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俚曲》同《聊斋志异》不同。《聊斋志异》主要是作者中年和壮年时期的作品，那时作者对功名科举充满热望和理想，由于现实的冷酷和黑暗，使他不得不在鬼狐花妖中寻找知己，寻找慰藉，作品充满了孤愤和寂寞感，具有浓烈的情感和浪漫的笔调。《聊斋俚曲》就不同了，由于大都写于作者的晚年，作者已经把早年经世致用的热情转向了日用农桑知识的普及和伦理道德的劝惩，因此，表现在俚曲中，那感情是幽默超脱的，笔调是偏近于现实主义的。俚曲虽然间亦有抒写情怀的《快曲》、《穷汉词》和游戏之作《丑俊巴》，但内容主要是“警发薄俗，而扶树道教”了。正如蒲箬在《柳泉公行述》中所指出的：通俗俚曲是要“参破村庸之迷，而大醒市媪之梦”，出自于蒲松龄的“救世婆心”。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71岁，结束了四十年左右的教书生涯，回到了家里。像体育界竞赛有所谓安慰奖一样，在科场挣扎竞争了一辈子的蒲松龄“援例出贡”，当上了“岁进士”。这年春天，淄川举行乡饮酒礼，蒲松龄被选为乡饮宾介，“郢中诗社”的另外两个重要成员张历友、李希梅也都参与其事。他们年少时一起共笔砚，垂老相逢，感叹万分。蒲松龄写了一首七言古诗，说：“忆昔狂歌共夕晨，相期矫首跃龙津。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对追求科举的一生作了沉痛的总结。
74岁那年（1713），妻子刘孺人病逝，这对于蒲松龄的精神打击很大。大概儿孙们发觉蒲松龄的精力越来越不济，预感其不久于人世，于是在这年的九月底，请来画家朱湘麟给他画像。这幅画现在悬挂在山东淄川蒲松龄纪念馆里。画上蒲松龄穿着贡生的朝服，端坐在椅子上。一只手扶着椅子的扶手，一只手拈着髭须，仿佛在遐思，也仿佛在向别人讲述故事。从画像上看，蒲松龄长得高大魁梧，很有山东大汉的派头，高颧骨，大鼻头，还一脸雀斑。那双眼睛烂烂若岩下电，闪烁着智慧的光彩。画像上有蒲松龄的题词，说：“尔貌则寝，尔躯则修。行年七十有四，此两万五千馀日。所成何事，而忽已白头？奕世对尔孙子，亦孔之羞。”从题词看，蒲松龄对于自己的一生很不满意，科举的失败一直使他耿耿于怀，甚至感到羞愧。
又过了两年，1715年的正月二十二日，蒲松龄终于倚着聊斋的南窗，在夕阳的馀晖中溘然长逝。
<h3>二</h3>
蒲松龄为什么要创作《聊斋志异》？
从文化传统的因素看，自六朝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兴盛之后，文言笔记小说的创作一直延绵不绝，明末清初还有一个小小的高潮，鲁迅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天下，至易代不改也”。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聊斋志异》之所以选择鬼狐花妖的叙述方式，有社会动乱，“土木甲兵之不时”的因素——它们提供了素材的背景；有地域文化传统的因素，蒲松龄的家乡淄川古属齐地，是北方神仙方术和浪漫文化的渊薮，“山东多狐狸，尝闻狐狸成精，能变男女以惑人”，“凡村皆有神祀以寄歌哭”，“习俗披靡，村村巫戏”——它们提供了文化的背景；更重要的是蒲松龄个人的因素。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美学关系》中说：“幻想只有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太贫乏的时候才能支配我们。……当情感无所归宿的时候，想象便被激发起来，现实生活的贫困是幻想中的生活的根源。”弗洛伊德在《诗人与白日梦》中进一步阐述说：“幸福的人从来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愿望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换言之，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或意味着对某种令人不满意的现实的改进。”贫穷的生活，科场的蹉跌，因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格而展开了想象的翅膀。鬼狐花妖，幽冥异域，使得他在现实世界的抑郁孤愤得到了宣泄和平衡，正如余集在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序里所谈到的：“先生……平生奇气，无所宣渫，悉寄之于书。……嗟夫，世固有服声被色，俨然人类，叩其所藏，有鬼蜮之不足比，而豺虎之难与方者。