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患了晚期癌症之后，社会机构刚开始的时候颁发给我一本百分之百残疾者证书，几年后评定我为终身百分之六十残疾者，无论是百分之百还是百分之六十残疾，都意味着我可以享受社会救济和优待，我是不是该心安理得地拿着社会救济轻松度日呢？我的生命该怎样前行？

拿社会救济与向国家交税

我拿着德国护照，但我永远也学不会像一些德国人那样理所当然、心安理得地拿社会救济。在德国，领社会救济的人横一把椅子在劳动局的办公室里坐着，愤世嫉俗地指责政府不能创造出更多的工作位置，而且政府应该为国民创造出好的工作位置，清洁工、垃圾工当然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干的职业，劳动局的工作人员必须耐心地听他们抱怨，小心翼翼地安慰他们。

芭比年轻貌美，她28岁完成了大学学业，刚工作了两年，30岁的时候，她出了一场车祸，后遗症是双腿走路时不受控制，双手神经质般地颤抖不止，因为双手抖个不停，头脑的注意力也不可能集中。她父母的朋友是位音乐学院的校长，送了芭比一把手风琴，建议芭比去学学音乐，说练习弹琴的时候，也许能克服双手的颤抖，还能帮助大脑集中注意力，芭比的医疗保险为她支付学习费用。于是，芭比开始尝试学习拉手风琴，在她拉了6年以后，她的双手基本不颤抖了，注意力也能集中了。音乐让她的气质更佳，她获得了爱情，结婚了，她的丈夫是一位仪表堂堂而且收入不错的银行主管。如今，12年过去了，芭比幸福地生活着，把家里料理得温馨舒适。为了过温馨高雅的日子，她决定不再工作，而甘愿被评为百分之百的残疾。芭比热爱艺术，因为她是百分之百的残疾，她出入美术馆看展览、出入音乐厅听音乐会都会获得优惠门票，而她的丈夫作为她这位百分之百等级残疾者的陪同人员则获得免票。芭比的手风琴拉得很不错了，她也完全可以胜任一些工作，但是她不再愿意工作了，她愿意就这样一辈子成为幸福的百分之百等级的残疾者。

每次我在美术馆或者音乐厅里碰到芭比夫妇，我都不知道自己是羡慕他们还是不满意自己，但是我内心深处也没有因为自己成功而有骄傲的感觉。

一只脚曾经踏入死亡之门，我更不能接受为了职业和收入去干自己觉得单调、无聊、不能施展的工作。为了干自己喜欢的事，必须有创意、坚定，并有一定的运气，我坚守了自己的文化业务。在做化疗的时候，我挂着24小时化疗的药水瓶子跑律师和公证处，注册了一个小小的文化公司，我没有拿过一分钱社会救济，反而为德国社会创造了工作岗位。在高失业率的德国，创造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当我小小的文化公司向德国的劳动局送发一份招聘时，我会马上获得劳动局详细的咨询，获得几十份、甚至上百份的求职申请资料，我想起吉姆找工作时投求职资料的情景……我从自己获得的那些求职资料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了详尽的学历、工作经历描述、证书、质量不错的文件夹子……可以说，我面对的求职者以及工作中接触的人都是在德国被定义为“超质量”的人。德国社会发明了“超质量”这个词，特别定义那些获得了很高学位，但是得不到社会使用的人，比如博士，某单位确实有一个工作岗位，出于薪水要求等各方面的考虑，只聘用了一位硕士甚至一位本科生，那么这时，这位失业的博士就可以算作是“超质量”的人。我在德国对那些“超质量”的人失业的精神痛苦感同身受。温饱之苦与精神之苦，孰重孰轻？

开办一家公司，提供一个工作岗位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有一家很小的文化公司，对此我只有相应的很小的体会，但是这种体会很直接。公司有会计、有税务师，每个季度、每年我都要在一堆报表上签字，搞清楚各种税对我来说不是难事，但是每次听德语的内容我都很头疼，尽管我的德国会计和税务师都很友好、很有耐心。我知道，一个公司就是要给国家交各种税，公司先给国家交税，剩下的钱才能给老板自己和员工发工资，员工的工资先要被国家扣除了所得税等之后才能到达员工的手上。

不管怎么说，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向国家交税的小老板，自己工作的时间越长、越辛苦，压力越大，我越能体会到吉姆的爱，我知道自己的博士学位、自己德语博士论文的发表、自己中文专著的出版都是吉姆当年用爱、用他向国家纳完税之后的工资来支持的，而且吉姆从来没有因此把我当成一个没有收入就必须做所有家务、伺候丈夫的家庭主妇。他对我的学业给予过尊重，有过自豪与关怀。当然，我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曾经也做了勤俭持家的妻子，但是时隔多年，我不能停止对自己的审问和批判。其实在吉姆面临失业压力的时候，没有给他足够的理解和支持的是我自己，原因至少有两条：一是我自己当时还没有经历过工作的辛苦，还不知挣钱的不易；二是我太自大了，没有足够的宽容，我觉得自己能力很强，我在骨子里的最深处没有接受吉姆，寻思他为什么连个工作位置都不能轻松保住。我还不想把自己缺少宽容这一点归于我没有宗教信仰，不过我去教堂的次数增多了。

