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谋杀
1.对小镇居民在这种境况下会做出何种行径的阐释，可见下面这本书中“1942年4月13日”一节：Zygmunt Klukowski,Dziennik latokupacji zamojszczyzny(Lublin: Ludowa Spółdzielnia Wydawnicza,1958)。作者写道：“在犹太人之中恐慌蔓延得更快。从那天早晨开始，他们就在等待宪兵和盖世太保的到来……各类下层阶级的人都从小镇附近探出头来了；许多马车从乡村驶来，他们一整天都在等待，等待他们可以开始掠夺的那个时刻的来临。我们从各方得到消息，得知了波兰民众那些可耻的行径，以及他们抢夺犹太人住宅的事实。在这种事上，我们的村子肯定不会落后于别人。”（p.255）若要了解“屠杀的浪潮”这一现象，可见 pp.235-236注释1，它解释了1919年席卷了考布肖瓦（Kolbuszowa）区域的一次屠杀浪潮。若要了解同一群人接连参与不同的屠杀行动的现象，也可见芬克什塔因关于拉兹沃夫事件的证词。
2.我这里所引用的是达诺夫斯基在1953年8月提供的证词。（MC,SWB,145/238）在1952年12月31日的证词中，他描述了镇政厅前分发伏特加的事。从庭审档案中我们可以得知，达诺夫斯基是个酒鬼。那么，免费的伏特加的确很可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MC,SWB145/185,186,279）
3.Yedwabne,p.102.人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他们的房屋如果无人照管，很可能会被人闯空门。比如，涅瓦维茨基那天逃进田野之前穿上了他最好的两条裤子和两件衬衫，因为他认为等他回去，他家一定已经被洗劫了。我们还从劳丹斯基那里得知，波兰人是打着做清洁工作的幌子把犹太人聚集在广场上的。
4.同上书，p.103。
5.MC,SOŁ123/503.
6.MC,SOŁ123/734.
7.MC,SOŁ123/503.
8.MC,SOŁ123/503,504.
9.MC SOŁ123/683.
10.MC,SOŁ123/675.
11.Yedwabne,p.103.
12.ŻIH,301/6.
13.MC,SOŁ123/675;ŻIH,301/613（这是瓦瑟什塔因的第二份证词）。我问涅瓦维茨基当他被带到广场上时他观察到了什么，他告诉我，他当时没有环视四周，而是试图挤进人群的中心，因为犹太人群被一圈手持棍棒和钝器的人紧紧围着，他们会殴打任何试图向外走的人。（与涅瓦维茨基的对话，2000年2月）被我引述过证词的不少证人都记得在广场上犹太人所遭遇的惨绝人寰的殴打，他们都说这个场景“不堪入目”。
14.MC,SOŁ123/681.
15.ŻIH,301/613.
16.MC,SOŁ123/686.
17.MC,SOŁ123/614.
18.MC,SOŁ123/653.
19.MC,SWB145/255.关于这个片段，除了亚当·格拉波夫斯基（Adam Grabowski），还有其他一些证人以及犯罪者也提供了类似的描述。尤里安·索克沃夫斯基说：“我记得，犹太人被赶[ 向谷仓 ]的时候，索布塔把自己手里的棍子给了拉比，命令他把他的帽子挂在棍子上，还要同时大喊：‘战争因我们而起，战争是为了我们’。”（MC,SWB145/192）；也见耶日·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5）；斯坦尼斯瓦夫·达诺夫斯基的证词（MC,SWB145/186）；齐格蒙特·劳丹斯基的证词（MC,SOŁ123/667）。
20.MC,SOŁ123/666.
21.Yedwabne,p.103.
22.MC,SOŁ123/618.巴登也参与了将煤油从仓库“运出”的工作，他可能曾经在那间仓库里做过机械工。但他在证词中表示，他派涅布日多夫斯基去运送煤油是出于“技术目的而不是为了要烧死一谷仓的人”。（MC,SOŁ123/505）
23.Yedwabne,p.113.
