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哪条街呀？”他哭泣着喊道，“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

我一边搂着他的腰，领着他走，一边问他的住地。

“在布拉克区，”他嘟哝着，全身发抖，“在布拉克区……那边是澡堂，是家……”

他，步履蹒跚，摇摇晃晃，弄得我也走不好路。我听见他的牙齿在打战，发出某种声音：

“西丘沙维。”262他一边推我，一边嘟哝道。

“你在说什么？”

他停下来，举起一只手，声音清晰地说，我觉得他还说得很自豪：

“西丘沙维乌日杰面。”263

接着他把手指放进嘴里呵气，摇晃着，差一点摔倒了。我蹲下来，把他背起来，朝前走。他把下巴紧贴着我的后脑壳，嘟哝道：

“西丘沙维……我可快要冻死了，啊，上帝……”

到了布拉克区，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住的房子。最后我们终于爬进一间厢房的穿堂里，这厢房隐藏在院子的深处，淹没在飞雪的旋风里。他摸索着房门，小心地敲了一下，并带着嘘声轻轻地说：

“嘘！轻一点……”

一个穿着红色睡衣的女人来开门，手里拿着点燃着的白蜡烛。她默默地站在一边，给我们让道，同时不知从哪里取出一个长把眼镜，仔细地打量着我。

我对她说，这个人的双手好像冻伤了，必须把他的衣服脱下来，安排他睡到床上去。

“是吗？”她声音洪亮、清脆地问道。

“应把他的双手放在凉水里浸泡……”

她没有说话，只用长把眼镜朝屋角里指了一下，屋角的画架上是一幅画着河流和树木的风景画。我惊讶地瞧了妇女的脸一眼，那脸奇怪得毫无表情。她转身朝屋角的桌子边走去，桌子上点燃着一盏带粉色灯罩的灯，她就在桌边坐下来，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牌“红桃J”，仔细地观察起来。

“您家里有伏特加酒吗？”我高声问道。她没有回答我，而是把纸牌摊在桌子上。我领回来的那个人则坐在椅子上，头垂得很低，冻红的双手耷拉在身体两边。我把他安放在长沙发上，开始给他脱衣服。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做，仿佛在梦中一样。长沙发上面的墙上挂满了照片，其中有一个带白丝绦蝴蝶结的金色花冠，颜色已显得暗淡，在白丝结的末端印着下面几个金字：

献给绝代佳人吉尔塔264

“见你的鬼，轻一点！”当我为这个人按摩双手时，他呻吟地说。

那个女人仍在专心致志地、不声不响地玩纸牌。她的脸是尖削的，像鸟嘴一样，瞪着一双呆板的大眼睛。瞧，她用两只少女般的小手拍打着自己蓬松得像假发一样的灰色头发，柔和而又响亮地问道：

“乔治，你见到米沙了吗？”

乔治推了我一下，赶快坐起来，连忙说：

“他不是到基辅去了吗？……”

“是的，是到基辅去了。”这个女人说道，眼睛仍然没有离开纸牌。我发现，她的声音单调而又毫无表情。

“他很快就会回来的……”

“是吗？”

“啊，是的，很快。”

“是吗？”女人重复了一句。

乔治半裸着身体从沙发上站起来，两个箭步跪在女人脚下，用法语对她说了些什么。

“我很安心。”她用俄语回答他。

“我迷路了，你知道吗？暴风雪，可怕的风，我以为我要被冻死了。”乔治急忙地说，并用手抚摸着她放在膝盖上的手。他大概四十岁，一张红色的厚嘴唇，脸上长满胡须，显出诚惶诚恐的样子。他使劲地揉搓自己圆脑壳上猪鬃般的灰色头发，越说越清醒了。

“我们明天就到基辅去。”女人说，既不像是发问，也不像是肯定。

“对，明天就去，你现在该休息了，你怎么还没有睡呢？已经很晚了……”

“米沙他今天不回来了吗？”

“啊，不会回来了！那么大的暴风雪……我们走吧，睡觉去……”

他拿起桌上的灯，领着她走进了书架后面的小门。我独自在外屋坐了很久，什么也没有想，只听见他那轻轻的有些嘶哑的声音。风雪像毛茸茸的爪子抓挠着窗玻璃。在融化了的一洼雪水里模糊地映照出蜡烛的火焰。屋子里堆满了杂物，散发出一股暖洋洋的奇怪的气味，使人昏昏欲睡。

