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批评在这里写出来有两个目的：首先，举例说明他们对政府的态度；第二，进一步阐明（尽管是通过自由派的眼睛看到的）国民党统治的性质。接下去将正面表述这些知识分子的政治信仰。这些政治信仰正是他们在自己的圈子里辩论国家和社会的性质的时候，希望能从内战的混乱中横空出世的。然而就在这一点上，他们的论证站不住脚，存在于潜在假定中的错误完全暴露出来——这些谬误是由一个对这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既无法攻克又无法接受的困境造成的。
比起正面表达他们所信奉的理念，自由派知识分子当然更多地在苦口婆心批评国民党。然而这种苦口婆心与它所基于的假定是一致的，这个假定即：战争不可能以一方压倒另一方的形式结束，而政府可以被说服进行自身的改革。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精英的代表，他们似乎不愿意相信政府大可以忽略他们的批评——虽然他们的论证出于善意，不证自明。由于缺少确凿信息，以及自身倾向的原因，他们与战场隔绝开来，对正在进行的军事形势没有清晰的把握。无论如何，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只有从他们提出的正面解决办法这个角度来看，才能一目了然地看出是徒劳的。当他们试图将这些解决办法付诸实现时，他们措辞巧妙的批评最终退化为幼稚的泛泛之谈。
<h4>目标：总的原则</h4>
他们所主张的总的原则非常简洁明了，从而获得了广泛的支持。社会主义和民主构成了自由主义的理想。在这之外，分歧开始出现。围绕着这两个目标在中国大背景下的性质和应用似乎总是产生无休止的争论。引起争论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是社会主义和民主对不同的人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关于社会主义，储安平表示：“今日中国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知识分子，并不反对，毋宁说是很期望的。”[107]傅斯年倾向于强调常规改革措施的必要性，这些常规改革措施包括：去除所谓“豪门”的特权，通过累进所得税系统平均税负。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社会主义能够在中国有效地实现，他将“百分之百地赞成”。[108]
燕京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郑林庄教授的见解可谓典型：
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虽有经济的自由，却无经济的正义；而在社会主义的国家里，则正因为有了经济正义，才能让社会安定。所谓经济正义，实在含有两点内容：其一是工作权（即人人都有就业的权利）的保证；其二是生存权（即人人都有基本生活的权利）的保证。要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有一个生产不断扩充而分配相当合理的社会机构。这些条件只有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里才能具备。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家，除非把自由企业的原则进行变更，否则是不易实现的。……我们相信，经济正义和社会安全终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主潮。同时我们更相信，凡是赶不上潮流的，终必将被时代所淘汰。[109]
社会主义同样被看作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合理模式，是实现经济公正的一种手段。所以国立中央大学的丁骕教授尽管谴责苏联在领土和组织上的扩张，害怕中国将成为其下一个目标，但还是主张中国采用苏联模式的经济系统。他声称，这将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最有效的组织形式。[110]
考虑到理解上的不同、信奉的理念各异，我们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以上这些见解能够代表20世纪40年代提倡民主社会主义改革的中国自由派的共识。比如，虽然他们都提倡社会主义，是否每个人事实上想的都是“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就不得而知了。他们最基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在下面的内容中一目了然，这就足够证明我们的观点了。
然而，假如我们一定要在自由派反复提到的建议中找出最具代表性的改革方案的要点，将它们拼凑在一起，它也许将等同于1948年春国民大会前夕公开发表的、99名南京教授的集体要求。他们将内战归咎于国民党背离了三民主义和共产党使用武力来获得政治权力。他们严厉批评共产党因为投身于世界革命而减少了对国家的忠诚，指责政府的腐败和无能。他们要求以下措施：
政治改革：
1．承认政治和经济平等原则
2．尊重言论自由
3．吸纳贤能进入政府
4．遵守法律
5．去除冗余机构，建立健全的文职系统
6．惩治公务员的腐败
7．分散权力，加强区域自治
经济改革：
1．清算官僚资本，征用私有银行在海外的存款
2．按照“耕者有其田”原则平分田地
