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1</h3>
9月15日，一个昏暗阴雨的星期六下午，德·莫伦斯乔特隆重登场。他开着咖啡色的凯迪拉克，听着查克·贝里[141]的歌。跟他一起的男人一个我认识，乔治·布埃，一个我不认识——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家伙，长着一丝白发，背部笔直，像是在部队呆了很久、仍然喜欢部队生活。德·莫伦斯乔特转到车后面，打开后备箱。我冲过去拿我的远程麦克风。
等我拿好装备回来时，布埃胳膊下夹着一个折起来的游戏围栏，那个军人相貌的男人拿着一大包玩具。德·莫伦斯乔特空着双手，走上台阶，昂首挺胸地走在两人前面。他身材高大，体格强壮。
发白的头发从宽阔的前额斜着梳到后面，似乎在说——至少，在我看来——“功业盖物，强者折服。[142]因为我是乔治。”
我插上录音机，戴上耳机，把装有麦克风的碗对准街对面。
玛丽娜没有出现在视野里。李坐在沙发上，借着衣柜上的台灯读一本厚厚的平装书。他听到门廊上的脚步声时，皱起眉毛抬头看了一眼，把书丢到咖啡桌上。<i>又是该死的流亡分子</i>，他可能在想。
但他起身去开门。他朝门廊上满头银发的陌生人伸出手，但是德·莫伦斯乔特让他吃了一惊——也让我吃了一惊——把李拉入怀中，亲了他的双颊。然后抓住他的肩膀。他的声音低沉而深重——说的是德语而不是俄语，我想。“让我看看这位远渡重洋、归来之际还能完整保留自己理想的年轻人！”然后，他又给了李一个拥抱。
奥斯瓦尔德的头从高个子的肩上露出来，我看见了更令我吃惊的事情：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笑。
<h3>2</h3>
玛丽娜从婴儿房里出来，怀里抱着琼。看到布埃时，她十分惊喜，然后感谢他带的游戏围栏，她用她那僵硬的英语称之为“孩子的玩物”。布埃介绍说那个瘦子是劳伦斯·奥尔洛夫——请称呼劳伦斯·奥尔洛上校，德·莫伦斯乔特则是“苏联社会的一位友人”。
布埃和奥尔洛夫开始在地板中央安装游戏围栏。玛丽娜跟他们站在一起，用俄语聊天。跟布埃一样，奥尔洛夫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年轻的苏联妈妈。玛丽娜上身穿着衬衫，下身穿着短裤，腿永远露出一截。李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平时的忧郁。
只是德·莫伦斯乔特不肯任由他忧郁。他看到了李的平装书，从咖啡桌上起身拿起书。“《阿特拉斯耸耸肩》？”他跟李说话。完全忽略了其他人的存在，其他人都在看着新的游戏围栏。
“安·兰德[143]？一位年轻的革命者读这本书干什么？”
“了解你的敌人。”李说，当德·莫伦斯乔特放声大笑时，李的笑容又出现了。
“你怎么看安小姐的满腹牢骚？”当我回放磁带的时候这问题引起了我的共鸣。我已经听了两遍他的评论：简直跟米米·科科伦问我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感受时使用的词眼完全一样。
“我想她吞下了毒饵，”奥斯瓦尔德说。“现在，她靠将毒饵出售给别人来挣钱。”
“的确如此，朋友。我从没听到如此精辟的论断。总会有一天，世界上的兰德们会为他们的罪恶付出代价。你相信吗？”
“我知道。”李道。他说得实事求是。
德·莫伦斯乔特拍拍沙发。“坐到我边上来。
我想听听你在祖国的冒险。”
但是首先，布埃和奥尔洛夫走近李和德·莫伦斯乔特。他们用俄语对答了很长一段。李似乎有些怀疑，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对他说了些什么，也是用俄语，李点点头，跟玛丽娜简短地交待了几句。他朝门挥手的姿势用意相当明显：<i>去吧，那就。</i>
