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无论是它的运用还是它的目标，现在对我来说都已经不重要了。在这个阶段，我关注的不是书籍——它们已经与我疏远了。天性——人性除外——从天地间演变起来的天性，在某种意义上逃避着我，而一切已被赋予精神上的意义的想象力的喜悦，也已在我的脑海中荡然无存。一种天赋，一种才能——如果它尚存的话——也是毫无生气地静置于我的体内。倘若我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可以随心所欲地回忆过去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话，这一切一定含有几分悲哀和难言的沮丧。诚然，这是一种不能泰然地过很久的生活——这也许没错——否则这种生活将会使我永远变成另一个人，但不是把我改变成任何值得我改变的模样。因而，我把这种生活看作一种稍纵即逝的生活。一直有一种先知的本能、一个低低的声音在我的耳畔告诉我，不用很长时间，也不论何时，只要习惯上的一个新的变化对我的利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种变化就会来临。
其间，我当了税务稽查官，而且，就自己的理解所及，尽量当一名好的稽查官。一个爱思考、爱幻想而又敏感的人（如果他的品质十倍于一个稽查官应具备的品质的话），他只要愿意花心思，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成为一位事务家。我的海关同事、商人以及因我的职务关系而与我有联系的船长们都把我看成一位事务家，而且很可能不知道我还有别的性格特征。我想，他们谁也没有读过我的一页作品；或者，他们即使把我的作品全部读了一遍，也不会对我刮目相看；即便那些无利可图的作品是出自彭斯[22]或乔叟[23]的手笔——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也跟我一样，当过海关官员——那也根本于事无补。一个渴望获得文学名望，渴望靠这种方法在世界名流中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的人，一走出自己的权利被认可的小圈子，就会发现他所取得的一切成就和他所追求的一切，在这个圈子之外都毫无意义。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虽然这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不清楚，无论是作为告诫还是指责，自己是否特别需要这个教训，然而，无论如何我彻底地吸取了这个教训。我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一事实，但它并未使我感到痛苦，也不需要我在唉声叹气中摆脱它，因而现在想起来，我还是蛮高兴的。在文学探讨方面，那位海关官员——一个很不错的人，他与我同时上任，只是比我晚些时候离任——常常跟我讨论他最喜爱的这个或那个话题，如拿破仑或莎士比亚。还有征收员手下的小职员——一位年轻的绅士，据人们暗中传说，他有时在山姆大叔的信纸上写一些看起来像是诗歌的文字（隔几码之遥，看不大清楚）——也常常与我谈论书籍，好像我对此很精通似的。这就是我与别人的全部文化交流，但它已经完全能满足我的需要了。
由于不再千方百计地寻求和计较自己的名字是否会被印在书刊的扉页上，因此一想起我的名字现在又有另一种流传方式，我不禁觉得好笑。海关的刷唛人员用模板和黑油漆把我的名字印在胡椒袋上、果红[24]篮子上、雪茄烟箱子上以及各种各样应缴税的商品的包装上，用以证明这些商品已经付了关税，并已经正式地通过了海关的检验。通过这一奇特的传播方式，关于我的消息便尽我的名字所能传送的范围被带到我未曾到过的地方。但是，我希望这种消息今后再也不要流传了。
然而，往事并没有消亡。偶尔，那曾经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却又悄无声息地进入休眠状态的思想又复活了。当昔日的习惯在我心中苏醒时，一个最引人注目的情况，就是我将现在正在创作的这篇速写纳入文学创作的法则之内，以奉献给读者。
