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2>I</h2>

1924年，我生于印第安纳州，故乡林登镇是那种毫不起眼的中西部乡间小镇。它缓缓地持续成长，距我出生之前大约二十年，人口才开始把自己“复制出来”。我的意思是，印象中小镇唯一的特色就是它没有值得一提的特色。镇上有筒仓，有红色谷仓（大多数居民都是农民），还有杂货店与教堂，也有神职人员、医生、老师、男人、女人与小孩：它具有美国典型社会的雏形，但是欠缺任何花边与装饰，也没有附属品。镇上有几个酒鬼、一个疯子，还有猫狗，也会与西边几里远的蝗虫镇一起举办乡间市集（如今蝗虫镇已经并入邻近城镇，不复存在）。镇上共有一千八百位居民，每个人出生后都走上同样的路：上学、做家事、当农夫、与其他镇民结婚，共组自己的家庭。在街上碰到别人时，大家会彼此点头打招呼，男人则是稍稍将帽檐往下拉。随着一年四季的更替，当地人种植烟草与玉米，然后收割。这就是林登镇。

我们家一共有四个人：爸、妈、欧文和我。(1)我们住在一个一百英亩的大农场上，破破烂烂的房子唯一的特色，就是中央有一道曾经非常华丽的宽大阶梯，但因为一代又一代的白蚁蛀蚀，早已只剩残骸。

我们家后面不到两千米远的地方有一条蜿蜒的小溪，又小又慢，行径诡谲多变，让人无法帮它取一个比较恰当的名字。每年三四月融雪之后，融雪与春雨让它流得又大又急，水位暴涨升成一条河。那几个月，小溪的面貌大变，变得如此无情而果决，河岸边许多如繁星点点的血根草花与野生百里香会被连根卷入河里，到了下游一处不知谁盖起来的老旧水堤才被拦下，卡在灌木丛里。溪流中一年到头都有小鱼，它们奋力往上游游过去，沦为波臣。每年春季，它不再是一条无声的小溪：汹涌的河水轰隆隆作响，剧力万钧，通常连平静无比的平凡支流也会在那几个月变得可怕难测，爸妈都叫我们要远离它。

但是每年到了酷热的夏天，那条小溪（溪流源头不在我家土地上，而在东边大约十千米处的穆勒家）会再度干枯，变成涓涓细流，胆怯地从我家农场慢慢流过。小溪上方的空中飞着许多蚊蚋蜻蜓，嗡嗡作响，溪底污泥里则攀附着许多水蛭。过去，我们会去溪钓与游泳，然后沿着低缓的坡面爬回矮丘上的住家，在手臂和腿部上被蚊子叮咬的地方猛抓，抓得皮肤变粗渗血。

我父亲不曾往下走到丘边的小溪，但母亲喜欢坐在草地上，看着溪水潺潺流过她的脚踝。小时候，我们会对她大叫：“看我们这边！”她总是抬起头，一脸做梦的表情，挥挥手——不过我们总是搞不清楚她到底是在对我们，还是对附近的一棵橡树苗挥手。（母亲的视力没问题，只不过举止常常看起来像个盲人；她平日四处晃荡的样子仿佛在梦游。）等到我跟欧文七八岁时（总之，就是年纪还小，对她的印象还未幻灭的时候），我们常常作弄可怜的她。我们会对她挥手，坐在河岸上的她双臂抱住膝盖下方，等到她也对我们挥手（她挥动的不只是手掌，还有整条手臂，像一大片在水底摆动的水草），我们就会转身背对她，大声交谈，假装没看见她。之后，到了晚餐时间，她会问起我们在溪边的行径，我们两个会装出一副震惊困惑的模样。在溪边？但是我们没有去溪边啊！我们一整天都在农场上玩。

