车？翻车？三天来靠酒精维持的生命？婚礼？我的婚姻？抑郁症？过去的八年？我还有不痛的时候吗？
“我好久没有感觉这么好了，妈妈，”我回答。
她继续往前走，眼睛注意着路旁的草丛。
“你知道吗，我和你爸爸结婚后的三年里，一直想要一个孩子。那个时候，结婚三年还不生孩子，算是很长的时间了。人们开始议论，是不是我身体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都开始怀疑自己。”
她轻轻吸了一口气。“我不能够想象没有孩子的生活。有一次，我甚至……等等，让我看一看。”
她带着我，朝我们院子一角的一棵大树走去。
“这是有一天深夜，我睡不着，”她拍打着树干，摩挲着树皮说，好像要挖掘出一件宝藏。“哦，还在呢，”她说。
我凑过去，看到树干一侧上刻着“求求你”几个字母。小小的，弯弯扭扭的字。要仔细看才看得清，但确实是那几个字。“求求你”。
“不是只有你和吕贝塔才在木头上刻字呢，”妈妈笑着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
“一个祈祷。”
“祈祷有个孩子？”
她点点头。
“为了生我？”
又是点点头。
“在一棵树上？”
“树每天都向上看，望着上帝的方向。”
我做了一个鬼脸。
“我知道，”她举起双手，像是向我投降。“你总是老一套，妈妈，”她模仿我的口气说道。
她又摸了摸树皮，发出了轻轻的吁声。她似乎在回忆自从我降生以来发生的所有事情。如果她知道了我的状况，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现在，你知道妈妈是多么希望把你生出来了吧，查理，”妈妈的手松开树干，“做孩子的，常常会忘记这些。他们觉得自己的降生是个负担，而不是父母实现了的心愿。”
她拉了拉外套。我想要哭。实现了的心愿？有多久没有人对我说过这样温暖的话了。对此，我应该心存感激，感到羞愧，并对自己的自暴自弃感到后悔，对吧？但是，那一刻我心里想的是酒，我想要喝上一杯，最好是几杯。我渴望陷入酒吧的昏暗之中，在灯泡微弱的光晕下，我渴望尝到让人麻木的酒精的滋味，看着一杯杯的酒变空，知道自己喝得越快，就越快超脱于这个世界。
我走近她，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我多少有点期待着我的手会直接穿过她的身体，就像我们在鬼片里看到的那样。但是，没有。我的手落在她的肩膀上，我可以隔着衣服感觉到她瘦弱的身躯。
“你已经死了呀，”我脱口而出。
一阵风突然翻卷起地上的落叶。
“你不要想太多了，”她说。
*
宝儿·贝奈特是个能说会道的人，大家都这么说。但是，不像其他善于讲话的人，她同样善于倾听。在医院里工作的时候，她倾听病人的诉说；在炎热的夏天，坐在折叠式的沙滩椅上，她倾听邻居们的闲聊；她喜欢听人讲笑话。她会笑得弯下腰去，顺势推推讲笑话的人的肩膀。她是个好听众。她很迷人。那是人们对她普遍的看法。有魅力的宝儿。
但显然，这些都只是爸爸的手还揽着她肩膀的时候的情形。离婚以后，离开了他的臂膀，其他女人就不希望这样一个有魅力的女人离他们的丈夫太近了。
就这样，妈妈失去了所有的朋友，就好像得了鼠疫一般。她和爸爸以前不是一直同邻居们玩扑克吗？结束了。不是常常收到邀请，去参加生日派对吗？再也收不到了。每年七月四日的国庆野外烧烤会还是举行的——到处可以闻到炭烧的味道——但是没有人邀请我们参加。圣诞节，照例会看到别人家的屋子前停着许多车，透过客厅窗户可以看到许多大人走来走去。而我们的妈妈却待在家里，和我们在一起，和面粉做饼干。
“你不去那个派对吗？”我们问她。
“我们在这里不就是个派对吗，”她这样回答我们。