在海关的二楼有一个大房间，房里的砖墙和一根根光秃秃的椽木都没有被涂饰灰泥和饰以镶板。这座海关大厦被设计得很大，以适应旧时港口的商业活动规模，并考虑到了之后港口的繁荣——这种繁荣并没有实现。它占据的空间太大，以致其居住者不知如何安排这些空间。因此，位于征收员的房间上面的这间通风的大厅迄今尚未竣工。尽管这个大厅里满是灰尘的横梁上布满了年深日久的蜘蛛网，但它看起来还在期待着木匠和水泥匠来装修。大厅一端的壁龛里有几个琵琶桶，一个挨一个地堆起来，里面装有一捆捆的官方文件。大量诸如此类的废物零乱地堆积在地板上。想到在这些发霉的文件上花费了那么多天、那么多星期、那么多月乃至那么多年的辛劳，如今它们只是人间的累赘，被放在这个被人遗忘的角落里，谁也不会再去看它们一眼，我实在感到伤心。但另一方面，又有多少其他手稿——不是单调乏味的官方文书，而是充满了创造性的思想和尽情倾吐的内心衷曲——也已同样被人遗忘。它们的命运还不如堆积在这里的文件：这些手稿在它们那个时代并未曾派上用场，更可悲的是它们并没有为作者赢得舒适的生活，而海关职员却通过这些一钱不值的、潦草涂写的文件，过得安逸自在。不过，作为地方的历史资料，也许这些文件并非完全一钱不值。毫无疑问，从这里可以发现以前塞勒姆的商业统计数字以及那时塞勒姆的王侯般的商人们的历史记录——老船王德比、老比利·格雷、老西蒙·福雷斯特以及那个时代一个又一个的商界巨头。但是，他们那搽了粉的脑袋刚进入坟墓不久，他们那堆积如山的财富便开始减少了。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文件追溯到塞勒姆贵族阶层的大部分家族的创始人，他们都是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开始创业的。创业伊始，其运输业务还微不足道，且不引人注目，之后，就渐渐地发展起来，甚至他们的子孙以为他们家族的这一地位早已确立。
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存在着缺少档案的现象。当英国国王的所有官员都随军队从波士顿逃跑的时候，海关早期的文件和档案很可能都被运往哈利法克斯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如果追溯到护国公执政时期[25]，这些文件想必记载着许多已被遗忘的或仍被铭记的人的资料，以及许多古时的风俗习惯。它们会使我感受到像我过去在古屋附近的田野里捡到印第安人的箭头时一样的喜悦。
在一个雨天，我闲得无聊，却有幸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我在角落里的垃圾堆中东翻西找，解开一卷又一卷的文件，读着一艘艘早已沉没在海底或已在码头腐烂的船只的名称和一些商他们的名字现在在交易所里不会被听到，在他们的长满青苔的墓石上也难以被辨认出来。我怀着悲哀的、厌倦的心情和一点点兴趣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些材料，同时，运用我多年不用而显得迟钝的想象力，力图从这些枯燥无味的材料中再现昔日这座古镇的繁荣昌盛的景象。在那时，印度还是个新的贸易区，只有塞勒姆人才晓得通往那儿的道路。我碰巧找到一个用一张古旧的黄色羊皮纸小心包裹起来的小包。这包东西有着年代久远的某个时期的官方记载的气派。那时候，职员对重要的材料都用刻板、规范的字体书写。一些引起我本能的好奇心的东西，使我解开了捆扎在这个小包上的褪了色的红带子——我觉得一定有一件宝贝要显露出来了。拆开羊皮纸封套，我发现这是一张委任状，由谢利总督亲自签名盖章，任命一位叫乔纳森·皮尤的人为英国国王陛下驻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塞勒姆港的海关稽查官。我记得曾看到过（很可能是从《费尔特年鉴》上看到的）大约在八十年前稽查官皮尤先生逝世的讣告，又在最近的报纸上看到过关于在这座大厦修缮期间，在圣彼特教堂[26]的小墓地里挖出他的遗骸的描述。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除了一具不完整的骷髅、一些服饰的碎片和一副庄严的、卷曲的假发外，我的这位令人尊敬的前辈什么也没有留下来。这副假发，与它过去所装饰的那颗脑袋不同，保存得很令人满意。但是，当我仔细地检查用羊皮纸委任状包裹着的文件时，发现了比卷曲的假发遮盖着的那颗可敬的脑壳本身所包含的更多的内容，即许多有关皮尤先生智力方面的和脑袋内部活动的蛛丝马迹。