乔治出来了，手里拿着灯，摇摇晃晃，灯伞撞击着灯泡子，发出叮当声。

“她睡下啦。”

他把灯放在桌子上，若有所思地站在房间中间，眼睛并不看我地说：

“嗯，该说什么呢？要不是你，我大概已经冻死了……谢谢你！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他侧着耳朵倾听着隔墙房间里发出的窸窣声，全身发颤。

“这是您的妻子？”我小声问道。

“是妻子，是一切，是整个生命！”这个人望着地板不大响亮却十分清楚地说，然后又狠狠地用手搔自己的头。

“喝点茶，要吗？”

他无精打采地朝门口走去，但突然又停住了，因为他刚想起来，他的女用人由于吃鱼吃得太多，肚子撑坏了，已送进了医院。

我提出我去烧茶炊，他同意地点点头。他显然忘记了他自己还半裸着身子，光着脚板在湿地板上噼噼啪啪地走着，把我领到小厨房里。在这里他背靠着火炉，再一次对我说：

“要不是你，我已冻死了——谢谢！”

突然他全身哆嗦一下，用惊恐的睁得很大的眼睛盯着我。

“要是我真的死了，她会怎么样？噢，上帝……”

他快速地朝黑暗的门洞望了望，小声地说：

“你知道吗，她是个病人，她有一个儿子，是音乐家，在莫斯科自杀了，而她还一直在等着他回来，已经等了差不多两年了。”

后来，我们在喝茶的时候，他断断续续地用异乎寻常的词语讲述了她的故事。她是一位地主，而他自己则是一位历史教员，曾给她儿子当过家庭补习老师，然后就爱上了她，于是她离开她原来的丈夫——德国人，一位男爵，到歌剧院当了演员。他们俩生活得很好，尽管她的第一个丈夫采取种种手段加以破坏。

他眯缝着眼睛继续讲着，同时紧张地注视着肮脏厨房的一个阴暗角落，然后又死盯着火炉旁边地板上一个腐烂了的洞口。他喝茶时，烫着了嘴，皱起眉头，惊慌地眨巴着圆圆的眼睛。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呢？”他又一次地问我，“是啊，烤面包的，工人，奇怪，不大像。这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话时，显得有点儿不安。他用一种受害人的目光不信任地看着我。

我简略地谈了谈自己的情况。

“原来是这样！”他静静地叹了口气，“原来是这样……”

他忽然活跃起来，问道：

“你知道《丑小鸭》265的故事吗？读过吗？”

他歪扭着脸，开始激奋地用令人感到很不自然的尖细而又破碎的声音说：

“这个故事很诱人，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也曾想过：我会不会变成一个天鹅？可是你瞧……我本来可以进神学院的，却进了大学。我的父亲是神父，他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我在巴黎研究了人类不幸的历史——进化史。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可是这一切又怎么样呢？”

他忽然站起来，坐在椅子上，仔细地听听周围有什么情况，然后对我说：

“进化——这是人们为了自我安慰而杜撰出来的。生活是无理性的，是无意义的。没有奴隶制度就没有进步，没有少数人统治多数人——人类就会故步自封。我们想要改善生活，减轻劳动，只会使生活更困难，使劳动更沉重。工厂、机器不就是为了生产机器，再生产机器吗？这真是太愚蠢了！工人变得越来越多，可是需要的只是农民，粮食的生产者。粮食——这就是一切，需要通过劳动向大自然索取的就是粮食。人需要的东西越少，他就越幸福，而希望得越多，他的自由就越少。”

也许这不是他的原话，但这些惊人的思想我却是第一次听到，而且是那么尖锐，那么露骨！由于过于兴奋，这个人尖叫了一声，胆怯地把目光停留在朝内室敞开的门上，看了一会儿，听见没有声音，才又怒气冲冲地小声说：

“要知道，每个人所需要的并不多：一块面包和一个女人……”

他用神秘的低语，用我听不懂的词语和未曾读过的诗句谈起了女人，于是他突然变得有点儿像小偷巴什金了。

“贝亚特里奇266、菲娅美达267、劳拉268、妮侬269。”他小声地念出了几个我不熟悉的名字，并讲述了某些国王和诗人们的恋爱故事，朗读了法国诗歌，还用他那裸露到肘部的瘦胳膊打着拍子。

“爱情和饥饿统治着世界。”270我听到了他那狂热的絮语，想起了这些曾印在一本革命小册子《沙皇即饥饿》的书名下面的题词。这使我感到这些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和安慰，而不是知识！”

