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劲儿压水！正教徒们，在灾祸面前，合力干哪！”

不少庄稼汉站在一旁，袖手旁观，瞧着火发愣。谁也不知该怎么办，束手无策，而周围全是粮垛、干草、板棚和柴堆。基里亚克和老头奥西普也站在里面，两人都带着醉意。像是为自己的袖手旁观开脱，老头对躺在地上的女人说：

“大嫂子，你何苦拿脑袋撞地？你这房子是上过保险的，你愁什么！”

谢苗时而对这个人，时而对那个人讲起着火的原因：

“就是那个拿包袱的小老头子，茹科夫将军家的仆人……他从前在将军家当厨子，愿将军的灵魂升天堂。晚上来我家说：留我在这儿住一夜……得了，不用说，我们两人就喝了那么一小杯……老婆子忙着生茶炊，想请老头子喝点茶，可是合着该倒霉，她把茶炊放到门廊里，烟囱里的火星一直蹿到屋顶，点着了干草，这下就出事了。我们差点儿没给烧死。老头子的帽子烧掉了，作孽呀。”

铁板声响个不停，河对岸的教堂里钟声齐鸣。奥莉加周身映在火光里，气喘吁吁地跑上跑下，惊恐地看着那些火红色的绵羊和在烟雾里飞来飞去的粉红色的鸽子。她觉得这钟声像尖刺扎进她的心脏，又觉得这场火永远扑不灭，而萨莎找不见了……后来轰隆一声，木屋的天花板塌下来，她心想这下全村准会烧光。这时她浑身瘫软，再也提不起水桶，就坐在坡上，水桶扔在一旁。在她身旁和身后都有女人在呼天抢地地号啕大哭，简直在哭丧。

这时候，从河对岸的地主庄园里驶来两辆马拉大车，车上坐着地主的管家和雇工，他们运来了一台救火机。有个身穿白色海军服、敞着怀的年轻大学生骑着马也赶来了。响起了斧子的砍击声，一把梯子架到已经着火的木屋框架上，立即有五个人往上爬，打头的就是那个大学生。他周身被火光照红，用刺耳的、嘶哑的声音喊叫着，听口气，他像是救火的行家似的。他们把木屋拆掉，把原木一根根卸下来，把畜栏、篱笆和近处的干草垛都拖开了。

“别拆屋子，”人群里传来严厉的喊声，“别拆！”

基里亚克一副果断的神态走向木屋，似乎要阻止来人拆房子。可是一名雇工把他赶回来，还狠狠地揍了他一拳。大家一阵哄笑，雇工又给了他一拳，基里亚克倒下了，手脚并用爬回到人群里。

河对岸又来了两个戴帽子的漂亮姑娘，多半是大学生的姐妹。她们远远站着看。被拆下拖走的原木不再燃烧，但是还冒着浓烟。大学生则拿着水龙头，时而对着原木冲，时而对着农民和提水的女人冲。

“若儿日[71]！”两个姑娘不安地向他喊，责备他，“若儿日！”

火熄灭了。大家四散回家，这时才发现天快亮了，人人脸色苍白中带着点儿淡褐色——每当清早天空中的最后一些星星消失，人的脸色看起来便往往是这样。回家路上，庄稼汉嘻嘻哈哈，不断地拿茹科夫将军的厨子开玩笑，取笑他把帽子烧掉了。他们已经有兴致把火灾变成笑谈，火这么快就被扑灭了，他们好像还有点儿可惜哩。

“您，少爷，救人挺内行，”奥莉加对大学生说，“您真该来我们莫斯科，那儿差不多天天有火灾。”

“您是从莫斯科来的？”一位小姐问道。

“是的。我丈夫在‘斯拉夫商场’当差。这是我的女儿，”她指着冷得发抖、紧贴着她的萨莎说，“她也算是莫斯科人哩，小姐。”

两位小姐对大学生讲了几句法语，大学生给了萨莎一个二十戈比的银币。老头子奥西普见到了，他的脸上顿时闪现出希望的光芒。

“感谢上帝，老爷，多亏没风，”他对大学生说，“要不然只消一个钟头就会烧个精光。老爷，您是好人，”他压低嗓音，不好意思地加了一句，“大清早好冷，能暖暖身子……您行行好，赏几个小钱打点儿酒喝。”