她让我们觉得，留在家里是她自己的选择。就我们三个。很久以来，我以为新年之夜就该待在家里，在冰激凌上洒上巧克力糖浆，在电视机前吹喇叭敲铃铛。直到有一年，我吃惊地发现我同龄的少年玩伴都利用这天晚上，偷家里酒柜中的酒喝，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总在这一晚穿戴整齐，八点一到就出门了。
“你的意思是，新年的晚上，你被你妈套牢了？”我的伙伴问我。
“是啊，”我悲哀地说。
但是，事实是，我魅力十足的妈妈，被我们套牢了。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老爸离我们而去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相信圣诞老人的年纪了，但吕贝塔只有六岁，她还相信那不是个游戏：她留下一些饼干，写一张纸条，圣诞夜乖乖上床，然后偷偷摸到窗边，指着星星问：“那是圣诞老公公的驯鹿吗？”
我们三个人一起过的那第一个十二月，妈妈想为我们准备一个特别的节目。所以她准备了全套的圣诞老人服装，红外套，靴子和白胡子。圣诞节的晚上，她嘱咐吕贝塔九点半上床睡觉，还有不管发生了什么，十点钟的时候千万不要去客厅——这自然意味着，吕贝塔会在十点不到的时候悄悄从床上爬起来，像个小夜鹰一样偷看客厅里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跟在她后面，拿着一个手电筒。我们在楼梯上坐下。突然间，屋里所有的灯都熄灭了。我们听到了窸窸窣窣的声音。妹妹紧张地大声喘气。我拧亮了手电筒。吕贝塔小声尖叫起来：“不要，鸡仔！”我关上手电筒，但正处于青春反叛期的我，不知怎么又拧亮了手电筒。在光影中，我看到妈妈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背着一个枕头套做的礼物袋。她转过身，压着嗓子低声说，“驾！驾！驾！是谁在那里？”妹妹的身子往后躲，而我，不知为什么，用手电筒的光追着妈妈的身影，并把光直接打在她的脸上，她只能抬起一只手去挡光。
“驾！驾！”她继续着那个游戏。
吕贝塔像个小虫子一样蜷缩起身子，用拳头捂住眼睛，但又忍不住透过指缝向外张望。她小声哀求道，“鸡仔，关掉手电筒！你会把他吓走的！”但当时的我，觉得这一切都很荒谬，难道从此以后一切事情我们都要假装吗，假装我们的餐桌坐满了人，假装扮演圣诞老人，而且还是女扮男装，假装我们还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虽然四分之一个角已经没有了。
“那不过是妈妈而已，”我残忍地说。
“驾！驾！驾！”妈妈还在做最后的努力。
“不是的！”吕贝塔说。
“是的，就是的。你这个傻瓜。是妈妈。圣诞老人不可能是女的，笨蛋。”
手电筒的光束一直没有离开妈妈，我看到她的姿势变了，垂头丧气的样子，好像是被警察抓住的潜逃犯。吕贝塔哭了。我可以感觉到妈妈那一刻一定想大骂我一通，但是她不能够，因为她还穿着圣诞老人的衣服，所以，她只能用露在圣诞帽和棉花做的假胡子中间的眼睛狠狠瞪了我几眼。那一刻，这个家好像到处都在发出“你们没有爸爸了”的声音。终于，妈妈不得不妥协，她扔下背上的那个装满了礼物的枕头套，从大门口走了出去，没有再发出“驾，驾”的声音。妹妹跑回自己的房间，倒在床上放声大哭，留下我独自一人坐在楼梯口，手里的电筒照着空无一人的房间，和房间里的圣诞树。
<h3>罗丝</h3>
我们继续在老镇的街道上走。此时，我已经云里雾里、恍恍惚惚地接受了——怎么说呢——暂时的错乱？我决定跟着妈妈，随她走到哪里，直到我能够明白过来自己到底在做什么。说实话，我还真不希望这一切马上结束呢。亡故的亲人重又出现在眼前，跳出来捣蛋的是你的理智，而不是你的心。
她要去的第一户人家在雷哈街上，是一幢小小的砖头房子，离开我家只隔了两个街区。房子的门廊上有铁皮的遮棚，门廊前还有铺着鹅卵石的花坛。早晨的空气特别爽洌，此时的晨光有些奇怪，把笼罩在其中的景色的边边角角勾勒得特别清晰，好像是用墨水画出来的一般。一路上，我们什么人都没有遇到，但此时是清晨刚过的时分，可能大部分人都已经开始工作。