这种思想使我非常震惊。

早晨我从厨房出来时，墙上的小钟才指着六点零几分。我在灰暗的晨雾里踏着积雪，听着暴风雪的吼声，想起了那个受尽了折磨的人的暴怒的尖叫声。我感到他的话像什么东西哽在我的喉咙里，憋得很难受。我不想回面包作坊里去了，不想看见什么人，于是披着一身白雪，沿着鞑靼区的街道闲逛起来，一直到天亮，直到雪浪中开始出现居民身影的时候。

从此之后我再没有碰见这个教师，也不想碰见他。不过我还是不断地听到人们说生活没有意义和劳动没有益处的话。说这些话的人有些是不识字的云游派教徒，有些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有些是“托尔斯泰主义者”和具有极高文化水平的人，还有一些修士、司祭、神学士、制造炸药的化学家，研究新活力论的生物学家等也说这些话。不过这些思想已不像当初那样使我感到震惊了。

瞧，就在两年前，即在我听过历史教师首次谈话的三十多年后，我突然又从一个我熟识的老工人那里听到几乎用同样的语调说出的同样的思想。

有一天，我在这个老工人那里跟他随便“谈心”。他苦笑着自讽为“政治上的老油条”。他用那种大概只有俄国人才有的无畏的直率口吻对我说：

“亲爱的阿列克谢·马克西姆奇，我什么也不需要，什么学院啦，科学啦，飞机啦——这一切都是多余的！我只需要一个幽静的角落和一个女人，为的是，我想吻她的时候就吻她，而她则用灵魂和肉体的忠实来回报我——这就够了。您是在按知识分子的方式考虑问题，您已经不是我们的人了，您是中了毒的人了，对于您来说，思想高于活人，您在按犹太人的方式想事：人是为了星期六而生的？”

“犹太人却不是这么想的……”

“鬼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一个无知的民族。”他回答道，把烟头丢进河里，并看着烟头落下水去。

我们坐在涅瓦河岸边一条花岗石的长凳上。这是一个秋天的月色明媚的夜晚，我们两人白天都过着无谓的紧张的生活，本想做点好事，有益的事，却事与愿违，白费力气，弄得自己精疲力竭了。

“您和我们在一起，但您不是我们的人。这就是我要说的，”他静静地若有所思地说，“知识分子就是不喜欢过安静日子，他们早就在结党造反。他们像耶稣一样，是幻想家，为了上天堂，就造起反来。这些知识分子也一样，为了乌托邦而造反。一旦幻想家造起反来，所有其他的废物、坏蛋和流氓也跟随他们起来造反，因为他们都心怀不满，他们看到生活中没有他们的地位。工人为了革命而暴动，他们是要争得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的合理分配。当他们获得全部政权后，您想，他们还会赞成建立一个国家吗？根本不会！到那个时候，他们将四分五裂，各奔东西，冒着风险去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

“您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

它本来可以摧毁一切——

我指的当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272。

可是，那回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当上了独裁者。

啊，要是这事您能做得更诚实，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

您去引来大洪水，

我则乐意在方舟下面放鱼雷！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就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个窄小的、但比较干净的地方。店里的清洁卫生也由我负责。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面前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鬓角已经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张干枯的熏黑了的脸、一双乌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张古怪的嘴，这嘴小得像鲈鱼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紧紧的，仿佛要跟谁接吻似的，在他那双眼睛的深处还闪烁着某种嘲讽人的东西。

他当然也偷东西，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十个鸡蛋、三普特左右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说，又皱起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好——好看的姑娘。”

我试着劝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嘴笨，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够坚信我所说的道理，我的话没有起作用。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柜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星星，表示惊讶地嘟哝道：

“竟然教训我！初次见面就要训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

他眼睛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以前在哪里干活？在谢苗诺夫家吗？就是原来进行过暴动的那一家吗？对了，那就是说，我曾在梦里见过你……”

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什么姿势都能睡着，甚至站着扶着铁铲也能睡着。他睡觉时微微扬起眉毛，脸变得怪模怪样，呈现出一种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讲述有关金银财宝和做梦的故事。他肯定地说：

“我透过大地看到，整个大地就像一张馅饼，里面藏满了财宝：一罐一罐的钱，到处都埋藏着箱子、铁罐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熟悉的地方——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个角落里埋藏着一箱银餐具。我醒来之后，连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煤块和狗骨头！咳，找到的竟是这种东西！……突然，哗啦一声，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个婆娘疯狂地尖叫起来：‘救命呀，有贼！’我当然逃跑了，否则就要被毒打一顿。真可笑！”

