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比较坚定的人身上,这效果稍微比较持久些。他会尽他所能地努力专心采取访客们对他的处境很可能会采取的那种见解。同时,他会感觉到他们在他这样保持心情平静时对他怀有的那种敬意与赞许。虽然他遭受某一新近发生的严重不幸的压力,可是他为他自己感到的怜悯,看起来并没有多于他们实际为他感到的怜悯。他通过与他们的赞许同感共鸣而赞许起自己来,并且为自己鼓掌喝彩;他从这感觉中获得的那种快乐支持了他,使他得以更从容地继续这种宽宏大度的努力。在大多数时候,他会避免提及他自己的不幸;而他的访客们,如果他们的教养还算良好的话,也会留意避免说出任何话语使他想起自己的不幸。他会以他平常采取的方式,并且在一些不相干的主题上,尽力娱乐他们;或者,如果他觉得自己足够坚强,可以尝试提及他的不幸的话,他会尽力以他认为他们能够谈论它的那种方式来谈论他的不幸,他甚至会尽力使他自己对这不幸的感触不会比他们能够感触到的更为强烈。然而,如果他尚未十分习惯于自我克制的严苛纪律,他将很快厌倦这样拘束自己。访客逗留太久会使他感到筋疲力尽;而在访客逗留期间的末了,他经常差一点就会做出他在访客离去的那一刻肯定会做出的那种动作,即放纵自己的软弱,表现出过分悲伤时的所有模样。现代所谓的好礼貌,对人性的软弱极端纵容,因此,在某段期间内,禁止陌生人拜访那些遭逢重大家庭变故的人,而只允许至亲好友去拜访他们。人们以为,与后者晤面使当事人感到的拘束,要比与前者晤面时来得少些,因为当事人有理由期待后者给予较为宽容的同情,所以,比较能够从容地适应后者的感觉。一些秘密的仇家,自以为他们的这种身份尚不为人所知,时常喜欢像最亲密的挚友那样尽早假慈悲之名登门吊慰。在这种场合,即使是世上最为软弱的人也会尽力保持他那刚毅的面容,并且出于对他们的恶意感到愤怒与轻蔑,会尽他所能地表现出一副极其愉快自在的模样。
一个真正刚毅坚定的人,一个贤明正直的人,一个被这所自我克制的伟大学校彻底培育出来的人,一个在这个熙来攘往追逐名利的尘世中,也许经历过党派斗争的歪曲与不义、经历过战争的苦难与危险的人,在所有场合,对他自己的被动的情感,都保有这种克制力量。无论是独自一人离群索居,或是在红尘中送往迎来,他表露出几乎相同的脸色,并且怀着几乎同样的心情。成功也好,失望也罢,在顺境中也好,在逆境中也罢,在朋友面前也好,在敌人当前也罢,他时常不得不保持这种刚毅不拔的男子汉气概。他从来不敢有一刻忘记公正的旁观者对他的情感与举止将会做出的那种审判。他从来不敢让自己有片刻时间放松对内心的那个人的注意。他总是习惯于以这位安住在他心中的伟人的眼光来看待一切关系到他自己的事物。这习惯对他来说已经变得十分熟悉亲密。他经常不断地练习,而事实上,他也不得不练习,不仅按照这位可畏与可敬的判官的榜样,塑造或尽力塑造他自己外在的行为举止,而且也尽他所能地,甚至按照那位判官的榜样,塑造或尽力塑造他自己内在的情感。他并非仅仅假装怀有那个公正的旁观者的情感。他真的采纳了这种情感。他几乎完全向那个公正的旁观者认同,他自己几乎变成是那个公正的旁观者,他的所有感觉甚至很少不是遵照那个伟大的行为裁判者交给他的指示那样去感觉的。
每一个在这种场合审视自身行为的人,所感到的自我赞许程度是高或是低,完全与获得那自我赞许所需的自我克制程度成正比。如果不太需要自我克制,那也就不该获得很高的自我赞许。只是稍微擦伤自己的手指头的人,没有什么资格赞扬他自己,即使他立刻显得已经把这个不足挂齿的不幸给忘记了。一个被炮弹炸断腿的人,如果其言行在片刻之后便恢复他从前惯有的那种沉着冷静,由于他发挥了更高程度的自我克制,所以他自然感觉到更高程度的自我赞许。就大多数人来说,当遭遇到这种意外时,他们私自对自己的不幸自然会有的那种见解,将会自动闯进他们的心房,为它涂上这样一层浓烈生动的色彩,以至于把所有其他见解的念头全都覆盖掉。他们将感觉不到,也不可能注意到其他什么东西,除了他们自己的痛苦与恐惧;不仅他们胸怀中的那个理想的旁观者的评判,而且凑巧存在他们眼前的那些真实的旁观者的评判,也将完全被他们忽略与漠视。