人的名字——总之，它们不是官方文件，而是带私人性质的文件，或者，至少是以他私人的身份写的，而且显然是出自他自己的手笔。我只能以这样一个事实，即皮尤先生死得突然，而且这些文件很可能被放在他的办公桌里，他的继承人从不晓得这些文件或者把它们当作税务业务文件，来证明为什么这些文件会混杂在海关的废物堆中。当档案被转往哈利法克斯时，这个包裹因与公事无关，便被留了下来，从那以后一直未被人打开过。
这位德高望重的稽查官——我想，由于那时很少受到属于其职责范围的业务打扰——似乎把他的一部分空闲时间花在对地方文物的研究和其他类似的调查上了。这些调查研究为他的脑子提供了可做少量思维活动的素材，否则，他的脑子早已生锈了。不久以后，他收集的部分事实材料，在我构思标题为《大街》的文章（这篇文章包括在本书中）时帮了我很大的忙。其余的一些材料今后也许可以用于同样有价值的事情，或者，倘若我对家乡的崇敬之情能促使我去完成一项十分虔诚的任务的话，那么就这些材料而言，它们被整理成系统的塞勒姆历史资料，也不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些材料完全服从任何人的支配，只要这位先生愿意并有能力从我手中接过这项任务，从而使我摆脱这一无利可图的劳动。作为最后的处理办法，我打算将这些材料交给埃塞克斯历史协会。
然而，在这个神秘的包裹中，最能引起我注意的是一块很旧的褪了色的细红布。红布上面有金线刺绣的痕迹，但是刺绣的花纹已严重磨损，因此昔日的光泽已不存在或几乎荡然无存。显而易见，它是以奇妙的绣工精心绣成的，其针法（我敢担保它出自精通这种工艺的女人之手）有着一种失传已久的技艺的痕迹，即使采用针拨丝线的方法，也无法恢复这种技艺了。对于这块破红布——时间、磨损和亵渎神圣的蛀虫已使它变成一块破布——经过仔细观察，它似乎呈现出一个字母的形状，这就是大写字母A。经过精确的测量，字母每条边的长度正好是三又四分之一英寸[27]。毫无疑问，它是被用来做衣服的装饰品的。但是该如何佩带这个字母，它过去代表什么等级、什么名誉和什么身份等，是我不能解开的一个谜（在这些方面，社会的时尚是如此的瞬息万变）。然而奇怪得很，它特别能引起我的兴趣。我的眼睛紧紧地盯住那个陈旧的红字，视线就是不愿意移开。无疑，其中肯定存在着某种值得解释的深刻含义。可以说，这个含义从这个不可思议的符号中涌现出来，微妙地传递给我的感应器官，却避开了我的脑子的分析。
正当我困惑不解，并且，除了做其他种种假设外，还苦苦地思索着这个红字是不是过去白人常常挖空心思，以便引起印第安人注意的装饰物之一时，我无意中将红字放到我的胸前——读者也许会发笑，但千万不要怀疑我说的话——我想，当时我有一种不完全是肉体上的，但又几乎是肉体上的火辣辣的感觉，仿佛这个红字不是用红布做的，而是用一块灼热的铁做的似的。我一时感到毛骨悚然，本能地任它落到地上。
在我全神贯注地思考这个红字的时候，我竟忘了检查一小卷被红布缠绕着的颜色已经变得灰暗的文件。于是我打开它，满意地发现了年迈的稽查官记载的对整件事情的相当完整的说明——他用好几张大幅面的书写纸，记载了一位名叫赫丝特·普林的女人的许多生活和谈话的详细情况。在我们祖先的眼里，赫丝特·普林似乎是一位相当显赫的人物。她在马萨诸塞州开创初期至17世纪末这一期间最负盛名，在稽查官皮尤先生那个时期尚在世的老人们还记得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她已是位年迈的、但并不显得老态龙钟的女人，而且仪态高贵、庄严。皮尤先生的叙述就是根据这些老人的口头证词组织而成的。几乎无法记起是从何年何月开始，她便习惯在乡下四处当义务保姆，或做各种各样力所能及的善事；对各类问题，尤其是男女之间的感情问题，她给人提出忠告。通过这种方法，正如一个有如此癖好的人经常遇到的，她赢得了许多人只给天使的那种尊敬。不过，我猜想她也被一些人看成是爱管闲事的人和令人讨厌的人。再进一步仔细查看这些手稿，我发现了关于这个奇特的女人的其他行为和她所遭受的苦难的记载。关于这些记载的大部分内容，读者请看名为《红字》的小说，而且必须牢记，这部小说的主要事实是经过稽查官皮尤先生的文件证实的。原始文件及这个红字本身——这些最奇妙的文物——还在我手里，并将随时向对此叙述发生浓厚兴趣而想看一看这些东西的人展示。人们千万别误解，以为我在精心组织故事情节、构思想象故事中的各种人物的行为动机和思考方式的时候，常常使自己局限于老稽查官的那六大页书写纸所记载的内容。恰恰相反，在这方面，我允许自己完全自由发挥，仿佛这些事都是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似的。我力求内容的真实性。
