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要上来扯我的胡子了。”霍霍尔说，我觉得他在冷笑，“他们还会扑向您，马克西梅奇，嗨！不过，您要冷静——冷静……”
“你们注意，那小子还带着斧子呢！”
我的腰间的确还插着一把砍木桩的斧子，我都把它忘记了。
“他们好像害怕了，”罗马斯猜测道，“不过，万一他们冲上来……您可别动斧子！”
一个不认识的小个子农民可笑地跳来跳去，狂暴地尖声叫道：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砸吧，我带头！”
他真的抓起一块砖头，挥起手向我腰间砸来，不过还没有等我回敬他时，库库什金已像老鹰似的抢先扑在他的身上，他们抱成一团滚到山沟里去了。紧跟在库库什金后面，潘科夫、巴里诺夫、铁匠，还有十多个人也跑过来了。于是库兹明立即郑重其事地说：
“你，米哈伊尔·安东诺夫，是个聪明人，你该明白，这场大火把庄稼人都吓疯了……”
“走吧，马克西梅奇，我们到岸上的小饭馆去！”罗马斯一边说，一边把烟斗从嘴上取下来，猛地往裤兜里一塞，拄着拐棍，疲倦地走出山沟。这时库兹明过来跟他并排走，并和他说什么话，罗马斯连看也不看他一眼说：
“滚你的蛋吧，混账的东西！”
在我们的铺子被烧掉的地方还有一大堆没有完全熄灭的金黄色的火炭，房子中间是一个炉子，在没有被毁坏的烟囱里还向炽热的天空冒着蓝烟，被烧红了的铁床架子像蜘蛛腿似的竖着，被烧焦了的门柱子则像是站在篝火旁边的黑色卫士，在一个卫士的头上还戴着一顶红色的炭帽，他身上的火就像是公鸡的羽毛。
“书全烧掉了，”霍霍尔又叹气说，“真可惜！”
淘气的孩子们把那些烧焦了的大木头木块用棍子像赶小猪似的拨弄到街上的污水洼里，木头发出咝咝的响声后便熄灭了，冒出一股刺鼻的白烟。有一个四五岁的男孩，浅头发，蓝眼睛，坐在这暖和的黑色水洼里，用一根木棍子敲打着一个凹凸不平的铁桶，全神贯注地欣赏着铁桶的声音。遭受火灾的人们愁眉苦脸地走来走去，把一些残余的家什归拾成堆。妇女们哭泣着，叫骂着，为几块烧焦的木头相互吵架。火烧场后面的果园里，一棵棵树木呆立着，许多树叶子被烤得枯黄，累累的红苹果变得更显眼了。
我们跑到河里洗了个澡，然后在河岸上的小饭铺里坐下来，默默地喝茶。
“这回富人们的苹果生意算是赔了！”罗马斯说。
潘科夫来了，他变得心事重重，也更柔顺了。
“兄弟，你怎么样？”霍霍尔问道。
潘科夫耸了耸肩膀说：
“我的房子是保了险的。”
我们沉默了一阵子。很奇怪，大家都好像不认识似的用探索的目光相互打量着。
“现在你怎么办呢，米哈伊尔·安东内奇？”
“我得想一想。”
“你该离开这里了。”
“再看看。”
“我有一个计划，”潘科夫说，“我们出去谈一谈。”
他们走出去。在门口潘科夫又回过头来对我说：
“你倒是胆子不小！你可以在这里生活，他们会怕你的……”
我也来到河岸上，躺在灌木丛下面，望着河水。
尽管太阳已经西斜了，但仍然很热。这个村庄所经历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的眼前，有如用彩笔对河面描绘的大幅画卷。我心情愁闷，不过由于过分疲劳，很快就熟睡了。
“喂！”我在睡梦中感觉到有人在摇晃我，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你睡死了？快醒一醒！”
河后面的水草上空，升起一轮像大车轮一样的深红色的月亮。巴里诺夫俯在我身上，不断地摇着我说：
“快去，霍霍尔在找你，他很着急！”
他走在我后面，抱怨地说：
