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毛马”抱怨似的眨巴着眼睛，在他那古怪的高颧骨的脸上流淌着醉人的眼泪。他用手掌把泪水擦去，抹在膝盖上。他那条肥大的灯笼裤上总是油渍斑斑的。
“你们的生活怎么样？”他大声喊道，“挨饿、受冻、穿破衣服——难道这就是法律？这样的生活能教我们什么呢？唉，要是沙皇知道了你们过这种生活……”
于是他从衣兜里抓了一把各种颜色的钞票对大家说：
“谁要钱用？拿去吧，兄弟们！”
合唱团员们、女裁缝们贪婪地冲上去从他那毛茸茸的手里抢钱，他哈哈大笑地说：
“不，这不是给你们的，这是给大学生们的。”
可是，大学生们没有去拿。
“让你的钱见鬼去吧！”毛皮匠的儿子生气地喊道。
有一次，他自己喝醉了酒，拿着揉成一团的十卢布的钞票，走到普列特尼约夫这边来，把钱往桌子上一扔说：
“这钱——你要吗？我不要了……”
他往我床上一躺，大喊大叫，并且号啕大哭起来。我们只好往他的身上浇水，往他的嘴里灌水。等他睡着了的时候，普列特尼约夫试图把钞票一张张展开来，可是不行。这些钞票卷得太严实了，只有把它们用水润湿后，才能一张张地揭开来。
“红毛马”的房间窗口对着相邻房舍的石墙，房间里烟雾弥漫，非常肮脏、拥挤、闷气、嘈杂，令人害怕。“红毛马”叫喊得比谁都响。我问他：
“你为什么住在这里，而不住到宾馆去呢？”
“亲爱的，就是为了心里痛快啊！和你们在一起，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毛皮匠的儿子表示同意地说：
“对，‘红毛马’，我也是这样觉得。要是在别的地方住，我就完蛋了。”
“红毛马”向普列特尼约夫请求：
“你就弹个曲！唱个歌吧！……”
普列特尼约夫把古丝理琴搁在膝盖上，唱道：
红太阳啊，
你快升起来吧，升起来……
他的嗓子柔和婉转，动人心弦。
房间里逐渐安静下来。大家都默默地听着那如泣如诉的歌声和轻松悠忽的琴声。
“唱得真好，鬼东西！”那个替富商太太解闷的倒霉的大学生说道。
在这个大杂院里的许多古怪的居民中，古利·普列特尼约夫最有智谋。他能给大家快乐，他扮演着一个魔幻神话中喜神的角色，他的心里充满青春和耀眼的美，他会说一连串光华璀璨的好听的笑话，会唱美妙动听的歌曲，敢于尖刻地嘲笑人世间的旧风陋习，揭露生活中的粗俗谎言。他刚满二十岁，看上去还是个少年，可是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在困难时刻能够想出聪明的主意、能给大家帮助的人。好人喜欢他，坏人害怕他，甚至老警察尼基福雷奇也常常狡猾地对普列特尼约夫笑脸相迎。
“马鲁索夫卡”大院是上山去的必经之路，它连接着雷布诺里亚德和老戈尔舍奇纳两条街道。尼基福雷奇的岗亭离我们大院的大门不远，幽静地坐落在老戈尔舍奇纳街的拐角处。
尼基福雷奇是我们这一段街道的老警长，一个高个子的干老头，胸前挂满奖章，有一张聪明的脸，笑容可亲，一双眼睛却是狡猾的。
他对待这个人鬼共居的嘈杂的群体十分小心。他服装穿得整整齐齐，一天到院里来巡视几次，巡视时不慌不忙，查看房间里的各个窗口，就像动物园里的看守员检查笼子里的野兽一样。这一年的冬天，他从一个住所里逮捕了一名独臂的退伍军官斯米尔诺夫和士兵穆拉托夫。他们都是圣乔治十字勋章获得者，参加过斯科别列夫244率领的阿哈尔-帖金远征军。被捕的还有左宁、奥夫相金、格里高里耶夫、克雷洛夫及另一些人，他们是因为企图建立秘密印刷所而被捕的。穆拉托夫和斯米尔诺夫礼拜天到城里热闹的大街上克柳奇科夫印刷厂里去偷铅字。他们就是为此事被逮捕的。还有一个晚上，宪兵们抓了另一个住在“马鲁索夫卡”的高个子的愁眉苦脸的人，我曾给他起过外号叫“活钟楼”。早晨，普列特尼约夫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地抓着自己的头发对我说：
“马克西莫维奇，真糟糕！快去！老弟，赶快……”
他交代我该往哪里跑，并补充说：
“千万要小心！那里可能有暗探……”