24.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25.MC,SOŁ123/685.也见瓦迪斯瓦夫·米茨尤拉的证词，他说：“从很远的地方，我只能看到约瑟夫·考布日涅基，他当时正在谷仓边上点火。”（MC,SOŁ123/655）
26.MC,SOŁ123/684.
27.MC,SOŁ123/734.
28.MC,SOŁ123/506.
29.Rzeczpospolita,July10,2000,“Nie zabijaj.”
30.Adam Wilma,“Broda mojego syna,” Gazeta Pomorska,August4,2000.
掠夺
1.MC,SOŁ123/631,632,675,676,677,682,683.
2.MC,SWB145/168.
3.MC,SWB145/164,165.
4.MC,SWB145/253.索布塔当然否认了自己侵吞犹太人财产的行为。“在犹太大屠杀之后，我占用了一间遗留的犹太公寓，因为我自己没有房子。我搬进那间遗留的犹太公寓时，里面没有任何家具，也没有其他东西，因此我就这样住下了。所有犹太人遗留的财物都被交至镇政厅了，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是怎么处置这些东西的。”（MC,SWB145/267）
值得注意的是，挪用、侵吞他人财产的现象催生了相应的语言。波兰语中很快出现了“pożydowski”和“poniemiecki”这样的词，波兰人很快就明白其意思是“犹太人遗留的”或“德国人遗留的”财产。另一方面，如果有人用“poangielski”或“pofrancuski”这样的词，波兰人会认为用这种词的人犯了个错误—更为确切地说，是把波兰语俄语化了—正确的词法应该是“po angielsku”或“po francusku”，意思是“英语的（或法语的）”。人们不能用这两个词组来形容英国人遗留的或法国人遗留的财产。简而言之，由于历史的机缘，只有犹太和德国这两个民族的财产能被波兰人侵吞、占用。
5.MC,SWB145/165.
6.MC,SOŁ123/728.
7.想要了解关于卡罗拉克的更多信息，可见本书【209—210（译者：原书页码）】页的注释5。题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华沙中央委员会”（“Do Komitetu Centralnego P.P.R.w Warszawie”）的文件中提到了劳丹斯基一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中央控制委员会（Central ControlCommissio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于1948年10月2日收到了这份文件，之后毫无疑问将其被转交给国家安全机构。这份文件目前归于沃姆扎安全部（UOP）的“控制—调查”档案中。
8.2000年5月19日，在《波兰共和日报》—波兰境内发行量第二大的日报（仅次于《波斯卡报》）—上，安杰伊·卡琴斯基用这句话结束了他关于耶德瓦布内犹太大屠杀的精彩的第二份调查报告《纯化的记忆》（“Oczyszczanie pamięci”）。
私人传记
1.MC,SOŁ123/718.
2.MC,SOŁ123/712.
3.MC,SOŁ123/498.
4.MC,SOŁ123/273—274.
5.这一大段对耶日·劳丹斯基的刻画出现在一份题为“档案信息表‘卷宗’中的反国家犯罪嫌疑人”（Arkusz informacyjny ‘dossier’ napodejrzanych o przestępstwa przeciwko Państwu）的文件中，该文件目前与沃姆扎公共安全部的其他材料一起，藏于沃姆扎安全部的比亚魏斯托克档案处。
6.MC,SOŁ123/809.
7.MC,SOŁ123/702.
