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内奇(2 / 2)

外面下起毛毛细雨,天很暗,只是凭着潘捷莱蒙的喑哑的咳嗽声,才能推断马车在哪儿。车篷已经支起来了。

“我走路踩地毯,你走路尽撒谎,”伊凡·彼得罗维奇说着顺口溜,扶女儿坐进马车,“他走路尽撒谎……走吧!再见,请啦!”

他俩坐车走了。

“我昨晚去墓地了,”斯塔尔采夫开口说,“您这样做未免太损人、太狠心了……”

“您去墓地了?”

“是啊,我去了,一直等了快两个钟头。我好痛苦……”

“既然您不懂得玩笑,那您就该痛苦。”

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想到这么巧妙地捉弄了一个爱她的男人,对方又这么热烈地爱着她,感到十分得意,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忽然她一声惊叫,因为这时两匹马猛地朝俱乐部大门拐过去,马车倾斜了。斯塔尔采夫趁势搂住她的腰,她吓得倒在他的怀里。他情不自禁,热烈地吻她的嘴唇、她的下颏,把她搂得更紧了。

“别闹了。”她干巴巴地说。

她很快下了车。俱乐部大门口灯火辉煌,一名警察用极难听的口气冲着潘捷莱蒙大声斥责:

“怎么停下来了,你这呆鸟!快把车赶走!”

斯塔尔采夫坐车回家,但很快又转回来。他穿上借来的礼服,系着白色的硬领结,那领结不知怎么总翘起来,老想从领口上滑开。午夜时分,他坐在俱乐部的休息室里,兴致勃勃地对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说:

“啊,从来没有恋爱过的人怎么懂得什么叫爱情呢!在我看来,至今还没有人准确地描写过爱情,而且这种温柔、欢愉而又痛苦的感情怕是难以描状的。谁体验过这种感情,哪怕只有一次,他也就不想用语言来表达它了。何必来开场白,何必细细描述呢?花言巧语有什么用呢?我的爱情无边无际……我请求您,我央求您,”斯塔尔采夫终于说出口,“做我的妻子吧!”

“德米特里·姚内奇,”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想了一下,极其严肃地说,“德米特里·姚内奇,我十分感激您的真诚,我尊敬您,但是……”她说罢站起来,接着说下去,“但是,请原谅,我不能做您的妻子。让我们严肃地谈一谈。德米特里·姚内奇,您知道,我的生活中我爱艺术甚于一切。我爱音乐爱得发疯,我崇拜音乐,我要为音乐而献身。我想当一名演唱家,我渴望荣誉、成就和自由,而您却要让我继续待在这个城市里,继续过这种空虚、无益的生活,这种生活我已经无法忍受了。做您的妻子——哦,不,请原谅!人应当追求一个崇高而辉煌的目标,而家庭生活只会永远束缚我。德米特里·姚内奇(说到这里她微微一笑,因为这个名字让她想起了“阿列克谢·费奥菲拉克特奇”),德米特里·姚内奇,您是一位善良、高尚、聪明的人,谁都比不上您……”说到这里她已热泪盈眶,“我衷心同情您,但是……但是您得明白……”

为免得哭出来,她赶紧转身跑出了休息室。

斯塔尔采夫的心不再剧烈地跳动。他走出俱乐部来到街上,头一件事就是扯下那个硬领结,深深地吁了一口气。他觉得有点儿难堪,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他没有料到会遭到拒绝——也不相信,他的一切幻想、痴情和希望让他落到这么一个尴尬的结局,简直就像业余演出的一出小戏。他为自己的感情、为自己的初恋感到伤心,伤心得恨不得大哭一场,或者操起伞来朝潘捷莱蒙的宽背使劲儿打去。

一连两三天他无心工作,不吃不睡。消息传来,他得知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已经去莫斯科进了音乐学院,这才平静下来,过起从前那种生活。

后来,他偶尔回想起当初如何在墓地里徘徊,如何跑遍全城去借礼服的情景,总是懒洋洋地伸个懒腰,说:

“惹出了多少麻烦,真是的!”

