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妙发絮叨了一通他家跟玉梨七扯八弯的关系以及玉梨的形貌特征、家世背景，鹤棠终于安静下来。好吧，就是那个玉梨，那个当年在爹爹用金条赁下的房子里当过房客交过租子，那个面孔轮廓已经模糊却有一副眉眼凸在记忆之外的舟山女人。他认识她的时候，她刚过门两年就守了新寡——同她姆妈一样。舟山人世代渔民，男人撑船横死浪头的事，比鹤棠家所在的鄞县要多得多。说句触霉头的话，舟山女人似乎个个在嫁人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守寡的准备，姆妈说她们哭是哭得凶，哭完就手脚麻利地找下家，没工夫犹豫的。鹤棠倒是没见过玉梨痛哭的样子，就连他那年上船跟她告别，她也只是垂下眼帘，用睫毛盖住他所有的猜想。话说回来，玉梨上哪里去找哭的理由呢？她跟鹤棠的那点猫腻最多只是土墙上若隐若现的淡影，抓不住也不必抓。鹤棠没敢说让她等两年的话——即便他说了她也不会等，乱世里最要紧的是头顶上有块过得去的屋檐，挡风挡雨挡炮弹，也挡住大大小小的誓言。
只是，为什么近来只要想到上海，第一个在太阳穴附近别别直跳的名字不是爹爹姆妈妹妹，竟然是玉梨呢？也许鹤棠觉得自己欠她一个说法。他没法告诉她，曾有人撺掇爹爹“讨个就近便宜”，收玉梨的寡母续弦，被爹爹一句“朋友之妻不可欺”利落地挡在门外。别转头，爹爹就教训鹤棠：“你也不要掉了魂。她们家的是非比你的岁数都大，谁招惹谁就没个好，懂不懂？但凡被我抓到什么不好看的，你就自己卷铺盖走人，我养不起你！”鹤棠晓得海员圈子里既重义气又顶顶讲迷信，也听姆妈念叨过爹爹为人好赌不好色，平生最恨被女人缠住手脚。他不敢违拗，胸口却被什么东西鼓胀起来，又悄悄地瘪下去。他不由伸手一碰，仿佛摸到了一块凹陷。
如今撑船撑久了，鹤棠才相信自己确实不如父亲。爹爹是那种天生的水手，桅杆上摔下来毫发无伤，而他明明做了那么多年加油工（偶尔也当几次“头脑”(4)），碰上大风大浪还是不习惯，还是会大口大口地吐出黄疸水——每每此时，桅杆摇晃、缆绳收缩的声音，老鼠窸窣的脚步声，舱里传出的打架和笑骂声，都会突然在耳边同时响了几倍，他就会觉得自己一定是快要聋了。爹爹不管上哪里的岸都能睡得香甜，他不行。在利物浦的水手公寓里，半夜里他总是被某种甚至比船舱里更剧烈的摇晃惊醒，非要到醒透了他才恨恨地发现，四下里沉静得出奇，而他的身体居然不能适应这样的安稳。以前上海八大头的房子从没有这样安静，木头门吱吱扭扭哼着小调，听起来就像是哪个有八分醉意的瘪三在纠缠弄堂口的小姑娘，一夜唱到天明。那么多年过去了，难道他身上的关节还是只能和着这种调子才能松弛下来吗？他怎么就没把父亲随遇而安的脾气继承下来呢？一年到头，在那些少得可怜的不用出海的日子里，爹爹多半黏在麻将桌边，玩累了站起来跟家里人搭搭话，常常劈头就是一句恼人的，自己倒放声大笑起来：“要不是你们这一张张嘴在这头等着，我当日上了花旗国的岸，哪里还会再下来？！”
