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不完全是这样。花园里已经有路可走了。”
“现在若能坐上马车去城外走走就好了，”伊凡·德米特里像刚醒来似的一边揉着红眼睛，一边说，“然后回到家里温暖舒适的书房……再找个像样的大夫治治头疼……我已经很久没过正常人的生活了。这里真糟糕！糟糕得叫人受不了！”
经历了昨天的激动之后，他变得神情倦怠，无精打采，懒得说话。他的手指不住地颤抖，看他的脸色可知他头疼得厉害。
“温暖舒适的书房和这个病房之间没有任何差异，”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内心。”
“这话什么意思？”
“普通人以身外之物，如马车和书房，来衡量命运的好坏；而有思想的人以自身来衡量。”
“您到希腊去宣扬这套哲学吧，那里气候温暖，橙子芳香，可是您那套哲学跟这里的气候不相适应。我跟谁谈起过第欧根尼？跟您是吗？”
“是的，昨天您跟我谈起过他。”
“第欧根尼不需要书房和温暖的住所，那边本来就够炎热的了。他住他的木桶，吃橙子和橄榄就够了。如果他生活在俄罗斯，那么别说十二月，在五月份他就会要求搬进房间里住，他早冷得怕缩成一团了。”
“不，对寒冷，以及一般说来对所有的痛苦，人可以做到没有感觉。马可·奥勒留[44]说过：‘痛苦是人对病痛的一种鲜活的观念，如果你运用意志的力量改变这种观念，抛开它，不再诉苦，痛苦就会消失。’这是对的。智者或者一般有思想、爱思考的人，之所以与众不同，就在于他蔑视痛苦，他总感到满足，对什么都不表惊奇。”
“这么说来我是白痴，因为我痛苦，不满，对人的卑鄙感到吃惊。”
“您用不着这样。如果您能经常地深入思考一番，您就会明白，那些害得我们心神不宁的身外之物是多么微不足道。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这才是真正的幸福。”
“探明生活的意义……”伊凡·德米特里皱起眉头，说，“什么身外之物、身内之物……对不起，这些我不懂。我只知道，”他站起来，气势汹汹地看着医生，说，“我只知道上帝创造了我这个有血有肉有神经的人，是这样，先生！人的机体组织既然富于生命力，那么它对外界的一切刺激就应当有所反应。我就有这种反应。我便有痛感，我便喊叫，流泪；看到卑鄙行为，我便愤怒；看到丑陋龌龊的东西，我便厌恶。在我看来，这本身就叫生活。机能越是低下，它的敏感度就越差，它对外界刺激的反应能力就越弱；机能越高级，它就越敏感，对现实的反应就越强烈。怎么连这个也不懂呢？身为医生，居然不知道这么浅显的道理！为了能蔑视痛苦、始终心满意足、对什么都无动于衷，瞧，就得修炼到这般地步，”伊凡·德米特里指着一身肥肉的胖庄稼汉说，“或者让痛苦把你磨炼得麻木不仁，对痛苦丧失了任何感觉，换句话说，也就是变成了活死尸。对不起，我不是智者，也不是哲学家，”伊凡·德米特里激动地继续道，“您的话我一点儿也不懂。我不善争辩。”
“恰恰相反，您争辩得很出色。”
“您刚才讲到的斯多葛派[45]哲学家，是一些优秀人物，但他们的学说早在两千年前就停滞不前了，当时没有丝毫进展，后来也不会发展，因为它不切实际，不具生命力。它只是在少数终生都在研究、玩味各种学说的人中间获得成功，而大多数的人并不理解它。那种宣扬漠视财富、漠视生活的舒适、蔑视痛苦和死亡的学说，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根本无法理解的，因为大多数人生来就不知财富是何物，他们与舒适的生活无缘；而蔑视痛苦对他来说也就是蔑视生活本身，因为人的全部实质就是由遭受寒冷、饥饿、屈辱、灾难以及面对死亡的哈姆莱特式的恐惧等等之痛构成的。全部生活就在于这些感觉中。人可以因生活而苦恼，憎恨它，但不能蔑视它。是这样的。我再说一遍，斯多葛派的学说不可能有未来，从世纪初直到今天，您也知道，只有斗争、对痛苦的敏感和对刺激的反应能力才能前进……”
伊凡·德米特里的思路突然中断，他停下来不说了，只是苦恼地擦着额头。
“我有一句重要的话要说，可是我的思路乱了，”他说，“我刚才说了什么了？哦，对了！我想说的是，有个斯多葛派的人为了替亲人赎身，自己卖身为奴。您瞧，可见连斯多葛派的人对刺激也是有所反应的，因为要做出舍己为人这种壮举，需要有一颗义愤填膺、悲天悯人的心灵。在这个牢房里，我把学过的东西都忘光了，否则我还会记起什么的，拿基督来说，怎么样？基督对现实的回答是哭泣，微笑，忧愁，愤怒，甚至苦恼。他不是面带微笑去迎接痛苦，也没有蔑视死亡，而是在客西马尼花园里祷告，求苦难离开他[46]。”
伊凡·德米特里说罢微微一笑，坐了下来。
“就算人的安宁和满足不在他身外，而在他的内心吧，”他又说，“就算人应当蔑视痛苦，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吧。可是您根据什么理由宣扬这种观点呢？您是智者吗？您是哲学家吗？”
“不，我不是哲学家，可是每个人都应当宣扬它，因为这是合情合理的。”
“不，我想知道的是，您有什么资格认为自己应该宣扬探明生活意义、蔑视痛苦等这类观点？难道您以前受过苦？您知道什么叫痛苦吗？请问：您小时候挨过打吗？”
“不，我的父母痛恨体罚。”