<h2>四</h2>

四年过去了。斯塔尔采夫在城里的业务已经相当繁忙。每天上午他在佳利日匆匆看完病人,然后坐车赶到城里行医。现在他坐的已经不是双套马车,而是带许多小铃铛的三驾马车了,每天总要到深夜才能回到家。他发福了,而且越来越胖,患上了气喘病,已经懒得走路。潘捷莱蒙也发福了,他的腰身越宽,越是伤心地唉声叹气,怨自己命苦:赶马车的活儿太累人了。

斯塔尔采夫去过各种各样的人家,遇见过许许多多人,但跟谁也没有深交。当地人的言谈、对生活的看法,连同他们的外表,他看了就生气。渐渐地,经验告诉他:你可以跟当地人打打牌,或者吃吃喝喝,他们都心平气和,宽厚善良,甚至相当聪明,但是只要话题一转到吃喝以外的事,比如说谈政治或者科学,那他们就变得茫茫然,或者发一通空洞、愚蠢、恶毒的议论,叫人听了只好摆摆手走开。有时,斯塔尔采夫甚至试着找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当地人交谈。比如说到人类,他说,谢天谢地,人类在不断进步,又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时候将废除护照和死刑。这时候,对方斜着眼睛怀疑地看着他,问道:“如此说来,到时候人就可以在大街上任意杀人了?”有时斯塔尔采夫参加应酬,在饭余酒后说到人应当劳动,缺了劳动生活难以为继,大家便认为这是指责他们,开始生气,跟他争论不休。尽管这样,城里人还是无所作为,对什么也不感兴趣,简直想不出能跟他们谈些什么。斯塔尔采夫只好回避各种交谈,只管吃喝玩牌。每当他碰上某家有喜庆,主人请他入席时,他就坐下,望着面前的盘子,默默地吃喝。席间的谈话没有趣味,不公正,愚蠢,他义愤填膺,激动异常,但一言不发。由于他总是板着脸不说话,眼睛望着盘子,城里人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傲慢的波兰人”,虽说他根本就不是波兰人。

对于戏剧和音乐会这类娱乐活动,他向来不参加,可是每天晚上都打牌,一玩就是三个小时,玩得兴致勃勃。他还有一样消遣——他是在不知不觉中渐渐地迷上玩牌的——每到晚上,从一个个口袋里掏出行医得来的钱,这些花花绿绿的票子有的带香水味儿,有的带醋味儿,有的带薰香味儿,有的带鱼油味儿。这些票子胡乱塞在各个口袋里,有时约莫有七十个卢布。等到积攒到几百,他就送到信贷合作社存活期。

在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外出求学的四年间,斯塔尔采夫只去过图尔金家两次,还是应薇拉·约瑟福夫娜之请去治她的偏头痛的。每年夏天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都回来度假,但他一次也没有见到她,不知怎么的,每次都错过了。

四年就这样过去了。在一个宁静温暖的早晨,一封信送到医院里。信是薇拉·约瑟福夫娜写给德米特里·姚内奇的。信上说,她很想念他,请他务必光临以便减轻她的病痛。况且今天是她的生日。信下面有一行附言:“我也和妈妈一样,邀请您。卡。”

斯塔尔采夫考虑一番后,傍晚驱车到了图尔金家。

“哎呀,您好啊,有请!”伊凡·彼得罗维奇眉开眼笑地欢迎他,“蓬茹杰[103]!”

薇拉·约瑟福夫娜已经老多了,头发也白了。她握住斯塔尔采夫的手,不自然地叹口气,说:

“大夫,您显然不想对我献殷勤了,老不到我们家来。我太老了,配不上您。不过,现在回来了一位年轻的,也许她会比我幸运。”

科季克呢?她瘦了些,白了些,变得更漂亮、更苗条了。但她已经是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不是当年的科季克了:在她身上已经没有昔日的蓬勃朝气和天真烂漫的神态。现在她的目光和举止间流露出一种新的表情——胆怯和愧疚。仿佛在这里,在图尔金家里,她像在做客。

“多年不见了!”她说着,把手递给斯塔尔采夫。看得出来,她有点儿心慌意乱。她好奇地细细盯着他的脸,继续道:“您可发福了!您晒黑了,壮实了,不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现在他还是喜欢她,非常喜欢她,不过,她身上好像缺了点儿什么,或者说多了点儿什么——

究竟是什么,他自己也说不清,但有种东西妨碍了他,使他没有了以前那样的激情。他不喜欢她那苍白的脸色,那新的表情、淡淡的笑容和说话的声音。又过了一会儿,连她的衣服和坐着的圈椅他也不喜欢了,他也不喜欢过去那段往事——当时他差点儿想娶了她。他想起了四年前令他激动不安的爱情、幻想和希望,他感到不自在起来。

