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9]近几年，相当多描写政治腐败的文学出炉，有一些文章说公职人员的腐败也不一定全然是坏事。中国的经验似乎不支持这一奇特的假说。欲了解有用而分析性的正反面意见总结，见J.S.耐依《腐败和政治发展：一个成本效益分析》，《美国政治科学评论》第61期（1967年6月），第417—427页。大多数的论述，在阿诺德·海登海默编写的《政治腐败：比较分析读物》中都有记载（纽约：豪特、瑞恩哈特和温斯顿出版社，1970）。
[40]王克浪：《从数字看江西》，《观察》，1947年10月18日，第17—18页。
[41]欲了解这个问题的典型论述，见与国民党“政学系”有联系的南京《世纪评论》，1947年11月29日。
[42]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
[43]钱孟超：《强迫征收军粮，安徽百姓最恨》，上海《申报》，1946年4月30日。
[44]上海《大公报》，1946年4月30日。
[45]晋南通讯员：《法外天地·人间血泪》，《观察》，1947年1月11日，第20—21页。
[46]上海《和平日报》，1946年4月18日。
[47]上海《东南日报》和《文汇报》，1946年8月24日。
[48]上海《大公报》，1946年2月26日；上海《大公报》，1946年3月8日。
[49]译自上海《新闻报》评论，1946年4月15日；同见上海《文汇报》，1946年7月11日。
[50]兰州通讯员：《忧患重重的西北角》，《观察》，1946年12月21日，第14—16页。
[51]欲了解对20世纪中国农民暴动的讨论，特别是反横征暴敛的暴动，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第433—453页。萧教授声称：“显然最重要、最容易引起暴动的原因是官员的横征暴敛和征税。”他写道，反横征暴敛的暴动在清朝走向衰败的19世纪下半叶最为频繁。
[52]根据一名吴兴县农民的账簿——1月在吴兴有暴乱，他在1945年8月到1946年8月支付的有：购买胜利债券的钱，购买存储债券的钱，以实物偿付的县的行政税，以实物偿付的乡的行政税，当地防卫部队的米和制服费，为地区行政开支缴的米，给伤兵的米，为县警察补员缴的米，征召劳力的米，借给老百姓的来复枪要求的大米抵押，购买军火费，地区行政部门人员的差旅费，接待路过县的军队所设立的临时设备费（上海《文汇报》，1946年8月1日）。
[53]来自关于浙江农民暴动的长篇调查报告，作者唐戍中，见上海《时事新报》，1946年5月1日、2日、5日。
[54]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傅统先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将问题归于社会环境，认为解决方法在于教育。见《以教育救中国》，《观察》，1947年5月17日。
[55]柯睿格（E. A. Kracke，Jr）：《宋朝初年中国的文官制（960—1067）》，第196页。
[56]萧公权：《中国乡村》，第414—415页；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第43—51页。
[57]杨懋春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省的某村庄，只要佣金数额不是太多，没有人抱怨村干部为提供的服务索取“佣金”。在评论农村建设费用时，杨写道：“庄长和他的首席助理征收村庄应缴的税，同时获得他们自己的佣金。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了。在一定限度内，村民会忍受下来，但是在剥削不能忍受的时候，他们被迫采取行动。”（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第181页）
[58]费孝通、张之毅：《乡土中国：对云南农村经济的研究》，第277—279、306—313页。
[59]浩然：《论政治上的新病态》，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14期（《观察》转载，1948年4月10日，第18—19页）。谈到官僚化的问题，人们特别要求废除冗繁的当地行政结构，要求有效率的征税系统。一名作家提议税和征用物资直接上缴给县政府，跳过乡、镇、保官员。（西安《西京评报》，1945年8月31日）河北滦县政府秘书孙凤鸣（音），主张相同的解决方法，声称每年直接交给县库每亩10斤小米足够支付县里的所有税收和费用。但是他承认这样的改革说比做容易，当地官员会竭力阻止它的实施，因为改革意图消减他们的利益（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
[60]这份声明由144名来自清华、141位来自燕京、105位来自北大、77位来自北洋、17位来自中发、6名来自美术学院、6名来自教师培训学院的教职员工签署（上海《大公报》，1947年6月1日）。
[61]储安平：《评翁文灏内阁》，《观察》，1948年6月5日，第3页。
