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知道。”他一边用小指搔了搔长满疙瘩的秃头，一边简短地回答说。

沙波什尼科夫并不关心苦难的乱世生活，他一心所想的是消灭上帝，嘲笑神父，他特别憎恨修士们。

有一天，鲁勃佐夫很和善地问他：

“雅科夫，你怎么就只会叫喊反对上帝呢？”

他却更凶狠地怒吼起来：

“那么，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妨碍着我呢？我信上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战战兢兢地在上帝面前活着，忍受着，什么事都不争辩，一切由上帝决定，生活很不自由。读了《圣经》后才知道，这是捏造的！尼基塔，全是捏造的呀！”

于是他手一挥，好像要把那条“看不见的线”扯断似的。他几乎哭丧着脸说：

“瞧，就是为了这个，我快要死了，未老先死！”

我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熟人。我常到谢苗诺夫面包作坊去看我那些老伙伴，他们都乐于接待我，很喜欢听我讲故事。不过鲁勃佐夫住在船厂区，沙波什尼科夫则住在离卡班对岸很远的鞑靼区，相距有五俄里，所以我很少能见到他们；他们也不可能到我这里来，我没有地方招待他们。况且新的面包师又是个退伍兵，他跟宪兵很熟。宪兵指挥部的后院紧挨着我们的院子，这些威风凛凛的“穿蓝制服的人”常常穿过围墙，到我们这里来替汉加尔特上校买白面包，或自己买黑面包。还有，已经有人建议我不要“过于露脸”，免得引起他们对面包作坊的过分注意。

我看我的工作已经失去意义了。近来还常有这样的情况：大家都不顾生意的好坏，随便从钱柜里支线，弄得常常连支付买面粉的钱都没有了。捷连科夫一边捋着胡子，一边苦笑着说：

“我们要破产了！”

我也生活得很不好。红头发的娜斯佳已经怀孕了，她像只凶狠的猫，总是粗声粗气，不论对什么人或什么事，都生气地瞪着两只绿眼睛。

她走路直向安德烈身上撞，好像没有看见他似的，而他却抱歉地苦笑着给她让路，直叹气。

他常常向我诉苦说：

“全都那么随随便便，什么东西大家都随意拿，真不像话，我刚买了半打袜子，一下子就拿光了。”

关于袜子的事是很可笑，但是我笑不出来。我眼看着这个谦逊而无私的人苦苦地挣扎着，极力要做好公益事业，但周围所有的人对这种事业却并不重视，并不关心，甚至还加以破坏。捷连科夫虽然不期望得到他所服务的人的感谢，他却有权要求人们对他表示关心和友好，而不是现在碰到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也崩溃了：父亲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患了精神郁闷症，弟弟开始酗酒和嫖娼，妹妹也变得像个陌生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顺心，我常常发现她的眼睛哭得肿肿的，从而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憎恨起来。

我觉得我好像爱上了玛丽娅·捷连科娃。我也喜欢我们面包店的售货员娜杰日达·谢尔巴托娃，她是一个胖胖的红脸姑娘，她的红嘴唇上总带着一种妩媚的微笑。总之，我在恋爱了。年龄、性格和我的混乱的生活都要求我跟女人交往，这与其说过早，倒不如说是太晚了。我必须有女人的抚爱，或者哪怕是女人的友爱也好。我需要坦率地吐露自己的心事，需要理清紊乱零散的思想和乱七八糟的种种感受。

我还没有真正的朋友。那些把我看作是“可加工的材料”的人们并没有引起我的同情，不能使我同他们坦诚相见。每当我要给他们讲述他们不感兴趣的东西时，他们就阻止我说：

“算了，别说这个了！”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被捕了，并被押解到彼得堡，关进了克列斯特监狱。头一个告诉我这件事的是尼基福雷奇，今天早晨我在街上碰见了他。他胸前挂满所有的奖章，像刚刚从阅兵场回来似的，庄严而又若有所思地迎面向我走来，把手举到帽檐边默默地从我身边走过去，但马上又停下来，在我脑壳后面气愤地说：

“昨天夜里古利·亚历山大罗维奇被捕了……”

然后他把手一挥，向四周环顾一下，小声说：

“这个青年完蛋了！”

