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一</h2>

医院的后院有一座不大的厢房，四周长着密密麻麻的牛蒡、荨麻和野生的大麻。房子的铁皮屋顶已经锈迹斑斑，烟囱塌了半截儿，门前的台阶已经腐朽，长出草来，墙上的灰浆剥落，只留下斑驳的残迹。厢房的正面对着医院，后面是田野；一道戳着钉子的灰色围墙把厢房和田野隔开。这些尖头上翘的钉子、围墙和厢房本身，无不给人一种独特的死气沉沉，千人怨万人咒的感觉，这样的外观只有我们的医院和监狱才有。

如果你不怕被荨麻刺痛，那就沿着一条通向厢房的狭窄的小道过去，眼前就会呈现这样一幅情景：打开第一道门，来到了外室，这里的墙下和炉子旁是一堆堆医院里的破烂狼藉。床垫、破旧的病人服、裤子、蓝白条纹的衬衫和一无用处的破鞋——所有这些皱皱巴巴的破烂混杂在一起，狼藉一地，正在霉烂，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气息。

看守人尼基塔，嘴里衔着烟斗，老是躺在这堆乌七八糟的废物上。他是个退伍老兵，那身旧军服上的红领章早已褪色。他的表情严厉，脸色憔悴，两道下垂的眉毛给他的脸平添一副草原牧羊犬的神气，鼻子通红，身材不高，看上去瘦骨伶仃，青筋嶙峋，可是神态威严，拳头粗大。他属于那种头脑简单、唯命是从、忠于职守、愚钝固执的人，这种人最喜欢秩序，把它看得高于一切，因而深信：他们就得挨打。他打他们的脸、胸、背，不问什么地方，打了就算，相信不这样这里就会闹翻天。

再往里走，便进入一间宽敞的大房间，除去外室，整个空间全被它占了。这里的墙壁涂成污浊的蓝色，天花板熏得黑乎乎的，跟不装烟囱的农舍差不多。显而易见，到了冬天，里面的炉子日夜冒烟，煤气浓重。窗子的里边装着铁栅栏，面目丑陋。地板灰暗，粗糙。满屋子的酸白菜味、灯芯的焦煳味、臭虫和氨水味，这股浑浊的气味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仿佛进入了畜栏。

房间里摆着几张床，床脚钉死在地板上。在床上坐着、躺着的人都穿着蓝色病人服，戴着旧式尖顶帽。他们都是疯子。

里面一共五个人。只有一人贵族出身，其余的全是小市民。靠近房门睡的是个又高又瘦的小市民，褐色的小胡子亮闪闪的，泪眼模糊，托着头坐着，眼睛死死地盯在一个地方。他日日夜夜摇头晃脑，唉声叹气，一脸苦笑，满腹愁肠。他很少参与别人的谈话，问他什么，也很少搭腔。给他吃的、喝的，他就机械地吃下去，喝下去。从他那声声剧烈而痛苦的咳嗽、骨瘦如柴的模样和脸颊上的潮红可以推断，他是个患肺痨的人。

第二位是个身材矮小、活跃而手脚不得闲的老头子，留一把尖尖的小胡子，一头乌黑的鬈发，黑人似的。白天他在病室的两扇窗子间不停地踱来踱去，或者像土耳其人那样盘腿坐在自己床上，像灰雀那样，不停地吹着口哨，或小声唱歌，嘿嘿地笑。他的这种孩子气的乐趣和活泼的性格，即使在夜里也有所表现：他常常爬起来向上帝祷告，也就是双拳捶胸，手指头抠抠门缝儿。他就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大约二十年前他因为帽子作坊起火被烧毁而神经错乱，成了疯子。

六号病房的全体病人中，只有莫谢伊卡一人被允许外出，甚至可以离开医院上街去。他很久以来就享受着这一特权，大概因为他是医院的老病号，又是个不伤人的文疯子，再者他已成了城里供人逗乐的角色。只要他出现在街上，就会立即被一群孩子和狗围住，人们对此情景早已习以为常了。他穿着难看的病人服，戴着滑稽的尖顶帽，穿着拖鞋，有时光着脚，甚至不穿长裤，在街上来来去去，在民宅和商店的门口站住，讨个小钱。有的给他格瓦斯，有的给点儿面包，还有人给个一戈比的硬币，所以他回来时通常已吃饱喝足，还发了点儿小财。他带回来的东西统统让尼基塔收了去归自己享用。这个老兵做起这种事来从不手软。他粗鲁地、气急败坏地把他的口袋翻了个底朝天，还呼唤上帝来作证，说他今后绝不再放犹太人上街，说他在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就是不安分的行为。

莫谢伊卡喜欢帮助人。他给同伴端水，在他们睡着的时候给他们盖好被子，答应下次从街上回来送每人一个戈比，并且给每人缝一顶新帽子。他还用勺子给睡在他左边的一个瘫痪病人喂饭。他这样做既不是出于怜悯，也不是出于什么人道方面的考虑，他只是无形中受了右边的格罗莫夫的影响，模仿他这么干的。

伊凡·德米特里·格罗莫夫是个三十三岁的男子，贵族出身，担任过法院民事执行员，属十二品文官，是个被虐狂。他要么缩成一团躺在床上，要么在室内不停地走来走去，像在活动筋骨，很少坐着。他老觉得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始终处于一种亢奋、焦躁、紧张之中。只要外屋里稍有风吹草动，或者院子里有人叫一声，他便立即抬起头，细听起来：莫非是有人来找他？把他抓走？这时他的脸上就露出极度惊慌和厌恶的神色。

我喜欢他那张颧骨凸出的方脸盘，这张苍白、忧郁的脸，像一面镜子反映出他那颗饱受惊吓和苦苦挣扎的心灵。他的脸容奇特、病态，然而他的面容上刻下了深切而真诚的痛苦，显出理智和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文化素养，他的眼睛闪出温暖而健康的光芒。我也喜欢他本人，彬彬有礼，乐于助人，除了尼基塔，他对所有的人都异常客气。谁要是掉了扣子或者茶匙，他总是赶紧从床上跳下来，拾将起来。每天早晨他都要跟同伴们道早安，睡觉前祝他们晚安。

除了始终紧张的心态和病态的脸相外，他的疯症还有这样的表现：有时在傍晚，他裹紧病人服，浑身发抖，牙齿打战，开始在墙角之间、病床之间急速地来去穿梭，像是他正害着严重的寒热病。有时他突然站住，眼望自己的病友，看来他有十分重要的话要说，可是他又显然以为他们不会听他讲话，或者他们理解不了他的话语，于是他便不耐烦地摇着头，继续走来走去。可是不久想说话的欲望占了上风，他便无所顾忌，尽情狂烈而激烈地说起来。他的话语无伦次，像是梦呓，有时断断续续、模糊不清，然而在他的言谈中，在他的声调中，有一种异常美好的东西。听他说话，你会觉得他既是疯子又是正常人。他的疯话是难以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他谈到人的卑鄙，谈到践踏真理的暴力，谈到人间未来的美好生活，谈到这些铁窗总使他想到强权者的愚蠢和凶残。结果他的话就成了一支杂乱无章的混成曲，尽管是老调重弹，然而却远没有唱完。