3．所有银行国有化
4．所有公用事业国有化
5．货币改革，抑制通胀
6．改革税制，设立资本税和遗产税
7．改善公务员和军队人员的待遇[111]
有诚意的辩论开始了，所提出的建议超出了上面所有人一致认可的协议的范畴，特别是讨论中包括了怎样将这些建议最好地应用于中国这样的问题。施复亮、严仁赓、张东荪和樊弘，在1947年底、1948年初《观察》上的文章互动是上面所说的辩论的充分表现。
也许因为曾经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施复亮的观点似乎总是能引起反响。他认为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他都确信中国的民主革命必须借由社会主义的发展达到顶点，原因是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的基础是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简而言之，资本主义与民主的基本概念是不相容的。
但是施认为，因为中国还没有取得实行社会主义的必要的物质基础，所以不可能直接从“封建”阶段，经过被破坏的阶段，跃入社会主义。他主张在过渡时期实行一套方案，他称之为“新资本主义”。新资本主义是这样一套经济方案，有着“新民主”政权，由劳动阶级领导，在推翻国民党政府以后建立起来。它需要：对土地系统的一次彻底的改革，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将国有部门扩大到包括银行、重工业、主要交通事业和一些轻工业；保护国有企业和工业，对小生产者进行援助；实行先进的劳动法，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标准；制定经济、金融和社会政策，不鼓励个人财富的过分积累，鼓励将生产企业的利润投入再生产。[112]
人们也许会觉得这个方案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表述的方案大体上甚为相似，因此将使得施同事中的激进派满意。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浙江大学教授严仁赓，在一篇文章中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施，在第二篇文章中，坚决抵制了施试图将他们之间的分歧最小化的倾向。严首先反对施允许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剥削关系继续存在以扩大生产，哪怕这种剥削关系已相当程度上柔化。严的第二条主要反对意见是施将经济系统变革的愿望寄托在“新民主政权”的未来形式上。严怀疑工人、农民、富农、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能够通力协作，为社会主义奋斗——特别是在允许富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存在的情况下。他声称，他们也许今天被剥削着，但是他们自身都含有剥削的性质。于是他赞成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因为“我觉得或许我们能够一次同时解决生产和分配的问题”[113]。
施复亮与张东荪之间的相似之处更多。施复亮曾说他和与他辩论的人之间的主要差异是侧重点和解释方式的不同。这个说法在张东荪的例子中更说得过去。但是差异还是存在的。张，像施一样，将重点放在发展和增加生产上，认为这是中国必须迈开的第一步。张同样感到社会主义不是速效的解决办法，因为就社会改革一项来说，就绝不可能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成功实现。他同样相信，在这里他与施不同，自由主义及它在经济上的对应资本主义，不管多么柔化，都不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保证生产的发展。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只能在这样的国家制造出新形式的不公。西方文化中的好东西一旦进入中国，它们只能增加人们的疾苦，因为在中国有特殊的利益集团，它们能够利用这些东西压迫人民。这些压迫的势力同时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包括享有特权的官僚资本、地主、高利贷者以及落后的封建社会的遗弃者，如几乎不从事生产的、经常依靠勒索和抢劫谋生的流浪汉和游民以及佃农和雇佣劳工。
张总结道：一个“渐进的”计划经济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唯一希望。有了计划经济，所有一切，包括政治和教育，必须同样被计划。这些可以按照这样的原则进行：所有束缚生产的剥削关系必须被消灭而鼓励生产的剥削关系可以被允许在过渡时期存在。相反地，有益于生产的社会改革将被鼓励，干涉生产的将不被支持。张坚持每个国家必须在这条原则的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解决办法。然而他推荐两个明显已经被成功应用的理论样板是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该政策使得苏联后来迈入社会主义成为可能）以及瑞典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政策。[114]
