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部分我是从街对面的舞台剧中看到，或者是通过我的台灯窃听器选播的重要对话中推论出来的。
<h3>10</h3>
8月25日，星期六晚上，玛丽娜打扮得漂漂亮亮，穿着一件美丽的蓝色裙子，给琼穿上一件灯芯绒连衫裤，衣服前面戴着缝花。李表情乖戾，从卧室里出来，穿着他唯一的西装。这是一身普通而有趣的羊毛西装，只能是在苏联制造的。那天晚上很热，我在想他回来之前西装肯定能拧出汗来。他们小心地走下门廊台阶（损坏的那一级依然没有修好），出发去公共汽车站。我钻进我的汽车，开到梅赛德斯街和温斯考特路交叉路口。
我能看见他们站在刷有白色条纹标记的电话杆旁，争吵着。路人应该会很惊讶吧。汽车来了。奥斯瓦尔德一家上了车。我跟了上去，就像我在德里跟踪弗兰克·邓宁一样。
<i>历史重复自身</i>，是历史跟自身很和谐的另一种表述。
他们在达拉斯北边的居民区下了车。我停下车，看着他们走向一幢小巧而别致的石木都铎风格的房子。人行道尽头的路灯在黄昏中发光。这处草坪上没有马唐草。这地方的一切都在高呼“美国不错！”。玛丽娜怀里抱着孩子在前面带路，李缓慢地跟在后面，表情疑惑，穿着双排扣上衣，上衣几乎垂到膝盖下面。
玛丽娜把李推到身前，指了指门铃。他按了下去。彼得·格雷戈里和他的儿子走出来，当琼把胳膊伸向保罗时，年轻人笑着接过她。看到这一幕，李的嘴向下抽动了一下。
另一个男人走出来。我认得他，保罗·格雷戈里第一次上语言课的那天来的那群人中的一个，之后他去了奥斯瓦尔德家三次或者四次，带着日用品或者给琼买的玩具，或者既带了日用品又带玩具。我很确信他的名字叫乔治·布埃（是的，又一个乔治，从各种角度讲，过去很和谐），尽管他年近六十，我猜想他对玛丽娜却相当着迷。
根据引我来这儿的快餐店厨师的观点，布埃就是说服彼得·格雷戈里安排这个见面会的人。
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在那儿，但是他很快就会听说。布埃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奥斯瓦尔德一家奇怪的婚姻。他还会告诉德·莫伦斯乔特李也来到聚会，赞扬社会主义和苏联集体。“这个年轻人给我的印象是很疯狂。”布埃会说。德·莫伦斯乔特，对于疯狂是个一辈子的行家，会决定他得亲自会会这奇怪的一对。
为什么奥斯瓦尔德会在彼得·格雷戈里的聚会上发脾气，惹恼好心的流亡分子们，而他们本可以帮助他？我不太确定，但我有些想象。玛丽娜穿着蓝色裙子，吸引了所有人（尤其是男人）。
琼穿着带缝花的连衫裤，像伍尔沃斯商场里的宝宝照一样漂亮。李穿着丑陋的西装，汗流浃背地追赶着起起落落、速度飞快的俄语，比保罗·格雷戈里略胜一筹，但是到了最后，他还是跟不上。
他肯定很愤怒得向这些人卑躬屈膝，得依赖他们。
我希望他很愤怒。我希望他很受伤。
我没有逗留。我关心的是德·莫伦斯乔特，链条当中的下一环。他很快就会登场。同时，奥斯瓦尔德一家三口终于都离开了2703，直到十点钟才会回来。由于第二天是星期天，可能回来得还会更晚。
我把车开回去，激活他们客厅里的窃听器。
<h3>11</h3>
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梅赛德斯街在尽情狂欢，但是奥斯瓦尔德房子后面的空地安静而荒凉。我想我的钥匙既能打开后门又能打开前门，但这只是个假设，并未得到验证，因为后门没锁。我在沃斯堡期间，一次也没用过从艾维·坦普尔顿那里买来的钥匙。生活充满讽刺。
房子里非常整洁。高脚椅安放在厨房餐桌边爸妈座位的中间，盘子擦得铮亮。灶台剥落的表面和带着一圈硬水渍的水槽都被擦得干净发亮。