<h2>二</h2>

大约十二年或十五年前，文官格罗莫夫住在城里一条最主要的大街上。他拥有私宅，是位既有地位，家道也殷实之人。他有两个儿子：谢尔盖和伊凡。谢尔盖在大学四年级时得了急性肺结核，死了。从此一连串灾难便接踵而来。安葬了谢尔盖，一周后，年老的父亲因为伪造单据、盗用公款被起诉，不久因伤寒病死在监狱医院里。房子和全部动产被拍卖，伊凡·德米特里和他的母亲落到了两手空空的惨境。

父亲在世的时候，伊凡·德米特里住在彼得堡，在大学读书，每月能收到六七十个卢布，从不知穷滋味。他的生活发生剧变后，他只好从早到晚去给人授课，收入低微。他也做抄写工作，却仍旧忍饥挨饿，因为他把全部收入都寄给母亲维持生计了。伊凡·德米特里忍受不了这种生活。他垂头丧气，变得虚弱不堪，不久就放弃学业，回到家乡。在这里，在这座小城里，他多方托人，好不容易谋得了县立学校的一份教职，但因跟同事相处得不好，不受学生欢迎，很快他就辞职不干了。接着是母亲去世，他失业在家有半年之久，只靠面包和水度日，后来当上了法院的民事执行员。他一直担任这个职务，最后因病被解职。

他给人的印象始终是个疾病缠身的人，即使在青春年少的大学期间也是如此。他总是脸色苍白，身体消瘦，感冒不断，吃得少，睡不好。只要一杯红葡萄酒就能弄得他头昏脑涨，歇斯底里发作。他想跟人们交往，但他生性急躁、多疑，与人合不来，缺朋少友。他向来瞧不起城里人，总说他们粗鲁无知，过的是浑浑噩噩的禽兽般的生活，这是他所深恶痛绝的。他说起话来用的是男高音，响亮而激烈，怒气冲冲，愤世嫉俗，要么兴奋欲狂，惊讶异常，但无不一片真诚。不论跟他谈什么，他总是归结到一点：这个城市的生活沉闷、无聊，交往的人中没一个有高尚的情趣，结果害得生活死气沉沉、毫无意义，充斥着形形色色的暴力、愚昧、腐化和伪善。卑鄙之辈锦衣玉食，正直的人忍饥挨饿；社会需要学校、主持正义的报纸、剧院、大众读物和知识界的团结；必须让这个社会认清自己，为此而感到震惊。他评论人时总加上浓重的色调，非黑即白，不承认有其他的色彩。他把人分成卑鄙小人和正人君子两类，中间的人是没有的。关于女人和爱情他总是津津乐道，满腔热情，但他一次也没有爱过谁。

尽管他言辞尖刻、神经过敏，城里人都喜欢他，背地里都亲切地叫他万尼亚[33]。他和蔼可亲、乐于助人的天性，正派纯洁的道德，就连他那件破旧的常礼服、病态的外貌、家庭的不幸，无不唤起人们心中美好、温馨而忧伤的情感。此外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博览群书，用城里人的话说，他不啻是这个城市里的一部活字典。

他读过很多书。他常常坐在俱乐部里，神经质地捻着小胡子，翻阅杂志和书籍。看他的脸色可以知道，他不是在阅读，简直是在狼吞虎咽，根本来不及细嚼慢咽就吞下去。应当认为，阅读是他的病态习惯之一，因为不管他抓到什么，哪怕是去年的报纸和日历，他都急不可耐地读下去。他在家里总是躺着看书。

<h2>三</h2>

一个秋天的早晨，伊凡·德米特里高高翻起大衣领子，在泥泞中啪嗒啪嗒地走着，穿过小巷和一些偏僻的地方，费力地去找一个小市民的家，凭执行票向他收款。每天早晨，他的情绪照例不高。在一条巷子里，他遇到四个荷枪实弹的士兵押送着两名戴着手铐的犯人。过去伊凡·德米特里经常遇见犯人，每一次他们都引起他的怜悯和不安，可是这一次相遇却给他留下一个异样的、奇怪的印象。不知为什么他突然觉得，他也可能被铐上手铐，也同样由人押着，走在泥泞里，被投入监狱。他在那小市民家待了一会儿后回家。在邮局附近他遇见一个认识的警官，对方跟他打了招呼，还和他一道走了几步，不知为什么他又觉得这很可疑。回到家里，一整天那两个犯人和荷枪士兵的形象一直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内心一种莫名的惶恐不安害得他书报读不下去，注意力集中不起来。晚上他在屋里没有点灯，夜里也不睡觉，老想着他可能被捕，被戴上手铐关进监狱。他知道自己从没犯过什么罪，可以担保今后也绝不会去干杀人放火和偷鸡摸狗的勾当。可是，无意中偶然犯下罪行难道难吗？难道不会遭人诬陷吗？最后，难道法院不可能出错吗？难怪千百年来人民的经验告诫我们：谁也不能保证不落到讨饭和坐牢的境地[34]。现行的诉讼程序下，法院的错判是完全免不了的，不足为奇。那些对别人的痛苦有着职务或事务关系的人，如法官、警察和医生，久而久之，出于习惯势力，会变得麻木不仁，以致对他们的当事人即使不愿意也可能采取敷衍了事的态度。从这方面讲，他们同在后院里杀羊宰牛而看不见血的农民没有丝毫区别。在对人采取这种敷衍塞责、冷酷无情的态度的情况下，为了剥夺一个无辜的人的一切公民权利并判他服苦役，法官只需一件东西：时间。只要有时间去完成某些法律程序，就大功告成——

法官就是凭这个领取薪水的。看你在这个离铁道二百俄里的肮脏小城怎么为自己寻找公正和保护吧！再说，既然社会把任何暴力视作明智、正当而必要之举，而一切仁慈的举措，如宣告无罪的判决，却引起众怒和大规模的报复情绪，在这种情况下，侈谈公正，岂不可笑？

第二天早晨，伊凡·德米特里提心吊胆地起了床，额头上冒出冷汗。他完全相信，他每时每刻都可能被捕。他心想，既然头天那些沉重的思想久久缠着他不放，可见这些想法不无道理。事实上，这些想法早已在他的脑子里无端形成了。