自然女神对我们遭逢不幸时的卓越行为所给予的奖赏,于是完全与那行为的卓越程度成正比。她对痛苦与危难时的辛酸可能给予的唯一补偿,于是在行为卓越的程度相等时,也完全和那痛苦与危难的程度成正比。征服我们的自然感觉所需的那种自我克制程度越高,这种征服所带来的快乐与骄傲也就相对的越大。这种快乐与骄傲的感觉是这么的棒,以至于完全享受它们的人绝不可能全然不快乐。悲惨与不幸绝不可能进入安住着完全自足的胸怀。斯多葛派的哲学家们说,在遭逢像前述那样的意外时,一个智者所感到的幸福,和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所可能感觉到的幸福,在每一方面,是不会有两样的。虽然这说法也许有点言过其实,但不可否认的是,至少,完全享受他自己的自我赞扬,即使无法彻底消除他感觉到的自己的不幸,也肯定会大大减轻他感觉到的痛苦。
在这种一阵一阵突然袭来的苦恼感觉中,如果允许我这么形容那些苦恼的话,我想,最为贤明坚定的人,为了保持他自己的平静,也不得不做出重大,乃至痛苦的努力。他对自己的苦恼自然会有的那种私自的感觉,他对自己的处境自然会有的那种私自的见解,重重地压迫着他,倘使不做出很大的努力,他便不可能专心采取那位公正的旁观者的感觉与见解。有两种见解同时呈现在他的心田里。他的荣誉感,他的自尊,指示他全心全意采取其中一种见解。他的自然的感觉,他的未经教诲与未经训练的感觉,则不断地把他的注意力拉向另一种见解。在这种场合,他不完全向胸怀中那位理想的人物认同,他自己没有完全变成公正旁观他自己的行为的人。这两种角色的不同见解泾渭分明地并存在他的心里,每一种见解都指示他做出与另一种见解的指示不同的行为。当他遵循荣誉感与自尊心对他指出的那个见解时,自然女神的确不会让他没有报酬。他会享有他自己所给予的完整的自我赞许,以及每一个坦率与公正的旁观者所给予的赞扬。然而,根据她所定下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他仍将蒙受痛苦;她所赐予的报酬,虽然相当可观,却不足以完全弥补那些法则所施加的痛苦。而如果足以弥补,那也不适当。如果她所赐予的报酬足以完全弥补那些痛苦,那么,基于自利的考量,他便不会有什么动机避免发生意外,即使这意外势必减少他对自己以及对社会的有用性。所以,自然女神的意思,基于她那像父母般对他个人以及对社会的关怀,是要教他戒慎恐惧地提防发生所有这种意外。所以,他蒙受痛苦,并且在突发的痛苦挣扎中,他不仅在他的神色上维持住刚毅,而且在判断上维持住沉着冷静,但要做到这些,却需要付出最大限度与最为累人的努力。
然而,根据人性的构造原理,痛苦绝不可能持久。如果他熬过了一阵子的痛苦,他很快便可不费吹灰之力地恢复享受他平常的宁静。一个装有一支木制义肢的男人,无疑蒙受了一种非常重大的不便,并且预见他肯定会继续在他的余生中蒙受这种不便。然而,他很快便完全会像每一个公正的旁观者那样看待他自己的义肢,亦即,把它看成是一种并不会妨碍他享受所有平常的独处或社交乐趣的不便。他很快便向他胸怀中的那位理想的人物认同,他很快就变成是公正的、旁观他自己的处境的人。他不再哭泣,他不再叹息,他不再像一个软弱的人起初也许偶尔会感到的那样,为他自己的处境感到苦恼或悲伤。他对那位公正的旁观者的见解已变得如此彻底的习以为常,以至于即使无须任何努力,更不用说尽力,他也绝不会想到要以其他任何见解去审视他自己装有义肢的不幸。
