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状态下，征兵按下列步骤进行，这里以浙江省为例。首先，保长起草一份名单，名单上罗列了保里所有20—35岁身体健壮的男性。这份名单随后公布，名单上的人有两个星期的时间找到门路把自己的名字去除。两个星期快到时，保代表委员会成员（通常包括保甲长、小学校长、地区秘书和一些当地“士绅”）聚在一起，考虑豁免兵役的请求，决定哪些请求可以接受。然后起草修改后的预备新兵名单，每个人都有一个号码，及时登记在每块竹牌上。名字和号码从各个保送到县政府。在县城的一个会议上，重要人物如乡长和镇长会抽取竹牌。
抽签的具体方法取决于各个县应入伍的人数和保的数目。比如，如果需要700人，县一共有700个保，那么每个保将选出两个人：一个人作为新兵，第二个作为替补。根据一个所采用的方法，如果第一个抽取的竹牌是73号，则每个保的73号就是新兵。如果第二次抽到49号，则每个保的49号成为替补。用这种方法，满额的700人可以很快地从县政府送到最近的征兵站。
在实践中，台面上是明文规定的操作，台面下是各种未经授权的小动作。新兵的价格因地而异。在浙江的一个县，价格区间在300万到500万之间。一个人只要愿意出这个数目（该数目被几个当地官吏和这个人的顶包者瓜分），他就可以安枕无忧地让他的顶包者代他报到和被录用。这些“职业新兵”很快就不见了踪影。征兵站随后公布他们牺牲了或逃跑了。如果是逃跑了，官方会在全省范围内寻找这个人。如果找不到他，他的名字从军队名单中删除，他在保里的替补不得不上前填补他的空档。在这个人失踪和被从名册中除名之间，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要付给当地农民差不多50法币，这个空当就可以糊弄过去：当高级长官现身巡视的时候，这些农民就代替失踪的人唱名。[69]
对于北平征兵的报道显示了更多的不正当行为。1946年，程序被彻底抛弃。城市的征兵令在8月30日发出，第一批新兵在9月11日入伍。整个过程以名册和随机抽签为基础进行。然而，由于缺少人力、经济来源和完善的计划，征兵工作无法以官方规定的方式进行。当地官吏于是决定从城市和市郊的每个地区捉来一定数量的男子凑充人数。该计划的保密进行更增添了恐惧和混乱的气氛。但是当官吏为凑满人数在各地区奔走时，贫富之间的差距显现了出来。那些有100万元或200万元法币的人可以花钱脱身，虽然军队长官警告所有地区的官吏和保长杜绝这种事情的发生。
公众的批评声音变得如此之大，以至于市政府官员与当地国民党机构的成员碰头对一些指控展开调查。调查者后来宣称这些指控多数没有根据，批评这些指控在人民中造成了“错误的印象”。然而批评在持续着。一位市级官员承认1946年9月和10月的事件并没有提高政府在北平的声誉，他表明他和他的同事将吸取教训。[70]
但是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样，正式程序依旧被违反。在1948年上半年，《观察》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征兵的信件。从成都、青岛、南昌、苏州、沈阳和上海来的信件内容都大相径庭。军队经常未经允许就填补军队里的空缺。持有武器的士兵，通常由一位当地的文职官员（比如保长）陪同，后者可以挑出有适龄男子的家庭。夜很深了，他们挨家挨户地征兵。征兵队伍也会捉路上的行人。有的时候甚至官方规定免兵役的学生也被以这种方式劫持。当青岛被捉壮丁的家庭向军事领导人请愿时，领导人回答他们，不知道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一封信件总结道：当军队被允许如此行为，我们还说什么宪法保障和人权？
到处流传的故事无不说到：体格健壮的顶包者交易是多么有利可图；钞票快到手时，当地官吏是多么殷勤有加；他们怎样从村民那里征收实际上三倍于新入伍者家属能得到的粮食数量。
一封来自成都的信提到，虽然当地官吏说征兵的工作方式已经改善了，那里的男人们还是不得不被暴力捉走，因为没有人想要当兵。男人们可以出逃，等到征兵组往别处去后再回家——这是穷人逃避征兵的方法。在成都，据说周边的农民出逃，任凭他们的田地荒在那里，还有一些人依靠武力来反抗被征，另一些人甚至出卖劳力给地主以换得免于入伍。