我经常听到他说“真可笑”这个词。不过，伊万·科兹米奇·卢托宁说这话时，自己并没有笑出来，只是略带笑意地眯着眼睛，皱皱鼻梁，张大鼻孔罢了。

他的各种梦并没有什么稀奇的东西，跟现实生活一样乏味和荒诞。我不明白，他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地讲述他自己的梦，而对生活在他周围的人和事却不乐意说一说273。

有一件轰动全城的事：一个富茶商强迫女儿出嫁。刚举行完婚礼，女儿就自杀了。有好几千的年轻人结伴而行为她送葬。大学生们在她的墓前发表演说，被警察驱散了。在我们面包作坊隔壁的一个小店里，人们都大声谈论着这个悲剧。小店后面的房间里挤满了大学生。愤怒的喊叫声和尖刻的话语也传到了我们这里，传到了地下室。

“这个姑娘，小时候挨的揍不够。”卢托宁接着又对我讲道，“我好像在池塘里捉了一条鲤鱼，突然——警察喊道：‘住手，你怎么敢？’我无处可逃，只好钻进水里去——于是我就醒了……”

卢托宁虽然并不关心现实生活，但他很快也感觉到，面包铺有点儿不正常。店铺里打理买卖的是两位不懂业务只顾看书的姑娘：一位是老板的妹妹，另一位是他妹妹的女友。这位女友的脑袋很大，脸颊红润，有一双温柔可爱的眼睛。经常有大学生到面包铺里来，在店铺后面的房间里待很长时间，时而大喊大叫，时而窃窃私语。老板很少在家，而我这个“助手”，倒好像是面包铺的经理。

“你是老板的亲戚？”卢托宁问我，“也许他想招你做妹夫吧？真可笑，而那些大学生们为何到这里来闲逛呢？是来看两位小姐的吗？嗯，有可能……不过，这两位小姐并不十分甜美……我想，这些大学生来这里吃面包要比看小姐们更来劲……”

几乎每天早晨五六点钟的时候，一个短腿的姑娘便会出现在临街的面包作坊门口，她是由不同体积的半圆球拼凑起来的，很像一个装满了西瓜的口袋。她两只光脚刚踏在地下室窗前的洼地上，便边打哈欠边叫道：

“万尼亚！”

她头上围着一条花头巾，下面露出浅色卷发，卷发就像一个个小圆圈挂在她那红润的、绷得像球一样的脸颊上和低低的脑门上，擦得她那双半睡不醒的眼睛直发痒，她用小手懒洋洋地把头发从脸上拨开，那手指就像是婴儿的手指那样好玩地张开。真有趣——跟这样一个小女孩能说什么呢？我叫醒了面包师。他对她招呼说：“你来了？”

“你瞧嘛。”

“睡觉了？”

“睡了，怎么啦？”

“你梦见什么了吗？”

“记不起了……”

城里很安静，只是某个地方响起了清道夫扫地的声音和刚刚睡醒的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玻璃窗上现出了暖融融的初升的阳光。我很喜欢这种宁静的早晨。面包师从窗口伸出一只毛茸茸的手去抚摸姑娘的腿，姑娘满不在乎地听从他的摸索，没有笑容，只是眨巴着两只绵羊般的眼睛。

“彼什科夫，去把甜面包取出来，烤好了！”

我把铁篦子从烤炉里抽出来，面包师从篦子上抓起十多块扁形白面包、酥皮点心、梭形面包，把它们一起扔进姑娘的裙襟里，姑娘则把这些烫手的面包从一只手倒换到另一只手，用绵羊似的黄色牙齿去咬，烫着了，便哎哟哎哟地叫起来。

面包师则一面欣赏着，一面喊道：

“快把裙襟放下吧，你这不害臊的东西！”

等姑娘走了之后，他便在我面前吹嘘起来：

“瞧见了吗？像一只小绵羊，满头卷发。我呀，小弟弟，我是个纯洁正派的人，不跟婆娘们同居，只跟姑娘们要好，这是我的第三个姑娘！她是尼基福雷奇的教女。”

听着他这些扬扬自得的话，我在想：

“我也该这样生活吗？”