对所有人类来说,不管他们的永久处境变成什么模样,他们必然迟早会适应他们的永久处境。此一屡试不爽的必然性,也许会促使我们认为,斯多葛派的哲学家至少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完全正确的。亦即,在某一永久的处境和另一永久的处境间,就真正的幸福来说,并没有任何根本的差异,或者说,即使有什么差异,那也不过是刚好足以使某些永久的处境成为单纯的选择或偏好对象,但不至于使那些处境成为任何认真或急切的渴望的对象;同时使其他一些永久的处境成为单纯的舍弃的对象,当作合适被搁在一旁或被规避的东西,但不至于使它们成为任何认真或急切的反感的对象。幸福在于心情的平静与愉快。心情没有平静,便不可能有愉快;只要心情完全平静,几乎没有什么东西不会令人觉得有趣。但是,在每一种永久的处境中,由于没有预期改变,每一个人的心情,经过或长或短的一段时间后,便会回归到它那自然与平常的平静状态。在顺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便会回跌到那个状态;在逆境中,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也会上升到同一状态。时髦且轻佻的罗如恩伯爵,被关在巴士底监狱里一人独处,经过一段时间后,便恢复足够平静的心情,能够以喂养蜘蛛自娱。[37]一颗更为充实的心,也许不仅会更快恢复它的平静,而且也会更快在它自己的思想中找到某种更好的点子自娱。
人生中的不幸与失调的主要来源,似乎是源自过度高估各种永久的处境彼此之间的差别。贪心过度高估贫穷与富裕之间的差别;野心过度高估私人职位与公共职位之间的差别;虚荣心过度高估默默无闻与声名远播之间的差别。一个醉心于任何这些过度热望的人,不仅在他实际的处境中是不幸的,而且也往往想要扰乱社会的平静,以便达到他如此痴心羡慕的处境。然而,最微不足道的观察或许便可使他确信,一颗善良的心,在人生所有不同的平常处境中,可以是同等平静的,同等快活的,同等满足的。没错,有一些处境也许比其他处境更值得我们偏爱,但是,绝对没有什么处境值得我们以这么一种激烈的热情去追求,以至于使我们违背了审慎的或正义的法则;或者说,使我们葬送了我们未来的心灵平静,使我们在回想起自己的愚蠢时感到羞愧,使我们由于厌恶自己的不公不义而感到极为后悔。每当审慎的法则没有指示,而正义的法则也不容许,企图改变我们的处境时,一个执意企图改变处境的人,等于是在玩所有危险的游戏中最没有胜算的那种游戏,并且等于是把所有家当都押在几乎不可能赢得任何彩金的赌局上。古希腊时代的伊比鲁斯(Epirus)国王的那一位宠臣对他的主人所说的话,可适用于所有处在各种平常的人生处境中的人。当这位国王,按适当顺序,将所有他打算进行的征服计划向他一一叙述,并且说完了最后一项计划时,这位宠臣说,那么,陛下接着打算做什么呢?国王说,我接着想快乐地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并且在酒酣耳热之际,尽力做个好酒伴。于是,宠臣回答说,那么,有什么东西阻止陛下现在就这么做呢?[38]在我们无稽的幻想能够想到的那种最崇高灿烂的处境中,我们打算用来获得我们真正幸福的那些享乐,几乎总是无异于,在我们实际的、即使卑微的处境中,我们随时唾手可得的那些享乐。除了虚荣心与优越感的那些轻浮的乐趣外,在最卑微,乃至只有个人自由的处境中,我们也可找到其他每一种最崇高的处境能够提供的享乐;而虚荣心与优越感的那些乐趣,很少能够与心灵的完全平静同时并存,但心灵平静却是所有真正与令人满足的享乐的根本要素与基础。再说,在我们想要达到的那种光辉灿烂的处境中,我们也并非总是确实能够,像我们在我们急欲抛弃的那种卑微的处境中那样,安全地享受那些真正与令人满足的乐趣。检视历史的纪录,回想你自己的经验范围内发生的事实,用心想一想几乎所有你曾经读过、听过或记得的那些,在私人生活或公共生涯方面,大大不幸的人的所作所为,于是,你将发现,他们绝大部分之所以不幸,乃源自他们不知道他们原本很幸福,不知道他们适合坐着不要动并且感到满足。努力以吃药来改善他那还算过得去的体质的那位仁兄,他的墓碑上的铭文“我原本很好,但我希望变得更好,结果我躺在这里”可以普遍地、非常恰当地套用在贪心与野心落空时所带来的痛苦上。