德·莫伦斯乔特把他的车钥匙扔给布埃，布埃摸到钥匙。看着布埃从肮脏的绿地毯上摸索钥匙时，德·莫伦斯乔特和李交换了一个开心的表情。
然后他们离开了，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坐进德·莫伦斯乔特的凯迪拉克走了。
“现在我们安宁了，朋友，”德·莫伦斯乔特说，“男人掏钱买安宁。不错吧？”
“我讨厌他们总是掏钱，”李说，“丽娜忘记了我们回到美国不仅仅是为了买一台冰箱和一大堆裙子。”
德·莫伦斯乔特挥挥手。“资本主义这头猪背上的汗水。朋友，你住在这么沉闷的地方还不够吗？”
李说：“这当然不够，不是吗？”
德·莫伦斯乔特照他背上拍了一下，差点把这个小个子男人从沙发上拍下来。“振奋点儿！
你现在索取的，以后得上千倍偿还。你不是如此坚信的吗？”等李点头之后，他又说，“现在告诉我苏联的情况，同志——我能叫你同志吗，或者你已经拒绝接受这种称呼？”
“等到晚饭之后，你想怎么称呼就怎么称呼。”
奥斯瓦尔德笑着说。我能看得出，他对德·莫伦斯乔特敞开了心扉，就像久雨初晴之后花儿在阳光下绽放一般。
李谈论苏联。他喋喋不休，自命不凡。他斥责共产主义官僚制度如何绑架了国家一切完美的战前社会主义理想（他忽略了三十年代斯大林的大清洗），我并非真感兴趣。对他的尼基塔·赫鲁晓夫是个白痴的论断我也不感兴趣，有关美国领导人的这种无聊的废话在这里的随便一家理发店或者擦鞋店都能听到。奥斯瓦尔德可能会在十四个月之内改变历史，但他是个令人厌烦的人。
让我感兴趣的是德·莫伦斯乔特聆听的方式。
他像世上非常魅力的那些人一样，总是在适当的时机提出适当的问题，毫不烦躁，眼睛从不从说话人的脸上移开，让另外一个家伙感觉自己像是地球上最有见识、才华横溢、精明能干的人。这可能是李一生当中第一次被人如此倾听。
“我看社会主义只有一个希望，”李总结说，“那就是古巴。那里的革命还很纯洁。我希望有一天能去那儿。可以成为公民。”
德·莫伦斯乔特严肃地点点头。“你还可以做得更好。在现任政府阻止美国人去那儿之前，我去过很多次。真是个美丽的国家……现在，感谢菲德尔，那是个属于那里人民的美丽国家。”
“我知道。”李的脸闪着光芒。
“但是！”德·莫伦斯乔特像演讲者一样竖起一根手指。“如果相信美国资本主义者会让菲德尔和劳尔切创造他们的奇迹而不横加干预，那你简直就是生活在梦境中。行动已经开始。你知道沃克这个家伙吗？”
我的耳朵竖了起来。
“<i>埃德温</i>·沃克？被撤职的那个将军？”
“就是那位。”
“我知道他。住在达拉斯。竞选州长，被踢了下来。然后，詹姆斯·梅雷迪思[144]联合密西西比州大学时，他去密西西比跟罗斯·巴尼特站到了一起。他就是另一个种族隔离主义的小希特勒。”
“种族主义者是肯定的，但是对他来说种族隔离主义理想与三K党中产阶级只是一个挡箭牌。
他将推进黑人权利视为一个打击让他和他的同类困窘的社会主义棍棒。詹姆斯·梅雷迪思？一个共产主义者！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一个幌子！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表面是黑色的，里面是红色的！”
“当然，”李说，“这就是他们的伎俩。”
我不知道德·莫伦斯乔特对他所谈论的事情是否真正投入，或者是否正把李绕进去，仅仅为了捣乱。“沃克们，巴尼特们，以及欢呼雀跃的宗教复兴传教士们，诸如比利·葛拉罕[145]和比利·詹姆斯·哈吉斯[146]，认为这个邪恶的热爱黑鬼的共产主义怪物的心脏是什么？苏联！”
“我知道。”