委托我这个秘密任务，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像雨燕一样，快速地飞到了造舰区。在一家黑暗的铜器铺里，我看见一个卷头发的人，此人有一双不平常的黑眼睛，他正在镀一口锅，但他不像是个工人。在屋角里老虎钳旁有一个小老头，他用一根皮带把白头发拢起来，正在制作一个铜活塞。
我问铜匠：
“你们这里有什么活可干吗？”
小老头生气地回答说：
“我们有的是活，只是没有你的活。”
那个青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去镀他的锅。我用脚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脚，他又惊异又生气地用眼睛死盯着我，一只手抓住锅把，好像要把锅向我扔过来似的。但他看见我向他使眼色后，便平静地说：
“走吧，走吧！……”
我又给他递了个眼色，便走出门外去，站在街上。卷发青年直了直身子也走了出来，默默地盯着我，一面点燃了一根烟。我问道：
“你是吉洪吗？”
“嗯，是的！”
“彼得被捕了。”
他生气地皱起眉头，用眼睛探察着我。
“你说的是哪一个彼得？”
“高个子，像教堂的助祭。”
“是吗？”
“我说完了。”
“彼得，像教堂的助祭。所有这些又与我何干呢？”铜匠问道。这种问话的口气更使我相信他不是一个工人。我一面跑回家，一面感到自豪，因为我已完成了重托。这就是我参加的第一次“秘密”工作。
古利·普列特尼约夫跟他们很接近。可是当我请求他介绍我加入他们的团体时，他却说：
“老弟，你还小！你好好读书吧……”
叶甫列伊诺夫倒介绍了我同一位秘密的人物245认识。这次认识事先作了严密的预防措施，使我感到一种非常严肃的气氛。叶甫列伊诺夫把我领到城外的阿尔斯科耶波列去。路上他警告我说，这一回见面要非常小心，要严守秘密。然后他指给我看远处那个在旷野里漫步的一个小小的灰色人影。叶甫列伊诺夫向四面环顾一下，小声说：
“那就是他！找他去吧，等他站住时，你就走过去对他说：‘我是刚来的……’”
秘密活动总是愉快的，不过这一次却使我觉得有点儿可笑：炎热的大白天，孤零零的一个人像一根灰色的草根在野地里摇动，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我在墓地门口赶上了他，才发现原来他是一个青年人，有一张干巴巴的小脸蛋儿，一双小鸟一样的圆眼睛，眼神却是严厉的。他穿着中学生的灰大衣，原有的浅色扣子都已脱落，缀上了一些黑色的骨扣，旧帽子上还残留着帽徽的痕迹。总的看，他还显得有些稚气，却好像急于装成大人的样子。
我们在坟堆中间灌木丛的阴凉处坐下来。他说话干巴巴的，一本正经，我一点儿也不喜欢他。他生硬地问我读过什么书，然后建议我参加由他组织的一个学习小组。我同意了。接着我们就分手了，他先走，小心地向旷野四周张望着。
加入小组的还有三四个青年，我是其中最小的一个。我根本没有读过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书和车尔尼雪夫斯基246对这些书的评注。我们常在师范学院学生米洛夫斯基247家里集会。米洛夫斯基后来用叶列翁斯基的笔名写过短篇小说，他写完第五本书后便自杀了。像这样随意自杀的人我见得多了！
这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思想言行谨小慎微。他住在一个很肮脏的房子的地下室里，为了保持“身心平衡”，平时还做些木工活。跟他在一起，我感到乏味。穆勒的书也不能吸引我。我发现，这些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我早就十分熟悉，我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已直接领会了，而且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我觉得，所有为“他人”的幸福和安乐卖过力气的人对此都十分清楚，没有必要用如此艰深的文字去写这种大厚本的书。地下室充满了胶水的气味，肮脏的墙上爬满了蛆虫，瞅着它们，在这里坐两三个小时，真是不好受。
