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一 1938年</h3>

鹤棠轻易不跟妹妹“相骂”，可一旦吵起来照例连渡也懒得摆，弹出眼珠子就拣狠的说：“看看你自家面相，克死几个小的不算，连姆妈都不放过。”

风向一转，煤球炉上烟气蹿升，鹤香脸上的点点泪光也不知是呛出来还是气出来的。“阿哥你不讲道理……自己东投西撞的都不得意，就拿我撒气。”

“姆妈说算命都是要瞎子来说才作得准。这一个眼睛不瞎，嘴里倒句句瞎讲，也就是你当圣旨一样地听……”女人家就是不识数，放句狠话原是要她闭嘴，她偏从滚烫的水里捞陈年蚕茧，顽强地抽出话头，扯成丝丝缕缕——难不成鹤香去丝厂做工，手指上成天起泡不算，连嘴也跟着学老了？难道非要逼着他，学着算命先生的样子，把她拉到镜子跟前，在那两根长到中段便陡然淡下去的眉毛上指指戳戳？“命硬，命硬，贼骨挺硬啊，”算命先生说，“比伊小的孩子都难养……”

岂止难养。姆妈和爹爹一共生过九个，只活了鹤棠和鹤香。最没道理的是老三和老四，眼看着快念学堂，只消旋风似的一场瘟病，便前脚后脚去阎罗府销账。爹爹从英国轮船上下来，铁青着面孔跌坐在灶间，许久才叹一声：“大半年不见，没别的好事，倒挑出一担尸首来给我看。”

生到第八第九轮时，姆妈仿佛从头到脚都给抽空了汁水，一把骨头上贴着层锡纸样的皮，像是糨糊没舍得多用，皱得不成体统。姆妈日子挨得厌气，逢人只说节省用度，洋郎中是铁定不瞧的，连那位算命先生也不准近身。及至东洋人终于从北站打过来，一家人慌忙抛下杨树浦八大头的房子逃进法租界，姆妈便在一路颠沛中半推半就地跟这世道撒了手。鹤棠鹤香都清清爽爽地记得她的临终，倏忽间连皱纹都少了几根，这般轻松坦然的表情，在她脸上已是多年不见了。

鹤棠其实并不相信鹤香的半段眉毛能有这样兴风作浪的本事。他只是不喜欢姆妈幽怨劳碌的面孔，又借着妹妹的絮絮叨叨，从煤球炉上浮现出来。一式一样的宽颧骨，一式一样的睁开眼睛就忧心忡忡：巨籁达路(1)上的房子续租不起，曹家渡的亲戚还没点头让他们搬过去，爹爹给家里的月钱还在路上……总之样样需要担心，样样都是问题，问着问着就把重心落到他自己的营生上去。“你头两年当小学堂的先生，我看就蛮好，结果你做两日歇两日，眼睛一眨，已经换了地方当学徒，什么什么运输馆……”

“是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鹤棠咬着牙说。一年半学徒，撑破天只是些打杂跑腿的活计，在发行所文具柜台把书捆得像炸药包，手指时不时被新书锐利的纸边划出血口。“这也无所谓，做得不高兴了，我一样可以走。大不了，我也去撑船。”

撑船，撑船。鹤棠鹤香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已经把这两个字听熟了。不管是舟山渔村的小舢板，还是现在爹爹和阿舅他们做事的壳牌运油轮，放到宁波话里，一律都是可以“撑”的“船”。爹爹他们，一撑出去就音信渺茫，要翻去大半本日历，家里才会突然被爹爹和他带回来的“货色”塞满。初时跑天津港，回来就少不得顿顿对虾银蚶；后来航线远至花旗国(2)，爹爹就会捎来洋奶粉和玻璃丝袜，一叠洋票子是塞给姆妈去换金条的，至于那几个故意轻描淡写的惊险故事，是讲给他惟一的儿子鹤棠听的。

“这一趟倒是让洋人开眼界啦。你猜怎样？我爬到桅杆顶上搞那面旗子，脑袋一昏就跌下来，下面两个大铁锚，中间的空地，也就够一个瘦子躺躺的。无巧不巧我就落在那里，一根毫毛都没伤。三个洋人，不对，是四个，围过来，面孔比平时更白——若是半当中出条人命，哪怕是中国人的命，总归也麻烦的对不对？我爬起来继续干活，他们都想不通，说天上有神明‘看牢’我的——呃，他们是叫‘主’的。洋人一开心做事情就没轻重，没过两天，他们就要我当水手长……”