窗外不慌不忙走过一个警察：这不无用意。瞧，有两个人站在房子附近，也不说话。他俩为什么不说话？

从此，伊凡·德米特里日日夜夜受尽折磨。所有路过窗外的人和走进院子的人都像是奸细和暗探。中午，县警察局长通常坐着双套马车从街上经过，他这是从城郊的庄园去警察局上班。可是伊凡·德米特里每一次都觉得：马车跑得太快，他的神色异样，显然他急着跑去报告城里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犯人。每逢有人拉铃或者敲门，伊凡·德米特里就吓了一跳，如果在女房东家里遇到生人，他就惶惶不安。遇见警察和宪兵时他露出笑脸，还吹着口哨，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他一连几夜睡不着觉，等着被捕，可是又故意大声打鼾，像睡着的人那样连连喘气，好让女房东觉得他睡着了。不是吗，如果夜不能寐，那就意味着他受到良心的谴责，痛苦不堪——这岂不是一大罪证！事实和常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荒诞不经，无非是变态心理，另外，如果把事情看得开一些，即使被捕坐牢其实也没有什么可怕——只要问心无愧就行了。但他的思考越是理智，越是合乎常理，他内心的惶恐不安就越强烈，越折磨人。这就像一个隐士本想在处女林里开出一小块安生之地，他的斧子砍得越起劲儿，林子却长得越来越茂盛一样。伊凡·德米特里最终意识到，这也无济于事，于是索性不再思考，完全听凭绝望与恐惧摆布了。

他开始离群索居，避开人们。他对现有的职务原已非常讨厌，现在更是忍无可忍。他生怕有人背后整他，偷偷往他的口袋里塞进贿赂，然后去告发他。或者他自己无意中在公文上出了点儿差错——这无异于伪造文书，或者他弄丢了别人的钱。奇怪的是他以前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活跃过敏，现在他每天都能想出成千上万条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应当认真为自己的自由和名誉担忧。正因为如此，他对外界，特别是对书籍的兴趣便明显地减弱，也大大影响了他的记忆力。

春天到了，雪化了，在公墓附近的一条冲沟里发现了两具部分腐烂的尸体。这是一个老妇人和小男孩，带有暴力致死的迹象。于是城里人议论纷纷，无不谈论这两具尸体和未知的凶手。伊凡·德米特里害怕别人以为这是他杀死的，便在大街小巷走来走去，面带微笑。可是遇见熟人时，他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一再声明，没有比杀害弱小的、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可是这种装模作样的举动很快就使他厌倦，他略加思索后认定，处在他的地位，最好的办法就是躲进女房东的地窖里去。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之后又坐了一夜一天。他冷得厉害，等到天黑，便偷偷地像贼一样溜进自己的房间里。天亮之前，他一直站在房间中央，身子一动不动，留心听着外面的动静。清晨，太阳还没有出来，就有几个修炉匠来找女房东。伊凡·德米特里清楚地知道，他们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然而恐惧提醒他，这些人是打扮成修炉匠的警察。于是他悄悄地溜出住宅，没戴帽子，没穿上衣，惊骇万状地顺着大街跑去。几条狗汪汪叫着追他，有个汉子在后面不住地喊叫，风在他耳边呼啸，伊凡·德米特里便觉得全世界的暴力都聚集在他的背后，现在要来抓住他。

有人把他拦住，送回住处，打发女房东去请医生。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这人以后还要提起）开了药，要在他头上放冰袋和桂樱叶滴剂[35]，愁眉苦脸地直摇头。临走前他对女房东说，以后他不会再来了，因为人家要发疯，他没权利阻止。由于伊凡·德米特里在家里无法生活和治疗，只好把他送进医院，被安置在性病病房里。他夜里不睡觉，发脾气，搅得病人不得安宁，不久安德烈·叶菲梅奇便下令把他转到了六号病房。

一年后，城里人已经完全忘了伊凡·德米特里，他的书让女房东胡乱堆在屋檐下的雪橇里，被孩子们拿了个精光。

<h2>四</h2>

待在伊凡·德米特里左边的，我已经说过，是犹太人莫谢伊卡，右边的是个庄稼汉，一身肥肉、浑身滚圆，痴呆的脸上毫无表情。他无疑是个不爱动弹、贪吃而肮脏的畜生，早已丧失了思想和感觉的机能。从他身上不断冒出一股浓重的令人窒息的臭气。

尼基塔给他收拾床铺的时候，总是狠狠打他，抡起胳膊，一点儿也不顾惜拳头。这时候，可怕的不是他挨了打——这是可以习以为常的——可怕的是这个迟钝的畜生挨了打却毫无反应：一声不吭，毫不动弹，连眼睛都不眨巴，只是身子稍稍晃一晃，像个沉重的大木桶。

六号病房的第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病人是个小市民，原先是邮局的拣信员。他是个瘦小的金发男子，一张和善的面孔上带点儿狡猾的神色。看他那双聪明、安详的眼睛以及明亮而快活的目光可以推断，他挺有心计，心里藏着极重要、极愉快的秘密。他在枕头底下、床垫底下藏着什么东西，总不肯拿出来示人，倒不是怕被人抢去、偷去，而是有点儿不好意思。有时他走到窗前，背对着室友，在胸前佩戴上什么东西，还低下头看了又看。如果这时有人走到他跟前，他就窘得不行，立即把胸前的东西扯下来。不过他那点儿秘密是不难猜出的。

“您得向我祝贺，”他常常对伊凡·德米特里说，“上司为我呈请授予二级斯丹尼斯拉夫星章。二级星章向来只颁发给外国人，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破例给了我，”他笑嘻嘻地说，还大惑不解地耸耸肩膀，“嘿，说实在的，我还真没有料到！”

“您这话我丝毫不明白。”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声称。

“您知道我迟早会得到什么吗？”前邮局分拣员狡黠地眯着眼睛接着说，“我一定能得到一枚瑞典的‘北极星’。这种勋章是值得费心张罗的——白十字架和黑丝带，可漂亮了。”

这座厢房里那样单调的生活是任何别的地方都无法可与之比拟的。每天早晨，除了瘫痪病人和胖庄稼汉以外，所有的人都在外室里的一只双耳木桶里洗脸，用病人服的下摆擦干。这之后他们用锡杯子喝茶，茶是由尼基塔从主楼里取来的。每人只能喝一杯。中午他们喝酸白菜汤和粥，晚上吃中午的剩粥。其余的时间，他们躺下，睡觉，眼望窗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天天如此。连前邮局拣信员说的也还是那几种勋章。

六号病房很少见到新人。医生早就不接收新的疯病人了，而涉足疯人院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多见。理发师谢苗·拉扎里奇隔两个月来这里一次。他怎么给疯子们理发，尼基塔怎么帮他的忙。每当这个醉醺醺、笑呵呵的理发师出现时，病人们怎样乱作一团——这些我们就不细说了。