[62]器重：《国共应该携手合作》，《时代批评》，1947年8月1日，第23—25页；吴世昌：《从美苏说到国内》，《观察》，1947年4月5日，第4页；杨人楩：《论内战》，《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5页。很多人也许赞同吴世昌所持的观点：如果共产党军队真的能在几个月内被剿灭，每个人都能忍受困苦，支持为战争做的努力。在他看来，“如果到第二年过年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国家统一了，重建工作开始了，征兵、征粮、各种名目繁多的税目的征收结束了，如果自由和民主触手可及了”，那么大多数人民就不会反对战争。但是很明显，所有这些不可能实现（吴世昌：《论和平问题》，《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4页）。
[63]这些掠夺在第四章“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负担”一节中有论及。同样见第三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节。
[64]杨培新：《经济总动员下的加紧征粮》，《时代批评》，1947年9月1日，第24—26页。
[65]这封信署名“朱树锦”，1948年5月26日（《观察》，1948年6月5日，第2页）。另一封相似的而略微简略的信来自青岛附近即墨县第五区的一位居民（《观察》，1948年5月8日，第2页）。
[66]想要了解更多的例子，参见此处。一名《大公报》通讯员列举了除平常的税目外，河北东部滦县的老百姓应缴的强制税目：（1）给每个地方民兵部队长官每月200斤小米，每个地方民兵部队成员每月150斤小米；（2）铁路守卫的每天食物津贴；（3）维修和修筑铁路防御工事的材料和人力；（4）军民合作所代表政府军队征收的稻草、饲料、车辆等等；（5）为当地防御部队购买和补充的武器和军火，以及当地防御工事的维修和修筑；（6）依附于一些县警察局的特别部队，它们的薪水支出和购买武器和军火的支出；（7）通常以实物偿付的所有乡和保管理的薪水支出；（8）给所有月工资固定的警察和公务员特殊的补贴支出：每人每月150—200斤小米，帮助他们在通货膨胀的重负下维持生活。（上海《大公报》，1947年8月11日）有关日军投降前的类似的税赋单子，见：《一些非法勒索的实证》，西安《解放日报》，1945年8月30日。这篇文章写的是西安附近的三原县。
[67]伍启元：《从经济观点论内战问题》，《观察》，1946年9月7日，第3页。伍此时是清华大学的一名教授。高超哀叹战争对中国东北工业、采矿、粮食生产的破坏，见《泪眼看东北》，《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
[68]兰州通讯员，第14页，参见此处。
[69]杭州通讯员：《浙江的征丁征税》，《观察》，1946年11月16日，第14—15页。
[70]北平通讯员：《北平的征兵戏》，《观察》，1946年11月9日，第17—19页。
[71]这七封信出现在《观察》1948年2月28日、3月13日、4月24日、5月8日和22日的“读者来信”版块。沈阳报纸对征兵失败的报道收录在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远东中国卷），第144页。1946年和1947年征兵命令执行过程中的不正当行为以及对它的反抗，被上海新闻界在1946年最后3个月和1947年8月广泛报道。
[72]想要了解一些美国的观点，见芭芭拉·W．塔奇曼（Barbara W. Tuchman）：《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以及白修德（Theodore H. White）和贾安娜（Jacoby Annalee）《中国暴风雨》。艾格尼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的《中国的战歌》特别关注了伤员的处理，是从正面和负面两方面来写的。
[73]西安《青年日报》，1945年6月11日；重庆《新民报》和《新华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时事新报》和《中央日报》，1945年7月11日；重庆《中央日报》，1945年7月19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7月22日；重庆《时事新报》，1945年8月24日。活埋的故事经常被反复提到。欲了解目击者在1945年讲给罗伯特·佩恩听的叙述，见他的《觉醒的中国》，第103—104页。
[74]比如梁实秋：《沈阳观感》，载于南京《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观察》转载于1948年3月6日，第19页）；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
[75]特约记者：《从中国乡村看中国政治》，《观察》，1946年10月19日，第18页。
[76]杭州通讯员，第15页，参见此处。
