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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瑟·鲁本斯接受幼儿园入园测试后，他的父母被园长叫了过去。“你们儿子的智商无法测定。”园长告诉他们。当然，这个“无法测定”是正面意义的，所以，在马里兰州经营小规模连锁餐馆的父亲和身为家庭主妇的母亲都高兴坏了。

鲁本斯满十岁时，他的智商虽然在测定范围内，但早已在正态分布曲线的末端了。图表上的数据显示，鲁本斯拥有万里挑一的优秀大脑。将美国全国与他智力水平相当或在他之上的人集合起来，也不可能坐满棒球场的观众席。

不过，同大家的期待相反，鲁本斯很早就知道自己难成大器。十岁出头时，他就已经意识到自己缺乏独创能力。尽管他可以继承前辈所奠定的学问，但无法提出革新性的见解。人类历史上，构建高度科学文明的，是天才们头脑中的灵光一闪，而鲁本斯在人生的早期就已经知道，自己的大脑中没有接收这种天启的天线。

所以，十四岁进入乔治敦大学的鲁本斯，主动走下神童的宝座，满足于普通优等生的地位。他对金钱和权力都没有追求，只对知识有超乎常人的渴望。为了满足这一欲望，他所有的课都去上，其中最吸引他的是科学史。从公元前六世纪的自然哲学诞生，到二十世纪理论物理学的发展——鲁本斯可以在科学史课堂上领略人类知识的全貌，享受其他东西难以取代的愉悦。从科学的角度反观人类历史，尤其令人唏嘘不已的，是阻碍了欧洲人知识进步的黑暗时代。如果没有这段历史，人类最晚也可以在十九世纪登陆月球。

大学时代，鲁本斯的学习生活很充实，但其他方面却很糟糕。由于他年轻而聪明，还有一头金发，相貌出众，所以饱受学长嫉妒。经常捉弄鲁本斯的学长，总是流露出难以抹去的敌意。最令鲁本斯气恼的是，他们特别喜欢嘲笑鲁本斯是处男。这群得了红眼病的男生，用开玩笑的口吻贬低他人。在反复目睹他们丑陋的笑容之后，鲁本斯发现了一种倾向：智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男生，越是渴望在性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如果见到鲁本斯同女生亲近，他们的语言就更加恶毒。这群愚蠢的男生，让鲁本斯联想到为争夺异性而两角相抵的公鹿。

自那之后，鲁本斯就成了一名冷酷的观察者。他装作懵懂无知，让对方得意忘形，暴露出心中的兽性。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已被鲁本斯看透，将自己的动物本性暴露无遗。

在鲁本斯看来，社会生活中可见的所有竞争的原动力，都可以归结为两种欲望：食欲和性欲。为了比他人吃得更多，或者赚得更多，为了获得更有魅力的异性，人会蔑视、排挤他人。兽性越是强烈的人，就越爱用恫吓和计谋，越汲汲于攀上组织的顶端。资本主义保障的自由竞争，就是一种将原始欲望的暴力性转换为经济活动能量的巧妙制度。如果没有法律，如果不关照全民福祉，那资本主义内在的兽欲就得不到抑制。总之，人类这种动物，总是用智慧来掩饰、隐蔽原始的欲望，冠之以正当之名，并满足于这种自欺欺人。

进入大学六年后，二十岁的鲁本斯凭借数学基础论研究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并头一次了解到了女性肉体的美丽与温柔。后来他离开了熟悉的乔治敦，前往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担任博士研究员。为了学习复杂系统这门新科学，鲁本斯又到了圣菲研究所。在那里的咖啡馆里，他偶遇一名心理学家，听对方说了一番非常有趣的话，从此决定了今后的研究方向：美军士兵在战场的开枪率。

“你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敌人近距离遭遇后，美军士兵扣动扳机的比例是多少吗？”

对这个闲谈中提到的问题，鲁本斯未作细想便答道：“十次里有七次吧？”

“不对，只有两次。”

见鲁本斯脸上浮现出惊讶与怀疑的表情，心理学家继续道：“剩下的八次，士兵都会以弹药补给等理由回避杀人行为。即便在遭受日军自杀式攻击之后，这个数字也没有变化。也就是说，对最前线的士兵来说，自己被杀的恐惧，其程度远不如杀死敌人的紧张。”

“真没想到，我还以为人类很野蛮。”

心理学家闻言一笑，接着说：“还有呢。对这个调查结果感到惊慌的是军方。士兵讲道德可不是什么好事。于是他们进行了如何提高开枪率的心理学研究，结果越南战争中的开枪率就陡增到百分之九十五。”

“军方是怎么做到的？”

“很简单。他们将射击训练的靶标从圆形换成了人形，并且让靶标像人一样自动竖起，然后根据射击成绩奖优罚劣。”

