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如此,当寡妇埃尔武埃来我们家拜访时,我的好奇心还是焕发了。她葡萄酒瓶般的肩膀上披着仿尚蒂伊花边的小外套,黑色的露指手套露出厚厚的、污浊的指甲,黑白相间的头发非常浓密,她腰带上挂着的大大的黑色塔夫绸口袋在她的哀悼裙上悬荡,还有人们所说的那“瞪羚一样的双眼”。所有这些细节,对我来说都像是第一次看到,给人一种全新的、险恶的感觉。
茜多款待了这个寡妇,她把她领进花园,给了她些弗朗蒂南干酪和一块自制的蛋糕。六月的下午,花园上空嗡嗡作响,黄褐色的毛虫从核桃树上掉下来,天上一朵云也没有。我母亲悦耳的声音和埃尔武埃夫人有点儿恳切意味的声音平静地交替着。像往常一样,她们谈论的都是红叶病、剑兰和仆人犯的过失。后来她起身离开,我母亲陪着她。“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埃尔武埃夫人说,“我过一两天就来借几本书,我太孤单了。”
“你想现在就拿一些吗?”茜多建议道。
“不,不,不用着急。况且,我还记下了一些冒险故事的书名。先告别了,谢谢你。”
埃尔武埃夫人说着,她没有走那条通向房子的小路,而是在那条绕着草坪的小路上转了两圈。
“天哪,我怎么了?请原谅我。”
她温和地笑了笑,最后来到了门厅,门闩在折叠门的右边,尽管她来了二十多次,她还是没有找到。母亲为她打开前门,并且出于礼貌,在台阶顶上站了一会儿。我们目视着埃尔武埃夫人离开,她紧紧地挨着房子往前走,后来急急忙忙地过了马路,撩起裙子,好像在涉水一样。
母亲关上了门,看到我跟在她后面。
“她很迷失。”她说。
“谁?埃尔武埃夫人吗?你为什么这么说?你说的迷失是什么意思?”
茜多耸了耸肩:
“我不知道。这只是我的感觉,别告诉别人。”
我忠实地保持了沉默,这很容易。我像幼虫一样,继续着我的一系列蜕变,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文明的爱书人”——在文具店的人流中我忘记了埃尔武埃夫人的事。几天后,当我把儒勒·凡尔纳的作品放在鲜花集和地图集中间时,埃尔武埃夫人出现了,而铃声并没有响。因为我们几乎整天开着前门,为方便我们的狗多米诺随意进出。
“像你这样的大姑娘,能把书架收拾得整整齐齐,真是太好了。”她惊呼道,“今天你打算借什么书给我?”
埃尔武埃夫人提高了嗓门,我咬紧了牙关,把眼睛眯得细细的。
“儒勒·凡尔纳,”她用哀伤的声音读道,“他的作品没法读两次。一旦你知道了书里的秘密,它就结束了。”
“上面有巴尔扎克的书,在大架子上。”我指着它们说。
“他的书很深奥。”埃尔武埃夫人说。
巴尔扎克的书很深奥吗?巴尔扎克是我的摇篮,迷人的森林,我的发现之旅。我惊讶地抬起头来,看着那个比我高出一个头的、黝黑的高个女人。她在玩弄一朵剪下来的玫瑰,眼睛盯着前方。她身上没有一点儿文学气质。她意识到我在盯着她看,于是假装对我的写作工具感兴趣。
“真漂亮。这些收藏太美了!”
在一周的时间里,她的嘴就变老了。她一直弯着腰站在我的纪念品前,摸摸这个,摸摸那个。然后她站直了身子,对我说:
“你妈妈是不是在这附近?我想见见她。”
从这位“迷失的”女士身边走开,我简直不能再高兴了。我跑进花园,喊道:“妈妈!”就好像我在喊“着火了”似的。
“她取走了几本书,”当我们单独在一起时,茜多告诉我,“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甚至看都没看书的标题。”
在我的脑海中残存的关于“埃尔武埃遗嘱事件”的记忆与一种模糊的骚动联系在一起,还透露着些许浪漫。通过茜多,我清晰地回忆起了这件事,这要归功于我至今还觉得她的声音有一种特别的“存在感”。她的故事、她和我父亲的谈话、她那种专断的争吵和反驳的方式,在我的脑海中构建了一出肮脏的外省戏剧。
一天,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拜访我们之后不久,整个镇里的人都在惊呼“遗嘱找到了”。然后把那封有五个封印的大信封描述一番,那个封印是寡妇刚刚送到沙布林律师书房里的。佩尔普菲斯夫妇和吉亚门特夫妇显得焦躁而又得意,他们立即出现在律师事务所里,那寡妇埃尔武埃也在。在那里,埃尔武埃夫人独自面对这群冷酷无情的家伙,面对着那些茜多所说的“张嘴侵吞遗产的鲨鱼”。“好像,”母亲讲这个故事时说,“她身上有股白兰地的味道。”这时,我母亲的声音被驼背茱莉亚·文森特的声音取代了,她每天出去熨衣服,每周来我们家一次。不知道连续过了多少个星期五,我一直追问茱莉亚,直到我把她所知道的一切都榨干才罢休。她那凹陷的、畸形的胸部里挤出来的带着鼻音的清晰音调让我感到满意。
“最让人害怕的是那个律师。首先,他个子不高,没有那个女人的一半高。而她穿着一身黑衣服,她前面戴着的面纱一直垂到脚边。律师拿起了信封,有这么大(茱莉亚打开了我父亲的一块巨大的手帕),他把信封原样递给了那些侄子,让他们辨认这些封印。”
“但你并不在那儿,朱莉娅,不是吗?”