比起施复亮，张东荪与北大经济学家樊弘的分歧似乎更多。樊教授在诊断中直来直去，毫不含糊，他为实现社会主义开出的方子也是一样的风格：
从经济上说……我们必须要明白，现代世界上的一切的罪恶都是由有产者剥削无产者阶级而来的。然则将奈之何呢？这当然要涉及政权的更迭了。
从政治上说，我以为，中国如同其他国家一样，亦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革命的路，一条是反动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阶级手中，但叫剥削阶级自动地放弃他们的政权，或自动地限制他们的剥削，予以增进人民的福利。耶稣、孔子和今日的教授者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在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段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和自由。[115]
樊教授的希望是中国能够转型成为“自由社会主义国家的典范”。但是他很仔细，特别强调了“自由”这个词。就在这个时候，常有人表达对社会主义中国将变成苏联附庸的担心。很多左派，包括共产党，发现他们在这一点上很容易受到攻击，于是他们做了一些事情来否认中国和苏联之间必然有这样的关系。一般的论调是中国必须找到最适合中国特殊国情的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改变中国的责任完全担负在中国自己身上。[116]
对很多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还有一个更难的问题，这个问题源于他们同时信奉社会主义理想和民主主义理想。孙宝毅在1947年张君劢同意让自己的民主社会党加入国民党政府后，与他断绝了关系。孙宝仪批评张君劢过分信奉英美式的政治民主。张曾经说过，事实上不可能从经济民主——他在这里把经济民主等同于苏联的经济系统——进化到西方实行的政治民主。孙这边辩论道，按照张的定义，从政治民主进化到经济民主同样不可能，因为西方的民主政党全都由资本家控制。
然而孙真正反对的，是张的“非此即彼”的处理问题的方法。我们需要投票，我们也需要饭碗，孙断言。既然英美和苏联的系统都没有同时给我们这两样，那让我们从每个系统中提取我们想要的，将其余的拒之门外。[117]大多数自由主义者毫无疑问赞成如此概括他们的理想。但是问题依旧存在：吸取什么？拒绝什么？怎么吸取？怎么拒绝？
张东荪是少有的几个致力于直接解决这个问题内在复杂性的人之一，但是他也没有对解决的办法给出直接的回答。在强调计划经济对于发展生产的重要性时，他建议平等和自由必须受限制，只能在计划所允许的范围内存在。在一个计划的社会里，生产的所有障碍都被扫除，还需要问自由是否被限制，平等是否被损害吗？他似乎对此也不是特别关注。“至于制定计划以最大限度地保留自由和平等”，他写道，“那是计划制定者的事，这里不做细节讨论。”还有一点是他不愿意放弃的。他称之为文化的自由，或者是文化和思想的绝对自由，他将它作为进步的政治系统的保证。一旦文化自由的种子播种下去，他总结道，它就不会停止生长。这将在中国培育自由的传统。[118]
张的一些见解涉及很多通常与民主相联系的制度，这些见解与他对自由和平等原则的论述是一致的。他辩论道：英美的立宪制政府无法在中国存活。比如不可能举行自由选举，因为会被现有的有权势的党派操纵，谋求自己的利益。他宣称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民主同盟一起代表了国家的所有利益。因此，“当这些党派共同协商，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党派间的事，事实上它意味着真正的民主。”为此，他着力强调了两个概念——妥协和制衡，称它们是实施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119]
另外一个对这些观点中的一些所见略同的是梁漱溟。他论述到，考虑到中国的文化传统，英美式的政府无法在中国建立。他坚称竞选从根本上与人们的习俗和行为不兼容，一部民主的宪法绝不可能在中国存在。然而像张一样，梁不愿意完全放弃希望。他建议一组专家能够发明另外形式的不需要选举也不需要有西方式宪法的民主政治系统，以此符合中国的国情。[120]
然而大体上，将对这一主题的见解付诸笔端的大多数人并不像上面几位那样，对中国民主原则和制度的未来抱悲观看法。另一方面，也没有人愿意持“阻碍不过尔尔，没什么可怕的”这样的观点。经济学家谷春帆表达了一个相当典型的观点：虽然对中国来说，民主政治作为政府体制的一种具有缺陷，但这些缺陷是能够被克服的——虽然是逐步地克服。[121]
另一位作者，郭叔壬也同意这个观点。郭特别批驳了张东荪和梁漱溟的观点，提醒他们立宪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体形式，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他概述了美国自身在政治发展上所经历的困难：很多州在联邦宪法通过后还是与它有冲突；工业的发展引起了社会不公，而宪法无力于阻止这种现象；政治和行政部门经常有腐败，选举也时常被操纵。但是诊治办法逐渐才能找到，有的时候这个过程很艰难。基于美国经验，他总结道：“我们不能因为有人操纵就怀疑体制本身，就放弃将它付诸实施的努力。……这个体制的理想必须成为人们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一部分，从而使这个系统成为我们文化的一部分。至于缺陷，我们可以不断地努力克服。”[122]