我从烤炉里取出论斤卖的白面包，捡出十一二个大面包放在长托盘里，赶忙送到捷连科夫的店里去。回来又把白面包和奶油面包装进满盛两普特的篮子里，跑到神学院去，给大学生们供早点。在神学院，我站在食堂的大门口，把面包卖给大学生，有的赊欠，有的交现钱。我一面站着卖面包，一面听他们关于托尔斯泰的争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古谢夫，是列夫·托尔斯泰的宿敌。在我的面包篮子底下有时也放上几本小册子，我得秘密地把它们交到某个大学生的手里；大学生有时也把一些小册子或纸条偷偷地塞进我的篮子里。

我每星期有一次要跑得更远——到“疯人院”去。精神病学家别赫捷列夫就在这里讲课，并用这里的病人做实例。有一天，他让大学生们看一个患自大狂的病人。当这个穿着白色病号服、戴着像袜子一样的圆筒尖顶帽的高个子病人出现在讲堂门口时，我不由得嘿嘿笑了出来，而他在我旁边走过时，却停了一会儿，并瞪了我一眼。于是我倒退了一步，就好像他用凶恶的火辣、尖利的目光刺穿了我的心。在别赫捷列夫捋着自己胡子郑重其事地跟病人谈话的整整一段时间里，我都偷偷地用手掌抚摸着我的像是被热灰烫坏了的脸。

病人说话发出沉厚的男低音，他好像提出了什么要求。从白色病号服的袖口里可怕地伸出一只细长的手，手指也很长。我觉得他全身都不自然地伸展着，无限地伸长，就是不移动地方，好像也能伸到我面前，掐住我的喉咙。从他那骨瘦如柴的脸上陷进去的黑色眼窝里，一双黑眼睛威严而又专横地射出一道刺骨的目光。二十来个大学生仔细地观察着这个戴圆筒尖顶帽的疯子，有些在笑，大多数人则显得凝神、悲伤，他们的眼睛同这个疯子的火辣辣的眼睛相比，就显得太平常了。疯子是可怕的，他身上有某种威严的东西——真的有。

在大学生们的像鱼一般的沉默中，教授的声音显得特别清晰。他提的每一个问题都引起那低沉嗓音的严厉呵斥。这种低沉的声音就像是从地板下面，从僵硬的白墙底下冒出来的，病人身体的动作则像大主教似的缓慢而庄重。

晚上，我写了一首关于疯子的诗，把疯子称为“王中之王，上帝的朋友和顾问”。这个疯子的形影久久地萦绕在我的心里，使我无法正常生活。

我每天从晚上六点一直工作到第二天的中午，午后睡觉。只有在工作的空隙中，即当揉完一团面，而后一团面又尚未发酵时，或者是刚刚把面包放进炉子里烘烤时，才读点书。随着我对烤面包技术的慢慢掌握，面包师就工作得越来越少了，他亲切而又惊讶地“教导”我说：

“你很能干，再过一两年，你就是面包师了。真可笑。不过你太年轻，人家不会听你的话，不会尊重你……”

他不赞成我埋头书本。

“你别看书了，睡觉去吧。”他关心地劝我说，但从不问我读的是什么书。

他脑子里整天梦想和幻想的就是那些财宝和那个圆鼓鼓的短腿姑娘。短腿姑娘经常在夜晚来，这时他就把她带到堆满面粉的前厅去，如果天气太冷，他就皱着鼻梁对我说：

“你出去半小时吧！”

我边走边想道：“这种恋爱完全不像书本里描写的那样……”

在店铺后面的小房间里住着老板的妹妹。我常替她烧茶炊，但尽量少去看她，因为见到她我有点儿不自然。她那孩子般的眼睛老是用不能容忍的目光望着我，在最初几次见面时，我就怀疑这双眼睛的深处含有笑意，我觉得这是一种嘲笑人的微笑。

我力气很大，但动作十分笨拙。面包师看见我能翻动并搬运五普特重的面粉袋，便遗憾地对我说：

“你的力气能抵得上三个人，但论灵巧，你却没有！你虽然个子高，却仍旧是笨牛一头……”

尽管我读了不少书，也喜欢读诗，而且开始自己写诗——用“自己的话”来写，但我觉得，这些话很粗俗，很尖刻，不过，我认为只有用这些话才能表达出我最深刻的思想混乱。有时为了抗拒某些与我格格不入的东西和使我生气的事情，我便故意把话说得很粗野。

一位当过我老师的数学系大学生批评我说：

“鬼知道你是怎么说的，那不是话，而是秤砣！……”

