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列宁广场。

小时候我看过电影《列宁在1918》，电影里特务在剧场密谋刺杀列宁，砰砰几声枪响，银幕突然黑了，我以为特务真的来了，吓坏了。不过银幕一闪一闪又亮了，哈哈，特务吓得逃走了。当时电影里的银幕上正在表演《天鹅湖》，那时国内规定不许银幕上出现小天鹅穿超短裙跳舞的镜头，所以放电影时放映员必须用手挡住这个镜头，怪不得电影放着放着银幕会突然黑了。我到了北京上大学后，在莫斯科餐厅旁边的北展剧场看中央芭蕾舞团演出的芭蕾舞剧《天鹅湖》时，我却联想到电影《列宁在1918》，想再看一次电影《列宁在1918》，我一直想着电影里的银幕上苏联原汁原味的《天鹅湖》镜头到底是什么样的。

凡事追问个究竟是某些人的天性，越是没有看到的还越想看到。

到了德国，东西柏林统一后，东柏林一些街道、广场的红色名称被逐渐改回历史的老名称，但是列宁广场没有改名，每次我到列宁广场都会有些感触。

那天我直奔列宁广场上话剧场里的鸡尾酒吧。

列宁广场上的话剧场是一个突出的半圆形建筑，鸡尾酒吧占半圆形建筑靠街面长度的三分之一。几天前，我和女朋友雾雾去看话剧，入场券上写着：演出之后凭票可在剧院鸡尾酒吧获得半价鸡尾酒一杯。看完话剧后，我和雾雾还很有兴致地去喝了杯半价的鸡尾酒。酒厅的小门被包豪斯风格简洁厚实的布质挂帘挡着，我们掀开沉沉的帘子，再推开沉沉的门，啊，里面烛光摇曳，一派轻松浪漫的景象，大部分座位都是在半圆形建筑宽宽的窗台上放上十分舒适的大靠垫，圆弧墙和烛光都望不到尽头。已是晚上九点多了，酒吧里客人还很少，我和雾雾特意在中央坐了下来，我们的票上写着半价鸡尾酒到晚上十点半有效。十点半之后，客人一波多过一波地从那个小门往里拥，所有的人都很养眼，男人们身材健硕，举止优雅，女人们柔美异常，不论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轻松、休闲、迷人，和这个鸡尾酒吧的风格和气氛融为一体。我和雾雾都有点看傻了，猜测着客人们来自哪个阶层、哪些行业。是模特？他们比模特显得更有内在气质；是演员？他们的穿着好像没有演员那么随意、外露，举止也没有那么夸张。我和雾雾欣赏着、品评着，非常轻松和开心。必须承认，看德国当代实验性话剧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当代实验性话剧更多的是引导你在艺术中思考，不是像听轻音乐那么放松。当我和雾雾品尝着半价的鸡尾酒，欣赏着这些美男女时，我们真的都放松了，兴致盎然。我和雾雾最后决定问问跑堂，一定把这些美男女的身份搞清楚。现在客人多了，跑堂也一下冒出来好几个，细看之下真不得了，男跑堂很自然地穿着黑色衬衫、黑色裤子，女跑堂很自然地穿着白色衬衫、黑色裤子，外面是统一的长长的黑色围裙，这使他们高挑的身材显得更飘逸。跑堂个个都青春勃发，酷得很，既忙碌又轻松，还时不时和客人交谈一两句，笑一两声，他们从一拨客人走到另一拨客人那儿，好像把客人们都串联了起来，使整个酒吧成为一个和谐的音符。雾雾和我终于拦住了一个男跑堂，他在忙碌之中仍然微笑着详细地告诉我们：客人群体中大部分是电视台、广播台的记者、编辑、主持、播音等，也有一小部分是演员、编导，还有一小部分是这些人的朋友，如医生、生意人、经纪人等。雾雾和我会意地相视一笑：这就对了，果然，他们既不是模特也不是演员。那天晚上，雾雾和我相约再来看话剧，看完话剧后再来这里看美人。

没想到几天之后，我竟是一个人坐在了鸡尾酒吧，在三天三夜不合眼，左边眼角刻着一条深深的黑影之后。

当我坐在几天前和雾雾坐过的那个位子，要上一杯无酒精的混合果汁时，我的愤怒、苦楚平息了一些。我出神地望着一波又一波谈笑风生的人，比那天和雾雾在一起时更出神，甚至有些肆无忌惮，因为我心如死灰，我渴望脚下突然山崩地裂，让我直落三千尺，我要在入地狱之前，再看看这些气质优雅、快乐无比的人。

