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顺境中人比逆境中人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赞许

<h3>第一节 虽然我们对悲伤的同情感通常比对快乐的同情感更为强烈，但悲伤的同情感通常远远不如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悲伤那般强烈</h3>

和我们对喜悦的同情相比，我们对悲伤的同情，虽然不见得比较真实，却一向比较受注意。“同情”(sympathy)一词最严格与最原始的意思，是指我们和他人的痛苦，而不是和他们的快乐，同感共鸣。有一位聪明巧妙的已故哲学家[14]认为，有必要以严谨的论证方式，证明我们确实会同情他人的喜悦，证明恭喜他人成功是人性的一个根本的性能。但是，我相信，从未有什么人认为有必要证明，怜悯他人的悲伤是人性的一个根本的性能。

首先，我们对悲伤的同情，就某一意义来说，比我们对喜悦的同情更为全面与包容。某人的悲伤即使过了头，我们对那悲伤还是多少有点同情。没错，在这场合，我们感觉到的悲伤，并未达到所谓赞许那样完全同情的程度，亦即，并未达到与主要当事人的感觉完全对应一致的地步。我们不会和受苦者一样地哭泣、哀号、悲叹。相反，我们觉得他太过懦弱，觉得他的情绪太过强烈，不过，我们往往还是会为他深感忧虑。但是，如果我们和他人的喜悦没有完全的调和共鸣，亦即，如果我们无法完全附和他的喜悦，那我们对他的喜悦就不会有丝毫关心或同类的感觉。一个手舞足蹈，宛如发狂，流露出我们无法附和的那种过度喜悦的人，是我们蔑视与愤怒的对象。

此外，痛苦，无论是心灵的或身体的，都是一种比愉快更为深刻的感觉。我们对痛苦的同情，虽然远远不如受苦者本人自然感觉到的那样强烈，却通常是一种比我们对愉快的同情更为强烈的感觉，虽然我们对愉快的同情，正如我马上要说明的那样，往往比较接近主要当事人原始的愉快那样的生动自然。

还有，我们时常会努力想要克制我们自己，避免对他人的悲伤产生同情。每当受苦者看不见我们的时候，为了让我们自己觉得舒服些，我们会努力将同情的悲伤尽可能克制住，不过，我们未必一定成功。我们越是反抗它，越是不甘愿屈服于它，反而必然使自己更加特别地感觉到它。但是，我们从来没必要对同情的喜悦作出这样的反抗。在喜悦的场合，如果妒忌感作祟，我们就完全感觉不到什么同情喜悦的倾向；而如果没有丝毫妒忌感作祟，我们就会欣然对同情的喜悦让步。甚至当不愉快的妒忌感使我们丧失了产生同情喜悦的能力时，由于我们总是会为我们的妒忌感而觉得羞耻，所以，我们往往会假装，甚至有时候还真的希望，对他人的喜悦产生同情。我们口头上说，我们为邻居的好运道感到高兴，虽然我们的内心也许正为此而觉得真难过。当我们希望赶走我们同情的悲伤时，我们却还时常感觉到它；而当我们希望怀有同情的喜悦时，却往往感觉不到它。所以，自然横亘在我们眼前，等着我们去指认的一项明显的事实，似乎是我们同情悲伤的倾向必定很强烈，而我们同情喜悦的倾向则必定很微弱。

然而，尽管有这个成见，我还是要大胆断言，当没有妒忌感作祟时，我们同情喜悦的倾向，远比我们同情悲伤的倾向更为强烈；而且我们对愉快的情绪所产生的同情，也远比我们对痛苦的情绪所感到的同情，更为接近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情绪那样的生动鲜明。

对于我们无法完全附和的过度悲伤，我们还有些纵容的肚量。我们知道受苦者需要付出多么宏大的努力，才能把他的情绪克制到和旁观者的情绪完全调和一致的地步。所以，即使他失败了，我们也很容易原谅他。但是，对于过度的喜悦，我们就没有这样纵容的雅量，因为我们不觉得，要把喜悦克制到我们能够完全附和的程度，需要付出什么样宏大的努力。一个在遭逢最大的不幸时还能克制住悲伤的人，似乎值得最高程度的钦佩；但是，一个在获得极大的成功而同样能够克制住喜悦的人，却似乎很少被认为值得什么赞扬。我们深知，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情绪，与旁观者能够完全附和的情绪间，总是有一段距离，而这种距离在悲伤的场合，远比在喜悦的场合来得更大。

对于一个身体健康、没有负债、问心无愧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够增进他的幸福呢？对一个处境如此的人，所有财富的增加或更好的运气，严格地说，全是多余的；如果他为那些多余的增益而大感得意洋洋，那也必定是因他的个性极为轻浮所致。然而，这样的处境也许很可称之为自然平常的人类状态。尽管时下世界确实有许多值得慨叹的悲惨与堕落，但是，这处境实际上仍是大部分人所处的状态。所以，对大部分人来说，要把他们自己的心情提升到和这处境的任何进步改善很可能在他们同伴身上引起的全部喜悦完全契合一致的地步，绝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困难。

但是，能够为这个状态增添的幸福虽然很少，能够自这个状态减去的幸福却是很多。虽然这个状态和至高的人生幸福距离只不过是一丁点儿；它和最悲惨的深渊底部距离却是不可计量的大。因此，逆境使受苦者的心情消沉到低于自然状态的程度，必然远大于顺境能够使他的心情提升到高于自然状态的程度。所以，旁观者要完全附和他的悲伤，必定比要完全附和他的喜悦更为困难，因为在悲伤的场合，旁观者必须比在喜悦的场合，更为偏离他自身平常自然的心情。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们对悲伤的同情，虽然时常是一种比我们对喜悦的同情更为深刻的感觉，却总是远远不如主要当事人自然感觉到的那样强烈。