下堂见虿，出门触蜂，纷纷沓沓，莫可穷诘。惜无禹鼎铸其情状，镯镂决其阴霾。不得已，而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好奇、爱幻想、深信鬼神的存在，具有浪漫的性格，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里大量运用鬼狐花妖叙述故事的性格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聊斋志异》的序言中，蒲松龄在谈到其作品渊源时，并没有上接六朝小说和唐宋传奇，而是直称“披萝戴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溯源于诗人屈原和李贺，认为自己的《聊斋志异》具有诗的品格，与屈原和李贺的精神一脉相承。
什么是诗的品格呢？诗的品格关乎优雅华美的语言，谐和鲜明的音韵节奏，而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强烈的抒情性。《聊斋志异》不乏优雅华美的语言和新奇的意象，而强烈的抒情性则是《聊斋志异》迥异于“张皇鬼神，称道灵异”的六朝小说和“尽幻设语”、“作意好奇”的唐代传奇的重要特征。在《聊斋志异》中，不仅反映科举制度的篇章有着蒲松龄自己的经历、痛苦，“遇合难期，遭逢不偶。行踪落落，对影长愁”，具有强烈的抒情性，而且在反映广泛深入的社会普遍问题之中，也莫不具有浓烈的情感、抒情的笔调。他悲悯明清之际动乱给人民带来的灾难，“炎昆之祸，玉石不分”，“于七之乱，杀人如麻”，“碧血满地，白骨撑天”；他愤怒于司法吏治的黑暗，“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哀叹懦弱的百姓“戢耳听食，莫敢喘息”，“可哀也夫”；他欣赏那些敢于反抗的英雄，“潞子故区，其人魂魄毅，故其为鬼雄”；他赞美淳厚的民俗民风，歌颂美好的道德，在弘扬传统道德上当仁不让，“有斯人而知孝子之真，犹在天壤，司风教者，重务良多，无暇彰表，则阐幽明微，赖兹刍荛”。他对于浇薄的民俗施以讽刺，幽默地批评谩骂的风俗：“甚矣，骂者之宜戒也。一骂而盗罪减。”对于人情的冷暖，他伤感地说：“贫穷则父母不子，有以也哉！”爱情婚姻是他描写最多的题材，他歌颂纯真的爱情，认为“情之至者，鬼神可通”，“天下惟真才人为能多情，不以妍媸易念也”。而抒情，在蒲松龄的笔下，浸透于他所能想象的一切生物身上，他写人与鬼的交往，写人与狐狸精的恋爱，写人与乌鸦、与牡丹、与黄蜂，甚至与老鼠、青蛙都可以发生爱情、缔结婚姻。就蒲松龄借用鬼狐花妖的意象，“涉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而言，就其抒发的“世无知己，则顿足欲骂，感于民情，则怆恻欲泣，利与害非所计及也”的浓烈情感而言，《聊斋志异》的确是屈原精神的苗裔，是以小说为诗，是具有诗的品格的小说！
浓郁的故事性也是《聊斋志异》很重要的特点，无论是长篇还是短篇，蒲松龄写得都摇曳多姿，引人入胜。冯镇峦评论《聊斋志异》说：“叙事变化，无法不备。其刻画尽致，无妙不臻。”“虽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如未央宫阙，实地造成。”但明伦评论说：“事则反复离奇，文则纵横诡变。”可以说，在中国古典文言小说作家中，蒲松龄最善于讲故事，《聊斋志异》是最具有故事性的文言小说。善于讲说故事，除去与蒲松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情爱好有关，与他作为私塾教师的职业有关，与他“文贵反，反得要透；文贵转，转得要圆；文贵落，落得要醒；文贵宕，宕得要灵”的美学追求有关，同时也与明清之际白话小说与戏剧高度发达，叙述文学的技巧有了丰富的积累有关。毫无异议的，《聊斋志异》深受史传文学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给予《聊斋志异》的影响尤其深厚。《聊斋志异》更是在中国文言小说的系列里得到志怪小说和传奇文学的优渥滋养，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就直视《聊斋志异》为“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的。但《聊斋志异》所接受元明以来白话小说和传奇戏剧的影响尤不可小觑。这个影响体现在人物对话的白话倾向上，体现在故事结构的多变曲折上。罗烨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曾要求宋元说话人讲故事要“讲论处不滞搭不絮烦，敷衍处有规模有收拾。冷淡处提掇得有家数，热闹处敷衍得越久长”，《聊斋志异》虽然是文言小说，但是它也出色地做到了。可以说正是有趣而曲折的故事，使得《聊斋志异》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其用文言叙述的传播限制，几百年来在广大的城乡不胫而走。