爹爹这话倒不算夸张。鹤棠这一辈水手，同样有的是机会找准一处岸，便不再上船。鹤棠的同事换了一拨又一拨，那些跑了几趟船便动脑筋在利物浦或者旧金山扎根的宁波人，都好像有一条公用的流水线。勾搭（要不就托人介绍）一个当地的洋女人结婚就能混到定居身份——放心，这样的女人有的是，只要你不追究她在俱乐部里除了陪跳舞还陪男人做啥，她就不会盘问你在每月的工资里藏下多少私房钱，寄往遥远的上海或宁波，假装不知道你在那里还有一个老婆。鹤棠很清楚，这些水手在上船前大半都有过“好日”(5)。在家里的老人看来，赶在儿子出远门前讨一房媳妇，既能相帮做事，又好扯扯儿子的后腿，勾住他们的魂魄。他们想不到的是，大大小小的码头上有的是各色各样的女人，她们专门偷走你辛苦养大的儿子，替他生下一堆“夹种”，把他用性命换来的钱劫走一大半。上岸以后，这些水手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多半就是开家简陋的番薯炸鱼店讨生活。
鹤棠不喜欢从这种店里飘出来的香味。华人开的Fish & Chips都大把大把撒味精，所以据说生意比洋人开的好，反正鹤棠觉得简直不用深吸气，味精就直往鼻孔里钻。这些店一般开不过三年，生意时好时坏不说，主要是那些合伙的哥们，别管先前的交情有多铁，都会在三年里吵翻。鹤棠也不喜欢在俱乐部和酒吧里找女人，倒不是他觉得应该对得起自家老婆，而是那些女人的个头和酒量让他害怕。只要一个人在酒吧里坐下，就会有壮硕的女人朝他挥挥手里的空杯子，嘴里含糊不清地蹦出一个单词。鹤棠英文很差，但他知道她说的是某种威士忌的名字。有一回，他手里正好多出几便士，就抖抖索索地替她买了一杯，酒保刚送过去，他就借着上洗手间的当口溜走了。
香港算是个折中的落脚点吧，鹤棠一直这么想。不管他愿不愿意承认，上海确实离自己越来越远。自从爹爹去世以后，妹妹再没追着他寄钱；他先前还会尽力争取跑途经上海的航线，哪怕去妹妹住的虹口明华坊打个照面也好，这两年连这个心思也懒得动了——那里的航线几乎都停了。间或传来的消息愈来愈可怕，搞得鹤棠老是梦见妹夫一家关进黑洞洞的屋子里写检查。海外关系？好像这个词儿是妙发告诉他的，妙发还安慰他：“我们这样的赤贫，划个成分什么的大概算不上资产阶级，这样的‘海外关系’不会让你阿妹吃多少苦头的，你只不要再多事就好。”
好吧，鹤棠不再多事，十年前他从上海接到香港的老婆孩子似乎也早就转世为人。他们的广东话已经听不大出口音，熟练到让他插不进嘴的地步。每回在海上漂得久了，他就扳着指头计算归期，可是一回到“骑楼”里，他又坐立不安地想上船。香港人住的房子本来就小，他一回去就是凭空多出来一个外省人的样子，连家里人走路说话都显得不自然。老婆渐渐没有耐心跟他解释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学堂里的表现，他只是依稀知道他们功课都不差，老大从念中学开始就说想去加拿大。鹤棠最不习惯的是，每个在骑楼醒来的日子都必须做一堆决定，是出门喝广东早茶还是在家里烧烧只有自己爱吃的咸泡饭，或者去哪个宁波同乡家攒一桌麻将。还是船上简单啊，他想。头上是天脚下是水，没旁的地方可去，也不会突然心里空下一大块，想想以后该怎么办。
<h3>四 1993年</h3>
舅公从不告诉我们“以后”的打算，就像他一直不乐意提“以前”的事。他似乎压根就没有计划可言，1983年那次就是住着住着突然杀回香港去的。十年过去了，他一共来过两次，每次都只是在信上略提一笔（尽管上海的电话普及率连年增长，舅公还是从来不动用长途），人就紧跟着来了，人与信几乎同时抵达。后面两次来，家里已经不那么大惊小怪，我只记得外婆一见他进门就盯着问：“这回应该能住上一个月吧？我给你裹猪油汤团吃。”