“但我看见你们在那里。”她总是这么说。

我们俩会口径一致地回答说没有，还一起摇摇头。那一定是另外两个男孩，两个看起来像我们俩的男孩。

“但是——”她欲言又止，一脸困惑，然后又恢复正常表情。“一定是别人。”她会用犹豫的口气说，并且低头看着餐盘。

每个月，这种对话都会出现几次。这对我们来讲是一种游戏，但也令我们不安。母亲也跟我们一起玩游戏吗？但是她脸上那种担忧害怕的神情不太对劲，就像当年我们说的那样：她好像真的无法相信自己亲眼看到的景象，还有自己的记忆，那表情实在太过真实自然了。我们选择相信她是装出来的——否则她不就是疯子或笨蛋了吗？这实在让人感到害怕而不愿再去深究。稍后，回到房间里，欧文和我会模仿她（“但……但……但是那明明就是你们！”），并且笑个不停，但笑完之后，我们会静静地躺在床上，想到那游戏让我们意识到的一件事，又忧虑了起来。尽管年纪幼小，我们（通过读书，通过同伴）都知道母亲的职责是责骂、指导、教诲孩子，必要时还要训示，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母亲无法胜任那些事。我们心想，在这种女人的教养之下，长大后我们会变成哪一种人？为什么她那么无能？我们对待她的方式就像一般男孩玩弄小动物一样：每当高兴与宽容时就对她好一点，否则就残酷以待。知道我们有办法让她肩膀放松下来，让她的嘴角露出犹豫的微笑，也有办法让她低下头，在不高兴或困惑时用手掌快速地摩擦腿部，实在令我们欣喜若狂。尽管我们担忧，却未曾说出口，我们只会用嘲弄或厌恶的口吻谈论她。担忧之情让我俩变得更亲近，也更大胆及惹人厌。我们心想，我们一定可以把她掩藏起来的大人模样给逼出来。跟大多数孩童一样，我们以为每个大人天生就知道怎样恫吓别人，展现权威。

她除了脑袋不灵光之外，还有一些小地方显示她也许是个失败的母亲。她煮菜总是马马虎虎（她做的水煮青花菜吃起来像橡皮，菜里藏着许多微小的甲虫虫壳，眼睛看不见，但吃起来嘎吱嘎吱；而她烤的烤鸡出炉时嗞嗞作响，还带着血）。她偶尔做下家事——父亲买了一台吸尘器给她，但被她遗忘在挂大衣的衣橱里，后来有一天被我跟欧文大卸八块了。她似乎也没有任何嗜好。我们不曾看她读书写字作画，或者拈花惹草，总之她没做过任何我们当时认为有价值或有趣的休闲活动。夏天的午后，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她坐在客厅里，小腿像小女孩一样收在大腿下面，脸上挂着蠢蠢的微笑，用茫然的双眼死盯着被阳光照得清清楚楚的一大片尘埃。

有一次，我看到她在祷告。某天下午放学后，我走进客厅，发现她跪在地上，双手合十，把头抬起来。她的嘴唇动来动去，但我听不见她说些什么。她看起来荒谬无比，像是对着空荡荡的戏院演戏的女演员，连我都为她觉得好尴尬。“你在做什么？”我问她，她吓了一跳，抬头说：“没什么。”看起来一副受惊的样子。但我知道她在做什么，也知道她在说谎。

我还能说什么呢？只能说她令人费解，四处游荡，甚或是个笨女人。但在此我也必须说，她对我而言始终是个谜，能够有她那种表现的人应该不多。我还记得其他关于她的事，像是她长得很高、面貌优雅，尽管我已经想不起她具体的形貌，但我知道她还挺漂亮的。欧文的办公室挂了一张老旧模糊的深褐色照片，可以印证这一点。如果她活在这个时代，可能会被当成大美女，因为必须要用超越她那个时代的审美观才能好好欣赏她——她的脸又长又白，总是一副担惊受怕的样子：那是一张兼具知性美、神秘感与深度的脸。现在的人会说她美丽动人。我父亲一定也觉得她很美，否则我实在想不出他为什么会娶她。如果父亲会和女性说话，对方一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不过他不觉得那种女性性感。我想这是因为聪明的女人会让他想起西比尔姑姑，她是罗彻斯特镇的一个女医生，深受父亲景仰。所以，他只能娶漂亮的女人。等到我长成青少年，发现父亲只是因为母亲的美貌而娶她时，我很失望。到了后来，我才发现父母在许多方面都令我们失望，最好不要对他们有任何期待，以免落空。

