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她回来了，那么轻盈、鲜艳，宛若旭日东升的云彩，而眼睛里呢——那灵魂的纯洁是虚假的。‘亲爱的，’她用真诚的声音说，‘我没有对不起你吧！’我知道她是在撒谎，却又信以为真！——理性上我很清楚，而感情上却总是不相信她在撒谎。”

在讲故事时，他的身体有节奏地摇晃着，微微闭起眼睛，并常用轻轻的手势触摸一下自己的心房。

他的声音低沉、浑浊，而他的话却是明确的，就像是夜莺在唱歌。

我也嫉妒特鲁索夫。这个人非常有趣地讲述了西伯利亚、希瓦、布哈拉等地方的故事，非常尖刻地嘲笑了大主教们的生活。有一次他还神秘地讲了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故事。

“这个沙皇当皇帝很能干。”

小说里常常有这么一种“坏人”，这种人在小说结尾时却出乎读者的意料，变成一个宽宏大量的英雄。我觉得，特鲁索夫就好像是这种人。

碰到闷热的夜晚，人们就渡过喀山河，到草地上和灌木林里去，在那里边吃，边喝，边谈自己的事情，多半是谈生活的艰辛啦，人际关系中稀奇古怪的纠葛啦，谈得特别多的还是关于女人的问题。他们谈论女人时带有一种怨恨，一种忧伤，有时也很能感动人，而且总带着某种窥视黑暗的心情，在这种黑暗里充满着令人害怕的意料不到的东西。有两三个夜晚，我和他们一起，躺在星光晦暗的黑天底下，在长满柳树的闷热的洼地里。由于这里靠近伏尔加河，空气潮湿，黑夜中船上的桅灯就像金色的蜘蛛向四面八方爬动，在黑压压的一片岩石河岸上，闪现着一团团火球和火网。这是富有的乌斯郎村的酒店和村民住宅窗户里发出的亮光。轮船的蹼轮拍打着河水，发出沉闷的声音。在一排驳船上，水手们狼嚎似的喊叫着，什么地方有人用铁锤在敲打铁板，还悲凉地拉长声音在唱歌，排解着某人灵魂的郁闷，却给人们心头蒙上一层淡淡的愁思。

令人更为忧伤的是听这些人轻声慢语的谈话——他们思考着生活，谈论各自的心事，却几乎谁也没有听谁的。他们在灌木丛里或是躺着，或是坐着，吸着烟，不时地、不急不躁地喝着伏特加酒、啤酒，回忆着各种往事。

“我曾经碰到过这么一件事。”在黑暗中有一个趴在地上的人说。

可听完他的故事后，大家都一致地说：

“这是常有的事，常有这种事……”

“有过”，“常有”，“司空见惯”——听着这些话，我觉得，好像今晚大家都已经活到了生命的尽头——一切都有过了，再不会有什么了！

这种感觉使我疏远了巴什金和特鲁索夫，不过我仍旧喜欢他们。就我的经历而言，如果我跟他们走在一起，那也是十分自然的。当我想出人头地想上大学读书的希望受到挫折后，我就更想去接近他们了。当我饥饿、愤恨和苦闷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不仅去反对“神圣的私有财产制度”，而且去干其他犯罪行为。不过，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并没有让我离开我注定要走的道路。除了人道主义的勃莱特·哈特的作品和一些“低俗”小说外，我还读了不少严肃正派的书籍，它们唤醒我去追求那种虽然不大清楚，却比我所看到的一切更有意义的东西。

与此同时，我也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获得了一些新的印象。在叶甫列伊诺夫房子旁边那块荒地上，常常聚集着许多中学生玩击木游戏241，其中有一个叫古利·普列特尼约夫的学生特别引起我的注意。他皮肤有点儿黑，青蓝色的头发像日本人，脸上有许多小黑斑，像是抹上了火药末似的。他总是那么快活，玩得很灵巧，谈话也很俏皮，好像全身长满了各种天才的幼芽。他就像所有有才干的俄罗斯人一样，光靠这些天生的资源过日子，再不想去努力和发展了。他具有敏锐的听觉和极好的音乐鉴赏力，喜欢音乐，能像艺术家一样弹一手古斯理琴、三弦琴和手风琴，却不肯进一步地掌握更高级更困难的乐器。他很穷，穿得很坏；不过他那又皱又破的衬衣、布满补丁的裤子、磨穿了孔的破皮鞋跟他的豪勇的性格，跟他那结实身体的灵活动作和粗犷作风，倒是很相配的。

他就像是一个长期卧床刚刚爬起来的病人，或者像一个昨天刚被释放出狱的囚犯，对他来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新鲜、很愉快，使他感到分外高兴，他简直就像花炮似的从地上直蹿起来。