同情喜悦令人觉得愉快；只要妒忌感没有从中作梗，我们内心总会自然放纵它自己，彻底沉浸在同情的喜悦这种令人心荡神移的快感中。但是，同情悲伤却令人觉得痛苦，所以，我们总是不太愿意同情悲伤。[15]当我们观赏悲剧表演时，我们会努力尽可能抗拒该娱乐节目所鼓起的同情的悲伤，并且只有当我们再也没有办法避免感觉到它时，我们最后才会屈服于它，这时我们甚至还会尽力掩饰我们的悲伤，不让我们的同伴知道。如果我们竟然流泪，我们会小心翼翼地藏起眼泪，因为我们担心，无法体会这过分温柔的旁观者，恐怕会以为我们太过女人气与脆弱。遭逢不幸很值得我们同情的可怜人，因为体会到我们要同情他的悲伤将会有多勉强，所以，他在向我们显示他的悲伤时，总是怀着畏惧与犹豫：他甚至压制了一半的忧伤，只因为人类有这铁石心肠，使他羞于泄漏他的满腔忧伤。但是，因成功而欣喜若狂的人，所面对的情况就不是这样。只要没有妒忌感从中作祟使我们厌恶他，他便可期待获得我们最完整的同情。所以，他不怕以最兴高采烈的欢呼来表达他心中的喜悦，因为他充分相信我们会衷心倾向陪他一道高兴。

为什么我们在朋友面前会比较羞于哭泣，而不是比较羞于欢笑呢？就像我们时常有很好的理由欢笑那样，我们时常也有同样好的理由哭泣。但是，我们总是觉得，旁观者比较可能陪我们一起愉快，而比较不可能陪我们一起痛苦。悲叹诉苦总是不体面的，即使在我们遭逢最可怕的不幸压迫时。但是，欢呼胜利不见得总是不合时宜。没错，精明的审慎往往劝我们得意时应该更加克制自己的喜悦，因为精明的审慎教我们应该避免的妒忌，正是得意时的欢呼比什么都更容易引起的一种感觉。

对上级没有丝毫妒忌的群众，在凯旋仪式或公共庆典上，他们的欢呼是多么的真诚啊!而在执行死刑的场合，他们的悲伤通常又是多么的沉静缓和!在丧礼中，我们的悲伤通常只不过是装模作样的严肃，但是，在洗礼或婚礼仪式中，我们却总是由衷地欢笑，没有丝毫做作。在这些，以及所有类似的欢乐场合，我们的喜悦，虽然不像主要当事人那样的持久，却往往像他们那样的生动活泼。每当我们诚挚地祝贺朋友时(使人性蒙羞的是，我们很少这么做)，他们的喜悦简直变成我们的喜悦；刹那间，我们就像他们那样的快乐；我们内心溢满真正的愉快；喜悦与满足在我们的眼中闪耀，我们的容光更为焕发，举止更为轻盈。

但是，相反，当我们吊慰朋友的忧伤时，和他们相比，我们的感受是多么的微弱!我们在他们身旁坐下，注视着他们，严肃认真地聆听他们倾诉种种不幸的遭遇。但是，当自然突发的激情时时打断他们的倾诉，时时几乎使他们哽咽窒息时，我们内心懒洋洋的情绪，想要追随他们内心恍惚迷离的情感悸动，距离却是多么的遥远啊!而在同一时候，我们也许还觉得他们的激情表现很自然，不见得比我们自己在相同的场合或许会感受到的更为强烈。我们甚至会暗中谴责我们自己不够敏感，也许正因为如此，我们会尽力在我们自己的想象中勉强鼓起一种矫揉造作的同情，然而这种同情，即使被勉强鼓起，也总是各种想象得出的同情中最轻微与最短暂的那一种。一般来说，当我们一踏出朋友的房门，这种同情就会永远消失不见。看起来，当自然女神在我们身上装载我们自己的悲伤时，她似乎认为那些悲伤已经够沉重了，所以，除了敦促我们去减轻他人的悲伤时必须分担的那一部分外，她便没再命令我们去分担他人身上更多的悲伤。

就因为对他人的忧伤我们的感觉是这样的迟钝，所以，在大灾难当中，豪迈恢宏地承受痛苦，看起来总是显得这么的庄严神圣。一个在遭逢许多琐碎的霉运时仍能维持心情开朗的人，他的品行可以算是优雅宜人的了。但是，一个在遭逢最可怕的不幸时仍能维持同样态度的人，看起来就有点超凡入圣。我们感觉到，任何人在像他那样的处境中须要付出多么宏大的努力，才能把自然会搅乱他们、使他们心神涣散的那些强烈的激情克制住。我们因为发现他居然能够如此彻底克制住自己的激情而大感惊愕。同时，他面不改色的刚毅，也完全和我们的内心的冷淡合拍一致。他不会给我们丝毫压力，要求我们展现更为细腻敏锐的感性，展现那种我们不仅发现我们没有，而且也很惭愧我们没有的感性。在他的感觉和我们的感觉间，存在最完美的调和一致，因此，他的行为在我们看来至为合宜。然而，根据我们对寻常人性弱点的经验，这样的合宜正是我们不可能合理预期他应当能够展现出来的那种合宜。我们大感讶异，奇怪他的精神力量怎可能发挥到如此高贵恢弘的地步。正如我们已经不只一次指出过的，混合着惊奇与讶异而更为强烈激动的赞许，正是应当被称为钦佩的那种感情。处处被敌人们包围的小加图(Cato)[16]，没有能力抵抗他们，又不屑向他们屈服，以致最后迫于他那个时代重视名誉的处世准则，不得不以自戕寻求解脱。然而，他从未因为遭逢困厄而畏缩过，也从未发出过可怜的悲叹声息，哀求人们为他一掬悲惨的同情眼泪，一掬他们总是这么不愿意给予的那些眼泪；相反，他以大丈夫威武不能屈的气概武装自己，而且在他决意夺去自己性命的前一刻，还以他一贯镇定从容的态度，为了朋友们的安全，安排了所有必要的命令。那位极力鼓吹禁欲与冷静的伟大哲学家塞涅卡[17]说，这景象甚至连神仙们自己看了也会觉得欣慰与佩服。