“可是我经常挨父亲的毒打。我的父亲是个性情暴躁、害痔疮的文官，鼻子很大，脖颈灰黄。不过还是谈谈您吧。您这一辈子，谁也没有用指头碰过您一下，谁也没有吓唬过您、殴打过您，您健壮得像头牛。您在父亲的羽翼下长大，他供您上学读书，后来又找了一个高薪而清闲的肥缺。二十多年来您住着不花钱的公房，有暖气、照明、仆役，一应俱全，而且有权爱怎么工作就怎么工作，爱干多久就干多久，哪怕什么事不干也行。您生来就是个懒散、疲沓的人，所以您竭力把生活安排得不让任何事情来打扰您，不想动一动自己的位子。您把工作交给医士和其他浑蛋去做，自己坐在温暖安静的书房里，积攒钱财，读书看报。您自得其乐，思考着各种各样高尚的胡言乱语，而且还……”伊凡·德米特里看了一眼医生的红鼻子，“爱喝酒。总而言之，您没有见过生活，根本不了解生活，您只是在理论上认识生活。至于您蔑视痛苦、对什么都无动于衷，原因很简单：人世的空虚，身外之物和内心世界，蔑视生活、痛苦、死亡，探明生活的意义，真正的幸福——凡此种种最适合俄国懒汉的哲学。比如说，您看见一个农民在打他的妻子。何必多管闲事？由他打去吧，反正两人迟早都要死的，再说他打人受辱的不是被打的人，而是他自己。酗酒是愚蠢的，不成体统，可是喝酒的要死，不喝酒的也要死。来了个婆姨，她牙疼……嘿，那算什么？疼痛是人对病痛的一种概念，再说这世界上谁也免不了病痛，大家都要死的，所以你这婆姨，去你的吧，别妨碍我思考和喝酒。年轻人来讨教怎样生活，该做什么。换了别人，回答前一定会认真思考一番，可是您的答案是现成的：努力去探明生活的意义，或者努力去寻找真正的幸福。可是这种神话中的‘真正的幸福’到底为何物？当然，答案是没有的。我们这些人被关在铁窗里，浑身脓疮，备受煎熬，可是这很好，合情合理，因为这个病房和温暖舒适的书房之间其实毫无差异。好方便的哲学：无所事事，良心清白，自以为是个智者……不，先生，这不是哲学，不是思考，不是眼界开阔，而是懒惰，是江湖杂耍，是痴人说梦……是的！”伊凡·德米特里又勃然大怒起来，“您蔑视痛苦，可是，如果您的手指叫房门夹一下，恐怕您就要扯开嗓门大喊大叫了！”
“也许我不会大喊大叫的。”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微笑着说。
“是吗！哪能呢！假定说，您突然中风，栽倒了，或者有个浑蛋和无耻小人，利用他的地位和官势当众侮辱您，您明知他这样做可以不受惩罚而逍遥法外——嘿，到那时您就会明白叫别人去探明生活的意义、追求真正的幸福是怎么回事了。”
“好新鲜的见解，”安德烈·叶菲梅奇满意地笑着、搓着手说，“您爱好概括，这使我感到又愉快又吃惊。您刚才对我的性格特征作了一番评定，简直精彩至极。说真的，同您交谈给了我极大的乐趣。好吧，我已经听完了您的话，现在请容我说……”
<h2>十一</h2>
这次谈话又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显然对安德烈·叶菲梅奇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从此他开始每天都到这间病房去，早晨去，下午去，黄昏时常常见到他跟伊凡·德米特里在交谈。起先伊凡·德米特里见到他就躲开，怀疑他居心不良，公然显出不高兴。后来他来多了，习以为常，他的生硬态度换成了宽容的嘲讽。
不久医院流言纷起，说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经常去六号病房，无论是医士、尼基塔，还是护士，谁都弄不明白他为什么去那里，为什么一坐就是几个钟头，他谈些什么，为什么不开药方。他的举动太古怪了，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去他家时也常常见不到他，这是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达留什卡更是想不通医生怎么不在规定的时间喝啤酒了，有时甚至迟迟不来吃饭。
有一天，那已经是六月底了，霍博托夫医生有事来找安德烈·叶菲梅奇，发现他不在家，就到院子里找他。有人告诉他说，老医生去看精神病人了。霍博托夫走进厢房，站在外屋里，听见了这样的谈话：
“我们永远谈不到一起，您别想让我相信您那一套，”伊凡·德米特里气愤地说，“您根本不了解现实，您从未受过苦，您只是像条水蛭那样专靠别人的痛苦而生活。我呢，从出生到现在，不断受苦受难。因此我要坦率奉告：我认为我在各方面都比您高明，比您更有资格。您不配来教训我。”
“我丝毫无意迫使您接受我的信仰，”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说，对方不想理解他，他感到很遗憾，“问题不在这里，我的朋友。问题不在于您受苦而我没有受过苦。痛苦和欢乐都是无常的，我们别谈这些吧，由它去。问题在于你我都在思考，彼此都认为我们是善于思考和判断的人——不管我们的观点有多南辕北辙——凭这一点便把你我联系在一起了。您可知道，我的朋友，我是多么厌恶普遍存在的狂妄、平庸和愚昧，而每次跟您交谈我又是多么愉快！您是有头脑的人，我感到欣慰。”
霍博托夫把门推开一点儿，往病房里看。伊凡·德米特里戴着尖顶帽和医师安德烈·叶菲梅奇并排坐在床边。疯子做着怪相，直打哆嗦，不时神经质地裹紧病人服。医师低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的脸孔通红，一副无助和忧伤的表情。霍博托夫耸耸肩膀，一声冷笑，与尼基塔交换了一下眼色，尼基塔也耸耸肩膀。
第二天，霍博托夫跟医士一起来到厢房。两人站在前室里偷听。
“看来我们的老爷子完全疯了！”霍博托夫说罢出了厢房。
“主啊，饶恕我们这些罪人吧！”衣装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叹了一口气，小心地绕过水洼，免得弄脏擦得锃亮的鞋子，“老实说，尊敬的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果然不出我所料！”
<h2>十二</h2>