这时，进来一个男人，他走到一张桌子旁，和其中的一位握手，只见桌子旁的那位从座位上站起来，热烈地拥抱他，当他们拥抱到一起时，我看到进来的男人比他的朋友矮了大半个头。两个男人环顾了一下四周，然后向我走来，礼貌地问是否能和我同坐一桌，我木然地点点头。他们点了鸡尾酒，热烈地谈着什么，彼此互相拍着肩膀，时不时还握一下手，过了一会儿，两个男人停止了他们的谈话，友好地对我说了一句：“我们是老朋友，今天约好来这里喝一杯谈点事情。”

这时我开始看着他们，其实在他们向我这边走来时，我发现高个子身材魁梧健硕，一米八五以上，矮个子实际上也有一米七五的样子，矮个子也不矮，但他和他高个子的朋友拥抱时，就显得矮了。刚才是矮个子对我说话的，他友好的语气让我一下子有了好奇心：“请问，你们两位是什么职业？”这回是高个子的男人回答的：“我做医疗器械。”然后指着矮个子说：“他是医生。”接着他转向那位医生：“好，我的朋友，我们就这样谈定了。现在我必须回到我的那些朋友身边去了。”然后两人站起身来，握手拥抱告别。

医生坐回我身旁，他又要了一杯喝的，对我举起杯：“碰杯，我开车，不能再喝酒啦。您看，我的朋友有一大堆人，我是一个人来的，看您也是一个人，想和他谈完事情后再和您坐坐，所以就来到您的桌子边了。您呢？也开车？不能喝酒？”医生看着我的饮料杯，语调轻松又友好。

“我不开车，想喝酒，但是身体不允许。”

“为什么？可以问吗？”医生的眼睛里充满职业天性的关切。

“我的肠子出过大问题，做过两次大手术，变敏感了，早几天在这儿喝了鸡尾酒回去就不舒服。”我豁出去了，不藏不捏。

“哦，我是医生，从您脸上这么沉重的表情，我冒昧地推断，难道您这么年轻得了肿瘤？”我没有任何的别扭，反而有种临死前终于被人看明白的舒坦，对这个男人我产生了一点信赖，他是医生。“肿瘤”这个词从他口里说出来比我自己说要轻松。“难道您这么年轻……”这话一下说到命运对我的不公上，我的眼泪直往上涌，但是心里却释然了一些，我克制着自己，努力轻松地说：“您猜测得对！是那么回事。谢谢！但是我们换个话题吧。”

我不愿意在这个欲死不能的夜晚与人继续谈死亡的话题。

“好！先认识一下吧，我是托尼，咱们互相别尊称您了，称呼你吧，你叫什么名字？”

“梅，姓黄，你叫我梅或者黄都行。”因为我的姓和名都很短，到德国一段时间后，我就习惯了这么一股脑儿地介绍自己，这有一个好处，叫名叫姓由别人去决定。在德国，彼此之间称呼您或你，名或姓，是由关系远近而不是由年龄辈分来决定的，如果关系远，对待陌生人，哪怕对小孩子也称呼您，我对此不大习惯，如果关系近，成了朋友，哪怕对比自己年龄大很多的人也称呼你，我也不习惯。因为中国文化把尊老爱幼体现在称谓里了，对长者，哪怕是对自己的爷爷奶奶，也该称呼您，对幼者，哪怕是初次，也是喜欢关爱地称呼你。中国与德国的称谓文化，各有自己的特点与好处，对此，我总有些无所适从。

“好，梅，托尼也是我的名，因为我的姓对你来说也许太长太难发音了，我们就互相称你吧，这样简单，行吧？”看到我点头，托尼继续问：“你是哪国人，我也来猜一猜，要么泰国人，要么中国人，我更倾向于你是中国人。”他的眼睛探询地看着我。

“我猜对啦！”

从我的眼睛里，托尼读到了正确答案，快活地眨了两下他的大眼睛，语调变得更诚恳：“我是波兰人，在德国出生的，我的两个兄弟也在柏林，但是我的父母前些年又回华沙了。我很喜欢中国，看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我知道中国80年代以来开放了，现在发展得很好……”托尼一口气说了许多中国的事，大约因为看到了我惊讶的眼神，他笑了：“要不，我们换个话题？”

托尼端起杯子喝了口饮料，他随和地看着我。我也笑了，为自己不懂政治而惭愧地笑。托尼说的这些中国历史我都知道，但是我对这些历史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能和托尼对话，的确只能换话题。我也想说说话：“我前不久去了波兰的克拉科，感觉实在好特别。”