事实上，较之借鉴美国，向英国取经的倾向更明显。很多知识分子认为英国工党为中国提供了可供模仿的最佳范例。它在1946年的成功用事实支持了“西方式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可以同时兼顾的”这个论点。“如果英国工党成功掌权，”储安平写道，“那么世界人民会很清楚实现社会主义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道路。工党一方面推行社会主义政治，但是同时依旧承认人们的自由意志。”[123]
<h4>方法：联合政府</h4>
也许樊弘对那些拥护“第三条道路”的“当代教授”的不耐烦是有道理的。这些教授认为剥削者、压迫者和国民党将会自愿改革，并放弃曾经培育他们的体制。但是如果说他们在政治上是幼稚的，这些教授在思路上是前后一致的。他们同样相信共产党会接受劝说——像储安平写的那样——“修改它的政策”并放弃在内战中的角色。[124]他们中没有人愿意论证共产党最终或长期的目标根本不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然而正如已经提到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不相信中国共产党做得成这件事。因此在两头不靠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看来，双方在军事上的胶着被认为能促使双方自愿做出妥协。同样地，这种胶着似乎也为中立派政党的发展壮大并成为第三股力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机会。
大家或多或少对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中，自由主义者最有可能成为三股力量中的一股达成共识。自由派将他们的希望寄托在1946年1月的政协会议的决议上：建立联合政府。[125]王芸生这样描述政协会议的决议：
其中改组政府一项是要领。政治协议的政府改组，因为各党派都参加，是联合性的；用这个政府筹开国大，以制订宪法，然后实施宪政，举行民主大选，所以这个政府也是过渡性的。由政治协议的路线过渡到民主宪政的大路。[126]
联合政府的构想同样让那些对立宪民主在中国的可行性不太乐观的人们感兴趣。张东荪认为联合政府是最符合中国需要的政治形式：
我只见有些人在那里痛骂，有些人在那里祈祷，除此以外，却未见有什么好法子。其实国民党并不怕骂。同时亦决不接受祈祷。它未尝不想改，不过只是表面上想改头换面，而实质上仍要维持其特殊地位。因此我们主张要想使国民党改变其性质，必须先创造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四面有监督和压力，乃逼迫其不得不自己改行向善。而这个……唯由联合政府才能实现。可见我们对于国民党与其说是反对它，毋宁说是想救它……无如据我们观察，要革它的命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今天还没有人能革国民党的命。[127]
<h4>过程：劝说</h4>
所以用吴世昌教授的话来说，原因有许多，而道路只有一条。因此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劝导国民党和共产党尊重政协的决议，在联合政府中鼎力合作。唯一的答案是第三党或此类的集团，用概念来解释就是真正的第三方势力，它以广大人口的支持作为立身之本，支持他们的人反对战争，既不满国民党也不太信任共产党。理由是这样的：如果这群至今还没有被动员起来的多数，它们的力量能够被恰当地引导，将通过某些途径迫使两党放下武器接受联合政府。
必须承认：说比做容易。在一点上可以达成广泛的共识：民主同盟和其他各小政党，按当时的构成来说，是无法完成这一任务的。组成所谓“第三方力量”的现有政党是无法被倚重的，因为，说得客气一点，它们软弱，组织混乱和缺乏力量。没有人反对储安平提出的结论。“我们对民盟的批评，”他写道，“可以总结为两条：‘它天生的软弱及不切实际。’”民盟成员多数“是另一个时代的人”，老派学者，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真正的政治家。他们的教育背景不同，政治观点和经历各异，唯一将他们聚拢在一起的是对国民党的反对。储得出结论：“民盟甚至都不能被批评为共产党的尾巴。”[128]
最糟的是，这些少数党派的成员，无论是否以自由派自居，都被嘲笑为机会主义者和两个主要党派的爪牙。这些人经常试图将他们的政治活动说得很高尚，说是为了实现理想必须这么做。但是在他们的批评者眼中，他们似乎更迷恋于获取财富、地位和社会认可。
那么应该做些什么呢？第三方力量怎样才能成为一支强大而独立的力量，还有它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张东荪建议这样一支力量应该起到“国共之间桥梁，迫使双方步入正轨，将他们拉到一起，实现他们之间的合作”的作用。但是一位作家质疑，这样的力量来自何方——因为可以肯定的是，存在于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力量既不强大也不独立。[129]
事实上，这个问题对自由派知识分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时，它们自身理想和现状之间的矛盾充分显露出来。因为对于第三方力量怎样形成这一问题，最多的回答只是简单地说这是知识分子自己的责任和任务。周钟歧教授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说：
