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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领导的本质。

——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陆军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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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艾森豪威尔将军谈话时，他曾如此表示：“我常常思考领导才能的问题，最终我想我可引用拿破仑曾说过的一句话作为谈话的开始，拿破仑说：‘领导的天赋是当你身边的人忙得抓狂或至少歇斯底里的时候，他仍能正常进行一般工作的能力。’

“当你抽丝剥茧地来看领导的时候，领导才能当然离不开在生活的每一刻发挥影响力去提高士气与自信心等的能力，但是最能彰显领导才能的时刻，是当你最终必须去面对一个艰难的抉择与下决心的时候。此时你通常会听到各种不同且相互矛盾的意见，而且他们会建议你立刻采取行动。这种领导能力是社会大众难以察觉的……但是决策是领导的本质——也就是说，不管在战时或是和平时期，领导者常常要处理很重大的问题，当你作这些决定的时候，你并不是为了想要获得作秀般的效果。每天都有重大的决策产生，这是很平常的，你的结论通常是根据你所能看到的事实，根据你对所看到的各种因素的评估，以及这些事实间的关系得出的。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人信服地将不同的人放到不同位置，让他们的能力能够发挥。当你把所有这些因素都纳入考虑之后，你会作出一个决定。然后你会下决心并告诉大家‘我们就是要这样做’。”

指挥者是一个孤独的职务，尤其是你必须去作一个要面对生与死、成功或失败、胜利或战败的重大高层决策时。很少有人愿意承担如此大的责任，也少有人有资格担当。然而作决策是领导的一部分责任，同时，战时的将领如果没有作决策及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通常不会久居高层领导之位。将领也是凡夫俗子，他们也像一般人一样会受到精神压力的影响，更何况他们所担负的责任比一般人重得多。他们一旦失误，可能导致死亡或毀灭，任何人都必须为此承受很大的压力。

战时的将领每天都必须面对无数的难题与重大的决策。在这里，必须特别强调两点值得注意的事情：第一，在战争期间，高层指挥官通常必须作非常紧迫而且重大的决定，但他们决策时所依据的信息，通常不是事后历史学家根据“后见之明”所拥有与评估的资料。一位指挥官在作决策时，他只能根据当时手边拥有的信息来作决定。第二，对一位从未参与过高层决策的人来说，整个决策过程看起来蛮容易的。下属常常忽略指挥官问题的整体复杂性，所以每当他们接到一个迟来或不明确命令的时候，都表现得极无耐性。我们常常可以很简单地去批评，但当我们也担负类似的责任时，却很难做得更好。

有关高层指挥的决策问题，还须提到第三个要素。通常一位战时指挥官能够选择他的重要参谋人员，这些参谋人员很可能都是他认识非常久，而且是非常能干与投入的专业人员。每个人都不能忽视这些参谋的意见，当他们全部反对最高将领的结论时，整个的决策过程就变得更复杂与困难。

艾森豪威尔将军在“二战”时所面对的重大决策，是关于盟军进攻欧洲大陆的地点、日期及时间。除此以外，他还要决定是否要在登陆之前派遣空降师进入瑟堡（Cherbourg）地区等问题。这些空降师要保护英国与美国的登陆区。依据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将军所说，这个原因是“很明显的，登陆区后的一大片低地布满敌军，只有几条路通过一片只有 1.6 公里宽的狭窄沼泽地。除非空降部队能降落在路端后面的硬地上，夺取道路控制权并与敌军防卫部队交战，否则通过那些狭窄泥泞的道路时，一定会在路上被敌人的炮火扫射。因此当我们的部队从海滩往内地推进时，会造成严重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的资深空军顾问，英国空军上将雷-马洛里（Leigh-Mallory）就一直反对使用空降部队，因为他认为这将导致优秀的空降师作出无谓的牺牲。他的观点是，瑟堡强大的防空炮火以及狭小的空降区，会损失 75% 或以上的滑翔机及 50% 空降部队，将有数千人因此丧命。他认为这次任务会因为这些巨大的损失而失利。

1944 年 5 月 30 日，雷-马洛里又来到艾森豪威尔将军的办公室，针对此次行动作最后一次抗议，在雷-马洛里将军阐述他的分析时，艾森豪威尔的脑海里浮现了以下的想法：“若雷-马洛里的意见不被接受，为了保护他，我会命令这位空军指挥官将他的建议写在一封信上，并且告诉他会在几小时内收到我的答复。我没有再去找别人谈这个问题。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已经帮不上我的忙了。