在沈阳，同样没有人想当兵。1947年5月，原定4000人到场的抽签征兵，在指定时间和地点却只有82个人露面，使得抽签无法进行。在这些人里，39人通过了体格检查，不经抽签就成了新兵。[71]
不情愿加入部队不一定反映了对“剿共”战争的反对——虽然这显然也不表示对此的热衷。一位与皖中村民交谈过的通讯记者写道：男人们并不害怕打仗，他们的热情主要是被虐待浇熄的——被虐待是应征士兵的注定待遇。新兵和所有士兵的条件之差是出了名的。在中国的美军和中国人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评论过这个问题，[72]没有证据显示内战期间有很大的进步。1945年6月，一家西安报纸讨论了自由中国征兵状况不理想的三个主要原因：（1）征兵过程本身不合理，太多时候钱成了唯一决定因素；（2）一旦入伍，待遇特别地恶劣；（3）士兵将疏于照料自己的家庭。
1945年7月中旬，第80军5名军官因为杀害了105个新兵而被处决。这一回，报纸将很多具体指控付印：据说负责征兵的长官要求士兵支付口粮费用；长官将分配给新兵的米和煤出售，让后者挨冻受饿；富人、知识分子和年轻商人不必当兵，而穷人被强征入伍；乡、镇、保和甲官员和部队长官都从出售顶包者中获利；冬天给新兵发夏装，夏天发冬装；残酷和非人的待遇；大量士兵死于虐待，被秘密掩埋来隐瞒真相；受伤的士兵被活埋；被用来防止征兵过程中的弊端劣迹的新的审查制度被泄露。负责征兵的官员对这些指控作了公开的答复，但是却不采纳对征兵行政机构进行“彻底改革”的要求。[73]
进入内战时期，对残酷处罚以及食物、衣服和医药短缺的指控一如既往。长官将本来给士兵的米出售，借此获利。新兵在行军途中被绳子捆在一起，以各种方式限制他们的行动，来防止他们逃跑。很多报告讲述了对伤员疏于照料，经常地，医药用品很简陋或是根本没有。[74]安徽发生的一个故事中，一名男子被征入伍，但是设法逃脱了。他最终辗转回到了自己的村庄，身体虚弱，健康受损。他讲到，他和很多其他男子在酷暑中被锁在一个小房间里，不准他们洗漱，每天的伙食经常不过是几碗稀粥。晚上，男人们被用绳子绑在一起，以防止他们逃跑。[75]
在浙江，当官员接见人民代表、国民党组织的成员和县长探讨当地军事问题时，一名记者在场。每个人对调查者问的问题都挑好听话应承，只有一个老人唱反调，说了新兵受的苦。他说到他们是怎样缺衣少食，排长是怎样殴打他们，当他们在行军的时候生病时，即使死了也没人过问。这个老人后来受到了当地军官的严厉指责，被警告以后不许讲这种蠢话。[76]
战争：军队纪律 事实上，国民党军队的纪律废弛和所遭受的非人待遇一样被众所周知：两者都是士气低落的例子——士气低落损害了军队战斗力。在枪口威胁下应征入伍的穷苦农民发现自己没有选择只能当兵的时候，是否就变成了那些欺负他同类的人？——这个问题需要更多的细节研究，这里无法展开。比如说很可能，被征入伍的士兵和自愿从军者会有区别，这些人和职业士兵或雇佣兵会有区别，在自己家乡打仗的人和驻守在几百里之外的士兵会有区别。但是这样的细微区别未见诸同时代的记载。
“假如老百姓爱惜生命，”一位保定的《观察》记者写道，“他们必须拿钱。匪和兵，他们之间没有差别。自古如此，甚至在今天还是一样。”“每次队伍一回来，”他继续说道，“城市就陷入混乱。他们拿走粮食、布、牛、马和一切他们需要的东西，甚至包括人们的衣服和鞋。胆敢拒绝交出东西的人被指控与共产党勾结。当人们试图告诉士兵正确的军队纪律时，士兵的回答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而他们的所得却微不足道。而且，他们知道他们绝不会被谴责，因为中央政府需要他们去打共产党，严肃军纪可能会造成士兵开小差。”[77]
一份更加个人化的讲述来自一位通讯记者，他回到了阔别十八年之久、临近四平的东北家乡。他发现自己的家破败不堪。他的哥哥解释道，如果把房子修好了，附近驻守的士兵就会想要住进来。他母亲说得更直接：“日本人在这里的时候，我们等待蒋委员长打回来。我们绝对想不到会变成这样。日本人至少还没有冲进房子拿东西，现在情况糟多了。他们（国民党军队）随意闯进来住在你家，或者他们拿了东西就走。这房子真的不再是我们的了。他们攻击共产党，说它把所有人家都变成了共有财产，但他们每天都在做着一样的事情。”作者的家乡之旅在十天后突然中止：一队士兵一天晚上过来，想要拉他入伍，被他的母亲设法支过去了。但是由于担心他的安全，他的母亲命令他第二天离开。