“操作性条件反射啊。”

“没错，就像通过投食器控制小白鼠的行为一样。不过……”心理学家沉下脸说，“这种‘一见敌人就条件反射开枪’的训练方法有一个重大缺陷，士兵只有开枪时心理障碍才会解除，但杀死敌人后仍然会产生精神创伤。结果，越战老兵中出现了大量创伤后应激障碍症患者。”

“可是，”鲁本斯不解地问，“如果人类如此憎恶杀人行为，为什么还会有战争？就凭百分之二十的开枪率，美国又是如何在二战中取胜的呢？”

“首先，在男性士兵中，有百分之二是‘天生杀人魔’，可以毫无顾虑地杀人，即精神变态者。但是，他们中的大多数返回社会后会过着普通的市民生活，只有在战争中，他们才会变成对杀人行为毫无悔意和自责的‘理想的士兵’。”

“可是，光靠这百分之二的士兵，怎么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

“实际上，将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八的士兵培养成杀人恶魔是很简单的。首先，通过对权威的服从和归属集团的同一化，消除个人的主体性。然后，很重要的一点是，让士兵与杀戮目标保持距离。”

“距离？”

“嗯。这个词由两个概念构成：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

比如，如果敌人属于其他人种，或者语言、宗教、意识形态不同，那就会有心理距离，杀起来会容易得多。平时就与其他民族有心理距离的人，即相信自己所属民族优秀、其他民族劣等的人，在战争中很容易变为杀人者。在日常生活中，这样的人很常见。只要再将敌人劣等、与畜生无异的观念灌输进他们的意识，打着正义旗帜的杀戮就可以开始了。这种洗脑教育，在所有的战争中，乃至平时，都屡见不鲜。给敌人取诸如“日本佬”“越南猪”之类的蔑称，就是这种教育的第一步。

“为了保持物理距离，”心理学家继续道，“就必须使用武器技术。”

在战斗最前线迟疑开枪和不愿开枪的士兵，只要与敌人拉开一段距离，就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更具破坏力的攻击手段——发射迫击炮或舰载炮、飞机空投炸弹等。在眼前射杀敌人的士兵会背负终身难以愈合的创伤，而参加空袭、夺走上百人性命的投弹手则感受不到丝毫内疚。

“有学者说，想象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可是，在使用武器时，人连最低限度的想象力都被麻痹了。他们根本想不到轰炸机下乱窜的人们会如何惨死。这种反常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军人身上，一般市民中也普遍存在。明白吗？”

鲁本斯点点头。人们往往会鄙视用刺刀杀死敌人的士兵，却将击落十架敌机的飞行员视为英雄。

“杀人武器的开发，强调尽量远离敌人，尽量用简单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于是，人类逐渐放弃了徒手搏斗，发明了刀、枪、炮弹、轰炸机等武器，以至于洲际核导弹。而且，在美国，武器工业成了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所以战争永远不会消失。”

接触到这类研究的鲁本斯，察觉到现代战争的一个共通点。战争当事者中最为残忍、决定发动战争的最高权力者，往往与敌人的心理距离和物理距离最远。出席白宫晚餐会的总统，既不会溅上敌人的鲜血，也听不见战友肉体被撕裂时发出的临终惨叫。总统几乎不用承受杀人所带来的任何精神负担，所以他与生俱来的残忍才会被彻底释放。随着军队组织的进化和武器的改良，现代战争中的杀戮必然愈演愈烈。战争的决定者下达大规模空袭命令时，不会感到半点良心上的责备。

那么，明知数十万人的性命将毁于一旦，却仍下令开战的一国领袖，其残暴性与普通人一样吗？还是说，他们本就是异常的人类，在社交性的微笑背后隐藏着非比常人的攻击性？

鲁本斯推测答案是后者。被权势欲所俘虏、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人，应该具有超常的好战资质。可是，在民主国家，这样的人反而会被选为领袖。民主选举遵从民意，被人民选中的人体现的正是集体的意志。换言之，战争心理学研究的其实是当权者的心理学。为了了解人发动战争的原因，就必须破解发动战争的人的精神病理。

在圣菲研究所，鲁本斯一边加深对复杂适应系统理论的认识，一边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此类研究。返回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之后，他对以掌权者为唯一研究对象的战争心理学的兴趣也没有减弱一分。他在短时间内学习了精神病理学和临床心理学，运用病理学，尝试分析了下届总统候选人的人格，得出的结论是：假如格雷戈里·万斯当选总统，更可能发生战争。半年后，万斯在总统选举中获胜，鲁本斯判断人类历史将朝坏的方向发展，他非常渴望一窥万斯政府的内幕。当时他已经快三十岁，也萌生了结束学究生活的念头。是时候走出象牙塔，投身到人类这种生物构成的汪洋大海中了。