“他们从哪儿看到共产主义的触手，距离美国海岸仅九十英里？古巴！沃克已经不穿军装了，但是他的朋友穿着。你知道我说的是谁吗？”
李摇摇头，眼睛一刻也没离开德·莫伦斯乔特的脸。
“柯蒂斯·李梅。也是种族主义者，认为每片灌木丛中都有共产主义者。沃克和李梅坚持让肯尼迪怎么做？轰炸古巴！然后攻占古巴！然后让古巴成为第五十一个州！蒙受猪湾之耻只是让他们更加坚定！”德·莫伦斯乔特用拳头捶自己的大腿，表示感叹。“李梅和沃克这样的人比兰德这婊子更危险，不是因为他们有枪，而是因为他们有追随者。”
“我知道危险，”李说，“我已经着手在沃斯堡这里组织一个名为‘放开古巴’的团体。我已经有了十几个感兴趣的成员。”
这很大胆。据我所知，他在沃斯堡唯一组织起来的就是一群安装铝窗和防风门的工人，加上偶尔几次，玛丽娜成功地劝他晾尿片的后院旋转木马。
“你最好快点行动，”德·莫伦斯乔特严厉地说，“古巴是革命的广告牌。当尼加拉瓜、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苦难的人民放眼古巴时，他们会看到和平的农业社会主义国家里，独裁者被推翻，秘密警察被解雇，有时警棍夹在肥屁股底下！”
李大笑起来。
“他们看到联合水果公司巨大的甘蔗种植园和奴隶苦役农场转给农民。他们看到标准石油公司解散。他们看到赌场，都是由兰斯基黑帮经营——”
“我知道。”李说。
“——被关闭。性表演停止了，朋友，过去出卖肉体的女人……以及出卖她们女儿肉体的女人——又找到了正当的工作。可能会在猪猡巴蒂斯塔[147]领导下横尸街头的苦工现在能走进医院，被当做人来治疗。为什么？因为在菲德尔的领导下，医生和苦工身份平等！”
“我知道。”李说。这是他一贯的立场。
德·莫伦斯乔特从沙发上跳起来，开始在新游戏围栏周围踱步。“你认为肯尼迪和他的爱尔兰阴谋集团会让这张广告牌树立吗？那座闪着希望之光的灯塔会同意吗？”
“我有点儿喜欢肯尼迪，”李说，貌似有点儿尴尬地承认，“尽管有猪湾之耻。那是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你知道的。”
“多数GSA都喜欢肯尼迪总统。你知道我说的GSA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向你保证，写《阿特拉斯耸耸肩》的母黄鼠狼知道。伟大愚蠢的美国[148]，我的意思是。美国民众只要有台能制冰的冰箱，车库里有两辆汽车，电视机上有《77号日落大道》，他们就满心欢喜，死而无憾了。伟大愚蠢的美国喜欢肯尼迪的微笑。是的。确实是。他笑得很有魅力，我承认。但你没听莎士比亚不是说过，一个会笑、爱笑的人，也可以是一个恶棍吗？
你知道肯尼迪批准了中央情报局刺杀卡斯特罗的计划吗？是的！他们已经尝试——但是失败了，谢天谢地——三四次。我是从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在石油接触中获取的信息。李，这是好消息。”
李表情沮丧。
“但是菲德尔在苏联有位强悍的朋友，”德·莫伦斯乔特继续说道，仍然踱着步子。“不是列宁梦想中的苏联——也不是你我梦想中的苏联——但是，他们有他们自己的理由跟菲德尔站在一起，如果美国试图再次入侵的话。记住我的话：肯尼迪可能会尝试，很快。他会听从李梅的建议。他会听从中情局杜勒斯和安格尔顿的建议。他需要的只是正当的借口，然后他会发起攻击，只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他有种。”
他们继续谈论古巴。当凯迪拉克返回时，后座上装满了食物和日用品——看起来，足够一月之用。
“狗屎，”李说。“他们回来了。”
“我们很高兴见到他们。”德·莫伦斯乔特高兴地说。
