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德国的我发现了不同的生活，但是作为学生，我对此的感受不可能很深，因为我很快就勤奋地打工挣钱了，我在学生中不是最穷的。后来我又和吉姆谈恋爱了，吉姆有收入，家庭又不错，我很快进入了一个衣、食、玩不愁的生活状态，对别的生活状态的感受又淡漠了。

我是中国著名大学出来的浪漫女孩，在大学里接受的是理想教育、学业教育，但是没有接受职业教育。我大学毕业了将接受国家分配，我无法选择工作，工作来选我。好在我考上了自己喜欢的专业的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国，我只在外文杂志社工作过一年，一周开一次会，一个月组一篇稿，一年出一个广告专刊，靠自己拉广告挣到了比一般人多10倍的工资，用这个钱买了国际机票我就出国了。出国后，我打工，深夜蹦迪，高速公路拦车旅游，期待西方王子出现，有浪漫的爱情……后来我和吉姆结婚了，吉姆从小就受到职业教育，他会英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7种语言，他读小说都读原文，他还写过小说，但是上大学时，他既不学文学，也不学语言，他学土木工程了，为什么？为了职业。吉姆所受的教育是，人首先应该有一份职业。我拿到了博士学位，仍然没有工作，我也不急于找工作，我应中国的邀请开始撰写一部学术专著，中国给的稿费，换算成马克正好够我回国交稿来回一次的机票，我梦想在德国建立一个中德文化比较研究所，不上班而做白日梦。吉姆说，梅啊梅，你学我的土木工程就有班上，你学了艺术，艺术教育专业连德国人大部分都没有班上，你去哪儿上班呢？

在德国，艺术史以及和艺术相关的很多专业被称之为“失业专业”，毕业后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更何况我是中国人。与艺术相关的专业在德国又被称之为“富有太太专业”，因为很多女士学这些专业是为了变得有修养、有气质，毕业后成为阔太太是很合适的。本来我也成为准阔太太了，如果没有经济危机，如果吉姆的工作岗位不受到冲击，吉姆对我是否有工作是持无所谓态度的，我出版了中文专著，吉姆也很自豪。其实，我回国交书稿是吉姆掏的路费，我自己的稿费用来孝敬我的父母了。因为出国前我研究生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给父母买了彩电，出国后我反而没有孝敬父母了，我心里很惭愧。后来经济危机出现了，吉姆受了刺激，他从小在优越的条件下长大，完全不知怎样面对危机，面对可能的失业，如果失业了他只够一个人去世界旅游的钱，他觉得带不动我了，养不活我了，我和吉姆分手了。我也受刺激了，不工作就没法活了，我必须工作了。

在和吉姆分居以后，我不再写专著，我放弃了创立一个中德比较文化研究所的梦想，也不再做被养着的家庭主妇，我在柏林四处找工作。很快，我在德国一家做国际培训的公司找到了工作，这是我在德国的第一份工作，收入不低。但是我不满足于这份工作，我攒足了路费就想回中国，脑子里都是与中国和艺术相关的创意。我利用休假在国内讲学，立即有国内的同行请我做美术展览，展览完了照例要在欧洲转转、看看，这些业务我刚开始还和德国公司一起做，我拿工资，业务算公司的。没过多久，我自立了，不仅做展览，还创立了我梦想的中德艺术节。

事业扬帆起航，但是一切的重担也压在我肩上。

患了晚期癌症，动过大手术后的我怎么办呢？

工作、工作、工作，我在癌症的手术台上还想着工作，我是工作狂吗？不是。我是中国培养的工作模范吗？也不是。那我怎么简直死到临头还想着工作？因为我喜欢我的工作，我还必须工作，因为我不工作就不会有收入，两个原因加在一起，工作的动力是双倍的，动力之大让我忘记了癌症与死亡，也走过了当初云和妹妹给我造成的痛苦。

吉姆和我结婚后，我没有像德国习俗一样随夫姓，而是像新中国习俗一样保留了自己的姓名。我在德国办事的时候，如果提到丈夫的姓“好房子”，对方就会亲切地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我刚开始不适应自己是“好房子夫人”，但是时间长了，我试着适应德国人称呼我为“好房子夫人”，并试着在电话里直接通报自己是“好房子夫人”。我发现，尤其是在电话里，德国人称呼我“好房子夫人”，声音就非常友好，非常亲切，少去很多陌生感。

当我离开了德国丈夫，要以自己的中国名字来面对所有的一切时，真的很难，我感到这个国家和我的距离又拉大了。

离开了德国丈夫，生了一个中国人的儿子，患了晚期癌症，动了三次大手术，这些成了我的命运。命运并不改变人生的责任，除非你放弃承担，责任很多时候会使人疲惫，我舍不得死，渴望活下去，除了承担责任之外。想活的最原始动力是我还有自己的梦想。

做人的另一些东西，我却是不需要询问动机不需要寻找答案的。

我16岁上大学后就没有和父母一起好好生活过，出国后就没有和父母一块儿好好过过年。年轻的时候，对这一切好像也不在意。没有想到人到中年，我慢慢开始在意起这些。12年前，父母从国内飞到德国照顾我，正是病魔给我送来了和父母的团聚，让我重归父母的怀抱。正是父母在德国照顾我的时候，老家传来了父母终于能分得并购买新房的消息。这些年，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父母终于能够买新房了，我能帮忙了，我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在德国准备首付买房子的钱先为父母买了最大的房子。十多年过去了，最大的幸运是父母依然双双健在。我的父母年纪大了，在中国大型国有企业辛苦了一辈子，我要让父母过无忧而快乐的晚年，不能让白发人送黑发人就是我挣扎要活下去的动力之一。我总记得和吉姆结婚的时候没有舍得让父母去欧洲的事，我希望自己的父母因为有我这个女儿，也能像我在德国看到的满车满车退休的老人一样，经常到处旅游，游遍全中国，也看看欧洲，看看世界。

不能让才一岁多的儿子没有母亲，这是我当时想活下来的最强大动力。十多年过去了，我带儿子回中国上完了小学，让他打下了中文和中国文化的根基，又把儿子送回了德国，上爱因斯坦曾经上过的中学，他快要毕业了。

人生有时候像场考试。

十多年过去了，我在北京和柏林各有一个家，像候鸟一样工作。

做过十多个美术展览，出版过十多本画册。

做过100场音乐会。

翻译出版过两本专业书。

出版了两本小说。

做了16届每届规模为近千人参加的中德青少年艺术节，中央电视台对此报道过两次，德国电视台报道过三次。

36岁本命年患晚期癌症，命运还让我成了单亲母亲。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百易其稿，交出这本书的时候，我感觉有点像完成了一场人生的考试，但绝对不是“终考”，而只是“中考”，我交出了一份人生的“中考答卷”。

我很难说自己对这份答卷是否满意，但是我很清楚，今后的人生会有新的内容。我深深爱着中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深深爱着生命，我开始徒步行走德国的父亲河——莱茵河，开始徒步行走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希望生命在这两条河流加起来的双倍的养分中获得滋养，希望交出一份更好的人生终考答卷。

感恩写作，它真的具有疗伤的作用。当我完成这本书，尤其是这本书又慢慢获得回响获得认可的时候，我发现书中的过去就离我远去了。

天空已重放异彩。

生命之岛依然宽阔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