此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发觉周围有一种神秘气氛。医院里的勤杂工、护士和病人遇见他时总用疑惑的目光看他几眼，然后交头接耳起来。往日他喜欢在医院的花园里遇见总务长的女儿小姑娘玛莎，现在每当他微笑着走到她跟前想摸摸她的小脑袋时，不知为什么她总跑开去。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听他说话，不再总是说“完全正确”，而是令人费解地惶惶不安地嘟哝：“是的，是的，是的……”看着他时带着沉思而忧郁的神色。不知为什么他开始劝自己的朋友戒掉伏特加和啤酒。与此同时，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作为一个讲究礼貌的人，没有直说，而是暗示他：时而提到一个营长，说他是个出色的人；时而讲到团里的神甫，一个可爱的年轻人，说他们经常喝酒，经常生病，可是戒酒之后，什么病都好了。他的同事霍博托夫来过两三次，也建议他戒酒，而且没来由地推荐他服用溴化钾[47]药水。
八月间，安德烈·叶菲梅奇收到市长的来信，市长请他来商量一件重要的事。他在约定的时间来到市政府，在那里安德烈·叶菲梅奇还遇到了军事长官、县立学校的学监、市政厅的成员、霍博托夫，另外还有一位肥胖的浅发的先生——经介绍，得知是一位医师。这位医师有一个很拗口的波兰人的姓，住在离城三十俄里的养马场，这次是顺路来到这里。
“这里有一份你们医院的报告，”大家互相打过招呼围桌坐下后，市政厅成员对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叶夫根尼·费多雷奇说，医院主楼里的药房太小，应当把它搬到厢房去。当然啦，搬是可以的，这不成问题。关键是厢房需要整修一番。”
“是的，是该整修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考虑了一下说，“比如说，院子角上的那间厢房用作药房，那么这笔费用我认为mimimum[48]需要五百来卢布。这是一笔非生产性的开支。”
片刻的沉默。
“十年前我有幸呈报过，”安德烈·叶菲梅奇低声继续道，“若要保持这个医院的现状，它已是本城的一个不堪重负的奢侈品了。医院是在四十年代建成的，要知道那时的条件跟今天的完全不同。现在城市把过多的钱花费在不必要的建筑和多余的职位上。我认为，若采用别的办法，这笔钱足可以维持两所示范性的医院。”
“那我们不妨采用别的办法吧！”市政厅成员赶忙说。
“我已经有幸呈报过：把医疗机构移交地方自治局管理。”
“是啊，把钱交给地方自治局，它可就中饱私囊了。”浅发医生笑了起来。
“历来如此。”市政厅成员表示同意，也笑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懒洋洋地用阴沉的目光看着浅发医生说：
“说话要公道。”
又是一阵沉默。茶端上来了。那个军事长官不知怎么的，很不好意思，他隔着桌子碰碰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手，说：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大夫。不过您是僧侣：既不玩牌，也不爱女人。跟我们在一起您一定觉得无聊吧？”
大家谈起，在这个城市里，上流人士的生活是多么沉闷。没有剧院，没有音乐，近来在俱乐部的舞会上，女士来了二十来位，可男舞伴只有两位。年轻人不跳舞，老挤在小酒馆旁，不然就打牌。安德烈·叶菲梅奇的眼睛谁也不看，缓慢而平静地讲到，城里人把他们的精力、心灵和智慧都耗费在打牌和搬弄是非上，不会也不想把时间用在有趣的交谈和阅读上，不愿意享受智慧带来的乐趣，这真遗憾，太遗憾了。只有智慧才是有意义的、值得重视的，其余的一切都是卑微而渺小的。霍博托夫一直专心听着自己同事的话，突然问道：
“安德烈·叶菲梅奇，今天是几号？”
听到回答以后，他和浅发医生用一种自己也觉得不高明的主考官的口气开始向安德烈·叶菲梅奇发问：今天是星期几，一年有多少天，六号病房里是否住着一个了不起的先知。
安德烈·叶菲梅奇红着脸，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是的，这是一个病人，不过他是个有意思的年轻人。”
此后再没有人向他提任何问题。
他在前厅里穿大衣的时候，军事长官一手放到他的肩头，叹口气，说：
“我们这些老头子都该退休啦！”
离开市政府后，安德烈·叶菲梅奇恍然大悟，原来方才面临着的是个专考查他智能的委员会。他想起大家对他提的那些问题，脸红了起来，不知为什么现在他有生以来第一次为医学感到惋惜和悲哀。
“我的天哪，”他想起两名医生刚才怎么考查他，不禁想道，“殊不知他们不久前还在听精神病学的课程，参加考试，怎么现在变得这般无知？他们对精神病学竟如此无知。”
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自己受了侮辱，感到气愤。
当天晚上，邮政局长来看他。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没打招呼，走到他跟前，抓住他的两只手，激动地说：
“亲爱的，我的朋友，请您相信我的一片好意，并把我当作您的朋友……亲爱的！”他不容安德烈·叶菲梅奇分说，激动地继续道，“我因为您有教养、灵魂高尚而爱您。请听我说，我亲爱的朋友。就医学规则而言，医生必须对您隐瞒真相，而我作为军人，只说实话：您病了！原谅我，亲爱的朋友，但这是事实，您周围的人早已觉察到了。刚才叶夫根尼·费多雷奇大夫对我说，为了有利于您的健康，您必须休息，散散心。完全正确！好极了！过几天我去请假，我也想外出换换空气。请表明您是我的朋友，我们一道走！还像过去那样一道走。”