也可能正是由于拥有过吉姆的那份爱，因为自己爱过而且还有爱，我成了一个不放弃的人。即使我患了晚期癌症，即使我成了一位直接的纳税人，我依然不能放弃自己的研究，我继续写文章、翻译书、写书。

大学的时候，我读过爱因斯坦在普朗克生日会上的演讲文章《探索的动机》，印象很深。爱因斯坦讲到，在科学的庙堂里有许多房舍，住在里面的人各式各样，而引导他们到那里去的动机也各不相同。有许多人爱好科学，是因为科学给了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快感，科学是他们自己的特殊娱乐，他们在这种娱乐中寻求生动活泼的经验和对他们自己雄心壮志的满足。在科学的庙堂里，还有许多人之所以把他们的脑力产物奉献在祭坛上，为的是纯粹功利的目的。爱因斯坦说，如果有一天上帝派来一位天使，天使会将以上两种人驱逐出去，尽管这两种人中有许多卓越的人物，他们对建筑科学庙堂有过很大的也许是主要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天使也会觉得难以作出决定。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庙堂里只有被驱逐的那两种人，那么这座庙堂就不会存在，正如只有蔓草就不能称其为森林一样。因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只要有机会，人类活动的任何领域都会去干，他们最终会成为工程师、官吏、商人还是科学家，完全取决于环境。

在爱因斯坦看来，哪些人是为天使所真正宠爱的人呢？

他们大多数是相当怪癖、沉默寡言和孤独的人，尽管有这些共同特点，他们又彼此不一样，不像被赶走的那些人那么彼此相似。究竟是什么把他们引到这座庙堂里来的呢？这是一个难题，不能笼统地用一句话来回答。首先，爱因斯坦同意叔本华所说的，把人们引向艺术和科学的最强烈的动机之一，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和使人绝望的沉闷，是要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一个有修养的人总是渴望逃避个人生活，希望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的世界，这种愿望好比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透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在爱因斯坦看来，叔本华描述了科学探索的消极动机，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积极的动机。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他们都在按自己的方式去做。这些人把世界体系及其构成作为他的感情生活的支点，以便由此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定。

为什么我几乎长篇累牍地抄写了爱因斯坦的这段文字，翻来覆去地琢磨这段文字，这是因为我在患晚期癌症后，在作为文化公司的小老板自己养活自己和家庭的同时，我还进行着撰写、研究与翻译工作，出版了中文、德文近百万字，我也近百遍甚至近千遍地对照爱因斯坦的分类，自问过探索的动机，却没有给自己的动机找到一个单纯确切的答案。

活着是什么？怎样活着？

世界上的人活得很不同，活得天差地别吗？

活着是什么？

怎样活着？

以上这些问题在25岁出国留学之前我没有认真想过。

从我5岁记事开始，爸爸妈妈作为双职工的工资都是每月45元人民币，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150斤猪肉。后来父母涨过一次工资，到我离开家乡去北京上大学时，两个人的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能买200斤猪肉了。后来我出国了，父母退休了，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退休工资合起来每个月还是能买200斤猪肉。小时候，隔壁邻居多是父母国有大单位里的同事，日子过得都差不多，很多人家里有台缝纫机，有一辆或者两辆自行车，后来有的人手腕上戴上了亮闪闪的手表，而买手表的钱都是省下来的，那些人家的孩子们早上吃的是用酱油泡的前一天的剩米饭，然后上学。我家也有一台缝纫机，逢年过节爸爸裁、妈妈缝，我有新衣服穿，但是我家没有自行车，父母每天走路上班，上班前妈妈每天早上给我吃泥鳅汤面或者鸡蛋汤面，然后我再去上学。我的父母手腕上没有亮闪闪的手表，但是家里买了一台留声机，不仅亮闪闪的，还能放唱片，孩子们都围到我家来听音乐。我考上了名牌大学，父母为我买了一块手表，我成了家里第一个戴手表的人。到了北京，我的大学同学都穿得差不多，用的也差不多……我上了大学又上研究生，所有的研究生都是拿国家每月几十元的奖学金，我觉得同学们过的日子也都差不多。

从我到达德国留学开始，我曾经读到和看到的西方生活慢慢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我才真切地感受到生活的差别。

教德语的美丽和气的女老师，一天换一身衣服、一天换一套首饰，每天都是一道风景线。我天天换衬衣，但是外套永远都只有一件牛仔服。

我在高速公路上拦车旅游，好几次都坐上了豪车，车速开到220，车身稳如磐石。开车的人镇定自若，示意我车速极限可以开到260.

过圣诞节，教授家里请客，一栋小别墅，客厅里的吊灯和凡尔赛宫里的吊灯当时在我的眼里只有大小的区别。

而刚到德国的我，是属于马路边捡东西活着的人。

学生宿舍的自行车棚里经常有被丢下不能骑的自行车，热心的男生弄来两三辆，拆东补西就帮我组合成一辆还能骑的车。

德国人的旧家具只能在规定的日子扔到街上，会有车来运走，在这些规定的日子里，我骑着自行车沿街挑选，没有费多少工夫，我捡到一台17寸的彩色电视机。回到宿舍插上电源就能看，就是有些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