我似乎觉得，在他那狡猾的眼睛里还闪着泪花。

我知道，普列特尼约夫早已料到自己会被捕。这一点他本人曾警告过我，提出不论是我或者鲁勃佐夫目前都不要跟他见面。他跟鲁勃佐夫也像跟我一样，很友好。

尼基福雷奇眼睛瞅着脚下，没精打采地说：

“你怎么不来串门啦？……”

晚上我去看他。他刚刚睡醒，坐在床上喝克瓦斯。他的老婆弯着腰在窗口替他补袜子。

“事情是这样的，”警察开始说，用手挠了挠他那像狗熊一样长满毛的胸脯，若有所思地看着我，“他被捕了，从他那里发现了一口小锅，那是他用来熬颜料，印反对沙皇的传单的。”

接着他往地上啐了一口痰，气冲冲地对老婆喊道：

“给我裤子！”

“就来。”他老婆抬起头来答道。

“她可怜他，在哭呢！”老警察用眼睛指了指自己的老婆说，“我也觉得可怜，但是，一个大学生怎么可以反对沙皇呢？”

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

“我出去一会儿……把茶炊放上去——你。”

他老婆一动不动地望着窗口，但当老警察刚走出门外时，她便很快地转过身来，捏紧拳头伸向门口，咬牙切齿地狠狠骂道：

“呸，老不死的畜生！”

她的脸都哭肿了，左眼上有一大片紫色肿块，已睁不开来。她跳起来，走到茶炊边，弯下腰来收拾茶炊，发狠地小声说：

“我要骗骗他，骗得他哀号起来！像狼一样哀号起来。你可不能相信他，一个字也不可信！他要逮捕人。他撒谎——他谁也不可怜，他就是来钓鱼的。你的事他全知道。他就是靠干这一行吃饭的。逮捕人——这就是他的爱好……”

她走过来，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乞讨的声调说：

“你就亲亲我吧，好吗？”

我本来不喜欢这个女人，但她望着我的眼神是如此凶狠、锐利和忧郁，于是我拥抱了她，并用手抚摸了她那散乱的、油腻腻的、粗硬的头发。

“他现在在侦察谁？”

“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旅馆里的某些人。”

“你不知道那些人的姓名吗？……”

她微笑着回答说：

“瞧，我现在就去告诉他你打听的事情！啊，他回来了……古罗奇卡286就是他侦察出来的……”

接着她连忙跳回炉子跟前。

尼基福雷奇带回一瓶伏特加酒、酱果和面包。我们坐下来喝茶。马林娜坐在我旁边，她特别殷勤地招待我，用那只没有受伤的眼睛看着我的脸。她的丈夫劝诫我说：

“这条看不见的线是在人们的心里，骨子里，你说，能扯得断吗？能抹得掉吗？沙皇对于人民来说——就是上帝！”

然后他突然问我：

“你是读过很多书的人，福音书也读过吧？那么，怎么样，你认为，里面说的都对吗？”

“我不知道。”

“我认为，其中有多余的话，而且还不少，比方关于穷人，说穷有福287，他们怎么会有福呢？真有些胡说。一般的关于穷人的话，有许多是不能理解的。应当把天生贫穷的和后来变穷的加以区别，天生贫穷的人就意味着是坏人，而后来变穷的人——可能是不幸。我们最好是这样来看问题。”

“为什么？”

他用探究的目光打量着我，一时没有说话，稍后才明确而有力地说出其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想法：

“福音书里有许多怜悯人的话，可是怜悯——是一种有害的东西。我是这样想的。怜悯就是要把大笔开支用在没有用的、甚至有害的人的身上——办贫民收容所啦，养老院啦，监狱啦，疯人院啦。应当去帮助那些健壮的人，让他们的力气不会白费；而帮助那些弱者——难道能把那些弱者变得健壮吗？由于这种无谓的做法，强壮的人也会变成弱者，而弱者则会骑在他们头上的。这就是我们应当加以研究的课题！有许多问题应当重新考虑。要明白——我们的生活早就远离福音书了。生活有自己的路。瞧，你看见了吗？普列特尼约夫为什么会完蛋呢？就是由于怜悯。我们怜悯穷人，而大学生却完蛋了。这合情理吗，啊？”

