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陷入了一阵沉寂。

“如果他被判有罪——”威斯特开口往下说。

“他不会的。”我跟他说。

“但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接着说，“他会去坐牢吗？”

“我不能想象他去坐牢。”我回答道。

“呃，如果真的被判有罪。”威斯特坚持往下说——我突然想起过去威斯特当研究员时的吃相有多难看、有多贪婪，还有他是多么迫不及待地离开诺顿的实验室，另立门户——“至少他会有很多大海时间，不是吗，罗恩？”这句话轻率无比，让我惊诧到无法响应。我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威斯特对我微笑着，又说了一句再见，下车走了。我看见他穿过饭店的双扇门，走进灯光明亮的大厅后，便重新发动车子，开回诺顿家，在那里过了一夜。之后几个月，审判程序开始又结束，最后判刑结果也出炉了，但毋庸赘言的是，威斯特再也没去看过诺顿。

但是就像我说的，没有人同情诺顿的处境。实际上，他是先遭到大家的审判与唾弃之后，才在法庭上被一群理应与他相提并论的陪审团团员审判与判刑的——然而，那十二个人却是如此无能（就我记忆所及，其中一个团员是收费员，另一个是做宠物美容的），像诺顿这种天才居然要由他们来判定人品，由他们来决定命运，不知他作何感想？更何况，他们的决定就算不会全盘抹杀他过去所有成就的意义，但至少那些成就也几乎不再具有重要性。从这个角度看来，诺顿此时觉得沮丧、无聊、了无生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

关于诺顿这个案子的媒体报道，我也有几句话要说，如果我没有谈一谈报道内容的语调与范围，似乎是件很蠢的事。首先我想说的是，由于诺顿犯的是强暴罪，各家媒体除了报道他那些外界已经知晓的少数生平事迹，还浪费了许多篇幅加油添醋，完全罔顾真相，这一点也不令我意外。（无可否认，那些报道的确用三言两语简述了他的伟大成就，但只是为了让他被控的罪行更令人发指而已。）

还记得诺顿等待审判的那段日子，我陪他守在家里（屋外有一群电视台记者整日聚集在草坪边缘的人行道上，在虫声嗡嗡作响的夏日晴空下吃饭聊天，简直像在野餐），在我们接获的许多采访邀约中（当然，最后他并未接受任何访问），只有一家媒体（令人遗憾的是，是《花花公子》杂志）请诺顿写下自辩词，而不是派某个见猎心喜的年轻作家，来为读者诠释他的生平与他被指控的罪行。（尽管仍在开庭，我觉得那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诺顿担心不管他写什么都会遭人利用，变成一篇对付他的自白书。他说得没错，我们也打消了念头。）但是我也知道，当他发现他无法为自己辩护时，内心想必是悲愤交加吧。

讽刺的是，就在诺顿被捕前不久，他已经在计划写回忆录了。早在1995年他便已处于半退休的状态，不用处理各种烦人的行政事务与实验室琐事。不过，这并不代表他不再是实验室不可或缺的重要研究人员，而是他开始允许自己用不同的方式规划时间。

然而，诺顿并没有机会把他非凡的一生记录下来——至少他没办法在他偏爱的情况下做那件事。但就像过去我常说的，他的心智力量足以克服任何挑战。所以，在他入狱两个月后，也就是从4月起，我每天写信问他想不想写回忆录。我跟他说，他的回忆录不仅对人文与理工学界都有所贡献，也能对有兴趣倾听的人剖白，借此摆脱外界强加在他身上的刻板印象。我说，如果他愿意，我很荣幸能帮他打字，做些初步的编辑工作，就像过去他把论文提交给各大期刊之前，都会由我经手。我在信中说，那对我来讲一定是个很迷人的计划，或许他也会觉得有趣。

一周后，诺顿寄了一封短信给我：

我不能说我非常乐意把人生最后的这几年用来说服别人，让他们了解我并未犯下我被判的那些罪行，但是我已经选择开始撰写你所谓的“我的人生故事”。我非常信任你。(3)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第一批稿件。

在我邀请读者了解诺顿的非凡人生之前，我想我应该以导论的形式先说几句话。说到底，这毕竟是反映出某种问题的故事。

当然，诺顿说得肯定比我精彩，但在这里我要先向读者交代一些关于他的细节。他曾跟我说，他的人生一直到他离开美国、前往乌伊伏后，才有了意义，而他在那里的许多发现，也的确深深影响了现代医学的发展，还让他获得了诺贝尔奖。1950年，年仅25岁的他，初次前往位于密克罗尼西亚的神秘国度，人生从此大变，也对科学界造成了革命性的影响。在蕞尔小国乌伊伏停留期间，他跟一个后来被他命名为欧帕伊伏艾克族的“失落的部落”住在一起，其居住地是该国最大的岛，也就是人称伊伏伊伏的“禁闭之岛”。他在岛上发现当地原住民深受一种未曾列入文献、没人研究过的病症的影响。过去，在世人的印象中，乌伊伏国人民的寿命都很短，到现在某种程度上仍是这样。但是，诺顿在伊伏伊伏岛上认识的一群岛民，其寿命远比一般人长，有的能多活二十或五十年，甚至一百年。这种发现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两个理由：首先，尽管罹患此症的人身体并未老化，心智却有衰退的现象；其次，他们的病症并非天生，而是后天的。