“我觉得我完全健康，”安德烈·叶菲梅奇想了想，说，“我不能去。请允许我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的友谊。”
出门远行，不知为了什么，有何必要？没有书，没有达留什卡，没有啤酒，二十年来养成的生活方式彻底变了——这种主意他起先觉得毫无道理、十分荒唐。可是他想起了在市政府的谈话，想起了离开市政府回家路上那份沉重的心情，他又觉得暂时离开这个城市，离开这些把他当成疯子的蠢人，也未尝不可。
“那么您到底打算去哪儿呢？”
“莫斯科，彼得堡，华沙……我在华沙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多么迷人的城市啊！我们一道去，亲爱的朋友！”
<h2>十三</h2>
过了一个礼拜，市政厅提出要安德烈·叶菲梅奇休息，也就是要他提出辞职，对此他表现得相当冷淡。又过了一个星期，他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已经坐上邮车，动身去最近的火车站。天气凉爽，晴朗，蓝湛湛的天空，一览无遗的远方。去车站有二百俄里路程，得走两天，沿途歇两夜。每到一个驿站，人家端来茶水，杯子很脏，或者套马的时间长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气得涨红了脸，浑身哆嗦，大声呵斥：“闭嘴！别说废话！”坐进马车之后，他就没完没了地讲起昔日去高加索和波兰王国旅行的事——
经历过多少惊险，遇到过多少各色各样的人啊！他说话的声音很大，同时做出一副惊讶的神色，让人以为他是在吹牛。另外，他讲话时总是冲着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脸呵气，在他耳畔哈哈大笑，弄得医师很不自在，注意力集中不起来，影响他思考。
他们为了省钱，买了三等车厢的票，坐进一节禁烟的车厢里。半数乘客都是讲究干净的人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很快就跟他们混熟，从一张座椅挪到另一张座椅，大声说：真不该在这种糟糕的铁路上旅行。简直上当受骗！骑马走就完全不同啦，一天赶上一百俄里，过后仍然觉得精力充沛，神清气爽。讲到“我们之所以歉收，是因为平斯克沼泽地的水都叫人排干了”。总而言之，到处都乱糟糟的。他慷慨激昂，高谈阔论，让人插不了嘴。这种滔滔不绝的唠叨、哈哈大笑和富于表情的手势，惹得安德烈·叶菲梅奇甚是厌倦。
“我们两人到底谁是疯子？”他懊丧地想，“我吗，这个竭力不打搅乘客的人？还是这个不让人安生的利己主义者呢——自以为比谁都聪明、都有趣？”
在莫斯科，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穿上没有肩章的军服和带红镶条的军裤。外出时再戴上军帽，穿上军大衣，走在大街上不断有士兵向他立正敬礼。安德烈·叶菲梅奇现在才感到，这个出身贵族的人原有的良好素养已经丧失殆尽，只留下一些恶习。他喜欢别人伺候他，甚至在完全不必要的时候也是这样。火柴就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他也看见了，但他还是向仆役嚷嚷，要他拿火柴来。在女仆面前他穿着内衣裤走来走去也不觉得害羞。他对所有的仆人，哪怕是老人，一律以“你”称呼，发火的时候，就骂他们是蠢货和混账。照安德烈·叶菲梅奇看来，这些都是老爷派头，令人厌恶。
首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把朋友领到伊维尔教堂里。他热烈地祈祷，不住地磕头，眼泪汪汪。做完祈祷，他深深叹息，说：
“即使你不信教，可是祷告一下就会感到心安理得。吻圣像呀，亲爱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有些尴尬地吻了吻圣像。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则撅起嘴唇，摇头晃脑，嘴里念念有词，又热泪盈眶。随后两人去了克里姆林宫，在那里观看了炮王和钟王，还用手摸了摸，在莫斯科河南岸流连一番，参观了救世主教堂和鲁缅采夫博物馆。
他们在捷斯托夫饭店用餐。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看了大半天菜单，抚摩着络腮胡子，用那种到了餐馆就像到了家里那样的美食家的口气说：
“倒要看看你们今天拿什么来招待我们，亲爱的！”
<h2>十四</h2>
医师来来去去，参观，吃饭，喝酒，但他只有一种感觉：烦死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他真想离开他，躲起来，独自休息一下，可是这位朋友却认为有责任寸步不离地跟着他，尽量为他安排多种娱乐消遣。等到没什么可看的时候，他就用闲谈来给他解闷。安德烈·叶菲梅奇忍了两天，到了第三天便向朋友推脱说自己病了，想在家里歇一天。朋友说，既然这样，他也留下。真该休息一下，否则腿都走不动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在长沙发上躺下，脸对着墙，咬紧牙关，听朋友说话。对方热烈地要他相信，法国迟早要摧毁德国，说莫斯科有无数骗子，说光凭长相看不出马的优劣。医师感到耳鸣心悸，但是出于礼貌，他不好意思要朋友走开或者闭嘴。幸好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自己觉得枯坐在旅馆里很无聊，饭后单独出去散心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单独一人时，方感到终于得到了休息的机会。他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发上，意识到房间里只有自己一人，好不痛快！缺了孤独就算不得是真正的幸福。堕落天使之所以背离上帝，怕是因为他渴望得到天使们所没有领略过的孤独。安德烈·叶菲梅奇本想理一理这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可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在他的脑子里挥之不去。