这确乎是一件大事，几乎可以看成是宁波人在上海的某种标明身份的集体仪式。那时，汤团之于我们，绝不是装在塑料袋里的文雅的速冻食品——后者强调的是“芝麻”，而我们念叨的却是“猪油”，那种用大块大块的肥膘熬成的板油。猪油汤团的整套工序耗时长久，需要一家大小的配合。家里的男人们先要从对门的老宁波窦家借来大石磨，通宵轮班将生糯米磨成水磨粉（那需要有经验的熟练工一边转磨一边不断加水，稍有偷懒后面的工序就进行不下去），再用两周时间盛在布袋里沥干水分，鼓捣成合用的水磨粉，最后将粉和上适量（到底怎样才算“适量”，反正我从来没搞清楚）清水，捏成长长的糯米条，掐成一段段当汤团皮；女人们将板油剥皮抽筋，用小石臼碾碎刚刚炒熟的芝麻，拌上绵白糖，三者合一，反复揉捏成“黑洋沙”。如此一步步跟下来，我每天都能根据鼻腔里充满的新鲜气味，判断汤团工程进行到哪个步骤，等到最后咬开那层薄薄糯糯的皮儿、舌头被墨墨黑的馅烫得起泡时，前面一个月的辛苦铺垫便在受伤的味蕾上一层层展开……宁波人都晓得“裹猪油汤团”是大阵势，舅公自然也是会心的。“哦，那当然要等到吃过两碗再走的。”他一边说，一边近乎腼腆地笑了。
人人都知道舅公又去看过玉梨，但谁也不敢在他面前提她的名字。这一年我刚直升大学，别人在高考的时候我吹着电扇躺在凉席上，几乎是报复性地一本接一本读张爱玲的小说，发泄满肚子的恶气——为了当一名全优生，我在高中里放弃了多少闲杂小说啊。我用《倾城之恋》的格局去套舅公的民国往事，在想象中给所有穿着阴丹士林蓝旗袍飘过的女子都取名玉梨：她应该有一刀齐的刘海，男人们次第离去时，天都是在下雨吧？一定是在下，这样，黑夜里，她就可以听着屋檐滴滴答答的水声，脸上露出白流苏那样的冷笑。
实际上舅公是第一个出现在我生活里的具有“小说感”的人物。有关他的一切都是被掐走一大半的断线，倏忽间飘来（而且看样子会突然间消失），连绵不辍的空格，现在时与过去时的奇妙重叠——闲来无事，我会有一搭没一搭地填上几个字，在心里。到后来，其实我也弄不清有哪些是根据家人的讲述和我亲眼所见拼贴而成的，有哪些纯粹是我的臆造，它们全都混杂在一起。1993年夏天，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鼻腔里仿佛充满六十年代太平洋上吹来的咸咸的海风），难道只是为了“编造”记忆，好在十七年之后完成一篇试图“拯救”记忆的作文吗？
时间再往前推七八年的样子，外婆到香港探过一次亲。前面的手续办得磕磕绊绊，通了半天路子外公和舅舅们也还是没能跟她一起去。外婆在上海的时候就是个路盲，她离开的那段日子里，全家人都担心她跑到香港去会不会走丢。外婆回家的日子比预定归程提早了整整两周，随身行李比去时多了一个大箱子。全家人都知道那是舅公一家采办的礼物，可都按捺住兴奋等着外婆一件件拿出来。运动鞋，牛仔裤，随身听，自动照相机，小小的金坠子，邓丽君刘文正的唱片……我拿到粉红色的运动套装，有米老鼠图案，穿上身就嫌小了。外婆摇摇头说，你舅公还以为你在念小学呢。
可我还是很兴奋，我喜欢一家大小围拢在一个箱子跟前等待答案揭晓时的其乐融融，失真得像个童话。礼物分发完毕，外婆才开始讲香港的生活，讲空荡荡的房子里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有多没劲，讲糟老头子一个人待惯了真是不好伺候啊。“他的儿子都有点怕他，我就只见到老二老三，也不常来……老大早就移民加拿大啦，也接他住过两天，就像我一样住不惯，急着逃回来。他说老二老三也在办移民，而他，总归是要一个人死在香港的。”