“敲门吧，”妈妈对我说。
我敲了敲门。
“她耳朵不好，敲重一点。”
我又砰砰敲了几下。
“再敲。”
我几乎是在砸门了。
“不要那么用劲，”妈妈说。
终于，房门开了。一个穿着罩衫、拄着拐杖的年迈的老妇人出现了，她的嘴噘着，脸上露出困惑的笑容。
“早上好啊，罗丝，”妈妈的声音悦耳动听，“今天我带了个年轻人来。”
“哦……知道了，”罗丝说。她的嗓音非常尖细，几乎像唱歌的小鸟。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当然，当然记得。”
她往后退了几步。“进来吧，进来吧。”
屋子小小的，但很整洁，里面的摆设像凝固在了七十年代。地毯是深蓝色的。沙发上盖着塑料防尘布。我们跟着她向洗衣间走去。跟在拄着拐杖的罗丝后面，我们的步伐放得又小又慢。
“今天过得还好吧，罗丝？”妈妈问。
“哦，是的。那都是因为，今天你来看我了。”
“还记得我儿子查理吧？”
“哦，是啊。很英俊啊。”
她背对着我，看也没看清楚我，就这么说了。
“你的孩子们怎么样，罗丝？”
“你说什么？”
“你的孩子们？”
“噢，”她挥了挥手。“一星期一次，他们来看我。像完成一桩任务。”
那一刻，我无法判断，这个罗丝是谁，或者说，这个罗丝是什么？是鬼魂吗？还是活生生的人？她的屋子看起来很真实，屋里的暖气实实在在的，空气中还漂浮着吐司的香味。我们走进洗衣间，水槽旁放着一把椅子。屋子里有一台收音机开着，正放着音乐。
“能关上吗，年轻人？”罗丝头也不回地说，“那个收音机。有时，我开得太响了。”
我找到收音机的开关，摁下按钮。
“真糟糕，你听说了吗？”罗丝说。“今天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起车祸。刚才新闻里说的。”
我僵住了。
“一辆轿车和一辆卡车。撞上了一个大广告牌。活活把牌子撞倒了。很恐怖。”
我瞟了妈妈一眼，看她是不是会转向我，要我老实交待。承认你做的一切吧，查理。
“罗丝，别想那个了，新闻总是让人沮丧，”妈妈一边从她的工具包里拿东西，一边说。
“噢，这倒是的，”罗丝回答，“说的对。”
等等。她们已经知道了？她们还不知道。恐惧涌上我的心头，好像马上会有人敲玻璃窗，要我出去。
罗丝朝着我的方向，先转过她的拐杖，然后是她的膝盖，最后是她羸弱的肩膀。
“你能够抽出时间，和你妈妈待上一天，真是不错，”她说，“做孩子的应该多陪陪父母。”
她摇摇晃晃地扶住水槽边的椅子。
“好了，宝儿，”她说，“现在，你能够让我变得漂亮一点吗？”
*
或许，你会想，我妈妈什么时候变成了剪头发的了呢？我已经提到过，她是个护士，而且，她非常喜欢那个职业。对于为病人包扎伤口，扎针验血，用好话安慰忧心忡忡的病人之类的事情，她有无穷无尽的耐心。男病人们自然喜欢像妈妈这样年轻漂亮的护士；而女病人们也爱妈妈给她们梳理头发、涂抹口红。我猜想这可能是当时护士们的工作之一，但妈妈还常常额外帮她们抹腮红、涂眼线。她觉得这样做会让她们自我感觉好一点。住院就是为了自我感觉好一点，不是吗？“住院不意味着等死，”妈妈过去常这样说。
有时候，在饭桌旁，妈妈会看着远方，若有所思，提起患了肺气肿的“可怜的哈维森太太”，或者是患了糖尿病的“可怜的罗伊·安迪哥先生”。时不时妈妈会突然不再提起某个人，妹妹就会问，“老奶奶格林克丝今天怎么样了呢？”妈妈会回答说：“亲爱的，她回家了。”爸爸会扬起眉毛，看妈妈一眼，然后继续吃饭。我懂事以后才明白妈妈所说的“回家”，其实是死了的意思。通常在这种时候，爸爸会想办法改变饭桌上的话题。
*