同时，他和几个每天过来向家里“借”东西的士兵交谈过。“我曾在战场上打过很多年的日本人，”他告诉他们，“那个时候，虽然我们的纪律也不是非常好，也没有像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么坏。我们怎么会沦落到这样的田地的？”士兵回答，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任何人投敌，那个人会被认为是叛徒。但是今天，没有人敢约束他们太紧，害怕他们会跑到另一边——很多人还会表扬他们是进步分子。[78]
战争：政治后果 一般认为战争的政治后果是人们在政治上士气低落——就像上面士兵的评论所显示的那样，以及政府中越来越严重的军事化倾向。发生在1947年夏的一件事说明了前者。国民党士兵问华北某村的一些农民谁更好：国民党部队还是八路军？“你们一样好，”农民回答道，“只有我们普通老百姓不好。”[79]这个故事在1947年夏被转载多次，并在知识分子圈子里被严肃对待。我们的农民说得多讽刺，一位社论作者悲叹，但是谁能否认农民回答中的事实呢。[80]
同样地，《观察》驻长春的通讯记者报道了他在周边乡村所做的关于民众政治态度的非正式调查情况。他声称他所遇到的人中，没有一个承认自己担心村庄被共产党占领。“如果八路军来了，那也没什么，”一些人说。其他人回答道：“我们见了七个月的中央政府军，两个月的八路军，超过半年的大鼻子（苏联人）。谁来都一样。我们怕什么！”还有一些回答：“日子还不如在日本人手里时好过些。”真正的悲剧，作者称，这里的人们现在回忆起日本人相较国民党的种种好处，而你根本无法与他们争论。[81]
在知识分子看来，同样可悲的，是政治和行政事务越来越多涉及军事，这一现象在省一级最为明显。他们将这种趋势归咎于长期的战时状态，指出连美国人魏德迈将军已经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表示反对。[82]对他们来说，军人出现在政府里体现了民主政治的对立面。一段描写梁华盛将军在吉林省的政治“工作方式”的文字，典型地说明了这个观点。
这位将军在1946年被任命为吉林省的代主席。人们用“小眼睛的广东人”和“精神体现在行动上”来描述他，他花费了很多时间和努力提升他的公共形象，力图呈现一种事事尽在掌握、面面俱到、精力充沛的个性。他不久宣布吉林没有财政问题，这是一个让人不解的结论，因为吉林省还有很多贫困现象。梁将军自己至少没有经济问题，因为他很快买了一辆汽车，据说还为自己建造了一个可加热的游泳池，而不顾当时吉林省煤的短缺已到了很严重的程度。
他还将之前日本所有的工厂和企业归入省政府的管理下。小生意人很快感到了这样做的后果，因为垄断使省政府能够控制很多吉林产的商品的当地市场。同时，他也没有尽心尽力地“剿共”，共产党控制了省里的大多数县。作者以妥协的基调结尾：“如果中国还没有进化到民主选举省主席的高度，那么至少我们希望中央政府不要把一个军人安置在文职的行政管理位置上。”[83]
钱端升教授用一种更注重分析的风格，描述了军事对国民党影响的历史发展。他将这种影响一直追溯到孙中山起初与北洋政府的几个军阀结盟上。严格地说来，当时是为了方便进行的联合，不久成为党内不容易被清除的一股力量。当国民党在1924年改组的时候，它试图切断自己和北洋军阀之间的联系，但是在同时，开始非常强调军事训练，并建立了黄埔军校。国民党还允许一部分老军阀进入到革命军中。北伐之后，军政时期结束。事实上，训政时期无法开始：国民党曾经为了达到革命目的与军事力量的结合，结果反而受制于它们。所以军事领袖蒋介石能够为自己争取到政治领袖的位置。
