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啦，怎么啦，亲爱的？”他柔声问道，“是想家了吧？”

她抬起羞得通红的脸，用负疚、恳求的目光望着他，但是恐惧和羞愧使她失去了说出真情的勇气来。

“没什么……”她说，“我这是太……”

“坐下吧，”他说着把她搀起来，扶她坐到餐桌后，“这就好了……吃松鸡吧。小可怜儿，你一定饿坏了。”

她贪婪地吸进家里温馨的空气，吃着松鸡；他柔情脉脉地瞧着她，快活地笑了。

<h2>六</h2>

显然，过了半个冬季，戴莫夫才知道自己受骗了。他好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似的，遇见她时已不敢正视她的眼睛，脸上再也见不到愉快的笑容了。为了减少跟她单独相处的时间，他常常把自己的同事科罗斯捷列夫带回家吃午饭。这个五短身材的人留着短发，面容憔悴，每当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交谈的时候，总是紧张得把自己坎肩上的全部纽扣先解开再扣上，然后用右手去捻左侧的唇髭。吃饭的时候，两位医生谈的都是医学问题，如横膈膜一旦升高有可能导致心律不齐，如最近一个时期经常遇到许多神经炎患者。有一次戴莫夫谈到，他昨天解剖了一具尸体，诊断书上写着“恶性贫血”，他却在胰腺上发现了癌变。两人之所以这样做，似乎只是为了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可以不说话，确切地说让她不必撒谎。饭后，科罗斯捷列夫坐到钢琴前，戴莫夫叹口气，对他说：

“唉，老兄！弹吧，没什么！弹首忧伤的曲子吧。”

科罗斯捷列夫耸起肩膀，伸开十指，在钢琴上奏出几个和音，然后用男高音唱起来：“你且告诉我，俄罗斯哪里的农民不呻吟？”[24]戴莫夫又长叹一声，一手支着下颊，沉思起来。

近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行为举止不谨慎。每天早晨她醒来后心绪总是很坏。她想到，她已经不爱里亚博夫斯基，谢天谢地，这事已经了结了。可是喝完咖啡，她又想到，里亚博夫斯基害得她失去丈夫，现在她既失去了丈夫，又失去了里亚博夫斯基。后来她回想起一些熟人的谈话，说里亚博夫斯基正准备在画展上展出一幅惊人之作，是风景画和风俗画的混合体，富有波列诺夫[25]的风格。据说，凡是去过他画室的人，都为此欣喜若狂。不过她又想，他是在她的影响下才创作出这幅画的，总之，多亏她的影响他才发生巨变，创作上才有所突破。她的影响如此巨大，至关重要，一旦她丢下他不管，那么看来他就完了。她又回想起，最近他来看她的时候，穿一件带小花点的灰上衣，系着新领带，懒洋洋地问她：“我漂亮吗？”是的，凭他那翩翩的风度、长长的鬓发和蓝蓝的眼睛，他的确风流倜傥（也许，这是最初的印象），而且他对她很温柔。

就这样经过一阵胡思乱想后，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更衣打扮，怀着异常激动的心情，去画室找里亚博夫斯基。她到那儿时，见他心情极佳，正自我陶醉于那幅真正出色的画中。他跳跳蹦蹦，嘻嘻哈哈，对严肃的问题总是以几句玩笑对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嫉妒里亚博夫斯基，痛恨他的那幅画，不过出于礼貌，还是在画前默默站了五分钟，最后，她像人们面对圣物，叹了一口气，小声说：

“是的，你还从来没有画过这样的画。你知道，简直是惊人之举！”

后来她求他，求他爱她，不要抛弃她，怜惜她这个可怜而不幸的人。她哭哭啼啼，吻他的手，要求他对她起誓，说他爱她，而且一再向他表明，离开她良好的影响，他将走上歧途，自取毁灭。她败坏了画家的好兴致，心里感到深深的屈辱，最后只好去找女裁缝，或者找熟悉的女演员弄几张戏票。

如果她在画室里找不到他，她就给他留下信，发誓赌咒说：要是今天不来看她，她一定服毒自尽。他害怕了，就来找她，还留下来吃饭。他并不顾忌她的丈夫在场，对她说话粗鲁无礼，她也针锋相对。两人都感到彼此已密不可分，都觉得对方是暴君，是仇敌。他俩恶言相加，在气愤中全然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不成体统，连蓄短发的科罗斯捷列夫也看出其中的端倪。饭后，里亚博夫斯基匆匆告辞，走了。