不过大致上，我对她可说是一无所知。我甚至不知道她的故乡到底在哪里（我想是内布拉斯加州的某地），但我知道她出身穷困，相对来讲，父亲比较有钱，要求也不高，是父亲救了她。奇怪的是，尽管她家很穷，她却不像干过粗活的人，看起来没做过苦工，或过过苦日子。她给人的印象反而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上过礼仪学校后，就直接被送进了丈夫怀里。（在欧文的相片里，她散发着光芒，因为她早早就悄然离世了，再加上那些像梦游般的缓慢动作，都让她在我的记忆中留下充满光泽、备受呵护宠爱的形象，但我知道实际上并非那么一回事。）就我所知，她没受过教育（在念我们的成绩单给父亲听的时候，她连“模范”两个字都不知道怎么发音，她先蹩脚地念念看，接着欧文或我就忍不住大声念出来。我们一方面沾沾自喜，一方面感到不耐，也认为她丢了我们的脸），死时年纪尚轻。

但是她在各方面的表现也都很年轻。记忆中，她做的事与外表总是那么孩子气。无论什么场合，她那卷卷的长发总是放下来，在她背上交缠成螺旋状。虽然当时我还小，但她的发型连我都看不惯，我觉得发型再次证明了她仍彻底维持着女孩的模样，尽管非常不恰当——不管是她的长发、她那冷淡而茫然的微笑，还是任谁跟她讲话都会乱飘的眼神，这些特质都让她无法成为受人敬重的母亲。

如今我把母亲毕生的一些细节写出来，让我感到不安的是，我对她的了解居然那么少，而且对她也不感到好奇。我以为每个孩子都渴望了解爸妈，但我不曾认为她是有趣而值得多去了解的人。（或者我该倒过来想，就是因为无趣才应该多去了解她？）但是话说回来，我向来不认为我们该美化过去：这对我有何好处？没想到，后来欧文却变得对母亲很感兴趣，大学时期甚至想要研究她的家族史，并为她完成一篇非正式传记。不过，才着手几个月，他就放弃了，每当有人问起那项计划，他总是充满戒心，所以我假设他顺利找到了母亲娘家那边的亲戚，发现他们全是乡巴佬，厌恶之余，便放弃了整个计划（他从很年轻时就培养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态度，因此这的确是他的作风）。(2)令我不解的是，就某方面来讲，母亲对他总是那么重要。话说回来，欧文是个诗人，我想他应该是认为那些细节无论再怎么平庸或终究令人失望，在未来都是可用的创作题材。

总之，当时是1933年7月。我实在不愿说“那一天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因为这听起来太耸人听闻、不祥且难以置信。但的确如此。结论是，那一天真的跟其他日子没什么两样。我父亲跟他的小农朋友莱斯特·德鲁一块儿出门，去做两个小农会一起做的事。欧文跟我抓了一桶水蛭，打算把它们烤成派，送给我们俩都讨厌的坏脾气兼职女厨师爱妲。我母亲则坐在溪岸边泡脚。

事后，有好几个星期，父亲一直要欧文跟我试着回想：那天下午她看来有无异状？是不是无精打采，或者病恹恹的，抑或是特别累？她是不是跟我们说过她觉得头晕或虚弱？但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事实上，如果说，我对母亲那一天的行为举止或情绪没什么印象，那可能就是她看起来很平常。虽然母亲常令人厌烦，但我们还不至于认为她是个不稳定的人。即便生命走到了最后一天，她还是遵循着只有她自己能掌握的那种节奏。