[77]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9页，参见此处。
[78]汗奇：《东北十日》，《时代批评》，1947年8月16日，第25—28页。
[79]何彭：《在内战最前线》，《观察》，1947年9月27日，第18页，参见此处。
[80]《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2页。
[81]长春通讯员：《零下三十度的人心》，《观察》，1947年3月1日，第18页。
[82]观察记者：《魏德迈在中国所了解的·所烦恼的·和可能建议的》，《观察》，1947年8月30日，第16页。
[83]长春通讯员：《梁华盛在吉林的作风》，《观察》，1946年12月7日，第16—17页。欲了解其他关于长春军事化和民主的评论，参见此处。
[84]钱端升：《军人保护的中国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12月15日，第21—23页。
[85]比如：周绶章（参见此处）、杨人楩（参见此处）、傅统先（参见此处）、吴世昌（参见此处）和《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的社论，第2—3页。
[86]常明：《泛论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对施复亮、平心两先生论争的意见》，《时代批评》，1947年6月16日，第33页。关于政协会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以及较场口事件，参见此处和参见此处。关于新华日报事件，见第六章“民族主义问题”一节。
[87]伍启元，第3—4页（参见此处）。
[88]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参见此处）。秦峰（音）也给出了相似的论点：《马上得之，马上守之，马上失之》，《时代批评》，1948年3月15日，第3—4页。
[89]第四章的大部分基于自由派作家与刊物的报道。
[90]潘子明：《松花江畔的阴阳界》，《观察》，1947年7月26日，第19页。
[91]长春通讯员（参见此处）。
[92]上海《时事新报》、《新闻报》、《中央日报》、《时代日报》，1946年6月24日；上海《文汇报》、《大公报》，1946年6月25日。
[93]潘子明（参见此处）。一则沈阳的新闻报道了1946年夏天该市的5000名难民学生。这些学生中的2000名要求不用参加规定的考试，秋季录取入学。学生之所以提出这样的要求，部分是因为据说大学录取办公室的人员出售考试试题。见：天津《民国日报》，1946年8月16日。沈阳的10万难民在一份美国大使在1947年11月26日的报告中有提及（《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378页）。
[94]德克·博迪：《北京日记》，第31—33、65—68、74—77、100—103页。然而不是所有的在北平的学生难民处境都这么悲惨。博迪提到1948年11月，超过2000名学生从保定撤出，被安排住在北平市郊的寺庙里。他们由老师陪伴，老师给他们上课，鼓舞士气和维持纪律。
[95]梅尔比：《天命》，第281—282页。
[96]其中最严厉的批评来自周鲸文。周鲸文自己就来自东北，他认为该事件是国民党政府给予东北人民众多伤害的其中之一（周鲸文：《为枪杀东北流亡学生控诉南京政府》，《时代批评》，1948年7月15日，第1—2页）。
[97]来自栖霞山的信，1948年4月16日（《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2页）。
[98]由国民党控制的东北城市中，所有报纸都被政府、国民党或军队控制或监管。所以随着战事的进行，公众几乎无法得到独立的信息来源。但是依旧有一些作家和记者试图调查和报道东北局势的进展。文中的概述基于对以下选文的比较参考。
《观察》：
（1）沈阳通讯员，1946年11月9日，第16—17页；
（2）沈阳通讯员，1946年12月21日，第17—18页；
（3）长春通讯员（见注81），1947年3月1日，第17—19页；
（4）何永佶，1947年7月12日，第4—5页；
（5）潘子明，1947年7月26日，第19—20页（参见此处）；
（6）高超，1948年2月28日，第17—18页（参见此处）；
（7）梁实秋，1948年3月6日，第19页（《世纪评论》，第3卷第9期，参见此处）；
（8）观察通讯员，1948年3月13日，第15页；
（9）沈阳通讯员，1948年3月20日，第17—18页；
（10）钱邦楷，1948年3月27日，第16页（引自《青岛日报》，1948年2月19日）；
（11）高超，1948年4月3日，第17页；
（12）沈阳通讯员，1948年4月10日，第12页（参见此处）；《时代批评》：
（13）汗奇，1947年8月16日，第25—29页；
（14）春生，1948年6月15日，第35页（参见此处）；
（15）周鲸文，1948年7月15日，第1页（参见此处）。