1929年的编遣会议目的是减小军队的规模；但是上层军事领袖，包括蒋介石在内，不愿意削减他们自己的军队。接着蒋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打仗，使得军事控制依旧成为必须。该军事控制对最终的内战负有责任。中国共产党成功地占据了越来越多的领地与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府中权力的扩张是相辅相成的。对蒋忠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组成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派系的核心。由于接近蒋介石，又因为控制了政府的军队，他们成了国民党内部最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经常涉足政治。
一旦一个军事派系在政治上据主导地位——钱继续写道——它的反对党也只有依靠武力。人们的权力无法得到保障，除非也诉诸武力。行政上，文职工作开始附属于军事。而且中国的军事不尊重任何法律，对为公众谋利益的责任没有概念。钱教授宣称如果军事不从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去除，由全国文职政府统一管理，那么中国人民的得救将遥遥无期。他以上的言论表达了很多人的感受。[84]
战争：责任 共产党设法避免同国民党一起为战争负全责，虽然他们不能完全脱开干系。很多人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对战争负有相同的责任，也许共产党并不比国民党更想要和平。很多声色俱厉的评论，谴责两个党派以整个国家为代价，追求他们自己的自私目的。[85]然而，反战运动的主要攻击目标还是国民党政府。这里有几个原因。
比如就像吴世昌提到学生反战抗议者时所说，他们向政府请愿而不向共产党请愿，因为他们还没有准备投靠共产党。他们依旧把国民党政府看作中国的合法统治者，拥有实现和平和制造战争的力量。吴教授说，请愿者的首选当然是得到承认的政府而非反对党。
其次，人们倾向于相信共产党在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上是有诚意的。他们和国民党的代表一起，同意做出一些妥协，以解决国共两党的分歧，避免内战。不幸的是，在协定达成的几个星期之后，国民党就单方面撕毁一些会议协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行动），从而严重地破坏了人们对其诚意的信任。对政府诚意的怀疑似乎被以下事件证实。1946年2月10日，重庆较场口举行集会，庆祝政协会议的胜利闭幕，可是有人扰乱了集会。几天以后，共产党在重庆的报社受到袭击。这两个事件被普遍认为是国民党右翼分子雇用的流氓所为。[86]
也许反战情绪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原因是人们相信中国共产党的优势都建立在国民党的弱点和不足上。自由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应对没有在当权时改正这些缺点负责。正是因为有错不改，政府不得不为共产党的壮大以及内战背负主要责任。这是钱端升论述国民党军国主义和共产党武装敌对之关系时的一个中心思想。该中心思想被经济学家伍启元着重强调。相比他的多数同事，伍启元更倾向于直接谴责政府的通胀政策。“如果我们想要知道内战的性质，”他写道，“我们必须来看一看过去九年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措施。”他继续写道：
结果经历了九年的通货膨胀，物价变动，社会财富重分配和其他的重大变动，中国经济变成了一个贫富相距甚远和尖锐对立的经济。战前的中层阶级在通货膨胀和压低待遇双重压力之下，除了做了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贪官污吏外，差不多全部沦为赤贫。占人口85%以上的农民，则在兵祸、匪祸、征粮、出丁、水旱天灾等重重压迫之下，已在饥饿线上作垂危挣扎。在这极大多数同胞无法生活的时候，通货膨胀等政策却扩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增加了既得利益集团的财富……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无论有没有共产党，哪能不发生内战？共产党力量所以膨胀，可以说是受这种经济政策之赐。