“怎么特别？”托尼的眼睛瞪得大大的。

我端起饮料很慢很慢地品了一口，好像要从饮料中品出那种特别的感觉，上次我和女朋友雾雾来这里喝了一杯鸡尾酒，回去后肚子还略微难受了一阵，不过今天我点的饮料实在温和，芒果、香蕉与椰奶的混合果汁，软软的、甜甜的、酸酸的，让我感受到镇静与悠闲，我叙述的声音也变得平静、缥缈：“我的朋友碧青和克拉科的交响乐团合作演出，叫我去听。我们是坐卧铺火车去的，车上遇到一帮德国足球迷的男人，都没带老婆，和我们两个亚洲女士聊得很开心。第二天晚上，火车上那帮德国足球迷都买了音乐会的票来捧场，演出后，所有的人又一起到克拉科最古老的地窖里去吃饭、喝酒，那一天是如此美妙。第三天，我一个人去了奥斯威辛集中营，这一天却是如此低落，集中营里也有很多游人看上去是德国人，但是所有的人都面色凝重，和火车上、音乐会上及地窖里的气氛截然相反。我待不下去了，所以当天夜里就一个人坐火车到华沙去了。其实那是我第二次去波兰，很早的时候，我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好，托尼，别听我讲波兰，都是你知道的。别在乎我对中国的政治一窍不通，给我这个中国人继续讲讲你了解的中国吧。”

我觉得我一口气说了不少话了，从回想波兰之行的缥缈中又真真看到了对面坐着的波兰人托尼，该让托尼说说了。托尼举杯喝了一口：“梅，你想听什么？好！你是哪一年出生的？”

"1964年，怎么啦？”我没有隐瞒自己的习惯，可托尼问女士年龄干吗？

“你知道你出生的那年你们中国发生了什么大事吗？”我一下没反应过来。

“在你出生的那一年，中国这个，”托尼做了一个开花的手势，"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发表政府《声明》指出：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很厉害。”托尼竖起了大拇指，又加了一句，“你一定也很厉害，因为你就出生了。”

“原子弹爆炸了，我就出生了，我也光荣吗？”我又笑了，我一定要告诉托尼，“嗨，托尼，对于我出生的那年，我的记忆里还存着别的事，那一年，中国排了个大演出，是在人民大会堂里演的。中国的人民大会堂很大，有6000多个座位，中国这个大演出里面有很多好听的歌，很多好看的舞蹈，还有诗歌朗诵，这个大演出的名字叫《东方红》。”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托尼调皮地看着我小声唱了起来，但是马上又面有愧色地停止了，“我只知道这一首，而且只会唱这两句。”

“你唱得很有意思，几乎没有口音。你知道吗，到了德国，我觉得有一件事情也比较有意思，中国那个年代歌曲很少，人们都只会唱那几首歌，有时候中国人和德国人一起演节目时，中国人马上就能齐声唱出几首大家都知道的歌，德国人音乐水平都很高，但要马上齐声唱出一首歌却不容易。”

“梅，和你聊天很愉快，你说你还去过但泽和波兹南，也给我说说，我也很爱听你说波兰。”看来托尼并没有被我上面讲的集中营的故事弄得情绪低沉，他像个知己，热切地望着我。

我笑了：“从我这儿除了话剧啊、音乐会啊，你听不到很多别的啦。1994年我就独自一人第一次去了波兰。”

“在但泽，我对琥珀爱不释手，还自己跑到大海边去找琥珀，这当然是徒劳，最后我就买了一些便宜的琥珀首饰。晚上，我去听了威尔第的歌剧《那布科》，歌剧院很朴素，那天晚上我永远不会忘记，我听过几次歌剧《那布科》，听过很多遍《囚徒之歌》，那次我的感受最深，我感觉那朴素的剧院本身的气氛和歌剧的内容很吻合。古巴比伦国王那布科变成了德国纳粹，舞台上残暴的侵略者占领了耶路撒冷，并驱赶了那里的犹太人，现实中纳粹占领了波兰，受害者既有犹太人，又有波兰人，波兰人不甘受奴役，热爱家乡、为祖国抗争，他们唱着《囚徒之歌》，他们的悲愤与不屈让我流泪。泪光中，我看见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冒着凛冽的寒风来到华沙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下，双膝下跪，向‘二战’中无辜被纳粹党杀害的犹太人表示沉痛哀悼，并虔诚地为纳粹时代的德国认罪、赎罪，他祈祷‘上帝饶恕我们吧，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勃兰特因为作为总理率先反省历史，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不知不觉，泪水溢出了我的眼眶，落进了我的杯子，我端起混着泪水的杯子，对着托尼笑着哼唱起了《囚徒之歌》：“来，飞吧，我的思想，展开金色的翅膀。”

托尼举起杯，眼睛也荧荧发亮：“哦，梅，中国人，你真是我们波兰人的朋友。”