“不是还有个女儿吗？”我妈问。
“唉，他都不肯提她，后来毅林告诉我，二十出头就跟她男朋友跑啦。你舅舅看不惯那小子的做派，偏要棒打鸳鸯，好像还打过两巴掌的……唉，我知道他后悔了，可他犟着脖子不肯让毅林捎话给她。弄得孤家寡人一样……”
这番描述让我很失望。我早就在心里自作主张地替那个从未见过面的玉梨办好了港澳通行证，如今他们应该天天手拉手去隔壁茶楼撑台脚(6)才够浪漫呢，怎么还会孤家寡人呢？我有点替他惋惜，一辈子上过那么多岸，到最后还是哪里都没站住脚。当然，这比较符合我心目中悲剧人物的定义，适合写在小说里，感动我自己。
为什么没有香港的信呢？1993年的这个夏天，外婆念叨了很多次。这两年，香港来信的间隔确实越拉越长，信上的字越写越大，有时候就只有三五句，抱怨身上的病痛，或者发几句谁也看不懂的牢骚。外公说，那是因为舅公生了白内障，视力越来越糟糕的缘故。
但那时的家里已经有了新的兴奋点：由上海通往更广阔世界的路径已经越来越多，越来越宽敞。当舅舅们发现，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点七拐八弯的海外关系时，他们便不再天天追问外婆香港有没有来信，舅公会不会再来；他们像那时上海所有的年轻人一样，盘算的是如何用自己的脚走出去，让老婆孩子享受未来的“海外关系”。二舅是家里第一个出国的人，当他在日本一边读语言学校一边到面包店打工的时候，他并没想到，这样一待就是十几年。偶然，二舅寄回来的信中会提到舅公，感激他肯提供经济担保，还说担心他年纪毕竟大了，身边没人照顾，总也不是个办法。
这结局显然是一定的。母亲说，舅公最后一封信大概是1993年底来的，两行斗大的繁体字撑满整整一页：
“冬天，香港比加拿大暖和，他们该回来了。
“看不见，不写了。”
<strong>附记：</strong>
1.本文的原始材料均出自我和我家人的记忆，当然，我们对所有的记忆都应该做“不可靠推定”。动笔之前，就年代、地点等问题，我又查阅过相关资料。
2.本文中所有“我”不可能在场的虚构场景，都是根据家人的回忆，辅之以合理想象，拼贴而成，其中有些片段是经过多次转述的。另有部分细节参考了《泊下的记忆——利物浦老上海海员口述史》。
3.我确实不知道舅公杨鹤棠在1993年之后的故事。家人多次去信均石沉大海，他的子女也没有来通报任何消息。后来又经过一次搬家，线索渐渐被切断。按照年龄推算，家里人大都认为他已经仙逝。
<hr/>
(1)即现在的巨鹿路。
</aside>
(2)对美国的旧称。
</aside>
(3)二十世纪初广州、香港等岭南地区临街商业楼房的一种建筑形式。它最早盛行于南欧、地中海一带。临近街道的部分建成行人走廊，走廊上方则为二楼的楼层，犹如二楼“骑”在一楼之上，故称为“骑楼”。
</aside>
(4)海员圈里的切口，指船上的“生火长”（No.1 fireman）。
</aside>
(5)宁波话，拜堂成亲的意思。
</aside>
(6)粤语，一般指情侣一起到饭店吃饭，度过浪漫的二人世界。
</as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