现在留下的只有一条可走的路，让中间派来领导革命，实行新政。中间派是什么呢？它就是知识阶级和自由主义的温和分子；他们有理智，有信仰，有专长；他们懂得人民的需要，可博得他们的支持。倘使他们能够推行缓进的社会主义，领导革命，组织一个多党的联合政府，只需三十年的时间，这般人必定能安定中国，完成革命的最后一步。……现在中国也是如此，要靠知识阶级的努力。[130]
当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看法。一位作家嘲笑所谓的自由分子的“天真”，说他们“自我欺骗地相信他们具有改革现状的能力”。[131]在对一则传闻——胡适正在计划组织一个政党——的讨论中，另外一个作家很详细地表达了同样的怀疑。[132]储安平自己对此的态度是摇摆的，他似乎想要总结两类人之间的矛盾：一类是认为知识分子能够“救中国”的多数人，一类是认为他们救不了中国的少数人。最完整地阐述他的看法的，是发表于1947年3月的《中国的政局》：
在今日中国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党这些组织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学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这批自由思想分子，数量很大，质亦不弱，但是很散漫……这批人所拥有的力量，只是一种潜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种道德权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权力的力量，只是一种限于思想影响和言论影响的力量，而非一种政治行动的力量。
马歇尔在中国时，曾竭力鼓励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组织起来；无论马歇尔如何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形，马歇尔到头还是一个美国人，一个美国头脑，所以他还是隔一层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个坚强的组织有各种原因。
其中一些原因，储认为，在于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特性，还有一些原因是由国民党中国的政治环境造成的。不管他们有多少优点，中国自由主义者——主要是文人——的内在缺点是他们的目光短浅和个人主义。政治需要有远见的个人，为大的方面而奋斗而不是争辩小分歧，需要关心大局的人，只要对政治有利就可以接受合作。政治需要组织和纪律；但是因为自由主义者更关心的是权利和理性，而不是权力，所以不容易在他们之中发展有组织的力量。政治同样需要领导人；但是因为他们的骄傲和轻率，很难在自由分子中产生领导人。
除了这些与生俱来的缺点，储还列出了国民党二十年来的统治加诸自由派身上的三个束缚。第一是政治限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政府拒绝切实保障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出版、言论、集会自由。第二是经济限制，这是由知识分子群体的穷困造成的。知识分子仅能糊口，缺少政治活动所必要的时间、精力和资源。第三是思想限制，源于国民党二十年来对于教育的干涉。结果是，非但没有在青年中培养出国民党的忠实追随者，而且更重要的，这让他们受到的教育质量偏差。所以很多青年人没有能理性地处理他们的不满，而是被这种不满支配，盲目地转投了极端的右翼和左翼。
然后突然地，没有警告地，甚至没有解释的段落，储笔锋一转，接过了马歇尔将军没说完的话题。他继续说道：
自由思想分子虽然受着上述种种限制，而客观地说，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长之中。但我们还不能将这种力量的滋长归之于他们的努力。而实系由于时代的使然。若从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则今天能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无论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误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无论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国民党已难维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两趋极端之下，只有自由主义分子出来领导，可以获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们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们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无形的，看不见，抓不着，但其所发生的力量，则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
绝对多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闷地忧虑着国家的前途，但他们实不该止于消极的焦愁忧虑。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应该起来，这不是他们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他们的一个历史上的责任问题。