“可他原本是出于情谊，出于一片好心才请了假，陪我出来旅行，”医生沮丧地想道，“可是，没有比这种友情的保护更糟糕的了。看上去他善良、宽厚、快活，其实无聊得很。无聊得叫人受不了。就有这样的人，他们说的都是聪明话和漂亮话，可是让人觉得他们愚蠢至极。”
随后几天安德烈·叶菲梅奇一直推说自己病了，一直不愿离开旅馆。他脸朝里躺在长沙发上，有时朋友与他闲谈、为他解闷，他便苦恼不堪；有时朋友外出，他才得以休息片刻。他后悔自己不该出门旅行，埋怨朋友变得越来越唠叨、放肆。他有心去思考一些严肃而高尚的课题，但说什么也办不到。
“正如伊凡·德米特里说的，这是现实生活在折磨我了。”他心想，气恼自己的小心眼儿，“不过，这无非只是庸人自扰……我回家后，一切都会恢复如常的……”
在彼得堡情况也一样：他成天不出旅馆，躺在沙发上，只是要喝啤酒时才站起来。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老是催他去华沙。
“亲爱的，我去那儿干什么？”安德烈·叶菲梅奇恳求他，“您一个人去吧，让我回家！求您了！”
“无论如何都不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抗议道，“那是座无比迷人的城市。我在那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五年。”
安德烈·叶菲梅奇缺乏那种坚持己见的性格，只好勉强地跟着去了华沙。到了那里，他照样足不出户，躺在沙发上，生自己的气，生朋友的气，生那些怎么也听不懂俄语的仆役的气。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却照样壮壮实实，精力充沛，欢天喜地，从早到晚在城里游览观光，寻亲访友，好几次他彻夜未归。有一回，不知他在哪儿过了一夜，大清早才回到旅馆，而且神情激动，满脸通红，蓬头乱发。他在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好一阵子，嘴里喃喃自语，后来站住了，说：
“要紧的是名誉！”
他又走了一会儿，抱住头，用悲壮的语调说：
“是的，要紧的是名誉！真该死，当初我就不该起意到这个该死的巴比伦[49]来！亲爱的，”他对医生说，“您蔑视我吧：我赌输了！借我五百卢布吧！”
安德烈·叶菲梅奇数出五百卢布，默默地把钱交给了朋友。那一位依然羞愧难当、愤恨得满脸通红，没头没脑地赌了一个毫无必要的咒，戴上帽子，出去了。大约过了两个钟头他回来了，倒在圈椅里，大声叹了一口气，说：
“名誉总算保住了！我们走吧，我的朋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我一分钟也待不下去了。全是骗子！奥地利密探们！”
当两位朋友回到自己的城市，已经是十一月，满街满巷已积了深深的雪。安德烈·叶菲梅奇的职位已由霍博托夫医生接替，他还住在原来的房子里，等着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腾出医院的寓所。他称之为自己厨娘的那个丑女人已经住到了一间厢房里。
城里流传着医院新的流言蜚语，传说那个丑女人跟事务长吵架闹翻，事务长好像向她下跪求饶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回来后的第一天就不得不找房子搬家。
“我的朋友，”邮政局长提心吊胆地对他说，“原谅我提个不礼貌的问题：您手里有多少积蓄？”
安德烈·叶菲梅奇默默地数完钱，说：
“八十六卢布。”
“我问的不是这个，”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没领会医生所说的话的意思，慌乱地说，“我问的是您总共有多少存款？”
“我不是说过了吗？八十六个卢布……此外再没有钱了。”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向来认为医生为人诚实、高尚，但一直怀疑他手里少说也有两万积蓄。现在才知道安德烈·叶菲梅奇已成了乞丐，生活无着，不知怎的他忽然抱住了自己的朋友，号啕大哭起来。
<h2>十五</h2>
安德烈·叶菲梅奇搬到小市民别洛娃家的一栋有三扇窗的小房子里。房子只有三间屋，另有一个厨房。其中有两个房间窗子临街，由医生租用，达留什卡、女房东和她的三个孩子便住在第三个房间和厨房里。有时女主人的相好来过夜，这个汉子喝得醉醺醺的，整夜吵闹，吓得孩子们和达留什卡胆战心惊。他一来就坐到厨房里，要酒喝，大家都感到很别扭。医生可怜三个哭哭啼啼的孩子，把他们带进自己房里，让他们睡在地板上，他感到莫大的快慰。
