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吗?”
“是的。依我看,玛洛焦莫沃村根本不需要医务所。”
我这一番愤激之言激怒了她。她看了我一眼,眯起眼睛,问:
“那么需要什么呢?风景画吗?”
“风景画也不需要。那里什么都不需要。”
她脱掉手套,打开邮差刚送来的报纸。过一会儿,她显然克制住自己,低声说:
“上星期安娜难产死了,如果附近有医务所,她就能活下来。我以为,风景画家先生们对此应有自己的见解吧。”
“我对此有十分明确的见解,请您相信,”我回答说,但她用报纸挡住了自己的脸,似乎不愿听我的,“依我看,医务所、学校、图书馆、药房,等等,在现有的条件下只有利于奴役。民众被一条粗大的锁链完全捆住了,而您不去砍断这条锁链,反而给它增加许多新的环节——这就是我的见解。”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嘲讽地一笑。我继续说下去,竭力抓住我的主要思想:
“问题不在于安娜死于难产,而在于所有这些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们从早到晚累弯了腰,力不从心的劳动害得她们病痛不断,她们一辈子为挨饿和生病的孩子担惊受怕,一辈子害怕死亡和疾病,一辈子求医问药,未老先衰,面容憔悴,在污秽和臭气中死去。她们的孩子长大了,又重蹈覆辙。几百年就这样过去了,千千万万的人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只为了一块面包,成天担惊受怕。他们的处境之所以可怕,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灵魂,顾不上自己的形象和面貌。饥饿、寒冷、肉体的恐惧,繁重的劳动,像雪崩一样堵塞了他们精神生活的道路。而精神活动才是人与动物区别所在,才是人值得生存之处。您用医院和学校帮助他们,但您这样做并不能使他们摆脱束缚,恰恰相反,您却进一步奴役他们,因为您给他们的生活增加了新的偏见,您扩大了他们的需求,且不说为了买斑螫膏药和书本,他们就得给地方自治会付钱,就是说,他们得更辛苦地干活才成。”
“我不想跟您争论,”丽达放下报纸说,“这一套我早听说了。我只想对您说一句:不要袖手旁观。的确,我们并不能拯救人类,而且在许多方面可能犯错误,但是我们是在做力所能及的事,所以我们是正确的。一个有文化的人最崇高、最神圣的使命是为周围的人服务,我们正尽力所为。您不喜欢这个,不过一个人做事本来就无法使人人满意。”
“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有丽达在场她总有点儿胆怯,说着说着,眼睛不安地看着她的脸,生怕说出多余的或者不恰当的话。她也从来不与她的意见相左,总是随声附和,“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
“教农民读书识字、散发充满可怜的说教和民间俗语的书本、设立医务所,这一切既不能消除愚昧,也不能降低死亡率,这正如你们家里的灯光不能照亮窗外的大花园一样。”我说,“您并没有给他们任何东西,您干预他们的生活,结果只能使这些人生出新的需求,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啊,我的天哪,人总得有所作为!”丽达恼火地说,听她的语气可以知道,她认为我的议论微不足道,她不屑一顾。
“必须让人们从沉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我说,“必须减轻他们的沉重负担,给他们以喘息的时间,使他们不至于一辈子守着灶台、洗衣盆,一辈子困在田野里,让他们也有时间来考虑灵魂和上帝,能够更广泛地发挥他们精神上的才能。一个人真正的使命在于精神活动,在于在精神活动中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让他们感到干那种笨重的牲口般的劳动是没有必要的,需要的是自己的自由。到了那个时候您将看到,您的那些课本和药房无异于一种嘲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真正的使命,那么能够满足他们的只有宗教、科学和艺术,而不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
“从劳动中解放出来!”丽达冷笑道,“难道这可能吗?”