托尼这么一说，我的眼泪就越发往外涌：“托尼，你也许会笑话，1994年，那是10年前了，尽管我了解一点波兰的历史，但是我照样开心地戴着从但泽买回的琥珀首饰。后来就不一样了。”

“怎么个不一样？”托尼的眼神显然在期待。

“后来我读了格拉斯的但泽三部曲，但泽的历史是那么悲惨。波兰并不是只有一个奥斯威辛集中营，但泽附近有集中营，华沙附近也有集中营，到处都是集中营，所以在华沙我也是一个晚上都没有住，逃回了德国。托尼，你看这不是好笑吗？在波兰的难受难道是逃回德国能解除的吗？我有时又逃回中国去了。我在但泽买的所有的琥珀首饰都被我放在柜子的最低层了，因为那里面不仅仅有树叶、花瓣、蜘蛛、小甲虫，更或许有集中营死者的白骨。但是我又想念波兰，我必须积攒力量，再去波兰。”

托尼点着头：“梅，欢迎你再去波兰，别想那么多历史，到波兰我父母家去做客。你知道吗，今天晚上我非常高兴，我是一个医生，我自己开了一个理疗按摩诊所，通过按摩配合用药帮助病人康复，我的诊所又要扩大了，刚才就是和我经营医疗器械的朋友谈购买新的器械的事情。今晚和你聊天，我很感动，你很聪明，很善良，但是你看上去很憔悴，眼眶很黑，你得病后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吧？”

我被托尼的提问问得哽咽住了，没有回答他。托尼看着我，眼睛里是真切的同情：“梅，也许病痛也是命运的一部分。你看上去还很年轻，根据我的了解，你的癌症如果没有扩散，完全能根治。我想为你做点什么，跟我去诊所，我帮你做按摩，一定有帮助，放松一下。”

我依然说不出话。

托尼的声音在继续：“不信任我吗？我的诊所现在还不是最高级最舒适的，但今后会更好。而我的确想帮你，平时我们的医务人员为人按摩，一个小时40欧元，今天我帮你按摩，不要钱，除了为你按摩，我没有任何别的意思。”

我还是说不出话。

几个小时之前，我从家里冲到酒吧来，发誓要忘记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忘记自己的亲妹妹，发誓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和托尼在一起的这几个小时，我的思绪去了波兰的克拉科、华沙、但泽、波兹南……我的思绪回到了中国，回到了1964年，我的出生年……我心灵的剧痛奇迹般地消失了几个小时。但是现在，托尼提到了我的病，注意到了我的憔悴，还想为我按摩，我的痛又回来了，我看着托尼，他在我的眼前很模糊又很真切，他敦实的身体坐在我的对面，几个小时都是一个随和、安静、诚恳的姿态。

我笑了，感受到一种苦，然后又笑了。

这种苦，不是一般的苦，一般的苦还有知觉，还能盼望苦尽甘来，我感受的这种苦，是无知觉的苦，那种人生不知道怎么处置自己的苦。我活了快四十岁了，还从来没有受过这种苦，它比癌症苦无数倍，癌症的苦是身体的苦，我在努力，努力用精神战胜身体的苦，但是面对云和妹妹的事情，我的精神全垮了，对自己最亲密的人失去了信任。感受着这种苦，我还笑，就是一种特别的苦笑。我是个乐观的女人，是个每天都很积极的人，积极学习，积极工作，积极玩，积极运动，积极跳舞、滑雪、滑冰，积极听音乐会……但是想到人生的终极问题，我其实是有些悲观的，我很少想，所以就不知道自己的悲观。这一点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没有反思过。我在中国的时候，大部分时候是微笑；到了德国，在轻松的社会大环境里，我慢慢开始放声笑，有时候大笑不止；有了儿子坦坦的这一年多，我又有了和儿子无拘无束惊喜的笑……唯独对苦笑，我其实是陌生的。

我苦笑着，意识好像从遥远的地方回到了现实，回到了这个鸡尾酒吧。我的眼光第一次落到了托尼握着杯子的那双手上，那是一双白皙又厚实的手，医生的双手，按摩师的双手。我精疲力竭，身心俱疲，在家里我冲着父母说今晚要和一个男人在一起，其实那就是无法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绝望的、发泄般的咆哮，那个咆哮到现在，此时此刻，在我盯着托尼的双手的这个瞬间变成了直接的渴望。但我又有点踌躇，因为有种种苦阻挠着我，那是一种患过绝症的人的苦，一种身体上有深深疤痕的女人的苦，一种受到致命心灵伤害的女人的苦，带着这种种苦，我仍然感到还有些知觉在慢慢恢复，在隐隐期盼：这双手，如果它们为我按摩，抚过我动过癌症手术的身体，抚过我的刀口，它们是否会惊颤？是否会发抖？是否会因为恐惧而停止？是否又会发生奇迹，具有抚平我心灵和身体双重创伤的魔力？