这也许会被认为很奇特,不过,我相信它是一项很恰当的观察,亦即,当处于容许某些补救的那种不幸时,大部分人的心情,不会像当他们处于全然无可挽回的那种不幸时,那么容易或那么普遍地恢复自然与平常的平静。在后一种不幸中,主要是在所谓突发的阵痛中,或首次的痛苦袭击中,我们才可能发现智者和软弱者在情感与行为上会有什么样明显的差别。时间,这位伟大且无所不在的安慰者,终究会逐渐使软弱者的心情安定下来,终究会使软弱者拥有和智者,基于顾虑到他自己的尊严与男子汉气概,而在一开始就会保持的那种同样平静的心情。前面举出的那个装有木制义肢的人,便是这样的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儿女或亲友死亡所造成的那种无可弥补的不幸中,甚至智者也会在某一段时间内纵容他自己沉溺在某一程度的有节制的悲伤中。一个情感丰富但软弱的女人,在这种场合,往往几乎会彻底崩溃发狂。然而,时间,在或长或短的一段时期后,一定会使最软弱的女人镇静下来,使她拥有和最坚强的男人同样平静的心情。在所有直接影响到他自己的那些无法挽回的不幸中,一个智者,在一开始,便会尽力提前恢复并且抢先享受某种平静的心情,那种,他预见,在经过屈指可数的几个月或几年后,时间终究一定会恢复给他的心情。
在那些按照事理容许或似乎容许某种补救,但当事者的能力并不足以运用那种补救的不幸中,他为了使自己恢复到从前的处境而进行的种种徒劳无益的尝试,他因为企盼那些尝试成功而经常不断的焦虑,他因为那些尝试的失败而屡屡感到的失望沮丧,是阻止他的心情恢复自然平静的主要原因,并且往往会使他终其一生凄惨难耐;相反,一个更大的不幸,如果纯然无可挽回,当不至于给他的心情带来两个礼拜的纷乱不定。从朝廷红人变成失宠下野,从掌握权势变成无足轻重,从富甲天下变成一贫如洗,从自由自在变成身陷囹圄,从身强体壮变成身染某种长期挥之不去、慢性甚至也许是无法治愈的疾病,在如此这般不幸的情况下,一个最不去抗争的人,一个最容易且最欣然默默接受降临到他身上的命运的人,很快便会恢复他自然平静的心情,并且会以最为冷漠的旁观者采取的那种眼光,甚至也许以某种远比这冷漠的眼光较不反感的眼光,去观察他的实际处境中种种最令人不快的情况。党同伐异与密谋算计,扰乱不幸失势的政治家心中的平静。过度冒险的商业计划,发现金矿的梦想愿景,妨碍破产倒闭者心中的平静。经常策划越狱的囚犯,不可能享受连监狱也可以提供给他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安全。医生所给的药方,对无可救药的病人来说,时常是最大的痛苦折磨。有一位僧人,为了安慰卡斯提尔(Castile)[39]的乔安纳(Joanna)女王,而在她的丈夫菲利浦(Philip)逝世时,告诉她说,从前有一位国王,在他死后十四年,因他那伤心的皇后的祷告,又复活了。这一位僧人,以他的那一则传奇故事,是不太可能使那位不幸的女王异常错乱的心灵恢复平静的。她尽力重复同样的实验,希望获得同样的成功;她长期抗拒埋葬她的丈夫,并且在他下葬后不久便把他的尸体从坟墓里挖出来,从此几乎经常亲自陪伴着它,并且因疯狂的期待而满心焦急难耐地等待幸福的那一刻到来,等待她那心爱的菲利浦复活来满足她的愿望。