他首先通过洛斯阿拉莫斯研究所的同事，寻找能接近白宫的就职机会。国家机构都非常欣赏鲁本斯非凡的智力。陆军情报部和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都向他发出了邀请，他不知作何选择。就在这时，他得知了一个以前从未听说过的智库：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施耐德研究所”。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设立的诸多智库之一。其他研究机构设有经济、外交、军事战略等研究类别，而施耐德研究所专攻情报战略。表面上是私营的公共关系公司，但实际上最大的客户是中情局和国防部。之所以它的知名度远不如兰德公司，是因为研究所谨小慎微地活动，尽量避免引起公众注意。

施耐德研究所在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持中立立场，所以同历届政府都保持着良好关系。鲁本斯觉得这是绝佳的机会，于是经过人事负责人的面试，进入了研究所。

在波托马克河河畔的一座外观并不起眼的六层建筑里，鲁本斯得到了专用的房间和“研究员”的头衔。他被告知，在完成必须处理的繁杂工作后，他可以继续从事自己喜欢的研究。他这才明白，自己那时还处在试用期。鲁本斯在不经意中接受了心理测试和测谎仪测试。联邦调查员走访了他所有居住过的地方，对他进行了彻底调查。一年后，他们确认，鲁本斯既不经济拮据，也没有外国亲属，既同所有反政府活动无涉，也没有犯罪经历或异常性癖，于是鲁本斯获得了绝密级情报的接触资格。他立刻忙碌起来，被提升为“分析员”，派往国防部主导的情报战最前线。

这项机密任务是针对本国国民，而不是敌国的心理战。当时，万斯政权正在策划对伊拉克的军事入侵，必须将民意往支持开战的方向诱导。于是，国防部选拔了约八十名对其马首是瞻的退役军官，伪装成“基于个人见解支持进攻伊拉克的军事评论家”，送入各家媒体。利用媒体操纵人心其实非常简单。通过让电视中的评论家反复鼓吹伊拉克威胁论，万斯总统的支持率急速攀升。

但就在这时，中情局派出的三十名伊拉克裔美国人潜入他们的祖国，掌握了伊拉克放弃开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计划，并揭露尼日尔向伊拉克输出铀的文件是伪造的。可疑的核燃料已经被欧洲和日本的公司作为几年后的期货买断。可是，万斯政权却无视所有的报告，一意孤行，挑起战端。

除了完成分配给自己的工作，鲁本斯秉持观察者的立场，很早就看穿了这是一场旨在掠取石油资源的侵略战争。虽然不正义，却对国家有益。他尤其注重的，不是国家或者军工集团等抽象的存在，而是现实中的人。因为所谓国家的人格，本质上就是国家最高决策者的人格。

在主导侵略的政权中枢中，有人利用战争大发横财。上届政府任国防部长的张伯伦，曾积极推动军队业务委托给私营军事公司，政府换届后，他便到曾受惠于他的私营公司担任董事长，获取了巨额利益。万斯上台后，又将他召回白宫担任副总统，充当进攻伊拉克的急先锋。战争还未开始，他就着手勾画起战后复兴业务的蓝图。当然，战后承包伊拉克各种基础设施重建工程的，就是他自己经营的能源公司。最近他的个人资产猛增了数千万美元。

将自己的金钱欲披上新保守主义政治思想的外衣，这样的政治家在政府内部数不胜数。国防部长拉蒂默自己也与军需企业关系密切。

鲁本斯最无法理解的是万斯总统。从他的发言内容判断，他对伊拉克独裁者深恶痛绝，但为什么恨到必须杀掉对方？决定总统态度的，除了国家利益和军工集团的利益输送，或许还有万斯本人都未察觉的无意识动机。就这一点，鲁本斯以媒体报道为依据，追溯总统的生活经历，提出了一种假说：万斯之所以要打倒伊拉克独裁者，或许是他将其影射为家庭中的专制型父亲。鲁本斯嘲笑过自己，竟以如此匮乏的数据得出武断的结论，但倘若事实果真如此，那就太恐怖了。地球上某个人的父子关系不佳，竟然会导致超过十万人被杀。万斯如愿以偿的那天，一定会感到很空虚吧。自己打倒的其实并不是应该打倒的人。他所杀死的，只不过是自己内心深处虚构出的敌人而已。

无论如何，战争开始了。正当伊拉克战争打得如火如荼时，万斯总统宣布取胜。然后，如狼似虎的国家纷纷打着帮助战后复兴的旗号，进入伊拉克。如果战争结束的国家出现战死者，会影响战后声誉，所以许多国家就雇用私营军事公司的佣兵承担警卫工作，这简直就是一场黑色喜剧。费尽心思向美国表忠心的国家分得了主子施舍的残羹冷炙，即部分石油权益。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醉心于非人道的国家利益，以子虚乌有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口实，欺骗本国国民；这些国家的国民也甘心被骗，充当间接杀害伊拉克人民的凶手。各国能源企业冠冕堂皇地攫取了巨大的利益，市民也得以享受更便利的生活，被送往最前线的士兵则身心俱伤。