有一天，小组的教课老师没有按时到达，我们以为他不会来了，于是就买了一瓶伏特加、一些面包和黄瓜，举办一个小小的酒宴。突然，我们的老师的一双灰腿在窗口旁边一闪而过。我们刚把伏特加藏在桌子底下，他就进来了，并开始讲解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精深的结论。我们大家都像木头人似的一动不动地坐着，提心吊胆地担心谁一伸脚把酒瓶碰倒了。结果恰恰是我们的老师把它碰倒了。他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却一句话也没有说。哎呀，要是他狠狠地骂我们一顿，我们倒还好受一些！
他的沉默，他那严肃的脸色和生气地眯缝着的眼睛使我非常难受。我偷偷地看了看我的伙伴们，他们也羞愧得面红耳赤。虽然伏特加酒不是我建议买的，但在教师面前我总觉得自己有过失，从内心里表示歉意。
我觉得这种学习枯燥乏味，真想跑到鞑靼人的村镇上去，因为那里的人过着一种特别的纯正的生活。他们是一群心地善良的温和的人，操一口可笑的不大标准的俄语。每天晚上都有执事僧用奇怪的声音从伊斯兰教堂的高楼上召唤他们去做晚祷。我想，鞑靼人过的全然是另一种生活，不像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令人不快的生活。
伏尔加河上那劳动生活的音乐令我向往。这种音乐至今仍然使我身心陶醉。我还十分清楚地记得我初次体验到的那富有诗意的英勇劳动的一天。
一艘运输波斯货物的大货船在喀山附近触礁了，船底被撞穿。码头搬运组的人把我带去卸货。这是在九月份，从上游吹来的风，在灰色的河面上掀起汹涌的波涛，狂风卷着浪花，散落着毛毛冷雨。搬运组有五十多名工人，身上披着蒲席和帆布，阴郁地坐在空驳船的甲板上。空驳船由一艘小拖轮拖着。小拖轮喘着气，在雨中喷出一束束红色的火花。
天黑了。潮湿的铅色的天空变暗了，低垂在河面上。搬运工人又是喊又是骂，诅咒风和雨，诅咒生活，迟缓地在甲板上蠕动着，力图躲避寒冷和潮湿。我似乎觉得，这些半睡半醒的人没法干活，挽救不了这艘快要沉没的货船。
至半夜，我们才到达货船触礁的地方。我们把空驳船与触礁的船甲板对甲板牢牢系在一起。搬运组的组长是个凶恶的老头，满脸麻子，很狡猾，长一双鹰眼和一只鹰钩鼻子，而且满口下流话。他从秃顶上摘下湿漉漉的便帽，用女人一样的尖声喊道：
“伙计们，祈祷吧！”
甲板上的搬运工挤成黑压压的一团，像狗熊一样呜呜叫着。组长最先做完了祈祷，又尖声喊道：
“喂，上灯！小伙子们，露一手吧！孩子们，卖力啊！上帝保佑，开始干吧！”
于是这些心情沉重、没精打采、全身湿漉漉的人们开始“露一手”了。他们像投入战斗似的跳到那艘快要沉没的货船的甲板上，又嚷又叫，并且说着各种俏皮话。在我的周围，一袋袋大米、一包包葡萄干、一捆捆皮革和羔皮，像鸭绒枕头似的轻快飞过去。粗壮的人影在跑动，用呼号、呼哨、难听的叱骂相互鼓励着。真难以相信，刚才还在沮丧地抱怨生活，抱怨风雨和寒冷，心情沉重、闷闷不乐的人们，现在却如此轻松、欢快、生龙活虎地干起活来。雨下得更大了，天气变得更冷了，风也吹得更猛了，把人们的贴身衬衣都掀了起来，翻卷到头上去，露出了肚皮。在潮湿的黑夜里，这些黑色的影子在六盏提灯的微光下跑来跑去，在货船的甲板上响起咚咚的踩踏声。他们干得如此带劲，好像大家都十分渴望劳动，早就期盼着享受这种投掷四普特重的米袋和扛着货包快跑的乐事了。他们干活，就像儿童玩快乐的游戏一样，陶醉在欢愉之中，像拥抱女人一样，再甜蜜不过了。
一个留着大胡子、穿哥萨克紧身上衣的大个子，衣服湿透了，光滑滑的，多半就是船主，不然就是船主的代理人，他突然激动地大声喊道：
“坏小子们，我赏你们一桶酒！小强盗们，两桶也可以！干吧！”
在黑暗中，从各个不同方向传来几个人的粗哑的声音：
“三桶！”
“三桶就三桶！干吧，加油干啊！”
于是大家干起活来像旋风一样，更来劲了。