他听到我的生活如此困难和险恶，便建议我和他一起住，并劝我准备到农村去当教师。于是我便住进了这个奇怪而又有趣的贫民窟——“马鲁索夫卡”。也许有多少代喀山大学生都熟悉这个地方。这是坐落在雷布诺里亚德大街上的一所破旧房子。它好像是那些饥饿的大学生、妓女和被生活抛弃了的幽灵从房主那里夺过来的战利品。普列特尼约夫住在通往阁楼去的楼梯下面，那里放着他一张床，走廊尽头靠窗户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具。三个房间的门都通向走廊。有两个房间住着妓女。第三个房间住的是一个宗教学校的毕业生，他是患肺痨病的数学家，个子很高，很瘦，样子有点可怕，全身长满红黄色的硬毛，用肮脏的破布勉强遮住身体，透过破布的窟窿露出可怕的青紫色的皮肤和肋骨的骨架子。

他好像仅仅是靠吃自己的指甲活着，把手指啃得快要出血了。他日夜不停地画着什么，算着什么，并不断地发出喑哑闷人的咳嗽声。妓女们都怕他，认为他是疯子。不过出于怜悯，又悄悄地在他的门边丢下一些面包、茶叶和糖。他从地上把一包包东西捡起来，带进屋里，像一匹疲惫的马呼哧呼哧地喘着气。倘若妓女们忘记了或出于某种原因不能带来礼物时，他就打开房门，嘶哑地朝走廊喊叫：

“面包！”

在他那陷进了黑眼窝里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自命不凡的躁狂者的傲气。偶尔有个小罗锅来看他，此人拖着一条瘸腿，在肥大的鼻子上架一副深度眼镜，头发灰白，在他那阉割派242教徒的黄脸上现出一种奸笑。他们把门关得紧紧的，好几个钟头坐着不说话，奇怪地缄默着。只有一次，在深夜里，数学家的嘶哑的怒吼声把我惊醒了：

“可我说——这是监狱！几何学——这是鸟笼，对！是耗子笼，对！是监狱！”

小罗锅嗤嗤地尖声笑着，不断地重复着一个奇怪的词，而数学家突然吼起来：

“见你的鬼去！滚蛋！”

当他的客人被赶到走廊里，气呼呼地一面尖叫着，一面用宽大的斗篷盖在身上的时候，变得非常凶狠的高个子数学家站在门槛上，用手指抓住自己头上蓬乱的头发，声嘶力竭地喊道：

“欧几里得243是个傻瓜！傻——瓜……我要证明，上帝比这个希腊人更聪明！”

他使劲地把门砰的一声关上，震得房间里什么东西咕咚一声掉了下来。

不久后我打听到，原来这个人想从数学上证明上帝的存在。不过还没有来得及证明这一点，他就死了。

普列特尼约夫在一个印刷所里当夜间校对员，一夜的工资是十一个戈比。如果我来不及挣到钱，我们一天就只能吃四俄磅的面包，二戈比的茶和三戈比的糖。可是我没有时间去做工，必须读书，我各门功课都学得很费劲，尤其是那些语法，其反常、偏狭、死板的格式使我大伤脑筋。我根本不会把生动的、劳动生活中的俏皮而又灵活的俄语嵌进这些格式里去。幸好，我很快就明白了，对于我来说，学这些东西“太早了”，即便是我考取了乡村教师的资格，也不可能获得教师的职位——因为我的年纪还小。

我和普列特尼约夫睡同一张床——我晚上睡，他白天睡。当他清早被一夜的校对工作累得精疲力竭、脸色变得更黑、两眼红肿地回来时，我就立即跑到小饭馆去提开水（我们自己当然没有茶炊），然后我们便在窗口旁边坐下来，就着茶水吃面包。古利常给我讲些报纸上的新闻，读一读那个署名为“红色多米诺”的酒鬼小品文作家写的打油诗。我对古利那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感到很吃惊。我觉得，他对生活的态度就跟对待那个倒卖旧花衣服和干拉皮条勾当的胖婆娘的态度一样。

他就是从这个胖婆娘那里租来这个楼梯下的小屋角的，不过他付不起租金，就用说笑话、拉手风琴、唱些动听的歌曲来抵债。当他用男高音唱歌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放出一种讥笑的光芒。胖婆娘加尔金娜年轻时也当过歌剧团合唱队的演员，她对歌曲很内行，有时由于感动，泪水便从她那厚颜无耻的眼睛里流到其酒鬼和馋鬼的青肿的脸上，她用肥胖的手指把泪水从脸上抹掉，然后再用肮脏的手帕拭擦她的手指。

“哎哟，好古利！”她叹息道，“你真是个演员！你若是长得再好看一点儿，我要给你安排个好去处！我介绍过不少年轻小伙子去给这些守空房的娘儿们消遣解闷！”