不合时宜
1.比如，这里就有一段描述，是写“1919年春在前加利西亚省的东部地区爆发的一系列事件。大量惨无人道（potężne i bestialskie）的反犹农民运动发生在那片地区，让人想起在1846年春由雅各布·谢拉（Jakub Szela）领导的一次运动中，此地所经受的‘屠杀与掠夺’。”我引用的这段描写来自科尔布肖瓦镇（Kolbuszowa）的一位历史教师和地方爱国者所写的文章，这位作者并没有对犹太人表现出特别的同情。“大群农民一时之间聚集起来，男人、女人、青年；他们手持短棍，乘驾马车从一个镇到另一个镇，殴打犹太人，掠夺他们的财务，洗劫他们的店铺和家……在那段时间，波兰的天主教徒相信，”作者继续写道，“那些讨厌天主教徒并称他们为‘外邦人’的犹太人，会在制作逾越节薄饼时往里面加一点天主教儿童的血……没人知道这种观念是怎么出现的，但天主教徒母亲那时常常以这种传说来教训、吓唬调皮捣蛋的孩子，告诉他们，如果不乖乖听话，犹太人就会来杀掉他们。（我记得我就被我奶奶教训过，她过去常常说，如果我不学乖，吉卜赛人就会来把我抓走。）在格利尼克（Glinik），一个小女孩失踪之后，一群农民就开始攻击犹太家庭，殴打甚至杀害犹太人，还洗劫了他们的店铺和房子。这种骇人听闻的传闻（即犹太人为了制作逾越节薄饼杀了一个女孩儿）迅速在许多地区的乡村居民中扩散开来，导致农民发起了大量具有攻击性甚至十分残忍的行动（olbrzymiei agresywne,niezmiernie okrutne,akcje chłopskie）自（1919年）5月1日起，大批持短棍、斧子、草耙和其他类似工具的人群袭击了犹太人的居所……这最终演变成大型的屠杀和掠夺行动。”（Halina Dudzińska,“Kolbuszowa i kolbuszowianie w okresie narodzin II Rzeczypospolitej Polskiej iwalki o ustalenie jej granic,” Rocznik Kolbuszowski,no.3[Kolbuszowa,1994]:129）
2.这场大屠杀持续了几乎一整天（1946年7月4日），有数百名凯尔采居民参与其中，导致42名犹太人丧生。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年轻男孩在其父亲的怂恿下，编造了一桩指控，称他被抓进凯尔采犹太幸存者和归乡者居住的大楼，被关在大楼地下室数日（想必是为了用他的血在仪式上献祭）—顺便一提，这幢大楼根本没有地下室。一队公民民兵（Citizens’ Militia，简称“MO”）被派遣去搜查房屋，调查此事，接着大屠杀就开始了。民兵和穿制服的士兵都参与了杀戮。安全部队在应对不断恶化的事件时显然有许多玩忽职守或逾越职权的行为，可能还有违规的暴行。波兰历史学家和记者在描写这起事件时（虽然他们可能只是隐晦提及，因为在共产主义统治时期，这起事件是被视为禁忌的存在）产生的主要矛盾在于，这场暴乱是不是安全警察刻意煽动的。关于凯尔采大屠杀的最佳研究，可见 Bożena Szaynok，Pogrom Żydów w Kielcach4VII1946r.(Warsaw:Wydawnictwo Bellona,1991)。如需阅读关于克拉科夫大屠杀的详细研究，可见亚捷隆大学的一篇未发表文科硕士论文：Anna Cichopek,“Z dziejówpowojennego antysemityzmu—pogrom w Krakowie11sierpnia1945r.”(Cracow,1998)。
3.1946年8月，谢斯托肖瓦（Częstochowa）的犹太委员会主任布雷纳（Brener）写道：“近来，11岁的天主教孩童与他的母亲一同走在加里鲍迪大街（Garibaldi Street）上，很多犹太人都住在那个街区，他指认了一栋房子，据说犹太人在那儿将他关押了两天。此时，天主教居民认为他荒谬无稽，将他赶走了……即便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心灵渐渐平复，这个小插曲仍然在我们街区留下了糟糕的影响。人们开始关闭店铺，锁上房门，打算逃离此地。逃去哪儿呢？没人知道，没人说得出。”（Głos Bundu,no.1[Warsaw,August1946]）也见Upiorna dekada,pp.104,105。
人们记得什么？
1.Aharon Appelfeld,“Buried Homeland,” New Yorker,November23,1998,pp.48,51,52.