隔天早上，欧文与我睡到挺晚才起，一如我们在夏天的作息。我醒来时，欧文还睡在我身边。那天天气很热。家里对我们俩的要求不多。与其他孩子的不同之处在于，爸妈向来不要求我们帮忙做家事，每天我们都可以自己选择想做什么。所以夏天那几个月，我们总会从事一些淘气的休闲活动，像是在溪流边折磨牛蛙、偷摘莱斯特·德鲁的杏树，或是在高高的草丛里追赶一群土拨鼠。早上我们想要几点醒来都可以，去厨房吃完剩下的早餐后，便出门执行当天的计划。有时候，老爸会跟莱斯特·德鲁待在家里卷烟来抽，两人中间摆着一盘像刚采摘的闪闪发亮的切片水蜜桃，看起来挺恶心的。双方咕哝两句后，我们就在桌边坐下默默吃早餐。

那天早上，家里除了他们还有另外两人——镇上的医生约翰·那不勒斯和牧师康宁汉，四个人静静地交谈。看到我走过去，他们静了下来。我爸是个冷淡寡欲、不会表达情感的人。（他有一张国字脸，眼珠子是刺山柑的橄榄色。）因此，只要他流露出情绪，那就表示出大事了，或者至少会引人好奇。其实我已不太记得他平常的表情怎样，但那天早上他的表情夹杂着惊讶、恐慌与困惑，至今仍记忆犹新。

“你妈妈死了。”我爸说。声音听来冷静而严肃，语调一如往常，掩饰了他那不一样的神情——没错，他的声音让我放下心来。

“约瑟夫，是真的。”康宁汉牧师说。

“这样跟他讲是最好的，直截了当。”父亲说。他刚刚正眼看着我，道出死讯，此刻则把头别开，对着康宁汉牧师头上的某处讲话，“牧师，我想您会帮忙处理遗体。不管她希望怎样……都照做吧。”接着他双掌一拍，动作干净利落，像是做出结论似的，然后慢慢走出后门，到后院去了。莱斯特用哀伤的眼神看了我很久，也跟在他后面走了出去，留下我们在那里，康宁汉牧师叹了一口气，约翰·那不勒斯则是脸色阴沉。

“你啊！”那不勒斯对我说，“你不是还有个弟弟吗？”

他知道我有个弟弟。去年夏天，欧文与我曾把一堆草绿色的蛇一条条放进那不勒斯诊所的信箱里。那不过是顽童的恶作剧，但他非常生气，未曾原谅我们。他是个难搞又爱生气的家伙，对世间失望而脾气乖戾，在街上看到小孩，知道他们没什么法子报复，就会朝他们的方向踢起阵阵尘沙。“你不想知道你妈是怎么去世的吗？”他问我。

“那不勒斯！”康宁汉牧师说。

那不勒斯不理会康宁汉牧师。“根据我的医学判断，”他接着说，“溪流边的蚊子是中国流感的病媒。蚊子是病媒，你妈不小心走进一个充满病菌的污水坑，害死了自己。”他往椅背上一靠，看起来心满意足，抽了一口烟斗后继续说，“如果你跟你弟弟不避开那条溪流，你们也会得同样的病死掉。”

康宁汉牧师一副吓呆的模样。“真是够了，那不勒斯。”他说。他也不知道该怎样制止，只好从后门离开。我并不意外，本来对他就没有太多期待——不只是他的牧师身份，也因为他不具威严。他那张脸在人们眼前无法留下深刻的印象，只有他不在身边时，大家才能想起他的长相：双颊憔悴深陷，好像有人爬上去咻咻两下把他的肉刮下来，他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那不勒斯耸耸肩。他跟其他人不同，似乎不想离开。欧文跟我先前就注意到了和大人讲话时，如果把他们看成动作慢半拍，甚至比我们差劲（好像他们是我们必须学会忍耐的烦人家伙），他们就会吓得讲实话，也不会采用跟小孩子讲话的语气。但是那不勒斯不吃这一套，骄傲让他不愿改变说话的方式，于是变得很棘手。

“中国流感是什么鬼东西？”我开口问他。

那不勒斯吐了一口烟，用粗鲁的口气说：“说了你也不懂。”

“我觉得那是你编的。”

“我觉得你是个小屁孩。你跟你弟弟都是。”

“的确是你编的，对吧？”

“说话小心点，小鬼。”

“那到底是什么？”