他什么也没有得着，于是大声清了清嗓子，慢腾腾地回家了。奥莉加一直站在坡边，望着两辆车子涉水过河，少爷和小姐穿过草地，河对岸有一辆马车正等着他们，她一回到农舍，惊喜地对丈夫说：

“多好的人哪！长得也漂亮！两位小姐简直就是天使！”

“她们不得好死！”睡得迷迷糊糊的菲奥克拉恶狠狠地说。

<h2>六</h2>

玛丽亚认定自己命苦，常说不如死了的好。菲奥克拉正相反，贫穷也好，龌龊也好，不停地叫骂也好，这生活样样合她的口味。给她什么，她吃什么；不管什么地方，不管有没有铺的盖的，她倒头就睡。她把脏水倒在台阶上，再光着脚从水洼里走过去。她从第一天起就恨奥莉加和尼古拉，只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生活。

“我倒要瞧瞧你们在这里吃什么，莫斯科的贵族！”她常常幸灾乐祸地说，“我倒要瞧瞧！”

有一天早晨，那已是九月初了，菲奥克拉挑了一担水从坡下回来，冻得脸蛋红红的，又健康又漂亮。这时候玛丽亚和奥莉加正坐在桌子旁喝茶。

“又是茶又是糖，”菲奥克拉挖苦地说，“好气派的两位太太，”她放下水桶，又说，“倒时兴天天喝茶哩，小心点儿，别让茶把你们呛死了！”她恶狠狠地瞧着奥莉加，接着说，“在莫斯科养得肥头胖脸的，瞧这一身肥膘！”

她抡起扁担，一头打在奥莉加的肩膀上，两个妯娌惊得拍着手掌道：

“哎呀，我的天哪！”

随后菲奥克拉又去河边洗衣服，一路上破口大骂，那骂声待在屋子里都听得见。

白天过去了，随后是秋天漫长的夜晚。木屋里在缫丝。除了奥菲克拉，大家都在忙着——她又跑到河对岸去了。这丝是从附近的工厂里弄来的，全家人靠它挣几个钱——一星期二十来戈比。

“当年在东家手下，日子好过些，”老头子一面缫丝，一面说，“干活，吃饭，睡觉，样样少不了。中饭是菜汤和粥，晚饭还是菜汤和粥。黄瓜和白菜多的是，由你敞开吃。可是规矩也大些。人人都安分守己。”

屋里只点一盏小灯，光线暗淡，老冒烟。要是有人挡住了小灯，就有很大一片黑影落在窗上，这时可以看到明亮的月光。老头子奥西普不慌不忙地谈起农奴解放[72]前人们的生活。他说到，在这一带地方，现如今日子过得太烦闷、太穷苦，想当年老爷们常常带着猎犬、灵缇[73]和职业猎手外出打猎，围猎的时候，庄稼汉都能喝到伏特加。之后整车整车被打死的野禽送到莫斯科的少东家那里。他还说到，作恶的农奴受到惩罚，挨树条抽打，还要被发配到特维尔的世袭领地上当农奴；好心的农奴受到奖赏。老奶奶也讲些往事。她什么都记得。她谈起自己的女主人，说她心地善良，严守教规，可是丈夫是个酒徒和浪荡子。说她有三个女儿，天知道都嫁了些什么人：一个嫁给酒鬼，另一个嫁给小市民，第三个私奔了（老奶奶当时很年轻，还为小姐出过力）。她们三个很快都忧愁中没了命，跟她们的母亲一样，想起这些，老奶奶甚至抽泣了几声。

突然有人敲门，大家都吓了一跳。

“奥西普大叔，留我住一夜吧！”

进来一个秃顶的小老头子，就是那个烧掉帽子的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坐下来，听着，随后也开始回忆往事，讲起各种各样的故事来。尼古拉坐在炉台上，两条腿下垂，听着，老是问他当年老爷们吃些什么菜。他们谈起了肉丸、肉饼、各种汤和佐料。厨子的记性也很好，他还举出一些现在没有的菜，比如说有一道用牛眼睛做的菜，取名叫“早晨醒来”。

“那时候你们烧‘元帅肉排’吗？”尼古拉问。

“不烧。”