以上种种感知与念头在我心里与身体里交织，我说不出话，呆坐一旁。

这样一个烛光摇曳的夜晚，我不愿意走进一个可能如同我当年做癌症手术所在的医院一样洁白的诊所，也许是一样苍白的房间、白色的床单，我不愿意躺到一张也许同样冰冷的按摩床上……我心里压根就抗拒诊所，我盯着托尼，终于直直地吐出一句话：

“托尼，你结婚了吗？有女朋友吗？”

托尼愣了，显然对我直愣愣的提问感到很意外，他茫然地看着我回答：“我没有结婚，目前也没有女朋友，我的两个弟弟倒是年纪轻轻就结婚了。不过这和我愿意帮你按摩有什么关系吗？”

我还是苦笑，不过这次的苦笑，苦的程度减轻了，因为我感觉到一种轻松，托尼看上去也是一个单身汉，他的表情轻松快乐，没有任何的遮掩。他说他目前没有女朋友也正是我期望的。只是我看到托尼的愣与茫然，我又苦笑了，这苦笑里又有了对托尼的歉意，对自己直愣愣提问的无可奈何。我实在轻松不起来，尽管我来自中国，不会调情，但是我在德国十多年了，我知道德国人会调情，陌生男女在这样烛光摇曳的酒吧里，喝着酒，聊着天，认真或者逗趣或者调情地问问对方是否结婚、是否有女朋友也太正常不过了，而我那么直接、那么生硬地提那原本具有多种含义、多种目的的问题，托尼不发愣才怪呢。我不回答托尼的提问，我甚至心里明白自己直接，但是一时也无法改变，于是干脆直接继续说：“我也没有结婚，但是有一个儿子，两岁多。你愿意和我今天晚上过一夜吗？我是说，我们去旅馆开一间房。”

托尼睁大了双眼，他正了正一直很放松的身体，说话变得不流利起来：“这，去我那儿按摩我不打算收你的钱，可是去旅馆，现在这么晚了，虽然我知道哪里能订到房间，但我的钱包里没有多少钱。”

“钱你不用操心，我们去特格尔恩湖边的特格尔恩湖宾馆，一定还有房间，我带着钱。”我吐出了话，我的渴望一分一秒地变得坚决起来，我渴望这个夜晚在托尼的臂弯中睡去，任世界天崩地裂，任黄山上我自己儿子的父亲云和自己的亲妹妹……我渴望明天早晨在托尼的臂弯中醒来，外面是蓝蓝的天，特格尔恩湖中是蓝蓝的水，水里一如既往游着那些洁白的天鹅。这，就够了。

托尼这时好像也进入了我的状态：“梅，听我说，钱我也可以去自动取款机取。只是我想，你的儿子一定在家等你吧，你怎么突然……”

我什么话也没说，起身往外走。

托尼很快付了账，跟着我出了鸡尾酒吧。他抢到我的前边走，把我带到他的车旁，默默地拉开了车门。

站在车门口，我立住了，春夜的凉风给了我一丝清凉，也给了我一种很清晰、很坚定的力量，儿子的脸庞又回到了我的眼前，还有我摔门而出时父亲的眼神。

托尼敦实的身体站在车门旁：“梅，你一定有难言之隐，我不多问你。你想怎样？去我的诊所，我为你按摩，那样你会放松舒服一些，或者你一定要去特格尔恩湖旅馆，我也陪你去。”

我再次面对托尼的双眼，那双眼睛很单纯，充满同情又仍然有些不知所措，因为同情我而决意陪伴我。两个萍水相逢的人由于聊得来在几个小时之间建立起了信任，因为有了这种信任，这个晚上怎样度过变得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产生了这种信任的托尼想帮助我。这是一种人之初性本善的信任，这种人之初性本善的人性有时候被情、欲、利所左右，可能会向恶的方向发展。春夜的凉风横扫街头，我不可能多想，但是我从托尼的那份同情、好感（我当然也感觉得到托尼对我有某种程度的好感）与信任中获得了力量，我摇摇头：“不，谢谢你，托尼，我哪里都不去了，我回家。”

“好样的，我开车送你回家，你难道不敢上我的车了吗？”

“不，不用了，我自己回家。”我向一辆开过来的出租车招手，托尼紧跟在我的身后，他为我拉开出租车门，递过来一张名片：“梅，这是我的诊所，你可以随时来，我为你按摩，不要一分钱。”