[99]李宗仁表示将东北分为九个省的决定基于一个由吴鼎昌和“政学系”其他成员领导的委员会的建议。这个委员会是蒋介石委任的，以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政府回到该地区之前先对该地区有所研究（《李宗仁回忆录》，第46章，第1页）。在这段时间，据说指派到东北的官员中，“政学系”的成员占了大多数。
[100]参见此处，欲了解云南的情况，见第三章中的“一二·一运动”一节。
[101]参见此处，第19页。
[102]各种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言在此时疯传，内容都是关于为释放张所做的谈判。其中一则有趣的传言是：蒋介石提出在1946年释放张，条件是他答应“利用他的声望使得东北能够倒向国民党一边”，少帅拒绝了他的提议。（爱泼斯坦：《未完成的中国革命》，第375页）
[103]参见此处，第15页。
[104]欲了解对共产党在东北表现的一个可对照的观点，见第六章。如果政府在东北的表现能够少招致批评的话，地方主义和少帅不减当年的威信本来不会在东北政治局势中占如此重的地位。然而在政府广受批评的情况下，地方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怎么往高估计都不过分。美国领事馆的官员在1947年的报告中反复强调地方主义——写到当地人们日益增长的反感和没有他们的支持政府就无法打败共产党，捍卫该地区。然而政府甚至摒弃了送到面前的这样的帮助。比如，一个广受支持的、由当地人组成的东北动员委员会，提议组成一支当地武装与共产党做斗争。该提议遭到拒绝。马占山将军是一名骑兵军官，在老帅和少帅手下都做过事。他同意为政府工作，并被任命东北司令部代理司令。但是上面从来没有给他分配任务，也没有让他带领军队。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7年），第141—142、144—145、152、156—157、175、210—211、232—235、292—293、307、330、398—399、404、708—709、744页。
[105]七个省是指辽北、松江、合江、黑龙江、嫩江、安东和兴安。1948年4月，两个剩下的省：吉林和辽宁的小部分依旧由中央政府把持。还有几百名中央政府派往全东北的监管和行政人员在沈阳被供养起来，几乎什么事也不做。这些人包括金融、农业、水利、文化、教育和通讯官员。
[106]参见此处，第17页。关于政府在东北的军事表现，参见莱昂内尔·马克斯·查辛：《共产主义征服中国：1945—1949年的内战史》，第57—68、76—81、114—121、131—136、165—167、187—192页；埃德蒙德·柯乐博：《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60—290页。
[107]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108]傅孟真：《论豪门资本之必须铲除》，《观察》，1947年3月1日，第6页。傅担任了很多职位，其中一个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所长。他在1947年2月一连写了三篇文章指责宋子文和孔祥熙，在南京的政治圈里制造了小小的轰动，前两篇发表在南京《世纪评论》第1卷第7期和第8期上，第三篇发表在上海《大公报》。《观察》在1947年3月1日转载了这三篇文章。
[109]郑林庄：《经济正义与社会安全》，《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9—10页。
[110]丁骕：《苏联即将东顾》，《观察》，1948年7月3日，第7页。
[111]南京《新民报》，1948年3月27日。
[112]施复亮：《废除剥削与增加生产》，《观察》，1948年3月20日，第7—9页。施于1927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113]严仁赓：《社会主义？“新资本主义”乎？》，《观察》，1948年6月19日，第5—8页。施复亮的回答见：《新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答严仁赓先生》，《观察》，1948年7月24日，第4页。严回复的文章见：《再和施复亮先生谈“新资本主义”》，《观察》，1948年8月7日，第15页。
[114]张东荪经常为《观察》和其他自由主义杂志写稿。1947年秋民盟被解散前，他是其中一位举足轻重的成员，另外他还是燕京大学的一位教授。这里总结了他对经济改革的主张，依据的是他的以下文章：（1）《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2）《政治上的自由主义与文化上的自由主义》，《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3—5页；（3）《经济平等与废除剥削》，《观察》，1948年3月6日，第3—5页；（4）《增产与革命：写了<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以后》，《中建》，第3卷第4期（《观察》转载，1948年8月7日，第26—27页）。