我跟自己打赌，玛丽娜会保留罗塞特画的穿着连衫裤的女孩儿。我走进琼现在住的房间查看。果然，壁画还在那里，尽管在黑暗之中看起来很诡异，令人不适。琼躺在婴儿床里舔她的小羚羊时肯定看着这画。我好奇在脑海深处，她今后会不会记住这些画。蜡笔女孩。
<i>吉姆拉</i>，我毫无缘由地想，然后一阵哆嗦。
我移开衣柜，把电线接到台灯的插头上，从墙上钻的孔里穿过去。一切顺利，但我经历了一个糟糕的时刻。极其糟糕。我把衣柜移回原位时，衣柜撞在了墙上，比萨斜灯翻倒了。
要是我有时间思考的话，我肯定会僵在那里，那鬼东西肯定会掉到地上摔碎。然后呢？取下窃听器，留下碎片？希望他们以为，台灯一开始就放得不稳，自己掉了下来？多数人会买账，但是多数人没理由被联邦调查局怀疑。李可能会发现我在墙上钻的洞。要是他发现的话，蝴蝶就会张开翅膀。
但是我没有时间思考。我伸手接住了坠落的台灯。然后，我站在那里，紧紧握住它，不停地颤抖。小房子里像火炉一样闷热，我能闻到自己的汗臭。要是他们回来闻到了怎么办？他们怎么会闻不到呢？
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当然，聪明的做法是取走窃听器……然后溜之大吉。我可以来年4月10日再接近奥斯瓦尔德，旁观他试图干掉埃德温·沃克将军，要是只有他一个人的话，到时我就想办法杀了他，就像杀弗兰克·邓宁一样。就像他们在克里斯蒂的匿名戒酒会上说的一样，简单点儿，笨蛋。上帝啊，为什么当世界的未来危如累卵之际，我却在摆弄一盏装了窃听器的旧货店里的台灯？
是阿尔·坦普尔顿回答了我。<i>你在这儿是因为不确定的窗户仍然敞开着。你在这儿是因为乔治·德·莫伦斯乔特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那么奥斯瓦尔德可能不是幕后真凶。你在这儿是为了拯救肯尼迪，为了有一个可靠的开始。所以，把那该死的台灯放回该放的地方。</i>
我把台灯放回该放的地方，尽管我很担心不稳当。要是李自己把它从衣柜上碰下来，等陶瓷底座摔碎之后看到里面的窃听器呢？或者要是李和德·莫伦斯乔特在屋里谈话时没有开台灯而且声音太低，我的远程麦克风收不到怎么办？那样的话，一切都是徒劳。
<i>那样想的话，你是永远做不成煎蛋卷的，伙计。</i>
最终说服我的是我想到了萨迪。我爱她，她也爱我——至少她曾经爱过——我已经抛开那一切来到这条臭狗屎似的街道。看在耶稣的分上，离开之前我至少得听听乔治·德·莫伦斯乔特有什么说的。
我溜进后门，嘴里含着笔形电筒，把窃听电线接到录音机上。我把录音机丢进一个生锈的克罗斯克起酥油罐子里保护起来，把罐子藏在我已经准备好的墙砖与木板的隐蔽处。
然后，我回到自己在同一条臭狗屎似的街上的臭狗屎似的小房子，开始等待。
<h3>12</h3>
他们只有到天很黑的时候才会使用台灯。是为了节省电费吧，我想。此外，李是个工人。他睡得早，他睡觉后玛丽娜也就睡了。我第一次检查磁带时，听到的差不多都是俄语——死气沉沉的俄语，因为录音机的速度超慢。要是玛丽娜尝试说英语词汇，李就会训斥她。不过，有时候，如果琼烦躁，他就对琼说英语，总是用低沉抚慰的腔调。有时候他还唱歌给琼听。超慢的录音让他听起来像是魔鬼在说：“乖乖睡，宝贝。”
有两次我听到他打玛丽娜，第二次，俄语不足以表达他的愤怒。“你这个讨厌的贱货！我想我妈那么说你，可能是对的！”之后是摔门的声音，以及玛丽娜的哭声。当她关掉台灯时，声音戛然而止。
9月4日晚上，我看到一个十三岁上下的小孩来到奥斯瓦尔德的门口，肩上扛着一只帆布袋。
李光着脚，穿着T恤衫和牛仔裤开了门。他们说了些什么。李请他进屋。他们又聊了一会儿。李拿起一本书给孩子看，那孩子怀疑地看着书。没法用定向麦克风，因为天气转凉了，窗户都关着。
但是比萨斜灯打开了，当我第二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取回磁带时，听到了一段有趣的对话。播放到第三次的时候，我几乎听不到那慢吞吞的声音了。