2.同上书，p.54。
3.1947年出版了一本书，是从“二战”中幸存下来的犹太儿童的个人证词，在霍赫贝格·玛丽安斯卡（Hochberg - Mariańska）为该书所作的导读中，我们读到，不少在战时帮助过犹太人的波兰人都希望保持匿名，因为他们害怕一旦他们在战时所做的事被公开，会招致来自他们自己族群中的敌意。（Maria Hochberg-Mariańska’s introductionto Dzieci oskarżają[Cracow: Centralna Żydowska Komisja Historyczna w Polsce,1947]）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比如，也见 Nechama Tec 的回忆录Dry Tears: The Story of a Lost Childhood(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主题—为什么那些应该被授予“国际义人”称号的人，会如此恐惧他们自己的邻人发现他们在战时曾帮助过犹太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他们害怕被抢劫。在大众想象中，犹太人总是与钱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坚信，那些在战时庇护犹太人的家庭必然得到了物质上的好处。但还有一个原因。日后的“国际义人”在战时的行为突破了社会公认的准则，说明了他们与其他人都不同，因此他们对社会而言是一个隐患。他们的存在对他人是一个威胁，因为他们就是证人。他们可能会告诉当地犹太人曾经发生了什么，因为—不论从他们的所作所为，还是从他们不合作的态度来看—他们不属于对这起事件保持沉默的共同体。
4.正如本书第【229，原书页码】页注释8中所解释的，地下组织在战后仍然存在，且其行动已远超出对德军的袭击。
5.维日考夫斯基家的侄子，雅罗斯瓦夫·卡尔沃夫斯基（JarosławKarwowski）于1962年5月2日在米拉努韦克（Milanówek）写下了这份证词。（ŻIH,301/5825,conversation with Wyrzykowska,October1999）
集体的责任
1.Richard Breitman,The Architect of Genocide: Himmler and the Final Solution(New York: Alfred Knopf,1991),pp.171-173.
2.“玛利亚得去打个电话。我们走进一家小点心店，因为她觉得那里有一台电话。然而，事实上那家店里并没有电话。在这种情况下，玛利亚决定把我留在店里几分钟，她给我买了一块点心，选了一张在黑暗角落里最不显眼位置的桌子，然后告诉我她打完电话就回来。
她对给我们上菜的人也说了同样的话，毫无疑问那人是店主……我吃着点心，那些女人（店里没有男人）在聊什么我并不在意。但过了一会儿后，我无法不去注意，她们已经炸开了锅。毋庸置疑，我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这些妇女—有服务员，也有食客—围着那个店主，交头接耳，同时刻意地瞟我。作为一个到处躲藏的犹太儿童，我已经习惯了这种事，因此立刻就明白这情况意味着什么，预示着什么……
“我时刻都能感受到他们注视的目光……那些妇女死死盯着我，仿佛我是一只可怕的怪兽，我的存在违背了自然的法则。仿佛他们马上就会决定要怎么处置我，因为他们不能就这么放任我在这里存在……我听到他们说：‘一个犹太人，绝对不会错，一个犹太人’……
‘她肯定不是，但他—一个犹太人’……‘她让他混在我们之中’……那些妇女仔细地思考如何处置我。店主打开通往里间的门，里面应该是厨房，然后叫道：‘赫拉，赫拉，快过来看看。’过了一会儿她口中的赫拉出现了，她穿着沾满面粉的围裙，很显然刚刚是在工作中。她们等待她的评断，很显然她们都很期待她的看法。可能在点心店的范围内，她在很多事上都是权威，甚至可能是个种族问题的专家，而这家点心店于我而言，已不再是一个平和安静的地方了。不论如何，审视我的眼睛又多了一双……
“不可否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的处境愈发糟糕。那些妇女已不满于仅仅从远处观察我……也许她们想要得到确认，想要一个能促使他们达成最终决断（很可能她们已经达成了）的评判。因为我听见其中一人说：‘我们得报警。’
“对这件事的讨论显然激起了这群女人的好奇心，她们慢慢走近，靠近我坐的位置。接着她们开始盘问我。第一个人问了我的姓名。我有伪造的身份证件，我也熟记自己伪造的身份—我很有礼貌地回答了。另一个人对于我与带我来这儿的女人的关系很好奇—我也回答了，不过这次说的是实话……她们的问题劈头盖脸地向我砸来：我父母是干什么的，我从哪里来，我最近去过哪里，我要到哪里去……等等。她们努力地以温和的态度发问，有时甚至很温柔。
然而，她们的伪善的语调骗不过我，因为要听出这种语调背后隐藏的怒气和攻击性，并不困难。她们像对一个小孩那样对我说话—但转眼间又像对待一个被告人甚至一个公开的罪犯那样。事情已经过去许多年，如今我不认为她们这种举动是出于单纯的怨或恨。相反，她们是对凭空出现在她们面前的‘问题’感到恐惧，她们做了要做任何事来尽快解决问题的准备—不惜一切手段和代价……