主导这场史上罕见的愚蠢战争的美国领导人，在人生走向终点时，一定会被他们所信奉的上帝打入地狱吧。

当伊拉克的战后事务陷入泥潭之时，鲁本斯被升级为高级分析员，但他下定决心离开施耐德研究所。这个研究所里能见到的东西他都见过了。接下来，他要去研究美国的再生能力。美国人不是笨蛋，万斯政府的愚蠢行径必将带来余震。下届总统选举，可能会诞生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洲裔或者女性总统。如果进入有力候选人的选举事务所中工作，就可以更近距离地观察谋求最高权力者宝座的人的精神和兽性。

就在这时，他接到研究所内其他部门的传唤。在保密措施严密的会议室内等待他的，是负责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等情报机构联系的对外协调部部长。

“先看看这个。”部长将一份名为《人类灭绝原因研究及对策建议》的论文递给他。看到执笔者是“施耐德研究所首席研究员约瑟夫·R.海斯曼博士”，鲁本斯不由得暗暗吃惊。海斯曼博士的专业是理论物理学，但对其他科学门类也都通晓，可以说是博学广识、声名显赫的人物。尤其是科学史领域，他堪称学界泰斗。鲁本斯曾读过他的好几本著作。这位海斯曼博士，三十年前竟然曾隶属于施耐德研究所，这点连鲁本斯也不知情。

鲁本斯饶有趣味地读着《海斯曼报告》。通读后感受最深的是，博士是一位彻彻底底的反战人士。在冷战如火如荼时提出这份报告，肯定需要相当大的勇气。鲁本斯对海斯曼愈发尊敬了。

“对这份报告，你有什么看法？”对外协调部部长问。

鲁本斯立即答道：“博士所言极是。”

部长点点头。“那再看看这个。”说着，他递出一份文件，“国家安全局监视非洲局势的部门截获了一封从刚果民主共和国发出的电子邮件，发信人是名为奈杰尔·皮尔斯的人类学者，收信人是他的研究伙伴。你的任务是详细调查和分析电子邮件中的内容，在一周之内提出报告。首要问题是，信中的内容是否可靠，这种事是否会真的发生，博士是否作了误判。”

“我能问两个问题吗？”

“可以。”

“为什么要找我来做这件事？这难道不是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的分析员的工作吗？”

部长淡淡一笑：“这是他们做不了的工作，只有你能解决。《海斯曼报告》发出的警告颇具现实意义，所以又轮到我们研究所登场了。”

鲁本斯点点头，提出第二个问题：“关于奈杰尔·皮尔斯这个人，是不是可以提供一些背景资料？”

“必要时参考一下这个。”部长从文件夹中取出一份报告。

鲁本斯首先通读了这份报告。根据国家安全局的身份审查，奈杰尔·皮尔斯是四十七岁的白人男性，父亲是大型贸易公司“皮尔斯海运”的老板。但奈杰尔·皮尔斯生来喜好学术研究，将家族产业的继承权让给了弟弟，二十七岁就取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然后主要从事田野调查，四十一岁时成为罗斯林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外界对皮尔斯的学术水平评价不高，他所写的关于俾格米人中的姆布提人的论文惨遭抨击：“作为游记非常有趣，但缺乏学术价值。”皮尔斯之所以还能继续担任教授，其实是因为家族运营的皮尔斯财团向学校提供了大量研究资金。中情局的报告对他的性格也有分析，说他“精神极其健康，不热衷于学术上的竞争和功名，可以说是全凭兴趣在从事研究”。可见，此人淡泊名利，与政治家的性格恰恰相反。

报告中附有一张照片。鲁本斯把皮肤晒得黝黑、满脸胡子的皮尔斯的形象铭刻在脑中，然后把视线投向皮尔斯发送的那封电子邮件。那份文件上盖着“最高机密”的印章。鲁本斯原以为那是关于致死性病毒的邮件，读后却惊愕不已。

亲爱的丹尼斯：

如你所知，我相信了刚果政府和反政府势力之间的停战协议，返回了伊图里森林。我在那里又见到了好朋友姆布提人。不过，那里发生了令人惊异的事件，我想向你报告。但我下面谈及的内容，请你务必保密。我之所以给你发送这封邮件，是为了留下证据，证明我是最先见证人类历史新一页的人。