这件事使我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旧的轨迹上，似乎这儿有一个故事的基础。它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仿佛这位身穿一百年前的服装、头戴不朽的假发的老稽查官——假发跟他一起被埋入坟墓，可是并没有腐烂——在海关空无一人的大厅里与我会晤似的。在他的举止中有一种尊严——那种带着国王陛下的委任状，因而也被在王座四周闪耀的光芒照亮的人的尊严。啊，这与共和国官员的那一脸卑鄙相是多么的不同！作为人民的公仆，一个共和国官员竟觉得自己是他的主子的最不重要、最低下的下属。这位看起来不怎么引人注目却显得非常威严的人物，以他的幽灵之手，交给我这个红色的符号以及那一小卷解释性的手稿；他又以幽灵的声音，在郑重地考虑了我对他的孝敬和尊重之后——他完全可以把自己看作是我公职上的老祖宗——勉励我把他的发了霉的和已被虫驻的苦心孤诣之作公之于世。“做这件事，”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用力地点了点那颗戴着令人难忘的假发、样子显得如此威风凛凛的脑袋，说道，“你自己将获益不浅！你在不久之后将会需要它，因为现在你所处的这个时代与我的那个时代不一样。那时候，一个人的职务是终身制的，而且常常是世袭的。可是，关于年迈的普林小姐的事，我责令你相信你的前辈的记忆力。他的记忆力完全值得信赖！”于是，我便对稽查官皮尤先生的幽灵说：“我一定照办！”
因此，关于赫丝特·普林的故事，我费尽了心思。当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或者在从海关正门穿过大厅到边门的这段距离中上百遍地来回走动时，我一直在反复地思考这个问题。那位年迈的检查员、那些过磅员和计量员大为恼火和不耐烦，因为他们的睡眠受到我来来回回、过分长久的脚步声的干扰。回想起他们自己昔日的习惯，他们常常说稽查官正在后甲板上散步。他们很可能认为我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增进食欲。没错，这是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使自己自愿启动起来的唯一目的。老实说，那穿堂而过的东风大大地增进了我的食欲，这也正是我如此不知疲倦的踱步运动产生的唯一有价值的结果。海关的气氛太不适合获得微妙的想象和感情了。因此，倘若我在这儿一直待到今后十届总统的任期结束，我甚至怀疑《红字》的故事是否能与读者见面。我的想象力是一面晦暗的镜子，它不愿映出或只是模糊地映出我竭力要描写的人物。我智力的熔炉里无论燃起怎样的火焰，其热能都不能使这篇速写要描述的角色暧热起来和变得可以被锻造。他们既不接受激情的光焰，也不接受温柔的情感。他们保持着死尸般的僵硬，直盯着我的脸看，并轻蔑地、恐怖地咧嘴而笑。“你跟我们有什么关系？”那表情似乎在这样对我说，“你曾经对那些虚幻的事物有过的那一点点支配力已一去不复返了！你已经用它来换取国家给你的微薄的薪俸了。那么，挣你的薪水去吧！”总之，我幻想中的那些近乎麻木的家伙挖苦我的愚蠢，并非毫无道理。
不仅仅在山姆大叔要求的我属于他的那三个半小时的日常生活中，这一讨厌的麻木状态一直占据着我的心，每当我打起精神来——这毕竟是罕见和勉强的——寻找大自然的令人心旷神怡的魅力时，这种麻木状态就伴随着我在海滨散步或在乡间漫游。而从前，当我一跨过古屋的门槛，大自然的魅力就常常使我的思想变得清晰和活跃起来。这种针对脑力工作能力的麻木状态伴随着我回家，使我在极其荒谬地称为书房的房间里，心情十分沉重。当夜深人静，我独自坐在仅由闪烁的煤火和月光照明的客厅里，呕心沥血地想象虚构的景象时，这种麻木也没有离开我，尽管第二天这些景象可能会被绘声绘色地描述在洁白的纸上。