“那些女人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而我已经不再做出回答，只是偶尔嘟哝‘是’或‘否’……但我听到的不仅是向我提出的问题，还有那些女人在一边轻声做出的评论，好像这些评论只是说给她们自己听的似的，但它们仍然会钻入我的耳朵。她们最常说的具有威胁性的词就是‘犹太人’，但更可怕的是她们不断重复的句子：‘我们得报警’。我很清楚，报警等同于宣判我的死刑……那些女人并没有被无法控制的憎恨支配……这是一群正常的、平凡的、以她们自己的方式保持着机敏和体面的妇女，她们吃苦耐劳，毫无疑问也曾在战时的艰难岁月中努力地照顾她们的家人。我也不会否认，她们可能是模范母亲和妻子，可能非常虔诚，德行出众。她们发现自己的处境可能会引来麻烦和威胁，因此她们想要直面形势。尽管她们没有想过，直面这个处境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或许这超出了她们的想象范围—尽管她们肯定知道如果她们真的‘报警’，事情会如何收场—又或许只是因为这是不在她们的道德思考的界限之中。”（Michał Głowiński,“Kwardans spędzonyw cukierni,” in Czarne Sezony[Warsaw:Open,1998],pp.93-95;translated by Marci Shore）
3.Michał Cichy,“Polacy - Żydzi: czarne karty Powstania Warszawskiego,”Gazeta Wyborcza,January29-30,1994.
对资料的新诠释
1.1987年，一位杰出的文学学者杨·布翁斯基（Jan Błoński）发表了一篇令人深思的散文，题为“可怜的波兰人望着犹太区”（影射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ław Miłosz]的诗歌《可怜的基督徒望着犹太区》）。在文中，布翁斯基认为，对于犹太人所遭遇的种族清洗，波兰人也应承担责任。但他特别指出了一个区别，即他公开否认了波兰人曾参与种族清洗的暴行。他写道：“一个人可以在不参与一桩罪行的情况下对其负有责任。我们对其负有责任，是因为我们退缩不前，我们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制止悲剧发生。”这篇文章发表于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周刊《普世周刊》（Tygodnik Powszechny），一经刊登就收到了来自读者的雪片般的抗议信，因此周刊编辑部不得不刊登了由一位著名律师的来信《对杨·布翁斯基的回应》。该律师曾经在多起政治案件审判中为反对党人士辩护，并于20世纪50年代被一个斯大林主义法庭判决死刑。他感到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有义务捍卫自己同胞的“好名声”，他认为布翁斯基在其阐述中给他的同胞们贴了个集体标签。杨·布翁斯基和瓦迪斯瓦夫·西瓦 - 诺维奇（WładysławSiła-Nowicki，即上文中的律师）的文章、《普世周刊》之后陆续刊登的一些回应布翁斯基的文章，以及一年后在耶路撒冷的一次会议上展开的关于此事的讨论，都被收录进一本英语文集中：“My Brother’sKeeper?” Recent Polish Debates on the Holocaust,ed.AntonyPolonsky(London: Routledge,1990)。
有可能同时成为受害者和施害者吗？
1.参见拙作“A Tangled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
2.Atina Grossman,“Trauma,Memory,and Motherhood: Germans and JewishDisplaced Persons in Post - Nazi Germany,1945-1949,”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38(1998):215-239。尤其可以参考该书的序章“Introduction: DifferentVoices on ‘Armes Deutschland,’” pp.215-217。也见汉娜·阿伦特早期的一篇文章：Hannah Arendt,“The Aftermath of Nazi Rule,” Commentary,October1950,pp.342-353。
德国民众普遍怀有“受害感”还有一些其他理由，比如苏联红军士兵强奸德国妇女的事件在德国国内普遍、反复发生，再比如来自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苏台德地区（the Sudetenland）的难民和被驱逐者所遭遇的命运。见 Norman Naimark,The Russians in Germany:A History of the Soviet Zone of Occupation,1945-1949(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Press,Belknap Press,1995)。