这样自相矛盾的表述只可能出自绝望。做完这番分析后，储总结：这不是自由主义分子是否愿意起来反抗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有能力这样做。一年之后，民主同盟被解散，民主社会党由于和国民党结盟而丧失了名誉，从那以后，知识分子再也没有前进过。他们依旧为国家的前途“遭受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依旧互相劝诫将负面的批评和绝望转化成积极的行动；依旧提醒他们自己：他们的责任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抛弃学术追求，以拯救国家，将它置于老百姓的管理下。[133]
在1948年4月“国民大会”期间，这样的劝诫到达了顶峰。3月26日，南京的教授将上面已经列举过的改革提议公开。同样在首都，同一时间，一个“教授国事咨询会”的筹备委员会成立，北方知识分子则组织了一个“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会”。[134]但是没有人看起来很清楚这些团体扮演的角色。它们应该代表“民意”，但是“民意”具体意味着什么，没有人能清楚地说明。
政党政治陷入如此的声名狼藉，以至于没有人甚至严肃考虑过成立一个新政党。《新民报》解释：让一些分散的自由主义者建立一个可以推翻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新政党真的很难。假如这样一个政党选择在政策上向两党中任何一党妥协或让步，它就不能保持中立或独立了。停止内战所需要的力量其实落在“中国人民”身上。因此解决办法为：让自由主义者根据人民的愿望行动，与人民站在一起，寻求人民的支持，代表人们的意愿，那么自由主义者将不用再担心他们的政治影响力。[135]照这种说法，人民的意愿被定位成为一种有机力量，而自由派知识分子被寄予厚望成为它的代表。他们结构松散，不强调个人的政治影响，说不定能浮出水面，被共同意志的洪流所承载。
知识分子们的解决办法抓住了中国古代将公共事务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这一传统的尾巴，却不可救药地脱离了1948年中国政治的实际。已经没有时间为中国设计一套自由派民主的解决方案了。即使有时间，人们禁不住要怀疑这些知识分子是否能积极地参与其中。《观察》和该时期其他自由派出版物足以证明内战期间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批评和道德劝诫上的成绩。但是，就像储安平和他的同事有时指出的，批评再尖锐，劝诫再有力，都是不够的。真正需要的是实际的解决方法，以及掌握必要资源的人来执行它们。
由于他们自身的政治信念和所处的政治环境，自由主义者无法影响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也就在情理中了。他们手中根本不掌握任何实力决定这场斗争的性质和意义，并由此决定这场战争结果。遵照法律和传统，这些知识分子是不用服兵役的。在个人意愿上，他们倾向于上海或北平这样与世界接轨的大城市，而不太喜欢缺少文化氛围的中国农村。不管他们有多关心和同情农民的遭遇，他们只能在纸上表达——用所谓的抽象的术语。所以，这些知识分子高谈阔论的问题，解决它们的办法应该掌握在那些不那么在意每天接触战争和乡村生活的人手里。也许知识分子最大的悲剧是——这么说恰如其分——智力上的而不是政治上的：他们无法理解他们自身游离于现实之外这个事实。
储安平最终在1948年的夏天明白了这一点。他在《观察》7月17日的“告别辞”中承认了失败。之所以写“告别辞”是因为有可靠消息称储的杂志将遭遇十天前《新民报》的命运。储写道：
最后，我们愿意坦白地说一句话，政府虽然怕我们批评，而事实上，我们现在则连批评这个政府的兴趣也没有了。即以本刊而论，近数月来，我们已很少刊载剧烈批评政府的文字，因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还有什么话可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处？我们替政府想想，一个政府弄到人民连批评它的兴趣也没有了，这个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怜政府连这一点自知之明也没有，还在那儿抓头挖耳，计算如何封民间的报纸刊物，真是可怜复可笑！我们愿在此告诉一切关心我们的朋友们，封也罢，不封也罢，我们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请大家也不必惋惜，在这样一个血腥遍地的时代，被牺牲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烧毁了的房屋财产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统治下幻灭了，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个的国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么！朋友们，我们应当挺起胸膛来，面对现实，面对迫害，奋不顾身，为国效忠，要是今天这个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个方式继续努力，方式尽管不同，但我们对国家的忠贞是永远不变的。