我们对他人的感觉敏感,不仅绝非和自我克制的男子汉气概互不相容,反而正是那种刚毅的气概赖以建立的根本原理。完全是同一种情感原理,在我们的邻人遭逢不幸时,促使我们同情他的悲伤;在我们自己遭逢不幸时,促使我们抑制自己因过度悲伤而发出凄惨落魄的叹息。同一种情感原理,在他成功顺遂时,促使我们祝贺他的喜悦;在我们自己成功顺遂时,促使我们抑制自己因过度喜悦而显得轻佻放纵。在这两种场合,我们自己的情感或感觉合宜的程度,似乎完全和我们体会和拥抱他的情感或感觉是多么的生动和有力成正比。
德行最完美无瑕的人,我们自然最敬爱的人,是这样的人:他对自己原始自私的感觉,拥有最完美的克制力;他对他人原始的与同情的感觉,拥有最细腻敏锐的感受力。一个兼具所有和蔼可亲与优雅的美德,以及所有高贵可畏与可敬的美德的人,毫无疑问地,必定是我们最高的爱与赞美的自然且适当的对象。
天生最适合学得这两组美德中的前一组的人,也同样最适合学得后一组。最能够同情他人的喜悦与悲伤的人,也最适合学得对他自己的喜悦与悲伤具有最完整的克制力。具有最细腻敏锐的慈悲性格的人,自然也是最能够学得最高程度的自我克制的人。然而,他未必已经学得这样的自我克制力;而事实上,他也往往尚未学得。他向来也许过着太过于安逸平静的生活。他也许从未经历过激烈的党派斗争,或从未蒙受过战争的苦难与危险。他也许从未尝过他的上司的傲慢无礼,从未尝过他的同侪的妒忌与恶意排挤,或从未尝过他的属下对他偷偷摸摸的伤害。当年老时,某一意外的命运变化或许会使他暴露在所有这些苦难伤害之下,它们全会对他造成莫大的冲击。他的禀性倾向合适学得最完美的克己能力,但是,他从未有机会学得这种能力。他向来缺乏练习与实践这种能力的机会,而没有练习与实践,任何习性都绝不可能被相当稳固地确立起来。唯有苦难、危险、伤害、不幸,是我们能够在其门下学习运用这种美德的老师。但是,这些全都是任谁也不会自愿投入其门下受教的老师。
最能够顺利培养温和的慈悲美德的处境,和最适合形成严峻的克己美德的处境绝不相同。本身安逸自在的人,最能够注意到别人的痛苦。本身暴露在苦难中的人,则最立即也最直接被要求注意并且控制他自己的感觉。在阳光和煦、万籁俱寂的宁静中,在简朴达观、平静闲适的安逸中,温和的慈悲美德最为活跃兴盛,并且很容易增进至最完善的程度。但是,在这种处境中,最伟大与最高贵的自我克制努力却没有什么练习的机会。在战争与党争的漫天烽火中,在群众骚动与社会混乱的狂风暴雨中,自我克制的那种刚毅严酷的特质最为活跃兴盛,并且能够被培养得最为成功。但是,在这种处境中,即使最为强烈的慈悲念头,也必定时常被压制或被忽略掉,而每一次这样的忽略,必然倾向弱化慈悲的心肠。正如不求人饶命,时常是一个士兵的本分,所以不饶人性命,有时候也是他的本分。一个曾经好几次不得不屈服于这样令人不快的本分要求的人,他的慈悲心肠殊少可能不会显著萎缩。为了使自己觉得心安,他极容易学会看轻他常常不得不促成的那些不幸。这种会唤起最高贵的克己努力的情境,由于迫使人们有时候不得不侵犯他人的财产,乃至有时候不得不夺取他人的性命,总是倾向减少,甚至常常完全泯灭他们对他人的财产与生命的神圣尊重,而这种尊重正是正义与仁慈的基础。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会如此经常在这世界上看到,一些很仁慈的人,非但没有什么克己的美德,反而很懒散并且优柔寡断,很容易在遇到困难或危险时,感到气馁而放弃追求最光荣的功绩;相反,也有一些具有最完美的克己美德的人,任何困难都不可能使他们沮丧,任何危险都不可能使他们胆寒,他们随时准备不顾死活地从事最大胆且最没有胜算的冒险事业,但另一方面,他们的铁石心肠似乎毫无正义感或慈悲心。