大家喝茶,吃甜点心。然后薇拉·约瑟福夫娜朗读她的小说,读着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的故事。斯塔尔采夫听着,望着她一头漂亮的白发,盼望着她早点儿读完。

“不会写小说的人未必愚蠢,”他想,“会写小说却不会把它藏起来的人那才愚蠢。”

“还真不赖……”伊凡·彼得罗维奇说。

然后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弹钢琴,琴声轰鸣,弹了很久。一曲弹完,大家长时间地向她道谢,对她赞不绝口。

“幸好我当年没有娶她。”斯塔尔采夫暗想。

她望着他,显然在等着他邀她到花园里去,但他默不作声。

“让我们谈谈吧,”她走到他跟前,说,“您生活得怎么样?有什么新闻?您好吗?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念您,”她激动地说下去,“我一直想给您写信,也想亲自去佳利日看望您,我本来决定动身了,可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谁知道您现在对我的态度呢?今天我就这样激动不安地等着您来。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们去花园吧。”

他们来到了花园,坐到老枫树下那张长椅上,就像四年前一样。周围很暗。

“您好吗?”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问。

“没什么,平平常常。”斯塔尔采夫回答。

他再也想不起该说什么。两人沉默了。

“此刻我很激动,”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说时用双手捂着脸,“不过请您别在意。回到家我的心情好极了,看到大家我真高兴,我一时还不习惯。有多少事值得回忆啊!我觉得我们两人会不停地谈下去,谈到天亮呢。”

此刻他在近处看见她的脸和晶晶亮的眼睛。在这儿,在昏暗中,她显得比刚才在屋子里更年轻些,仿佛她的脸上又露出昔日那种稚气。实际上她确实怀着天真的好奇心望着他的脸,似乎想在近处仔细地端详他,了解这个当年那么热烈、温柔地爱过她,却又那么不幸的人。她的眼睛分明在感谢他的这份爱情。他也记起了过去的一切,甚至全部细节:他怎样在墓地徘徊,后来在凌晨又怎样筋疲力尽地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忽然伤感起来,往日的情怀多么令人惋惜!他心里像是燃烧起了一团火。

“您还记得我送您去俱乐部参加晚会的情景吗?”他说,“当时下着雨,天很黑……”

内心的火越烧越旺,他要诉说他的苦闷,抱怨生活的无奈……

“唉!”他叹口气说,“您刚才问我过得怎么样,我们这里的生活能怎么样呢?不行啊。我们衰老,发胖,堕落。日子一天天过去,生活黯淡地流逝,没有留下印象,没有思想……白天赚钱,晚上去俱乐部,周围是一伙牌迷、酒鬼和声嘶力竭的人,真叫我无法忍受。这种生活有什么好呢?”

“可是您有工作,有高尚的生活目标。以前您总爱谈您的医院。那时候我有点儿古怪,自以为是个了不起的钢琴家。其实现在所有的小姐都在弹钢琴,我也在弹,跟大家一样,并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我这个钢琴家,跟妈妈那个作家一个样。所以我那时候自然不了解您,可是后来到了莫斯科,我却常常想念您。我只想念您一个人。做一名地方自治局的医生,帮助受苦的人们,为民众服务,那是何等幸福,何等幸福啊!”叶卡捷琳娜·伊凡诺夫娜深情地重复说,“我在莫斯科想念您的时候,我觉得您是那么完美,那么高尚……”

斯塔尔采夫一想起了每天晚上从一个个口袋里掏出许多钞票的乐趣,他心中那团火便熄灭了。

他站起身来,想回到屋里。她挽住他的胳臂。

“您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优秀的人,”她接着说,“我们会经常见面谈心的,是不是?答应我。我不是什么钢琴家,在这方面我已经有自知之明,在您的面前我不会再弹琴,再谈音乐了。”

他们进了屋子。斯塔尔采夫在傍晚的灯光下看到她的脸,看到那双忧伤、感激、探询的眼睛正紧紧盯着他,他感到不安起来,又暗自想道:

“幸好我那时没有娶她。”

他起身告辞。

“按罗马法典,您没有任何权利不吃晚饭就走,”伊凡·彼得罗维奇送他出门时说,“您这态度简直是垂直线。喂,快表演一下。”他对前厅里的帕瓦说。

这时的帕瓦不再是孩子,这个留着唇髭的年轻小伙子人,摆出可笑的姿势,举起一只手,用凄惨的声调说:

“死去吧,你这不幸的女人!”