他照例八点钟起床，喝过茶便坐下来阅读旧的书报杂志。他已经没钱买新书了。也许是书旧了，也许是环境变了，总之读书再也引不起他极大的兴趣，而且很快就使他厌倦了。为了不虚度光阴，他把旧书编出详细目录，再把小小的书目标签贴到书脊上，这件机械的琐碎工作他倒觉得比读书更有意思，让他乐在其中，不再多去思索，时间反而因此过得很快。他甚至到厨房里坐下，帮达留什卡削土豆，在麦粒中捡小石子，他干起来也兴趣盎然。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他必定去教堂。他在墙根儿站住，眯着眼睛，听唱诗班唱诗，想想父亲，想想母亲，想想大学生活和宗教信仰，倒也心境恬静而忧伤。离开教堂的时候，他总惋惜礼拜仪式结束得太快。
他曾两次去医院看望伊凡·德米特里，想再跟他谈一谈。但是那两次伊凡·德米特里都异常激愤、生气。他要求医生不再来打扰他，因为他早已厌恶空谈了。说是，他受尽了苦难，为此他向那些该诅咒的无耻小人只求一种酬赏——单独囚禁他。难道连这一点他也要遭到拒绝吗？当安德烈·叶菲梅奇向他告别、祝他晚安时，两次他都粗鲁地回答说：
“见你的鬼去！”
安德烈·叶菲梅奇不知道他该不该去第三次。他心里是想去的。
往日吃完午饭，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埋头沉思，现在整个下午直到喝晚茶这段时间里，他一直躺在沙发上面对墙壁，完全陷于无法摆脱的种种世俗的思索之中。他感到屈辱，因为他工作了二十多年，既没有领到养老金，也没有领到一次性补偿。诚然，他工作得不算勤快，可是要知道，所有的工作人员，不论工作勤快与否，都是能领养老金的。当今社会的公道正体现在：官位、勋章、养老金，这些都不是按道德品质和工作才干，而是按职务发放的，不管工作得怎么样，为什么唯独他要成为例外呢？他现在是身无分文了。他都不好意思走过小铺，不好意思看一眼女老板一眼。他已经欠下三十二卢布的啤酒钱，也欠着小市民别洛娃的房租。达留什卡偷偷变卖旧衣服和旧书，向女房东撒谎，说医生很快会领到一大笔钱。
他也生自己的气，不该外出旅行花掉了他积下的一千卢布。有这一千卢布现在能派多少用场！此外人家总来打扰他。霍博托夫自认为有责任不时来探访这位有病的同事。可是他那肥胖的嘴脸、那种粗俗的故作宽容的口气，连他嘴里的“同事”，连他那双高统靴子，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了心厌意乱。最令人反感的是，他居然认为给安德烈·叶菲梅奇看病是他的责任，而且自以为能治得了他的病。他每一次来总带一瓶溴化钾和几颗大黄丸。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也认为常来拜访自己的朋友、为他解闷是职责所在。他每次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房间，总是故作随随便便的样子，不自然地一阵哈哈大笑，一再说他今天气色很好，谢天谢地，情况正在好转，由此反而得出结论：他认为自己朋友已病入膏肓了。他至今没有归还在华沙借的款子，所以总是羞愧难当，神情紧张，故意放声大笑，说些逗趣的事。他的那些笑话和故事现在变得没完没了，这对安德烈·叶菲梅奇和他本人来说无异是一种折磨。
他一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照样面对墙躺在沙发上，咬紧牙关听他说话。本来他的内心就压着层层积怨，他感到随着朋友的每一次来访，积怨又加厚一层，似乎快堵到他的嗓子眼儿了。
为了摆脱这些浅薄的感情，他赶紧去想，不论他本人，还是霍博托夫，还是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迟早都要死的，不会在这自然界留下一鳞半爪。如果设想百万年之后有个精灵在宇宙中飞过地球，那么它所看到的也只是黏土和光秃的峭壁。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道德准则，都不复存在，连牛蒡都长不出一株。那么对小铺老板的羞愧，渺小的霍博托夫，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令人苦恼的友谊，这些又算得了什么？这一切都微不足道，无非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然而这样的推论已经无济于事。他刚想象出百万年之后的地球，这时从光秃的峭壁后面便闪现出穿着高筒靴的霍博托夫或是故意哈哈大笑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甚至能听到他那愧疚的低语：“华沙的借款，亲爱的，我过几天就还……一定。”
<h2>十六</h2>
有一天午饭后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正躺在沙发上。恰好这时霍博托夫也拿着一瓶溴化钾来了。安德烈·叶菲梅奇费劲儿地起身，坐好，两只手撑着沙发。
“今天，我亲爱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口说，“您的脸色比昨天好多了。都成小伙子了，真的，成了小伙子！”
“是时候了，也该康复了，同事，”霍博托夫打着哈欠说，“这么拖拖拉拉下去您自己怕是也厌烦了吧。”
“会康复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快活地说，“我们还要活到一百岁呢！肯定的！”
“一百岁不好说，再活二十年不成问题，”霍博托夫安慰说，“没事，没事，同事，您可别泄气……您不该故布疑阵。”