进入康噶游群的营地后不久，我就遇到了从未见过的生物，其形态很难用语言准确表达。尽管他的四肢和躯干像人类的幼儿，但只要看一眼他那奇特的头部，尤其是眼睛，就会知道他是另一种生物。我似乎天生就具备辨认异种生物的能力。我看到这奇特的人种时，思维霎时混乱，大脑中生出无数疑问，全身都僵硬了，丝毫动弹不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恢复正常的思考能力。我的脑海里冒出一个自己不想使用的词：畸形儿。我听说，这个生物是三年前由一对姆布提人夫妇所生。可是，经过持续观察，我发现这个生物不仅身体功能完全没有问题，而且还拥有与其年龄不相称的高度智慧。

此后几个月，我确认了这个孩子惊人的智力水平。可以说，他简直就是超人。详情我回国之后再讲，这里只举几个例子。

我向他教授英语，包括读写在内，两周时间他就掌握了。现在，他甚至能与我讨论政治、经济等复杂问题。不过，尽管他已出生三年，咽部却还未发育，尚不能发声对话。我们之间的沟通，都是通过笔记本电脑键盘进行的。

智力方面，他的数学抽象思考能力尤为出色。最让我惊奇的是，他能非常轻松地进行素因数分解。我在电脑上准备了四十位的合数，他只需要心算五秒钟，就能分解为两个素数。人类尚未解开的与素数有关的数学规律，竟然被这个三岁的孩子发现了。倘若美国政府，尤其是国防部知道这个俾格米孩子可以解读最高强度的RSA密码，那一定会万分震撼。不仅如此，就连证明黎曼猜想也并非遥不可及。

我写到这里，你应该已经猜到我想说的话了吧。考虑到异常发达的额头，以及解剖学上的幼期性熟[1]表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孩子极有可能是大脑新皮层发生突变的新型人类，也就是说，人类极有可能发生了进化。至于他的DNA的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异，以及他是否能与现在的人类交配，要等带他回归文明社会后才能检测清楚。

顺便一提，这个孩子的父亲只是普通的俾格米人，母亲已经病死，除此之外并无特别之处。我还去周围其

他游群作了调查，未能发现类似的个体。可见，康噶游群中的孩子双亲某一方的生殖细胞发生了突变。

刚果东部的战斗再次爆发，在战火平息之前，我无法离开伊图里森林。政府军和反政府军都凶残成性，我担心他们会袭击我们。我打算寻找机会，尽快将这个孩子带离刚果。

电脑和卫星手机不太好用，我可能没法再发电子邮件了。不要担心，一旦我逃到安全地区，就会立即与你联络。我再重申一遍，以上内容请务必保密。

期待与你再会。

奈杰尔·皮尔斯

读完邮件后，鲁本斯竭力避免脸上流露出兴奋的表情。这个职场不欢迎感情用事的人。“一周后我就提交分析报告。”他说了这一句，就离开了会议室。

鲁本斯再次惊叹于美国的情报能力。国家安全局是凌驾于中情局之上的世界最大情报机构，它同其他四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2]一起，建立了窃听全世界的“梯队”系统，窃听世界上所有通信——固定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件等。不过，因为不可能处理所有的截获数据，所以只有与美国安全有关的信息，才会被电脑甄别程序筛选出来。这种甄别程序的词库中，肯定包含了皮尔斯博士邮件中提到的特定词组。比如这封邮件中的“反政府势力”“素因数分解”“最高强度”“RSA密码”“美国”“国防部”“震撼”“战斗”等关键词，多半就被检测出来了吧。

国家安全局将皮尔斯博士的这封邮件视为重大问题的理由非常明显，那就是姆布提人孩子所表现出的素因数分解能力。倘若存在这种能力，那现代密码就会失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

可是，在鲁本斯看来，这种对危机的认识是十分短视的。如果出现了超越人类智慧的生物，世界将会怎样？苦心经营方才维持住的人类世界的秩序，可能瞬间土崩瓦解。

看过截获的电子邮件后，鲁本斯返回母校乔治敦大学，一头扎进了图书馆，着手调查人类进化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

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两人几乎同时提出了“自然选择说”，这种假说在此后的一百五十年里一直都是生物进化的核心假说。生物通过突变改变性状，不适应环境的进化被淘汰，反之则会代代相传。这一过程经过世代重复，积累细微的变异，最终导致物种本身的改变。达尔文和华莱士连孟德尔遗传学都不知晓，更别提DNA了。他们仅仅通过观察自然就提出了这样的假说，其洞察力着实令人惊叹。不过，正因为这样，自然选择说也被批评为只论述了进化的某一方面。达尔文进化论只考察了突变发生后的情形，却对突变基于何种机制产生并无涉及。这种假说没有揭示进化现象的全貌。