“爹爹已经撑船撑到了街面上，你倒还要走回头路吗？”鹤香一句话就把鹤棠跑远的思绪又拽回来。爹爹确实说过撑船并非长久之计，他也确实靠着水手长的薪水让姆妈攒下几根金条，赁下八大头一带的半栋石库门房子，当了一阵二房东。爹爹眼光是凶的，宁波乡下不断有半大不小的后生到上海滩来学生意，撑船的，做铜匠的，当红帮裁缝的，厢房天井客堂同时租出去能住十来户人家，自开张以后就没愁过客源。但好光景也就两三年，“看牢”爹爹的神大概又回海上转悠去了，再没空管街面上的事。被东洋人赶到法租界以后没几天，八大头那边就有人来报信，说一把火烧穿了那栋房子，再也回不去了。

“如今街面上的日子，哪里会比海上更安全？”鹤棠像是在对妹妹说，更像是对自己说。他心里拿定了主意，先悄悄地跟阿舅商量，等“太古轮船”那边有苗头了，再慢慢跟爹爹交代。

<h3>二 1983年</h3>

门敲响的时候，应该是下午四五点之间。我能肯定这一点，是因为那年我在念小学两年级。时间不会更早，否则我应该还在上课或者放学路上；也不会更晚，否则除了外婆和我，屋子里应该还有别的下班到家的大人。后来，在我那枯燥的、永远在等待着发生什么的童年记忆里，我一直乐于把“我”看成这个家族事件惟一的目击证人，一台躲在暗处的摄像机。开麦拉，门敲响，外婆在开门。隔着十几米远，摄像机先拍到一顶鸭舌帽，它比人先进来。

“你是谁？”外婆劈头问过去。鸭舌帽严严实实地罩着个矮小的老头。他身上的那种格子夹克衫的款式，在八十年代初的上海，很少见。

“见鬼，你连阿哥也认不出了？”老头的嗓子不像外婆那样响，但他的宁波口音——哪里拖长哪里转腔——却是我们听惯的那一路，像是改换了音质的外婆的回声。

“阿哥……哪个阿哥？”外婆的声音骤然小下去。

“杨鹤香，”这下轮到老头猛然拔高嗓门了，“你有几个亲阿哥？”

从一个八岁孩子的眼睛看，一个穿着奇装异服的陌生老头，用近乎责骂的口气直接喊外婆的名字，绝对是一件严重的事，有那么几秒钟的时间，我的视线往下移到老头攥着的手杖，以为他会挥起来打人；而事后，回想起来，我又觉得在那样的情境里，他们应该抱头痛哭，按照反映海外侨胞回乡探亲的纪录片的模式，一唱三叹地进行下去。事实上，四年以后，在小学考初中的语文试卷上，面对“喜事”的作文题，我确实就是按着这个套路洒了一通狗血，安排“外婆的眼泪”，“在眼眶里不停地打转”。那篇作文分数不算高，也许是因为假得连阅卷老师都不信。

然而，那一刻，其实什么也没发生。我的位置看不清他们的表情，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动作和语言。空气凝结在两个矮小僵直的身影之间。摄像机无聊得只能摇几个阳光透过门缝洒在行李箱上的空镜头。箱子的花纹和质地，都不是家里大人出差拎的那种，没有“为人民服务”。接下来，至少有一刻钟，两位主角都没有意识到屋子里还有另一个人存在。老头拎着箱子进屋，外婆去烧水泡茶，谁也不说话。直到水咕嘟咕嘟顶起壶盖，我实在忍不住去扯外婆的衣袖时，她才猛地醒过来，攥住我的手，指着老头的背影说：“昱宁喊人。”

“喊什么？”我轻声问。

“舅公，你亲舅公。”