我们住的那个地方只有一家医院，自打爸爸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以后，妈妈加班加点工作，这就意味着她不能到学校去接妹妹放学。这个任务常常落到了我身上，陪妹妹走回家，然后再骑自行车去练棒球。
“你觉得爸爸今天会在家里吗？”妹妹有时候会问。
“不会，你这个傻瓜，”我会告诉她，“为什么他今天要在家里？”
“因为院子里的草长高了，他该除草了，”她会这样回答，或者是：“因为院子里有很多落叶要叉走”，或者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妈妈星期四会做炖羊肉给我们吃。”
“我不觉得那是个好理由，”我说。
她总是会想一想，然后冒出下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那鸡仔，爸爸为什么不回来了？”
“我不知道！他就是不回来了，知道吗？”
“那也不是什么好理由，”她嘀咕道。
那一年，我十二岁，妹妹七岁，有天下午我们两个刚从校门口出来，就听到街对面有人冲着我们摁汽车喇叭。
“是妈妈！”吕贝塔说，冲过马路。
事情有点奇怪，妈妈没有开门下车。妈妈常常教导我们说，对别人摁车喇叭是不礼貌的行为。很多年后，她还警告妹妹说，任何不跑到车门旁为她开门的男孩，都不值得她去约会。但那一刻，她居然摁了喇叭，也不下车。我跟在妹妹后面，穿过马路，上了汽车。
妈妈看起来有些不对劲。她的眼皮下有黑色的污痕，她还不停清嗓子。她没有像通常那样穿着护士的白褂子。
“你怎么在这里？”我问她。那个时期，我对她就是这样不礼貌。
“给你妈妈一个吻吧，”她说。
我斜过头，让她亲了亲我的头发。
“他们让你早下班了吗？”吕贝塔问。
“是的，甜心，差不多是这样。”
她吸了吸鼻子。透过车窗外的后视镜，看了看自己。然后她擦干净眼睛下的黑痕。
“我们去吃冰激凌怎么样？”她问。
“耶！耶！”妹妹欢呼道。
“我要去练球，”我说。
“噢，今天要不就别去了吧，好吗？”她说。
“不，不行，”我斩钉截铁地说，“训练是不能不去的，我必须去。”
“谁说的？”
“教练，人人都这样说。”
“我要去吃冰激凌！我要吃冰激凌筒！”吕贝塔嚷嚷道。
“那我们快去快回？”妈妈问我。
“别烦了！不！没有听到吗？”
我抬起头，瞪着她说。我所看到的妈妈的眼神，是我之前从未见过的：妈妈看起来不知所措。
后来，我才知道，妈妈工作的医院在那一天把她给解雇了。不少医院的工作人员认为她的存在，对男医生来说是一个诱惑，因为她离婚了，变成了独身。后来，我还知道医院里有一个颇有地位的人对妈妈有所企图，妈妈为此而投诉其行为不轨。她为自己挺身而出的结果是得到如下建议：“这样做再也不管用啦。”
你知道吗，奇怪的地方在于，就在我看到她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好像明白了一切。当然，细节我不清楚，但不知所措就是不知所措，我能够看懂那个眼神，因为我也曾经不知所措过。而且，我恨她流露出那种表情。我恨她像我一样软弱。
我下了车，告诉她说：“我不想吃冰激凌。我训练去了。”我穿过马路，妹妹从车窗里伸出脑袋：“要不要我们给你带一个冰激凌筒啊？”我心里想，吕贝塔，你真蠢，冰激凌是要化掉的。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她发现了我的香烟。我把香烟藏在了放袜子的抽屉里。那一年，我十四岁。
“这是我的房间！”我嚷道。
“查理！我们需要谈一谈！我告诉过你，不要抽烟！这是你最不应该做的事情了！你怎么了？”
“你是个虚伪的人！”
她愣住了。她挺直了脖子。“请你不要用那个词。”
“你自己不抽烟吗？你就是个虚伪的人！”
“不许用那个词！”
“为什么不，妈妈？你不是一直希望我说话更文雅一点吗？现在，我就讲给你听：我妈妈抽烟，我不能抽，我妈妈是个虚伪的人！”