“我们还要大显身手呢！”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放声大笑，还拍拍朋友的膝头，“我们要大显身手的。上帝保佑，明年夏天我们去高加索，骑着马儿跑遍全境——驾！驾！驾！等我们从高加索回来，等着瞧，说不定还要喝您的喜酒哩，”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调皮地挤挤眼睛，“我们让您成亲，亲爱的朋友，让您成亲……”
安德烈·叶菲梅奇忽地感到，积怨已堵到嗓子眼儿，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庸俗！”他说，立即起身，来到窗前，“难道你们不明白你们说得多庸俗吗？”
他本想说得委婉些、礼貌些，然而不由自主地捏紧拳头，高高举过头顶。
“别来烦我！”他大喝一声，嗓音都变了，涨红了脸，浑身打战，“滚出去！两个人都滚出去！滚！”
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和霍博托夫双双站起来，先是吃惊地望着他，后来害怕了。
“两个人都滚出去！”安德烈·叶菲梅奇继续喊道，“傻瓜！蠢材！我既不要你们的友谊，也不要你们的药水！蠢材！庸俗！可恶！”
霍博托夫和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不知所措地交换了一下眼色，退到门口，进了前室。安德烈·叶菲梅奇抓起那瓶溴化钾，使劲儿朝他们背后扔去。玻璃瓶砰的一声在门槛上砸碎了。
“见你们的鬼去！”他带着哭腔喊道，追到前室，“见鬼去！”
客人走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像发疟子一样不住地打战，躺到沙发上，一次次重复着：
“傻瓜！蠢材！”
他平静下来后，首先想到的是，现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一定羞愧难当，心情沉重。太可怕了。从来没发生过这种事。怎么这样没半点儿头脑和礼貌？怎么这样不通情达理和明哲地冷静？
医生十分内疚，不住地埋怨自己，弄得彻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十点来钟，他动身去邮政局向邮政局长赔礼道歉。
“昨天的事我们就不要提了，”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大为感动，紧紧握住他的手，叹口气说，“谁再提旧事，让他瞎了眼。留巴夫金！”他忽然大叫一声，弄得邮务人员和顾客都吓了一跳，“端把椅子来！你等一下，”他对一个农妇喊道，她正把一封挂号信从铁格子里递给他，“难道你没看见我正忙着吗？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他又转身对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坐呀，我恳求您，亲爱的朋友。”
他默默坐着，轻轻地抚摸着膝头，过了一会儿才说：
“我心里一点儿也不怨恨您。疾病是无情的，这我知道。昨天您犯病了，把我和大夫吓坏了。过后我们又谈起您，谈了很久。我亲爱的，您为什么不想认真治一治自己的病呢？这行吗？请原谅我作为朋友直言不讳，”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开始小声说，“您的处境太糟糕了：住处窄逼、肮脏、缺人照料，没钱治病……我亲爱的朋友，我和大夫一起真诚地恳求您，听从我们的劝告：住到医院里去吧！那里有营养食品，有护理，有治疗。叶夫根尼·费多雷奇，我们私下里说说，尽管是个粗俗的人[50]，可是通晓医术，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他保证说，你的病他来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被邮政局长真诚的关怀和突然流到脸上的眼泪感动了。
“尊敬的朋友，别相信！”他也小声说，一手按到胸口上，“别信他们！这是骗局！我的病只在于二十年来我在这个城市里只找到一个有头脑的人，而他是个疯子。我根本没有病，我只是落进了一个魔圈里，再也出不去了。我已经无所谓，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住院吧，我的朋友。”
“我无所谓，哪怕落入一个深坑。”
“亲爱的，您得答应，处处都听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的安排。”
“好吧，我答应。可是我要再说一遍，尊敬的朋友，我落入了魔圈。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我的朋友们真诚的关怀，都导致一个结局——我的毁灭。我正在毁灭，而且有勇气承认这一点。”
“好朋友，您会康复的。”
“别说了！”安德烈·叶菲梅奇忿忿地说，“很少有人在人生的终点不感受到我此刻的心境。一旦有人对你说，你的肾脏有毛病，心房扩大，所以你必须治疗，或者对你说，你是疯子，是罪犯，总之，一旦别人突然注意你，那你就该知道落入了魔圈里，再也出不去了。你千方百计想跑出来，越跑越迷路。束手就擒吧，因为任何人的力量已救不了你。我就是这样想的。”
当时铁格子那边挤了很多顾客。安德烈·叶菲梅奇不想妨碍公务，便站起来告辞。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再一次请他务必答应他的话，一直把他送到大门口。
这一天的傍晚，穿着短皮袄和高筒靴的霍博托夫出人意料地也来看望安德烈·叶菲梅奇。他平静地说，那语气仿佛昨天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