尼古拉摇摇头，责备说：

“哎呀，你们这些倒霉的厨子！”

炉台上有好几个小姑娘，有坐的，有躺的，目不转睛地往下瞧着，看上去真像云端里的一群小天使。她们喜欢听大人讲话，时而高兴，时而害怕，不住地叹气，哆嗦，脸色变白。她们觉得老奶奶的故事讲得最有趣，屏声敛息，身子不敢动弹。

后来大家一声不吭躺下睡觉。老年人被那些陈年往事弄得心神不宁，兴奋起来，想起年轻的时候多么美好。青春，不管它什么样，在人的记忆中总是留下生动、愉快、动人的印象。至于死亡，它已经不远了，却是那么可怕而无情——还是不去想它的好！油灯熄灭了。黑暗也好，月光照亮的两扇小窗也好，寂静也好，摇篮的吱嘎声也好，不知什么缘故这一切使老人们想起他们的生活已经过去，青春不再……他们刚要蒙眬入睡，忽地有人碰碰你的肩膀，一口气吹到脸上，立即就睡意全消了，觉得身子发麻，种种死的念头直往脑子里钻。翻一个身再睡——死亡的事倒忘了，可是满脑子都是贫穷、饲料、面粉涨价等早就让人发愁、烦心的事。过了一会儿，不由得又会想起：生命已经过去了，再也不能挽回……

“唉，主啊！”厨子叹了一口气。

有人轻轻地敲了几下小窗子。多半是菲奥克拉回来了。奥莉加打着哈欠，小声念着祷词，起身去开房门，又到过道里拉开了门闩。可是没有人进来，只是从外面吹进一阵冷风，月光一下子照亮了过道。从门里望出去，可以看到寂静而荒凉的街道和天上漂泊的月亮。

“谁？”奥莉加大声问。

“我，”有人回答，“是我。”

大门旁贴着墙根站着菲奥克拉，全身一丝不挂。她冻得浑身发抖、牙齿打战，在明亮的月色里显得惨白，很美，很怪。她身上的阴影和皮肤上的月辉，不知怎么十分显眼，她那乌黑的眉毛和一对丰满、结实的乳房显得特别清楚。

“河对岸的那帮家伙胡闹，剥光了我的衣服才放我回来……”她说，“我只好光着身子回家，像出娘胎时那样。快给我拿点儿穿的来。”

“你倒是进屋呀！”奥莉加小声说，她也冷得哆嗦起来。

“千万别让两个老东西看见。”

实际上，老奶奶已经操心地嘟哝起来，老头子问：“外面是哪个？”奥莉加把自己的上衣和裙子拿出去，帮菲奥克拉穿上，随后两人极力不出声地关上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农舍。

“是你吧，讨厌鬼？”老奶奶猜出是谁，生气地唠叨道，“嘿，叫你这夜猫子……不得好死！”

“没事，没事，”奥莉加悄悄地说，给菲奥克拉披上衣服，“没事，亲人儿。”

屋里又静下来。这家人向来睡不踏实，那种纠缠不休、摆脱不掉的苦恼妨碍他们每个人安睡：不是老头子背痛，老奶奶满心焦虑和气恼，便是玛丽亚担惊受怕，孩子们疥疮发痒、肚子老饿。就是睡梦中他们也是不得安生：身子翻来覆去，梦话连连，不时爬起来喝水。

菲奥克拉突然哇的一声哭起来，但立即又忍住，不时抽抽搭搭，声音越来越轻，最后不响了。河对岸有时传来报时的钟声，可是敲得很怪：先是五下，后来是三下。

“唉，主啊！”厨子连连叹息。

望着窗子，很难分清：这是月色？或者已经天亮了。玛丽亚起身出了屋，可以听见她在院子里挤牛奶，不时说：“站好！”后来老奶奶也出去了。屋子里还很暗，但所有的东西都已显身露形。

尼古拉一夜没睡着，从炉台上爬下来。他从一只绿色的小箱子里拿出自己的燕尾服，穿到身上，走到窗前，不住地用手掌抿平衣袖，又拉拉后襟。他笑了。后来他小心地脱下燕尾服，收进箱子里，又躺下。