任何人站在共产党的地位，都会利用经济上贫富对立和政府偏袒富裕阶级的弱点，利用极大多数的贫穷的人，起而与政府抗争。[87]
在一篇激烈的批评中，储安平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储安平批评的是，1947年美国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访问中国，建议美国拨出更多的援助物资送给国民党政府。
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张援助这个政府，就因为这个政府是反苏反共的……蒲立特先生可没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胀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阔，何致要把许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势力？假如二十年的统治，不是如此腐败无能，何致使许多人觉得前途茫茫、中心彷徨，转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直率地说，我认为国民党的腐败统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88]
<h4>无能</h4>
对于国民党无能的具体指控——政治上、经济上、行政上和军事上可以写上好几册书——有人也确实成篇累牍地论述了这个问题。以下是引起持续批评的问题中的一些：政府处理学生运动，经济处置失当，对逃往交战区或共产党地区的几万难民的处理，政府在东北的完全失败。
第三章已经简要介绍了围绕“政府试图压制学生运动是否合理”所提出的问题。基本的论点是政府采用压制的方法事实上增加了学生的敌意，将他们送入了共产党阵营，可以说此举事与愿违。
政府在经济领域的过失已经在第四章中详细探讨，不需要再在这里赘述了。[89]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倾向是：他们不是责备通过通货膨胀筹资的政策本身，而是责备政府坚持一条路走到黑，使得这种政策成为必要。虽然如此，该政策执行上的不妥还是招来了很多批评，包括笨拙地想要将该政策的负面效应减到最小。
政治无能：难民 由于害怕共产党或要避开战争的危险，人们背井离乡，这就有了难民问题。第一类更普遍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出逃时得到了撤退的政府军的帮助和鼓励。在1947年年中，一位作家写道：“很多在松花江以北共产党领地内的老百姓对共产党严格的统治感到不自在。他们向南迁徙，搬到了国民党统治的东北城市。这些难民包括了年轻人，大多数是大学和中学的学生。这些人不喜欢共产党的教育系统，想要继续他们过去的教育形式。”[90]
另外，小商人也从同样的地区逃出来。另外还有一则报道说，很多长春的难民是被清算的有钱地主和商人的子女，还有一些难民是因为害怕被征入共产党军队当兵而逃了出来。[91]地主和小自耕农组成了难民的另一个常见种类。当共产党占领了某个地区后，很多地主听到了“血泪史”，说的就是对付他们同类的手段，于是来不及验证传言是否属实就仓皇逃跑了。很自然地，这些人员构成了政治上支持国民党的一股力量，一个更精明的政权本可以很好地利用它。在利用难民的反共情绪上，零散的努力还是有的。下一个例子背后显然就有着这样的努力。1946年6月，一队据称是来自苏北的难民在南京的火车站里痛殴了一支为和平请愿的代表团。[92]
然而，对于绝大多数难民，政府任凭他们自生自灭。很多难民迅速沦为赤贫。由于工作难找，他们带来的积蓄很快在通货膨胀中贬值。1947年11月，有大约10万个这样的老百姓聚集在沈阳。那些集中在长春的难民很快成了“让人怜悯的难民”，吃饱饭都成问题。很多逃到长春追求“学术自由”的学生因为缺少学费或者公立学校名额已满而无法继续他们的学业。这些年轻人与他们的家庭失去了联系，没有经济上的资助，成了“自由城市的自由流浪者”。结果他们中的很多人据说对国民党统治者“失去了希望”。[93]