“你不能随便哪里都睡觉，山坡上有人走路，石头掉下来会砸着你的。说不定还有人故意扔石头，这可不是开玩笑。我的老弟啊，这里的人记仇，他们除了仇恨，什么也不记得。”
岸上的灌木丛里有人悄悄地走动，树枝在摇晃。
“找到了没有？”米贡扬声问道。
“找到了。”巴里诺夫回答道。
又走了十几步，他叹口气说：
“他又打算去偷鱼。米贡的生活也是很不容易啊！”
罗马斯见到我便来气，他责备我说：
“您干吗要瞎逛呢？想让他们揍您吗？”
当只剩下我们两人时，他愁眉苦脸地小声说：
“潘科夫建议把你留在他那里，他想开个小店。我不想劝你留下。至于我，我已经把剩下的东西全卖给他了，我要到维亚特卡去，过一段时间后再写信叫你到我那里去，行吗？”
“我考虑考虑。”
“考虑一下吧。”
他躺在地板上，翻了翻身，后来就没有声音了。我坐在窗口下望着伏尔加河。月光映在河里，使我想起火灾时的大火。在长满水草的河岸下面，一只拖轮用轮片吃力地拍打着水，三盏桅灯在黑暗中浮动，时而擦过星星，时而又把星星遮住。
“您生这些农民的气吗？”罗马斯梦呓似的问道，“不要生气，他们只是愚昧罢了。凶残就是愚昧。”
他的话没有给我安慰，不能减轻我强烈的痛恨和极度的恼怒。我眼前又呈现出野兽般的毛发丛生的大嘴和凶恶的尖叫声：
“远远地用砖头砸他们！”
在当时我还做不到把一切不需要记住的东西都忘掉。是的，我知道，这些农民就单个而论，他们并不那么凶恶，甚至完全不凶恶，就其实质而言，是善良的野人。你不难使他们中任何一人像儿童般的微笑，他们任何人都会带着儿童般的信任来听取关于寻求理智和幸福的故事，关于伟大人物的丰功伟绩。这些人有一颗奇怪的心，凡能激发人们去幻想按自己的意愿过轻松生活的一切，他们都会感到珍贵。
可是当他们结成灰色的一堆，参加村委会或坐在河岸上的小饭馆里时，所有这些好的品质就不知被抛到什么地方去了，而且像神父一样披起了虚假和伪善的袈裟，对有钱有势的人像哈巴狗一样摇头摆尾，阿谀奉承，这时我看见他们就非常反感。在另一种场合下，他们又会突然露出野狼般的凶狠，竖起背毛，龇牙咧嘴，变得非常可怕。甚至会去捣毁教堂，而这个教堂却是他们昨天晚上还像绵羊走进羊圈那样温驯地去跪拜过的。在这些农民中间也有诗人和讲故事的能手，但谁也不喜欢他们，他们受村里人嘲笑，得不到支持，受尽凌辱。
我不会也不能生活在这些人中间。在我和罗马斯分别的那一天，我把这些痛苦的想法全都给他讲了。
“结论下得过早了。”罗马斯责备我说。
“可我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怎么办呢？”
“这是不正确的结论，没有根据。”
他好言好语地劝说我很久，说明我的想法是不对的，是错误的。“不要急于指摘人。指摘别人是最容易的事，不要迷恋这种东西，要冷静地看待一切。记住一点：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得更好。慢吗？然而却可靠！请您到处去看看，去感受一切吧！要有大无畏的精神，但不要急于指摘人。再见吧，好朋友！”
这个再见却是过了十五年之后的事了。那是当罗马斯为了“民权派”307案件在雅库特区度过十年流放生活后回来时我们在塞德尔采的会见。
当年罗马斯离开克拉斯诺维多夫村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像被主人遗弃了的小狗一样，在村子里东奔西跑。我和巴里诺夫走遍了各个村庄，给富农们干活，打谷，挖土豆，清理果园。我住在巴里诺夫的澡堂里。