玛丽亚回到屋里，开始生炉子。她显然还没有完全睡醒，她一边走，一边慢慢地清醒过来。她大概梦见了什么，或者又想起了昨晚的故事，因此她在炉子跟前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说：

“不，还是自由好！”

<h2>七</h2>

老爷坐车来了——村里人都管区警察局局长叫老爷。他什么时候来，为什么来，一周以前大家就知道了。茹科沃村只有四十户人家，可是他们欠官府和地方自治局的税款已累计两千多。

区警察局局长先在小酒馆里歇脚，他“赏脸”喝了两杯清茶，然后步行到村长家里，房子外面候着一群拖欠税款的庄稼人。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尽管很年轻——还只有三十岁出头——却很严厉，总是帮上级说话，其实他自己也很穷，也不能按时交税。明摆着，他很乐意当村长，意识到自己大权在手，喜滋滋的。除了严厉，他不知道还有别的显示权力的手段。村民大会上，大家都怕他，他说了算。有时，在街上或者酒馆附近，他会突然冲着某个醉汉大声呵斥，反绑了他的手，把他关进拘留室。有一次他甚至把老奶奶也关了一天一夜，原因是来开会的是她，而不是奥西普，而且她还在会上骂人。他没有在城市里待过，大字不识一个，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许多深奥的词儿，说起话来喜欢用上一些，村民们因此挺敬重他，尽管别人听了不知所云。

奥西普带着他的纳税簿走进村长家的小木屋。区警察局局长，一个瘦老头子，蓄着长长的灰白络腮胡子，穿一身灰制服，正坐在上座[74]的桌子旁写些什么。屋子里干干净净，四面墙上贴满了从杂志上撕下来的花花绿绿的画片。在圣像旁边最显眼的地方，挂着从前的保加利亚大公巴滕贝克[75]的肖像。村长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两手交叉抱在胸前，站在桌旁。

“大人，他欠一百一十九卢布，”轮到奥西普时，村长说，“复活节前他交了一个卢布，打从那天起分文未交。”

区警察局局长抬头望着奥西普，问道：

“这是为什么，老乡？”

“请您开恩，大人，”奥西普激动地说，“容我说几句，头年柳托列茨村的老爷对我说：‘奥西普，把你的干草卖了吧……卖给我。’怎么不行呢？我有一百普特干草要卖出去，都是几个娘儿们在草场上割的。行，我们谈妥了价钱……本来挺好，你情我愿的……”

他抱怨起村长来，不时转身瞧瞧那些庄稼汉，似乎要请他们来作证似的。他满脸通红，额头冒汗，眼神变得尖利而凶狠。

“我不明白你说这些干吗？”区警察分局局长说，“我问的是你……我只问你为什么不交纳欠款？你们大家都不交，敢情让我来承担这责任？”

“我拿不出来！”

“这些话毫无根据，大人，”村长说，“不错，奇基利杰耶夫一家属于不富裕阶层，不过请您问问其余的人，要怪就怪伏特加，一帮胡作非为的家伙。全是不讲理的家伙。”

区警察局局长记下什么，然后心平气和地对奥西普说，那语气就像讨杯水喝似的：

“你回吧。”

区警察局局长很快就走了。他坐进一辆廉价的四轮马车，不住地咳嗽，望着他那又长又瘦的背影可以看出，此刻他已经忘了奥西普，忘了村长，忘了茹科沃村的欠款，他在想着自己的心事。但他还没有走出一俄里，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已经夺走了奇基利杰耶夫家的茶炊，老奶奶在后面追，使足劲儿尖声喊叫：

“不给！我不给，你这个魔鬼！”

村长迈开大步，走得很快；老奶奶驼着背，怒气冲冲，上气不接下气，跌跌撞撞地在后面追他，她的头巾掉到肩上，一头白发泛出淡淡的绿色，在风中飘扬。她突然站住，像一个真正的反叛分子，双拳不住地捶胸，拖长声调，叫骂得更响，号啕哭诉起来：

“正教徒们，信仰上帝的人啊！老天爷哪，他们欺负人！乡亲们哪，他们压迫人！哎呀，哎呀，好人们哪，你们替我说句话哪！”

“老奶奶，老奶奶，”村长厉声说，“不得无理取闹！”