虽然我过去也碰到过这种思想，但以如此露骨的方式说出来，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思想比我能想到的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而且也传播得更广。七年之后，当我读尼采的著作时，又非常清楚地回忆起了这个喀山警察的哲学。顺便说一句，我在书本中读到的各种思想，很少不是我在生活中早就听到过了的。

这个“捕人”老手一面用手指敲击着茶盘的边缘，为自己的话打着拍子，一面滔滔不绝地说。他那干瘪的脸严厉地紧皱着，但不看我，而是看着那洗擦得像铜镜般发亮的茶炊。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

“你是一个不笨的小伙子，能读会写，难道你就只想当一个面包师吗？要是你去干另一种工作，去为沙皇帝国服务，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

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如何去通知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

“聪明的人应当像蜂房里的蜜蜂或土窝里的黄蜂那样团聚在一起，沙皇帝国就是……”

“你看，都九点了！”他老婆说。

尼基福雷奇边站起来，边扣上制服扣子。

“嗯，不要紧，我坐马车去。再见了，老弟，常来玩吧，别客气……”

离开哨所时，我坚决地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不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尽管他很有趣，但他与我格格不入。他的关于怜悯有害的话使我很激动，我会牢牢记住，我觉得这些话有些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竟然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

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喀山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人。此人个子很高，很壮实，脸色黝黑，留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长着黑人那样的厚嘴唇，他弯下身子看着地下，但有时也会猛地扬起他那秃顶的脑袋，一双乌黑的、湿润的眼睛闪着激越的热情，锐利的目光似乎燃烧着某种仇恨的东西。大家在一位教授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个瘦弱的举止优雅的小神父，是位神学硕士，穿一件黑色丝绸法衣，法衣使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清秀，那双灰色的、冷冰冰的眼睛闪着干巴巴的微笑。

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谈论了福音书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沙哑，句子简短，词语尖锐，让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说话的时候，他那毛茸茸的左手老是用一种手势上下挥动着，而右手却插在衣兜里。

“一个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

“对，很像演戏……”

就在不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德雷佩尔288写的，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似乎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像书里所说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狂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为了对人仁慈，他们随时准备把人杀死并焚烧他们。

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袖子很肥大，外面套一件灰色旧长衫。这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在说教快结束时，他高声喊道：

“那么，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他像扔石块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坐满了男女青年的角落里扔过去。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则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然他的话使大家很吃惊，人们都默不作声，低头沉思着。他用火热的目光巡视了所有的人，严厉地补充说：

“只有法利赛人289才试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他们可耻地自欺欺人，用谎言腐化人们……”

小神父站起来，有条不紊地挽起法衣的袖子，带着恶意的客气和宽容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显然，你们是持法利赛人的庸俗意见了，但这种意见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

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证明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真正的忠实保护者，并说人民总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

“你们去读一读比方约瑟福斯290的书吧……”

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非常有力的手势，好像要把约瑟福斯一刀砍了似的。

“人民至今还与自己的敌人一起反对友邦，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而是被驱使的、被迫的。我干吗去读你的约瑟福斯呢？”

小神父和另一些人把争论的话题扯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主题了。

“真理——这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眼睛里却闪着憎恨和蔑视的火光。

我觉得我被这些言辞弄得晕头转向，抓不住里面的意思，在语言的旋风中我脚下的地板也摇晃了。我常常绝望地想，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笨更无能的人了。

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去其赤红色脸上的汗水，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

“扔掉福音书吧，忘掉它才能不扯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是更虔诚。”

我的前面产生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人间的幸福而不断地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吗？

我打听出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克列普斯基，也打听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他寄住在本市一所女地主的房子里，当时正跟地主的两个姑娘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一张桌子旁边，穿一身白色的裤子和衬衣。衬衣的扣子没有扣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高个子，高颧骨，身体干瘦，跟我想象中的苦行僧、传教士完全一样。

他用银匙子从盘子里舀牛奶草莓，有滋有味地吞食着，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直响，而且每吞一口，就从稀疏的猫胡子上吹去白色的牛奶残滴。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则靠在一棵椴树树干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入幻想似的望着多尘炎热的天空。她们俩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两人彼此相像得几乎分辨不出来。

他很温和很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力，还说要在人的灵魂中发扬这种唯一能够“使人同世界精神”连在一起——同生活中到处都散发着的爱连在一起的感情。