“留下来吃晚饭吧，”李说。“丽娜菜做得不怎么样，但是——”
“我得走了。我太太急着等我汇报呢，我会好好汇报！我下次带她来，怎么样？”
“当然好了。”
他们走到门口。玛丽娜在跟布埃和奥尔洛夫聊天，两位男士正从后备箱把成箱的罐头搬出来。
但是，她不光在聊天，还有点儿卖俏。布埃看起来恨不能俯首帖耳。
在门廊上，李谈到了联邦调查局。德·莫伦斯乔特问他联邦调查局来过多少次。李举起三根指头。“一个特工名叫费恩，来过两次。另一个叫霍斯蒂。”
“直视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德·莫伦斯乔特说。“没有什么可害怕的，李，因为你不仅是清白的，而且是正义的！”
现在其他人看着他……不光是他们。跳绳女孩儿们也出现了，站在梅赛德斯街上我们这个街区被用作人行道的车辙上。德·莫伦斯乔特有了观众，正对着观众演讲。
“你如此热衷于意识形态问题，年轻的奥斯瓦尔德先生，所以他们当然会来。胡佛帮！据我所知，他们正在监视，可能隐藏在另一个街区，也可能隐藏在正对面的房子里！”
德·莫伦斯乔特一根手指指向我放下的窗帘。
李转过脸来。我一动不动地站在阴影里，庆幸自己已经把扩音器特百惠碗放了下来，尽管现在碗已经用黑色胶带缠好。
“我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和他们中情局的堂兄弟姐妹们不是已经几次找我，想威胁我告发我在苏联和南美的朋友吗？战争之后，他们不是把我称为秘密的纳粹吗？他们不是污蔑说我雇佣秘密警察部队通顿马库特打击和折磨我的竞争对手，赢得在海地的石油租期吗？他们不是控告我贿赂‘爸爸医生’杜瓦利埃暗杀特鲁希略吗？是的，是的，远远不止这一切！”
跳绳女孩儿们盯着他，张大了嘴巴。玛丽娜也张大了嘴巴。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一旦开口，便能席卷面前的一切。
“鼓起勇气，李！等他们来的时候，挺身向前！给他们看！”他抓起衬衫，撕开前胸。扣子砰声爆开，哗哗啦啦地掉在地上。跳绳女孩儿们喘着粗气，笑都没敢笑一声。跟那个时代多数的美国人不一样，德·莫伦斯乔特衬衫底下没有穿汗衫。他的皮肤宛如涂了油的红木。肥胖的胸脯悬在苍老的肌肉上。他右手拳头捶着左边乳头上方。“告诉他们：‘这是我的心，我的心是清白的，我的心属于我的理想！’告诉他们：‘即使胡佛把我的心剜出来，它还会跳动，一千颗心会同时跳动！然后是一万颗！十万颗！一百万颗！’”
奥尔洛夫放下手上的罐头箱子，轻声而讽刺地鼓掌。玛丽娜的脸上洋溢着光芒。李的脸最有趣。就像大数的扫罗走在大马士革路上一般[149]，得到了启示。
他眼里的盲目已然消失。
<h3>3</h3>
德·莫伦斯乔特的布道和撕裂衬衫的滑稽动作——跟他斥责的右翼福音传教士的帐篷秀鬼把戏没有什么不同——让我非常不安。我本来以为如果我偷听到两人的私密谈话，可能会大有帮助，把德·莫伦斯乔特从刺杀沃克的潜在因素中剔除，进而从暗杀肯尼迪案中剔除。现在我已经偷听到两人的私密谈话，但是，事情不仅没有变得简单，反而更复杂了。
有一件事似乎明朗起来：是时候跟梅赛德斯街并不动情地道别了。我已经租下西尼利街214号一层的公寓。9月24日，我把几件衣服、书和打字机装进陈旧的福特森利纳，搬到了达拉斯。
两个胖女人留下的是一个散发着病房臭味的猪圈。我自己打扫卫生，感谢上帝，阿尔的兔子洞带我来到的时代已经有了空气清新气雾剂。我在二手市集上买了一台便携式电视机，把它扔在厨房柜台上的炉子边（炉子让我想起陈年油脂仓库）。我一边扫、洗、擦、喷，一边看犯罪片《不可触碰》和连续剧《笑弹总动员》。晚上，等到楼上孩子的震动和叫喊偃旗息鼓时，我上床睡觉。睡得很沉，数夜无梦。