在储教授写了他的告别社论后，《观察》又出了21期。杂志最终在12月底遭禁。但是在这几个月里，很清楚的是：在中国谈论自由主义政治的日子结束了。愤怒和迫切的语调没有了，它们曾在过去两年中让说理类的文章气势如虹。“储安平时代”真的走到了尽头。
在12月份杂志遭禁之前，上海报纸报道储安平和他的朋友——《大公报》的王芸生纷纷离开这座城市，去向不明。1月份，关于他们去向的谜团被解开——共产党的广播报道了储和王以及很多其他人在解放区石家庄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在一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大多数曾经不断高呼反对国民党政府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做出了相似的决定，他们有的像储安平一样进入共产党统治的地区，有的只是准备好了给胜者的欢迎辞，等待胜利者的到来。
<hr/>
[1]储安平：《中国的政局》，《观察》，1947年3月8日，第3页。
[2]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到知识分子的时候是指任何正在接受或已接受过中学或以上教育或同等学力的人。当引用共产党的原始资料和见解时，应该采用这一定义。在非共产党原始资料中，该称谓的含义较为狭窄。在本章绝大多数地方，“知识分子”这一称谓特指作家、记者、大学教授和教师这些直接参与国家精神生活的人。
[3]费正清：《美国与中国》，第196—200页。
[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公报》的香港版直到1948年才复刊，从那以后，它在政治上比起其他的两个版本都要左一些。
[5]见书后参考文献。
[6]另一个重要的参考刊物是《时代批评》，在香港发行，主编是张学良的前秘书周鲸文。与《观察》不同，这份杂志刊登了共产党和民盟发言人的文章和声明。但是尽管周鲸文据说当时同情左派，尽管该杂志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外的英国殖民地发行，《时代批评》的社论和大多数政治评论在基调上与《观察》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7]见书后参考文献。
[8]储安平：《吃重·苦斗·尽心》，《观察》，1948年8月7日，第4页。
[9]上海《前线日报》，1948年12月28日。
[10]储在这里提到的“危难”不可能指共产党的胜利。他在写到共产党的时候，语气从来不是这样的。另外，当时极少人相信共产党事实上能够打败政府的武装力量。在1946年中期，每个人最害怕的真正危难其实就是内战本身。马歇尔将军的调停努力还在继续，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和平解决的遥不可及。此时以及之后的至少一年半的时间里，在国民党控制区域，非官方圈子中的作家和记者对内战的评价似乎众口一词，都认为它是花费巨大和希望渺茫的冒险活动，可能会无限期地拖下去，因为任何一方都没有能力击败另一方。以上论述将在下面的文字中详细论述。
[11]《我们的志趣和态度》，《观察》，1946年9月1日，第3—4页。
[12]储安平：《论上海民乱》，《观察》，1946年12月14日，第4页。
[13]吴世昌：《论党的职业化》，《观察》，1947年3月8日，第10页。
[14]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召开了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闭幕的会议，该会议遭到暴力破坏。自由派的民意认为这些右翼分子还应对该会议的被暴力破坏负有责任。很多与会者受到据说是右翼国民党分子雇佣的恶徒的身体袭击。该事件后来经常被作为一个标志，用来说明国民党在面对民众广泛要求和平解决与共产党争端时，妨碍议程的手段。欲了解关于谁对该事件负责的普遍意见，见约翰·F．梅尔比的《天命》，第88—89页。欲了解国民党右翼的版本，见中国劳工运动史编撰委员会编辑的《中国劳工运动史》（全五卷），第四卷，第1585—1587页。
[15]欲了解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及它所通过决议的破产，见美国国务院编：《美国的外交关系》（1946年，远东中国卷），第1—723页；张君劢：《中国的第三势力》，第142—222页；钱端升：《中国政府与政治》，第317—345、375—381页。会议决议和关于1946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的新闻稿见：《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610—621、634—639页。
[16]未署名的信，1948年2月8日（《观察》，1948年3月6日，第2页）。
[17]信件署名“丁可山”，1948年3月30日，宣化县（《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关于代表当选但是无法获得选举许可证指的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国民党同意青年党和张君劢的民主社会党加入政府后，分别给予他们300和260个席位。然而一些国民党员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就在本来是其他两党的选区内进行选举。民、青两党只分别赢得70和68个席位，威胁除非得到答应过的席位，否则就要离开大会。国民党因此尝试劝说那些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参加选举的代表将他们的席位让出来——但是多数人不愿意。在第一届国民大会开幕的1948年3月29日，争执吵闹依旧未得到解决。欲了解选举，见上海《再生》周刊（民社党机关出版），第194期，1947年12月14日。