如果此时想象力还不起作用，这就会被认为是一种令人无能为力的情况。在一个熟悉的房间里，倾泻在地毯上、将房间里的所有人和物都照得这么清楚的皎洁的月光——它使每一样东西的细微部分都清晰可见，却又不同于早晨或中午的清晰度——是一种最适合浪漫传奇作家结识他那些虚幻的客人的媒介。这儿有人们熟知的公寓的居家小景。那一张张款式各异的椅子；中间的那张桌子上，摆着针线筐、一两卷书和一盏昏暗的灯；沙发、书橱、墙上的画——所有这些细节看起来是那么清楚，却又被不寻常的光线赋予了圣洁的精神意义，以至于它们似乎失去了原本的实质而变成了有理性的东西。再小、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会经历这种变化，并由此获得尊严。一双小孩的鞋、坐在柳条小车里的玩偶、旋转木马——总之，不论是白天用的或玩的什么东西，现在都被赋予了一种陌生和疏远的特性，尽管它们差不多仍像在白天一样逼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于是，我们熟悉的房间的地板因此成了一个中间地带，它大约介于真实世界和仙境之间。实际的和想象出的东西可以在此会合，各自受到对方天性的熏陶。幽灵可以走进这儿而不会使我们感到害怕。倘若我们在环顾四周时，发现一个已经死去的心爱的人正默默地端坐在这有魔力的月光中，其神情让我们怀疑，他到底是从远方归来的呢，抑或根本就未曾离开我们的炉边？由于他与这种情景太协调了，因此并不会引起我们的惊奇。
略有些微弱的煤火，对产生我要描述的效果具有实质的影响。它给整个房间抹上了一层朦胧的色彩，使墙上和天花板上映现出浅红色，同时，从亮泽的家具上反射出一道微光。这一暖和的光线与月光寒冷的灵性交融在一起，仿佛将人类温暖的心和温柔的情感传递给被想象力召唤来的人。它将雪一般冰冷的影像转变为活脱脱的男人和女人。瞧一下镜子，我们见到——在鬼魂经常出没的镜子里——半熄灭的无烟煤的余光、地板上银色的月光以及那幅画面上的一切明暗交替的光影，它们离现实远一点，就离想象更近一点。于是，在这样的时刻，面对眼前这样的景象，倘若一个独自静坐的人不会想象出离奇古怪的事物，并使之看起来像真的似的，那么，他就不必再想写传奇小说了。
然而，对我来说，在海关任职期间，月光、阳光和炉火的火光在我看来都完全一样，它们丝毫也不会比摇曳的烛光更有效用。我的全部脆弱的感情以及与之有关的天赋——它们并非特别丰富或者特别有价值，可却是我拥有的最美好的东西——已经离我远去了。
但是，我相信，如果我尝试用一种不同的写作方法，我的才能就不会显得如此平庸。例如，我完全可以满足于写出一位老船长——一位检查员的故事，如果我不提及他，那未免太不合情理了，因为他每天都以一位讲故事的人的惊人天赋逗得我捧腹大笑和由衷赞叹。要是我能保持他那种生动形象的风格，保持他那种与生俱来的对故事进行幽默渲染的天赋，那么，我确实相信，结果就是将会出现文学上的独具匠心的新事物。或许，我本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一项更为重要的任务。当具体的日常生活这么咄咄逼人地压在我头上时，我却试图使自己退回到另一个时代去；或者当我的肥皂泡般的难以琢磨的美因为时时刻刻与现实情况猛烈接触而破灭时，我却执拗地要从虚无飘渺的物质中，无中生有地创造出一个世界。这真是一桩蠢事。较聪明的尝试倒是：让思想和想象力注入当今不透明的物质里，使它成为明亮的透明体；使开始显得沉重的负担被赋予精神意义；还要不屈不挠地寻求隐藏在微不足道的、令人生厌的事件中以及我所熟悉的普通人物中的真正不可摧毁的价值。这全是我的过错。展现在我面前的生活事件，只因为我没有探索其更深刻的意义，而显得乏味和平庸。一部将会被写得更好的书就在那儿，它一页一页地呈现在我的眼前，仿佛它是由转瞬即逝的现实写出来的，但因为我的脑子缺乏洞察力，我的手缺乏誊录下它的灵活技巧，它迅速地消失了。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我会记得一些零零碎碎的只言片语和残缺不全的段落，并且把它们写下来，然后看到一个个字母在书页上变成黄金。