那个小孩是推销订阅报纸——或者是份杂志——的，报纸名字叫《格利特报》。他告诉奥斯瓦尔德一家，上面有各种各样有趣的内容，《纽约时报》不屑一顾的内容（他将其标榜为“乡村新闻”），加上体育和园艺常识。还有他所谓的“小说故事”和连环漫画。“你在《时代先驱报》上是看不到《摩登姑娘》的，”他对他们说。“我妈妈喜欢看《摩登姑娘》。”
“孩子，这不错，”李说，“你是个小商人，对吧？”
“呃……是吧，先生？”
“告诉我你挣多少钱。”
“每一角钱我只挣四分，但这不是关键，先生。
我最在乎的是奖品。奖品比卖克罗芙兰油膏的孩子得到的好些。见鬼去吧！我会得到一把点22步枪！我爸说我能得到一把。”
“孩子，你知道你被剥削了吗？”
“嗯？”
“他们拿走了一角的硬币。你得到的是几分钱，还有步枪的承诺。”
“李，他好孩子，”玛丽娜说，“乖。走吧。”
李没管她。“你得看看这本书，孩子。你能读懂封面吗？”
“能，先生。上面写的是《工人阶级的状况》，作者是弗雷德里希……英格斯？”
“恩格斯。里面谈的正是希望通过挨家挨户兜售东西成为百万富翁的男孩儿身上发生的事。”
“我不想成为百万富翁，”男孩反驳说。“我只想要把点22步枪，那我就能像我的朋友汉克一样在垃圾堆里射老鼠了。”
“你给他们卖报纸赚几分钱，他们大把赚钱，卖你的汗水，卖成千上万像你这样的孩子的汗水。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你得教导自己，孩子。我就这样做了，我像你这个年纪已经开始教导自己了。”
李给《格利特报》报童上了十分钟的课，讲资本主义的罪恶，最后以卡尔·马克思的名言结尾。
男孩耐心地听完，然后问道：“那你准备订一份吗？”
“孩子，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一个词了吗？”
“是的，先生！”
“那你应该知道，这个社会从我身上窃取一切，也正在从你和你的家人身上偷窃一切！”
“你破产了吗？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我一直在试图告诉你为什么我破产了。”
“噢，得了吧！我本来可以多去三家的，但是现在我不得不空手回家了，因为快到我的宵禁时间了！”
“祝你好运。”玛丽娜说。
前门铰链老旧，尖叫着打开，然后嘎吱嘎吱地关上（门已经太累了，无法砰声关上）。长时间的沉默。然后，李用平和的声音说：“你看。
这就是我们要奋起反对的。”
不久之后，台灯灭了。
<h3>13</h3>
我的新电话几乎没响过。德凯打来一次——很短暂，你过得怎么样呀这样的问候电话——仅此而已。我告诉自己，别期待太多。学校又开学了，头几个星期总是焦头烂额。德凯很忙是因为埃利女士又返聘了他。发了几句牢骚之后，他说，他允许埃利把他的名字写在代课名单上。埃利没有打电话是因为她有五千件事情要做，很可能有五百起小型灌木林火要扑灭。
德凯挂断电话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没有提萨迪……李给小男孩上课的两个晚上之后，我决定，我得跟萨迪聊聊。我得听听她的声音，哪怕她只说一句：“请别打电话给我，乔治，已经结束了。”
我正要伸手去拿电话，电话响了。我抓起电话说——百分之百确定：“你好，萨迪。你好，亲爱的。”
<h3>14</h3>
一阵短暂的沉默，但是却给了我足够的时间，让我想我是不是弄错了，对方可能会说：“我不是萨迪，我只是个拨错号码的白痴。”然后她说：“你怎么知道是我？”
我差点说是心有灵犀。她可能听得懂。但是，光可能还不够。这是个重要的电话，我不想搞砸。