在独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对一切与我们自己有关的事物感觉过于强烈:我们很容易过分高估我们曾经作过的贡献,以及我们曾经蒙受过的伤害;我们很容易因为交到好运而兴奋过度,以及因为交到厄运而自暴自弃。和某个朋友交谈,会使我们的心情平静下来,而和某个陌生人交谈,则会使我们的心情更加平静。我们胸怀里的那个人,我们的情感与行为的那个抽象且理想的旁观者,常常需要有真实的旁观者实际在我们的身旁,才会从睡梦中醒过来,也才会想起他的责任;而且我们也始终是从那个旁观者身上,从我们最不可能期待从他身上获得什么同情或宽容的那个旁观者身上,才可能学到最完整的自我克制的功课。
你正处于逆境吗?那就千万不要独自一人待在暗处悲伤,也不要按照你的密友们宽大的同情感来节制你的感伤,要尽快回到尘世与社会的阳光下。和陌生人生活在一起,和那些对你一无所知或完全不在乎你的不幸的人生活在一起,甚至不要回避和你的敌人们混在一起,反而要给你自己一个快活的机会,要抑制他们的幸灾乐祸,要他们觉得你是多么不受你的不幸的影响,要他们觉得你是多么不在乎你的不幸。
你正处于顺境吗?那就千万不要把你的好运所带来的快乐,局限在你自己的家里,局限在你自己的朋友圈里,他们也许是你的谄媚者,或局限在冀望借由攀附你的好运来改善他们自己的运气的那些人的圈子里;要时常亲近那些和你彼此独立的人,那些能够仅以你的品行而不以你的运气来评价你的人。不要寻求也不要逃避,不要强行闯入也不要刻意逃离社会地位曾经高过你的那些人的社交圈,即使他们,在发现你现在的地位和他们一样高,甚至也许更高时,或许会觉得伤感情。他们的傲慢无礼也许会使你在和他们交际时觉得太过于难受,但是,如果实际情形并不是这样,那么,请安心相信,他们是你可能找到的最佳交际对象;如果透过你那平易的态度与谦虚的举止,你能获得他们的好感与亲切对待,那么,你便可放心相信,你有足够的谨慎谦逊,而你的好运也还未把你搞得昏头转向。
我们合宜的道德情感最容易腐化变质的时候,莫过于当宽容偏袒的旁观者就在我们身旁,而冷静公正的旁观者却离我们远远的时候。
就一个独立国针对另一个独立国的行为来说,唯有中立的国家才是冷静公正的旁观者。但是,它们位于如此遥远的地方,以至于几乎看不见它们。当两国敌对时,每个国民几乎完全不顾另一国的人民对他的行为可能会抱持的看法与感觉。他只是全心全意渴望博得他自己的同胞们的赞许,而由于他们全都和他自己一样受到同一含有敌意的激情的鼓舞,所以,他最能够取悦他们的办法,莫过于挑衅与触怒他们的敌人。偏袒的旁观者就在身旁,而公正的旁观者则远在天边。所以,在战争与外交折冲中,正义的法律很少被遵守。诚实与公平交易几乎完全被置之度外。条约被违背,而违约的行为,如果透过这种行为可以取得某些利益的话,很少会给违约者带来什么耻辱。一个大使,如果欺骗了某一外国的大臣,会受到赞美与鼓掌喝彩。一个正直的人,一个不屑占别人便宜或给别人占便宜的人,一个甚至认为给别人占便宜比占别人便宜较不可耻的人,在所有私人交易中,是一个最受敬爱与最受尊重的人。然而,在那些公共交易的场合,他则会被认为是一个傻瓜,一个不了解他的本行勾当的白痴;他总是会招致他的同胞们的藐视,有时候甚至会招致他们的憎恶。在战争中,不仅所谓国际法常常被违背,而违背者(在面对他自己的同胞时)也丝毫不觉得违背国际法于他自己的名誉有什么了不起的损害(而他也只在乎同胞们对他的评判);而且那些法律本身,绝大部分在制定时,几乎未顾虑到一些最普通也最浅显明白的正义法则。无辜者,即使他们和有罪者有着某种关联或附属于有罪者(而对于有这种关联或附属关系,他们本身也许是无可奈何的),不该因那种缘故而代替有罪者受苦或受罚,是最普通也最浅显明白的一条正义法则。但是,在最不正当的战争中,通常只有君主或统治者才是有罪者。臣民几乎总是完全无辜的。然而,无论是什么时候,只要某个公共的敌人认为这么做符合他自己的利益,他便会在陆地上或海上夺取爱好和平的百姓们的财产;他们的土地被糟蹋成荒地,他们的房子被焚毁,而他们本人,如果胆敢做出任何抵抗的动作,就会被杀害或被监禁;而所有这些戕害无辜的行为都完全符合所谓的国际法。