“只有这种感情可以把人连在一起！不爱，就不可能理解生活。那些说生活的法则就是斗争的人是注定要灭亡的蠢蛋。火不能灭火，同样，用恶的力量不能战胜恶！”

可是，当两位姑娘互相搂抱着走进花园深处的房子里去时，这个人一边眯缝着眼睛望着姑娘们的背影，一边问我：

“你是什么人？”

他听完我的回答后，用手指敲着桌子说，人走到哪里都是人，人要努力去做的，不是改变生活中的地位，而是培养爱人的精神。

“人的地位越低，他就越接近现实生活的真理，越接近生活的至高无上的智慧……”

我有点怀疑他是否懂得这种“至高无上的智慧”，但我没有说话，只是觉得他跟我在一起很无聊，他用一种拒人以千里之外的眼神看着我，打了个哈欠，双手抱着脖子，伸直两腿，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做梦似的嘟哝道：

“听命于爱……是生活的法则……”

他全身一抖，两手一伸，好像要在空中抓取什么东西似的，吃惊地用两眼直盯着我。

“怎么样？我累了，对不起！”

他重又闭上眼睛，好像身上什么地方很痛，使得他咬紧牙关，露出牙齿，下唇往下耷拉，上唇向上翻起，稀疏的几根青胡须也竖了起来。

我怀着一种憎恶的心情和他道别了，而且有点怀疑他对人是否真诚。

几天之后的一个清晨，在我送面包给一个熟识的副教授——爱喝酒的单身汉时，又碰到了克洛普斯基。他好像夜里没睡好觉，脸呈栗色，两眼又红又肿，我觉得他喝醉了。肥胖的副教授也醉得泪眼蒙昽，他穿着贴身衬衣，手里拿着吉他坐在地板上，周围堆着乱七八糟的家具、酒瓶，扔掉的外衣。他摇摇晃晃地坐在那里，大声吼叫：

“仁——爱……”

克洛普斯基生气而又厉声地喊道：

“没有仁爱！我们将由于爱或是在为爱的斗争中死去，反正都一样，我们注定要死亡……”

他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拉进房间里对副教授说：

“你就问问他吧，他想要什么？问问他，他需要对人们的爱吗？”

副教授用满含泪水的眼睛看了看我，笑起来。

“这是个卖面包的！我欠他的面包钱。”

他摇晃了一下，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钥匙，并把钥匙递给我：

“去，把钱都拿去吧！”

可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却从他手里把钥匙接了过去，向我挥一下手。

“你走吧！以后再给你钱。”

接着他把从我这里拿去的面包扔在屋角的长沙发上。

他没有认出我来，这使我感到高兴。我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他那句由于爱而死去的话，从内心里感到厌恶。

不久后，我听说他曾向他寄住的那家的一位姑娘求爱，就在同一天，又向另一位姑娘求爱，姐妹俩彼此把高兴的事说出来时，知道了原委，于是恨死了这个“钟情人”。她们吩咐看院子的人通知这个求爱者立即从她们家滚出去。从此他就在这个城市消失了。

爱和仁慈在人们生活中究竟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可怕而又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对我来说很早就产生了，开始时比较模糊，没有定型，但内心里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后来才以明确的词语表达出来：

“爱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充满基督教的理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充满同情人的哀号。当时我所熟悉的优秀人士也都满腔热情、非常动听地谈论着这个问题。

然而我直接观察到的一切却几乎完全不是对人的同情。现实生活在我面前展示的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仇视和残忍，是接连不断的为了一点蝇头小利而进行的龌龊的明争暗斗。我个人只需要书籍，其他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没有意义。

只要你到大街上或大门口坐一坐，你就会明白，所有那些马车夫、清道夫、工人、官吏、商人，都不像我和我所敬爱的知识分子那样生活，他们不想过这种生活，走的是另一条路。我所敬爱和信任的那些人都非常孤独，性情孤僻。在大多数人中间，在像蚂蚁筑巢那样的肮脏而又狡诈的工作中间，他们是多余的。现在的生活我觉得是愚蠢的，烦闷死了。我常常看到，人们说的仁慈和博爱只是口头上的，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不觉地屈从于社会的生活秩序。