我继续留守梅赛德斯街上的住处，但是在2703号没有看到什么异常。有时候，玛丽娜把琼放进一辆婴儿车（她年长的爱慕者布埃先生送的另一个礼物），把她推到仓库停车场，然后推回来。下午，放学之后，跳绳女孩儿们经常陪着她们。玛丽娜还一边哼着俄语一边跳几下。看着妈妈披着一头浓密的黑发跳上跳下，小孩儿总是笑。跳绳女孩儿们也笑了。玛丽娜并不介意。她跟女孩儿们聊很多，当她们笑着纠正她时，她也从不生气。她看起来很开心，实际上。李不想让她学英语，但是她还是在学。这对她挺好。
1962年10月2日，我在西尼利街的公寓里一片神秘的安静中醒来：头顶没有脚步声，没有年轻妈妈催促较大的两个孩子准备上学的喊声。他们半夜已经搬了出去。
我走上楼，试图用我的钥匙开他们的门。门打不开，但是锁是弹簧锁，被我轻易地用衣架撬开了。我发现客厅里有个空书架。我在地板上钻了个小孔，把第二个装了窃听器的台灯插上电源，将窃听电线从小孔里穿进楼下的房间。然后把书架压在上面。
窃听器工作正常，但是小日本精巧的录音机转轴只有当潜在的租客来看房、碰巧打开台灯的时候才会转动。他们是看房的，不是租房的。奥斯瓦尔德一家搬进来之前，整个尼利街只属于我一个人。在经历了梅赛德斯街热闹的狂欢之后，这真是种解脱，尽管我有点儿想念跳绳女孩儿们。她们是我的希腊戏剧合唱队。
<h3>4</h3>
我晚上在达拉斯的房子里睡觉，白天在沃斯堡看着玛丽娜推孩子玩。在我正忙个不停的时候，另一个六十年代的分水岭时刻悄然而至，但是被我忽略了。我正对奥斯瓦尔德一家全神贯注，他们正经历另一场家庭痉挛。
十月第二个星期的一天，李很早下班回家。
玛丽娜正在外面带着琼散步。他们在街对面的车道上说话。说到最后，玛丽娜开始说英语：“‘下岗’是什么意思？”
他用俄语解释。玛丽娜做出无奈的手势，拥抱了他。李亲吻她的脸颊，然后把孩子从婴儿车里抱出来。当他把琼举高时，琼笑了，她的手伸下来扯他的头发。他们一起进了屋。幸福的小家庭，忍耐着暂时的逆境。
幸福持续到了下午五点。我正要开车回尼利街，突然看到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从温斯考特路上的公共汽车站走来。
<i>麻烦来了</i>，我想。我的判断多英明啊。
玛格丽特再次避开尚未修缮的台阶。她再次没有敲门就进了屋。紧接着是一阵鞭炮声。那是个温暖的晚上，窗户都敞着。我根本不用费事使用远程麦克风。李和她妈妈的争吵开足了音量。
貌似他没有被莱斯利焊接厂解雇，是他自己跑路了。老板名叫瓦达·奥斯瓦尔德，正在找他，因为他们缺人手。他没能从罗伯特的太太那里得到帮助，便给玛格丽特打了电话。
“我为你<i>撒了谎</i>，李！”玛格丽特吼道。“我说你得了感冒！你为什么总是让我为你撒谎？”
“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他也吼叫着回应。他们在客厅里面对面站着。“我没有让你为我做任何事！你还是要做！”
“李，你准备不准备养家糊口？你需要工作！”
“噢，我会找工作的！你别操心了，妈！”
“<i>到哪儿找？</i>”
“我不知道——”
“噢，李！可你怎么付房租？”
“——但是她有很多朋友。”他大拇指朝玛丽娜指了下，玛丽娜退缩了一下。“他们帮不上很多忙，但是房租足够了。你得离开这儿，妈。回家吧。让我喘口气。”
玛格丽特奔向游戏围栏。“这东西从哪儿来的？”
“我跟你说的朋友送的。他们有一半很有钱，剩下的很快就会有钱。他们喜欢跟丽娜聊天。”
李冷笑一声。“年纪大的喜欢盯着她的奶子看。”
“<i>李！</i>”惊讶的声音，但是她脸上的表情……
是高兴吗？妈妈从儿子的声音里听出了愤怒，她能高兴吗？
“走吧，妈。让我们安宁安宁。”
“她明不明白男人付出东西总是想要回报的？她明白吗，李？”
“<i>走吧！</i>”拳头挥舞着。几乎像是在无力的愤怒中跳舞。
