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重又回到了城里，住在一座二层楼的白房子里，它像一口能装很多死人的棺材。房子是新的，却有点像得了怪病那样全身浮肿，又像一个乞丐突然发了大财一下子吃胖了似的。房子的侧面向着大街，每一层都有八面窗户，房子的正面是四个窗户；楼下的窗户则朝向狭窄的通道和院子，楼上的窗户越过围墙可以看到洗衣工的小屋子和肮脏的冲沟。
我通常所认为的那种街道，这里是没有的。房前是一大片冲沟，其中有两个地方被土堤切断。冲沟的左边延伸到犯人劳改场，院子里的垃圾都倒在这里，于是沟底下积满了深绿色的脏水。右边，冲沟的尽头，是淤泥很多的“星星地”，散发着酸臭味。冲沟的中心正对着我们的住房，这里有一半地方堆满了垃圾，并长满了荨麻、野牛蒡、酸模；另一半地方被神父多里梅唐特·波克罗夫斯基辟为花园。花园里有一座用薄木板搭建的油了绿漆的亭子。如果有人拿石头扔在亭子上，那木板定会被砸碎。
这个地方极其枯燥，脏得无法容忍。秋天这块堆垃圾的黏土地被糟蹋得更严重，好像上面涂满了棕红色的焦油，一脚踩上去就被粘住。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小的地方竟堆上这么多的垃圾。过去我已经习惯了旷野、森林等干净的环境，这个城市的一角却让我感到愁闷。
冲沟后面是一道道破旧的围墙，在它们中间很远的地方有一座褐色的小房子，去年冬天我在鞋店当学徒时就住在这个地方。它离我那么近，更让我感到难受。为什么我又得住这条街呢？
我认得我的老板，以前他跟他弟弟常到我母亲那里做客，他那位兄弟老是可笑地尖着嗓子说：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他们俩还跟过去一个样：老大长着鹰钩鼻子，头发很长，外貌令人愉快，看样子比较和善；弟弟维克多依旧是一张马脸，满脸雀斑。他们的母亲（我外祖母的妹妹）很爱生气，常常大喊大叫。老大已经结婚，他的妻子很丰腴，白得像个小面包，有一双乌黑的大眼睛。
刚来几天她就两次对我说：
“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带珠子的……”
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相信她会送东西给人，也不相信母亲会接受她的礼物。当她第二次对我说送斗篷的事时，我就劝说她：
“你送了就不要夸耀了。”
她吃惊地从我身边后退了两步。
“什么？你在跟谁说话？”
她脸上布满了红斑，眼珠子突出，叫唤了她的丈夫。
她丈夫手里拿着圆规，耳朵上夹着铅笔，听见妻子叫唤，便走进厨房里来，对我说：
“你对她及所有的人都得以‘您’相称。说话不得无礼！”
然后又不耐烦地对妻子说：
“你不要因一点小事就来打扰我。”
“怎么是小事呢？如果你的亲戚……”
“什么亲戚，见鬼去吧！”老板大声喊道，走开了。
我也不喜欢这种人是外祖母的亲戚。根据我的观察，亲戚们之间的关系比外人还要坏，有什么坏事和可笑的事情彼此了解得比外人还要多，造起谣来更恶毒，吵架打架更是常事。
我倒有点儿喜欢老板。他老是优雅地把头一甩，把头发撩到耳朵后面去。这使我想起了那位“好事情”92，他经常高兴地微笑，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温厚善良，鹰钩鼻子旁边的几条可笑的皱纹常常有趣地抖动几下。
“你们吵够了吧，两只野母鸡！”他对妻子和母亲说，温和的微笑中露出一口细小而坚实的牙齿。