这个天上掉下来的舅公，很快就成了挂在全家嘴边的惟一话题。比“舅公”或者“娘舅”出现频率更多的词是“香港”。这个近两年（准确地说是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见过邓小平之后）我在无线电广播里、在十二寸黑白电视机里反复听到的字眼，突然就跟我们家有了如此切近的关系。关起门来，我妈激动地向我爸勾勒家族树的形状，描述杨家（外婆）和孙家（外公）的近代史。其实也没什么复杂的，我只靠耳边蹭到的几句，就轻易拼出了来龙去脉。总而言之，我母亲那一脉，上几辈都是从宁波到上海这个大码头来出海的船员。他们在这个总人数庞大而交际范围狭小的圈子里互相帮衬，介绍工作，结亲通婚。我的太公跑了大半辈子船，舅公在三十年代末子承父业，到“太古轮船”上当水手。1949年后太古关了上海办事处，舅公就跟着公司去了香港。开始还往家里寄钱，想尽办法跑上海航线，后来……故事一到“后来”就索然无味，妈顿了一下，拿不准该怎么说。

对家史的缅怀不时被打断，因为爸妈常常被外婆叫出去到厨房帮忙。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日子家里的房门不断地开开关关，飘进来一股股让我肠胃痉挛的饭菜香味。窗外听不到爆竹声，窗里却是比春节更亢奋的气氛。白斩鸡酱油肉炒螺蛳冬笋发芽豆咸菜黄鱼汤，我就傻愣愣地看着它们像变戏法一样从桌子的每一个方向冒出来。姨父被派去采办大闸蟹，因为他有个表亲在菜场里卖排骨，可以领着他去找水产贩子，至少不会短了斤两。我清楚地记得临行前，他的脸被晚霞映得通红，像地下党接头那样压低了嗓子问外公：“十五块钱一斤，也买吗？”

“买。”外公也不自觉地压低了嗓子，“你娘舅喜欢的。”

那时候，菜场职工仍然比学校教师吃香得多，买肉买油仍然要凭票，而大闸蟹的黑市价，却在那两年里贵得像现在的房地产一般神奇，吃一顿至少得花掉普通人半个月的工资。街上总是盛传着有人花多少张“大团结”买蟹，却被小贩狸猫换太子，拎回家一看是一篮子砖头的悲惨故事。好像从记事起，家里的餐桌上每每出现面拖梭子蟹，我就会跟着大人的深情回忆，想象一下大闸蟹是何等尤物。奇迹发生得如此猝不及防：就在那个深秋的下午——是的，因为有蟹，所以我能确定那是秋天——舅公来了，于是大闸蟹也来了。分配食物似乎是外婆与生俱来的本事，姨父刚从菜场回来，她就拿出了服膺众人的方案：客人吃一对，主人（外公外婆）分一只，而陪同的小辈，各家都分到半只。这半只，每一家都给了孩子。记忆里那天的日光灯特别亮，把家里最大的八仙桌照得伤痕斑驳，把我和表妹表弟——每一个吃蟹的孩子都照得青面獠牙。好吃，我说，这话没经过大脑，甚至没经过味蕾，我觉得它就像那片映红了姨父面庞的晚霞一样，是最赤裸最美好的真理。

可是舅公吃得并不怎么起劲。疲倦似乎要把他本来就狭窄的眼睑，进一步粘合在一起。外公和外婆把他夹在中间，有时互相低声说话，好像与桌上的菜和专心吃菜的我们，自动隔开一段距离。不时传来几个零碎字眼。十八年，还是二十年，我听到外婆和舅公在为失去联系多少年而争执。看起来已经睡着的舅公突然捏起拳头闷闷地捶了一下桌子，说：“假使六八年再给你们写信，不是害了你们？”

屋子里沉默了几秒钟，等到剥蟹壳吸螺蛳的声音再度响起，外婆已经在用围裙擦眼睛。这样的眼泪是不适合写到作文里去的，摄像机自动暂停，我别过头去。按我妈后来的说法，我们家在这几十年里没跌太惨的跟头，一要谢舅公在最恰当的时间停止从香港寄钱寄信，二是亏得太公没等1956年公私合营全面开展，就关掉了那家他刚刚开张一两年、生意正兴隆的柴火铺。“到底都是大江大海上漂过的，”我妈说，“太公和舅公也算见识宽广，不光盯着鼻子底下这点地方。”