与中国传统作家生活在城镇不同，生不逢时的蒲松龄长期生活在中国农村的底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他熟悉农村，热爱农村，他的作品特别善于运用民俗去组织和编织情节，有着一整套关于幽冥世界尤其是鬼的说明，有着一整套关于各种精怪木魅尤其是狐狸的传闻，也有着丰富的关于自然界各种祥瑞灾异的记载，更多的则是农村中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的传闻和规范。《聊斋志异》所记载的民俗资料，堪称是明清时代的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这不仅成为《聊斋志异》的特点和魅力所在，使得后来模仿《聊斋志异》的作品望尘莫及，也引起了外国学者的高度兴趣。《聊斋志异》早期被西方学者翻译的作品大都是民俗意味浓厚的作品。英国学者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在其翻译的《聊斋志异选》（Strange Stories From a Chinese Studio）中就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
强烈的抒情性所带来的诗一样的品格，丰富而曲折的故事性所具有的趣味色彩，浓厚的民俗所反映的深刻的民族心理，使得《聊斋志异》赢得了广大的读者，“风行天下，万口传诵”，其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地位，如同白话小说中《红楼梦》一样，崇高不二，无出其右。
<h3>三</h3>
此次整理中首先遇到的是底本问题。
《聊斋志异》的版本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抄本系统，一个是印本系统。抄本系统包括1950年冬在辽宁省西丰县发现的蒲松龄誊录的《聊斋志异》本、乾隆十六年（1751）历城张希杰的“铸雪斋抄本”、乾隆年间黄炎熙抄本、1962年在山东淄博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等。印本系统最早的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刻本，清代以至民国所有各种刻本、石印本和铅印本都是根据此本翻印的。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友鹤先生在蒲松龄誊录本、铸雪斋抄本、青柯亭刻本的基础上，广泛参校它本，出版了《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这个版本校订精详，可谓集当时已知各种版本的大成，虽然因后来陆续发现“二十四卷抄本”、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异史》本等而略显不足，却奠定了《聊斋志异》各种新版本的基础。本次整理的版本以2008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经典普及文库《聊斋志异》为依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订，改正了一些错字、错误标点，并吸收了近年来在《聊斋志异》版本校订上的新的学术成果。如卷一《焦螟》“假怍庭孙司马”，据《山东通志》、《清代职官年表》改为“假祚庭孙司马”。卷十一《张氏妇》“遂乘垣入高粱丛中”，依据发现的抄本改为“遂乘桴入高粱丛中”。卷八《黄将军》据山东博物馆藏711号抄本补上了附则，《梦狼》据《异史》本补上了另一则附录，卷九《张贡士》删去“高西园云”一则等。
本书的整理工作由题解、注释、白话译文三部分组成。