我一边叫嚷着，一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好像走动能给我力量，给我信心，好像在走动中，她就不能打我了。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她已经脱下了护士的白制服，在美发厅找到了一份工作。她穿得比以前时髦了——那天她穿着中裤和松石绿色的外套。这套衣服将她的身材勾勒得很棒。我恨这些衣服。
“我把香烟带走了，”她抓起香烟，冲我喊道，“而且，今天晚上你就别想出去了！”
“我无所谓！”我瞪着她。“为什么，你非得穿成这样？你让我恶心！”
“我，什么？”她跳了起来，给了我一巴掌。“我，什么？我让你”——啪！——“恶心？”——啪！——“让你恶心？”——啪！——“你是这么”——啪！——“说的？”——啪！啪！——“是吗？你就是这么看你妈妈的吗？”
“不！不！”我叫喊道，“住手！”
我抱着头逃了出去。我跑下楼梯，跑出车库，在外面一直躲到天黑，捱到不得不回家的时候。我回去的时候，她的卧室房门关着，我想我听到了她在里面哭泣。我走进我的房间。香烟还在那里。我点上一支。我，也哭了。
<h3>尴尬的孩子</h3>
罗丝低下头，让头发都垂进水池子里，妈妈轻轻用接在水龙头上的花洒，把她的头发弄湿。很显然，她和罗丝之间配合得非常熟练。罗丝的脖颈处垫着枕头，围着毛巾，这样她就可以舒服地弯下头，妈妈好腾出一只手来摩挲罗丝的湿头发。
“亲爱的，水温够热吧？”妈妈问。
“噢，是的，亲爱的。温度正好，”罗丝闭着眼睛答道。“查理，你知道吗？很多年前，我还年轻的时候，你妈妈就开始给我剪头发了。”
“你的心仍旧很年轻呢，罗丝，”妈妈说。
“那是我唯一还年轻的地方，”她说。
她们都笑了。
“如果我去美发厅，我只要宝儿给我剪头发。如果宝儿不在，那我就改天再去。他们会说，‘你不要其他人帮你剪吗？’我告诉他们，‘除了宝儿我可不要其他人碰我’。”
“你真好，罗丝，”妈妈说，“其他的理发师也不错啊。”
“噢，亲爱的，别插嘴。听我说。查理，你的妈妈，总是花时间陪我。后来，我走不动了，去不了美发厅了，她就到我家来，每个星期都来。”
她颤巍巍地用手拍了拍妈妈的手臂。
“谢谢你，亲爱的。”
“那是我应该做的，罗丝。”
“那时候你可真是个美人。”
我看着妈妈，她的脸上浮现出微笑。她不过是帮人在水池子边上洗头罢了，怎么还能够这样自得呢？
“那是你没有见过查理的小女儿，罗丝，”妈妈说。“要论漂亮，她才是呢。”
“是吗？她叫什么？”
“玛丽亚。查理，她真是个迷死人的小心肝，对吧？”
我该怎么回答？她们两个最后一次见面是八年前，妈妈过世的那一天。玛丽亚不过十多岁。我怎么开口说那以后发生的事情呢？告诉她女儿的生活里早已没有了我？告诉她玛丽亚已经出嫁了？告诉她我是那么不成器，以至于没资格参加她的婚礼？她过去是爱我的。她真的爱过我。过去，我下班回家，一进门她就会张开手臂向我跑来，嚷嚷着：“爸爸，抱我！”
后来发生了什么？
“我女儿因为我而抬不起头来，”最后，我喃喃说道。
“别犯傻了，”妈妈说。
她一边看着我，一边搓着手里的洗发香波。我低下了头。我是如此渴望给自己灌一杯酒下肚。我可以感觉到她的目光停留在我身上。我可以听到她的手指在罗丝的头发中摩挲的声音。不能做一个好父亲是让我在母亲面前最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你知道吗，罗丝？”妈妈突然开口说，“查理从来没有让我给他剪过头发。你能相信吗？他坚持要去理发店剪。”
“为什么，亲爱的？”
“噢，你知道，他们长到一定的年纪，突然之间就会摆出‘走开，妈妈，走开’的架势来。”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她说。
“孩子们常常因为父母的缘故而感到尴尬，”妈妈重复了一遍。