同样，德克·博迪描写了2000名中学生难民在1948年6月从太原被空运到北平的遭遇。在北京落脚后，学生们——很多人只有十二三岁——除了每天由社会福利局配发的窝窝头，什么都得自己筹措。当地的学校领导对他们不闻不问。博迪教授提到了这些年轻人的情绪低落——他们被迫露营在公园、寺庙和城市废弃的建筑物里。他们缺少书本、应季的衣服、卫生设施和工作。除了必要时会小偷小摸或是偶尔杀一条流浪狗以改善一下贫乏的伙食，他们似乎不会主动去作奸犯科。[94]
1948年9月，美国大使馆的一名官员估计北平有2万到3万名难民学生，南京有2万名，汉口有1万名。[95]政府对这些年轻难民负有责任——这一问题引起的愤怒在当年夏天到达顶峰。情绪的大爆发由7月5日北平的一起事件引发：一支部队向一群示威的学生开火，造成14人死亡100多人受伤。示威者是被鼓励离开东北、由政府出资飞到北平的5000名学生和天津的学生中的一部分。资助他们离开是政府计划的一部分，目的是缓解东北各城市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压力，同时疏散人口，以尽可能阻止他们加入共产党（到1948年，除了几个主要城市外，共产党几乎已经控制了全东北）。
这5000个学生得到了三个月的生活津贴，随后就没人搭理他们了。在北平的学生很快沦落到游荡于街道、睡在公园和寺庙里的地步。与那些陕西的难民学生不同，来自东北的难民学生开始申诉。政府的回答是建议他们参加军事训练。学生随后组织了抗议示威，在示威的过程中，他们冲破了北平市政委员会的大门，在委员会主席的住宅前游行。在这里，示威学生被装甲车包围，被冲锋枪的火力挡住了去路。社论严厉地批评了此次事件。[96]
对这一事件的反应，与那些同情从苏北逃到南京—上海地区的自耕农哀叹他们不幸遭遇的评论相比，只有程度上的不同。一封写给《观察》的信中描述了一个案例，主人公是居住在南京栖霞山附近山洞里的很多难民家庭中的三家。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是砍柴。但是新来者和当地人经常会起冲突，后者认为山岭是村子的财产。有一回，三个难民因为从村中土地拾柴火被村民痛殴。难民缺少仲裁所需的资金，所以案子被呈递到法院，但是地方法官拒绝审理该案件，因为没人出钱支付法庭费用。
当这些谈判正在进行的时候，受伤人的家属要求能够继续待在监狱里，原因是他们没有生活来源。一位住在村子里的大学生出钱为受伤人支付了医疗费用。当地法官最终宽恕了他们，告诫他们对村里人客气一些，并承诺如果他们离开该区域，案子就能了结。三个难民家庭此后不久回到了属于共区的家乡。这封信尖锐地总结道：“（难民）南下希望得到保护，但是相反他们被抛弃，被迫遭受苦楚……两党现在正在角力：一个党努力争取人民，而另一个却在抛弃人民。”[97]
东北的崩溃 国民党在东北的表现同样显示出其统治上的无能。共产党在日军投降后迅速扩张它在那里的地盘，批评家愿意承认国民党统治区域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是军事形势的产物。但是，从军事到教育的几乎每个领域，政府还是因为无能和不负责任受到批评。[98]
一些批评家倾向归咎于几个地区的首要官员。同时，人们也觉察到一两个人不可能对如此全局性的崩溃负责。除此以外唯一能做的，就是谴责整个政府表现——绝大多数自由派作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在接收的时候就开始这样做了。而政府对日本人占领了14年之久的东北地区的接收较其他地区稍晚，这是由于苏联留在东北，而政府无法迅速地把军队运送到该地区。当地居民对苏联解放者的欢迎由于后者纪律的松弛而由热转冷，这个时候，人们就苏联人迟迟不离开中国而指责中央政府。在苏联人最终在1946年春离开后，政府的接收官员随后而至。像第二章提到的，他们在东北的表现与在前沦陷区其他各地无甚区别。