没有了茶炊，奇基利杰耶夫的家里变得异常沉闷。茶炊被人夺走，这可是件有损尊严、有失体面的事，就像这家人的名誉忽然扫地一样。要是村长拿走桌子板凳，拿走所有的瓶瓶罐罐倒也好些，那样的话，屋子里会显得空一些。老奶奶呼天抢地，玛丽亚伤心落泪，所有的小姑娘望着她们也都哇哇哭起来。老头子感到心中有愧，垂头丧气地坐在屋角里一声不吭。尼古拉一言不发。老奶奶一向疼他，可怜他，可是这会儿忘了怜爱，忽然冲着他不停地叫骂，责难，对着他的脸不住地晃动拳头。她大声斥责，说全是他的不是，在信里吹嘘什么自己在“斯拉夫商场”每月赚五十卢布，可实际上给家里寄的钱就那么一点点，为什么呢？他干吗回家来，还带着一家老小？他要是死了，哪来钱葬他？……尼古拉、奥莉加和萨莎一副可怜相。

老头子咳了一声，拿起帽子，找村长去了。天色已黑。安季普·谢杰利尼科夫鼓着腮帮子在炉子旁焊什么东西。满屋子煤气味。他的孩子们都很瘦，浑身脏巴巴的，在地板上爬来爬去，不比奇基利杰耶夫家的强多少。他的妻子长相难看，脸上有雀斑，挺着大肚子在缫丝。这是一个不幸的赤贫家庭。只有安季普一人看上去既年轻又漂亮。在长凳上放着一溜五把茶炊。老头子对着巴滕贝克念着祷词，说：

“安季普，求你发发慈悲，把茶炊还给我！看在基督的分儿上！”

“拿三卢布来，你就取走。”

“我拿不出来！”

安季普不时鼓起腮帮子，火就呼呼地响，噼啪地叫，火光映红了那些茶炊。老头子揉着帽子，想了一阵，说：

“还给我吧！”

皮肤晒黑的村长此刻全身乌黑，活像个巫师。他转身对着奥西普，说得又快又严厉：

“这得由地方长官说了算。本月二十六日，你可以到行政会议上口头或者书面申诉你不满的理由。”

奥西普一点儿也听不懂他的意思，只好到此为止，回家去了。

十多天后，区警察局局长又来了，坐了个把钟头，后来又坐车走了。那些天，刮着风，天气寒冷，河面早已结冰，雪倒没有下，可是道路难走，日子艰难。有一天，一个节日的傍晚，邻居们到奥西普家闲坐聊天。他们在黑屋子里说着话，因为节日里不可干活，所以没有点灯。新闻倒有几件，不过都叫人堵心。比如有两三户人家的母鸡被抓去抵债，送到乡公所，在那里死掉了，因为谁也不去喂它们。又比如，有几家的绵羊给拉走了，他们把羊捆起来，装在大车上运走，每到一个村子就换一辆大车，结果一头羊给闷死了。现在有一个问题需要解答：谁的过错？该怪谁？

“该怪地方自治局！”奥西普说，“不怨它怨哪个！”

“没说的，该怨地方自治局。”

他们把欠款、受欺压、粮食歉收等所有的事都怪罪于地方自治局，虽说他们中谁也不知道地方自治局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由来已久。当初一些富裕的农民自己开了工厂、小铺和客栈，当上了地方自治会议员，却始终心怀不满，后来便在自己的工厂和铺子里大骂起了地方自治局。

他们又谈到了老天爷不下雪：本该去运木柴了，可是眼下路面坑坑洼洼，车不能行，人不能走。过去，十五年、二十年以前，茹科沃村里的人谈话要有趣得多。那时候，每个老头子脸上都是这样一副神气，仿佛他心里藏着什么秘密，知道什么，盼着什么；他们谈论盖着金印的公文、土地的划分、新分的土地和埋藏的财宝；他们的话里都暗示着什么。现在的茹科沃人谁都没有秘密，他们的全部生活像摆在掌心里一样，人人都看得见，他们能谈的不外乎贫穷和饲料，再就是老天爷怎么不下雪……

他们沉默片刻。后来又想起了母鸡和绵羊的事，又开始议论是哪个的过错。

“地方自治局！”奥西普沮丧地说，“不怨它怨哪个！”