我也抓起一袋米，扛起来，抛下去，再跑回来，再去扛。我觉得我自己及周围的所有人都在跳狂欢舞似的，这些人竟可以整月整年不知疲倦忘我地欢快地干活，好像他们可以抓起城里的一个个钟楼和高塔，让城市搬到随便想要搬去的地方。
这一夜我过得从未有过的快活，真愿意一辈子就这样在半疯狂的愉悦中劳动下去。船舷外波涛滚滚，大雨抽打着甲板，河面上狂风呼啸。在黎明的早雾中，这些半裸着身体、全身湿透了的人不停地奔跑着，叫喊着，笑着，欣赏着自己的力气和劳动。这时大风已吹散了浓重的云堆，在浅蓝色明亮的天空上透出了红色的阳光，这群欢快的野人抖动着湿漉漉的胡须用友好的喊叫声迎接了太阳。这些可爱的两脚兽在劳动中是多么的聪明和灵巧，多么忘我而入迷，真叫人想去拥抱和亲吻他们。
看来任何东西也抵挡不住那股快活兴奋的强大力量，它能够在大地上创造奇迹，像预言式的神话里所说的那样，一个晚上便遍地布满美丽的宫殿和城市。阳光对人们的劳动才光顾两分钟，又浓云密布，把阳光遮住了，就像小孩掉进了大海里。雨也越下越大，变成了瓢泼大雨。
“停工吧！”不知是谁喊了一声。但他立即遭到愤怒的抗议：
“我看谁敢停！”
这些半裸着身体的人冒着瓢泼大雨和烈风一直在干活，没有歇息，直至下午两点钟把全部货物搬完。这不能不使我由衷地认识到，人间的大地充满何等强大的力量。
后来我们回到轮船上，大家都像醉汉似的倒下睡着了。轮船抵达喀山时，人们就像一股灰色的沙流，涌上沙岸，去喝那三桶伏特加了。
在小酒馆里，小偷巴什金走过来，打量了我一眼，问道：
“他们叫你干什么去了？”
我很高兴地对他讲了劳动的事情。他听完后，叹息了一声，轻蔑地说：
“傻瓜，比傻瓜还不如——简直是白痴！”
他吹着口哨，扭摆着身体，像鱼一样，在密密麻麻的酒桌中间溜走了。他的身后，搬运工人正热热闹闹地大吃大喝。屋角里有人用男高音唱起了下流猥亵的小调：
哎咦，这是在半夜三更——
老爷家的太太到花园里去寻欢——哎咦！
十多个声音震耳欲聋地吼起来，许多人用手掌敲打着桌子：
更夫巡逻来了，
他看见——太太正躺在……
哈哈的大笑声、口哨声、雷鸣般的说话声，大家都没脸没皮地胡说八道，说些人世间少有的粗俗话。
有人介绍我认识了小杂货铺的老板安德烈·捷连科夫。他的铺子隐蔽在一条贫穷偏僻的街道的尽头，在堆满垃圾的沟壑上面。
捷连科夫一只胳膊残疾，面容和善，留着浅色的胡子，有一双聪慧的眼睛。他家里有一个全城最好的图书室，里面有不少的禁书和孤本。喀山许多学校的大学生和各种抱有革命情绪的人都要借用这些书。
捷连科夫的小铺子就在一个搭出来的矮房子里，与银币兑换商阉割派教徒的房子相连。小铺子的门通向大房间，大房间只靠一扇朝院子开的窗户送来微弱的亮光。大房间过去是窄小的厨房，厨房后面，在矮房子与大房间之间的阴暗走廊的拐角处，隐藏着一个包房，那个秘密的图书室就在这里。图书室里的书一部分是用钢笔抄录的，钉成厚厚的本子，像拉夫罗夫的《历史书简》248、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皮萨列夫的一些论文249，还有《沙皇即饥饿》250《狡猾的圈套》251——所有这些手抄本都被翻破揉坏了。
我头一次到小铺时，捷连科夫正忙于招待顾客，他朝通向大房间的门对我点点头，我走进房间，在昏暗中看见屋角里跪着一个小老头，模样很像谢拉菲姆·萨罗夫斯基。他还在虔诚地祈祷。看见这个小老头，我心里有一种不舒服的抵触的感觉。
我听人家说，捷连科夫是民粹派。在我的观念中，民粹派是革命者，而革命者是不应当信上帝的。我觉得这位向上帝祈祷的小老头在这个房间里是多余人。
祈祷完了之后，他仔细地抚平自己的头发和白胡子，端详着我说：
“我是安德烈的父亲，而您是谁呢？原来是您？我还以为是个乔装的大学生哩。”
“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252、达尔文253、加里波第254的画像。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看够了，玛丽娅！”
她把她带走了。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