玛格丽特笑了。“你很烦躁。当然。等你能控制自己了我再回来。我会帮忙。我总是想帮忙。”
然后，她突然冲向玛丽娜和孩子。看起来像是要准备攻击她们。她亲吻琼的脸，然后大步走过房间。走到门口，她转身指着游戏围栏。“告诉她把这擦洗干净，李。别人抛弃的东西上总是有很多细菌。要是孩子生病的话，你可没钱看医生。”
“妈，<i>走吧！</i>”
“我正在走。”她像小女孩儿一样把手指捻起来做成再见的手势，走了。
玛丽娜走到李身边，像抱着盾牌一样抱着孩子。他们说了一会儿话。然后，他们争吵起来。
家庭团结随风而逝。由玛格丽特一手促成。李接过孩子，一只臂弯摇晃着她，然后——丝毫没有预警的情况下——一拳打在妻子的脸上。玛丽娜倒了下去，嘴和鼻子流出血来，她大声哭泣。李看着她。孩子也在哭。李摩挲着琼的细发，亲吻她的脸颊，又摇晃几下孩子。李踢了玛丽娜身侧一脚，她又倒了下去。我只能看见她浓密的头发。
<i>离开他，</i>我想，尽管我知道她不会的，<i>带上孩子，离开他。去找乔治·布埃。不得已的话，去给他暖被窝。但是，离开那个瘦骨嶙峋、受他妈妈支配的怪物。</i>
但是，是李离开了她，至少暂时如此。我再也没有在梅赛德斯街看到他。
<h3>5</h3>
这是他们第一次分开。李去了达拉斯找工作。
我不知道他呆在哪儿。根据阿尔的笔记，是在某某地方，但事实证明不对。或许，他在市中心的便宜公寓里找了个地方。我不关心。我知道，他们会一起出现，租住我楼上的公寓。目前，我已经受够他了。不必听他每次对话都会出现十几次的、慢吞吞的“我知道”也是种乐事。
感谢乔治·布埃，玛丽娜安然脱险。玛格丽特造访以及李离开之后不久，布埃和另外一个男人开着雪佛兰卡车过来接她。当皮卡车离开梅赛德斯街2703号时，母女两人在车里睡觉。玛丽娜从苏联带回来的粉色手提箱里铺着毯子，琼在这临时的巢里熟睡。卡车开动时，玛丽娜将一只手放在小女孩儿的胸口。跳绳女孩儿们在一旁观看，玛丽娜朝她们挥手。她们也挥起手来。
<h3>6</h3>
我在达拉斯黄页里找到乔治·德·莫伦斯乔特的地址，跟踪了他几次。我好奇他会跟谁见面，但如果是中情局的人，兰斯基黑帮的部下，或者别的同谋者，我怀疑我可能已经知道。我只能说他没有见任何我觉得可疑的人。他去上班，去达拉斯乡村俱乐部打网球或者跟他妻子游泳，他们去了好几家脱衣舞夜总会。他没有骚扰脱衣舞者，但是偏爱在公共场合摸他妻子的胸脯和屁股。她似乎也不介意。
有两次他跟李见了面。一次是在德·莫伦斯乔特钟爱的脱衣舞夜总会。李看起来对周围环境感到不自在，他们没有呆多久。第二次，他们在布劳德街上一家咖啡店一起吃中饭。在那儿待到差不多下午两点，聊天，喝了无数杯咖啡。李开始站起身，又考虑了一下，点了些别的。女招待给他拿来一份派，他递给她什么东西，她草草地看了一眼，放进围裙口袋。他们离开后我没有跟踪，而是走到女招待身边，问她我是否能看一眼年轻人给了她什么。
“你不能拿走，”她说着，递给我一张黄纸，顶上用黑色小报字体写着“放开古巴！”，报纸敦促“热心人士”加入这个精密组织在达拉斯——沃斯堡的分支。“不要让山姆大叔欺骗你！来信寄1919邮政信箱，索取未来会议详情。”
“他们谈了些什么？”我问道。
“你是警察吗？”
“不是，但我比警察给的小费更多。”我说着，递给她一张五元的钞票。
“那东西，”她一边说，一边指着传单，奥斯瓦尔德肯定是在他新的工作地点复印的。“古巴。
好像我只有一点点在乎。”
但是，10月22日晚上，不到一周之后，肯尼迪总统也在谈论古巴。然后，每个人都有一点点在乎了。
<h3>7</h3>
一个令人沮丧的真理就是，井干方知水珍贵。