我们这样来来回回了几次——我问问题，那不勒斯威胁我，直到他叹气让步。“那是一种通过蚊子传染的疾病。蚊子咬了你妈，她就得病死掉了。”这种解释似乎还挺合理的，我一语不发。我想我们就这样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两人都觉得这种死法实在有点凄惨。但那不勒斯马上想起我是怎么从他口中套出答案的，随即恢复镇定。“你妈没有自杀，实在让我意外。”他说，“上帝为证，如果我是你爸，我一定会去死。”他的眼神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与期待。

他的话并未困扰到我，但他一定误以为我的沉默是因为心里受伤了。志得意满的他用烟斗敲敲桌面，把烟灰倒成一个整齐的小小蚁丘后，就从我家前门离开了，门在他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他沿着门前的路往下走时，我能听见他吹口哨的声音，后来哨声愈来愈小，终至消失，只剩夏虫的鸣叫声。那是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话时把我当成大人。

不过，初次让我对疾病感到兴趣的也是约翰·那不勒斯这个自鸣得意的小镇庸医。这算是他的无心插柳之作——我想他会用那种直白的方式向我解释母亲的死因，并非他企图把我当成大人，他其实是个残酷小人，而我确信他只想用言语刺激我，把我弄哭——那一番解释听来刺耳，而且是错误的，却让我初次见识到疾病的世界，还有其中迷人的难解之谜。

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欧文就对文字产生兴趣了；他会阅读字典与各种书籍，他喜欢任何形式的文字游戏，像是易位构词游戏(3)、双关语和回文造句(4)等等。光是读到押韵的词句，或是自己创新的，他就可以乐上一整天。我也很爱读书，但我从不像欧文那样喜欢文字游戏，因为我认为文字本身并不蕴含智能——它是人类创造的，也由人类赋予意义，我总觉得绝妙文句只比充满机关的中国古代百宝盒高明一点而已。作家之所以备受赞扬，是因为他们的写作能力，他们的作品是可以任意改变或操控的，但是，用人造的语言来创作，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呢？也许这样还不够清楚，我该换个方式来解释：语言本身并不蕴含秘密。

但是，科学却暗藏各种迷人的秘密，其中又以医学为最——科学是一个储藏所有谜题的黑暗宝库。语言的诠释与推论有可能是错的，规则可以由人类随意创新或更改，没有纪律可言。有时候，语言看起来就像人类为了自娱而创造出来的游戏，就像欧文那样。但不管是疾病、病毒，还是扭来扭去的长条状细菌，无论有无人类都会存在，等着我们去解密。

约翰·那不勒斯对疾病的看法当然与我不同（如果某个医生认为该关注的是病人而非疾病，那他肯定头脑不大好，而那不勒斯就是绝佳例证），但是我把他的出现当成人生的警讯，如果我当初没走上研究医学这条路，如今就必须和那种人打交道了。即便在那当下，我也知道不充分的解释无法满足我。我实在太沉不住气了。

所幸这件事并非那不勒斯说了算。我爸是个懒人，却不笨，而且在这方面他厉害得很。那天下午，他打了一通电话给我住在罗彻斯特的姑姑（他完全没想到该把死讯告诉欧文，一直等到他下楼进了厨房，揉揉惺忪的睡眼并大发牢骚时，我才告诉他），接着又打了一通电话给西比尔姑姑住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的医学院同学，再由那位同学致电一个住在克劳福兹维尔（位于我家以东一百千米的城镇）的朋友。那个朋友就是伯恩斯医师，在他的安排下，母亲的遗体被送到他的诊所解剖。

隔周，他就把解剖报告寄给我们，结果显示我妈并非死于中国流感（伯恩斯在信中用极客气的语气写道：“我自己并不熟悉那种疾病，然而身为一位病理科医生，我必须承认，也许我对当地疾病的熟悉度，并不如我那可敬的同行约翰·那不勒斯医生。”），而是死于动脉瘤。动脉瘤！西比尔姑姑向我解释后，我常常想象那是怎么一回事：只听到动脉轻轻爆开，湿黏松软的组织缠绕在一起，大脑变成一片黑红相间，宛如闪亮黏稠的红石榴。（后来十几岁的时候，我曾因为一阵奇怪的罪恶感浮上心头而这样想：多么年轻！多么不公平！成年后，到了能严肃思考自己的死亡、希望怎样死去的时候，我也曾想：多么戏剧性啊！我想象那画面就像一阵流星雨或火花，点点火光如宝石一般从天而降，每道火光都不比秧苗大，母亲的最后际遇几乎让我羡慕了起来。）