这类“年轻小伙子”中的一个就住在这里，在我们的上面，这是一个大学生，毛皮匠的儿子，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宽胸，胯股奇窄，站着像个倒立的三角形，只是下角被拆断了一点。这个大学生的脚掌很小，像是女人的小脚。他的脑袋也很小，并且深深地缩进肩膀里去了；头发是火红色的，像马鬃一样。在其苍白的贫血的脸上，阴沉地瞪着一双凸形的绿色的眼睛。

他违抗父亲的意旨，像丧家犬一样，饿着肚子好不容易巧妙地念完中学，进了大学，不过后来他发现，自己有一副深沉、柔软的男低音，便又想去学唱歌了。

加尔金娜抓住这一点，便把他介绍给了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富商太太。这位太太的儿子也是一个三年级的大学生，女儿也快要中学毕业了。富商太太是个干瘦、平胸的女人，直挺挺的像个大兵，干枯的脸像个禁欲的老修女，一双灰色的大眼睛陷在发黑的眼窝里；她穿一身黑色连衣裙，戴一条老式丝绸头巾，两只耳朵上垂着一副深绿色的钻石耳环。

她常常在晚上或者大清早来找这位大学生。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富商太太准确地一跳，便进了大门，用坚定的步子往院子里走去。她的脸色显得很可怕，嘴唇严实地闭着，几乎看不见了，眼睛睁得很大，用一种注定要受苦受难的眼神望着前方，但她又像是个瞎子。虽然不能说她是个畸形女人，却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她紧张得好像把身子拉长了，脸孔绷得发痛，整个人都好像被扭曲了。

“你瞧，”普列特尼约夫说，“真是个疯婆娘！”

那个大学生憎恨这位富商太太，躲着她。她却像个残忍的讨债人或暗探那样跟踪着他。

“我是个登不了大雅之堂的人，”他喝了酒后后悔地说，“我干吗要唱歌呢？就凭我这副嘴脸和外表，人们也不会让我登台表演的，不会的！”

“你就赶快了结了这件麻烦事吧！”普列特尼约夫劝导说。

“是啊，可是我又可怜她！我受不了，可又——可怜她。要是你们知道她跟我多么……唉……”

我们早就知道了。因为有一个晚上，我们听见了这个女人在楼梯上如何地用颤抖的声音向他哀求：

“看在上帝的面上……我亲爱的！就——看在上帝面上吧！”

她是一家大工厂的厂主，有房子，有车马，曾为一个产科学校捐献过几千卢布。

而现在竟像乞丐一样在向男人乞讨抚爱。

喝完茶后普列特尼约夫就睡觉了，我则出去找活干，直至很晚才回来。这时普列特尼约夫又要到印刷所去上班了。如果我带回来了面包、香肠或煮熟的下水，就分给他一半带走。

剩下我一个人时，我就沿着走廊和“马鲁索夫卡”的小巷闲逛，看看我的这些新居民是如何生活的。他们住得非常拥挤，像是一窝蚂蚁，里面散发着酸臭刺鼻的气味，到处都有驱不散的仇恨的阴影。从早到晚都吵闹不安，缝纫机的响声轧轧不停，歌剧团的歌女们在吊嗓子，大学生在低声练习音阶，中了酒毒的半疯癫的艺人有腔有调地背诵独白，醉醺醺的妓女们在歇斯底里地叫喊——这一切使我产生了一个自然的却又难于解答的问题：

“大家都这样活着是为什么？”

有一个人，他的秃顶的周围长着红头发，颧骨很高，挺着大肚子，两条腿很细，嘴巴却很大，一口马牙齿；为了这牙齿，人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红毛马”。这个人常在那些饿肚子的青年中间胡扯乱吹。他跟他的亲戚——辛比尔斯克的几个商人打官司已经三年了。他见人就说：

“我不想活了，我要把他们弄得倾家荡产！叫他们成为要饭的乞丐，过三年乞讨的生活，然后我再用打官司赢来的钱财全部还给他们，并问问他们：‘怎么样，狗东西，现在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这就是你生活的目的吗，红毛马？”有人问他。

“不错，我一心一意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别的我什么也不干。”

他天天都泡在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自己委托的律师那里。晚上便常常带着许多大包小包的东西和一瓶一瓶的酒回来，就在那间天花板已经下垂、地板已经变形的肮脏的房间里，邀请大学生们、女裁缝们——所有想吃顿饱餐和喝口美酒的人一起举行热闹的宴会。“红毛马”自己只喝罗木酒，这种酒要是溅在桌布上、衣服上，甚至地板上，就会留下洗不掉的深棕色的污点。他喝醉后大声喊道：

“你们是我亲爱的小鸟！我爱你们——你们全都是诚实的人！我却是个凶恶的坏蛋，是鳄——鳄鱼。我想吃掉我的亲戚——吃掉他们！真的，我拼死也要吃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