除了理发师，谁也不光顾这里。病人们注定一天到晚只能见到尼基塔一个人。

可是不久前在医院的主楼里流传着一个相当奇怪的消息。

传说好像医生要去六号病房了。

<h2>五</h2>

稀奇的传言！

医生安德烈·叶菲梅奇·拉金，从某一点上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据说他年轻时笃信上帝，准备日后担任神职。一八六三年他中学毕业，本想进神学院学习，可是他的父亲，一名医学博士和外科医师，狠狠挖苦了他一顿，断然宣布，如果他去当神甫，他就不认他这个儿子了。这话有几分可信度？我不知道，不过安德烈·叶菲梅奇本人不止一次承认，他对医学以及一般的专门学科向来丝毫不感兴趣。

不管怎么样，他修完了医学系的课程，并没有去当教士。看不出他如何笃信上帝，开始从医时跟现在一样，他都不像是个虔诚的信教人。

他的外貌臃肿、粗俗，像个庄稼汉。他的脸、胡子、平直的头发和结实笨拙的体态，使人想起大道旁小饭铺里那种饮食无节制、吃喝得脑满肠肥、态度粗鲁的店老板。他的脸粗糙，布满细小的青筋，细眼睛，红鼻子。身高肩宽，手脚粗大，一拳打出去，似乎能要人一条命。可是他迈出的是轻缓的步履，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在狭窄的过道里遇见人时，他总是先停下来让路，说一声：“对不起！”想不到他说起话来不是男低音，而是嗓子尖细、音色柔和的男高音。他的脖子上有个不大的瘤子，妨碍他穿浆过的硬领衣服，所以他总是穿柔软的亚麻布或棉布衬衫。一般说来，他的穿着不像一名医生。一身衣服他一穿就是十年，新衣服他总是在犹太人的铺子里买，穿到身上显得又旧又皱。同一件常礼服，他看病时穿，吃饭时穿，出门做客也穿。不过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吝啬，而是他完全不把穿戴放在心上。

安德烈·叶菲梅奇来到这个城市就职的时候，这个“慈善机构”的情况简直糟透了。病房里，过道上，医院的院子里，臭气冲天，叫人透不过气来。医院的勤杂工、助理护士和他们的孩子们都跟病人一起住在病室里。蟑螂、臭虫和老鼠搅得大家怨声载道，不得安生。在外科，丹毒从来没有绝迹过，整个医院只有两把手术刀，体温计一个也没有，浴室里堆放着土豆，总务长、女管理员和医士勒索病人钱财。据说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前任老医生把医院里的酒精偷偷拿出去卖，他还和护士、女病人有私情。所有这些乌七八糟的事城里人尽皆知，甚至添油加醋，然而人们对此漠不关心。有些人辩解说什么住医院的都是小市民和农民，这种人对此已求之不得，因为他们家里的生活比医院里还要糟得多，总不能供他们吃松鸡吧！另一些人则辩解说，没有地方自治局的资助，光靠本城的财力，像样的医院是难以办到的；谢天谢地，医院虽糟，总算有一座。而成立不久的地方自治局不论在城里还是城郊都不开设诊疗所，理由是城里已经有医院了。

细看一番医院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得出结论：这个机构道德极坏，对病人的健康极为有害。照他看来，最明智的可行办法就是把所有的病人放回家，这所医院关门大吉。但他考虑到，光凭他个人的权限很难做到这一点，况且这也无济于事。即使把肉体上和精神上有污秽的人从一个地方赶出去，他们也会转移到另一个地方。应当等待他们自消自灭。再说，人们既然开办医院，而且容忍它的存在，可见人们是需要医院的。种种偏见和所有这些日常生活中的卑鄙龌龊的丑事也是需要的，因为久而久之它们会转化为有用之物——畜粪不是可以变成黑土吗？这个世界上所以好东西在它开始的时候无不带有丑恶的成分。

上任之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医院里的混乱现象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只要求医院的勤杂工和护士不再在病室里过夜，添置了两柜子医疗器械。至于总务长、女管理员、医士和外科的丹毒，依然故我。

安德烈·叶菲梅奇极其喜爱智慧和正直，然而要在自己身边建立明智和正直的生活，他却缺乏这方面坚强的意志，缺乏这方面的信心。下命令，禁止，坚持己见，这些他是完全做不到的。看来他似乎发过誓，永远不提高嗓门，永远不用命令式。“给我这个”或者“把那东西拿来”这样一些话他很难说出口。他饿了，总是犹豫不决地咳几声，对厨娘说“能不能给我一杯茶”或者“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至于对总务长说不准他偷盗，或者把他赶走，或者干脆废除这个多余的寄生虫的职位——这些他完全是无能为力的。每当有人欺骗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奉迎他，或者拿来一份明明是造假的账单要他签字，他总是窘得满脸通红，尽管他感到心中有愧，但还是在账单上签了字。遇到病人向他诉苦说吃不饱，或者抱怨护士态度粗暴，他就发慌，负疚般嘟哝说：

“好，好，过后我调查一下……也许，这只是场误会……”

起先安德烈·叶菲梅奇十分勤奋。每天从早晨起他就给病人看病、做手术，有时甚至接生，一直忙到吃午饭。女病人都说他细心，诊断准确，特别是儿科疾病和妇女病。可是时间一长，他因为工作的单调、徒劳无益，显然感到厌烦了。今天接诊三十个病人，到明天一看，增加到三十五人，后天便是四十了，就这样看病，看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城市的死亡率却没有下降，病人照样不断涌来。一个上午，要对四十名就诊病人真正有所帮助，这在体力上是办不到的，所以尽管不愿意，结果只能是敷衍对付过去。一个会计年度接诊一万两千名病人，简单计算一下，那就是一万两千名病人受到了欺骗。至于让重病人住进病房，按科学的规章加以治疗，这同样做不到，因为规章是有，科学却没有。且不说道义上的评说，像别的医生一样死板地照章办事，那么为此首先需要洁净和通风的环境，而不是垃圾和污浊的空气；需要有益于健康的食品，而不是酸臭的白菜汤；需要得力的助手，而不是窃贼。

再说，既然死亡是每个人正常合理的结局，那又何必阻止人们去死呢？如果某个商人或文官多活了五年十年，那也于事无补。如果认为医学的任务在于用药物减轻痛苦，那么不能不问：为什么要减轻痛苦？据说，首先，痛苦使人达到完美的境界；其次，如果人类当真学会了用药丸和药水减轻自己的痛苦，那么人类就会完全抛弃宗教和哲学，可是到目前为止人类在宗教和哲学中不仅找到了避免一切不幸的护身符，而且甚至找到了幸福。普希金临死前经受了可怕的折磨，可怜的海涅瘫痪卧床好几年。那么为什么某个安德烈·叶菲梅奇或者玛特廖娜·沙维什娜就不该生病呢？殊不知这些人的生活原本毫无内容，如果没有痛苦，那他们的生活就完全空无一物，不就变得像变形虫一样的生活了吗？