“您去哪儿？”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在前室愤恨地问他。

他皱起眉头，眯着眼睛，随口说出一个她也熟悉的女人的名字。显然他这是嘲弄她的嫉妒，故意惹她生气。她回到自己的卧室，倒在床上。由于嫉妒，懊丧，受辱和羞耻，她咬着枕头，放声大哭起来。戴莫夫撇下客厅里的科罗斯捷列夫，来到卧室，局促不安、手足无措地小声说：

“别哭得这么响，亲爱的……何苦呢？这种事不可声张……要不露声色……你知道，已经发生的事已无力回天了。”

她不知道怎样才能平息心中的妒火，只觉得太阳穴疼痛难当。她转而又想，事情还可以挽回，于是她梳洗一番，朝泪痕斑斑的脸上扑点儿粉，飞一般去找那个熟悉的女人。她在那个女人家没有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就坐车找第二家，然后找第三家……开始时，她还觉得这样乱找一气有点儿不好意思，后来也习惯了。常常是，一个晚上她跑遍了她认得的所有女人的家，为的是找到里亚博夫斯基。大家也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有一天，她对里亚博夫斯基说到她的丈夫：

“这个人的宽宏大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她就喜欢说这句话，但凡遇到知道她和里亚博夫斯基的风流韵事的画家，她总是把手用力一挥，这样说她的丈夫：

“这个人的宽宏大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他们的生活方式倒还跟去年一样没有改变。每逢礼拜三举行晚会。演员朗诵，画家作画，大提琴手演奏，歌唱家唱歌，而且到了十一点半，通往餐室的门打开了，戴莫夫面带微笑说：

“请吧，诸位先生，请吃点儿东西。”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照旧寻找伟人，找到了不满意，又重找。跟从前一样，她每天深夜才回家，这时候戴莫夫却不像去年那样已经睡觉，而是坐在他的书房里，在写什么东西。他要到三点才躺下，八点钟就起床了。

一天傍晚，她正准备去看戏，站在卧室的穿衣镜前，戴莫夫穿着礼服、系着白领带走了进来。他温和地微笑着，像过去一样，兴高采烈地瞧着妻子的眼睛。他的脸上容光焕发。

“我刚通过了学位论文答辩。”他说着，坐下来揉他的膝盖。

“通过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啊哈！”他笑起来，伸长脖子想看看镜子里妻子的脸，她却始终背对着他，站在那里梳理头发，“啊哈！”他又说了一遍，“你知道，他们很可能授予我一个病理学概论方面的编外副教授职称。有这方面的迹象。”

从他那张容光焕发、无比幸福的脸上可以看出，此刻只要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能分享他的喜悦和成功，那他会原谅她的一切，包括现在的和将来的，他会把一切都忘掉。可是她不懂什么叫编外副教授，什么叫病理学概论，再说她担心看戏迟到了，所以什么话也没有说。

他坐了两分钟，怀着歉意微微一笑，走了出去。

<h2>七</h2>

这是最不平静的一天。

戴莫夫头痛得厉害。早上，他没有喝茶，也没去医院，一直躺在书房里的一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像平时一样十二点多钟又去找里亚博夫斯基，想让他看看自己的nature morte[26]，再问问他昨天为什么不来找她。她觉得这幅画毫无意思，她之所以画它只是为了找个无谓的借口可以去找画家。

她没拉门铃就走了进去。她在前室脱套鞋时，听到画室里似乎有人轻轻地跑过去，还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她往画室里张望，只看到棕色的裙子一角一闪而过，消失在一幅大画后面。这幅画连同画架，从顶端一直到地板，都蒙着黑布。毫无疑问，有个女人躲起来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常常也在这幅画后面躲起来的！里亚博夫斯基显然很窘，他对她的到来似乎感到吃惊，向她伸出双手，不自然地笑着说：

“哎呀呀！见到您真高兴。有什么好消息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她受到羞辱，感到伤心。哪怕给她一百万，她也不愿在有这个不相干的女人、情敌、虚伪的人在场的情况下说话。那女人现在站在画布后面，大概正在幸灾乐祸地笑呢。