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这一领域出现了许多新突破。核辐射等外部原因，或者形成生殖细胞时DNA的复制错误，都会导致生物遗传信息变异。实际上，由三十亿个碱基对组成的人类基因组，每两年就会有一个DNA上的碱基被别的碱基替代。可是，这种随机的变异几乎都是中性的，对生存无利无害，是否会作为物种整体的变异固定下去完全取决于偶然。

最近数十年间，分子生物学领域的大发现层出不穷，定论接连被改写。除了单个碱基替换、即位点突变之外，基因组也会变化。一个基因被复制，然后移动到别的部位，或者整条DNA链被复制两次，这些在生物进化史上都曾经发生过。这种剧烈的碱基序列变化便是生物进化的原动力。此外，二十世纪末，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使DNA不发生变化，生物的性状也会变化。甲基和乙酰基等原子团，可以促进或抑制基因表达。而且，因为这种化学修饰在亲子间能准确遗传，所以下一代将会继承上一代的变异。

对这种DNA变异机制了解得越多，鲁本斯就越是觉得，生物进化比从前认为的更迅猛剧烈。换言之，生物进化的速度远超过地质学变化。正如《海斯曼报告》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在漫长的时间中积累着细小的变化，然后在某个时候，性状突然发生巨大的改变。”

对人类进化做一个总结吧。六百万年前，某灵长类分出两条分支，一条黑猩猩分支，一条人类分支。但不可思议的是，六百万年间，黑猩猩基本没发生进化，而从拉米达地猿进化到人属期间，至少诞生了二十种以上的人类，最终演化为现在的智人。但这种进化并非只有一条线，而是有多条分支并行。在太古时代，地球上同时存在多种人类。五万年前离开非洲大陆、扩散到整个地球的新人应该也遇到了直立人和尼安德特人。与黑猩猩相比，人类的进化大大加速，对于这种现象，学界陆续提出了若干解答。

在人类大脑的基因中，有许多提高进化速度的物质，其中有一种同大脑皮质形成有关的基因，叫作“人类加速区1”。自从这个基因在生物进化过程中出现，在三亿年的时间里，就只发生过两次碱基替换。但在六百万年的人类进化过程中，该基因却有十八个碱基发生了变异。也就是说，在所有生物中，只有人亚科的动物，朝智力爆发式增长的方向发生了进化。

鲁本斯接着注意到了名为FOXP2的基因。黑猩猩也具有这种基因。尽管人类和黑猩猩的FOXP2基因相差甚微，但正是这细微的差别，导致了人类在语言能力方面远远超过黑猩猩。FOXP2被称为转录因子，它能促进其他六十一个基因的表达，但同时也会抑制另外五十五个基因的表达。单单一个基因发生变异，就可以改变上百个基因的功能。正是FOXP2上的细微改变，使人类获得了高度发达的语言能力。

鉴于人类DNA上的进化加速区及其细微的变异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不能判定皮尔斯博士报告中关于人类发生进化的论断是谬误的。鲁本斯正要撰写分析报告时，发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项研究。大约二十万年前出现的新人类，有十九万年都过着原始生活，为什么突然就构建出文明社会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存在于人类基因组中。有迹象表明，六千年前出现的ASPM基因改造了人类的大脑。后来又发生了趋同演化，即地理上相互分隔的群体演化出相似的能力，于是各地的文明相继兴起。倘若这一假说成立，那么新人类就经历了大脑的进化，尽管新人类的规模并不大。在判定皮尔斯的论断是否正确之前，人类的进化就已经是既成事实了。

鲁本斯在图书馆完成调查后，返回乔治敦郊外的家。他打开电脑，一口气完成了上级交办的分析报告。在结论部分，他措辞谨慎地写道：

当前还不能断定皮尔斯博士电子邮件中提及的姆布提人幼儿是新物种，将其判定为头部形状奇特的人更妥当。不过，这种奇特形状是碱基序列变异所致，而且这种变异非但没有对当事人造成伤害，反而促进了其智力发育。就这点而论，称其为“进化后的人类”或 “新物种”也是恰当的。

分析报告如期交到对外协调部部长的手中。部长当场就给鲁本斯布置了一项新任务。

“这件事已经写进总统简报里了。总统可能会要求我们拟订应对计划，你提前作好准备吧。”

“应对计划是指什么？”

“是指如何处理这种生物。”

鲁本斯面前又出现了一道难题。因为总统要的不是从生物学观点出发的应对方案，而是如何消除这个国家安全上的问题。他头脑中立即浮现出三个选择：放任、捕获和抹杀。但无论作何选择，都称不上完美的解决方案。