绝对不想搞砸。接下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电话上有两个我在说话，乔治说得很大声，杰克在默默低语，说出一切乔治说不出口的话。或许，当恋情成败未决时，对话的两端总是分别有两个人。
“因为我整天都在想你。”我说。（<i>我整个夏天都在想你。</i>）
“你怎么样？”
“还好。”（<i>我很寂寞。</i>）“你呢？夏天过得怎么样？事情办了吗？”（<i>你跟你古怪的丈夫解除法律关系了吗？</i>）
“是的，”她说，“搞定了。这不是你的用词吗，乔治？搞定了？”
“我想是吧。学校怎么样？图书馆呢？”
“乔治？我们要继续这样聊下去吗？或者，我们有必要聊吗？”
“好吧。”我坐进凹凸不平的二手沙发，“别绕弯子了。你好吗？”
“是的，但是不高兴。我很疑惑。”她犹豫了一下，接着说，“我现在在哈拉赌场酒店，你可能有所耳闻。当鸡尾酒女招待。我遇到了一个人。”
“哦？”（<i>噢，狗屎！</i>）
“是的，人很好。很迷人。一位绅士。不到四十岁。名叫罗杰·比顿。他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汤姆·基克尔的助手。他是参议院里的少数党督导。基克尔，我指的是，不是罗杰。”
她笑了，但是不是遇到好笑的事情时的那种笑。
“我该不该开心，因为你遇到了好人？”
“我不知道，乔治……你开心吗？”
“不。”（<i>我想杀了他。</i>）
“罗杰长得很潇洒，”她用陈述事实的平淡口气说。“他很讨人喜欢。他上过耶鲁大学。他知道怎么讨女孩欢心。还有，他个子高。”
第二个我再也无法沉默了。“我想杀了他。”
这让她笑了，放松的声音。“我告诉你，不是为了伤害你，或者让你觉得不舒服。”
“真的吗？那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我们一起出去过三四次。他吻了我……我们做了一些……搂脖子亲嘴，像孩子一样……”
（<i>我不仅想杀了他，我想让他一点一点死去。</i>）
“但是不一样。或许一样吧，等到合适的时候。
或许不会。他给了我他在华盛顿的号码，让我打给他，要是我……他是怎么说的？‘如果你厌倦了整理书籍，厌倦了单恋离你而去的人。’我想这就是关键。他说他正获得成功，身边需要一个好女人。他觉得我可能就是那个女人。当然，男人就是这样。我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天真了。但是，有时候，男人是认真的。”
“萨迪……”
“还不完全一样。”她听起来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第一次想她是不是出问题了，除了对她个人生活的疑问之外。她是不是生病了。“积极的一面是，没有明显的扫帚。当然，有时男人会把扫帚藏起来，不是吗？约翰尼如此。你也是如此，乔治。”
“萨迪？”
“怎么了？”
“你是不是也在隐藏扫帚？”
一阵长长的沉默。比接到电话喊出她的名字时我沉默的时间更长，比我想象的更长。最后她说：“我不知道你什么意思。”
“你听起来不像你自己，就是这意思。”
“我告诉过你，我很疑惑。很伤心。因为你还没准备告诉我真相，不是吗？”
“能说的话，我会说的。”
“你知道有趣的地方在哪儿吗？你在约迪有好朋友——不只是我——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你住哪儿。”
“萨迪——”
“你说住在达拉斯，但是你在埃尔姆赫斯特电话交换台上，埃尔姆赫斯特在沃斯堡。”
这一点我始料未及。还有什么我没有考虑到的？
“萨迪，我能告诉你的只有我现在做的事情非常重——”
“噢，我敢肯定很重要。参议员基克尔正在做的事情也很重要。罗杰尽力告诉我说，如果我……跟他一起去华盛顿，我或多或少会沾上伟大的边……或者在历史的门口……或者诸如此类。