我高中毕业以前，所有的母系亲属都住得很近，外婆和小舅在隔壁，阿姨住对门。大舅二舅在苦等单位分房前，也曾拖家带口地在这几间总面积不超过八十平方米的屋子里搭过铺开过伙。上海人的房子就像是魔术师的帽子，你永远不知道这样逼仄的空间能藏下多少东西多少人口。舅公这一来，外婆说什么也不肯让他住饭店，一番腾挪之后，他便在外婆的屋子里占下半间。这番腾挪似乎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容易，没有哪个舅舅抱怨自己的地盘被征用——与家门被骤然打开、远方世界扑面而来的感觉相比，眼前这点不方便又算得了什么？所有我素未谋面或者平时极少走动的远亲，从上海某些遥远的、我也说不清名字的角落次第涌来。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喊我们家的门牌号，通知接听公用电话；几乎每天，我都会被拉到陌生的面孔面前“喊人”，表舅堂姨之类的称谓一过耳就忘，我只能根据他们往我手里塞的糖果名称——大白兔、花生牛轧、奶油话梅糖、零拷的香草巧克力——来记住他们各自的相貌特征。

过了一周左右，舅公的次子毅林也从香港过来。他不必像舅公那样，从虹口的明华坊（外婆的老房子，与舅公失去联系前的旧地址）一路找到杨浦区的控江四村，他只须来电话说定航班，二舅和姨父就一起扛着牌子去接，直接把他安顿在东风饭店。虽然转几辆公交车到机场比去趟崇明还费周折，可一接到人，他们就能跟客人一起，平生头一回坐上出租车——从此，那辆“湖蓝色、看起来古色古香的上海牌轿车”就成了他们的口头禅。也难怪，哪怕时间轴再往后挪十年，坐出租车仍然属于奢侈行为，以至于我表妹一度立志要嫁个出租车司机，可以天天免费经过高架上那个著名的外滩大拐弯。

毅林比我后来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香港人都要木讷些，阔边眼镜，脱掉夹克衫以后可以看到脖子上挂着个小小的金质十字架。他说的是那种自认为是“港普”、实际上比港普还难懂的语言，面对一屋子好奇的耳朵，难免理屈词穷，所以他给我的印象是由始至终、从头到脚都在出汗。我母亲念过英文本科，父亲是土生土长的广东人，只有当他们俩同时在场的情况下，毅林嘴里的单词才有可能被完整准确地翻译出来。尽管如此，舅舅们还是更喜欢围着毅林问长问短，看他熟练地摆弄自动相机和随身听，追问他侨汇券该怎么用，《霍元甲》的续集《陈真》里还有没有赵倩男。我一直搞不懂舅公和毅林之间是怎么交流的，毅林只能听懂三五成宁波话，而舅公的广东话和英文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百个单词，而且一律带着倔头倔脑的宁波腔，尾音总是来一个凶巴巴的沉降，就是姚慕双周柏春《学英文》里的那种调子。比方说，父亲费了好大劲，才弄明白舅公念叨的“改喽改喽”，原来是说他当年刚到香港时居住的“骑楼”(3)。“你去看金陵路那边就懂啦，”父亲得意地告诉我，“以前广东人到上海都住在那里，至今还留着不少骑楼呢。”

那段时间里，有关上海的历史地理知识，我增长的见闻又岂止“金陵路”这一处？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先得费点口舌描述一下我从小的居住环境。即便从“地貌”上看，杨浦区的控江四村（始建于五十年代的第一批工人新村）也很像个真正的村子。此地本来就向下凹陷，再加上与其依傍的宁国北路（原名黄兴路，1949年后更名为宁国北路，八十年代末又改回原名）桥形成落差，所以走出家门口时常常有站在山脚下的错觉，就连过条马路也值得我激动好一会儿。我的童年，就被那条马路那座桥斜着身子揽在怀里，外面的车水马龙到这里就先过滤掉一层，让我浑然不知所谓“上海滩”的前世今生。我的家，往东北五角场方向走十来分钟就是大片农田，夏天乘凉的保留节目就是到田埂上采点野花，或者捂着鼻子参观猪圈。而当年新村里的面貌，也是如今的小区居民无法想象的。据说控江四村原先是大片坟地（小学作文课上，老师甚至叫我们闭上眼睛，想象1949年以前，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半夜里会闪着蓝荧荧的光），盖上水泥砖石工房以后还是留下不少空地无人打理，基本上都是被我们这些住在底楼的居民用竹篱笆圈起来自己搞绿化的。外公有耐心侍弄花草，外婆有劲头改善伙食，于是小花园里种蔷薇丝瓜甚至枇杷树，养鸡养鸭甚至养兔子——当年不懂什么叫世外桃源，也没有环保意识，只当全上海人过的都是一样的日子。