<h2>八</h2>

教区的教堂在六俄里外的科索戈罗沃村。庄稼汉只在需要时，如给婴儿洗礼、举行婚礼、葬仪时才去那里。平时做祈祷到河对岸的教堂就行了。到了节日，遇上好天气，姑娘们梳妆打扮，成群结队去做弥撒。她们穿得花花绿绿，穿过草场，叫人看了心里美滋滋的。不过遇上坏天气，她们只好待在家里。斋戒的日子里，他们去教区的教堂作忏悔、领圣餐。在复活节后的一周内，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向大斋日吃荤的教徒每人收取十五戈比。

老头子不信上帝，几乎从来想不到上帝。他承认有神奇的事，但他认为这种事只跟女人有关。有人在他面前谈起宗教或者奇迹这类事，向他提什么问题，他总是搔搔头皮，不乐意地回答：

“谁知道！”

老奶奶信上帝，不过有点儿糊涂。她的脑子里所有的事都混在一起，她刚想起罪孽、死亡、灵魂得救，忽地贫穷啦，种种操心事啦，又都搅了进来，她立即便把刚才的事忘了个精光。祷告词她记不住，通常在晚上睡觉前，她站在圣像面前小声念道：

“喀山圣母娘娘，斯摩棱斯克圣母娘娘，三臂圣母娘娘……”

玛丽亚和菲奥克拉经常画十字，每年都戒斋，可是什么也不懂。孩子们没有学过祷告，大人们也不对他们讲上帝、传授什么教规，只是禁止他们在斋期吃荤。其余的家庭几乎一样：相信的人少，懂教规的人更少。与此同时大家又都喜欢《圣经》，怀着一片温情、虔诚，可是他们没有经书，没人念《圣经》、能解释《圣经》。奥莉加有时念《福音书》，为此大家都敬重她，对她和萨莎都恭敬地称呼“您”。

奥莉加经常去邻村和县城参加教堂祭礼日和感恩祈祷，在县城里有两个修道院和二十七座教堂。她去朝圣的路上总是神情恍惚，完全忘了家人，直到回村来，才突然惊喜地想起自己是个有丈夫、有女儿的人，于是喜气洋洋地笑着说：

“上帝赐福给我了！”

村子里发生的事使她厌恶、痛苦。农民们在伊利亚节[76]喝酒，在圣母升天节喝酒，在圣十字架节又喝酒。圣母庇护节[77]是教区的节日，茹科沃村的农民为此一连喝三天酒。他们不但喝光了五十卢布的公款，过后还挨家挨户收取酒钱。头一天，奇基利杰耶夫家就宰了一头公羊，早中晚一连吃了三顿羊肉。他们吃得很多，到了夜里孩子们爬起来再吃一点。这三天里基里亚克喝得醉醺醺的，喝光了所有的家当，把帽子和靴子也换酒喝了。他死命殴打玛丽亚，打得她晕过去，家里人只好往她头上泼水。事后大家都感到羞愧、厌恶。

不过，即使在茹科沃这样的“奴才村”，一年一度也有一次真正的宗教盛典。那是在八月份，在全县，村村迎送着给人送来生命的圣母像。到了这一天，茹科沃村大家都盼着这一好日子。那天正好无风，天色阴沉。一大清早，姑娘们就穿上五颜六色漂亮的衣裙去迎圣像，到了傍晚时人们才抬着圣像，举着十字架和神幡，唱着圣诗，进了村子。这时河对面的教堂里钟声齐鸣，一群群本村人和外村人挤满了大街，吵吵嚷嚷，尘土飞扬，挤得水泄不通……老头子也好，老奶奶也好，基里亚克也好，大家都向圣像伸出手去，渴望瞧着它，哭诉说：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保护神啊！”

大家好像突然明白了，天地之间并不是空虚一片，有钱有势的人还没有夺走一切，尽管他们遭受着欺凌和奴役，遭受着难以忍受的贫穷，遭受着可怕的伏特加的祸害，却有神灵在保佑着他们。

“保护神啊，圣母娘娘！”玛丽亚号啕大哭，“圣母娘娘啊！”

