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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厅里灯光昏暗，挤满了人。

舞曲的声音震撼着地板，空气里充满了香水和汗水混合的强烈味道。

人们扯着嗓子大喊大叫才能听到彼此的讲话。

我倾听着那些声音，努力辨别它们使用的语言和口音：

这些客人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法国，其中还有一些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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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同一寝室和左邻右舍的学生们纷纷手持冰啤酒，仰头观望着处女座方向一簇簇明亮的光带划过天际，照亮了整个夜空。和普通的流星不同，这些光带没有在一两秒钟之内就燃烧殆尽；相反地，它们好似从玻璃窗上滚落的雨滴，慢慢地爬过苍穹，燃烧的尾巴渐渐消失在黑暗里。

“你在想什么？”我问身边的一个女孩——她一头黑发，棕色的皮肤，脸上反射着汗水的光泽。我想她应该来自于东南亚地区。初夏的晚风带来她身上淡淡的香水味——如花儿一般芬芳，清新怡人。从她一直握在手里的书本判断，她可能是住在我们宿舍楼下的法律系学生。剑桥法学院有很多人都住在校园的这个角落里。

“就像在观看世界末日一样。”她答道，“你就是那个每天晚上一到《大卫深夜秀》时，就在我天花板上做杰克跳的家伙，对吧？我叫罗拉。”

“我只有在那个时候才有时间锻炼。我是马特。”

我们一起分享了一瓶啤酒，继续观看天上的火雨。

那天晚上，一共有四百五十三个探测器降临地球。

每个探测器的大小相当于一个小个子人类，五英尺高，一英尺多宽，上面是一个垂直的黑色筒状物体，往下渐渐变细，到底部形成一个圆点。它的形状和无光的表面让人联想到动画片里爆炸前一毫秒，只差一英尺落地的炸弹。

所有的官方组织都试图与这些探测器建立联系，但一切尝试都失败了。人们只要靠得稍微近一点儿，它们就会像野生动物似的立刻躲开，退到安全距离以外又停下来。所有采用基本物理常数进行的表达方式——包括闪光灯、叮当作响的铃铛、脉冲无线电波，甚至对着探测器轻柔地喷射空气——都无法获得任何有意义的回应，对着它们演奏音乐或是展示艺术品也无济于事。同时，探测器外壳似乎可以阻挡一切远程成像技术（例如超声波、雷达，或更加超乎寻常的射线）。每当靠近时，可以听到它们发出一种类似于蜂巢般的嗡嗡声，但声音杂乱无章，毫无规律可循。如果它们是想借此与人类进行交流，那完全不知所云。

就这些探测器而言，它们没有发出机器人一样的声音，没有搜集任何样品，没有绑架任何人，没有拍摄全息图片，也没有流露出要求会见某位领导人的兴趣。它们仅仅是飘浮在繁华大街上来往的行人当中，或是跟着在快车道上行驶的汽车，沿高速公路一路向前；有时候，它们会在同一地点漫无目的地停留好几个小时；有时候，它们呼啸着穿越大海，背后留下一串音爆。

“它们到底想干什么？”人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毫无疑问，这些探测器分明对人类很有兴趣，因为它们都集中在人口密集的区域。不过，它们总是远离战争地带。是因为它们自身太脆弱吗？还是因为把它们送来的生命憎恶暴力？或者这本身就是一个精心设计的把戏，让我们认为探测器对人类的军事能力不感兴趣，从而让人类掉以轻心，暴露自身的弱点？

后来，有人抛出了这样的观点，如果一个种族可以实现星际航行，那它一定是具有攻击性和威胁性的。他们还说，如果我们不想步阿兹台克人和印加入的后尘，那最好摧毁那些探测器，利用它们取得技术进步，然后为迎接报复性打击做好准备。可是，探测器散布于全世界的各个大陆、各个国家，不可能让所有政府达成一致的秘密安全协议，同时向探测器发动进攻。如果各自行事，那些不喜欢美国的国家也许会选择对这些探测器顶礼膜拜，希望获得外星力量的支持。