“可能。您可以分担他们的部分劳动。如果我们,全体城乡居民,无一例外地同意分担他们旨在满足全人类物质需要的劳动,那么我们每个人分到的劳动一天可能不超过两三个小时。试想,如果我们,全体富人和穷人,一天只工作三小时,那么其余的都是闲暇的时间。请再设想一下,为了更少地依靠我们的体力,付出更少的劳动,我们发明各种机器来替代体力劳动,并且尽量把我们的需求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锻炼自己,锻炼我们的孩子,让他们不怕饥饿和寒冷,到时候我们就不会像安娜、玛芙拉和佩拉吉娅们那样,成天为孩子们的健康担惊受怕了。您想一想,我们不看病,不开药房、烟厂和酒厂——结果我们会剩下多少富裕的时间!让我们大家共同把这闲暇的时间献给科学和艺术,就像农民有时全体出动去修路一样,我们大家也全体出动,去探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那么——对此我深信不疑——真理会很快被揭示出来,人们就可以摆脱那种经常折磨人、压抑人的恐惧感,甚至摆脱死亡本身。”
“可是,您这番高论是自相矛盾的,”丽达说,“您口口声声‘科学’‘科学’,可您又否定识字教育。”
“在人们只能读酒店的招牌、偶尔看到几本读不懂的书本的情况下,识字教育又能怎么样?这样的识字教育早从留里克[61]时代起就延续下来,果戈理笔下的彼得鲁什卡早就会读书认字了。可是农村呢,留里克时代是什么样子,现在还是什么样子。我们需要的不是识字教育,而是广泛地发挥精神才能的自由,需要的不是小学,而是大学。”
“您也否定医学。”
“是的。医学只有在把疾病当作自然现象加以研究,而不是为了治疗的情况下,才是必需的。如果要治疗的话,那也不是治病,而是除掉病因,只有消除体力劳动这一主要的病因,就不会有疾病。我不承认有什么治病的科学,”我激动地继续道,“一切真正的科学和艺术所追求的不是短暂的、局部的目标,而是永恒的、整体的目标——寻求真理和生活的意义,探索上帝和心灵。如果它们拘泥于当前的需要和迫切问题,拘泥于药房和图书馆,那么它们只能使生活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沉重。我们有不少医生、药剂师、律师,识字的人很多,可是没有一位生物学家、数学家、哲学家和诗人。人们全部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都耗费在满足暂时的、一时的需要上……我们的学者、作家和艺术家们在劳精费神,正因为有了他们的努力,人们的生活条件才变得日益舒适,人们的物质需求不断增长,与此同时,离真理尚十分遥远,人依旧是最贪婪凶残、最卑鄙龌龊的动物。事物发展的趋势是,人类的大多数将退化,并永远丧失一切生存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他越是有才能,他的作用就越令人奇怪、不可理喻,因为实际上他的工作不过是供凶残卑鄙的禽兽消遣,有利于维护现行的制度。所以我现在不想工作,将来也不工作……什么都不需要,让地球毁灭去吧!”
“蜜修斯,你出去。”丽达对妹妹说,显然认为我的言论对这样年轻的姑娘是有害的。
任妮亚不悦地看看姐姐和母亲,走了出去。
“有些人想为自己的冷漠辩解,总是发表这类妙论。”丽达说,“否定医院和学校,比给人治病和教书容易得多。”
“说得对,丽达,你说得对。”母亲附和道。
“您威胁说不再工作,”丽达接着说,“显然您把自己的工作估计得过高了。我们别争论了,反正我们永远谈不到一块儿去,因为您刚才那么鄙薄图书馆和药房——它们即使很不完美,我也认为它们高于世界上所有的风景画。”她说到这里,立即转对母亲,用完全不同的语气说,“公爵自从离开我们家后,人瘦了许多,模样大变了。家里人要把他送到维希[62]去。”
她对母亲谈起公爵的情况,显然是不想跟我说话。她满脸通红,为了掩饰自己的激动,她像个近视眼似的,把头低低地凑到桌子跟前,装出看报的样子。我再待下去会使人难堪,便告辞回家。
<h2>四</h2>
外面很静。池塘对岸的村子已经入睡,看不到一丝灯光,只有水面上朦朦胧胧地倒映着暗淡的星空。任妮亚一动不动地站在大门前的石狮旁,等着我,想送送我。
“村里人都睡了,”我对她说,竭力想在黑暗中看清她的脸,看到的却是一双忧伤的黑眼睛紧紧地望着我,“连酒店掌柜和盗马贼都安然入睡了,我们这些上流人却在互相怄气,争论不休。”
这是一个凄凉的八月之夜,之所以凄凉,因为已经透出秋意。紫气氤氲的月亮慢慢升起,照得大路和大路两侧黑沉沉的冬麦地朦胧一片。不时有流星坠落下去。任妮亚和我并排走在路上,她竭力不看天空,免得看到流星,不知为什么她害怕流星。
“我觉得您是对的,”她说,夜间的潮气害得她打起冷战,“如果人们万众一心,献身于精神活动,那么他们很快就会明了一切。”
“当然。我们是万物之灵。如果我们当真能认识到人类天才的全部力量,而且只为崇高的目的而生活,那么我们最终会变成神。然而这永远是不可能的:人类将退化,连天才也不会留下一鳞半爪。”
大门已经看不见,任妮亚停住脚步,匆匆地跟我握手。
“晚安,”她打着哆嗦说,她只穿一件衬衫,冷得瑟缩着,“明天再来吧。”
想到此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生着闷气,对己对人都不满意,我不禁感到害怕。我也竭力不去看天上的流星。
“再跟我待一会儿,”我说,“求求您了。”