我也走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是过了一天，我又坐在了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明白，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很奇怪。
那个亲切、温和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恳求说：
“你们别来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难临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一只手残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满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树皮一样的面粉疙瘩。他在房间里侧着身子走路，负疚地微笑着，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刚被饶恕的孩子。帮他卖货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个又懒又笨的青年。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念书，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个子矮小，衣服整洁，头发梳得光亮，像一个衙门里的老官吏。生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一旦她走了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捷连科夫一家的家务是由那位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一张木偶似的脸，一双凶狠的像修女一样严厉的眼睛，她的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经常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当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停地翕动起来。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255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
他对待民粹派的态度跟我一样，但是那些大学生对待他，却好像老爷对待雇工一样，粗暴且不客气，不过他自己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他经常是把客人送走了，而把我留下来过夜。我们先是打扫房间，然后在地板上铺一块毛毡，接着便躺下来，在黑暗中，在勉强有点亮光的神灯下，友好地、低声地交谈许久许久。他像一个圣徒那样怀着暗自的喜悦对我说：
“将来聚集起几百个这样的好人，他们将占据俄国各种重要职位，立即就可以改变整个生活。”
他比我年长十岁左右。我看得出，他很喜欢红头发的娜斯佳姑娘。在人们面前，他用主人下命令的口吻干巴巴地跟她说话，并尽量不看她那生气的眼睛，但却用爱慕的眼神目送着她走过去的身影，而当他同她单独说话时，却显得很狼狈，羞怯地微笑着，老是捋自己的胡子。
他的小妹也常站在一个角落里听这些唇枪舌剑。由于专注和紧张，她那孩子气的脸可笑地紧绷着，眼睛睁得很大，每当听到特别激烈的话时，她就会大声地吁一口气，就像是一瓢凉水泼在她身上似的。在她的旁边则有一个红头发的医学院的学生像一只大公鸡似的走来走去，他用神秘的不高的声音跟她说话，动情地皱着眉头。看到这一切，我觉得很有趣。