这些感觉来得太迟了。此刻我只意识到，对我来说，写作曾经是件乐事，而今却成了一件没有希望的苦差事。我没有理由对这种事态怨天尤人。我已经不再是一个写蹩脚的故事和随笔的作家，而是一位还过得去的海关稽查官了。就是这么回事。可是，人老是怀疑自己的智力在日渐衰退，或者在不知不觉的时候挥发掉，就像乙醚从小瓶子里挥发掉一样，以至于你每看上一眼，都会发现挥发性的东西越来越少了。这确实是件令人不愉快的事，可这一事实又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在审视一下自己和别人后，关于所担任的公职对人的性格的影响，我得出了对如上所述的生活方式不是很有利的结论。也许，从此以后，我可能会以其他形式来扩大这些影响。这里，单说一位任职多年的海关官员就够了，因为很多原因，他几乎不能成为一名值得称赞的或者值得尊敬的人。原因之一是他的任职期限，另一个原因是他的业务的性质。虽然我相信这种工作是正当的，但他的业务属于这样一种性质：不参与人类的团结一致和共同努力。
我相信在每个担任这种职务的人身上，多少都可以看见的一个结果就是，当他依赖共和国的强大的权力机构时，他自己的力量便消失了。他丧失自己力量的程度与他天生的懦弱或坚强成正比例。倘若他天生精力过人，或者他所处地位的那种令人丧失活力的魔力对他起作用的时间不太久，那么，他失去的身体机能也许还可以得到挽救。如果冷酷的排挤及时地将他打发到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中来奋斗，这个被革职的公务员也许会醒悟，并恢复到他以前的老样子。可是这毕竟是罕见的。他通常固守阵地，直到自身彻底毁灭，然后被猛然推了出来，这时他的肌肉已经完全松弛，他只能竭尽全力地在艰难的人生道路上蹒跚。意识到自己已身心虚弱——因为他锻炼出来的毅力与弹性已丧失殆尽——他在此之后便老是以渴望的目光四下张望，寻求外界的支持。他始终满怀的希望就是在不久之后，由于某种幸运的巧合，终于能官复原职。这是一种幻觉。这种幻觉使他不顾自己面对的挫折，也不顾希望已不可能实现的事实。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幻觉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而且，我想它还会像霍乱所引起的痉挛性的剧痛一样，在他死后的短暂的时间内仍折磨着他。这一信念，尤其能够从他梦想从事的事业中攫取精髓和任何其他可以得到的东西。既然不久之后，山姆大叔的强大的权力将会栽培他、支持他，他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工作，费这么大的劲从泥泞中爬起来呢？既然他不久便能得到幸福，每月能从山姆大叔的口袋里领到一小堆闪闪发亮的钱币，他何必在这儿操劳谋生呢？或者，他何必还要到加利福尼亚去淘金呢？看到如此微不足道的一点公职经历，就足以使这位可怜虫染上这么一种怪病，实在令人感到诧异。山姆大叔的金钱——这样说对有钱的老绅士并无任何不敬之意——在这方面具有一种如魔王的赏钱那样的诱惑力，什么人摸到它，谁就得自己当心点，否则，他可能会发现这笔交易对自己极为不利，即使不危及他的灵魂，也将危及灵魂的许多美的方面，诸如它的坚强、毅力、勇气、恒心、忠诚、自信以及一切能表现男性刚毅性格的美德。
这是一幅美好的远景！倒不是说海关稽查官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个教训，也不是说他会继续任职或因为被免职而给毁了。可是，我并不能感到宽慰。我开始变得忧郁和不安起来。我不断地窥探自己的思想，以发现在自己的脑子里哪些本性已不复存在，剩余的部分又受到了多大程度的损害。我尽力估计我还能在海关待多久，一旦从那里出来，还能是个男子汉。老实说这是我最大的忧虑——因为，把一个像我这么文静的人驱逐出来，绝不是一个明智的办法。况且，公务员几乎没有人自动辞职——因此，我主要烦恼的是，我很可能在海关稽查官的位置上一直待到满头白发、老态龙钟，变成另一个像老检查员那样的畜生般的人物，也可能会像这位可敬的朋友那样，在展现在我面前的这段沉闷的公务员生活的时间里，把晚餐时间当作一天的核心，在其余时间里，则像一条老狗一样，待在阳光下或在阴暗处打盹！对于一个认为对幸福的最完美的定义就是完完全全靠他自身的才能和敏锐的情感来生活的人来说，这是多么黯淡的前景！我始终沉浸在这种不必要的恐慌之中。其实上帝已经为我做出了更好的安排，这是我自己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