婆媳天天吵架。我很奇怪，她们怎么那么容易那么快就吵起来。从早晨起，两人头发没有梳，衣服也没有穿好，就开始在房间里折腾起来，好像是家里失了火似的。她们整天忙忙碌碌，只有在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才会在桌旁坐下来休息一会儿。她们吃得很多，喝得很多，直到喝得醉醺醺、累得筋疲力尽为止。吃午饭时，她们谈论吃食，懒懒地对骂几句，为大吵大闹做准备。不管婆婆做什么菜，媳妇总是说：
“我妈妈可不是这么做的。”
“不这样做，那一定做得不大好吃！”
“不，更好吃。”
“那你就找你妈去吧！”
“我是这里的主妇！”
“那我是谁？”
这时老板就出来干预了：
“够了，两只野母鸡！你们怎么啦，发疯了吗？”
这家人的一切都有说不清的奇怪和可笑：从厨房到饭厅要穿过住宅里唯一的一间又小又窄的厕所，送茶炊和菜饭到饭厅也得经过这里，于是厕所就成了各种笑料的对象，常常引出各种可笑的误会。往厕所的水槽里添水是我的职责。我睡在厨房里，正对着厕所的门，也挨近正门的门廊，我的头被炉灶烤得很热，门廊的风则直吹我的脚，我躺下睡觉时便把全部的粗地毯收在一起，盖住我的双脚。
大厅里挂着两面镜子，金色的镜框里装着《涅瓦》杂志作为赠品赠送的两张画，一对牌桌和十二把弯曲的木椅子，房间里空荡荡的，令人觉得乏味。小客厅里倒是塞满了各色各样的细软家具，几个玻璃柜里陈列着“陪嫁”的银器和茶具。屋里装饰着三盏灯，一个比一个大。在黑暗的没有窗户的卧室里，除一张宽大的床之外，还立着一些衣柜和大箱子，从里面散发出一股烟叶和红花除虫菊的气味。这三个房间老是空着，一家人都挤在小饭厅里，彼此都很不方便。喝完早茶后八点钟，老板与弟弟便立即摆好桌子，摊上白纸，搁上仪器盒、铅笔、带墨汁的砚台，开始工作，一人坐在桌子的尽头，另一人坐在对面。桌子把整个房间都占去了，并时常晃动，保姆和主妇从育婴室出来时，身子都要碰着桌角。
“你们别在这里走来走去！”维克多大声嚷道。
主妇生气地对丈夫说：
“瓦夏，告诉他，别冲我大声喊叫！”
“可你也别碰着桌子。”老板温和地劝导她。
“我怀着孩子，这里又那么窄……”
“好吧，那我们到大厅去工作。”
但是主妇怒气冲冲地叫起来：
“天哪，干吗在大厅里工作？”
这时从厕所门后面探出马特廖娜·伊万诺夫娜凶狠的被炉子烤红了的脸，她大声喊道：
“瞧，瓦夏，你在工作，而她占了四个房间还不能把小牛犊生下来。这个来自格列别什克的贵族太太，就那么点出息！……”
维克多幸灾乐祸地笑了笑，老板则大声喊道：
“够了！”
可是媳妇却用其恶毒而又善辩的口才，骂得婆婆狗血淋头，然后倒在椅子上，呻吟道：
“我走，我不活了！”
“你们别妨碍我工作，真见鬼！”老板气得脸色发白，怒吼道，“全家都疯了。知道吗，我为了你们腰都累折了！啊，你们这些野母鸡……”
起初，这种吵架使我害怕，特别是当女主人拿着餐刀跑进厕所里，把门扣上，关在里面疯狂咆哮的时候，我非常害怕。屋里顿时静了下来。后来老板双手扶在门上，弓着背对我说：
“来，你爬上去把上面的玻璃打碎，把门钩挑开！”
我灵活地跳到他的脊背上，砸破了门上面的玻璃，但当我弯下身去时，女主人用刀把拼命打我的脑袋，不过我还是打开了门，于是老板一边打一边把太太拖进餐厅里，把餐刀从她手里夺下来。我坐在厨房里揉着被打的脑袋，并很快就明白过来，我白挨打了：那是一把很钝的刀子，连切面包也很困难，何况是人的皮肤，那是无论如何也切不破的；我也不需要爬在老板的背上，站在椅子上就可以把玻璃打碎；再说挑门钩的事，其实也不用我爬上去挑，大人的胳膊长，更方便。打从这件事之后，家里人的吵闹我再也不害怕了。
他们弟兄俩都参加了教堂合唱团，常常是一边工作一边小声地哼哼。老大唱的是男中音：
我把姑娘心爱的戒指
掉——进了——大海里……