“谢谢你！”我还是只有这三个字，出租车开动了。

彻底分手

那是一段黑色的日子。

一位朋友为了安慰我，提示我去看一部电影。我神情恍惚地走进电影院，看了当时引起轰动的电影《希拉里与杰基》（Hilary and Jackie，中文翻译成“她比烟花寂寞”“姐妹情深”）。这部片子重现了英国著名大提琴家杰奎琳·杜普雷和她姐姐的真实故事，杰基是杰奎琳的昵称。影片里，杰基对姐姐希拉里说，她要和姐夫做爱，当希拉里戒备地劝阻她，杰基悲愤交加，一个人跑到荒凉的旷野。希拉里在后面追赶她，冬天的旷野不见人影，一路却见到杰基的衣裙一件件随风飘落，希拉里惊慌地呼唤，跟随衣服的踪迹找到树林。赤裸的杰基蜷缩着坐在灌木丛里抱头痛哭，腿上被荆棘划得鲜血淋漓，她像一只不知道该如何保护自己的受伤的小动物。情欲和寂寞让她在煎熬中崩溃，她哭着对姐姐希拉里说：“你一点也不爱我，我仅仅只是想和姐夫做一次爱，但是你不肯给我。”心碎的希拉里脱下自己的大衣，在寒风中紧紧地搂住杰基，终于默默地同意了自己的妹妹和自己的丈夫去做爱。人性的复杂和脆弱到了极致，嫉妒、自私、宽容、深情、混乱和无助交融在一起。

在柏林，这部片子被议论得沸沸扬扬，那是因为片中的另一位主角，当今世界最著名的天才钢琴家和指挥家丹尼尔·巴伦波伊姆先生，2000年秋天刚上任柏林国家歌剧院的艺术总监，杰奎琳是他的第一任妻子，他们的结合曾被誉为是金童玉女，艺术上的天作之合，但是现实中，他们的婚姻难以维持，巴伦波伊姆离开杰基时，杰基已经病了。杰奎琳本人已于1987年去世，电影一定让巴伦波伊姆先生重新回想起往事，再次感到人生无可奈何的痛苦、遗憾和愧疚，据说他只对电影说了一句话：“上帝，为什么（这部电影）不等到我死后再放？”

人们各自谈论着人世间曾经发生的以及可能发生的各种故事，似乎这个世界如今一切都有可能，各种标准、尺度、观念都失去界限、模糊不清，做突破界限的事情的人总会有新奇的刺激，即使没有做那些事的人谈谈那些事也是一种刺激。

现实比电影更残酷，电影里是精神和身体崩溃的妹妹请求幸福的姐姐给予超出寻常的解救。现实中，我因为云的出现，最终离开了我的德国丈夫，命运决定了我和他创造了我唯一的孩子。我患了癌症，已经晚期，身体变成了异体，云，我儿子的父亲，成了人世间与我的身体最亲密的人。自己一母同胞的妹妹也趴在他的身上和他做爱，我不能相信，永远也不能相信。现实中，是云让我的亲妹妹在我生命的低谷抽去我最后的依靠、自尊、性和一点可怜的寄托！

生命突然变得如此脆弱，像寒风中的一根树枝，随时都会被严冬折断，却不知还有没有下一个春天的发芽、变绿和枝繁叶茂……

那个春天，我的母亲总是对我说，“女儿啊，你要忍，你要活，云并不真爱你的妹妹，他只是利用你的妹妹来气你、气死你”。我不愿意听到母亲的话，我更不愿意接受母亲那样的话，说我儿子的父亲想气死我。但是母亲的话像先哲一样，她两个女儿的命运深深撕扯着她的心，她洞察到了人性中最软弱、最隐秘的地方。多年后我的理智也承认那是一个怪圈、一张铁网，因为我声称，云找别的女人都不会让我这么痛，而云也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偏偏把我妹妹拖进了这个怪圈、这张铁网。当年母亲又急又痛，她觉得她的两个女儿都毁在了一个男人手里，她灰白的头发几天之内全白了。母亲有过坚韧的传奇，在被切除脾脏大手术时，她曾因为医生注射的麻药不够而苏醒，她不哭，为了她的两个女儿。而如今，同样是因为她的两个女儿，她捶打床板，哀声哭号，几日内她的背上就长了许多可疑的紫斑。我的父亲肺部疼痛，不得已让我在柏林带他去做透视，并宣布，如果是癌症，不治疗，等死。