鲁本斯再次返回图书馆，收集应对计划所需的信息。他还没有触及那个根本性的问题：俾格米孩子的基因为什么会变异？进一步说，他父母的生殖细胞出了什么状况？

查阅所有资料之后，有参考价值的信息浓缩为三个假说。鲁本斯对这三个假说逐一作了仔细调查。

最先着手的，是DNA核小体结构方面的研究，即鳉鱼的碱基替换周期性研究。DNA并不是以双螺旋的形态直接存在于细胞内，而是缠绕在被称为组蛋白的球形蛋白质上，两者是线与线轴的关系。而且，因为DNA比组蛋白长，所以一条DNA在缠完一个组蛋白之后又会缠上另一个，就像一条长线有规律地缠绕在一列线轴上。在鳉鱼的DNA上观察到的变异是，与组蛋白结构的周期性相呼应，变异每隔两百个碱基就会发生。如果将这一研究应用到人类的进化上，那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DNA上本来有些容易发生碱基替换的位点，人亚科生物大脑产生有关的基因，只是偶然与这些区间重合而已。随机的碱基替换反复进行，大部分受精卵都会因为基因错误而自然流产，而这一次，在刚果雨林生活的姆布提人中，出现了大脑成功进化的个体。如果这一推测成立，那生殖细胞变异就不是发生在康噶游群的所有成员身上，而仅限于变异孩子的父母某一方。这样一来，应对计划只需要针对这一对亲子即可。

第二个假说涉及“通古斯大爆炸”。1908年，西伯利亚深处的通古斯发生了神秘大爆炸。空中出现巨大的火球，八千万棵树被掀倒，距爆炸中心六十公里的人也被冲击波卷飞。其破坏力相当于一千五百万吨TNT炸药，也就是一千枚广岛原子弹的能量。尽管还不明确是什么引发了爆炸，但有人推测是彗星或小行星冲入地球大气层后在空中爆炸。爆炸地附近的植物，有的生长速度是普通植物的三倍，有的形态完全变异，这明显是核辐射导致基因异常引起的。但不可思议的是，尽管现场附近没有检测出残留的核辐射，但爆炸中心的植物变异率比核辐射引起的变异率高得多。

得知这一情况后，鲁本斯通过对外协调部部长联系上国家侦察局，取得了军事侦察卫星的数据。数据显示，每年大致有七次大气圈内的小天体爆炸。尽管其规模与通古斯大爆炸相差很远，但也相当于长崎原子弹的破坏力，即两万吨TNT炸药。如果这种天文现象能导致生物基因异常，而且发生在姆布提人居住的伊图里森林上空，那它很可能影响到附近的所有居民。但国家侦察局再次确认，过去二十年间，从未观测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上空发生过小天体爆炸。这种天体现象大多发生在无人知晓的海洋上空。于是，鲁本斯放弃了这一假说。

最后剩下的，是决定了应对方案方向的“病毒进化说”。尽管这只是关于生物进化的许多假说中的一种，但这种假说中却包含了鲁本斯无法忽视的概念。病毒没有自我复制的能力，所以它们利用感染的生物细胞实现增殖，将自己的DNA整合到寄生的细胞DNA中，然后进行复制。不过，在整合DNA时，病毒有可能停止活动。于是被寄生的细胞中就加入了病毒的碱基序列，其变异在细胞分裂时被子细胞继承，因此基因组也发生了变化。或者，病毒也可以通过进入宿主生物的基因，作为其一部分实现增殖，而病毒在感染新的个体时停止活动，原来宿主的基因就被纳入了新宿主的DNA中。如果这种现象出现在生殖细胞中，而生殖细胞成为受精卵，添加的碱基序列获得新的功能，那么进化就发生。倘若病毒进化说成立，那么通过病毒感染，生物进化就会同时发生在多个地点。

将这一假说应用到这次的问题上，就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刚果雨林中出现了新型病毒，感染了姆布提人，促使其发生了进化。

接下来，鲁本斯调查了针对姆布提人的病毒感染进行过的流行病学研究，发现名为古贺诚治的日本病毒学者曾对姆布提人感染HIV病毒的情况作过实地调查，而调查对象恰好包括康噶游群的四十名成员。说不定，古贺博士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检测出了导致人类进化的未知病毒。

鲁本斯的学术兴趣被点燃，他立刻索要了日语书写的原始论文，交给国家安全局翻译。但遗憾的是，结果令人失望。古贺作调查的时间在可疑俾格米孩子出生七年前，也就是距今约十年前，而且康噶游群的四十名成员都没有感染病毒。

由于新型病毒可能是在古贺博士的调查后产生的，所以在拟订应对计划时，鲁本斯没有排除进化在若干个体身上同时发生的可能性。

大量研究结束后，鲁本斯暂时放下心来。看样子，“抹杀”这一最糟选择可以避免。只要超人类可能通过病毒感染诞生，就不可能通过杀光康噶游群的成员来根除威胁。这样的大屠杀应该是不会获得允许的。