“我给您带来一幅画稿……”她用极细的声音怯生生地说，她的嘴唇在哆嗦，“一幅nature morte。”

“啊？……画稿？”

画家接过画稿，边走边看，似乎是机械地进了另一个房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顺从地跟着他。

“Nature morte……一流的，”他嘟哝着，随后信口押起韵来，“库罗尔特，乔尔特，波尔特[27]……”

从画室里传来匆忙的脚步声和衣裙的窸窣声。这就是说，她走了。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真想大喝一声，抓起什么重东西朝画家头上砸去，然后转身跑掉。但是她泪眼模糊，什么也看不清楚，沉重的羞辱感压在心头，她觉得自己已经不是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不是女画家，而是一条小爬虫了。

“我累了……”画家懒洋洋地说，望着画稿，不住地甩着头驱赶瞌睡，“当然啦，画得不错，不过今天一幅画稿，去年一幅画稿，下个月还是一幅画稿……您怎么不腻呢？换了我，早就把画笔扔了，不如认真搞点儿音乐什么的。要知道，您算不得画家，您是音乐家。不过，您可知道，我多累啊！我这就去叫他们送茶来……好吗？”

他走出房间，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听到，他在吩咐听差什么。她不想与他告别，不想相互作出解释，最主要是为了免得哭出来。没等里亚博夫斯基回来，她就匆匆跑到前室，穿上套鞋，来到街上。她这才轻快地舒了一口气，感到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跟绘画、跟刚才在画室里压在她心头的那种沉重的羞辱感，从此一刀两断了。一切都结束了。

她先去找女裁缝，随后去拜访昨天刚到的巴尔奈[28]，从巴尔奈那儿出来又去了一家乐谱店。一路上她都在琢磨着，怎样给里亚博夫斯基写一封冷酷无情、充满个人尊严的信，怎样在春天或夏天她和戴莫夫一道去克里米亚度假，从此跟过去的生活彻底决裂，开始新的生活。

这天夜里，她很晚才回家，她没有换衣服就在客厅里坐下写信。里亚博夫斯基说她算不得画家，为了报复，现在写信告诉他：他年年画的是老一套，他天天说的也是老一套，他裹脚不前了，除了已有的成绩，他将来不会有任何成就。她还想告诉他：他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她的良好影响，如果说他现在继续干蠢事，那只是因为转而受到形形色色的轻薄女子的影响，今天躲在画布后面的那个女人就是其中之一。

“亲爱的，”戴莫夫在书房里叫她，并没有开门，“亲爱的！”

“什么事？”

“亲爱的，你别进我的房间，站在门口就行了。是这么回事……前天我在医院里传染了白喉，现在……我不舒服。你快去请科罗斯捷列夫。”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对丈夫，就像对她所有熟悉的男人一样，只叫姓，不叫名字。她不喜欢他的名字奥西普，因为他这名字让人联想到果戈理的奥西普[29]和一句俏皮话：“奥西普，哑嗓子；阿尔希普，嗓子哑。”现在她却喊道：“奥西普，这不可能！”

“去吧！我难受着……”戴莫夫在门后说。可以听到他走回沙发那里，又躺下了。“去吧！”传来他低沉的声音。

“倒是怎么回事？”奥莉加·伊凡诺夫娜想道，她吓得手脚发凉，“这病可危险呢！”

她莫名其妙地举着蜡烛进了自己的卧室，想着该怎么办。无意间她看了一眼穿衣镜：一张吓白的脸，短上衣的两个袖子高高耸起，胸前一大堆黄色的绉边，裙子上乱七八糟的条纹。她觉得自己这副模样太可怕、太令人作呕了。她突然痛心地感到自己有愧于戴莫夫，辜负了他对她的那份深情厚爱，对不起他年轻的生命，甚至对不起这张他好久没睡过的空床。她不时想起他平日那张温和、恭顺的笑脸。她伤心得放声大哭起来，立即给科罗斯捷列夫写了一封求助信。这时已是午夜两点了。

<h2>八</h2>

早晨七点多钟，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因夜间失眠而脑袋发沉，没有梳洗，模样丑陋，一脸愧色，从卧室里出来。这时一位黑胡子先生打她身旁走过，进了前室，看来他是医生。屋里有一股药水味。科罗斯捷列夫站在书房门边，右手捻着左侧的唇髭。