题解，实际就是批评。批评所要求的“一是灼见，一是审美能力”。虽然本书的题解长短不一，不拘一格，有的着重于思想倾向，有的着重于艺术表现，有的着重于本事追溯，有的着重于考订辨析，而一言以蔽之，是祈望求真。但求真不易，对于伟大的作家作品的求真尤其不易，这不仅在于我们与伟大的作家作品在理解和欣赏上存在着距离，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也在于从心理上往往过于迷信，习惯于仰视。本书的题解，当然首先强调的是作品的好处，指出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但也努力尽学识之力所能及，指出作品的谬误和不足之处，这容易招来佛头着粪之讥，但既然是批评，也就无所避忌。另外，《聊斋志异》是短篇小说集，题解尽量避免孤立地就事论事，就本篇谈本篇，而是把各篇勾连串合，形成一个整体，构筑体系，引导读者较为系统而全面地把握《聊斋志异》。
相对于题解，本书的注释和白话翻译相对轻松了一些，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蒲松龄在世的时候，《聊斋志异》就有了评点和注释，除了为人熟知的唐梦赉和高珩的序言外，从单篇作品而言，王渔洋可谓是最早的评点和注释者了。当然，系统地为《聊斋志异》评点和注释是从吕湛恩和何垠开始的，而目前通行的则有朱其铠和盛伟的注本。本书的注释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参照，有所提高，有纠正处，也有补充处。纠正处，如卷一《叶生》中“中亚魁”，通行本一般注为：“亚魁：乡试第二名。”卷三《阿霞》“今科亚魁王昌”，亦注“乡举第二名”。按，亚魁应为第六名。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二章“新科举人……第一名解元，第二名亚元，第三四五名经魁，第六名亚魁，馀曰文魁”。卷七《梅女》“贝丘典史最贪诈”，通行本在注释中认为贝丘指博兴县。按贝丘，即淄川古地名。据明郭子章《山东郡县释名》卷上：“本汉般阳县，刘宋贝丘县，隋置淄川，改贝丘为淄川县。”蒲松龄《赠酒人》诗中有“白坠声名满贝丘”之句也可为佐证。之所以蒲松龄用不为人知的贝丘指代淄川，是因为《梅女》篇影射当代时事的缘故。再如，卷九《张贡士》篇之“张贡士”，青柯亭本引高西园一则附记，认为指张在辛，通行本注释也认为指张在辛。按，此张贡士不应指张在辛，而应指张在辛的父亲张贞。《皇朝文献通考》卷二百二十三《经籍考十三》载：“张贞字起元，号杞园，安丘人，康熙壬子拔贡，官翰林院孔目。”张贞与蒲松龄颇有交往，《蒲松龄集》有《朱主政席中得晤张杞园先生》、《题张杞园远游图》、《邹平张贞母》等诗文均可以旁证。补充处，如卷一《耳中人》“谭晋玄”，通行本无注，据丁耀亢有《送谭晋玄还淄青，谭子以修炼客张太仆家》一诗，称“谭子风尘里，潜居有化书。鲁门疑祀鸟，濠水乐知鱼。道气鸿蒙外，玄言汲冢馀。幻形何处解？羽蜕近清虚。万物归无始，吾身患有终。神游方以外，天在道之中。客老苏耽鹤，人归列子风。茫茫沧海上，何处觅壶公。”知谭晋玄是一个痴迷道家修炼的名士，蒲松龄所记并非空口无凭。再如，卷二《海公子》“东海古迹岛”通行本无注。按古迹岛，又名谷积岛，为崂山东侧之海岛。清乾隆《即墨县志》“山川”：“谷积岛，县东南五十里，内多耐冬。”同治《即墨县志》“岛屿”：“谷积岛，县东南百二十里，上多耐冬。”等等。有时《聊斋志异》注的难点不在于典章制度、地名人名、故典民俗、荒僻的字词上，而是在看似不经意处，化用典故了无痕迹之处上。比如卷六《刘亮采》狐狸回答刘亮采的询问时说：“只在此山中。闲处人少，惟我两人，可与数晨夕，故来相拜识。”连续化用了贾岛《寻隐者不遇》、苏轼《记承天寺夜游》、陶渊明《移居二首》中语。如果单纯从字词的角度，因为通俗易懂，可以不出注，但若从欣赏和研究的角度，此处则应该出注，唯有出注，才可以见出蒲松龄文字之美和功力之深。如果说本书的注释较之前人的纠正处和补充处较多的话，不敢贪天之功，除了小部分来源于整理者随处留心，大部分应归功于近期学人研究的新成果，这也是在注释领域，后人一般永远居上的原因所在。
译文以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的孙通海、王秀梅、王景桐、石旭红、侯明、王军、王海燕、王敏等八位先生的译文为基础而加以校改润色，这大概是三部分中最为省心的部分。孙通海等先生的译文在目前的《聊斋志异》白话译文中是较为出色的，不仅在总体上达到了信、达、雅的程度，有部分译文甚至能够传递出作者的风格声色。这次的校改润色主要集中在涉及骈文和议论少数稍显不达和舛误之处上。
中华书局的周旻、刘胜利、刘树林三位先生在全书的整理方面自始自终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这里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
于天池
2014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