比较剩下的两个选择——“放任”和“捕获”，就不得不放弃前者。倘若可能破解最高强度密码的高智能生物落入假想敌国手中，那将是极度危险的。

但不可否认，“捕获”这个选择也包含风险。根据《海斯曼报告》，超人类拥有“凭我们的悟性无法理解的精神特质”。面对我们发起的捕获行动，对方将作何反应是无法预测的。为了避免不测，就必须采取彻底的敌对行动，决不能心慈手软。

所以，计划的第一部分是调查。将由特种部队护卫的专家队伍送进当地，确认皮尔斯发出的信息的真伪。

事实确认之后，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即“将康噶游群的成员及所有计划执行者隔离”。之所以连计划执行者也要隔离，是因为他们有可能在当地的活动中感染病毒。任务完成之时，必须捏造隔离理由欺瞒计划执行者，比如为了避免埃博拉病毒或其他类似致死性病毒的蔓延。

计划的第三阶段，是对所有被隔离的人员进行生化检测，确定是否存在导致进化的病毒。如果检测出病毒，那之后的处置就交给政治家，从政治角度判断。政治家恐怕会开发抗病毒药物，将进化扼杀在摇篮之中吧。如果病毒不存在，那就会释放被隔离的人。

至于那个大脑发生变异的三岁孩子，应对办法是让他和他的父亲都加入美国国籍，照顾其生活，并将其置于当局的宽松监视之下。大前提是必须保证他作为一个人的权利，避免使用监禁等暴力手段，令其对现代人留下友好的印象，并利用其超人的智力为美国服务。

然而，鲁本斯拟订的计划，在提交后的第二天就被退了回来。

“高层的意见是，你的计划太拖泥带水了。”施耐德研究所会议室里，对外协调部部长说，“必须尽快消除对美国的威胁。”

“消除？”鲁本斯立即明白了这个词的含义。那就是抹杀。

“而且，你拟订的计划，无论是费用方面，还是实效性方面，都有问题。中东进行的两场战争已经让我们疲于应付了，没有精力隔离纷争地带的四十名俾格米人。”

“这件事可以不通过军事方法解决，要用民事办法。只要打着遏制致死性病毒蔓延的旗帜，就可以伪装为人道支援展开行动，在刚果战斗的各方势力就不会以美国为敌了吧？”

“我说，阿瑟……”部长放缓口气，教育面前这位轻率无知的分析员，“你不知道本届政府的脾气吗？即便你在这儿说服了我，他们也不会改变主意，只会去找另一个听他们话的机构办事。”

被上级点醒后，鲁本斯对自己的幼稚感到羞耻。没错，那些家伙的行事风格一贯如此。给反对意见挑刺，然后加以摒弃，让周围遍布支持者。这是披着民主决策外衣的独裁。万斯政府就是这样发动对伊拉克人民的杀戮的。

“高层的意见不会建立在你拟订的计划的适当性上，只会基于他们自己的偏好。本届政府是典型的牛仔气质，不喜欢慢条斯理的手段。他们的逻辑是：如果有人能破解最高强度的密码，那就抢在假想敌国知道那人存在之前干掉他。”

“可是，就算干掉了那个俾格米孩子，潜在的威胁仍然存在。如果变异是病毒引起的，那康噶游群中可能还会诞生新的超人孩子。”

“高层也考虑到了这一点。”

鲁本斯惊愕不已，直勾勾地注视着桌子对面的部长。本以为自己已经掌握了万斯政府的精神病理，但看样子还是低估了他们的邪恶程度。尽管是在保密措施严密的会议室里，鲁本斯还是压低了声音问：“你是说，要把康噶游群的所有成员，连带奈杰尔·皮尔斯一起抹杀？”

部长苦着脸点头：“要想在华盛顿这里生存下去，就必须注意措辞。不是‘抹杀’，而是‘消除’。只要存在病毒感染的可能性，那要消除的就不止你提到的四十一个人，连计划执行者也必须消除。”

拼死抗辩的鲁本斯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有如此强烈的道德意识。“但这样做军方是不会允许的。派去执行任务的是特种部队，培养一个特种部队战士需要消耗数百万美元的税金。难道这样的精锐部队也要‘消除’吗？”

“不是还有私营军事公司吗？派佣兵去做好了。而且，一旦方案具体化，就会成为白宫主导的暗杀任务，采用外包的形式会更加安全。”

这可不是暗杀，而是种族屠杀，鲁本斯想。目标是一个新人类个体，对一个人的种族屠杀。

“如果病毒感染扩大到康噶游群之外怎么办？周边居民也全都要消除吗？”

“到时候会再作商议。明天就把新计划交上来。”部长命令道。离开房间时，他从门口转过身，补充道：“你要小心啊，阿瑟。”

在鲁本斯听来，这不是威胁，而是亲切的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