是这样的。青少年时期的我，常常拒妈妈于三千里外。我拒绝在看电影的时候坐在她边上。她的吻让我感到浑身难受。妈妈的好身材让我感到不舒服；她是我生活中唯一一个离了婚的女人，我为此感到愤怒。我希望她能像别人的妈妈那样，穿着便服，剪剪报纸，烤烤布朗尼蛋糕。
“有时候，孩子的话最伤人，是不是，罗丝？你忍不住要问，‘这究竟是谁的孩子？’”
罗丝噗嗤一声笑了。
“但通常，他们是因为受了伤才这样做。他们想要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她朝我看了一眼。“记住，查理。有时候，孩子只是想让父母和他们一样受伤。”
和他们一样受伤？我是不是这样做的？我是不是因为被爸爸抛弃，所以想让妈妈一样感受到被抛弃的滋味？我女儿这样对我，是不是也是这个原因呢？
“我不是故意那样做的，妈妈，”我小声道。
“做什么？”她问。
“感到尴尬。因为你，你的衣服，或者……你的情况。”
“我的情况？”
她用水把沾着香波的手冲洗干净，然后接着冲洗罗丝的头发。
“一个因为母亲而感到羞愧的孩子，只不过是个没有长大的孩子罢了，”她说。
*
隔壁的房间里，有一只布谷鸟钟，微弱的钟摆声和齿轮转动的声音，打破了屋子里的静寂。妈妈开始用梳子和剪刀给罗丝剪头发。
电话铃响了。
“查理，亲爱的，”罗丝说，“能帮我接一下电话吗？”
我走到隔壁房间，顺着铃声，找到了挂在厨房门外墙壁上的电话。
“喂，”我拿起话筒。
形势突变。
<b>“查尔斯·贝奈特？”</b>
话筒里传来一个男人的叫喊声。
<b>“查尔斯·贝奈特！能听到我吗？查尔斯？”</b>
我整个人呆住了。
<b>“查尔斯？我知道你听着呢！查尔斯！我们发现了一起交通事故！说话啊！”</b>
我双手颤抖，把电话挂上。
<h3>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
</h3>
那时候，爸爸离开我们已经有三年了。午夜时分，我朦朦胧胧听到妹妹咚咚跑下楼，她常常跑去妈妈的卧室睡觉。我翻了一个身，把头埋进枕头，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查理！”突然，我听到妈妈压低了嗓子，呼唤我。她已经在我房间里了。“查理，你的棒球棍在哪里？”
“什么？”我在床上，迷迷糊糊用手肘把身体半撑起来。
“嘘！”我听到妹妹说。
“球棍，”妈妈说。
“要球棍做什么？”
“嘘！”妹妹又说。
“她听到了有动静。”
“屋里有贼吗？”
“嘘！”妹妹再说。
我的心跳一下子加快了。小时候，一直听人说起飞贼（我们小孩子一直以为飞贼真的会飞）翻墙入室，把屋子里的人都给绑起来。我立马联想到这些事情，并且把情况想象得更加糟糕：这个入侵者的唯一目的，说不定就是要杀我们呢。
“查理？球棍？”
我指了指衣柜。我的胸脯上下起伏得厉害。她找到了我用的那根黑色的路易斯维尔牌球棍，妹妹松开妈妈的手，跳到我床上。我的双手死死撑住床垫，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办。
妈妈轻轻推开门。“待在这里别动，”她小声说。我很想告诉她，她拿球棍的姿势错了，但她已经出去了。
妹妹靠着我，浑身发抖。和她一起躲在床上，我觉得很羞耻，所以我踮起脚尖，走到房门边。妹妹跟在后面，紧紧拉住我睡衣的一角，差点把我的睡衣给扯坏了。
贴着走廊，我可以听到房子里每一个轻微的响动，每一声响动都让我觉得是拿着刀的贼在走来走去。我好像听到了一声闷响。我听到了脚步声。我觉得有个凶神恶煞的男人正爬上楼梯，来抓我和妹妹。然后，真真切切的，我听到了撞击的声音。再然后，我听到了……人说话的声音？是有人在说话吗？是，不，等等，那是我妈妈的声音，是不是呢？我想跑下楼梯，又想跑回房间，躲到床上。接着，我听到了另一个声音——是另一个人在说话吗？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咽了口唾沫。