弟弟用男高音接下去：
丢掉了这枚戒指，
也就丢掉了我幸福的人生。
从育婴室里传来女主人轻轻的声音：
“你们疯了吗？小孩在睡觉呢……”
或者是说：
“你，瓦夏，已经结了婚，就不要唱什么姑娘长姑娘短的歌了，干吗还唱这个？况且晚钟就要敲响了……”
“好吧，那我们就唱教堂里的歌……”
但是女主人又提醒他们说：“随便什么地方都唱教堂里的歌是不合适的，况且这里还……”她暗示性地指了指那扇小门。
“我们该换换住所了，要不，鬼知道会怎样呢！”老板说。
他也经常说，要换换桌子了，但连续说了三年也没有换。
听老板一家人议论别人时，我就想起了鞋店，那里他们也是这样地议论人的。我很明白，这些老板都认为自己才是城里最好的人，唯有他们知道处世为人的最准确的规则，并依据这种规则（我不懂这些规则）去对一切人进行无情的残酷的审判。这种审判使我对老板们的这种规则产生了强烈的憎恶和懊丧，从而破坏这种规则便成了我快活的源泉。
我的活很多：要干清洁女工的各种杂活，每周三要擦洗厨房地板，洗涮茶炊及铜制餐具，每周六要擦全部房间和两个楼梯的地，要把烧炉子用的木柴劈好，并搬过来堆放好，要洗餐具、洗菜，随女主人上市场，提着盛满菜蔬的篮子跟在她的后面，还要跑商店买东西，进药房买药，等等。
直接管我的人是我外祖母的妹子，一个喜欢唠叨、老要生气的老太婆，她起得很早，每天六点钟左右就起床，只穿一件衫衣，匆匆地洗把脸，便跪在圣像面前，久久地向上帝诉苦，抱怨自己的生活、孩子和儿媳妇。
“上帝啊！”她把手指捏成一撮贴在脑门上，声音里含着泪水喊道，“上帝，我什么也不求，什么也不要，只求你让我休息！上帝啊！施展你的力量，让我安宁吧！”
她的喊叫声把我吵醒了，我从被子下面望着她，恐惧地听着她的热烈的祈祷。秋天的晨光透过淋了雨水的玻璃，照进厨房的窗户里，在寒冷的阴暗中，地板上一个灰色的身影不停地晃动着，不停地挥着一只手。她的头巾滑落下来，小脑袋下面露出稀疏的浅色头发，一直披到颈脖子上和肩上；头巾老是从头上往下滑，老太婆便急促地用左手去把它拉正，嘟哝道：
“真讨厌！”
她挥手拍拍自己的额头、肚子和肩膀，并小声说：
“上帝，你要惩罚一下儿媳妇，哪怕是为了我。把我所有的委屈都算在她头上！其次是请你打开我儿子的眼睛，让他去看看她，看看维克多鲁什卡93！上帝，去帮帮维克多鲁什卡，给他施点恩惠吧……”
维克多鲁什卡也睡在厨房里的板床上。被母亲的哼叫声吵醒后，用半睡半醒的声音说：
“妈妈，这大清早你又在哼叫什么呀！真是要命！”
“好，好，你睡吧。”老太婆歉疚地说。过了一两分钟老太婆默默地摇晃着身体又复仇似的大声嚷道：“上帝啊，让子弹打进他们的骨头，让他们曝尸荒野……”
哪怕是我的外祖父也没有这么骇人地祈祷过。
她祈祷完了后便叫我起来：
“起来，别贪睡了，你不是到这里来睡觉的！……去把柴火抱过来，把茶炊搁上去，昨晚没有把松明准备好吧？唔！”
我努力把一切都尽快地做好，只求不要听到老太婆的唠叨声。可是要做到让她满意是不可能的。她就像冬天的暴风雪一样，在厨房里不停地打转，时而吱吱乱叫，时而大声咆哮。
“小声点，魔鬼！要是把维克多鲁什卡吵醒了，我可饶不了你！到小店去跑一趟……”
平时喝早茶就买两俄磅小麦面包，再给年轻女主人买两戈比便宜的小白面包。每当我把面包买回来时，两个女人都疑心地看了又看，并把面包放在手心里掂量掂量，然后问道：
“没有添头吗？没有？那你把嘴张开！”接着她们便会得意扬扬地嚷起来，“你把添头都吃掉了，瞧，面包屑还在牙缝里呢！”
……我很愿意干活，喜欢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洗地板，擦铜餐具，擦通风口和门把手。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两个女主人在和睦时对我的议论：