可是感恩祈祷做完，圣像又抬走了。一切又恢复原样，酒馆里又不时传出醉汉粗鲁的喊声。

只有富裕农民才怕死，他们越有钱，就越不信上帝，不信灵魂得救的话。他们只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才点起蜡烛，做做祷告，以防万一。穷苦的农民不怕死。人们当着老头子和老奶奶的面儿说他们活腻了，早该死了，他们听了也没什么。他们也当着尼古拉的面儿毫无顾忌地对菲奥克拉说，等尼古拉死了，她的丈夫丹尼斯就可以得到照顾——退役回家了。至于玛丽亚，她不但不怕死，甚至还巴不得早点儿死才好。她的几个孩子死了，她反倒高兴呢。

他们不怕死，可是对各种各样的病却非常害怕。本来是一些小毛小病，如肠胃失调啦，着了点儿凉啦，老奶奶立即躺到炉台上，捂得严严实实，不停地大声呻吟：“我要——死——啦！”老头子赶紧去请神甫，老奶奶就领圣餐，接受临终前的涂圣油仪式。他们经常谈到感冒、蛔虫和肿瘤。说蛔虫在肚子里闹腾，结成团能堵到心口。他们最怕感冒，所以哪怕夏天也穿得厚厚的，待在炉台上取暖。老奶奶喜欢看病，经常坐车跑医院，在那里说她五十八岁，不说七十岁。照她想，要是医生知道她的实际年龄，就不会给她治病，只会说：她该死了，用不着治了。她通常一清早就动身去医院，再带上两三个小孙女，到了晚上才能回来，又饿又气，给自己带回了药水，给小孙女带回了药膏。有一次她把尼古拉也带去了，后来他一连喝了两周的药水，说是感觉好些了。

老奶奶认识方圆三十俄里内所有的医师、医士和巫医，却没有一个让她满意。在圣母庇护节那天，神甫举着十字架走遍所有的农舍，教堂执事对她说，城里监狱附近住着一个小老头子，做过军队上的医士，医道高明，劝她找他看看。老奶奶听了他的劝告。等下了头一场雪，她就坐车进城，带回一个小老头子。这人留着大胡子，脸上青筋嶙嶙，穿着长袍，是个皈依正教的犹太人。当时家里正请几个雇工做事：一个老裁缝戴一副吓人的眼镜，用碎布头拼成坎肩；两个年轻小伙子用羊毛做毡靴。基里亚克因为酗酒丢了差事，现在只好待在家里。他坐在裁缝旁边修理马脖子上的套具。屋子里又挤又闷，有一股臭味。犹太人给尼古拉做完检查，说需要拔罐子放血。

他放上许多罐子。老裁缝、基里亚克和小姑娘们站在一旁观看，他们好像觉得，他们看到疾病从尼古拉身上流出来了。尼古拉自己也瞧着，那些附在胸口的罐子慢慢地充满了浓黑的血，感到当真有什么东西从他身子里跑出去了，于是他高兴地笑了。

“这样行，”裁缝说，“谢天谢地，能见效就好。”

那个改信正教的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战，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躺在羊皮袄下面不出声了，天不亮就送了命。

<h2>九</h2>

啊，冬季有多严酷、多漫长！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待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吵吵闹闹，搅得全家胆战心惊，到了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了实在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肠辘辘的母牛日夜哞哞地叫个不停，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与人作对，严寒天里树木冻得咯咯作响，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78]，还刮了一场货真价实的冬天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但是冬天好歹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离去，但融融春日终于取胜，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春潮泛滥，淹没了整个河边草场和灌木丛，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汪洋，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起起落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荼，映红了满天的晚霞，天天傍晚幻出一幅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美不胜收，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难以置信竟会有这般美景。

野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不禁洒下了泪水，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啊，快点儿离去吧！

道路一旦干燥些，天气暖和了，他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李，穿着树皮鞋，天蒙蒙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儿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儿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庄稼人。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候，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忌。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庄稼人。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庄稼人。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庄稼人？还是庄稼人。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事事都能找到足可原谅的理由。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同样十分难听。那些小官小吏和地主管家对待庄稼人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之辈，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庄稼人，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她边走，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农舍。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与她们告别。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

她就这样久久地哭诉着，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掩映下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遥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农舍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尖细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东正教徒啊，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行行好，给点儿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东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的分儿上，行行好，给点儿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18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