[18]南京，信件署名“许少甫”，1948年4月3日（《观察》，1948年4月10日，第2页）。
[19]储安平：《国大评论》，《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3页。
[20]朱自清等：《保障人权》，《观察》，1947年3月8日，第21页。
[21]同上；北平通讯员：《新五四运动之前夕》，《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16—17页。
[22]北平通讯员：《从美军下旗到张今吾被释》，《观察》，1947年5月24日，第17—18页。张在1947年5月1日被捕，并被作为有“共产党员和叛徒”嫌疑的军事犯拘留，通讯记者给李宗仁将军寄了一封公开信（后者是蒋介石北平行营主任）。张于是被保释，此后再没有受到具体指控。
[23]储安平谴责查封三家报馆和镇压学生抗议者的手段。《新民晚报》，像其他“新民”系报纸一样，为一群四川企业家所有。在重庆的主管同意开除一些撰稿人员后，《新民晚报》上海晚报版被允许重新出版，这些人员被行政院新闻局指控为撰写“虚假报道”。上海《中央日报》，1947年7月30日。
[24]天津当权者施加的审查制度1947年6月1日施行，6月10日撤销，目的在于压制新闻界对正在进行中的全国学生抗议的报道。但是从北平运来的报纸（北平没有审查制度）每天上午十点抵达天津，在主要街道大量出售（《观察》，1947年6月28日，第17页）。
[25]周绶章：《疯狂了的中国》，《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7页。
[26]葛思恩：《新闻自由的低潮》，《观察》，1947年6月14日，第9页。
[27]梁漱溟、周新民：《李闻案调查报告书》。该报告提供了围绕凶杀案事件的细节复原，同样有趣的对调查本身的描述，以及昆明当局在调查过程中设置的每一个障碍。两名警备司令部总部的下级官员因为谋杀闻一多被判处死刑。警备总司令霍揆彰被免职。关于李和闻的一些传记信息见李闻二烈士纪念委员会编《人民英烈》，郭沫若撰写前言。欲知云南当时的政治形势，见第三章中“一二·一运动”一节。
[28]欲了解信件及90名签字教授的姓名，见《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欲了解袁翰青3月份在北大学生会议上的演讲，见：《知识青年的道路》，《时代批评》，1948年5月15日，第6页。
[29]储安平：《第二个闻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观察》，1948年5月1日，第2页。
[30]有关国立与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比例，参见此处。
[31]这类矛盾的一个例子是教育部曾下令让上海国立同济大学法学院取消国际法和发掘课程。见：上海《大公报》，1947年7月29日。
[32]国立浙江大学曾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参见《浙大文院革新运动详记》，《观察》，1948年6月12日，第16—17页。另一个例子是第三章中提到的：1947年春，教育部决定取消交通大学设置的一些科系。
[33]上海《大公报》，1947年1月28日。
[34]上海《大公报》，1946年12月20日。
[35]《略谈党派退出学校》，《时代批评》，1948年6月15日，第3页。提到“党派”，作者不但指国民党，也将中国共产党包括在内。同一期报纸还报道了在1948年2月寒假，沈阳大学和中学学生青年冬令营事件。沈阳依旧处在国民党控制之下，该冬令营由军队主办。不参加的人受到威胁，称将剥夺他们的学习津贴，严重的甚至被开除。学生反对强制的军队训练和政治教化。到冬令营结束的时候，超过100名不受管制的学生被逮捕。春生：《沈阳二三事》，出处同上，第35页；高超：《沈阳冬令营的风波》，《观察》，1948年3月6日，第16页。
[36]杨人楩：《国民党往何处去》，《观察》，1947年3月15日，第6页。杨是北大的一名教授。
[37]储安平：《评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访华报告》，《观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页。
[38]关于这一现象最清晰和最据实以告的表述之一是周荣德编写的六个20世纪士绅家庭的片段。这些片段中普遍的腐败印象不因为文中同时提到的清官的例子而有所淡化。王主席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任职，依旧两袖清风。但是他容忍了大批县、乡和保的官员的贪赃枉法，全然不顾及大众对他们的反对情绪。赵县长由于被告腐败和办事不得力被免职。告发他的人中，其中一位起主要作用，这个人也是县里最肆无忌惮的贪赃枉法者之一。当地一位不腐败的官员——乡镇头目中唯一一个“敢于冒犯当权者，为老百姓说话”者——县长在接受了一笔贿赂后，应贿赂者的要求将其撤职（周荣德：《活的历史》，见费孝通《中国士绅：城乡关系论集》，第145—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