真的是等到舅公驾到，家里的长辈才像突然醒过来一样，把一个更大更世故、年代更久远的上海，乃至以某种方式由上海通往的整个世界，都推到我眼前。我跟着他们去玩“大世界”（那当然也是打着陪舅公和表舅的旗号），在1917年造的哈哈镜前傻笑——其实没那么好笑，纯粹是因为这一路长途跋涉，不使劲笑一笑似乎辜负了在三辆公交车上颠簸的辛苦；南京路上，我被人流的汹涌吓得不敢上公共厕所，愣是忍了大半天；在“小绍兴”饭店的桌边，我被挤到角落里，使劲皱起鼻子吸进鸡肉的香气，一碗碗滚烫的鸡粥就在我头顶上传来传去。那时候，只要一醒来，我就能感受到阿姨舅舅们的雀跃，他们言简意赅地谈论着各种可能性：换外汇，经济担保，读语言学校，去日本……

惟一似乎与这一切无关的，只有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里，舅公就像个道具一样，被人群拥来拥去——没有一个大人有时间去想想这是件多么奇怪的事，他难道不应该是主角吗？也没有一个孩子乐于去勘探一个阴郁的老人的世界。我喜欢家里成天像过节一样热闹，也知道这热闹是舅公带来的，但我总是离他远远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或是倚在木窗台上听听窗外的鸭子用很夸张的声音喝水，或是盯着挂在墙上的太公和太婆的遗像发呆。“你认识他们吧？”他干巴巴地问我，记忆里舅公主动向我开口就这么一次，而且不等我接口，又自顾自地往下说：“你当然不晓得的，太公走的那年，你妈妈应该还在念中学。可是我也不在啊，我在船上，哦，那年在马六甲……”后面的话我再也听不清了，他的眼神让我觉得他的前面没有墙，是一片能将再大声的诉说都吸纳干净的海水。

重述往事时，我本能地想把剧本篡改得更跌宕更有细节些。但事实是，重头戏上演时，摄影机都不在场——也可能是，惟有摄影机不在场的戏码才会在想象中激动人心。舅公此行最重要的使命是给太公太婆做坟，在连续开过两场家庭会议之后，一行人便出发到当时最近的苏州墓园。按老例，母亲和阿姨都是隔了两重的女眷，先知趣地避让了，二舅代表三个舅舅跟去照应。他的海鸥相机里破例装上了彩色胶卷，后来印出的照片上，站在墓碑前的外婆和舅公，都被正午十二点的直射阳光，弄得曝光过度。他们的表情显得那么疲惫，那么急切地等待着尘归尘土归土，同时又那么茫然地不知道仪式结束以后该往哪里走。

但舅公其实知道下一站在哪里。从苏州回来以后，又过了几天，我就知道舅公去看了一个女人。之所以知道这一点，不仅是因为家里人开始频繁念叨“玉梨”——一个听起来很好吃的女人的名字，而且外婆总是会在他们刻意压低嗓子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及时听到，并且坚决喝止。“有什么好说的？天要落雨娘要嫁的事，你们懂什么？再说你舅母也病死了，谁还能说三道四呢？”

“我看到有根金链子……这么长，哦不对，是这么长，”阿姨跟舅舅比画了两下，争起来，“又瞎说，怎么会是假的？大老远带条假的来做什么？我猜，那是带给玉梨姑姑的吧？”

“谁是你姑姑？”外婆的脸愈发严肃了。少顷，她摇头，叹口气：“爹爹早说过，舟山女人，要躲远点的……”

<h3>三 1968年</h3>

“舟山的女人是一条藤，”爹爹二十几年前的一句老话，此刻居然又在他耳边嗡嗡响，“你抽走她一根竹篱，她会缠上另一根。缠起来就往上长，往上长……”

其实只有在合适的阳光下，海水才是蓝的。现在的颜色就不好看，灰灰黄黄的铺张在眼前，与刚才在引擎间里那股子冲鼻的油味一搭一档，存心让他这一天过得没滋没味。难道仅仅是因为船上新来的加油工妙发聊着聊着居然聊到了玉梨，鹤棠就乱了方寸？无论是在上海还是香港，宁波籍海员的圈子永远比想象中还要狭窄，兜来转去，鼻子终究会顶到面孔，按说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你也认识她呀，”妙发一边油腻腻的手在围裙上直蹭，“眉眼弯弯，听讲老早腰身也好……你晓得么，说是又守寡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