一会儿，我听到了关门声。重重的关门声。
然后是越走越近的脚步声。
妈妈的声音响了起来。“没事了，没事了，”她不再压着嗓子，快步走进房间，摸摸我的头，然后向妹妹走去。她放下球棍，棍子落在地上，发出“哐啷”一声。妹妹还在哭。“好了，好了，现在没事了，”妈妈说。
我一屁股靠到墙上。妈妈抱起妹妹。她长长吁了一口气。我从没有听过别人呼出这样长的气来。
“是谁？”我问。
“没有，没有人，”她说。但我知道，她在说谎。我知道是谁来过了。
“过来，查理，”她伸出一只手。我挣扎了一下，她拉了我一把。“吻妈妈一下。”但我拒绝了她。为了这件事，我一直很生她的气，一直到我长大成人，离开家的那一天。我知道那天晚上来的是谁。我生气，是因为她没有让我爸爸留下来。
“好了，罗丝，”我回到洗衣房，听到妈妈说，“再过半个小时，你就会变得很漂亮了。”
“亲爱的，是谁的电话？”罗丝问我。
我几乎无法摇头。我的手指在发抖。
“查理？”妈妈问我，“你没事吧？”
“没，没……”我艰难地回答道，“电话接起来没有人。”
“可能是推销员，”罗丝接口说。“他们常一听到男人接电话的声音，就把电话挂了。他们只喜欢和像我这样的老太太说话。”
我坐下。我突然感到精疲力竭，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了。刚才发生了什么？电话上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人？怎么会有人知道我在这里，还不来抓我？我越想，越觉得头昏脑涨。
“你累了吗，查理？”妈妈问。
“让我，让我……静一静。”
我闭上眼睛。
“睡吧，”我听到一个声音说，但我分不清是妈妈说的，还是罗丝说的。是的，我已经不清醒到了那种地步。
<h3>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一年，我15岁，到了第一次刮胡子的年龄。我的下巴和上唇都长出了乱蓬蓬的胡髭。有天晚上，吕贝塔睡着后，妈妈把我叫到浴室。她买了一把吉列安全刮胡刀，两把可替换的不锈钢刀片和一罐伯玛牌剃须膏。
“你知道怎么用吗？”
“当然”。我说。其实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用那玩意儿。
“那你来试试看，”她说。
我挤了点刮胡膏到手上，然后沾了一点到脸上。
“要先揉一揉，”她说。
我揉了揉，脸颊和下巴处起了泡沫。我拿起刮胡刀。
“小心点，”妈妈说，“顺着一个方向刮，不要上上下下地动。”
“知道，”我说，语气里带着点恼怒。在妈妈面前刮胡子让我很不自在。这事该由爸爸来教我。她知道这一点。我也知道这一点。但我们都没有开口点破。
我按照她的指示，顺着一个方向刮去，看着刮胡泡沫渐次退去，露出一道皮肤来。当刮胡刀转过下巴，往下走的时候，刀片卡了一下，我感到一阵刺痛。
“啊呀，查理，你没事吧？”
她向我伸出双臂，但马上又缩了回去，好像突然意识到她不该这样做。
“不用担心，”我说。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刮下去。
她在边上看着。我继续刮。剃须刀在我的下巴处和脖子间游走。刮完后，我看看妈妈。妈妈用一只手掌托住自己半边脸，看着我，微笑了。“我的天，你还真学会了，”她轻声说，语调里故意带上了英国腔。
这让我觉得挺快活。
“现在去洗脸吧，”她说。
<h3>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h3>
那是一个万圣节。那一年，我十六岁，已经过了挨家挨户去索要糖果[6]
的年龄。但妹妹还是吵着要我在晚饭后带她出去——她认定天黑以后出去讨糖果能够讨来更好的——我勉强答应了，因为我的女朋友琼尼应允和我们一起去。读大二的琼尼是学校拉拉队的队长，而我那个时候可是学校棒球队的明星队员。