“阿列克谢·马克西梅奇，你这个光杆司令，往后我们该怎么办呢，啊？”一个雨天的晚上巴里诺夫这样问我，“明天咱们到海上去怎么样？真的，待在这里有啥意思呢？这里的人都不喜欢我们这种人，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我们还会遭到醉鬼们的毒手……”
巴里诺夫不是第一次谈及这个问题了。他不知因为什么心情郁闷，垂着两条长臂猿般的胳膊，像在森林里迷了路似的沮丧地向四面张望。
雨点从澡堂的窗口打进来，雨水冲着澡堂的屋角，哗哗地顺着山沟往下流。这是今年的最后一场雷雨了。苍白的闪电放出微弱的亮光。巴里诺夫低声地问我：
“明天咱们走吧，啊？”
于是我们就走了。
……秋天的夜晚在伏尔加河上航行，美妙得简直难以形容。我坐在驳船船舱旁边，掌舵人是一个毛茸茸的脑袋巨大的怪物。他掌着舵，笨重地在甲板上踩着脚，嘴里发出沉重的喘息声：
“噢——呜普——噢——噜噜——呜……”
驳船后面，一望无际的河水像丝绸一般光滑，像焦油一般浓稠地流泻着，发出静静的拍击声。河面的上空翻滚着乌黑的秋云，周围只有缓缓移动的黑暗，它抹去了河岸的界线，好像整个大地都在黑暗中消失了，化为云雾和液体，不停地、无止境地、整体地往下面什么地方流去，流向没有日月星辰、无声无息、荒无人烟的地方。
前面，在潮湿的黑夜里，有一艘看不见的拖轮正艰难地行驶着，喘着气，好像要跟牵引着它的巨大拉力对抗似的。船上有三盏灯，两盏在水面上，一盏在上空，它们在引领拖轮航行。靠近我们这边，在乌云下面，也有四盏灯在浮动，其中的一盏就是我们驳船桅杆上的灯。
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囚困在一个冰冷的油泡里，油泡静静地沿一个斜面滑落，我就像被裹在油泡里的一条小虫。我感到油泡滑动得越来越慢，马上就要停住了，轮船已不再发出嘟嘟的响声，蹼轮片也不再扑打浑浊的河水，一切声音都消失了，就像树上掉下落叶，粉笔字被从黑板上抹掉一样，包围着我的只有死一般的沉寂。
穿着破羊皮袄，戴着毛茸茸的羊皮帽，在船舵旁边跺着脚的大个子，这时像中了魔似的呆立在那里，一动不动，也不再“噢——呜普……噢——噜噜……”地哼了。
我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你干吗要知道？”他哑着嗓子回答说。
那天傍晚，太阳就要落山，轮船刚从喀山起航时，我就注意到了这个笨拙得像狗熊似的人，他满脸毛发，几乎没有眼睛，他站在船舵旁边把一瓶伏特加酒倒进一个木勺里，像喝水一样，两口就把酒喝光了，接着又吃苹果。当轮船拖动驳船时，他便抓住舵把，望了望红色的落日，脑袋一晃，严厉地说：
“上帝保佑！”
轮船拖着四条驳船，满载着铁器、糖桶和一些沉重的大木箱，从下诺夫戈罗德市场开往阿斯特拉罕。这些都是运往波斯去的货物。巴里诺夫用脚踢了踢木桶，闻了闻，又想了想后说：
“不是别的，准是枪，是伊热夫斯基厂制造的……”
可是掌舵人用拳头戳了一下他肚子问道：
“关你什么事？”
“我在想……”
“你想挨个嘴巴吧！——是吗？”
我们没有钱买船票，是承蒙“照顾”才上了驳船的，尽管我们也和水手一样“要值班”，而驳船上的那些人，还是把我们当乞丐看待。
“你嘴里老挂着人民，”巴里诺夫对我抱怨说，“这里倒很简单：谁强，谁就可以骑在别人的头上……”
夜真黑，根本看不见驳船，只能看见在烟雾中被桅灯照亮的桅尖。烟雾中散发出煤油味。
掌舵人的阴郁沉默的态度使我生气。我是被水手长派来“值班”，给这只野兽当助手的。他只注视着灯的动向，在拐弯处，才小声地对我说：
“喂，你掌稳了！”
我跳起来去转动舵杆。
“好啦！”他嘟哝道。