权力让他激动。这是我很难喜欢他的少数几件事情之一。我想的——我仍然在想——是，我算什么，沾上伟大的边？我只是个离婚的图书管理员。”
“我算什么，站到历史的门口？”
“什么？你说什么，乔治？”
“没什么，亲爱的。”
“你最好别这么叫我。”
“对不起。”（<i>我并无不妥。</i>）“我们到底在谈什么？”
“你和我，还算不算是我们。如果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到得克萨斯，可能还有补救。因为我知道你不是来写书或者教书的。”
“告诉你会很危险。”
“我们都在危险之中，”她说。“约翰尼说得对。
要我告诉你罗杰跟我说的话吗？”
“好吧。”（他<i>是在哪里告诉你的？你们两个聊的时候是站着的还是躺着的？</i>）
“他喝了一两杯酒，开始闲谈。我们在他的酒店房间里，不过别担心——我的脚站在地上，穿着衣服。”
“我没有担心。”
“如果你没有，我倒是对你很遗憾。”
“好吧，我担心。他说什么？”
“他说，有传言，今年秋天或者冬天加勒比海会有什么大动作。一个爆发点，他是这么说的。
我猜他指的是古巴。他说：‘肯尼迪那个白痴准备把我们都丢到汤里，只是为了证明他有胆识。’”
我想起了她前夫灌输给她的所有关于世界末日的废话。“凡是读报纸的人都能看得出，”他跟她说，“我们会浑身疼痛而死，抑或咳嗽而死。”
这类东西会留下印象，尤其是当说话人的口气带着科学的确定性时。留下印象？留下伤疤倒更形象些。
“萨迪，那是胡说。”
“噢？”她听起来有些愤怒。“是不是你有内部消息，参议员基克尔没有？”
“就算我有吧。”
“不算。我会再等等，等你说出实话，但不会等太久。或许只是因为你的舞跳得好。”
“那我们去跳舞吧！”我有点儿激动地说。“晚安，乔治。”我还没来得及再说什么，她就挂了电话。
<h3>15</h3>
我给她打回去，但是，当接线员说“请告诉我号码？”时，我又恢复了神智。我把电话放回支架。她想说的都说了。再让她说些什么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
我努力告诉自己，她的电话只是个计谋，要让我别拖延，马上行动，类似于“你为什么不替自己说话呢，约翰·奥登[140]？”，这不会得逞的，因为对方是萨迪。那看上去更像是求救。
我又抓起电话，这一次，当接线员问我要电话号码时，我给了她一个。电话那头响了两声，然后埃伦·多克蒂说：“喂？请问是谁？”
“嗨，埃利女士。是我。乔治。”
或许沉默的时刻那玩意儿又来了。我等待着。
然后她说：“你好，乔治。我没想到是你，不是吗？
我只是非常——”
“忙，当然。我知道开学第一二周是什么情况，埃利。我打电话是因为萨迪打电话给我了。”
“噢？”她听起来很谨慎。
“要是你告诉她我的电话在沃斯堡而不是达拉斯的电话交换台上，没事。”
“我不是要说长道短。我希望你理解。我觉得她有权知道。我关心萨迪。当然，我也关心你，乔治……但是你走了。她没走。”
我确实理解，尽管埃伦的行为伤害了我。身处太空舱驶往外太空的感觉再次出现。“我没事，埃利。这只是个无关紧要的谎话。我准备很快搬去达拉斯。”
没有反应。她能说什么呢？<i>很可能你会吧，但我们都知道你说了太多假话。</i>
“我觉得她不怎么好。你觉得她看起来还好吗？”
“我不太想回答这个问题。要是我说不好的话，你肯定嚷着要来看她。可是她不想看到你。
现在这样，她不想见你。”
实际上，她已经回答了我的问题。“她回来的时候还好吗？”
“她还好，很高兴见到我们大家。”
“但是现在她听起来心不在焉，还说她很伤心。”
“这很奇怪吗？”埃利女士刻薄地说。“萨迪在这里有很多记忆，很多都跟一个她还在乎的男人有关。一个优秀的男人，一位可爱的老师，却是一个披着伪装色的人。”
这句话<i>真的</i>很伤人。