那是个春天，我们全家都笼罩在癌症与家庭破裂的恐惧中，做人的精神和信念也山崩地裂。

转眼间，我做出了决定，我、我的父母和儿子坦坦全部登上飞机回到了中国。

分别总是使情人缠绵悱恻，千吵、万吵，我和云曾一夜之中创造了我们可爱的儿子！千恨、万恨，我们一个多月前还在柏林手牵手依依惜别！儿子、云和我，我们一家三口又共同生活在了北京的屋檐下。每当云和我在一起时，我们从来都像是热恋的情人，只是我们的身体一旦分开，我被他伤过的心就又开始痛，这使得我们的相聚总是在争吵中度过。我对云说，如果他真爱我的妹妹，等两年，或者等一年，让我的身体稍微好一些，也让时间来证明，他是否真的爱我妹妹。云说不等，根本没有必要等，这样的回答又让我痛了，如果他说等我妹妹，我痛，可他说不等我妹妹，我依然痛。

三天之后的晚上，云打电话给我妹妹，让我在旁边听着。他清楚地说：“终止关系。”

做姐姐的我是否重新赢回了自己的男人？

那个时刻，我没有喜悦，因为这件事情实在是让人高兴不起来，那个时刻，我木然，因为我听到自己的亲妹妹在电话那端的哭声。

其实感性的我和妹妹都难以意识到，血脉亲情都能被打败，那随着时间摇摇欲坠，甚至灰飞烟灭的男女之情，又何以维系呢？

妹妹在电话那端哭出了声，她是否哭出了她的真情，我不得而知，但我知道，女人总是怀着希望赋予男人真情与至情。何况是妹妹，她一定是铤而走险，豁出一切为了自己爱的希望。她陷入这个恋爱不比一般，纵然那时要决然离开自己的丈夫，这个并不足惜，虽然与丈夫也是多年的情分，但是女人陷入了爱情，又是更有希望的一段爱情，对丈夫的心就淡了，决然了，甚至对儿子，虽然儿子总是让母亲牵挂的，不过这时也放在了一边。来自父母的压力，妹妹也能将之置于脑后，对姐姐是有愧疚的，为了给自己的爱情找出理由，和云商量好了，姐姐患了癌症，身体不好了，以后把姐姐的儿子坦坦也接过去抚养，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激情中的男女为自己的情感做出的解释，尤其是女人，把她的一切都赌在这个男人的感情上了。但是男人呢？女人不知道男人并不是这样，至少云不是这样，他对我的妹妹一定有新鲜的感情，他甚至用这份新鲜的感情去刺痛我，恨恨地说我对他的感情不如我妹妹对他那么纯洁。不过云自己都不自觉，只要我静待几日，下决心把他抛诸脑后，他就会不由自主地向我示爱，示爱之后他又会产生自尊受伤后的怨恨。这时我的妹妹就是他最好的慰藉，因为妹妹是怀着希望崇拜他对他百依百顺的，男人轻松地享受着这份崇拜与柔顺，并不知为了实现女人的希望也将承受压力，而一旦压力袭来，男人放弃得也很轻松，因为女人的崇拜与柔顺并没有征服他的心。

云离开我妹妹轻松得出乎我的意料。他渴望一个家，在北京买了一个房子又一个房子，他把北京的家布置得像样了，和儿子坦坦及我在其中重拾欢笑，更是让儿子骑在肩上。但是他不知道，人性中的某些底线已被突破，伤口很难痊愈，至少需要时间。

由于云和我妹妹的关系，我和云之间的那份缠绵与争吵的关系变得彻底变味了。明明云已经宣布离开我的妹妹，明明他重新对我温情脉脉，明明我在身体上和云渗透相连，在情感上通过儿子和他息息相关，但是我在心底鄙视他的行为，他能够走向我的亲妹妹又离开我的亲妹妹，这双重的行为都让我痛恨。云又被我刺伤了，他不明白他做了多么低级的事，他觉得他被我妹妹爱着依然在向我示爱，我应该领他这份情。而那个无法放弃精神清白的我也在挣扎，即使有病在身，我也要离开云。而云有一个杀手锏：你如果不和我好，那我就去和你妹妹好。