“我有事来找您，同事。我来邀请您：您可愿意跟我一道去参加一次会诊？”
安德烈·叶菲梅奇心想，霍博托夫可能想让他出去走一走，散散心，或者真要给他一个挣钱的机会，便穿上衣服，跟他一道走了。他很高兴有机会改正昨天的过错，两人和解了，并且由衷地感谢霍博托夫——他居然只字不提昨天的事，可见原谅他了。想不到这个没有教养的人待人这么大度。
“您的病人在哪儿？”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在我的医院里。我早就想请您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病例。”
他们走进医院院子，绕过主楼，朝关疯人的厢房走去。不知为什么一路上谁都不说话。他们走进前室，尼基塔照例跳起来，挺直身子。
“这里有个病人由肺部引出并发症，”霍博托夫同安德烈·叶菲梅奇走进六号病房时小声说，“您在这儿先等一下，我很快就回来。我去取听诊器。”
说罢，他转身走了。
<h2>十七</h2>
天色暗下来，伊凡·德米特里躺在自己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瘫痪病人一动不动地坐着，小声抽泣，嘴唇不住地颤动。胖农民和前拣信员已经睡了。病室里悄没声息。
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伊凡·德米特里的床沿儿上等着。可是一个半小时过去了，进来的不是霍博托夫，而是尼基塔，还抱着病人服、不知谁的内衣裤和一双拖鞋。
“老爷，请您换衣服，”他轻声说，“这是您的床，请过来，”他指着一张显然是刚搬来的空床，加了一句，“没事，上帝保佑，您会康复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下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走到尼基塔指定的床前，坐了下来。他看到尼基塔站在一旁等着，便自己脱光了衣服，他感到很难为情，赶紧穿上病人的衣服，内裤太短，衬衫很长，那件长袍上有熏鱼的气味。
“您会康复的，上帝保佑。”尼基塔重复道。
他抱起安德烈·叶菲梅奇换下的衣服，走出去，随手关上门。
“无所谓……”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不好意思地裹紧长袍，直觉得穿了这身衣服活像个囚徒了，“没什么……礼服也罢，制服也罢，这身病人服也罢，反正都一样……”
可是怀表呢？侧面口袋里的记事本呢？还有香烟呢？尼基塔把衣服送哪儿去了？今后，恐怕直到死，他再也穿不上自己的裤子、坎肩和靴子了。这一切实在奇怪，刚开始的时候简直不可思议。尽管直到现在安德烈·叶菲梅奇还是相信，小市民别洛娃家的房子和这六号病房之间完全一个样，相信这个世界上万事皆空、荒唐不经，然而他的手还是发抖，腿脚冰凉。一想到伊凡·德米特里很快会起床看到他穿着病人服，他就觉得十分恐怖。他站起来，在病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后来又坐了下去。
就这样他坐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他感到厌倦和难以忍受的烦闷。难道在这里要坐上一天，一星期，甚至像这些人那样一坐就几年吗？好吧，他坐一阵，走一阵，又坐下了。可以走到窗前，看看外面，然后再从这个屋角走到那个屋角。可是以后做什么呢？就这样像个木头人似的老坐着想心事吗？不，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安德烈·叶菲梅奇刚躺下，立即又坐了起来，用袖子擦去额上的冷汗。他觉得他的脸上也有一股熏鱼味。他又在病室里来回走动。
“这是误会……”他说，疑惑不解地摊开双手，“应当解释一下，这是误会……”
说话间，伊凡·德米特里醒来了。他坐起来，用两个拳头托着腮帮。他啐了一口痰。然后懒洋洋地看了医生一眼，显然开始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不久他那张睡眼惺忪的脸上露出了恶意的嘲弄人的表情。
“啊哈，把您也关到这里来啦，亲爱的！”他用带着睡意的嘶哑声音说，还眯起一只眼睛，“我很高兴。您以前喝别人的血，现在轮到别人喝您的血了。妙极了！”
“这是误会……”安德烈·叶菲梅奇说，听了伊凡·德米特里的话他吓坏了，他耸耸肩膀，重复道，“这是误会……”
伊凡·德米特里又啐了一口，躺了下去。
“该死的生活！”他发起牢骚，“令人悲哀、令人屈辱的是，这种生活不是因为你受苦而报偿你，也不像歌剧中那样因你受苦而礼赞你，而是以死亡结束。总有一天勤杂工会来抓住尸体的手脚，把他拖到地下室里。呸！那也没什么……到了那个世界我们就要欢欣鼓舞了……我的幽灵也要从那里回来，吓唬这些畜生。我要叫他们吓白了头。”
莫谢伊卡回来了，看到医生，伸出一只手。
“赏个小钱吧！”他说。
<h2>十八</h2>
安德烈·叶菲梅奇走到窗前，望着野外。天色已黑，在右侧的地平线上升起一轮红色的冷月。在离医院围墙不远的地方，大约一百俄丈开外，是一幢高大的白房子，围着石墙。那是监狱。
“瞧，这就是现实！”安德烈·叶菲梅奇想道。他心里害怕。
这月亮，这监狱，围墙上的铁钉，连同远处焚尸场上腾起的火焰，都让人不寒而栗。身后传来叹息声。安德烈·叶菲梅奇回过头去，看见一个胸前戴着亮闪闪的星章、勋章的人，正露出笑脸，狡黠地挤着一只眼睛。那模样也显得令人胆战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