“他干活很卖力。”
“也喜欢干净。”
“就是太鲁莽。”
“嗯，妈妈，是谁教养他的呢！”
这两个女人想在我心里培养对她们的尊敬，可我却把她们看成神经失常的人，不喜欢她们，也不听她们的话，同她们谈话更是以牙还牙。年轻的女主人想必已经发现了她的话对我不起作用，因此越来越经常地说：
“你应该明白，是我们把你从穷苦家里领来的！我送给你妈妈一件丝绸斗篷，还是带有珠子的呢！”
有一次我对她说：
“为了还你这件斗篷，要我从身上把皮剥下来给你不成？”
“天哪，他都要放火了！”女主人吃惊地喊起来。
我感到奇怪极了：为什么是放火？
两个女人常在老板面前告我的状。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老弟，你可是要当心点！”
不过有一次他却冷静地对他老婆和母亲说：
“你们也太好了！竟拿这个孩子当马骑！要是换了别人，不是早跑掉了，就是被这种活儿累死了……”
这话使两个女人气得哭起来。他妻子跺着脚气愤若狂地喊道：“难道可以当着他的面说这种话吗？你这个长毛傻瓜。你说这种话，我以后还怎么叫他干活？我可是个有身孕的女人。”
他母亲也哭着哀号起来：
“让上帝饶恕你吧，瓦西里，只是你要记住我的话，你会惯坏这孩子的！”
当她们生气地离开之后，老板严厉地对我说：
“看见了吗，小鬼？为了你，我们吵得多凶啊？瞧，我要是把你送回给你外祖父的话，你又要去捡破烂了！”
我忍不住委屈，就对他说：
“捡破烂也比待在这里强！本来是叫我来当学徒的，可是你教了我什么呢？倒脏水……”
老板抓住我的头发，但很谨慎，我不感到痛。他看着我的眼睛，吃惊地说：
“你着急了！这可不行，老弟，不行啊……”
我以为我要被撵走了。但是第二天，他手里拿着纸、铅笔、三角板和尺子来到厨房里。
“你洗完刀具，就把这个画一画！”
图纸上现出一幅两层楼房的正面图，有许多窗户和造型的饰物。
“这是给你用的圆规！你量一量所有的线，把各条线的两端标在纸上，打上黑点，然后把着尺子，从这一点到那一点用铅笔画上线；先画横的，这就是水平线，然后画直的，这就是垂直线。你就画吧！”
我很喜欢这种干净的活，并开始学习了。可是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纸和工具时，却什么也不明白。
不过我洗干净手之后立即就坐下来学习。在一张纸上画上了所有的地平线，核对了一下，很好！尽管多出了三条线。我又把所有的垂直线画好，却吃惊地发现，房子的正面歪扭得不成样子：窗户都画到窗与窗之间的间隔上去了，其中一个窗户竟画在了墙外悬在空中，房檐则出现在房顶的中间，天窗开在烟囱上。
我久久地望着这些无法改正的怪物，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想弄明白，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的。问题尚未弄明白，我又决定靠想象来修改它。我在房子正面的所有房檐上、房顶的屋脊上都画上了乌鸦、鸽子和麻雀，而在窗前的土地上画上一些罗圈腿的人，他们虽举着洋伞，也未能完全掩饰他们的残相。然后我又在整个画面上画上许多斜线，把图纸交给了老师。
他高高地扬起眉毛，捋了捋头发，阴郁地问道：
“这是什么呀？”
“下雨了，”我向他解释说，“下雨的时候所有的房子都好像是斜的，因为雨本身就是斜的。瞧，这些鸟——这全是鸟，它们都在房檐下面躲雨。下雨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这边是一些人，他们正跑步回家；瞧，一位太太摔倒了；而那边，是一个卖柠檬的小贩……”