“让我们走远一点，这样我就可以要到以前没有见过的糖果，”妹妹说。
室外挺冷的。我们把双手插在口袋里，从一家走到另一家。吕贝塔把所有讨来的糖果都装在一个棕色的牛皮纸购物袋里。我穿着棒球夹克，琼尼穿着拉拉队的套头衫。
在一户人家门口，妹妹敲了门，门一开，她就兴奋地喊道：“不发糖就捣乱。”
“哦，亲爱的，你是谁啊？”开门的女人说。我猜她和妈妈差不多年纪，但她的头发是红色的，穿着家居服，眉毛画得很糟糕。
“我是个海盗，”吕贝塔说，“哇呀呀。”
那个女人笑了，往妹妹的口袋里扔了一小块巧克力，她那样子，好像是往银行里扔了一个分币。巧克力落在袋子里，发出“扑通”一声。
“我是她哥哥，”我在一旁说。
“我，我是……我和他们一起的，”琼尼说。
“你们的父母我认识吗？”
她又拿出一块巧克力，准备往纸袋里扔。
“我的妈妈是贝奈特太太，”吕贝塔回答。
那个女人愣了一愣，捏着巧克力的手缩了回去。
“你是说贝奈特女士？”她问。
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那个女人脸上的表情变了，两道画过的眉毛向下拧在了一起。
“你们好好听着，宝贝儿。回去告诉你妈妈，我丈夫不需要她天天在他店门口，穿得花枝招展的晃来晃去。告诉她休想打主意，听到了吗？休想打主意。”
琼尼转头看我。我的脖子一下子红了。
“这块巧克力也给我吗？”吕贝塔问，她的眼睛还看着那块巧克力。
那个女人把巧克力举到了胸口前。
“走，吕贝塔，”我闷声说，拽着她就走。
“有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那个女人说。“你还什么都想要。回去告诉你妈，休想打什么主意。休想，听到了吗？”
她说这话的时候，我们已经落荒而逃，跑到了她家院门口草地的中间。
<h3>罗丝道别</h3>
我和妈妈走出罗丝家的时候，太阳光更强了。罗丝一直送我们到门廊的尽头，她站在那里，拐杖靠在铝制的门框上。
“好了，再见了，亲爱的罗丝，”妈妈说。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希望很快再见到你。”
“当然会。”
妈妈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亲。我必须承认，妈妈的手艺真是不错。罗丝的头发现在又整齐又有型，她好像比我刚看到她的时候，年轻了好几岁。
“你看起来真不错，”我告诉她。
“谢谢你，查理。我有一个特别的地方要去呢。”
她调整了一下扶拐杖的姿势。
“什么地方？”
“我要去见我的丈夫。”
我没敢追问她的丈夫在哪里，怕答案是老人院，或者医院这种地方。所以，我敷衍道：“哦，是吗？那可不错。”
“是啊，”她轻柔地说。
妈妈从自己的衣服上拉下一个散落的线头，然后看看我，笑了。罗丝往后退了几步，这样，她就可以把门关上了。
妈妈扶着我的胳膊，小心走下台阶。我们走到街边，她向左指了指，我们便转弯向左。这时候，太阳已经直直地照在我们身上了。
“我们回去吃午饭，怎么样，查理？”她说。
我几乎笑出声来。
“怎么了？”
“没什么。好呀，吃午饭。”这听起来是很有道理。
“你现在感觉好一点了吧？——刚才你在罗丝家打了一个小盹呢。”
我耸耸肩，“可能吧。”
她慈爱地拍了拍我的手。
“她快要死了，你知道吗?”
“谁，罗丝？”
“嗯。”
她对着太阳眯起眼睛。
“我不懂，她看着挺好的。”
“她今天晚上就要死了。”
“今晚？”
“对。”
“但她不是说要去见她丈夫吗？”
“她是要去的。”
我停下了脚步。
“妈妈，”我问，“你怎么知道？”
她脸上露出了微笑。
“因为，我已经帮她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