3.如需了解关于“老共产党人”的详细介绍，尤其是雅各布·伯曼（1901—1984）和希拉里·闵克（1905—1974），见 Teresa Torańska,Oni: Stalin’s Polish Puppets(London: Collins Harvill,1987)。伯曼和闵克二人都出身于犹太家庭，战时身处苏联，并在共产党机关中升迁为高层领导。20世纪40年代晚期、50年代早期，他们在波兰共产党政治局中任职，伯曼司掌安全机关，而闵克负责社会经济的控制。
4.Łukasz 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Wrocław:GAIT Wydawnictwo s.c.,1999).
5.本书【236—237，原书页码】页注释2有关于凯尔采大屠杀情况的简短笔记。
6.Kamiński,Strajki robotnicze w Polsce w latach1945-1948,p.46.
7.转引自 Gross,“A Tangled Web,”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Retribution in Europe,p.111。
8.Yedwabne,p.98.
通敌
1.如需阅读关于“通敌”这个概念之应用语境的简史，可见拙作“Social History of War and Occupation in Europe,” in 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pp.23-32。
2.Krystyna Kersten,Narodzinysy stemu władzy.Polska1943-1948(Paryż:Libella,1986),p.172.
3.这两段引用都来自1948年一个回忆录写作竞赛的参赛文章，该竞赛由波兰齐特尼克出版社主办，他们邀请读者来稿讲述“二战”那10年，在他们的村子里发生的故事。25年后，所有的参赛文章都被集结成册，编成四卷本，以“波兰农村，1939—1948”为题出版：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 konkursowe,ed.Krystyna Kersten and TomaszSzarota(Warsaw: PWN,1971)。我所引用的这两个片段被波兰国家审查局（Censors’ Office）删节了，因此没有出现在成书中。我通过该书编辑托马什·沙罗塔教授的关系，读到了未删节版的参赛文章。1945年之后，沙罗塔教授在波兰科学院担任波兰历史实验室的主任，这些资料就藏于该科室。我非常感谢他提供的帮助。
顺带一提，1948年，普通百姓会将自己的回忆性文章寄往官方机构，其坦诚和开放令人惊讶，因为他们的这种做法，与当时官方对时事遮遮掩掩的态度截然不同。上文中引用的片段摘自 manuscriptsno.20(931),p.4,and72(1584),p.5。
另一个资料来源，即一个以德国国防军在波兰东部边境参与犹太大屠杀为主题的著名摄影展的目录（The German Army and the Genocide,ed.Hamburg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New York: The New Press,1999],p.81），我们可以在其中找到一张漂亮的照片，照片中是一个骑着摩托车的德国士兵，四周围着一群微笑的年轻女子，正给他递去食物和饮料。
照片的说明文字写道：“乌克兰女人在提供点心。”这个画面和苏维埃当局力图描绘的场景非常相似，他们曾试图用图画、照片表明，1939年9月苏联红军在“解放”这些地区时，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款待。
关于1941年夏天德国国防军在这片区域行进中得到友好接待一事，在吕特·贝克尔曼（Ruth Beckermann）执导的纪录片《战争之东》（East of War）中还有一个有趣的记录。上文提到的摄影展巡展至维也纳时，贝克尔曼去看了，她用摄影机录下了她对一些在展馆中遇见的年长者的采访。这些人大多都是德国国防军的退伍老兵，他们告诉了她一些有趣的故事。
4.比如说，这里有一段摘自《苏联事件报告》第21号，1941年7月13日条目下的文字，特别提到了比亚韦斯托克的情况：“‘灭绝战争’一直在继续，随着时间的推移，声势却并没有减弱。波兰民众非常配合、支持德国安全局的行动，他们不断揭发犹太裔、俄裔甚至波兰裔的布尔什维克党人。”（Einsatzgruppen Reports,p.23）
5.我关于这个主题做过更为全面的论述，见“A TangledWeb,”inDeák,Gross,and Judt,The Politics of Retribution in Europe。
6.Eric Voegelin,Hitler and the Germans(Columbia: Universityof MissouriPress,1999),p.105.