我觉得生活真是很难啊！

有一天，那个由于水肿病而变得又黄又肿的兽医拉夫洛夫喘着气对我说：

“应当强化残暴性，让所有的人都因它而变得筋疲力尽，让所有人都厌恶它，就像厌恶这个该死的秋天一样。”

这年的秋天来得很早，秋雨绵绵，颇有寒意，有许多人生病，有许多人自杀。拉夫洛夫由于不想等着被水肿病窒死，也服氰化钾自杀了。

“自己是兽医，到头来也跟牲畜一样死去！”拉夫洛夫的房东梅德尼科夫在给他送葬时这样说。梅德尼科夫是个裁缝，身体比较瘦弱，笃信宗教，他能熟记所有的圣母赞美诗。他经常用三根皮条抽打自己的孩子——七岁的女孩和十一岁的男孩，打老婆则用竹子打她的腿肚子，并抱怨说：

“调解法庭谴责我，说我这一套是从中国人那里学来的，可是我除了在广告上和电影上，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

在他裁缝铺的工人中有一个整天愁眉苦脸的罗圈腿，人们给他取个绰号叫“顿卡老公”，他谈起自己的老板时说：

“我害怕笃信宗教的那些温顺的人。暴躁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总还有时间躲避他；而温顺的人却像草丛里的一条看不见的阴险的蛇，冷不防就在你最坦白的心窝上咬一口。我害怕温顺的人！”

“顿卡老公”也是个温顺而又狡猾的人，他既善于挑拨离间，又会讨好梅德尼科夫，不过他说的这些话却是实情。

我有时觉得，温顺的人就像苔藓；苔藓能使岩石软化，滋生出花果；温顺能使生活中的铁石心肠变得温和。但是，更多的情况是，我看到了许多温顺的人的另一面，看到了他们对无耻之徒的巧妙的适应能力，难以捉摸的多变性和随机应变、见风使舵的圆滑手段，以及像蚊虫那样的诉苦——这一切使我感到自己像一匹被绊住的马陷入了一群牛虻的包围之中。

我从警察哨所出来时，就是这样想的。

风在叹息，街灯在摇晃，灰暗的天似乎也在摇晃，向大地抛洒着尘雾般的十月的毛毛细雨。一个湿淋淋的妓女拖着一个醉汉在街上爬坡，她搀着他一个胳膊往前推，他却嘟哝着，啜泣着。女人累得筋疲力尽，哑着嗓子说：

“这是你的命……”

“真的，”我在想，“我现在也是被什么人拖着，推向一个令人讨厌的角落，让我看到那肮脏、悲愁的东西和奇形怪状的人们。这一切我已经看得厌倦了。”

也许我当时所想的并不是现在所说的，但我的脑子里确实闪现过这种思想。也正是在这个可悲的夜晚，我首次感到心灵的疲倦，情绪的颓废。从这时起，我感觉自己糟透了，开始用旁观者、陌生人甚至敌视自我的眼光来看待自己了。

我已看出，每个人身上都有其不舒心的、错综复杂的矛盾。这不仅表现在语言上和行动上，而且表现在情感上。这种情感上的变幻无常尤其使我难受。我发现我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这就使我更加难受了。我对所有的一切——女人、书籍、工人和快活的大学生，都感兴趣，但我却从未获得成功，整天“东奔西突”，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有力的手用一根看不见的鞭子在抽打着我，使我像陀螺似的不停地打转。

当我听到雅科夫·沙波什尼科夫生病住院后，便去看望他。可是医院里有个歪嘴女人，胖胖的，戴一副眼镜，扎一条白头巾，头巾下面挂着两只红得像刚烫过的耳朵，干巴巴地说：

“他死了。”

她看见我默默地站在她面前还不走开，便气愤地高声喊道：

“喂，你还站着干什么？”

我也生气地说：

“你是个傻瓜！”

“尼古拉，把他撵出去！”

尼古拉用一块抹布正擦拭着一根铜棒，他像鸽子似的咯咯叫了一声，便用铜棒朝我背上打将过来，我顺势一把抱住他，把他拖到街上，放倒在医院门旁的水洼里。他倒满不在乎，在水洼里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两眼直盯着我，然后站起来说：

“嘿，你这条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