“看起来好像是因为别的。她说有什么即将到来的危机，她是从——”从坐在历史门口的耶鲁大学毕业生那里听到的？“从她在内华达遇到的一个人那里听到的。她的丈夫在她的脑袋里灌输了很多废话——”
“她的脑袋？她的漂亮脑袋？”现在她不只是刻薄，简直是愤怒。这让我觉得自己渺小而残忍。
“乔治，我面前摆着一英里厚的文件夹，我得工作了。你不能用心理分析远距离治疗萨迪·邓希尔，你的爱情生活我也帮不上什么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建议你，如果你爱他，就说出实话。早说比晚说好。”
“你没有看到她丈夫吧，我想？”
“没有！晚安，乔治！”
第二次，同一天晚上，我在意的女人挂断了电话。这可是个新的个人记录。
我走进卧室，开始脱衣服。她来的时候还好。
很高兴回到约迪的朋友身边。现在不怎么好。因为她正夹在长得很潇洒、走在成功路上的新人和一个高个子、黑面皮，有着不可告人过去的陌生人中间吗？这可能是浪漫小说中的情节，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她回来时为什么很悲伤呢？
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或许她在喝酒。
酗酒。偷偷酗酒。没有可能吗？我的妻子曾是一个隐藏的资深酒鬼——实际上，在我们结婚之前就是——过去跟自身很和谐。人们很容易忽略这一点，但埃利女士可能看出了苗头，但是酒鬼往往很聪明。有时候，过了好几年人们才开始发现。
要是萨迪按时上班，埃利可能没有发现她眼睛布满血丝，呼吸里有薄荷味。
这种想法可能很荒谬。我所有的假设都是怀疑，每一个都表明我仍然多么在乎她。
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客厅里，煤油炉咕咕作响——又是一个凉爽的夜晚。
“随它去吧，伙计，”阿尔说，“你不得不这么做。记住，你来这儿不是为了——”
女孩，金表和一切。对，阿尔，明白。
“还有，她可能很好。有问题的是你。”
问题不止一个。实际上，过了很长时间我才睡着。
<h3>16</h3>
接下来的星期一，当我照旧开车经过位于达拉斯的西尼利街214号时，我看见车行道里有一辆长长的灰色送葬马车。两个胖女人站在门廊里，看着几个穿深色西装的男人把担架抬进车后面。
担架上是一张床单。门廊上方看似摇摇欲坠的阳台上，一对年轻夫妇也在观看。他们最小的孩子在妈妈的怀里睡觉。
扶手上夹着烟灰缸的轮椅孤独地待在树下，老人今年夏天度过了大部分时光的地方。
我把车开到路边，一直站在我的车边等柩车离开。然后（虽然我意识到时机选择得非常，怎么说呢，愚蠢），我穿过街道，走向门廊。我站在台阶下面，脱下帽子。“女士们，对于你们失去亲人，我非常遗憾。”
年纪较大的一个——现在成了寡妇了，我想——说：“你以前来过这儿。”
<i>我的确来过</i>，我想说，我的个头可比橄榄球大多了。
“他见过你。”没有责问，只是陈述事实。
“我一直在附近找房子。你们会继续住这儿吗？”
“不，”年轻的一个说。“他有保险。但那差不多是他的全部了。除了盒子里的一些奖章之外。”她吸了一口气。我告诉你，看到这两位女士那么伤心我也有点儿心碎。
“他说你是个幽灵，”寡妇对我说。“他说他能看透你。当然，他跟厕所里的老鼠一样疯狂。
他自从中风就戴上了尿袋，三年了。我和艾达准备回俄克拉荷马。”
<i>去莫泽尔看看，</i>我想，<i>离开这栋房子之后你们该去那儿。</i>
“你想干什么？”年轻的那个问，“我们得去殡仪馆给他送件衣服。”
“我想要你们房东的号码。”我说。
“我会免费给你！”二楼阳台上的年轻女人说。
失去亲人的女儿朝上看一眼，告诉她闭上她该死的嘴。这就是达拉斯。德里也是这样。
与邻为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