7.KazimierzWyka,Życie na niby.Pamiętnik po klęsce(Cracow: WydawnictwoLiterackie,1984).
8.这两段引文来自比亚斯托克省：“我们村子以及周围的居民在战争的九年里都彻底道德沦丧了。人们不再工作，嘴边常常挂着一句新的俗语：让愚蠢的人去工作，我会为了生计不择手段[ja będękombinował]。他们于是酿了几千升的烈酒。”另一个农民回忆起耶德瓦布内的邻村，格拉耶沃郡的克洛肖夫卡村（Kroszówka）在苏联治下的岁月，他大致描述了当时村上的邻里关系：“嗜酒的风气在村子里蔓延开来，随之而来的是斗酒、打架、抢劫。人们一旦和别人发生争执，或者有旧账要算，就会跑到安全局去‘告发’别人，说别人在战前‘有政治倾向’。当局于是开展了逮捕行动，人们非常恐惧，不知自己会为何原因而被捕。”（Kersten and Szarota,Wieś polska1939-1948,materiałykonkursowe,pp.125,66）
9.ŻIH,301/579.
10.Klukowski,Dziennik z lat okupacji zamojszczyzny,p.299.
11.在1939年12月8日从苏联占据地区寄往伦敦的一份报告中，我们读到：“在苏联占据期间，犹太人不断地迫害、压迫波兰人和一切与波兰有关的东西……因此一有机会，波兰人，哪怕是老幼妇孺，就会对犹太人进行凶狠的报复，这种报复是任何反犹分子都无法想象的。”（Gross,Upiorna dekada,p.92）作为对现实的描绘，这个文本显然存在很大的错误，但作为对之后所发生事件的预测，它无疑很有先见之明。
对斯大林主义的社会支持
1.关于这一点，让我再引用一次沃格林的话：“我们的问题是，社会的各个阶层，哪怕是最高位置上，都有一些无用之人……因此我建议用一个中立的词语‘乌合之众’来形容这些人。乌合之众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既不是精神（spirit）领袖，也不是理性（reason）
权威，在理性或精神出现指引、警醒他们时，他们也没有能力对其做出回应……要想理解为何一个社会的精英群体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极其困难。但它确实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Hitler and the Germans,p.89）
2.关于战后犹太幸存者从小城镇或偏远地区逃往大型的城市中心，可参考 Gross,Upiorna dekada,pp.102,103。
3.在1968年所谓的“三月事件”前夕和期间，波兰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曾公然发动一场反犹运动，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Mieczysław Rakowski）在他的著作《政治日记》中对该事件做了完整详尽的同期记录。（Dzienniki polityczne,1967-1968,Warsaw: Iskry,1999）拉科夫斯基当时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的成员、苏联集团最好的舆论周刊《政策》（Polityka）的主编。因此他真的可以获得关于1967—1968年被官方称为“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事件的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