“太谢谢啦！”老板大笑起来，弯着身子，头发在纸上蹭来蹭去，然后大声说，“啊呀，真要把你撕碎，你这个野麻雀！”
女主人来了，她像挺着一个大木桶似的摇晃着大肚子，看了看我的作品后对丈夫说：
“你狠狠地揍他一顿！”
但是老板和善地说：
“没关系，我刚开始的时候，也不比他好……”
他在被我画坏了的正面图上标上了记号，又给了我几张纸。
“去再画一次，直到你弄明白为止……”
我的第二张画稿好一些，只是一扇窗户画到门廊的门上去了。不过我不喜欢空荡荡的房子，我让各种各样的居民住了进去：窗口上坐着手里摇着扇子的太太们和嘴里叼着烟卷的绅士们，其中有一个人没有抽烟，用大拇指顶着鼻子在戏弄别人；门廊旁边站着一个马车夫，还躺着一条狗。
“干吗又画得乱七八糟？”老板生气地说。
我向他解释说，房子里没有人会很寂寞的。他却骂我：
“这一切都见鬼去吧！既然要学，就好好学！你这是胡闹……”
最后当我终于画成了一张与原作相像的正面图时，他才喜欢。
“你瞧，终于学会了！这样下去，你很快就会学有所成的……”
于是他给我布置了作业：
“你去画一张住宅的正面图：房间怎样布置，哪里开门，哪里开窗，哪里该放什么东西。我什么也不告诉你，一切你自己去安排！”
我走进厨房里沉思起来：从哪里开始呢？
可是我的艺术绘图学艺也就到此为止了。
老太婆走了过来，不怀好意地问道：
“你想画？”
她揪住我的头发，把我的脸冲桌子上戳，结果我的鼻子和嘴都被戳破了；她又跳起来，把图纸撕成碎片，把绘图工具从桌子上扔到地下去，然后双手叉着腰，威风十足地大声喊道：
“好，让你画！不，这可不行！让一个外人来画，而把自己唯一的亲兄弟甩在一边吗？”
老板跑过来了，他老婆也过来了，于是又开始了一场野性的混战：三个人都相互找对方的碴儿，啐唾沫，大声喊叫。最后，当两个女人散去后，老板对我说：
“你就暂时把这一切抛开吧，别学了，你自己也看见了，这会闹成什么结果！”
我可怜他——这么一个软蛋，连自身也保不了，每当听到女人的叫喊声，就昏了头脑。
我早就知道老太婆不想让我学手艺，故意阻拦我。每次坐下来学绘图之前，我都先问她：
“没有什么活要干了吧？”
她总是皱着眉头说：
“有事我叫你，你就到桌子边胡闹去吧……”
于是过不久她就会支使我到什么地方去，或者对我说：
“正门的楼梯你都擦干净了吗？墙角上都是垃圾和灰尘，去扫干净……”
我过去看一下，什么灰尘也没有。
“你跟我顶嘴？”她高声嚷道。
有一次，她把克瓦斯饮料泼在我所有的图纸上。另一次，她又把圣像龛里的灯油倒在图纸上。她像小姑娘一样带着幼稚的狡猾搞恶作剧，并用孩子般的笨拙来掩饰自己的奸计。我从来没见过像她那么快、那么容易生气和那么喜欢抱怨一切人一切事的人。一般的说，人都喜欢抱怨，但她抱怨起来却特别起劲，就像是唱歌一样。
她对儿子的爱是近乎疯狂的。这种力量使我感到可笑又可怕，我只能把这种力量称为狂热的力量。常有这样的情况：早晨祈祷之后，她便站在炉炕的踏板上，两只胳膊肘靠在木板床边，热情地小声念道：
“我的儿呀，你是上帝的宠儿，是我的亲骨肉，纯洁的、金刚石般的亲骨肉，是天使的翅膀！你还在睡觉——睡吧，孩子，愿快乐的梦陪伴着我心爱的人，让你梦见你的新娘，她是天字第一号的美女，是公主，是富人，是商人的女儿！你的敌人——将未生下来就死去，而你的朋友——则活到一百岁；姑娘们将成群地追你，就像一群母鸭追一只公鸭那样。”
我忍不住要笑：粗野、懒惰的维克多像只啄木鸟——满脸雀斑，大鼻子，又固执又呆傻。
他母亲的絮叨声常常吵醒了他，他便睡意蒙眬地抱怨道：
“妈妈，你就见鬼去吧，你干吗老对着我的脸唠叨！……我没法活了！”
有时她会从炉炕踏板上走下来，笑笑说：