但是，1962年秋天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摇撼你天花板的小脚丫的脚步声。楼上一家搬走之后，西尼利街214号蒙上了一层恐怖的诡异。我想念萨迪，极度担心她。深思熟虑之后，你几乎能够猜个十有八九。我对于她丈夫的担心，埃利·多克蒂和德凯·西蒙斯没有严肃对待。萨迪自己也没有严肃对待。就我所知，她以为我是要拿约翰·克莱顿来吓唬她，好阻止她把我从她的生活中完全挤出去。他们没有一个人清楚，如果把萨迪这部分去掉，她的名字跟多丽丝·邓宁的名字只有一个音节之差。没有一个人清楚和谐效应。而这效应看起来正是我自己造成的，就因为我出现在了过去的国度。既然如此，要是萨迪身上发生什么事，到底是谁的错呢？
噩梦再度出现。有关吉姆拉的梦。
我停止监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开始长距离地散步，下午开始，直到晚上九点甚至十点才回到西尼利街。一边散步，一边思考李。他现在在达拉斯一家名叫贾加尔斯一奇利斯斯托瓦尔的形象艺术公司当影印实习工人。或者思考玛丽娜，她暂时跟一个新近离婚名叫埃琳娜·霍尔的女人住在一起。霍尔在乔治·布埃的牙医诊所工作。
那天开皮卡车把玛丽娜和琼从梅赛德斯街的垃圾堆里接出去的正是牙医。
主要思考的还是萨迪。萨迪。还是萨迪。
有一次散步时，感到又口渴又沮丧，我停下来，走进附近一家名叫常春藤小屋的酒店。自动唱片点唱机关掉了，顾客异乎寻常的安静。当服务员把啤酒摆在我面前，然后立即转身看吧台上的电视机时，我意识到大家都在观看我要拯救的人。
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眼睛下面现出深深的眼圈。
“为了阻止这种侵略性的军备增加，已经启动了针对所有运输到古巴的进攻性装备的严格封锁。驶往古巴的不论什么种类的船只，如果发现载有进攻性武器，将一律被遣返。”
“耶稣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男人惊叹道。
“他知道苏联人会怎么应对吗？”
“闭嘴，比尔，”酒吧招待说，“让我们继续听。”
“我们的国家政策是，”肯尼迪继续说，“把从古巴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的任何核导弹看成是苏联对美国的进攻，需要对苏联作出充分的报复性的反应。”
酒吧一端，一个女人呜咽了一声，抱住肚子。
她身边的男人用一只胳膊揽住她，女人把头靠在他的肩膀上。
我在肯尼迪脸上看到的恐惧和决心参半。我看到的还有生命——一种对当前任务的高度投入。
距离他被枪杀的日子还有整整十三个月。
“作为一种必要的军事警戒措施，我已加强我们在关塔那摩的基地，今天从那里撤离了我们全体人员的家属。”
“大家的酒钱由我付，”那个叫比尔的牛仔突然高声宣布，“因为看起来世界末日不远了，朋友。”他放两张二十的钞票在他的酒杯边，但是酒吧男招待没有去拿。他盯着肯尼迪，后者正在呼吁赫鲁晓夫取消对世界和平的“这种秘密鲁莽并富有挑衅意味的威胁”。
给我端酒的女服务员，一个五十岁上下、看起来精疲力竭的头发染成金色的女人，突然大哭起来。这让我下定决心。我从凳子上起身，从坐满男男女女的桌子旁边绕过去，他们正在看电视，严肃得像孩子一样。我溜进冰激凌机器边上的一间电话亭里。
接线员让我前三分钟投五十美分。我丢进两枚二角五分硬币。公用电话发出洪亮而柔和的声音。隐隐约约地，我还能听见肯尼迪用那带着新英格兰鼻音的声音在讲话。现在，他正控诉苏联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是个骗子。这不是胡扯。
“正在连接，先生，”接线员说。然后她脱口而出：“你在听总统演讲吗？你要是没有听的话，你应该打开电视或者收音机。”