我变得幻觉连连。

罗马梵蒂冈美术馆的大理石群雕《拉奥孔和他的儿子们》在我眼前不断重现。这座由阿格桑德罗斯等创作于约公元前一世纪的雕像中，拉奥孔位于中间，神情处于极度的恐惧和痛苦之中，正在极力想使自己和他的孩子从两条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抓住了一条蛇，但同时臀部被咬住了；他左侧的长子似乎还没有受伤，但被惊住了，正在奋力地把腿从蛇的缠绕中挣脱出来；他右侧的次子已被蛇紧紧缠住，绝望地高高举起他的右臂。那是三个由于痛苦而扭曲的身体，所有的肌肉运动都已达到了极限，甚至到了痉挛的地步。这座雕像表达出人在痛苦和反抗状态下的力量和极度的紧张，让人感觉到似乎痛苦流经了所有的肌肉、神经和血管，紧张而惨烈的气氛弥漫着整个作品。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讲到，希腊人攻打特洛伊城10年，始终未获成功，后来希腊人建造了一个大木马，并假装撤退，希腊将士却暗藏于马腹中。特洛伊人以为希腊人已走，就把木马当作是献给雅典娜的礼物拉入城中。晚上，希腊将士冲出木马，毁灭了特洛伊城，这就是著名的木马计。拉奥孔是当时特洛伊城的一个祭祀和预言家，他曾警告特洛伊人不要将木马拉入城中。这触怒了雅典娜和众神要毁灭特洛伊的意志，于是雅典娜派出了两条巨蛇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

这座群雕被发现的时候，拉奥孔的右臂已经遗失，并且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遗失了手掌，另一个遗失了右臂。如今人们看到的雕像，遗失的手掌和右臂都被精心修复了，历史总是会被后人如其所愿地加以诠释。

那些日子里，我的眼前反复出现雕像被挖出时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也像其中的人物，心灵和身体被极度扭曲，那座群雕是没有手掌和右臂的，就像我既失去了云也失去了妹妹。

我被纠缠在这命运之中。

很多次，我夜里噩梦不断，全身出虚汗，我梦见儿时的几个女友都和云有了暧昧关系，暧昧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伤害我，只是对我视而不见。因为我痛苦也无法掩饰痛苦，他们就从我的痛苦中感到自己作为强者的得意，诡秘的微笑中闪烁着目击弱者的快乐。

她们都是我童年时最要好的朋友啊，云！你是我儿子的父亲，你怎么能这样，梦中我想叫喊，但是出不了声。

白天，我醒了，恢复了自控力。随后很多年，我看见别的姐妹亲昵就很不自在，我自己和妹妹也曾经姐妹情深，从小都是父亲骄傲的千金；我们互相曾经信任无比，无话不谈，所以当我听到妹妹在云那儿过年，一种亲密的快乐从心中升起，我曾经秘密委托我的妹妹监视我儿子的父亲云，这样的话对妹妹说了我都懊恼，对外人我是更不会说的。自从发生了云和妹妹的事情，我无法再信任人间姐妹的真情，尽管我的意志和理智从没有彻底丧失，但我看见别的姐妹手挽手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很多年后，我的身体在许多时候都能够完全和健康人一样快乐，甚至后来获得的快乐超过从前的快乐，但是心灵深处有些单纯的东西永不再有。

云被指责破坏我妹妹的家庭，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妹妹和她的丈夫早已没有感情了，而且是我妹妹自己说的。不错，一定是我妹妹自己说的，云不是无中生有的人，就像我遇到云的时候，因为听到他说他的父母离异，他从小没有父亲，他有了孩子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我被他的话感动了，就主动说了，我要和丈夫离婚了。女人有时为了情，会说出不可回头的话，并做出不可回头的事。云和我的儿子坦坦出生之前，我咬着牙闪电般地离婚了，而云在我做完癌症手术之后主动告诉我，他在我们的儿子出生不久已经和别的女人睡过了，再然后他又和我妹妹好了，然后我妹妹又离婚了，而云没过多久又看上别的女人了。我不再为云的所作所为惊讶了。

心，只能交予自己裁判。

时间流逝，癌症手术后，化疗、放疗、继续工作为家庭创收、抚养儿子并承受云与妹妹的事件，我在这样的生命变故中熬过了手术后两年癌症复发的高峰期。

云的同事向我传达，云和我妹妹还在继续联系。而在云的办公室，我明明又感觉云和他的年轻德国女同事也有暧昧，我希望这一切都不是真的。当事人就像网中的鱼，都是循着某个诱饵钻进了网中，有的暂时还活蹦乱跳，而我是浑身带血的那条鱼，我必须回到大海中，独善其身了。

云来了，铁青着脸。我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儿子，我没有和他领结婚证，但是我为了这份情感，在我们的儿子出生之前就呈献了一张我和吉姆的离婚证，离开了我在德国唯一的亲人和依靠。现在，距离我做完晚期癌症手术只有两年多，我咬着牙和他清清白白地签署了一纸分手协议，上面只写了一句话：我们分手。

从今以后，我不再关注云和哪个女人来往，即便是我的亲妹妹。

大海，我能否再次深深潜入；高山，我能否再次雪中飞翔；舞场，我能否再次自由驰骋……尽管，尽管我的身体已刀疤密密，尽管我的心更伤痕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