西比尔姑姑写信跟我说：“她并未感到痛苦，死得很干脆。她很幸运。”

死得很干脆。我常想起这种说法，直到我自己也当上医生，亲眼见识了西比尔的话是怎么一回事。但小时候那几个字就像死亡的概念本身，对我来讲是个谜。死得很干脆。我妈的运气好，死得很干脆。她是个喜欢做梦的人，宛如人间游魂，而且大自然还把最棒的礼物送给了她。那天晚上，她静静地滑进棉被里，就像把双脚伸进清浅的潺潺溪水一样，闭上双眼，不知道自己接下来会怎样，也不感到害怕。

多年后，母亲仍以诡异的形式出现在我的梦里，她的脸出现在其他东西上面，看起来是如此怪诞而深奥难解：她曾变成我鱼钩上滑溜的白色鳟鱼，悲伤的嘴巴咧了开来，一双黑眼紧闭着；她也曾变成我家农场边缘的榆树，树上那些参差不齐的斑驳金黄树叶，变成她头顶那一束束打结的黑发；或是穆勒家那只跛脚灰狗，充满渴望的嘴巴一张一合，却未曾出声。年纪渐长，我也开始了解母亲死得有多么轻松，怕死的人对人生都还有悬念，但她没有。仿佛从我有记忆以来，她就在为自己的死亡做准备。前一天她还活得好好的，隔天却死了。

就像西比尔姑姑说的，她很幸运。在将死之际，除了死得轻松点，我们还能有什么要求呢？

母亲死后，就只剩欧文与我，还有父亲了。先前我说了一点关于父亲的事。他跟母亲很像，都有点疯疯癫癫，无法安于现状，我们说不上喜欢他，但他的确比母亲还好相处。如果说母亲是死时才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父亲则是早早就认为运气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

父亲的故乡是我们家附近的皮特镇，那是另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如今几乎废弃了，每年逐渐变得愈来愈可悲，人口七零八落，孩子们长大了便会远走高飞，再不返乡。不过父亲小时候，皮特镇还挺重要的。那里曾经有个火车站，因此镇上经济规模虽小，却很稳健。例如，有旅馆、音乐厅各一间，矗立在主街两侧的是一栋栋蓝色与灰色系的两层楼木造房屋。前往加州的旅人往往会在皮特镇稍事休息，在车站附近的杂货店吃一份鸡蛋沙拉三明治，喝一罐芹菜汽水再上路。镇民因为这种短暂而单纯的关系发财：旅客掏钱买东西，高高兴兴互道再见，双方却绝对不会再见面。毕竟，人生在世大多数的关系不都像这样吗？唯一的差别是，这已成为皮特镇多少代以来的生活方式。

我的祖父母都是匈牙利移民，开了一家杂货店。他们与儿子不同，两人工作勤奋而简朴，对投资很有一套。1911年，也就是我父亲读大三的时候，他俩因为流感相继亡故。父亲与妹妹继承了祖父母的店面与房屋，以及他们生前在林登镇购买的七十英亩农地，还有存款。跟我妈过世时一样，父亲展现出处理后事的能力与效率。他把皮特镇的店面、房屋卖掉，缴了税金，办了葬礼，并且为他妹妹开了一个储蓄账户。当时刚从高中毕业的西比尔姑姑，用一部分钱支付了韦斯利学院的学费。父亲生性较懒，把普渡大学念完后，就迁居林登镇，盖了一间房子，每年买入几英亩的地。西比尔姑姑进入西北大学医学院就读的时候，父亲种植的是大豆、扁豆与黄豆。后来，他生了两个儿子，成为当地的铁路员工，负责管理时刻表。他完成了自认为该完成的所有人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