总之，我自己也不喜欢自己。这对一个半大的孩子来说是常有的情况，总觉得自己又好笑又粗野。我的脸像卡尔梅克人274，颧骨突出，说话时，嗓门也不听使唤。

老板的妹妹则行动快捷、灵活，像一只空中的飞燕。我似乎觉得，她的轻盈的动作跟她浑圆、柔软的身体并不相称，在她的姿势和步态中有某种虚伪和做作的东西。她说话声音洪亮欢快，常常放声大笑。听到她这种响亮的笑声，我就想：她是要我忘记我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样子。我却不愿意忘掉这个，我很珍惜不平常的事物，我需要知道可能发生的和今天存在的不平常的事物。

她有时问我：

“您在读什么书？”

我很简单地回答她，并想反问她：

“您干吗要知道这个？”

有一回，面包师一边抚爱着那位短腿姑娘，一面用陶醉的声调对我说：

“你出去一会儿吧！喂，你最好到老板妹妹那儿去，干吗要错过机会呢？要知道，大学生们……”

我当时对他说，如果他再说些类似的话，我就用秤砣砸烂他的脑袋。后来我出去了，走到放面粉袋的前厅里。从关得不严实的门缝里我听见了卢托宁的声音：

“我干吗要生他的气呢？他整天啃书本——就像疯子一样生活……”

前厅里，老鼠在吱吱乱叫乱闹，面包作坊里则是那姑娘的哼哼声、呻吟声。我来到院子里，这里无声无息地下着毛毛雨，却依然很闷热，空气中饱和着焦灼的气味——什么地方的森林着火了。这已经是后半夜了。面包房对面屋子的窗户还敞着，从这些房间里透出暗暗的灯光，有人在哼唱：

圣瓦尔拉米275，

头上闪现出光轮，

从天上俯视她们，

是那么笑容可掬……

我想象着玛丽娅·捷连科娃也躺在我的双膝上，就像短腿姑娘躺在面包师的双膝上那样，可是我从心底里感觉到，这是完全不可能的，甚至是可怕的。

整夜，通宵，

他又喝酒又哼唱，

而且呀——啊哟！

还干了那种勾当……

歌声里特别突出了这个深沉的低音的“啊哟！”我两手支在膝盖上，弯着身子朝窗口望去，透过钩花的窗帘，我看见一个方方正正的地下室，一盏小灯罩着蓝色灯罩，照亮了灰色的墙壁。在墙壁前面，面对窗口坐着一位姑娘，她在写信。瞧，她抬起头来，用红笔杆捋了一下垂到鬓角上的一绺头发，两只眼睛眯缝着，脸带笑容，然后慢慢地把信折起来，装进信封里，用舌头在信封边上舔了舔，封上，便把信扔在桌子上。她用比我的小指还要小的食指恶狠狠地点了点信，却又重新把信捡起来，皱着眉头把它拆开，读了读，又把它装进另一个信封里，粘好，并伏在桌上写上地址，然后拿着信像摇晃白旗一样在空中晃了几下，旋转身子，拍着双手，朝放床铺的屋角里走去，随后又从那里出来，脱掉短衫，露出圆圆的像肉蛋似的肩膀。她从桌上拿起灯，又隐没在屋角里。当你看到她独自一个人在活动时，你会觉得她是一个疯子。我一边在院子里踱步一边想：多么奇怪，这个姑娘竟独自一人在小屋里生活。

这时一个红头发的大学生来找她，并用压低的像耳语一般的声音跟她说话。她整个身体缩成一团，显得更小了。她胆怯地望着他，把双手藏在背后或桌子下面。我不喜欢这个红头发的大学生，非常不喜欢。

短腿姑娘一面包扎头巾一面摇摇晃晃地走出来，对我说：

“你进面包作坊去吧……”

面包师一边从柜子里掏面团，一边对我讲述他的情妇是多么令人舒服、痛快和百玩不厌。我却在想：

“这样下去，我该怎么办？”

我似乎觉得，在我身边的某个角落，一场灾难在等待着我。

面包店的生意很好。捷连科夫在计划开另外一个更大的面包作坊，并决定再雇一个帮手。这很好，因为我的工作太多了，累得我晕头转向。

“在新的作坊里你就要升为帮工头了，”面包师对我许诺说，“我去跟老板说，你的工资该提到每月十个卢布。”

我明白，我升为帮工头对他是有利的，因为他不喜欢干活，而我却很乐意干活。疲劳对我有好处，它能消除我的心神不宁，抑制我强烈的性本能的冲动。不过，这样一来，书也读不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