可是秋天到了。对于我来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生活是过不下去的。由于我迷恋于周围出现的一切事情，所以干活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只得依靠别人的面包过日子，但是这种面包还真不好咽啊！我必须找个过冬的“地方”。于是我就在瓦西里·谢苗诺夫的面包坊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关于我生活中的这一段时期我在短篇小说《老板》《科诺瓦洛夫》《二十六个和一个》里都做过描写。这是一个很艰苦的时期，但同时也是一个很有教益的时期。
不仅肉体上艰苦，精神上更加艰苦。
我来到面包作坊的地下室工作后，便在我和我以前天天都见面和交谈的那些人中间筑起了一道“忘记的高墙”。他们中谁也没有到面包坊里来看过我，我也因为每天十四小时的工作，无法去看捷连科夫。在节假日，我不是睡觉，就是同面包坊的伙伴们一块待着。有些人从一开始就把我看成是滑稽的小丑，另一些人则像孩子对会讲有趣故事的人那样，带一种天真的爱慕。鬼才知道，我给这些人讲了些什么故事，不过我讲的一切当然都是能引发他们向往另一种更轻松更有意义的生活的故事。这方面我常常是成功的，因为我看见，在他们的浮肿的脸上出现了人类的悲伤，眼睛里则冒着屈辱和愤怒的火花。我心里感到过节一样的快活，并且自豪地想，“我在做人民的工作”，我在“教化”人民了。
诚然，我更是常常感到自己软弱无力，缺乏知识，甚至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也不能解答。这时我觉得我被抛进了黑暗的地窖里，那里人们像蛆虫一样盲目地爬动，只想忘掉现实生活，跑到小酒馆里，乃至妓女的冷冰冰的怀抱里去消愁解闷。
他们每月在领工资的那一天都一定去逛妓院。在这个幸福的日子到来一周之前，他们就在谈论这件乐事了，嫖娼之后他们也许久都在谈论这种甜蜜的感受，厚颜无耻地吹嘘其性交的能力和如何凶狠地玩弄妓女，边说边嫌恶地吐唾沫。
可是真奇怪！听到所有这些话时，我都觉得悲伤和羞耻。我知道，在妓院里花一个卢布可以买一个妓女陪你过上一夜。我的伙伴们对这种事感到有犯罪感而惶惑不安，我觉得这是很自然的。然而也有一些人过于放纵无度，肆无忌惮，我觉得他们是故意的、做作的。对两性关系我极其好奇，所以我对这个问题的观察也特别敏锐。当时我还没有受用过女人的抚爱，这使我处于极不愉快的境地。妓女们和伙伴们都狠狠地奚落我。后来他们就不约我去妓院了，并公开对我说：
“老弟，你就别跟着我们了。”
“为什么？”
“不为什么，跟你在一起不舒服。”
我紧紧地抓住这句话，感到这句话对我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说得很明白。
“瞧你，跟你说了——别去！跟你一起真没劲……”
只有阿尔焦姆冷笑着对我说：
“跟你就像跟牧师或跟神父在一起似的。”
妓女们开始时笑我太拘谨，后来便生气地问道：
“你嫌弃我们吧？”
四十岁的“姑娘”捷列扎·包鲁哈是一个胖胖的漂亮的波兰女人，是这里的领班婆，她用像良种母狗那样的聪明的眼睛瞅着我说：
“姑娘们，放了他吧！他一定有未婚妻了——对吧！这么壮实的青年，肯定有未婚妻，肯定有！”
她是一个女酒鬼，喜欢狂饮。喝醉时，丑恶至极，可是清醒时，她对待人的深思熟虑的态度，对人的行为意义的冷静探索，又令我感到惊奇。
“最令人不能理解的人就是那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她对我们的伙伴说，“他们是这样地玩弄姑娘的：首先吩咐姑娘们在地板上抹上肥皂，然后让一个脱光衣服的姑娘四肢朝下，手脚都放在四只瓷盘上。大学生按住姑娘的屁股用力一推——看她能在地板上滑多远。一个姑娘做完了再换第二个。瞧，他们这是在干什么？”
“你扯谎！”我说。