这一切令斯塔尔采夫感到不快。他坐进马车,望着黑沉沉的房子和花园,望着这个他曾经十分珍爱的地方,他立即想起了一切——薇拉·约瑟福夫娜的小说,科季克轰响的琴声,伊凡·彼得罗维奇的俏皮话和帕瓦的装腔作势。他不禁想到,既然全城最有才华的这家人个个那么平庸,那么这个城市又会怎么样呢?

三天后,帕瓦送来一封叶卡捷琳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您没有来看我们,为什么?我担心您对我们的态度已经变了,我一想到这一点就害怕。只有您才能使我安下心来,快来吧,告诉我您一切都好。

我必须跟您谈一谈。

您的叶·图

他读完信,考虑了一会儿,对帕瓦说:

“伙计,你回去说我今天很忙,不能去。就说过两三天再去。”

三天过去了,一个礼拜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去图尔金家。有一天他路过那里,想到应当进去坐坐,哪怕一小会儿也好,但转念一想……还是没有进去。

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图尔金家。

<h2>五</h2>

又过了几年。斯塔尔采夫更胖了,一身肥肉,气喘吁吁,走起路来总是仰着脑袋。每逢他大腹便便、红光满面地坐在铃声叮当的三驾马车上,而那个同样大腹便便、红光满面的潘捷莱蒙,坐在车夫座上,挺起胖嘟嘟的后脑勺,朝前伸出木棍般僵直的胳臂,向着迎面而来的行人吆喝着:“靠右,右边走!”——这幅景象可真够动人的:似乎这坐车的不是人,而是异教的神灵。他在城里的业务十分繁忙,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他已经有了一处庄园,两幢城里的房子,目前正物色第三幢更有利可图的房产。每当他在信贷合作社听说某处有房出售时,他就毫不客气地闯进去,走遍每个房间,全然不管那些没穿好衣服的妇女和孩子正惊恐地瞧着他,用手杖捅着所有的房门,问:

“这是书房吗?这是卧室吗?这算什么?”

他一面说,一面气喘吁吁地擦着额头上的汗珠。

他要操劳的事很多,但他仍然不放弃地方自治局医师的职位。他贪得无厌,总想两头都兼顾着。在佳利日,在城里,大家都只叫他“姚内奇”[104]:“这个姚内奇要去哪儿?”或者“要不要请姚内奇来会诊?”

大概是他的喉部长了一层肥油吧,他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他的性格也变了,变得难以相处,动辄发怒。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总爱发脾气,不耐烦地用手杖敲地板,用他那难听的声音嚷嚷:

“只请您回答我的问题!别说废话!”

他孤身一人,过着寂寞无聊的生活,任什么也提不起他的兴趣。

他住在佳利日的这些年月,他对科季克的爱情算是他唯一的,恐怕也是最后的欢乐。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里玩牌,然后独自坐在一张大桌子旁边吃晚饭。一个年龄最大、最稳重的侍者伊凡伺候他用餐,给他送上第十七号拉斐特红葡萄酒。俱乐部里所有的人,上至主任,下至厨师和侍者,都知道他喜欢什么和不喜欢什么,个个都尽心竭力地满足他,惟恐他突然大发脾气,拿手杖敲地板。

吃晚饭的时候,他有时转过身,对别人的谈话插上几句:

“你们这是说什么?啊,说谁?”

有时候,邻桌有人谈到图尔金家的事,他就问:

“你们说的是哪个图尔金家?是女儿会弹钢琴的那一家吗?”

关于他的情况,能说的也就是这些。

那么,图尔金一家人呢?伊凡·彼得罗维奇不显老,一点儿也没有变,照旧爱说俏皮话,讲各种奇闻轶事。薇拉·约瑟福夫娜照旧高高兴兴地、热心而又质朴地朗诵她的小说。科季克每天照旧弹钢琴,一弹就是三四个小时。她明显地老了,还常常生病,每年秋天总跟妈妈一道去克里米亚疗养。伊凡·彼得罗维奇便到火车站给她们送行,火车开动时,他擦着眼泪大声叫道:

“再见,请啦!”

还挥动手绢。

(18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