“好吧，你睡，睡吧……粗暴汉！”
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她两腿一弯，顶在炉炕边上，张开嘴大声地喘气，好像舌头被烫伤了似的，连珠炮似的说出许多激烈的话来：
“什么？你竟敢叫你母亲见鬼去，狗崽子？啊哈，你真是我半夜的羞耻，一根该诅咒的剌，是魔鬼把你塞进了我的灵魂里，你应该生下来之前就烂掉！”
她说的话非常肮脏，是大街上酒鬼们说的话，听起来令人吃惊。
她睡得很少，老是心神不定，有时一个晚上好几次从炉炕上跳下来，扑到我睡觉的长沙发上来，把我叫醒。
“你怎么啦？”
“别出声。”她小声说，一边画着十字，一边注视着黑暗中的什么东西，“主啊……伊里亚先知……伟大的殉教者瓦尔瓦拉……千万别让我暴死……”
她用一只颤抖的手点亮蜡烛。她的大鼻子圆脸紧张地鼓胀起来，一双灰色的眼睛恐慌地眨巴着，仔细注视着在黑暗中变了形的东西。厨房很大，可是塞满了橱柜和大箱子，所以夜里就显得很小。月光静静地照进厨房里，圣像前面的长明灯在颤动，墙上挂着的菜刀闪着亮光，像是一串串冰柱，架子上的黑色煎锅则像是某人的没有眼睛的面孔。
老太婆小心翼翼地从炉炕上爬下来，就像从堤岸爬进水里去一样，然后光着双脚走进屋角里去，那里在泔水盆上面挂着一个带耳朵的盥洗器，很像一颗被砍下来的脑袋。旁边放着一桶水。
她气喘吁吁地一边喝水一边叹气，然后从窗子里透过玻璃上一层浅蓝色的冰花，向外张望。
“饶恕我吧，主啊，饶恕我吧！”她小声地央求道。
有时她灭掉烛光，跪在地上，抱怨地说：
“有谁爱我呀，主啊，谁需要我呢？”
她爬到炉坑上，朝通向烟囱的小门画了个十字，并摸了摸，看风门是否关得严实；她的双手沾满了煤烟，拼命地骂起来，不知怎的，她马上就睡着了，好像被一种看不见的力量压住了。每当我生她的气的时候，我就在想：幸好外祖父没有娶她做老婆，不然他也会让她骂得够呛！当然她自己也少不了要吃苦头。她经常欺负我，不过她那虚胖得像棉花似的脸，有时也会变得愁眉不展，眼里含着泪水，不无道理地说：
“你以为我容易吗？生了孩子，抚育他们，让他们成人——为了什么呀？现在则给他们当老妈子，你以为我日子过得很甜蜜吗？儿子娶了老婆，就把自己亲生母亲扔了！你说，这好吗？”
“不好。”我真情地说。
“啊哈？就是了……”
于是她又没羞没臊地说她的儿媳妇：
“我曾和她一起洗过澡，看过她的身子！到底他看中了她什么呢？这种人也称得上是美女？”
谈到男女关系时，她总是说得极其肮脏。开始时听到她这些话，我感到十分厌恶，不过很快我也就习惯了，并且抱着很大的兴趣认真地听，觉得这些话里也有某些沉痛的真理。
“女人是一种魔力，连上帝本人也被她骗了94。真是这样！”她用手掌拍着桌子嗡嗡地说，“就是因为夏娃，所有的人都要下地狱。你瞧瞧！”
谈到女人的力量她可以说得没完没了。我却总觉得，她是想用这种话来吓唬什么人，我特别记住了她一句话：“夏娃欺骗了上帝。”
我们院子里还有一座厢房，它跟正房一样大小。两座房子共有八户人家，其中四家是军官，第五家是团队的神职人员，整个院子都是勤务兵、传令兵。一些洗衣妇、清洁女工、厨娘常来找他们。在各个厨房里经常会闹出一些风流丑剧，哭泣、漫骂、打架之事常有发生。士兵们之间相互打架，士兵们跟挖土工人们打架，跟房东的工人们打架，还打妇女。院子里那种淫乱和放荡的事情经常闹得沸沸扬扬，那些健壮的小伙子们遏制不住野性的饥饿。这种生活充斥着残暴的情欲、空虚的折磨和胜利者们的肮脏的夸耀。我的老板的一家人每当吃午饭、喝晚茶和吃晚饭的时候，都要不厌其烦地、毫无羞耻地议论一番。老太婆对院子里发生的事情总是什么都知道，并热衷地、幸灾乐祸地加以宣扬。
年轻的女主人默默地听着这些故事，张开厚厚的嘴唇微笑着。维克多哈哈大笑。老板则皱起眉头说：