一想到这些，安德烈·叶菲梅奇便变得心灰意冷，从此他不再天天去医院上班了。

<h2>六</h2>

他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通常他早晨八点左右起床，穿衣，喝茶。然后在书房里坐下看书，或者去医院上班。在医院里，门诊病人坐在狭窄昏暗的过道里等着看病。勤杂工和护士们在他们身边来回奔波，靴子在砖地上踩得咚咚响；穿着病服的瘦弱住院病人来来去去；死尸和装满污物的器具也从这里抬出去；病儿哭哭啼啼，穿堂风不断灌进来。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这样的环境对发烧的、害肺痨的和本来就敏感的病人来说简直是遭罪，可是有什么法子？在诊室里，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正在迎候他。他身材矮小，肥胖，圆润的脸刮得很光，洗得干干净净。他态度温和，举止从容，穿一身肥大的新西装，看上去与其说像医士，不如说像枢密官。他在城里还私人行医，场面很大。他系着白领结，自认为比没有私人行医的医生更高明的了。诊室的墙角有一个神龛，里面放一尊很大的圣像，点一盏笨重的长明灯，旁边有个读经台，蒙着白布罩。四壁墙上挂着好几幅大主教的肖像、一张圣山修道院的风景照片和一些枯萎的矢车菊花环。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信仰上帝，喜欢神圣的仪式。圣像就是用他私人的钱设置的。每逢礼拜天，由他下命令，要某个病人在诊室里大声吟唱赞美诗，唱完之后，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便手提香炉，走遍各个病室，摇炉散香。

病人很多，而时间很少，所以他的工作只限于简短地问一下病情，然后发点氨搽剂或蓖麻油之类的药。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在桌旁，拳头托着脸颊，若有所思，机械地提几个问题。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坐着，搓着细手儿，偶尔插上一两句话。

“我们生病，受穷，”他常说，“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向仁慈的上帝祈祷。就这么回事！”

在门诊的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不做任何手术。他早就不习惯做手术了，一见到血他就感到难受。有时他不得不扳开婴孩的嘴，察看喉咙，小孩子便哇哇地叫，挥舞小手招架，这时候他的耳朵里便嗡嗡地响，头发晕，眼睛里涌出泪水。他便匆匆开个药方，挥挥手，让女人把孩子快点儿抱走。

在门诊的时候，病人畏畏缩缩、说话没有条理，再加上打扮华丽的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墙上的那些画，他自己二十年来对病人的一成不变的提问——这一切很快就让他感到厌倦。他看了五六个病人就走了。剩下的病人由医士来诊治。

安德烈·叶菲梅奇愉快地想到，谢天谢地，他早已不私人行医，现在再也不受人打扰了。回到家后，他立即坐到书房里看书。他书读得很多，读得兴致盎然。他的一半薪水都用来买书，六间一套的寓所有三间堆放着书和旧杂志。他最喜欢读历史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医学方面他只订了一份《医师》杂志，而且通常是从后面读起。每一次他能不间歇地读上几个小时而乐此不疲。他不像伊凡·德米特里那样读得很快，很急，他读得很慢，深入，读到凡是他喜欢的或者不懂的地方常常停下来。在书的旁边放上一小瓶伏特加，一根腌黄瓜或者一个渍苹果，而且直接放在呢子桌布上，不用盘子装。每隔半小时，他眼睛不离开书页，为自己斟上一杯伏特加，喝下去，然后不用眼睛看，用手摸到黄瓜，咬下一截。

三点钟，他小心翼翼地走到厨房门口，咳几声，说：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弄点儿吃的……”

吃了一顿相当差且不干净的午饭后，安德烈·叶菲梅奇就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想着什么事情。时钟敲了四点，过后五点，他还在踱步、沉思。有时厨房的门吱嘎响起来，从门里探出达留什卡那张睡意未消的红脸。

“安德烈·叶菲梅奇，您该喝啤酒了吧？”她关心地问。

“不，还不到时候……”他回答，“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

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通常在傍晚来访。全城与他交往的人中，唯有邮政局长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还没有让安德烈·叶菲梅奇感到厌烦。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原先是个非常富有的地主，在骑兵团服过役，但后来破产了，迫于生计只好在年老时进了邮政局。他精力充沛，身体健壮，蓄着灰白的美髯，举止彬彬有礼，嗓音洪亮，声音悦耳。他善良，重感情，但脾气暴躁。在邮局，只要有顾客表示不满，不同意某些做法，或者只是议论几句，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立即脸红脖子粗，浑身哆嗦，雷鸣般吼道：“你给我闭嘴！”因此这个邮政局早已出了名，是个谁都怕进的衙门。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认为安德烈·叶菲梅奇有教养，志向高尚，因而尊敬他，喜爱他。他对其余的居民则态度傲慢，像对他的下属一样。

“我来了！”他说着走进安德烈·叶菲梅奇的书房，“您好，我亲爱的朋友！恐怕我已经惹您讨厌了吧？”

“恰恰相反，我非常高兴，”医生回答他，“见到您我总是喜出望外。”

两位朋友坐在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抽一阵烟。

“达留什卡，能不能给我们弄点儿啤酒来！”安德烈·叶菲梅奇说。

两人默默地喝完第一瓶啤酒：医生在沉思默想，米哈伊尔一副快活而兴奋的神色，好像有一件十分有趣的事要说出来。始终是医生先开口。

“真遗憾，”他轻声细语款款说了起来，摇着头，眼睛不看对方（他向来不正视别人的脸），“遗憾之极，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们城里，压根儿找不出一个能谈些明智而有趣的话题的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也不喜欢这样做。这对你我来说是莫大的损失。连知识分子也不免流于庸俗，请相信，他们的智力水平，一点儿也不比下层人高。”

“完全正确。我同意。”

“您自己也知道，”医生细声说，说得抑扬顿挫，“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人类智慧最崇高的精神之外，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毫无意义。智慧正是区分人兽鲜明的界线，显示出人类的神圣所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能让人类不朽——尽管不朽是不存在的。由此可见，智慧是欢乐唯一可能的源泉。可是我们在周围看不到有智慧的人，听不到智慧的谈吐——可见我们没有欢乐。不错，我们有书，但是这跟活跃的交谈和积极的交往完全是两回事。如果您容我作个不完全恰当的比喻，那么我要说：书是音符，交谈才是歌。”

“完全正确。”

接着是沉默。达留什卡从厨房里出来，呆板的脸上带几分委屈，一手托着脸，在房门外站住，想听听他们讲什么。

“唉！”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叹了口气，“真希望现在的人能聪明起来！”

于是他讲起过去的生活多健康、多快活、多有意思，那时俄国的知识分子多聪明，他们把名誉和友谊看得很重。他们借钱给人家不要借据，认为朋友有困难时不出手相助是可耻的。还有那时的远行、冒险、争论、友情和女人多令人向往！说到高加索，那是多迷人的地方！有个营长的妻子，是个怪女人，一到晚上就穿上军官制服，独自骑马进山，不带向导。据说她在山村里跟一个小公爵出了点儿风流韵事。