敌对党派之间的憎恨,无论这些党派的属性是凡俗的或是神职的,往往比敌国之间的憎恨更加猛烈,而他们彼此对待的行为往往也更加残暴。被某些郑重其事的发起人制定出来的所谓党派法,时常比所谓国际法更加不尊重正义的法则。最凶恶残忍的爱国者,绝不会把这当作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提出:是否该对敌国守信?但是,是否该对反叛者守信?是否该对异教徒守信?却是时常被凡俗的与神职的著名学者与长老们激烈争辩的问题。我想,用不着多说,所谓反叛者或异教徒只不过是一些可怜人,一些在事态演变到一定程度的暴戾时,不幸属于力量比较弱的那一派的可怜人。在一个被党派斗争搞得混乱发狂的国家里,无疑总是会有一些人,虽然通常只不过是很少数的几个人,保持他们的判断不受一般流俗的感染。他们充其量往往不过是零零星星的几个孤独的毫无影响力的个人。这样的人,由于他自己的正直,完全得不到任何党派的信任,即使他是一个最有智慧的人,也必然因为他的智慧而成为社会中一个最无足轻重的人。所有这种人都被敌对双方的那些狂热的党徒藐视与嘲笑,甚至往往被他们憎恨。一个真正的党徒,憎恨并且蔑视正直;而事实上,也没有什么恶癖能够像该项美德那样有效地使他丧失资格,使他无法从事党徒所做的那种勾当。所以,真实的、受尊敬的和公正的旁观者,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比敌对党派进行激烈斗争时,位在更遥远的地方。也许对那些互斗的党派来说,这样的旁观者几乎不存在这宇宙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他们甚至把他们自己的一切偏见都归咎给伟大的宇宙审判者,并且经常以为,所有鼓舞他们自己的那些仇恨与执拗的激情,也同样鼓舞着那个神圣的审判者。所以,在所有腐蚀道德情感的因素当中,党性坚强和宗教狂信向来总是显然最有影响力的因素。
关于自我克制这一课题,我只想再指出一点,即:一个遭逢最严重且最意外的种种不幸,而行为举止仍继续保持不屈不挠与刚毅坚定的人,我们对他的钦佩,总是预先假定,他对那些不幸有很强烈的感觉,而且要征服或克制这感觉需要非常巨大的努力。一个对身体疼痛毫无感觉的人,即使以最完美无瑕的耐性与镇定忍受了酷刑折磨,也不值得任何人为其鼓掌喝彩。一个天生异常不害怕死亡的人,即使在最可怕的危险环绕中保持住他的冷静与沉着,也没有资格为此而声称他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优点。塞涅卡[40]有一段或许是过度放肆的话说,一个克己心极强的智者,在这方面,甚至比神来得优越。神的泰然自若,完全是自然所赐的恩典,是自然使他免于痛苦;而智者的泰然自若,则是他自己所修来的恩典,完全来自他自己以及他自己的努力。
然而,对某些直接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事物,某些人的感觉有时候是这么的强烈,以至于完全不可能自我克制。任何荣誉感都不可能克制住这个人的恐惧,如果他是这么的软弱,以至于在危险逼近时他便昏厥过去或陷入痉挛。这种所谓神经软弱的毛病,是否容许透过渐进的训练与适当的教养而获致一定的疗效,也许颇值得怀疑。似乎可以确定的是,这种神经软弱的人绝不应该被信任或被委以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