总统宣布说，最安全的办法就是不管那些探测器，不对它们做出威胁的姿态，不愿意让它们窥探到的地方就锁好大门，拉好窗帘。

几个月后，新闻媒体停止了对它们的追踪。除了悬浮在空中进行观察之外，探测器再也没有其他举动，地球上的一切——暴风、洪水、原油泄漏、飙车、战争和追逐名人——都一如既往。军方和科学家们还在继续监视它们，但大多数人已经失去了兴趣。

可是，我的心里仍旧抱有这样的疑问：它们到底想干什么？我几乎整天守在一个叫做“接触”的网站上，那些和我一样的人纷纷齐聚于此，分享彼此观察到的东西，讨论有关探测器的理论。我们根据这些探测器在各大洲的活动情况勾画出地图，根据它们发出的嗡嗡声分析谐频，试图破解这些噪音的含义。

在这些外星探测器周围，每个人表现得更加彬彬有礼，笑得更为大声，说话时显得更加充满朝气，主动拾起地上的垃圾，不去打架滋事。其实仔细想想，就会觉得这样做其实很傻，难道这样便能给外星人留下好印象？

罗拉在远在洛杉矶的一家大型法律事务所里谋得了一个职位。在这个世界上，大公司之间的竞争不仅仅只存在于商场上，法庭和国会也是它们竞争的场所。罗拉承认这份工作对于谋生而言算不上特别有意义，相反还意味着大量的工作和微薄的薪水。

“我之所以选择法学院，是因为我曾经希望某一天自己能站在最高法院的门前，为那些无助的人进行一场正义的辩论。我原本希望能从事有关人权方面的公益工作，可是法学院高昂的学费让我债台高筑，最后不得不屈从于现实。”

她计划秋天动身去洛杉矶。我不知道自己要做些什么，虽然我们之间进展得还比较顺利，可是我们还都没有太多地谈论过将来。

那是一个闷热的夏日夜晚，我们赤裸地躺在一起。因为我的屋子没有装空调，所以敞开了窗户。房子里也没有窗帘，小气的房东嫌麻烦什么也不给装。

楼下的街上驶过一辆小车，一阵寂静之后，嗡嗡声越来越大。窗户外面，一个探测器升上来，在窗前停住了。它慢慢地倾斜成水平状，然后从敞开的窗户进入屋内，又恢复成垂直状悬浮在房间的中央。

“你好，欢迎光临！”罗拉以总统在电视上建议的方式友好地说道。

我随手抓起一张毯子盖住我俩的身体，可是罗拉掀开毯子，走下床去。她光着身子，泰然自若地朝探测器走去。在楼下街灯昏黄的光晕下，她看起来美极了。

探测器随着她的靠近退后了一些，和她保持着几英尺的距离。罗拉站住了。

“女人。”她指着自己，手指向着两个乳房之间。“男人。”她又指了指我。我朝探测器挥挥手，觉得有些傻。“我们是一个向往爱与和平的种族，”罗拉说道，“我们会以同样的感情来对待你们的人民——不管你们怎样称呼自己。”

我想起了玛格丽特·米德是如何被萨摩亚人的表象欺骗的。一旦有合适的机会，人们总喜欢努力引导别人对我们的看法，就像罗拉现在做的一样，在外星人面前树立人类的良好形象，努力为星际宣传做贡献。

“人们对这些东西早就已经厌倦了，”我小声地对罗拉说，“它们从不作任何回应。”

她耸耸肩说：“尝试一下又不损失什么。”

“我们是这样做爱的。”罗拉说着，重新回到床上，叉开腿坐骑在我身上——这部分可不属于政府推荐的外交方式。她弯下身子，头发垂散在我的脸颊周围，对我耳语道：“这可能是它们的第一卷性爱录像。”

我想象着一群外星人围在屏幕周围，观看我们缓慢、笨拙、傻里傻气的表演，就像我们坐在电脑显示器前，观看NASA的“漫步者”从镜头里发回的火星风光照片一样。

当你处于被注视的一方时，很多感觉就不一样了——你对事物的感知力会变得更加敏锐。“这简直就是在做梦，我都不敢想象自己能有这样美妙的体验。”我耳语着说道，惹得罗拉一阵嬉笑。我们贴紧双唇热烈地接吻，真希望能永远这样吻下去。