“我的圣母娘娘……”达留什卡叹道。

“再说那时候喝得多痛快！吃得多丰盛！那些有自由思想的人真是天不怕地不怕呀！”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着，却没有听进去。他在思考着什么，不时喝一口啤酒。

“我常常梦见聪明的人，与他们叙谈，”他忽然打断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的话，说，“家父让我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在六十年代思潮的影响下，他非要我当医生不可。我这样想，假如当年我不听他的话，那么我现在一定处在思想运动的中心了。恐怕我已成了某个系的教授。当然，智慧也不是永恒的，而是短暂易逝的，可是您已经知道，为什么我对它如此喜爱有加。生活是个令人苦恼的陷阱。一个有思想的人到了成年期，思想成熟了，他不由得感到仿佛自己掉进了没有出路的陷阱。实际上，他从虚无走向有生命的历程不是出于他自己的意志，而是由某些偶然的情况造成的……这是为什么？他想弄清自己生存的意义和目的，可是别人不告诉他，要不就对他说些荒唐话。他敲门——门没开，来的却是死神——这同样不是出于他的意愿。这不，就像待在监狱里的人被共同的不幸联系在一起，当他们凑在一起时，就觉得生活不那么沉重；同样的道理，当热衷于分析和概括的人们聚到一处，在交流彼此的引以为豪的自由思想中消磨时光时，就不会觉得生活在陷阱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智慧是不可替代的快乐。”

“完全正确。”

安德烈·叶菲梅奇眼不正视对方，讲讲停停，一直平静地谈论着有智慧的人和同他们的交谈。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留心听着，连连赞同：“完全正确。”

“那么您不相信灵魂不灭吗？”邮政局长突然问道。

“不，尊敬的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我不相信，也没有理由相信。”

“老实说，我也怀疑。可是，话说回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永远不会死去。哎，我心里想，老家伙，你死期渐近！可是内心有个声音说：别相信，你死不了！……”

九点一过，米哈伊尔·阿韦良内奇便告辞回家。他在前室穿上皮大衣，叹口气，说：

“可真是，命运把我们抛到这么荒凉偏僻的地方！遗憾的是我们还得死在这里。唉！……”

<h2>七</h2>

送走了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坐到桌后，又看起书来。夜晚没有一丝声音打破寂静。时间仿佛也停滞了，跟埋头读书的医生一起屏住了气息。除了这书和带绿罩子的灯，一切都不复存在。医生那张庄稼汉般粗俗的脸渐渐变得容光焕发，在人类智慧的进展面前露出了感动和喜悦的微笑。啊，人为什么不能永生呢？他想，为什么要有脑中枢和脑回？为什么要有视力、语言、自我感觉和天才，既然所有这一切注定要埋进土里，最后跟地壳一起冷却，随后千百万年没有意义、没有目的地随着地球绕着太阳旋转呢？既然要冷却，既然要随着地球旋转，那就完全没有必要从虚无中孕育出人和他的高得近乎神的智慧，尔后仿佛开玩笑似的又把人化作尘土！

这便是新陈代谢！然而用这种冒牌货来替代永生以此来安慰自己，这是何等怯懦！自然界中所发生的一切无意识的变换过程，甚至比人的愚蠢更为低劣，因为愚蠢中毕竟还有意识和意志，而那些过程中却是一无所有。只有那种在死亡面前感到恐惧而不是感到尊严的懦夫，才自我安慰说，他的躯体渐渐地将化作青草、石头、蛤蟆……认为新陈代谢就是永生，这是一种奇谈怪论，这就像一把珍贵的提琴被砸碎变得一无用处后，有人却预言提琴盒将前途灿烂一样荒唐可笑。

每当时钟敲响，安德烈·叶菲梅奇就背靠圈椅，闭上眼睛，思索一番。在从书中读到的那些美好思想的影响之下，他无意中把目光转向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过去令人不堪回首，最好不去想它。而现在也跟过去一样。他知道，当他的思想随着冷却中的地球绕着太阳旋转的时候，在他寓所旁边的医院主楼里，人们正遭受着疾病和浑身脓疮的折磨。也许有人在辗转反侧，在跟臭虫作战，有人染上丹毒，或者因为绷带缠得太紧而呻吟，有的病人可能正跟护士们玩牌喝酒。一个会计年度里有一万两千人受骗；医院的全部工作，跟二十年前一样，充斥着偷盗、争吵、诽谤、徇私，充斥着拙劣的招摇撞骗；医院依旧是不道德的机构，对病人的健康极其有害。他知道在六号病房的铁窗里尼基塔经常殴打病人，还知道莫谢伊卡每天都在城里行乞。

另一方面他又清楚地知道，近二十五年来医学发生了神奇的变化。他在大学学习的时候就觉得，医学很快就会与炼金术和玄学同流合污，可是现在，每当他夜里看书时，医学常常触动他，唤起他心中的惊喜之情。的确，它的成就多么辉煌，简直是发生了深刻的革命！由于发明了防腐的方法，伟大的皮罗戈夫[36]认为甚至in spe[37]都做不了的许多手术，现在都能做了。连普通的地方自治局医生都敢做膝关节切除术。至于剖腹术，做一百例只有一例死亡。结石病只是小事一桩，甚至没有人再写这方面的文章。梅毒已经可以根治。此外还有遗传学说，催眠疗法，巴斯德[38]和科赫[39]的新发现，以统计学为基础的卫生学，还有我们俄国的地方自治局医疗系统，精神病学以及现代的精神病分类法、诊断法、医疗法，同过去相比，简直像一座雄伟的厄尔布鲁士峰[40]。现在对待疯子不再往他们头上浇冷水，不再要他们穿紧身病服，对他们比较人道，据报上说，甚至为他们举办演出和舞会。安德烈·叶菲梅奇知道，从当前的观点和时尚来看，像六号病房这样的丑恶现象大概只能在离铁道二百俄里的小城里出现，因为这里的市长和全体自治会的议员都是半文盲的小市民，他们把医生看作术士，哪怕医生把熔融的锡水灌进病人的嘴里，他们也会相信他做得对而不加批评。换了别的地方，公众和报纸杂志早把这个小小的巴士底[41]砸烂了。

“不过这又能怎么样？”安德烈·叶菲梅奇睁开眼睛问自己，“结果又会怎么样呢？防腐剂也罢，科赫也罢，巴斯特也罢，丝毫改变不了事情的实质。患病率和死亡率一如既往。人们为疯子举办舞会，演戏，但依旧不能让他们自由行动。可见一切都是胡闹，徒劳无益。其实，最好的维也纳医院和我的医院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别。”