“我独自一人走进自己的帐篷坐下来思考。一次又一次地检查每个步骤……当然，我了解如果我故意忽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家建议，一旦他的说法被证实无误，我的良知将到死都背负一个无法承受的重担，即愚蠢、盲目的牺牲几千条年轻的生命。撇开个人的重担不谈，若是他的建议无误，则灾难恐怕不只在这里发生，也可能影响整个盟军。”

当艾森豪威尔考量应该如何做时，他衡量了下列因素：

1.他确信这次空降任务对整个进攻行动的成功与否具有关键地位。

2.如果无法登陆犹他海滩（Utah Beach），并立即在科唐坦半岛（Cotentin Peninsula）建立滩头堡，整个作战计划将过于冒险。

3.以他自己的判断，他不相信德军能够造成如此大的伤亡。

艾森豪威尔打电话给雷-马洛里，告诉他进攻行动将依计划如期进行。历史证明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是对的。第一批降落的伞兵损失不超过 2%，整个行动的损失也低于 10%。当时任艾森豪威尔助理的海军哈利·布奇 （Harry Butcher）上校在他的书中提到，空军上将雷-马洛里以“典型的英国运动家精神”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很坦白地说：“人往往不容易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这一次他却很乐意承认自己的判断失误。并恭喜艾森豪威尔将军能有这种作出明智指挥决策的智慧。”

艾森豪威尔将军还经历过一次与此十分类似的事件。阿登反攻行动失败后，同盟国开始重新集结兵力，艾森豪威尔希望继续扩大在莱茵河西岸的有效战役，因为他相信如此一来，在突破莱茵河防线之前，能够摧毀希特勒的大部军力。陆军元帅艾伦·布鲁克（Alan Brooke）爵士非常反对这个策略，他认为这个行动将抽调蒙哥马利从北方穿过莱茵往鲁尔区（Ruhr）推进的兵力，使得盟军的兵力分散。布鲁克十分坚持自己的看法，但艾森豪威尔也坚持他的决定。数星期后，布鲁克向艾森豪威尔将军说：“你完全正确，我为自己因害怕兵力分散而带给你的压力感到抱歉。感谢上帝，你能坚持己见。”

“二战”期间，为决定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与地点，整整讨论了两年多的时间，这是艾森豪威尔在大战期间最困难的决策之一。当艾森豪威尔被提名为最高统帅时已决定战场的地点为法国。计划这个行动的参谋人员选择了 1944 年 5 月为进攻日期。艾森豪威尔的第一个改变就是日期。艾森豪威尔研究作战计划后，认为必须将进攻的突击师由 3 个增加为 5 个。为了完成人员及后勤的部署与调整（特别是他需要更多的登陆艇），日期必须从 5 月延到 6 月。这一个月的延迟关系重大，因为春天的好气候十分有利于进攻作战。

决定日期的关键因素就是天气。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要决定在北非“发动”或“取消”攻击的时候，天气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尔后在西西里岛（Sicily）的气候问题则更糟糕。后来同盟国决定进攻，但就在进攻的前一天晚上，天气并非如预测的那样风平浪静，反而刮起每小时 64 公里的强风。这种强风会激起大浪，不但使许多军人晕船，也会让登陆行动格外危险。这种天气也令即将空降到敌军中央的第 82 空降师十分不乐观。马歇尔将军发出电报，他想知道“行动是否照旧或取消”。艾森豪威尔对自己说：“我的反应是，但愿我知道！”然而决定权还是落在他身上。他再度孤身一人，再一次独自斟酌各种风险。如果他现在取消进攻行动，有哪些部队会发生哪种悲剧，因为他们已经因负责的特别任务先行出发，这些部队会因为延迟收到取消的信息无法折返而被屠杀。他们十分看重的奇袭效果也会消失无踪。他再次走到户外去感受风速，然后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下令：“按原计划进行。风浪虽大，但我相信明天必有好消息。”

但是随着夜幕的加深，风速也在增强。就在等待天明的寂寞又绝望的几个小时中，他只能把玩着他的幸运钱币。心中想着：“除了孤注一掷的祈祷外，我们也无能为力。”