我重新坐到甲板上，想跟这个人说说话，可是不成，他总是用一句问话回答我：
“你问这个干吗？”
他在想什么呢？当我们行驶到卡马河的黄水与银灰色的伏尔加河交汇的地方时，他望着北方，暗自骂了一句：
“败类！”
“你在骂谁？”
他没有回答。
远处，在黑茫茫的什么地方，狗在狂吠。这使人想起那些尚未被黑暗扼杀的残余生命在垂死挣扎，听来似乎非常遥远而且多余。
“这里的狗可真可恶！”掌舵人突然说道。
“这里——是指什么地方？”
“到处都一样。我们这里的狗可真凶……”
“你是哪里人？”
“我是沃格达人。”
接着就像从破麻袋里倒土豆一样，那些无聊粗野的话从他的嘴里统统滚了出来。
“这个——跟你在一起的是你的叔叔吗？我看，他是个傻瓜。我的叔叔可是很聪明，他很凶，也很有钱，他管理着辛比尔斯克码头，还在岸上开饭馆。”
他慢慢地吃力地说了这些话之后，便眯缝着眼睛盯着轮船桅杆上的灯，注视着那个金蜘蛛似的东西怎样在黑暗的网上爬行。
“掌稳了！喂……你识字吗？你知不知道——法律是谁写的？”
没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
“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有的说是沙皇写的，有的说是大主教写的，元老院写的。要是我知道是谁写的，我就去找他，对他说，你应当把法律写成这样：让我不仅不打人，而且连手也抬不起来。法律应当是铁一样的，像铁锁一样，把我的心锁上，这不就得了！这样我才能保住自己不犯法！而现在这样，我可保不住自己！保不住。”
他自言自语地嘟哝着，用拳头敲击着舵杆，话音变得越来越轻，越不连贯了。
有人从船上用传话筒喊话，喑哑的喊声像消失在深夜里的犬吠声一样，毫无作用。在轮船两舷旁边黑色的水面上，几盏灯火的反光像黄色油斑似的漂浮着、融化着，微微地照亮一点什么东西，而在它们的上空，黏滞而稠密的乌云却像淤泥一样在浮动。我们越来越深地陷入在无声的黑暗中了。
掌舵人阴沉地抱怨说：
“他们要把我领到哪里去呢？心都要停止跳动了……”
我感到很冷漠，冷漠而又厌倦，只想躺下睡觉。
没有阳光、微弱而又灰暗的黎明，勉强地透过乌云，悄悄地来临了，它把河水染成了铅灰色，河岸上出现了黄色的灌木丛、铁锈色的松树干和黑压压的松树枝，成排的木头农舍，石雕似的农夫的身影。一只海鸥扑打着翅膀从驳船上空飞掠过去。
我和掌舵人都交了班，然后我就爬到帆布下面睡觉去了。可是好像很快我就被急促的脚步声和喊叫声惊醒了。我从帆布下面伸出头来，就看见三个水手把掌舵人挤到“工作舱”的板墙上，七嘴八舌地喊叫：
“别这样，彼得鲁哈！”
“上帝保佑你，不要紧的！”
“你，得了吧！”
彼得鲁哈双手交叉紧抱着自己的肩膀，安静地站着，一只脚踩着甲板上的一个包袱，轮番地看着每个人，声音沙哑地央求大家：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
他光着脚，也没戴帽子，只穿着一件衬衣和短裤，一绺蓬乱的黑发耷拉在脑袋上，盖住了他固执的脑门，脑门下面是一双充了血的田鼠般的眯缝着的小眼睛。这双眼睛正央求地、惊慌地望着大家。
“你会淹死的！”大家对他说。
“我，决不会！让我走吧，老哥们，你们要是不让我走，我就会打死他！一到辛比尔斯克，我就会……”
“可别这么干！”
“唉，老哥们呀……”
他慢慢地伸开双手，跪下来，两只手贴在“工作舱”的板墙上，好像是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重复说：
“请你们别让我去犯罪了，让我走吧！”