可是一种委屈和类似嫉妒的情绪使他再也不能漠然置之。这恐怕是太困的缘故，沉重的头垂向书本，他只好双手托住脸，心里想道：

“我做着有害的事情，我拿人家的钱却欺骗他们。我不诚实。可是我本身微不足道，我只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罪恶的一小部分：所有的县官都是有害的，却白领着薪水……可见不诚实并不是我的过错，而是时代的过错……我若晚生二百年，我就是另一个人了。”

时钟敲了三下，他熄了灯进了卧室。可是他毫无睡意。

<h2>八</h2>

两年前，地方自治局慷慨解囊，决定在地方自治局医院开办前，每年拨款三百卢布，作补贴市立医院增加医务人员之用。因此，为了协助安德烈·叶菲梅奇的工作，县医生叶夫根尼·费多雷奇·霍博托夫便受聘来到这个城市。这人年纪轻轻，不到三十岁，高颧骨，小眼睛，是个身材高大的黑发男子，看来他的祖先是异族人。他来到这个城市时身无分文，提一只小箱子，带一个难看的年轻女人，说是自己的厨娘。这个女人还有一个吃奶的娃娃。叶夫根尼·费多雷奇经常戴一顶鸭舌制帽，脚穿高筒靴，冬天穿着短皮袄。他跟医士谢尔盖·谢尔盖伊奇和会计交上了朋友，可是不知为什么把其余的官员叫作贵族，老躲着他们。他的家里只有一本书——《一八八一年维也纳医院最新处方》，就诊时随身带着这本书。每天晚上他在俱乐部玩台球，却不喜欢玩牌。言谈中他特别爱用这类词汇——“拖泥带水”“废话连篇”“你别故布疑阵”，等等。

他每周来医院两次，查病房，看门诊。医院里没有防腐剂，沿用拔血罐放血，使他大为恼火，但他也不采用新办法，唯恐这样一来冒犯了安德烈·叶菲梅奇。他把自己的同事安德烈·叶菲梅奇看作老滑头，怀疑他很有钱，对他嫉妒有加，但愿取他的职位而代之。

<h2>九</h2>

三月末，一个春天的傍晚，地上已经没有积雪，医院的花园里椋鸟开始歌唱，安德烈·叶菲梅奇把他的朋友——邮政局长送到大门口。正在这个时候，犹太人莫谢伊卡带着他的战利品从外面回来，刚走进院子。他没戴帽子，光脚穿一双浅帮套鞋，手里拿着一小包讨来的东西。

“赏个小钱吧！”他冻得浑身哆嗦，笑着对医生说。

安德烈·叶菲梅奇对别人的要求向来不愿拒绝，便给了他一个十戈比硬币。

“这不成体统，”他瞧着莫谢伊卡光着的脚和又瘦又红的踝骨想道，“瞧，他浑身湿透了。”

他的内心激起一种既像同情又像愤慨的感情，跟着犹太人朝厢房走去，时而看看他的秃顶，时而看看他的踝骨。一见医生进来，尼基塔立即从一堆破烂上跳起来，站得笔直。

“你好，尼基塔，”安德烈·叶菲梅奇温和地说，“能不能给这个犹太人发双靴子，要不然他会着凉的。”

“遵命，老爷。我一定报告总务长。”

“费心了。你可以用我的名义请求他，就说是我要你这么干的。”

从外屋通向六号病房的门正开着。伊凡·德米特里躺在床上，撑着胳膊肘抬起身子，惶恐不安地听着陌生人的声音，突然认出了医生。他气得浑身打战，跳下床，涨红了脸，圆瞪着眼，恶狠狠地跑到病房中央。

“医生来了！”他大声嚷着，伴着哈哈笑声，“总算来了！先生们，我向你们道喜，医生大驾光临来探望我们啦！该死的浑蛋！”他突然尖叫一声，跺一下脚，那副模样是病房里的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打死这个浑蛋！不，打死还不解气！该把他扔进粪坑里淹死！”

安德烈·叶菲梅奇听到这话，便从外屋朝病房里看了看，温和地问：

“这是为什么？”

“为什么？”伊凡·德米特里叫道，气汹汹地向他逼过来，同时忙乱地裹紧身上的病服，“为什么？贼！”他憎恶地说，还鼓起嘴巴，似乎想啐他一口，“骗子！刽子手！”

“别激动，”安德烈·叶菲梅奇抱歉地微笑着说，“请相信，我从没偷过抢过，要说别的，您恐怕夸大其词了。我看得出来，您有气。您别激动，我请您——如果可以的话——冷静地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气？”

“你们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因为您有病。”

“是的，我有病。可是要知道，成百上千的疯子行动自由，因为你们无知，分不清谁是疯子、谁是健康人。为什么该我和这几个不幸的人，像替罪羊似的代人受过，被关在这里？您，医士，总务长，以及你们医院里的所有坏蛋，在道德方面，比我们这里的任何人都要卑鄙得多，为什么被关起来的是我们，而不是你们？什么逻辑？”

“这跟道德和逻辑全不相干。一切取决于偶然。谁被关起来，他就得待在这里；谁没有被关起来，他就可以自由行动。就这么回事。我是医生，您是精神病患者，这与道德和逻辑毫不相干，这纯粹是偶然性造成的。”

“你这一派胡言我不懂……”伊凡·德米特里闷声闷气地说罢，在自己的床上坐了下来。

莫谢伊卡知道尼基塔当着医生的面儿不敢搜查他，便把不少面包、纸币和骨头摊在床上。他还是冻得发抖，用悦耳的声音很快地说着犹太话。大概他以为自己又在开铺子做买卖了。

“放我出去，”伊凡·德米特里说，他的声音发颤。

“我办不到。”

“为什么？为什么？”

“我没这个权力。您想一想，就算我放了您，您会有什么好处？您走了，可是城里人或者警察还会捉住您，再送您回来的。”

“对，对，这倒是真的……”伊凡·德米特里说着，擦一下额头，“这真可怕！那么我该怎么办？怎么办？”

伊凡·德米特里的声音，他那张年轻聪明的脸和扭曲的面容，都让安德烈·叶菲梅奇喜欢。他想对这个年轻人亲热些，安慰他一下。他挨着他坐到床上，想了想说：

“您问怎么办，像您的这种处境，最好是从这里逃出去。可是，很遗憾，这徒劳无益。您会被人抓住的。一旦社会对罪犯、精神病人和一般的不合时宜的人严加防范，把他们隔离起来，这个社会是不可战胜的。您只有一条出路：安下心来，并且认定您待在这里是必要的。”

“谁都没有这个必要。”

“既然存在监狱和疯人院，那总得有人待在里面。不是您就是我，不是我就是别的什么人。您等着吧，在遥远的未来，监狱和疯人院不再存在，到那时也就不会再有这些铁窗和疯人衣了。当然，这样的时代迟早要来到的。”