每当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碰到气度恢弘到这样超凡入圣的例子时，我们总是会非常感动。我们比较容易为这种似乎完全不为他们自身着想的人恸哭流泪，而不会为那些懦弱到忍不住任何悲伤的人恸哭流泪；而且在这样特殊的场合，旁观者同情的悲伤似乎会超过主要当事人原始的悲伤。当苏格拉底喝下最后一滴毒药时，他的朋友全都哭了，然而他自己却表现出最快乐高兴的从容镇静。在所有这样的场合，旁观者不会努力、也没有必要努力去克制同情的悲伤。他不会害怕同情的悲伤会使他心荡神移到怎么样过分或不合宜的地步；他反而会很高兴自己很有感性，并且会以完全屈服于自己的感性而自许自夸。所以，在想到朋友的不幸遭遇时，他很乐于沉迷在那可能呈现在他心里的最忧郁悲伤的想法中，尽管先前他对这位朋友也许从未有过这么深刻的感觉，感觉过如此慈悲与凄怆的强烈爱恋。但是，主要当事人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必须尽可能移开他的眼睛，不去注意他的处境中所有自然令人觉得可怕或不愉快的情况。他生怕，过于认真注意那些情况，或许会使他的情绪大受影响，以至于使他再也无法将情绪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使他再也无法让自己变成旁观者完全同情与赞许的对象。所以，他的全副心思只专注在让他觉得愉快的那些情况上，专注在他即将因超凡的刚毅恢弘而博得的赞扬与钦佩上。当他感觉到自己能够做出这么高尚慷慨的努力，当他感觉到在这样可怕的处境中，自己仍能够表现出自己想要表现的神情时，就会使他的精神大受鼓舞，使他喜不自胜，使他能够保持某种胜利凯旋的喜悦，保持那种似乎在为他自己能够如此这般战胜困厄而欢腾雀跃的喜悦。

相反，一个因为自己的困厄而陷溺于悲伤与颓丧的人，看起来总是多少有点卑鄙可耻。我们无法使自己为他感觉到他为他自己所感觉到的，我们甚至也许感觉不到，如果我们在他那样的处境，我们将为我们自己感觉到的，所以，我们藐视他。如果有什么感觉可以被视为不公平的话，这种藐视他的感觉也许就是了，然而，我们却天生无法抗拒地被注定就是会这样的不公平。过度的悲伤，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都绝不会令人愉快，除非这悲伤的成分，来自于我们为他人感觉到的比较多，而来自于我们为自己感觉到的比较少。一个儿子，在他那宽容可敬的父亲过世时，即使纵情悲伤，也不会有什么人责怪他。他的悲伤主要是基于他对过世的父亲的同情，我们会欣然体谅这种富有爱心的同情。但是，他同样过度的悲伤，如果全是为了某种只影响到他自己的不幸，那就丝毫得不到这样的宽容。如果他沦落到成为一无所有的乞丐，如果他暴露在最可怕的危险中，甚至如果他被带出去公开处决，而在处刑台上流下一滴眼泪，那人类当中所有最英勇慷慨的人都将认为，他使自己永远蒙羞。然而，他们对他的怜悯，还是很强烈，而且很真诚。但是，由于这怜悯仍然没有他那过度的悲伤强烈，所以，对于这样一个敢在世人眼前自曝其短的人，他们不会有丝毫原谅的意思。他的行为让他们感觉到的，与其说是悲伤，不如说是羞耻；在他们看来，他这样使自己蒙受的耻辱，才是他整个不幸中最可悲之处。时常在战场上无视于死亡的毕洪公爵[18]，当他站在处刑台上，看到自己沦落到那样的处境，回想起所有恩宠与光荣全因他自己的卤莽以致这么不幸地弃他而去，不禁伤心落泪。但是，这眼泪是多么有损于他在人们记忆中的勇猛形象啊!