在我们身后，探测器又一次发出了嗡嗡声。

一旦适应了交通状况，洛杉矶就不再让我感觉那么糟糕了。

我兼职了一份数据库管理员的工作，时间上要比罗拉充裕得多。我承担了大部分家务，花在“接触”网上的时间甚至超过了从前。对于那些探测器，人类依然一无所知。

罗拉在工作上投入的时间比原本想象的还要多。有些时候，她夜里打电话来，告诉我她不得不在办公室里通宵加班，我就会开着车，在路上叫一份中国菜或泰国菜，送到她的办公室里。我们会找一间会议室，关上大门，把食物摊在会议桌光滑的木质表面上，一边吃一边说笑，谈论那些压榨她的同事。随后，我们静静地坐在那儿，一起看着外面微光闪烁的无边大海。有时候，当我们美美地享用完一顿饭、在饱足的眩晕中平静地交谈时，我会在脑海里勾勒我们俩一起携手到老的画面。

一天晚上，吃饭时，她显得不同寻常地安静。

我好几次试着想要逗乐她，结果都失败了，最后我终于忍不住问道：“你怎么了？”

好一阵子，她默不作声地吃饭，似乎在整理思路。我走到她身后，轻轻地揉捏她的肩膀。

“我今天接了一桩公益性的驱逐诉讼案子。”她说道，“你知道吗？我必须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来让自己安心。我每天都在出卖自己，所以我想通过这些没有人关注的公益项目来做点良心上的补偿。”她的声音变得沙哑起来，把脸埋进了掌心里。

“跟我说说吧。”我对她说道。

罗拉的委托人是一位名叫萨恩的非法偷渡的柬埔寨妇女，她来自贫穷的乡下，是家里的大女儿，有一个患慢性病的父亲。长大以后，她听说家乡的一些妇女在金边和曼谷从事色情业，可以往家里寄钱养家糊口。她十四岁时，村里来了几个男人招工，她跟他们一起去了曼谷。离家之前，家人拿到了一笔钱，是从她的工资里预支的。

到了曼谷以后，雇主告诉她，每天接待前十五位客人的收入全部归雇主，其余的部分首先用于偿还她家借债产生的利息。

色情业的现实改变了她的想法，她请求他们让她回家，并且承诺一定会归还预支的钱。然而得到的回复却是，那几个男人轮番强暴了她，还把她关在一间没有窗户、地上只有一张床垫的屋子里。整整一年，她都没能离开那间屋子。

当客人们抱怨她缺乏热情时，萨恩会受到惩罚，直到她能做出让客人满意的微笑和呻吟。他们教她用英语、德语和日语风骚地调情。如果她试图向客人们求情或求助，那些人便威胁她，说要去她家里找她的妹妹们算账。

如今她变得逆来顺受，先是被秘密地偷运出国，然后通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这一路上的费用进一步增加了她的债务）。在美国，老鸨从她身上抽取的份额比在泰国时更多。她成了一家妓院的明星人物，这家妓院在一些网站上小心翼翼地做宣传。当警察突袭营业场所时，老鸨说她来洛杉矶是为了赚更多的钱，还说她是自己掏腰包非法偷渡来的。

“她很害怕被送回家，因为回家后，老鸨还会再次找到她。”罗拉说，“但她又没有资格获取临时签证，因为政府不需要她的合作来起诉妓院的经营者。我想要为她争取庇护，可是她身上又不存在明显的受迫害证据，可以名正言顺地作为需要庇护的理由——例如种族、宗教、政治观点等等的迫害。相关法律根本不在乎她回到柬埔寨之后，会不会有人找到她，重新把她带回那间没有窗户的屋子。

“移民法官根本不相信她的话，国土安全局的律师声称，那些客人从她身上看不出任何违背意愿的迹象。留言板上写着有关她的星级评论，称赞她很会取悦人，而且非常卖力。在那些人看来，她只是一个为了挣更多的钱、从外国非法偷渡过来的亚洲妓女。移民法官说，‘柬埔寨和泰国都是民主国家。’并以此宣布休庭。”

我可以看出她费了多大的劲，才能努力保持声音的平稳。

“我听说有许多庇护申请确实是撒了谎。”我说道。我并不是想要反驳她，而是希望能让她看开点儿。这是一个悲惨的故事，但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让萨恩留在美国的话，经济移民或许更适合她。