“够了，妈妈……”
“上帝啊，连话也不让我说啦！”老太婆抱怨说。
维克多则鼓励她：
“说吧，妈妈，有什么不好说的！都是自己人……”
大儿子对母亲既嫌恶又怜悯，尽量避免和她单独在一起。一旦碰到一起，母亲肯定会对他诉说儿媳妇的不是，而且一定向他要钱。他就急忙地塞给他一个或三个卢布或者几个银币。
“妈妈，你要钱没啥用，不是我舍不得，而是你——没啥用！”
“我要给乞丐布施，我要买蜡烛，我要去教堂……”
“哪里有什么乞丐啊！最终你会把维克多毁了。”
“你不喜欢弟弟，这是你最大的罪过！”
他手一挥，离开了她。
维克多对母亲很粗暴，常常嘲笑她。他很能吃，老嚷肚子饿。每逢礼拜天，母亲都做油煎饼，总是要藏几块放在瓦罐里，偷偷地搁在我睡觉的长沙发底下。维克多做完弥撒回来便把瓦罐拿出来，抱怨说：
“不能多留几块吗，老东西？”
“你就快点吃吧，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我就故意要说是你偷偷替我藏起来的油煎饼，老木头！”
有一次我拿出了罐子，吃了两块油煎饼，维克多毒打了我一顿。他不喜欢我就跟我不喜欢他一样。他挖苦我，强迫我一天给他擦三次皮鞋；我在高板床上睡觉，他就把床板推开，从板缝里吐口水，千方百计地朝我头上吐。
他哥哥常说人家是“野鸡”，大概维克多也要学哥哥的样子，常说些俗话，但却说得非常荒唐，毫无意义。
“妈妈，向右转！我的袜子在哪儿？”
他故意刁难我，常向我提一些愚蠢的问题：
“阿廖什卡，你回答我：为什么写的是‘浅蓝’却读‘粉蓝’呢？为什么大家都说‘排钟’而不说‘编钟’呢？为什么‘走向树木’，而不是‘走向坟墓’呢？”
我不喜欢他们所说的话。我从小受外祖父外祖母美丽语言的教育，我根本不明白这种不能联结却硬扯在一起的话，什么“可笑得可怕”啦，“想吃到死”啦，“快活得吓人”啦。我觉得，可笑的东西不可能是可怕的，快活的东西怎会吓人呢，而且所有的人直到死那一天都是要吃饭的。
我问他们：
“难道可以这么说吗？”
他们就骂人：
“瞧，你算什么老师！看我不把你的耳朵摘下来……”
可是“摘下耳朵”，我觉得也说得不对：草木、花朵、坚果才可以摘下来。
他们使劲地揪我的耳朵，试图证明耳朵是可以摘下来的。但他们没有压服我，我还是以胜利者的姿态说：
“耳朵到底还是没有摘下来！”
我们周围有那么多的残酷、野蛮、肮脏和厚颜无耻，比我们的库纳维诺街上还要多得不计其数，有数不清的“妓院”和“荡妇”。在库纳维诺街上你还能体会到某种可以解释这种肮脏和丑恶不可避免地出现的理由：半饥半饱的穷困生活、不堪重负的劳动。而这里的人却都有饭吃，生活轻松，他们的工作不外是一种不可理解的无谓忙碌和无事奔忙罢了。这里的一切都是在刺人神经，使人生气，让人憋闷。
我的日子本来就很不好过了，而外祖母来做客我心情就更坏了。她从黑黑的台阶上过来，走进厨房，对着圣像画了十字后，便给妹妹弯腰鞠躬。这一鞠躬就像千斤重物那样压倒了我，让我透不过气来。
“哎呀，这是你啊，阿库林娜！”我的女主人毫不在意地、冷漠地接待外祖母。
我都认不出外祖母了：她谦卑地紧闭着嘴，整个脸都变了样，静静地在门口脏水盆边的长凳子上坐下来，好像犯了什么过失似的不敢言语，小声地恭顺地回答妹妹提出的问题。
这使我很不自在，我便生气地说：
“你怎么坐在这种地方呢？”
她温厚地向我眨了眨眼睛，提醒我说：
“这里不是你做主，你少说话！”
“他老是爱管闲事，打他、骂他也没有用。”老太婆开始抱怨起来了。
她经常幸灾乐祸地问外祖母：
“怎么，阿库林娜，还过着讨饭的日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