<h3>第二节 论雄心壮志的根源以及地位差别</h3>

就因为人类比较容易完全同情我们的喜悦，而比较不容易完全同情我们的悲伤，所以，我们才倾向夸耀我们的财富，而隐藏我们的贫穷。最令人感到羞辱的，莫过于必须在众人面前展露我们的窘迫困厄，又同时感觉到，虽然我们的处境曝露在所有世人的眼前，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为我们感受到我们自己的一半痛苦。不止如此，我们所以追求财富、避免贫穷，主要也就是因为考虑到人类会有这样的感觉。否则，这世上所有熙熙攘攘的辛劳忙碌，所为何来？所有贪婪与雄心，所有财富、权力与地位的追逐，目的何在？难道是为了供我们以生活必需品？只要有最卑贱的劳动者那样的工资，便可以供给那些东西。我们看到那样卑微的工资，足以让他衣食物无虞，让他享有一个舒服的房子与家庭的温暖。如果我们仔细检视他的日常收支，我们应当还会发现，他把大部分的支出花在一些可以被视为奢侈品的生活便利品上，而且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他甚至还为了虚荣与标新立异而花了一些钱。然而，我们为什么还嫌恶他的处境呢？为什么那些养尊处优的人会认为，如果他们沦落到必须和他吃一样简单的食物，和他一样住在低矮的屋顶下，和他一样穿上素朴的衣服，即使不必像他那样的辛苦劳动，那也还是比死去更糟糕呢？难道他们自以为他们的胃比较高级，或他们在宫殿里会比在茅屋里睡得更为酣甜？时常有人指出，实际情形正好与此相反，而且事实是如此明显，以致即使这事实从未被什么人刻意指出过，也肯定不会有人不知道。然而，遍及人类所有不同阶级的相互较量、模仿与竞争又是源自何处？改善我们的处境(译按：人往高处爬)，被我们称为伟大的人生目的。然而，透过这个目的，我们指望得到哪些好处呢？透过这个目的，我们所能指望获得的全部好处，就在于吸引别人以同情、满足、赞许的态度注视我们，倾听我们和礼遇我们。我们在意的，是虚荣，而不是悠闲或逸乐。但是，虚荣总是建立在相信我们受人注意与被人赞许的基础上。富人所以沾沾自喜于他的财富，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财富自然会使他成为世人注视的焦点，而且他也觉得世人，对他优渥的处境很容易在他自身上引起的那些愉快的情绪，都倾向于附和与同情。一想到这一点，他便觉得通体舒畅，整个人轻飘飘地陶醉起来。他因为这个缘故而爱上财富的程度，更甚于财富可能让他取得的其他任何好处。相反，穷人则以他本身的贫穷为耻。他觉得，由于他的贫穷，世人或者无视于他的存在，或者，如果他们注意到他，对他所承受的苦恼，也几乎不会有丝毫的同情。这两种情况都使他的自尊受到羞辱。虽然被人忽视与被人责难，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不过，由于我们的默默无闻宛如一层乌云隔绝了荣誉与赞许的阳光照耀那样，感觉到他人对我们不理不睬，必然会使我们心中最愉快的希望，以及最热烈的渴求，因为缺乏他人的关心滋润而枯萎泄气。一个忙进忙出没人搭理的穷人，即使置身于人群中，也宛如独自关在自家里那般，一样的默默无闻。穷人们不辞辛劳费心打理的那些卑微的事物，在那些放荡快活的人们眼中，没有丝毫的趣味可言。他们的视线一碰到他就会想避开，万一他那极端潦倒的困境迫使他们盯着他看，那也是为了以眼示意叫这么令人不快的对象自动移开。那些幸运与自大的人感到惊奇，讶异人世间的不幸竟然可以这样的傲慢无礼，竟然胆敢出现在他们的眼前，并且肆无忌惮地以它那令人恶心的悲惨面相打搅他们的幸福安宁。相反，一个伟大显赫的名人则受到全世界的注意。每一个人都伸长脖子盯着他看，他们的心中并且渴望，至少借由同情的作用，分享他的处境自然会在他身上引起的那种洋洋得意的喜悦。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众所瞩目的对象。他的任何一句话，任何一个手势，即便是不经意的，也几乎不会被完全忽略。在大型集会的场合，他是所有人士注目的焦点；他们的情感似乎全都充满期待地侍候在他身旁，随时等着承接他将施予的撼动与向导；只要他的举止不是全然的荒谬悖理，他便时时刻刻有机会使全世界觉得他很有趣，并且使他自己成为周遭每一个人注视与同感共鸣的对象。正是这种情况，使伟大显赫成为世人羡慕的目标，尽管它使人受到约束，尽管它使人丧失自由；这种情况，在人类看来，可以使追求伟大显赫的过程中必须忍受的一切辛劳、一切焦虑及一切屈辱，全都得到充分补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情况也可以使由于伟大显赫而永远失去的一切悠闲、一切自在，以及一切无忧无虑的安逸，全都得到充分补偿。

当我们想到大人物的境遇时，在人类的想象力往往用来描绘与涂抹它的那些迷人的色彩渲染下，它几乎像是理想中最为完美的幸福状态。在所有我们的白日梦与无聊的幻想中，我们心中勾勒出来作为我们所有愿望的终极目标的，就是这一种状态。所以，对于身在其中的那些人的幸福满足，我们感觉到一种特殊的同情。所有他们的性向嗜好，我们全都偏爱；所有他们的希望，我们全都想促成。我们会想，要是有什么把一个这么愉快的情境搞糟弄坏了，那是多么可惜啊!我们甚至还会祝愿他们长生不死，我们似乎很难接受死亡终究会结束他们那样完美的快乐。我们会想，自然女神实在很残忍，居然迫使他们离开他们那样伟大得意的处境，进入她为所有她的孩子准备好的那种虽然卑微、不过却很亲切宽广的家。若不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恭贺语荒谬悖理，说不定我们还会模仿东方的阿谀奉承方式，欣然地向他们高呼“大王万岁”呢!每一个临到他们身上的不幸，每一件对他们的伤害，在旁观者的心中引起的怜悯与愤怒，比同样的不幸与伤害发生在他人身上时，还要多十倍。只有国王们的不幸才是适当的悲剧题材。在这方面，它们类似恋人们的不幸。在剧场里，让我们觉得有趣的，主要就是这两种人的情况。因为，尽管有理性与经验能够告诉我们那一切相反的事实，人类的想象力仍然偏执地认为，这两种状态的幸福优于其他任何状态。搅乱或终结这样完美的快乐，似乎是所有伤害中最残酷的那种伤害。阴谋夺取其君主性命的叛徒，被认为比其他任何一种阴谋杀人犯更为可恶。内战中所有无辜的鲜血所引起的愤怒，还不如查理一世[19]的死所引起的那样激烈。一个平素对人性陌生的人，当他看到人们对于地位比他们低的那些人的不幸感觉是这么的冷漠，而对于地位比他们高的那些人的不幸与苦楚则是这么的痛惜与愤怒，很可能会认为，相对于处境比较卑贱的那些人来说，地位比较高贵的那些人的痛苦必定比较让人受不了，而且他们死前的那种痉挛抽搐也必定比较可怕。