在诺顿发现这个病症之前，人类不曾如此接近过永生的目标，也未曾看过如此美好的愿景会这么快就从手边溜走：他发现了一个秘密，又让秘密流逝，整个过程不过十年光景。

对于欧帕伊伏艾克族的研究，让诺顿在医学以外的领域投下震撼弹：他与他们一起住了将近20年，结果衍生出了现代医学人类学的新领域，他在那些年完成的著作，如今已成为许多大学课程的必读书单。

但是，他也正是在乌伊伏国(4)惹上了麻烦。乌伊伏国之旅对诺顿的许多意义之一，是他开始爱上孩童，这种爱恋持久不变。读者们恐怕都不熟悉乌伊伏这个国家，它是一个地貌壮美险峻的国度，那里的一切都比我们的世界更为壮阔纯粹，比我们想象的更令人赞叹，不管往哪个方向走，总是能看到愈来愈壮观的景致：一边是无边无际的水泽，静止不动，色调强烈到令人无法久视；另一边则是绵延不绝、层层叠叠的高山，山峰被淹没在袅袅白雾之中。初到乌伊伏国，诺顿聘请该国人民当他的向导，带着他去寻找未曾看过的景物。几十年后，在当地人的请求之下，他带着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代回到了马里兰州抚养，完全视如己出，提供他们在乌伊伏国不可能体验到的教养方式。被他带回国的孩子有许多是孤儿，都是一些生活条件奇差无比、长大后的处境也不可能改变的婴儿、幼童。

在他自己还没惊觉之前，他领养的儿童已经超过四十人。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中，他总计领养了三批孩童，其中许多人返回密克罗尼西亚后，当上了医生、律师、教授、酋长、老师与外交官。其他人则选择留在了美国，到社会上工作或留在了学校里。遗憾的是，也有一些人贫穷潦倒，吸毒犯罪，不知所终。（任何有四十三个小孩的人，都无法期望每个小孩皆出人头地。）如今，他们当然不再是诺顿的小孩了。而且在他们的选择下，诺顿也不再是他们的父亲：近年来在他陷入困境期间，他们几乎全都放弃了他，这实在令人震惊。毕竟他为他们提供过住所，教过他们说话，养育了他们——他给了背叛他所需的一切工具，而他们也的确背叛了他。诺顿的孩子把美国与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看得很透彻：他们发现，只要指控某人是性变态，社会大众多半会买账，就算他是备受推崇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挺不住。这真是可惜，其中几个孩子跟我还蛮投缘的。

我想我该说清楚的第二件事是：我对这部回忆录非常感兴趣，但我并非故事的主角。理由之一是，我这个人向来沉默寡言，也没兴趣述说自己的故事——毕竟这世界上已经有太多的故事了。

不过，我想针对回忆录的编纂工作说几句话。身为编者，我所做的事其实很少。回忆录的每个段落（段落标题都是我加的）都是诺顿入狱期间写下分批寄给我的，前面都附了一封信，不过信件内容大都涉及隐私，我认为不适合收进回忆录。同时，文字是一批批写出来的，读者偶尔会发现内容写得自然而随性，并且是以大家非常熟悉的作者生平与作品为前提的情况下写出来的。既然我是最了解诺顿的人（这本回忆录其实是在我的要求下写给我的），每当我觉得需要提供额外信息，帮助读者了解诺顿的故事，我就有责任加上一些脚注。（偶尔为了弥补诺顿叙述的故事之不足，我也会加上自己的批注。还有，某些我觉得无法让内容更为丰富或者不相关的段落，我也自己做主删除了，但是此类删减不会影响诺顿勾勒出来的人生全貌。）

最后，我觉得我该试着回答诺顿开始寄稿子之前于信中提出的问题：我希望这本回忆录的撰写计划达成什么目标？我的想法一点也不复杂：不过就是为诺顿平反，并提醒大家，与那短短几个月内他可能犯下也可能没有犯下的罪行相较，他过去几十年间的成就实在重要太多了。也许我太天真，但这是我该做的：如果我没办法尽力帮助一个为科学界与医学界贡献良多的人，我将无法原谅自己。

罗纳德·库波德拉

于加州帕洛阿尔托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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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市，在当地的斯坦福大学医学院免疫学系担任约翰·托伦斯讲座教授。

(2) 1998年4月24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3) 1998年5月3日，诺顿·佩利纳写给罗纳德·库波德拉医生的信。

(4) 我这里所谓的乌伊伏国，指的是整个国家，而非其中任何一个岛屿。接下来读者们将发现，诺顿大部分时间待的地方是伊伏伊伏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