伊凡·德米特里冷冷一笑。

“您开哪门子玩笑，”他眯起眼睛，说，“像您和您的助手尼基塔这样的老爷们跟未来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您可以相信，好心的先生，美好的时代一定会到来！纵使我说得平淡无奇，您取笑吧，但是，新生活的曙光将普照大地，真理必胜，而且在我们的大街上将举行盛大的庆典！我等不到那一天，早死了，然而我们的后代会迎来那么一天的。我衷心地祝贺他们，我高兴，为他们高兴！前进！愿上帝保佑你们，朋友们！”

伊凡·德米特里眼睛熠熠发亮，他站了起来，朝窗子方向伸出双手，用激动的声音继续道：

“为了这些铁窗我祝福你们！真理万岁！我高兴！”

“我并不认为这有什么理由值得高兴，”安德烈·叶菲梅奇说，他觉得伊凡·德米特里的动作像在演戏，这同样让他喜欢，“没有监狱和疯人院之时，正如您刚才讲的那样，便是真理胜利之日，然而事情的本质不会改变，自然规律依然如故。人们还会生病，衰老，死亡，跟现在一样。不管将来有多么灿烂的曙光照耀你们的生活，到头来人还得被钉进棺材，扔进墓穴。”

“那么永生呢？”

“哎，哪有的事！”

“您不相信，嘿，可是我相信。不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伏尔泰的书里说的，如果没有上帝，那么人们也会把他造出来的[42]。我深信，即使没有永生，那么伟大的人类智慧迟早也会把它造出来的。”

“说得好，”安德烈·叶菲梅奇开心地笑道，“您有信念，这很好。有信念的人哪怕被堵在墙里面也会生活得欢快的。请问您在什么地方受过教育？”

“是的，我上过大学，不过没有读完。”

“您是个有思想、爱思考的人。在任何环境中您都能找到内心的平静。那种想探明生活意义的自由而作深刻的思考，以及对尘世浮华的全然蔑视——这是人类迄今为止最高的两种幸福。哪怕您生活在三道铁栏里面，您也能拥有这种幸福。第欧根尼[43]生活在木桶里，然而他比人间所有的帝王都要更加幸福。”

“您的第欧根尼是糊涂虫，”伊凡·德米特里阴沉地说，“您为什么要对我提第欧根尼，谈什么探明生活的意义？”他突然大发脾气，跳了起来，“我爱生活，我非常爱生活！我得了被虐妄想症，经常恐惧万分，然而有的时候我心里充满了对生活的渴望，这时我就害怕发疯。我非常想活着，非常想活着！”

他激动地在病房里走来走去，压低声音又说：

“我幻想的时候，便产生种种幻觉。只觉得有人向我走来，我听到说话声和音乐，我似乎觉得，我是在树林里散步，在海边徘徊，我是多么渴望奔忙、操劳的生活……请告诉我外面有什么新闻？”伊凡·德米特里问，“外面怎么样了？”

“您想知道城里的新闻呢，还是一般的新闻？”

“先跟我说说城里的新闻，再讲讲一般的。”

“好吧。城里沉闷无聊……没有人可以说说话，也找不到愿听你的话的人。没有新来的人。不过，前不久来了一个年轻的医生霍博托夫。”

“他总算在我活着的时候来了。怎么样，是个卑鄙小人吧？”

“是的，一个没有教养的人。您知道吗，这很奇怪……从各方面看，我们的许多省城挺活跃，思想并不停滞——这就是说，省城应当有真正的人。可是不知什么缘故，每一次派给我们的人都叫人看不上眼。真是个不幸的城市！”

“是的，真是个不幸的城市！”伊凡·德米特里叹了一口气，又笑起来，“那么一般的新闻呢？报纸和杂志上都登些什么？”

病房里已经很暗。医生站起来，开始讲起报纸杂志上刊登的国内外事件，讲起当前出现的思潮。伊凡·德米特里仔细听着，提些问题，可是突然间，他似乎想起了什么可怕的事情，赶紧抱住头，在床上躺下，背对着医生。

“您怎么啦？”安德烈·叶菲梅奇问道。

“您别想听见我再说一个字，”伊凡·德米特里粗鲁地说，“别管我！”

“为什么？”

“我对您说：别管我！真见鬼了！”

安德烈·叶菲梅奇耸了耸肩膀，叹口气，走了出去。经过外屋时，他说：

“这里能不能收拾一下，尼基塔……气味真难闻！”

“遵命，老爷。”

“多可爱的年轻人！”安德烈·叶菲梅奇回寓所的路上，想道，“我在此地生活期间，他恐怕是头一个可以交谈的人。他善于思考，感兴趣的是那些值得感兴趣的事。”

他又坐下看书，后来上床睡觉，一直想着伊凡·德米特里。第二天早晨醒来，他想起昨天结识了一个聪明而有意思的人，决定有可能时再去看他。

<h2>十</h2>

伊凡·德米特里还像昨天那样抱着头、缩着腿躺在床上。看不见他的脸面。

“您好，我的朋友，”安德烈·叶菲梅奇说，“您没有睡着吧？”

“首先，我不是您的朋友，”伊凡·德米特里对着枕头说，“其次，您这是枉费心机：您从我嘴里掏不出一句话来的。”

“奇怪……”安德烈·叶菲梅奇窘得说话也不利索了，“昨天我们本来谈得很好好的，可是不知为什么您突然生起气来，立即不说了……是我说话不当，还是有的想法不符合您的信念……”

“哼，你的那些话我才不信！”伊凡·德米特里抬起身子，嘲讽而又惊惧地望着医生说，他的眼睛是红的，“您可以到别的地方去刺探和拷问，在这里您休想！我昨天就明白您的图谋了。”

“奇怪的想法！”医生淡淡一笑，“这么说，您把我当成密探了？”

“是的，是这样……我认为，密探也罢，医生也罢，都是一回事，反正是派来试探我的。”

“唉，您这个人，请原谅我直说……真叫怪！”

医生坐到床附近的凳子上，责备地摇着头。

“就算被您说对了，”他说，“就算我背信弃义想抓住您的话告到警察局去，您被捕了，后来受了审。可是难道您受审、被关在监狱里就一定比在这里更糟？如果判您终生流放甚至服苦刑，难道就一定比关在这间病房里还要糟？我以为不会更糟……那又有什么可怕的？”

这番话显然对伊凡·德米特里起了作用。他放下心，坐了下来。

那是下午四点多钟。平常这个时候，安德烈·叶菲梅奇总在寓所的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达留什卡便问他是不是该喝啤酒了。这一天外面没有风，天气晴朗。

“我饭后出来散步，您瞧，顺路就上这儿来了，”医生说，“完全是春天了。”

“现在是几月？三月吗？”伊凡·德米特里问。

“是的，三月底。”

“外面到处是烂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