地位差别，以及社会秩序，就是建立在人类倾向同情与附和有钱有势者的所有感情这个基础上。[20]我们所以谄媚逢迎地位高于我们的人，多半是由于我们钦佩他们的处境优渥，而不是由于我们个人期待从他们的善意得到什么恩惠。他们的恩惠能够照顾到的，只不过是少数几个人，但是，他们的命运，却吸引几乎每一个人的关心。我们急切地想要帮他，使他那如此接近完美的幸福变得十全十美。除了施恩于他们使他们感激，可以满足我们的虚荣心或荣誉感外，即使没有其他什么回报，我们还是想要为他们本身的幸福美满效劳。而且，我们所以服从于他们的意向，主要也不是，甚至也全然不是基于考虑到这种服从的效用，亦即，并非考虑到我们的服从，对社会秩序的维护有很大的效用。甚至当社会秩序似乎需要我们挺身起来反抗他们的时候，我们也几乎无法说服我们自己这么做。有人说，国王们是人民的仆人，因此根据公共利益的要求，可以被服从、被抵抗、被罢黜或被惩罚。但是，那是理性与哲学的教义，不是自然女神的教义。自然女神教导我们，要为他们本身的缘故去服从他们，要在他们崇高的地位前，紧张发抖与哈腰低头；要把他们的微笑当作是足以补偿我们的一切效劳的报酬；要把他们的不悦，即使不会有其他什么不幸随着那不悦临到我们头上，当作是所有我们可能遭受的屈辱中最严重的那一种来害怕。要在任何方面把他们当作是人来对待，要在平常的场合对他们讲道理，和他们辩论，需要我们鼓起非常大的决心，以至于很少有人刚毅恢弘到能够把持住这样的决心，除非那少数人另外有亲密或熟人的身份好倚靠。最强烈的冲动，最猛烈的激情、恐惧、怨恨与愤怒，也几乎不足以抵消这样尊敬他们的自然倾向：他们的所作所为必定已经把所有那些激情引发到最猛烈的程度了，不管这程度是否正当，才会迫使大部分人民站起来激烈地反抗他们，或希望看到他们被惩罚或被罢黜。甚至在已经被逼到这样极端的地步时，人民在每一刻还很容易变得温和起来，很容易又回复到他们平素的老样子，对他们已经习惯视为天生高他们一等的那些人又俯首称臣起来。他们无法忍受他们的君主遭到屈辱。于是，怜悯很快取代愤怒，他们忘记所有过去惹恼他们的那些恶劣事迹，他们以前的忠贞气节恢复了，他们急忙重建他们昔日的主人曾经倾颓的权威，为此他们的行动，一如他们过去反抗它时那样的激烈。查理一世的死亡，导致(斯图亚特)王室的复辟。[21]当詹姆斯二世[22]在逃亡的船上被人民逮获时，全国民众对他的怜悯几乎阻止了革命[23]，至少使革命的步伐变得比他被捕以前较为蹒跚沉重。

难道大人物没察觉到，他们要得到一般民众的钦佩，代价是多么的轻松便宜？难道他们真的以为，他们也必须像其他人那样流汗或流血才能够博得一般民众的钦佩？你想，年轻的贵族子弟会被训示要以什么重要的才艺成就，去保持他那个地位的尊严，使他自己值得站在他的市民同胞的头上，坐在他的先祖们凭借他们的美德跃上的那个高位？他会被训示要以知识，以勤劳，以耐心，以自我克制，或以其他什么美德，去保有他的地位吗？由于他的一言一行都受到注意，所以，他学会习惯注意日常行为的每一个细节，并且用心以最精确合宜的方式，完成所有不足挂齿的责任。由于他意识到他是多么受到注视，意识到人们是多么倾向于偏袒所有他的性向嗜好，所以，在最无关痛痒的一些场合，他的一举一动总是带有这种意识自然会在他身上激起的那种自在与昂扬的神态。他的神情，他的态度，他的举止，无不透露出某种特别优雅合宜的感觉，感觉到他自己的优越地位不是那些出身比较寒微的人毕生可能达到的。这些就是他打算用来使人类更容易顺从他的权威，更容易随着他的旨意起舞的技巧，而他在这一点上很少会遭到挫折。这些技巧，在显赫地位的协助下，平常也真是足以统治这个世界。路易十四[24]，在他统治法国的大部分时间中，不仅在法国，而且也在全欧洲，被认为是伟大君主的一个最完美的典型。但是，他凭什么才能或美德得到这么响亮的名声呢？难道是靠他的事迹全是一丝不苟、不屈不挠地伸张正义？是靠那些事迹布满莫大的危险与困难？或是靠他在执行那些事迹时所展现的那种孜孜不倦、永不松懈的勤勉？难道是靠他的知识广博？他的判断细腻绝妙？或他的气概英勇？他所倚靠的，全不是这些品行或才能。但是，首先，他是欧洲最强大的君主，因此，他在各个国王当中拥有最高的地位；其次，为他作传的历史学家[25]说,“他的体态优雅，相貌堂皇俊美，胜过所有他的朝臣。他的声音高贵感人，掳获所有因为面对他而被震慑住的人心。他有一种特殊的举手投足方式，这方式只适合他和他的身份，如果出现在其他任何人身上，就会显得荒谬可笑。他让那些和他说话的人感到局促不安，这使他感觉到自己的优越地位而暗地里龙心大悦。那位在请求他恩赐时张皇失措、支支吾吾的老军官，由于实在不知道怎样结束自己丢三落四的话语，最后向他说：先生，陛下，我希望，您相信，我在您的敌人面前不会像现在这样的战栗发抖。那个老家伙毫无困难地获得他所要求的恩赐。”这些微不足道的才艺，在他的地位协助下(他当然还有某个程度的其他才能与美德，不过，那个程度似乎并不比平庸高明多少)，使这位君主在他那个时代备受世人尊敬，甚至使后代在想起他的时候还对他怀有不少敬意。和这些微不足道的才艺相比，在他那个时代，在他的面前，其他一切美德，看起来似乎都没有什么优点可言。知识、勤劳、勇气与德行，在他的面前战栗发抖，自惭形秽，丧失所有尊严。