“哎呀，这可不是扯谎！”捷列扎没有生气，而是平静地说道。不过在这种平静里有一种令人压抑的东西。
“这是你捏造的！”
“本姑娘怎么会捏造这种事情呢？难道我疯了吗？”她瞪圆眼睛问道。
大家都贪婪地、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我们的争论。捷列扎依然用冷漠的语调讲述着嫖客们玩的鬼把戏。她只想弄明白一点：这是为什么？
听众都厌恶地吐唾沫，狠狠地骂大学生。我看得出来，捷列扎有意在激发人们对我们所喜欢的大学生的仇恨，于是我就说，大学生是爱人民、希望人民好的。
“你说的是沃斯克列先斯卡雅街上那所普通大学的大学生吧！而我说的却是神学院的大学生，从阿尔斯科耶波列来的！这些神学院的大学生，全都是孤儿，而孤儿长大后一定是小偷，或者就是胡作非为的坏蛋；他们长大后一定是坏人；他们无牵无挂，无情无义，这些孤儿！”
“领班婆”的心平气和的讲述和妓女们对大学生、对官吏，以及一般的对那些“圣洁的嫖客”的深深的怨恨，在我的伙伴们的心里引起的不仅是憎恶和气愤，而且还有喜悦，他们说：
“这么说来，这些受过教育的人比我们还坏！”
听到这种话，我感到非常难受和痛苦。我发现，这些人汇集到这昏暗、狭小的房间里来，就像是全城的垃圾汇集到这个大坑里来一样，这些垃圾会在烟雾腾腾的火光中滚沸起来，然后充满仇恨和怨气，重又流散到城市里去。据我的观察，他们是出自本能，是由于生活的烦闷无聊而走进这个深坑的，他们用荒唐的词句编造那些动人心弦的歌曲，颂扬爱情的恐惧和痛苦，讲述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丑闻和逸事，嘲笑和敌视那些不理解的事物。我还认为，这些妓院也像一所大学，我的伙伴们从这所大学里获得了毒性极大的知识。
我看到，那些“供人取乐的姑娘”怎样地在肮脏的地板上爬动，懒洋洋地拖着沙沙响的步子；怎样地在手风琴的令人厌烦的呜呜声中，或者在破钢琴的恼人的颤音里难受地扭动着松弛的身体。看着她们，我心里产生一种模糊不清却又非常不安的思绪。周围的一切都令人烦闷。一种想一走了之又无可奈何的处境使我的心情变得糟透了。
在面包作坊里，只要我说到有些人大公无私，说他们在为人民寻求自由幸福的道路时，就会遭到反驳：
“可是，妓女们谈到他们时并不是这样说的呀！”
于是他们便毫不留情地、凶狠地嘲笑我。不过我也是一条好斗的小狗，我感觉自己并不比那些老狗愚蠢，而是更勇敢些。我也发怒了，并且开始明白，思考生活并不比生活本身轻松。我心里对这些一起工作的、固执而又难缠的伙伴们也有一种突发的憎恨，尤其使我愤恨的是他们的忍辱和顺从，他们竟甘心受醉鬼老板的半疯狂状态的挖苦嘲弄。
正是在这种艰难的日子里，好像命运在有意作难，偏偏又碰到一种新奇的思想，尽管这种思想本质上是与我敌对的，却仍旧搅得我心烦意乱。
在一个暴风雪的夜晚，狂风怒吼，疾风像是要把灰色的天空撕成碎片，并把它撒落到地下，让大地盖满厚厚的冰雪，似乎地球的末日到了，太阳熄灭，再也不会升起来了。就是在这样的夜晚，在谢肉节261当天，我从捷连科夫家回到了面包作坊。我顶着大风，闭上眼睛，穿过浑浊的翻腾的飞雪，向前迈着步子，突然——我摔倒了，倒在一个横躺在人行道上的人的身上。我们两人互相对骂起来，我用俄语，他却用法语。
“噢，魔鬼……”
这一摔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把他扶起来，让他站着。他是个小矮个儿，很轻捷。他推开我，愤怒地叫道：
“我的帽子？见你的鬼，给我帽子！我要冻坏了。”
我在雪地里找到他的帽子，拍了拍，戴在他那毛发竖起的头上。但他把帽子摘下来，抖了抖，用两种语言骂我，赶我走。
“滚蛋！”
突然，他猛地朝前走去，消失在暴风雪里。后来我又看见了他。他不走了，双手抱着已经灭了灯的路灯杆子，不停地说：
“列娜，我要死了……噢，列娜……”
显然，他喝醉了，要是我不管他，把他丢在街上，大概会被冻死的。我问他住在什么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