“对不起，我不能放你进去看他，”他脸色阴沉地对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这病会传染的。事实上，您也没有必要进去。他已昏迷不醒，反正在说胡话。”

“他真的得了白喉？”奥莉加·伊凡诺夫娜低声问。

“那些明知危险却偏要去冒险的人，真应该送交法庭审判，”科罗斯捷列夫喃喃自语，没有回答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的问题，“您知道他是怎么感染的吗？礼拜二，他用吸管吸一个病儿的白喉黏液。必要吗？愚蠢……是的，胡闹……”

“危险吗？很危险？”奥莉加·伊凡诺夫娜问。

“是的，都说这病很难治。说实在的，应当请施列克来。”

来了一个身材矮小的人，他头发棕红，鼻子很长，说话带犹太人口音；接着来了一个高个子，背有点儿驼，头发蓬松，看上去像个大辅祭；最后来了一个年轻人，很胖，脸色红润，戴一副眼镜。医生们来是为自己的同事轮流值班的。科罗斯捷列夫值完班后没有回家，他留下来，像个影子在各个房间里踱来踱去。女仆给值班的医生们送茶，不断跑药房，房间根本没人收拾。家里冷清而凄凉。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独自坐在卧室里，想到这是上帝来惩罚她对自己的丈夫不忠。这个沉默寡言、从不抱怨、不可理解的人，这个温顺得失去个性、由于过分善良而显得没有主见、软弱的人，此刻正躺在他书房的长沙发上，默默地忍受着痛苦，无怨无悔。如果他吐出一句怨言，哪怕是高烧中的胡话，那么值班的医生就会了解到，病因不单单在白喉上。他们就会去问科罗斯捷列夫，因为他什么都知道。难怪他看着朋友的妻子时，那眼神仿佛在说：她才是真正的元凶，白喉不过是她的同谋犯。她已经不记得伏尔加河上那个月夜，不记得那番爱情的表白和农舍里的那段诗情画意的生活。她只记得，她由于虚幻的追求，由于娇生惯养，她整个人从头到脚都沾上了一层黏乎乎的污秽，从此难以洗刷一清了……

“啊，我骗得他好苦呀，”她想起了自己跟里亚博夫斯基的那段烦心的情事，“作孽呀！……”

下午四点钟，她跟科罗斯捷列夫一起吃午饭。他什么也没吃，只喝了一点儿葡萄酒，皱起了眉头。她也没吃东西。有时她暗自祷告，向上帝起誓，一旦戴莫夫病好了，她会再爱他，永远做他忠实的妻子。有时她神情恍惚，眼望科罗斯捷列夫，心想：“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没有一点儿出众的地方，再加上面容憔悴、举止粗野，做这样的人难道不乏味吗？”有时她又觉得上帝会即刻处死她，因为她害怕传染，竟一次也没去过丈夫的书房。总之，她的情绪低落而沮丧，相信她的生活已经毁掉，再也无法挽救了……

午饭后天色暗下来。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走进客厅，看见科罗斯捷列夫躺在沙发床上，头下垫着一个金线绣的绸垫子，在呼噜呼噜地打鼾。

值班的医生来来去去，谁也不留意这种乱七八糟的状态。外人在客厅里呼呼大睡，墙上的那些画稿，这古里古怪的装饰，加上头发蓬乱、衣衫不整的女主人——所有这一切现在已引不起人们丝毫兴趣。有位医生无意中不知为什么笑了一声，这笑声显得那么古怪、那么令人忐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再次走进客厅时，科罗斯捷列夫已经不睡了。他坐在那里抽烟。

“他的白喉已经转移到了鼻腔，”他小声说，“心脏功能也不好。说实在的，情况很糟糕。”

“那去请施列克吧。”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说。

“他来过了。白喉杆菌已经扩散到鼻腔，是他发现的。唉，施列克已无能为力了！说实在的，施列克也无回天之力了。他是施列克，我是科罗斯捷列夫——仅此而已。”