但是，地位低下的人万万不可冀图借由这种才艺为自己扬名立万。优雅有礼完全是大人物专属的美德，除了他们，它不会给其他什么人带来荣誉。模仿他们的样子，企图以平素举止端庄出众，假装自己地位显赫的纨绔子弟，只会因为自己的痴癫与厚脸皮而受到双重的藐视。那个任谁都不觉得值得注视的人，当他穿过房间时，为什么还这么在意他的头要怎么抬，或他的手要怎么摆呢？他显然专注在一个很没有必要去注意的问题上，而这样的注意也显示他觉得自己很重要，虽然没有其他什么人会苟同他的这种感觉。最完美无瑕的谦逊与朴素，加上在适当尊重同伴的范围内尽可能漫不经心，应当是一个平民主要的行为特征。如果他真想为自己扬名立万，那就一定要靠更为重要的美德或长处。他必须取得相当于大人物的侍从附庸身份，但他没有其他的财源可以报答他们，除了他的身体勤劳，以及他的心思敏捷。所以，他必须培养这两方面能力：他必须在他的专业领域取得卓越的知识，并且必须格外勤勉地运用这知识。他必须在工作时忍辛耐劳，在危险时不屈不挠，在困境中坚定不移。他必须以他的事迹的困难度与重要性，同时，以他的事迹所涉及的优秀判断，并且以他完成那些事迹时必备的严格与毫不松懈的勤勉，让公众看到他的这些才能。在所有平常的场合，他的行为必须展现正直与审慎、慷慨与坦率的特征；同时，他必须主动踊跃参与所有那些想要有合宜的表现，就非得有最高才能与美德不可的场面，因为在这种场面中，凡是能够表现合宜的人都可获得最热烈的喝彩赞扬。一个充满精力、雄心勃勃，但碍于其处境而不得志的人，为了寻找某个可以大显身手的机会，好让自己在世上扬名立万，是多么焦急地在四处张望啊？在他看来，凡是能够提供这种机会的情况，似乎没有什么是令人觉得不快的。他甚至满心欢喜期待国际战争或国内冲突的到来；他暗地里高兴到甚至心醉神迷，因为在伴随着战争冲突而来的那一切惊惶混乱与流血伤害当中，他看到了他所冀望的那些场面有机会自然地出现在他眼前，那些场面可以让他把人类的注意与赞扬招引到自己身上。相反，就一个伟大显赫的名人来说，他足以自傲的事迹全在于日常行为的端庄合宜，他对这事迹能够提供给他的那种卑微的名声感到心满意足，而他也没有什么才能可以取得其他什么名声，更不愿意为了什么附带有困难或苦恼的名声而使自己卷入麻烦。在舞会上头角峥嵘是他的伟大胜利，在风流韵事上密谋成功是他的最高成就。他对所有社会失序的场面都感到厌恶，这倒不是由于他爱人类，因为大人物们绝不会把地位比他们低的人看成是他们的同类生物；也不是由于他缺乏勇气，因为他很少在这一点有什么缺陷，而是由于他意识到他丝毫没有处理这种场面所需的那些才能与美德，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这种场面，众人的注意力一定会被其他某些人从他那里吸走。他或许愿意让自己冒些小危险，来个什么活动的，如果那活动碰巧正流行。但是，一想到任何需要长期连续戮力发挥耐性、勤劳、刚毅，以及运用心思的场面，他就恐惧得发抖。这些美德几乎绝不会出现在那些出身高贵的人身上。因此，在所有政府里，即使是君主国的政府里占据最高级职位，以及管理全体行政细节的那些人，通常出身于中下层社会。他们所以晋升于高位，全凭自己的勤勉与才华。虽然他们在往上爬的过程中，遭到所有出身比他们优越的那些人的妒忌与怨恨，处处受到那些人的小心提防与反对。然而，起初藐视他们，后来妒忌他们的那些人，最后却自甘堕落对他们奴颜婢膝起来，而且其卑贱没品的模样，一如那些人希望其余人类应该对待他们自己的那样令人不忍卒睹。

从崇高的地位跌落，所以这么令人难受，正是由于从此会失去这种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左右人类感情的地位。当马其顿国王和他的家人，被保鲁斯伊米尼乌斯[26]带领，走在凯旋游行的队伍里的时候，他们的不幸，据说，使他们得以和他们的征服者分享罗马人的注意。看到国王的子女们，因为年纪幼小而对自己的处境毫无感觉的样子，使旁观者的内心，在群众兴高采烈的胜利欢呼声中，兴起最温柔的感伤与怜悯。那位国王接着出现在队伍里，他像是一个被临头大祸惊吓得分不清楚方向的人，完全失去了感觉。他的朋友与大臣们紧跟在他后面。当他们随着队伍移动时，他们的眼睛不时瞟向他们那位已经垮台的君主，而每次看到他时总是忍不住泪水直流。他们的一举一动无不表明，他们丝毫没想到自己的不幸，盘踞在他们心里头的，反而全是他的大祸无与伦比的庞大阴影。相反，慷慨豪爽的罗马人，则是以轻蔑与愤慨的眼光瞧着他，认为一个品性这么卑劣，在这么不幸的遭遇下还死皮赖脸活下来的人，完全不值得同情。然而，他的那个大祸结果究竟是些什么呢？根据大部分历史学家的记述，他将在一个很有势力而且很有人情味的民族保护下度过他的余生，并且他余生的那种状态本身似乎也颇值得一般人羡慕，那是一种丰富、自在、悠闲与安全的状态，一种无论他自己有多愚蠢也不可能被他搞砸掉的状态。不过，他的身边将不再围绕着一群爱慕与敬佩他的傻瓜、谄媚者，以及侍从附庸，将不再有像从前那样习惯随着他的一举一动起舞的那些人围绕着他。他将不再被民众着迷地注视，而且他也不再能够使自己成为他们所尊敬、所感激、所爱戴以及所钦佩的对象。全世界人民的情感，将不再随着他的意向起舞。这就是所谓让人难以忍受，让那位国王失去所有感觉，让他的朋友们忘记他们自己的不幸，让慷慨豪爽的罗马人几乎无法想象有什么人的品行可以卑劣到还能够忍辱偷生的那个大祸。