然而，根据大多数批评家的观点，局势的关键在于蒋介石对东北人不信任。于是中央政府采取了曾在云南施行过的办法，以维护对该地区严密的军事控制，目的是为了防止“老帅”张作霖家族控制的、半自治的旧有权力基础再度抬头。被派来接收该地区的军队中，十支里有九支是由来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士兵组成的。政府没有采用日本占领前原来的划界方法，而是将原来的三个东北省份划分为九个行政区，委任外省人担任几乎所有的最高职位。[99]在当地，入驻的国民党官员与地主和其他曾勾结日本人的汉奸结盟。他们是区域内唯一能被倚重的、既不忠诚于共产党、也不效忠当时仍有声望的“少帅”张学良的阶层。
在云南，政府的努力至少获得了暂时性的成功。在东北，维护中央控制的策略显得很笨拙。在共产党积极反对下（它还联合起了复兴的地方主义势力），政府的上述策略破产。20世纪30年代，日本早早占领了该地区，而中央政府一开始对日本的侵占持默认态度，当地人的地方主义情感因此得到加强。这种情感在西安事变中被激化。日本投降后，对蒋介石政府的支持在一开始似乎是真诚的。但是随着当地人对政府接收工作和其官员行为的不满，地方主义很快再度抬头。像苏联人一样，“南方人”很快因为待得太久而不受欢迎。文官和武官的自大和贪婪，以及国民党军队松弛的纪律——这些人都是外地人——给当地人民一个印象：他们又作为被征服的民族被迫处于屈从地位。“沈阳只尊重财富和权力，”一位通讯记者写道，“还有就是军人特别有影响力。至于普通老百姓，他们一方面感到全天下都属于南方人，另一方面感到如今的生活还不如满洲国时代。”[100]
这种不满被愤怒地表达出来，其中措辞最严厉的一篇文章，就是上面引用过的对7月5日北平学生难民事件的评论，作者周鲸文：
政府也许不喜欢地方势力，但不能因此而轻视地方人民。二十年来的历史告诉我，南京政府从一开始就憎恨东北的地方势力，不惜用外国人来消灭它，毫不珍惜这块土地，并把这里的人民当作了敌人。今天依然如此，东北的力量已被南京政府破坏。爱国的张学良将军已被囚禁十一年，而今，这曾被南京政府牺牲给日本人的满洲主权，又被送给了苏联……
谈到政府任用外地的行政官员，一名作者指出他不同意这是“东北问题”的起因。“我的观点与当地的乡亲们不同，”他写道，“中国人毕竟是中国人。一个好人不管他来自哪里都是好人。”[101]不幸的是，这两点在政府那里都落了空。
东北问题的前世今生都与张学良这个人物有关。少帅是1936年12月在西安扣留蒋介石的关键人物，扣留蒋的原因是他不情愿抗日。蒋屈从了少帅和他的军队提出的要求，但是在事变后不久马上将他软禁。1947年初，张学良被送到台湾，处于更严密的禁闭之下。而当初人们普遍认为他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被释放。[102]张的继续被禁闭，在东北激起了广泛的愤恨。这在政治上不能说没有一定意义。1948年3月，一份报道声称中央政府领袖在战后东北有两件事情出现重大失策。首先，他们对以下事实视而不见：张学良和他的父亲张作霖在东北历史上占有特殊位置，并因此受到尊崇。第二，他们低估了共产党在该地区14年的地下运动所积累起来的实力。[103]
对于第一个失策，政府坚称它的所作所为是为了国家统一，任何当地势力对某独立人物的效忠，不管这个人物是不是共产党，都不允许存在。批评家反驳，只有张学良才能动员东北人民反对共产党，中央政府肯定无法独立完成这个任务。政府军依旧纪律不佳，装备不良，无力对抗受地方势力支持正在迅速成长的共产党军队，既不被当地人民信任，也不信任他们。[104]
对于第二个失策，政府遭到批评是因为他完全信任了日本和傀儡“满洲国”政府的保证，即：他们已经歼灭了东北所有的共产党武装。这些武装在日本占领时期受到严酷的镇压。但是有几千人据说存活了下来，使他们的组织得以保全。他们因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利用以下机会：有好几个月，苏联军队占领了东北大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农村兵力空虚。甚至在杜聿明将军和中国军队接管东北的时候，他们依然错误地以为当地共产党基地已被扫平。
除了这两个失策外，可能还能加上第三个：政府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实力。因此政府没有采取一般的结交一方打击一方的战略，而是同时对付地方主义和共产主义，因此反让它们两者结了盟。东北碰巧成为共产党获胜策略中重要的一环。上面的例子再清楚没有地说明，政府刻意对大众要求置之不理，结果吃足了苦头。