在他的声音的最深处，有一种令人震惊的东西。他那伸开的、长得像桨一样的双手颤抖着，手掌对着大家。他那张像熊一样长满胡须的毛茸茸的脸也在颤抖，而那双眯缝着的田鼠似的小眼窝里则滚动着两颗黑眼珠子，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掐住了他的喉咙，要把他掐死似的。
人们默默地给他让开了路，他笨拙地站起来，拾起包袱说：
“谢谢你们了！”
他走到船舷边，以出人意料的敏捷动作跳进了河里。我也跑到船舷边，只见彼得鲁哈在水里像戴着帽子一样，头上顶着包袱，摇晃着脑袋，穿过水流，朝沙岸游去。岸上的灌木丛被风吹弯了枝丫，向河里撒落着枯黄的落叶，好像在迎接他的到来。
庄稼汉们说：
“他最终还是克制住了自己！”
我问道：
“他——发疯了吗？”
“怎么会呢？不，他这是在拯救灵魂……”
彼得鲁哈已经游到了一个小浅滩，站在齐胸脯深的水里，举起包袱，在头顶上摇晃一下。
水手们大声喊道：
“再——见！”
有一个人问道：
“他怎么没有身份证呢？”
那个红头发罗圈腿的水手很高兴地告诉我：
“他有一个叔叔在辛比尔斯克。叔叔是个坏蛋，欺骗了他，使他完全破了产。所以他想去杀死他的叔叔。可是他又怜惜起自己来，于是便决定避开这次犯罪。这个庄稼汉尽管粗野，但他的本性还是善良的！是个好人……”
这个好庄稼汉已经沿着狭小的沙滩逆流而上。瞧，他消失在灌木丛里了。
水手们原来都是善良的好小伙，他们全是我的同乡，是土生土长的伏尔加河流域的居民。到了傍晚，我感到自己已经是他们当中的人了。可是到了第二天，我发现，他们又用阴沉的不信任的眼光看着我，我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巴里诺夫这个幻想家又被鬼迷住，多嘴多舌，对水手们讲了些什么话。
“你讲了没有？”
他那双娘儿们般的眼睛微笑着，尴尬地搔了搔耳朵，承认说：
“讲了一点点！”
“可是我不是请求过你不要讲吗？”
“我本来不想讲，可是这故事太有趣了。我们原来是想玩纸牌的，不料纸牌被舵手带走了，我们太寂寞了，所以我就……”
经过我的盘问，原来巴里诺夫为了解闷，编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故事的结尾，他把霍霍尔和我说成像古时候的海盗那样，曾拿着斧子跟大群庄稼人厮杀。
跟巴里诺夫生气是徒劳的，因为他看到的真理都是在现实之外的。有一回我同他一道去找工作，坐在山沟边的田野里休息时，他很有把握又很热情地劝我说：
“要去找最称心如意的真理！瞧，山沟那边，羊群在吃草，狗在奔跑，牧人在走动。嘿，这算什么？这能给我们的心灵什么满足吗？亲爱的兄弟，你只要睁开眼睛，就会看到凶恶的人——这就是真理！善良的人又在哪儿呢？善良的人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呢，是啊！”
到了辛比尔斯克，水手们便很不客气地要我们离开驳船上岸去。
“你们跟我们不是一路人！”他们说。
他们用小船把我们送到辛比尔斯克码头，于是我们就在岸上晒干衣服，兜里只剩下三十七戈比了。
我们到小酒馆里去喝茶。
“我们该怎么办呢？”
巴里诺夫满怀信心地说：
“什么怎么办？应该继续往前走！”
我们搭乘“兔儿”船308来到萨马拉。在萨马拉，我们在一条驳船上做帮工。七天后，我们又顺利地抵达里海。在这里，我们在一个不大的渔民合作社找到了工作。这个合作社就在卡梅克人的一个很肮脏的名叫卡班库尔-巴尔的渔场上。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