我担任稽查官的第三年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大事——用“教区牧师”的口吻说——是泰勒将军当选总统。为了全面地评估我的公务员生活，在这个满怀敌意的政权即将上台的时候，仔细观察一个在职人员的处境是必要的。当时他的境况特别令人生厌，并且可能是一个可怜的世间凡人所处的最令人不愉快的境况。他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虽然在他眼前出现的最坏的事很可能就是最好的事。然而，对于一个有自尊心、敏感的人而言，知道自己的利益处于既不喜欢他，也不理解他的人的支配之下，同时鉴于一些必然会发生的事情，他宁愿被他们伤害，也不愿意接受其恩惠。这倒是一种奇怪的经历！对于一个在整场斗争中一直镇定自若的人来说，看到对方在胜利的时刻引发出来的凶残，并意识到自己就是这种凶残的目标之一，这怎么会不是一个奇怪的经历！人性中很少有比这种倾向更卑劣的特性了——如今我在与他们的邻人一样卑劣的人们身上目睹了这种倾向——他们因为掌握了能陷害人的大权便渐渐变得残忍起来。倘若将断头台运用到公务员身上是一个真正的事实，而不是一个最贴切的比喻，那么，我深信，获胜政党的积极分子足以被煽动起来，将我们的脑袋一个个地搬掉，并感谢苍天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无论失败或胜利，我一直是个冷静而又好奇的旁观者。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带有恶意的、残暴、狠毒的报复心态。我自己的政党过去也多次赢得胜利，就像如今的辉格党赢得了胜利这样。一般来说，民主党党员担任职务，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些职位，也是因为多年的实践使这成了政治斗争的规律。除非制定不同的制度，否则，抱怨这种政治斗争就是软弱和胆怯的表现。但是，长期的胜利已经使民主党变得慷慨起来。只要他们认为有理由，他们就知道如何宽恕；当他们攻击的时候，没错，斧头也许是锋利的，可是其斧刃却很少被心怀恶意地涂上毒药；他们也没有对刚被他们砍下的脑袋再踢上一脚的卑鄙的习惯。
总而言之，尽管我的境遇令我不快，但是，我认为完全有理由庆幸自己处于失败的一方，而不是胜利的一方。如果说在此之前我一直不是个最热心的党员，如今在这危急的、处于逆境的紧要关头，我反而开始对自己偏向哪个政党特别敏感。根据对各种机会所做的一番合理的考虑，我看到自己留任的前景比我的民主党弟兄们要好，这实在使我感到有点后悔和羞愧。然而，对于未来，谁不是鼠目寸光的呢？第一个掉脑袋的竟是我自己！
我向来认为，一个人掉脑袋的时刻，不可能恰是他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然而，像我们遭遇的大部分不幸一样，如果受害者善于处理已经降落到他头上的横祸，而不是自暴自弃，那么，即使对于这么严重的突发性事件，也会有补救的办法和慰藉。至于我个人的情况，关于慰藉的话题近在咫尺，事实上，在需要利用它们之前，我已经思考相当长的时间了。鉴于我先前对海关公职的厌倦及想辞职的朦胧念头，我的命运倒有点像一个本来抱有自杀念头的人，却出乎意料地遇到了被谋杀的“好运气”。在海关，跟先前在古屋一样，我待了三年。这一任期长得足以使我的疲乏的脑子得到休息，也足以使我戒掉一切旧的思维习惯，为新的思维习惯腾出地方。这三年时间够长的了，甚至太长了，以至于我不能生活在一种自然的状态，而是干着既对人类毫无好处又毫无乐趣的事，并且阻止自己辛勤劳作——这种劳作本来至少可以平息我内心的不安。再者，有关被无礼革职的事，我的这位前任稽查官对于被辉格党党员公认为敌人并没有完全感到不高兴。我在政治问题上的不活跃状态，有时甚至令我的民主党弟兄们怀疑我是不是朋友。我有在人们经常相遇的广阔、宁静的田野上随心所欲地漫步的癖好，而不愿意把自己局限于那些可能会与兄弟分道扬镳的狭窄的小道上。如今，在我赢得了殉难的花冠（尽管再也没有一颗脑袋可以戴它）之后，朋友的疑问该看成已经被解决了。最后，虽然称不上什么英勇行为，但是，当这么多更高尚的人都倒下时，我也随着自己一直心甘情愿与之站在一起的政党的垮台而垮台，这样似乎比继续成为一个孤独、凄凉的幸存者更显得正派些。而且，这也比靠敌对政党的慈悲继续再待四年之后，最终被迫重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格外蒙羞地请求一个友好的政府的宽恕，显得更堂堂正正些。