[115]樊弘：《只有两条路！》，《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3—4页。樊教授与张东荪的互动事实上早于这篇论述几个月，围绕着一些相关问题展开。两者的辩论在以下文章中展开：（1）张东荪：《我亦追论宪政前期文化的诊断》，《观察》，1947年10月11日，第3—6页；（2）樊弘：《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观察》，1947年11月29日，第5—8页；（3）张东荪：《敬答樊弘先生》，《观察》，1947年12月13日，第5—6页；（4）樊弘：《我对于中国政治问题的根本看法》，《观察》，1947年12月27日，第5—6页；（5）张东荪：《关于中国出路的看法——再答樊弘先生》，《观察》，1948年1月31日，第3—4页。
[116]樊弘：《关于“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观察》，1948年6月26日，第7—8页。这是樊对于周东郊的文章《论“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兼论我们的道路》（《观察》，1948年5月22日，第4—6页）的回应。
[117]孙宝毅：《吾尤爱真理！》，《时代批评》，1947年12月16日，第10—11页。
[118]张东荪：第5页，参见此处；张东荪，第4—6页，参见此处。
[119]张东荪：《追述我们努力建立“联合政府”的用意》，《观察》，1947年4月5日，第6页。
[120]梁漱溟：《预告选灾·追论宪政》，《观察》，1947年9月20日，第5—10页；9月27日，第8—10页。梁的“西方民主不适用于中国”的观点，纪文勋也概述过，见：《梁漱溟和中国共产主义》，《中国季刊》，第41期（1970年1月—3月），第64—82页。
[121]谷春帆：《从民主到帝国》，《观察》，1947年11月1日，第3—5页。谷是一名银行官员。
[122]郭叔壬：《宪政和中国文化》，《观察》，1948年3月13日，第6—8页。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客居美国。
[123]储安平，第6页，参见此处。
[124]很多人表达了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伍启元写道，共产党“应该放弃他们的生死战斗，以及放弃试图以武力革命建立一个独裁政府。他们应该学习成为立宪政府中的立宪政党，愿意促进民主，并对此满意”。对于国民党，他建议它的官员们应该愿意妥协，并且“顺应国家人民以及国民党大部分自己成员的希望，立即实行民主，命令富有阶级做出一些牺牲”（《观察》，1946年9月7日，第4—5页，参见此处）。
[125]一些人批评政协是因为参加会议的是各政党的代表，没有人直接代表人民。但是因为它是真正的多党会议——至少在原则上是这样——它扫除了和平建立宪政政府的所有障碍，所以大多数自由派认为政协决议是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妥协的基础（参见此处）。
[126]王芸生：《中国时局前途的三个去向》，《观察》，1946年9月1日，第5页。
[127]张东荪，第6页，参见此处。
[128]储安平，第7页（参见此处）。想要了解类似但是更详细的对于民盟的批评，见温复（音）：《小心，中国民盟》，上海《周刊》，1946年6月8日。
[129]常明，第33页（参见此处）。
[130]周钟歧：《论革命》，《观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页。周曾经是广州岭南大学的一位教授。
[131]《何处是归程？》，《观察》，1948年7月17日，第11—12页。
[132]这个传言曾经在胡适1946年从美国回来后的一段时间内流行甚广。作者特别提到民主社会党的张君劢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博士”，但是在领导他的政党的时候却表现平平。作者评论道，政治和教育是两码事——在政治和教育上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也不一样。作者认为胡适能够提出大方向的意见，但还是怀疑当涉及维持一个政党所必需的、实质的计划时，他是否能够进行有效的领导。见：《胡适的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21页。
[133]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1日。
[134]南京《新民报》，1948年4月8日和11日。
[135]来自南京版《新民报》1948年4月11日和5月7日的两篇社论。这份报纸由于触犯了《新闻法》第21条在7月8日被永久停刊。第21条规定，出版物不得扰乱公共秩序和损害国家利益。该报纸被控告散播共产党的宣传，损害政府威信，以及批评政府在共产党武装夺取开封后对该地狂轰滥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