“我在听。”我说。萨迪肯定也在听。萨迪的丈夫打着科学的幌子滔滔不绝地讲述了大量预告世界末日的废话。萨迪耶鲁大学毕业的政治家朋友告诉过她加勒比海将爆发重大事件。一个爆发点，可能是古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抚慰她，但这不是问题。
电话响了很久。我不喜欢。在约迪她星期一晚上八点半能去哪儿呢？在看电影？我不相信。
“先生，您拨打的号码无人接听。”
“我知道了。”我说，听着李的口头禅从我嘴里冒出来，我做了个鬼脸。
挂断电话时，我的二角五分硬币掉进了返回槽里。我准备再投进去，然后又想了想。打电话给埃利女士有什么用呢？我现在已经失去了埃利女士的欢心。德凯也是。他们会告诉我别管闲事。
等我走回酒吧时，沃尔特·克朗凯特正在展示U-2拍到的苏联在建的导弹基地照片。他说，很多国会议员都在敦促肯尼迪立即发动轰炸行动或者全面侵袭。美国导弹基地和战略空军在历史上第一次进入戒备状态。
“美国B-52轰炸机即将飞临苏联领土附近盘旋，”克朗凯特用他那低沉而怪异的声音说道。“而且——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很明显，我们在过去七年里经历着日益恐怖的冷战——犯错误的机会，犯可能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错误的机会，随着每一次事态的升级——”
“<i>别等了！、</i>”站在桌球台旁边的一个男人喊道，“现在就把这些共产主义鸟人的屎炸出来！”
对于这种嗜杀的情绪，人群里出现了反对的呼声，但仍淹没在一阵热烈的掌声中。我离开常春藤小屋，漫步朝尼利街走去。一到那里，我跳进森利纳，朝约迪开去。
<h3>8</h3>
汽车广播现在又正常工作了，但是，当我开着头灯在77号公路上疾驰时，广播里除了大堆厄运之外没有别的内容。连DJ都得了核流感，说起“上帝保佑美国”和“做好一切准备”之类的话。当KLIFE的流行音乐播音员播放强尼·霍顿哀怨的《共和国战歌》时，我关掉了收音机。光景太像9·11事件发生后的那天。
我把油门踩到底，尽管森利纳的发动机磨损越来越严重，发动机温度刻度盘上的指针不断偏向“H”。路上空无一人。我转进萨迪的车道时，23日凌晨十二点半刚过。她的黄色大众甲壳虫停在关闭的车库门前，楼下的灯还亮着。我按下门铃，却没有人来开门。我转到后面去敲厨房的门，仍然没有反应。我感觉越来越不对劲。
她在后面台阶下藏了一把备用钥匙。我找出来，开门进去。一股确凿的威士忌味扑面袭来，还有陈腐的香烟气味。
“萨迪？”
没人应答。我穿过厨房走进客厅。沙发前面茶几上的烟灰缸里已经装得满满当当，液体浸到摊开的《生活》杂志和《瞭望》杂志里。我用手指蘸了下，凑到鼻子边。苏格兰威士忌。妈的。
“萨迪？”
现在我能闻到一股别的气味，我记忆犹新的克里斯蒂酗酒时的气味：刺鼻的呕吐气味。
我穿过客厅另一端的小厅。两扇门正对着，一扇通向她的卧室，另一扇通向书房。门都紧闭着，但是小厅尽头浴室的门开着。刺眼的灯光照亮了抽水马桶外圈上散落的呕吐物。粉色的地砖和浴缸边上还有更多。水槽上的肥皂盒边放着一瓶药丸。瓶盖不见了。我冲进卧室。
她身体呈十字躺在乱七八糟的床单上，穿着衬裙和一只麂皮软拖鞋。另一只掉在了地上。她皮肤蜡黄，看上去没有呼吸。胸口整整四秒钟没有起伏，然后突然呼吸了一口。床头柜上放着的烟灰缸里也已经满满当当。一盒皱巴巴的云斯顿香烟，一端被一支残断的香烟熏黑了，躺在空酒瓶口上。烟灰缸旁边是喝了一半的杯子和一瓶格伦利物威士忌。威士忌喝得不多——感谢上帝的小恩惠——但我真正担心的不是威士忌，而是药丸。床头柜上还放着一只棕色的马尼拉纸信封，从里面露出来的好像是照片，但是我无暇顾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