由于进攻诺曼底的时机需要正确地配合月光、潮汐和日出时间等因素后才能决定，当初选定的登陆日期是在 6 月 5 日、6 日或者是 7 日。会在这 3 天中的哪一天行动将依天气而定。艾森豪威尔谈到当时的情形：“如果这 3 天的天气都不理想，那么随之而来的后果将不堪设想。我们将失去隐秘性。突击部队要后撤，之后他们会挤回到由铁丝网围住的原有集结区，那里将变得非常的拥挤，因为他们原先驻扎的地区已被预备下一波行动的部队占去。复杂的行动管制表将被丟弃。士气必然低落。很可能得再等上至少 14 天，甚至是 28 天——这是一个让 200 万人悬疑不定的士气问题！主要战役所需要的好天气会越来越少，而敌军的防卫能力则会随之增强。”

原先暂时定在 6 月 5 日发起进攻。最后要决定这项决议的会议是在 6 月 4 日清晨 4 点召开的，虽然当时有一些先遣部队已经出发了。当时天气非常恶劣，云层很低、风浪很大，种种迹象都显示这次登陆行动会很危险，因为不可能进行空中支援，海军的炮火也会失准。艾森豪威尔将军请教他的主要顾问团：海军上将拉姆塞（Ramsay）从海军的观点保持中立立场，蒙哥马利赞成出击，空军元帅泰德（Tedder）则主张不应出兵。但是他们只能建议，终究该由艾森豪威尔来作最后的决定。他决定延后这次进攻的时间。

第二天早上参谋会议再度召开，天气预报说 6 月 6 日是一个好天气，但也许仅能维持 36 个小时。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史密斯将军很生动地描述了 6 月 5 日早上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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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早上所有的指挥官都出席了，当艾森豪威尔将军进来时，他穿着剪裁合身的野战夹克，脸上挂着因沉重的决策压力带来的严肃表情。蒙哥马利陆军元帅穿着他平日所穿的宽松灯芯绒裤及一件毛线衫，海军上将拉姆塞及他的参谋长都穿着整洁的金蓝海军制服。

气象专家们立刻被带进来。皇家空军上校斯塔格（Stagg）——一位高大的苏格兰人，倦容上带着一丝诡异的笑容。

他对艾森豪威尔将军说：“我想我们已为您找到一线希望了，长官。”我们每个人立刻洗耳恭听下文，首席气象学家接着说：“从大西洋过来的锋面，其移动的速度比我们预期的还快。”他接着又保证将有 24 小时理想的天气。艾森豪威尔的顾问们开始快速地对这位气象学家发问。当他们问完后，全场持续了整整 5 分钟的静默，艾森豪威尔将军坐在房间后面整排书架前的沙发上。我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位充分了解作战成败系于他个人判断正确与否的指挥官，在作如此重大决定的时候，竟然如此寂寞与孤独。他安静地坐在那儿，不像平常一样地站起来在房里快速踱步。他很紧张，考量着天气的各种影响，就像从 4 月起做的各种演习过程一样，同时他还要盘算着其他无法预估的因素。

终于，他抬起头望着大家，而且脸上紧绷的表情也消失无踪了。他迅速地说：“好吧，我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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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记载这次登陆行动非常成功，但在一个指挥官的内心深处，他是如何度过这漫长的煎熬去作一个划时代的决定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件事：“再一次地，我必须忍受从高层指挥作出最后决定后，到行动成败初步结果出现之间的煎熬等待。”

尽管在作决策的前、中、后都有许多人围绕在他身边，但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何艾森豪威尔在战时写信给他的朋友说：“高层军事指挥官最难受之处在于孤独……”

一些美国最高三军统帅所面临的重大决策挑战都落在杜鲁门总统的身上。在罗斯福总统过世前，杜鲁门只当了 83 天的副总统；自从他在“一战”以陆军上尉的军衔在欧洲服役后，就再也未到过欧洲；他从未被邀请到白宫西厢的作战室，听取每天让总统了解战争进行情形的简报；他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Yalta Conference）或听取相关简报；他并不了解美国和苏联对波兰的许多争议；他对原子弹的发展一点儿概念都没有；而且他从未上过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