拉罗什福科爵爷[27]说:“爱情通常会被雄心取代；但是，雄心很少会被爱情取代。”那种激情一旦完全占据了心灵，便不会容许竞争者或继承者进入。对习于占有，或甚至仅仅习于希望占有民众的赞美与钦佩的那些人来说，所有其他的乐事都会使他们觉得恶心倒胃。有些被抛弃的政治家，为了他们自己的身心安顿，力图克制雄心，藐视他们再也不可能获得的那些荣誉，但是，他们当中又有几人能够做到呢？他们大多是在最没精打采与懒洋洋的怠惰中虚耗他们的时光；不时因为想到自己的无足轻重而懊恼不已；没办法对一般平民生活的任何工作发生兴趣；没有什么会让他们觉得愉快，除非谈论他们从前如何的光彩伟大；也没有什么会让他们感到满足，除非他们正忙于进行某个白费心机企图恢复昔日光彩的计划。你真的下定决心，绝不拿你的自由去交换宫廷里堂皇的奴隶状态，而要生活得自由自在、无忧无虑与独立自主吗？似乎有一个办法，可以保持这种纯洁的决心，而且也许只有这一个办法。那就是绝对不要进入很少有人能够退出来的那个处所；绝对不要进入充满雄心壮志的权力圈子；绝不要拿你自己去和已经垄断了你眼前半数人类注意力的那些人世间的大人物相比。

在人们的想象中，置身在最受众人注目与同情的位置，显然是非常重要的一回事。因此，所谓位置，那个使所有市镇参议员的夫人们失和的伟大目标，是人世间大半辛劳的目的；是所有喧嚣嘈杂的原因；是那一切被贪婪与野心引进到这个世界的抢夺与不义的原因。据说，通情达理的人真的藐视位置，亦即，他们不认为坐在一张桌子的首位有什么了不起；对于那个不足挂齿的细节究竟把谁点选出来给桌上的众人认识不以为意，因为只要有一丁点儿的其他优势便可绰绰有余地抵消那个细节上的差异。但是，没有人会藐视地位、殊荣与卓越，除非他的品行修为或者远高于，或者远低于寻常的人性标准；除非他的智慧与真正哲理的修为根基是如此深厚，以致他觉得只要自己的行为合宜，足以使自己成为值得赞许的对象，他就心满意足，即使没有人注意到他或赞许他，他也觉得那无关紧要，或者，他是如此习于自认下流卑劣，如此沉沦在懒惰麻痹的醉生梦死中，以致全然忘了想要往上爬的愿望，甚至几乎全然忘了这世上还有所谓愿望这回事。

正如功成名就的所有耀眼的光芒，全出自于这样的状况，即功成名就可以使人成为众人的快乐祝贺与同情注视的自然对象，所以，使厄运失败的忧郁景象变得更为阴暗的，莫过于感觉到我们的不幸，非但不是我们的同胞们同情的对象，反而是他们轻蔑与厌恶的对象。因此，最可怕的不幸并非总是最难忍受的那些。在大庭广众间，显露自己遭到小小的厄运，比显露自己遭到巨大的不幸，更令人感到羞辱。前一种不幸不会引起任何同情；后一种不幸，虽然不会在旁观者心中引起任何接近受难者的那种极端痛苦的感觉，然而，却可以唤起相当强烈的怜悯。在后一种场合，旁观者的感觉距离受难者的感觉比较不是那么的远，他们的同情虽然不是那么的完备，总是多少提供了一些协助，使他比较容易承受他的不幸。让一个绅士觉得更为屈辱的，是衣衫褴褛与满身污秽地出现在一群快乐的民众面前，而不是伤痕累累与血迹斑斑地出现在他们的面前。后一种情形会引起他们的同情；而前一种情形则会挑起他们的笑声。命令某个罪犯被挟在颈手枷中示众的法官，使那位罪犯受到的羞辱，更甚于判处他在绞刑台上受死。若干年前，有某位大国的君主，当着军队的面以手杖责打某位陆军将领，使那位将领的名誉扫地，永远无法挽回。那位君主给的惩罚可以轻很多，如果他当众一枪射穿那位将领的胸膛。根据荣誉律，以手杖责打，是一种羞辱，而以剑击杀，则不是，个中的道理非常明显。在人民普遍慈悲豁达的国度里，那些比较轻微的惩罚，如果施加在绅士身上，反而会被视为比什么惩罚都来得更为可怕，因为对一个有身份地位的绅士来说，不好的名誉是所有灾祸中最大的那一种。所以，对具有那种地位的人，比较轻微的惩罚普遍被搁置不用；法律虽然在许多场合要他们以命抵罪，但是，法律几乎在所有场合都尊重他们的名誉。对一个上流社会的人科以笞刑，或把他挟在颈手枷中示众，无论是基于他犯了什么罪的理由，都是一种也许除了俄罗斯外不会有其他欧洲政府做得出的残忍行为。