与此同时，报界已经开始宣扬我的事了。他们让我处于断头的状态，如欧文[28]笔下的无头骑士一样，在报纸杂志上飞奔达一两个星期之久。那个无头骑士面色惨白、狰狞恐怖，像一个在政治上已死亡的人那样，渴望着被人掩埋。这象征性的我就不必再往下说了。真正的我，脑袋还一直安全地长在双肩上，并已得出了令人愉快的结论：万事终究都会得到最好的结果。于是，我花了些钱，买来了墨水、纸张和笔，打开我长久不用的写字台，又成为一名作家了。
现在，那位德高望重的前任稽查官皮尤先生的那篇充满学究气的作品开始起作用了。由于我长时间无所事事，脑子已变得迟钝，所以还需要一小段时间，我的脑力机器方能以令人满意的效果来从事这个故事的创作。虽然我全神贯注于这项工作，但是在我看来，这个故事显现出过于严厉和忧郁的外表，和煦的阳光一点也未能使之振奋，温柔、亲近的感化力一点也不能使之缓解，而这些感化力几乎能使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每个场景都变得柔和，并且，无疑也将使自然和现实生活的每幅画面都变得柔和。这一毫无魅力的效果，也许应归因于尚未结束的革命和仍然处于鼎沸的混乱局势。这篇故事就是在这种混沌中形成雏形的。然而，并没有迹象表明作者的心情欠佳，因为徜徉在凄然、幽暗的幻想中，他感到比离开古屋以来的其他任何时候都快乐。本书中的一些短篇文章，是我在身不由己地从社会生活的陷阱与荣誉中引退以后写成的；其余的一些文章则是我从年刊和杂志上搜集来的，这些文章写成时的日期是如此久远，以至于它们在兜了一大圈之后才又获得了新意[29]。如果维持政治断头台的比喻，可以把整个故事看作《一个上了断头台的稽查官的遗稿》。至于我现在即将完成的这篇速写，倘若在作者生前发表它，对一个谦虚的人来说就自传味太浓了，而对一位在阴间写作的先生来说，该会被欣然谅解吧。愿天下太平！为我的朋友们祝福！宽恕我的所有敌人！因为我处于清静的王国！
海关的生活就像我身后的一场春梦。那位年迈的稽查员——顺便提一句，我不无遗憾地说，他不久前从一匹马上跌下来摔死了，否则，他肯定会长生不老——以及所有跟他一同坐在海关税务局里的其他可敬的人们，只不过是我眼前的一些幻影罢了。过去我的想象力常常嘲弄这些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影像，如今已经永远将其丢弃不顾了。那些商人——平格雷、菲利普斯、谢泼德、厄普顿、金布尔、伯特伦、亨特——这些名字，以及其他许多半年前我听起来非常熟悉的名字——对于这些似乎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商人们，只需要很短的时间，我便能割断与他们的联系，不仅是在行动上，而且是在记忆里割断联系！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回忆起这么几个人物来。同样，我古老的家乡也将很快在我朦胧的记忆中、在俯视和环绕着家乡的一层薄雾中赫然显现，仿佛它已不是真正的地球上的一部分，而是幻景中的一座簇叶丛生的村庄，唯有想象中的居民才居住在它的木头房子里，才在它的简陋的小巷中以及毫无生趣的、单调沉闷的大街上行走。从今以后，它不再是我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我是其他地方的公民了。我的那些善良的同乡并不怎么怀念我，因为——虽然我在他们眼里有些分量，并在我祖祖辈辈居住和安葬的地方给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这一直与我的文学创作目标一样宝贵——我在那里从未感受过一位作家为了使脑子里最丰硕的果实成熟所需要的友好气氛。我将在一些陌生人当中干得更好。无疑，这些我熟悉的人没有我也会照样干得很好。
然而，将来的文物工作者也许会在城镇历史上值得纪念的遗址中，指出这是“城镇水泵”[30]的所在地，这个家族的曾孙们，也许有时会善意地想起这位昔日的拙劣作家。哦，这是多么令人心神荡漾和得意扬扬的念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