时间过得很慢。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和衣躺在从早晨起就没有收拾的床上，打起了瞌睡。她似乎觉得，整个宅子，从地板到天花板，让庞大的铁块填满了，只要把这铁块弄出去，大家就会感到轻松愉快。等她回过神儿来，她才想起，那不是铁块，而是戴莫夫的病。

“Nature morte，港口……”她想着想着，又陷入昏睡状态，“港口……疗养院……施列克怎么回事？施列克，格列克，弗列克……克列克。现在我的朋友们都在哪儿？他们知不知道我们家的不幸？主啊，救救我……饶恕我。施列克，施列克……”

又是铁块……时间过得很慢，楼下的挂钟不时敲响。有时听到门铃声；是医生们来了……一名女仆端着托盘上的空杯子走了进来，问：

“太太，床铺要收拾吗？”

女仆得不到回答，便出去了。楼下的钟敲响了。她梦见伏尔加河上的细雨，又有人走进卧室来，好像是个外人。奥莉加·伊凡诺夫娜猛地坐起来，认出他是科罗斯捷列夫。

“几点了？”她问。

“快三点了。”

“哦，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我是来告诉一声：他快要断气了……”

他呜呜地哭了，挨着她坐在床边，用袖子擦着眼泪。她一时明白不过来，但浑身冰冷，开始慢慢地画着十字。“快断气了……”他细声又说了一遍，又一声抽泣，“他快死了，因为他牺牲了自己……对科学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损失啊！”他沉痛地说，“要是拿我们同他相比，他是一个伟大的、不平凡的人！才华出众！他给了我们大家多大的希望！”科罗斯捷列夫绞着手，继续道，“上帝啊，像他这样的学者现在打着灯笼也找不到了。奥西卡[30]·戴莫夫，奥西卡·戴莫夫，你怎么会这样呢！哎呀呀，我的上帝啊！”

科罗斯捷列夫双手掩面，绝望地摇着头。

“他拥有多大的道德力量！”他继续道，变得越来越怨恨什么人，“一颗善良、纯洁、仁爱的心灵——岂但是人，简直是水晶！他埋头科学，为科学献身。他日日夜夜像牛一样干活，谁也不怜惜他。这位年轻的学者、未来的教授，还不得不私下行医，晚上搞翻译，好挣钱来买这堆……乌七八糟的破烂！”

科罗斯捷列夫用仇恨的目光看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双手抓过床单，生气地撕扯着，仿佛床单有罪似的。

“他不怜惜自己，别人也不怜惜他。唉，事实就是如此！”

“是啊，一个世上少有的人！”在客厅里有个男人低声说。

奥莉加·伊凡诺夫娜回想起和他的整个共同生活，从头到尾，包括所有的细节，这才突然明白过来，他确实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人，跟她所认识的那些人相比，可以说是伟大的人。她又回想起她去世的父亲和所有跟他共事的医生们对他的态度，她这才明白，他们都认定他前途无量。那墙、天花板、电灯和地毯，好像都在对她挤眉弄眼，嘲笑她，仿佛在说：“你瞎了眼，瞎了眼！”她哭着冲出卧室，在客厅里从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跟前擦身而过，跑进了丈夫的书房。他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张土耳其式长沙发上，齐腰盖着被子。他的脸干瘪，瘦得可怕，脸色灰黄，这样的颜色活人脸上是绝不会有的。只有脑门、浓黑的眉毛，还有那熟悉的微笑，让她认出这是戴莫夫。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赶紧摸他的胸、额头和手。胸口还有余温，但额头和手已经凉得叫人发毛。那双半睁半闭的眼睛不是望着奥莉加·伊凡诺夫娜，而是望着被子。

“戴莫夫！”她大声叫道，“戴莫夫！”

她想对他说明：那是一个错误，事情还可以挽救，生活依旧可以美满幸福。她还想告诉他：他是世上少有的不平凡的、伟大的人，她将终生景仰他，为他祈祷，对他怀着神圣的敬畏……

“戴莫夫！”她呼唤他，拍他的肩膀，不相信他已经永远不能醒来，“戴莫夫，戴莫夫呀！”

客厅里，科罗斯捷列夫正对女仆说：

“这有什么好问的？您去找教堂的看门人，跟他打听一下那些养老院的老婆婆住在哪儿。她们会给死者洁身、装殓，该做的事她们都会处理的。”

（18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