一个勇敢的人不会因为被带上绞刑台而变得可鄙，但是，他会因为被挟在颈手枷中示众而变得这样。在前一种场合，他的行为也许可为他赢得普遍的尊敬与钦佩。在另一种场合，不管他有什么样的行为，他都不可能令人愉快。在前一种场合，旁观者的同情鼓舞他，使他免于所有感觉中那种最难堪的羞耻，亦即免于感觉到他的不幸只有他自己感觉到。在另一种场合，便没有什么同情，即使有，那也不是同情他的痛苦(这痛苦实在微不足道)，而是同情他意识到他的痛苦没有人同情，亦即即使有同情，也是同情他的羞耻，而不是同情他的悲伤。怜悯他的那些人，为他感到羞愧而低下头来。他也同样垂头丧气，觉得他自己被那种惩罚，虽然不是被他的罪行，无可挽回地降低了地位。相反，那个决心就死的人，由于他自然被旁观者以充满尊敬与赞许的直挺挺的面相注视着，所以他自己的脸上也同样呈现出无所畏惧的从容表情；而且，如果他的罪行没有夺走别人对他的尊敬，那他所接受的惩罚就绝不会夺走这种尊敬。他毋庸怀疑他的处境会是什么人轻蔑或嘲笑的对象，而且他也可以正正当当地表现出一副不仅是完全平静沉着，而且是兴高采烈的胜利神态。

德利兹枢机主教[28]说:“巨大的危险，自有其迷人之处，因为即使在我们挑战失败时，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光荣。但是，平庸的危险，除了可怕之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因为名誉丧失总是与缺乏成功相随。”他的这个箴言，和我们刚才针对刑罚所说的，有相同的哲理基础。

人类的美德可以胜过痛苦、贫穷、危险与死亡，而且它要藐视这些逆境，甚至也不需要使尽它的全身力气。但是，要是它的不幸遭到侮辱与嘲笑，要是它被带领着走在凯旋队伍里游街示众，要是它被竖立起来任人轻蔑地指指点点，那么，它往往便比较难以保持一贯的坚定。如果和被人轻蔑相比，所有其他外在的厄运伤害都很容易承受。

<h3>第三节 论钦佩富贵与藐视贫贱的心理倾向腐化我们的道德判断</h3>

这种对有钱有势者的钦佩乃至几乎崇拜，以及对贫穷卑贱者的藐视或至少是忽视的倾向，虽然是地位差别与社会秩序赖以建立与维持的必要基础，然而，它同时也是我们的道德情感所以败坏的一个重大且极普遍的原因。历代的道德家无不抱怨：财富与显贵时常享有只应属于智慧与美德的尊敬与钦佩；而只应针对恶行与愚蠢表示的轻蔑，却往往极不公正地留给贫穷与卑微承受。

我们希望自己是值得尊敬的人，也希望自己被人尊敬。我们害怕自己是该被轻蔑的人，也害怕自己被人轻蔑。但是，一旦踏入这个世界，我们很快便发现，智慧与美德绝不是人们唯一尊敬的对象；而恶行与愚蠢也一样不是人们唯一轻蔑的对象。我们时常看到，世人尊敬的目光比较强烈地投向有钱与有势的人，而不是投向有智慧与有美德的人。我们也时常看到，有权有势者的恶行与愚蠢，远比天真无辜者的贫穷与卑微受到更少的轻蔑。值得世人的尊敬与钦佩，获得世人的尊敬与钦佩，以及享受世人的尊敬与钦佩，是这世上的雄心壮志与竞争较量的伟大目标。有两条不同的路出现在我们眼前，同样可以达到这个被如此渴求的目标：其中一条，经由学习智慧与实践美德；另一条，经由取得财富与显贵的地位。有两种不同的性格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供我们仿效：其中一种，满怀高傲自大的野心与庸俗卖弄的贪婪；另一种，则是满怀朴素的谦虚与公平的正义。有两个不同的模式，两幅不同的画像，悬在我们的眼前，供我们据以形塑我们自己的品格与行为：其中一幅，在着色上比较庸俗华丽与光彩耀眼；另一幅则是在轮廓线条上比较正确，也比较细腻美丽。其中一幅迫使每一只游移的眼睛不得不注意到它；另一幅则几乎不会吸引什么人注意，除非是最用心与仔细的观察者。真心坚定爱慕智慧与美德的，主要是一些贤明有德的人，他们非常优秀，不过，为数恐怕不是很多。绝大多数的人是财富与显贵地位的爱慕者，而且，也许更为古怪的是，大部分还往往是没有私心的爱慕者与崇拜者。

我们对智慧与美德感到的那种尊敬，和我们对财富与显贵怀有的那种尊敬，无疑有所不同；而且要区分这种不同，也不需要有很高明的识别能力。但是，尽管有这种不同，那两种感觉还是很相像。在某些特征上，它们无疑不一样，但是，在笼统的脸部表情上，它们是这么的近乎相同，以致没注意观察的人很容易错把后者当成前者。

如果两者的功劳相当，很少有什么人不是更多尊敬有钱有势者，而较少尊敬贫穷卑微者。甚至对大部分人来说，前者的放肆与虚荣，还远比后者真材实料的功劳，更值得他们钦佩。说纯粹的财富与显贵，抽离功劳与美德，值得我们尊敬，这也许很难被好的道德或甚至好的语言欣然接受。然而，我们必须承认，纯粹只是有钱有势的那些人，几乎经常得到我们的尊敬。所以，在某些方面，他们可以被视为我们自然尊敬的对象。那些崇高的地位，无疑也会因为恶行与愚蠢而彻底崩毁。但是，那种恶行与愚蠢必定是非常的巨大，否则就不会有彻底崩毁崇高地位的作用。同样不检点的行为，出现在一个上流社会人士身上，远比出现在较卑微的人士身上，较不受人轻蔑与厌恶。后者偶尔违反一次自我克制与行为正当的规矩，惹人愤怒的程度，通常远大于前者经常且公开轻蔑那些规矩所引起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