“不,是沙布林先生的一个小职员从钥匙孔里偷看的。有个侄子说了一两句话。然后,埃尔武埃夫人就像一个公爵夫人那样盯着他看。律师咳嗽了一声,咳,咳,他打开了封印,把遗嘱念了出来。”
在我的记忆中,有时是茜多在说话,有时是一些诽谤者急切地八卦埃尔武埃夫人的私事,有时似乎有些插画家,比如贝尔托或托尼·约翰诺德,曾生动地给我描述过这个高高瘦瘦的女人。她深邃的眼睛一直看着那群法定继承人,她咽下酒给自己打气,不停地舔着嘴唇品尝嘴里的白兰地。
沙布林先生宣读了遗嘱。但读完前几行之后,他拿文件的手开始发抖,他中断了阅读,道了下歉,擦了擦眼镜。他继续读着,一直读到了最后。尽管立遗嘱人宣称自己“身心健全”,但遗嘱中的内容简直荒谬无比。除了说欠他深爱的配偶——露易丝·莱奥妮·阿尔伯特·马特依两百万法郎以外,什么也没提。
在一片寂静中遗嘱读完了,那群继承人没有发出一丁点儿声音。
“遗嘱读完以后,”茜多说,“仿佛安静得能听到窗外藤蔓上的黄蜂在嗡嗡地叫。他们只是盯着埃尔武埃夫人,连一个手指都没动。‘为何贪婪不能给人心灵感应呢?’其中一个不那么愚蠢的家属说。后来一直没有人说话,埃尔武埃夫人的脖子开始作出一些奇怪的动作,就像一只吞下毛毛虫的母鸡那样。”
那次会面的最后一幕像野火一样向大街小巷蔓延,穿过人们的庭院,穿过咖啡馆,穿过集市。沙布林先生是第一个在黄蜂的嗡嗡声中说话的人。
“凭着我的灵魂和良心,我不得不说,遗嘱上的字迹并不像埃尔武埃先生的……”
一声尖叫打断了他。在他和继承人面前,再也没有什么寡妇埃尔武埃了,只有一个忧郁的狂怒女神跺着脚,转着圈,像一个黑色的苦行僧,一面自言自语,一面尖声喊叫。那个疯女人在承认自己伪造之后,还承认了另外一些东西,都是植物性毒药,比如鼠李和铁杉。律师惊慌失措地叫喊道:“别说了,我可怜的夫人,你说得太多了,没有人在问这些!”
那个疯女人消失在了疯人院中,如果说这事件留下了一些记忆,至少在法庭上是没有“埃尔武埃案”的。
“为什么,妈妈?”我问。
“疯子是不被审判的。不然的话,也得有个疯子法官。不过想想,这也并不是个坏主意……”
她继续着这个想法,放下了手上的活。那是双优雅的手,尽管她毫不在意。也许那天她就正在剥扁豆,或者,她正在用黑色的清漆涂我父亲的拐杖,小手指翘在空中。
“是的,那些能够从疯癫的行为里找到谋划的蛛丝马迹,能够甄别出隐藏的线索和蓄意欺诈的疯子法官。”
这个道德家把这些让人意外的结论倾吐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那时她正系着一块蓝色的园丁围裙,围裙太大了,使她看起来圆乎乎的。她灰色的眼珠透过眼镜直勾勾地盯着我,随即又转到了眼镜上方。但是,她尽管与围裙、卷起的袖子、木屐和扁豆为伍,但是丝毫不显得卑贱或平凡。
“我要责怪埃尔武埃的是,”茜多接着说,“她的虚妄。虚妄是许多罪行的根源。最令我恼火的莫过于以为能够策划和实施罪行而逃避惩罚的愚蠢。你不认为是埃尔武埃夫人的愚蠢使她的案子这么令人作呕吗?用草药混合物给那么可怜的老埃尔武埃下毒,这并不难。愚蠢的受害者,低能的凶手,这是一环扣一环。但要试着去模仿别人的笔迹,不能有丝毫伪造的痕迹,用一种特殊的、稀有的密封蜡去骗别人,这是多么低劣的手法,天啊,多么愚蠢的幻想啊!”
“可是她为什么要坦白呢?”
“啊,”茜多若有所思地说道,“那是因为坦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坦白就像……比如说……是的……就像你的身体里有一个陌生人……”
“像有个孩子?”
“不,不是一个孩子。要是一个孩子,你知道他将离开你的确切日期。而忏悔会在你毫无预料的时候突然爆发,它伸展着它的四肢,来去自如。它叫喊着,蹦蹦跳跳。那个可怜的自以为是的杀人犯只不过是给自己的忏悔伴舞。”
它叫喊着,蹦蹦跳跳……就像这样,我自己的秘密也蹦到了茜多的耳朵里:就在埃尔武埃夫人最后一次来访的那天,我注意到那截涂了金粉的绿封蜡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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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拉法基出身贵族家庭,她被怀疑用砒霜毒死了自己的丈夫,法院判处她终身监禁。该案在法国曾经轰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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