这还只是国民党自由派批评家所描述的东北崩溃的其中一个要素。他们批评军事当局错误的排兵布阵和对只言片语的情报听风就是雨。他们批评军队在几个重要据点已经不再具备任何战略价值时，还要守卫它们，使得兵力变得分散并被共军包围。“国民党为什么不集中兵力，打一场反击战？为什么它不往东北派遣更多的军队？为什么不将大众武装起来形成一支真正的军队？”这些是1947年到1948年人们所提出的问题。杜聿明将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被批评为无能。不停有流言传出他和熊式辉——蒋介石负责监督行政管理的东北行辕主任——关系不睦，无法很好地共事。据说军事官员和文职官员间存有龃龉，无法合作，正是反映了这样的裂痕。
1947年8月，两名将军均被调离。陈诚将军被派来作为总司令使得政府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努力成为一体。然而，军事情况继续恶化。陈的独断专行的工作方式以及该工作方式在下属中造成的被动局面，被批评为政府在东北的力量越来越弱的另一个潜在原因。当然，他没有做任何事情来激发当地人民的合作或信心。还有，虽然据说他自己很廉洁，他手下的官员和人员的腐败行为继续有增无减。
到了1948年初，根据一些报道，东北国民党控制区域的物价甚至比全国其他地方更高。价格的螺旋上升主要是由于东北的战事减少了供给。共产党破坏了铁路和电线，占领或毁坏煤矿和庄稼，到1948年已经控制了绝大部分东北的农村。但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
日本投降后，政府在东北发行的是独立的货币，希望可以将该区域与全国其他区域隔绝开，使之免受日本投降后国民党金融政策引发的通货膨胀之影响。政府接着继续推行政策，这些政策恰恰使得政府本来想避免的结果成了定局。政府在1948年初对东北的军事和政治支出估计达到了每月2000亿元当地货币。当知道政治开支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养活逃亡到沈阳的七个省政府的最高长官时，这个数字就变得不可接受了。他们名义上还统辖这些新成立的省，而这些省实际上却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在有的地方从1945年起就已经是这样了。[105]
由于东北的收入不足以支付这些支出，政府印了更多的钞票——因此完全背离了想维持一种独立货币的初衷。更有甚者，用来管制东北货币和法币汇率的条例招致了投机活动。在1948年3月，两种货币的汇率被定为1:10，而之前在实际操作中，汇率在1:11.5到1:6之间波动。这种波动，加上法币可以在东北自由流通而东北货币不允许在国家其他地方流通的规定，为那些想借此套利的人提供了诱人的、不容错过的赚取利益的机会。这些人主要是有闲钱、也有空余时间的政府官员，以及其他一些有钱人。东北和国家其他地区之间的黄金和货币交易量极大，使得法币自身的价格受到影响。政府曾一度谴责共产党在东北投机性地购入黄金，使得黄金价格上升。但是如果共产党真的从事这种经济战争，他们绝不是唯一的。批评家指出，只要国民党自己的官员还在稳坐江山地继续投机，共产党就不是中央政府在东北需要担心的唯一敌人。
经济是如此不稳定，前几天，为了阻止投机，东北货币和法币的汇率还定在1:10，几天后，黑市汇率报价为1:7，黄金和白银的价格几乎翻倍，消费者价格指数也同样攀高。在3月1日到3月19日间，黄豆、高粱、大米和面粉的价格涨了一倍还不止。正当这场特殊的危机发生之时，“仿佛火上浇油”，沈阳的中央银行宣布再次发行东北货币，钞票的面值为前所未有的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一位作家总结道：“中央政府一直在说它想在东北保护我们，但是我们想知道他们是否有决心和愿望这样做。”[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