我应该更敏感一点。罗拉告诉过我，虽然她出生在路易斯安那，但她们家是从越南逃难过来的。根据不同人的判断，有人以为她是中国人，有人以为她是柬埔寨人，也有人说她是越南人，甚至还有人把她当做法国人。她带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认为自己和地球上的那个角落存在着某种联系。

“没错，他们也是这样对我说的。”罗拉说道，她的声音异常平静，不带任何情绪，“外国人撒谎，是因为他们想生活在我们当中。在一些色情论坛的帖子里有她的视频，是宣传用的广告。我给你看一段。”

我表示拒绝，但她坚持让我看看。

“如果你打算把一个人称为骗子，那你至少应该看看她长什么样。”她从手提电脑里找出一段视频，视频上的亚洲女子光着身体，叉开腿在一个男人身上扭动，镜头里看不到男人的脸。女子魅惑地对着镜头露出微笑，伸手遮住自己的乳房。她看上去那样年轻，那样苗条。

我打量着她的脸，试图判断是不是有人在镜头外威胁她，迫使她表现得更加卖力。或者她只是单纯地在享受着身体动作带来的快感？抑或那些威胁早已潜藏在她的意识深处，连她自己也分不清到底这是本人的意愿，还是他们的要求？猛然间，我觉得她跟罗拉长得有些像。我脸上一阵潮红，发现自己居然有些兴奋。

我们默默无言地看着视频。注视还是被注视，决定了我们不同的行为方式。

罗拉又接了许多类似于萨恩这样的案件。她每天工作到很晚，通宵达旦的次数也越来越多。一个问题让她日渐憔悴——她怎样才能帮助他们？

法律没有为她提供答案。这些人被一个接一个地驱逐出境，被送回他们的噩梦之乡。

我当然可以理解什么是执念。我是“接触”社团的一员。

或许有一个答案，可以同时回答我俩的问题，我心里想。我说服罗拉给自己放两个星期的假，我们计划出去一趟。

玛丽·马歇尔，今年四十岁，苗条挺拔得像一个舞蹈家。她带我们走进一间单居室的公寓，那里也是她的办公室。房间里没有空调，曼谷潮湿闷热的气候使我身心疲惫。玛丽一脸抱歉地看着我，递给我一瓶可乐。长年累月地想要努力改变那些不可改变的事情，使她的脸看起来憔悴、坚韧、饱经风霜。

“你们的资金也不多，我们理解。”罗拉说着，环视又小又窄的房间——成堆的文件看起来摇摇欲坠，一台老旧的米黄色电脑，年轻女子们的照片里，没有人对着镜头微笑。我们在互联网上找到玛丽，来之前跟她通过几次信。

“确实。”玛丽的语气很平静，很亲切，让人感觉很舒服，听起来像中西部某地的口音，“在泰国，卖淫嫖娼不是什么受人关注的罪名，实际上泰国政府很欢迎西方嫖客为他们的经济做贡献。大部分妓女来自于老挝、缅甸和柬埔寨，而不是泰国本地，所以他们干吗要在乎？游客们以为这里的妓女和人妖们都是在开开心心地工作，而且有些事情很难说，出于各种原因，人们默认了这样的状况。

“经常有一些美国人和欧洲人对我说，我不应该把自己的清教徒价值观强加在亚洲人身上，因为泰国女人喜欢性爱和有钱的男人，当然更喜欢他们的钱。他们说，‘这就是亚洲文化的一部分！’这些人完全忘记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奴隶。”

玛丽对我们的计划表示疑虑，但她还是同意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答应为她的基金会捐款。

我登录了“接触”网站，确认有两个探测器正在这个城市里四处游荡，其中一个目前在循南河附近。

玛丽画了一张草图，指示我们走哪条路可以到达她选定的一家迪厅。随后我们叫了一辆出租车，前往河边寻找探测器。

它正悬浮在河岸边，在一群游客和小贩当中。探测器在此出现时，泰国政府曾下令驱散该区域内所有的乞丐，而如今，人们已经不大在意这些了。我们三人成扇形展开，从三面果断地接近探测器。

我们意图明显的举动惊动了它。探测器往后退去，移向一片更开阔的地方。我示意大家停下，调整接近它的位置和方向，然后再次朝它走去。这是“接触”论坛里的一些发帖人采用过的技巧，并且取得过不错的效果。我们让探测器朝我们计划的方向移动，虽然缓慢，但很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