我爱任妮亚。我爱她也许是因为给我送往迎来的总是她,也因为她总是温情脉脉地望着我,欣赏我。她那苍白的脸,娇嫩的脖颈,纤细的手,她的柔弱,闲散,她的书籍,是多么美妙而动人!那么,智慧呢?我怀疑她有超群的智慧,但我赞赏她的眼界开阔,也许正因为如此,她的许多想法才跟严肃、漂亮却不喜欢我的丽达显得截然不同。任妮亚喜欢我这个画家,我的才能征服了她的心。我也一心只想为她作画,在我的幻想中,她是我娇小的皇后,她跟我将共同支配这些树林、田野、雾霭和朝霞,支配这美丽迷人的大自然,尽管在这里我至今仍感到极其孤独,像个多余的人。
“再待一会儿,”我央求道,“求求您了。”
我脱下大衣,披到她冰凉的肩上。她怕穿着男人的大衣显得可笑、难看,便笑起来,甩掉了大衣。我趁机把她搂在怀里,连连吻她的脸、肩膀和手。
“明天见!”她悄声说,然后小心翼翼地,似乎怕打破这夜的宁静,拥抱了我,“我们家的人彼此不保守秘密,我现在应当把一切都告诉给妈妈和姐姐……太可怕了!妈妈倒没什么,妈妈喜欢您,可是丽达……”
她说罢朝大门跑去。
“再见!”她喊了一声。
之后有两分钟之久我都听到她的奔跑声。我已不想回家,再说也没有必要急着回去。我犹豫地站了片刻,然后缓步走回去,想再看一眼她居住的那幢可爱、朴素、古老的房子,它那阁楼上的两扇窗子,像眼睛似的望着我,它似乎什么都知道了。我走过凉台,在网球场旁边的长椅上坐下。我置身在老榆树的阴影中,打量着房子。蜜修斯生活的阁楼上,窗子亮了一下,接着透出柔和的绿光——
这是因为灯上罩着罩子。人影摇曳……我的内心充溢着柔情和恬静,我满心欣喜,高兴的是,我还能够有所爱恋,能够爱人。可是转念一想,此刻在离我几步远的这幢房子的某个房间里,生活着丽达,她并不喜欢我,可能还恨我,我又感到很不痛快。我坐在那里,一直等着任妮亚会不会走出来,我凝神细听,似乎觉得阁楼里有人在说话。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绿色的灯光熄灭了,人影也消失了。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房子上空,照耀着沉睡中的花园和小径。屋前花坛里的大丽花和玫瑰清晰可见,好像都是一种颜色。天气变得很冷。我走出花园,在路上拣起大衣,不慌不忙地回去了。
第二天午后,我又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往花园的玻璃门敞开着。我坐在凉台上,等着任妮亚会突然从花坛后面走出来,或者从一条林荫道里出现,或者能听到她从房间里传来的声音。后来我走进客厅和饭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我从饭厅里出来,经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前厅,然后又返回来。走廊里有好几扇门,从一间房里传来丽达的声音。
“上帝……送给……乌鸦……”她拖长声音大声念道,大概在给学生听写,“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谁在外面?”她听到我的脚步声,突然喊了一声。
“我。”
“哦!对不起,我现在不能出来见您,我正在教达莎功课。”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在花园里吗?”
“不在,她跟我妹妹今天一早动身去平扎省我姨妈家了。冬天她们可能到国外去……”过了一会儿,她接着说,“上帝……送给乌鸦……一小块奶酪……你写完了吗?”
我走进前厅,呆呆地站在那里,眼望着池塘,望着村子,耳边又传来丽达的声音:
“一小块奶酪……上帝给乌鸦送来一小块奶酪……”
我离开庄园,走的是头一次来的路,不过方向相反:先从院子进入花园,经过一幢房子,然后是一条椴树林荫道……一个男孩追上我,交给我一张字条。我念道:
我把一切都告诉姐姐了,她要求我跟您分手。我无法不听她的话而让她伤心。愿上帝赐您幸福,请原谅我。但愿您能知道我和妈妈多么伤心!
然后是那条幽暗的云杉林荫道,一道倒塌的栅栏……田野上,当初黑麦正扬花,鹌鹑声声啼叫,此刻只有母牛和加了羁绊的马儿在游荡。山坡上,散落着一些绿油油的冬麦地。我又回到平常那种冷静的心境,想起在沃尔恰尼诺夫家讲的那些话,不禁感到羞愧——跟从前一样,我又过起了枯燥乏味的生活。回到住处,我收拾了一下行李,当天晚上就动身回彼得堡去了。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不久前的一天,我去克里米亚,在火车上遇见了别洛库罗夫。他依旧穿着腰部有褶的长外衣和绣花衬衫。当我问到他的健康状况,他回答说:“托您的福了。”我们交谈起来。原来他把原先的田庄卖了,买了一处小一点的田庄,写在柳波芙·伊凡诺夫娜的名下。关于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他说得不多。据他说,丽达依旧住在舍尔科夫卡,在小学里教孩子们读书。渐渐地她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群同情她的人,他们结成了强有力的一派,在最近一次地方自治会的选举中“击垮了”一直把持全县的拉巴金。关于任妮亚,别洛库罗夫只提到,她不在老家住,现在去向不明。
那幢带阁楼的房子我已渐渐淡忘,只在作画和读书的时候,偶尔忽然无端地忆起阁楼窗口那片绿色的灯光,忆起我那天夜里走在田野上的脚步声。当时我沉醉于爱情之中,不慌不忙地走回家去,冷得不断搓手。有时——这种时刻更少——当我孤独难耐、心情郁闷的时候,也会模模糊糊地忆起这段往事,而且不知什么缘故,我渐渐地觉得,有人也在想念我,等待我,有朝一日我们会相逢的……
蜜修斯,你在哪儿?
(189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