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歇尔将军主持记者会的方式熟练卓越。他坦诚与直接的表达方式使他在“二战”期间赢得了媒体的尊重。他将媒体收归己用，并赢得了怀疑者的支持。对他能力不满的隆隆炮火完全销声匿迹。陆军公关人员的一位军官说：“马歇尔将军展现了我从未见过的魅力。”

一直到战争结束，马歇尔每周主持一次或两次记者会。他习惯先听取所有的问题，然后再针对每位询问者的问题逐一说明。他对事实资料与人名有非凡的记忆力。他不仅直率而且值得信赖。他会说明哪项陈述是需保密的，并且相信记者不会违反他对他们的信任，记者们也从没背信。如果战争中他没有赢得并保持媒体的信任，他的领导就无法有效。

战争期间，马歇尔与国会的密切关系只有一次濒临决裂。在美国海军极力促请下，罗斯福总统考虑晋升马歇尔为陆军五星上将，升金为海军五星上将。史汀生于 1943 年 2 月 16 日第一次听到海军部长诺克斯（Knox）提到这个晋升计划。史汀生说：“当我回到部里，我将这件事告诉了马歇尔，因为总统也要求我前往国会山和两个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商谈。马歇尔拒不接受这个晋升机会……他说这件事的主要原因是，海军低阶将官向金和诺克斯施压，再传到总统身上。”

马歇尔将军反对晋升是有理由的。他担心这件事会破坏他对国会和人民的影响力，因为这像他在追逐私利。无私是他风格的一部分，对他的领导力也很重要。这次晋升将会干扰他完成赢得战争这一首要任务。史汀生谈到有关马歇尔对晋升的立场时说：“马歇尔无私的行为很伟大……”

因为马歇尔的反对，史汀生当天向罗斯福总统递交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写着：“我已和马歇尔讨论过这件事，就他的考量而言，他的晋升是弊多于利，尤其是关于他和国会的关系及美国人民的反应。他对这件事的立场非常强硬，原则上，我也倾向同意他的意见。”几天之后，史汀生和罗斯福总统商讨这件事，最后他们决定取消晋升。稍后这件事又被再度提起，国会和总统决定不顾马歇尔的反对，在战后授予他五星上将的军衔。

1942 年 1 月，史汀生部长和马歇尔将军面临最大的难题之一，是挑选一位派往中国的美国将领。这是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因为在日本的猛烈攻击下，中国已节节败退。美国将领的责任严峻，因为他要能指挥中国和美国部队，而且必须与中国腐败的官僚政治体系打交道。第一个列入考虑的人选是休·德鲁姆（Hugh Drum）中将。但是史汀生写道，德鲁姆“认为我派他到中国的任务不够大，对他是大材小用了”。

史汀生部长当晚和马歇尔将军讨论德鲁姆中将的职务。第二天，事情发展到一个高潮。史汀生写道：“整个下午都在处理讨厌的德鲁姆事件……我收到一封德鲁姆的信，他显然为自己不情愿到中国任职而造成的影响感到惶恐，因而在信中告诉我，他愿意接受我派他做的任何事情。”

史汀生把这封信拿给马歇尔，他看过后更加认定德鲁姆中将的“不适任，也更加认定他只是在努力保护自己免予受到拒绝赴任的批评”。

如果有军官让马歇尔感到他急切地想找到一份适合个人喜好的职务时，这人就会遭殃。“威廉·哈斯凯尔（William N. Haskell）将军跑来看我，”史汀生于 1941 年年初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商讨他退休前这 8 个月的差事。我喜欢哈斯凯尔……但当我告诉马歇尔时，我发现哈斯凯尔为自己计划未来差事一事激怒了马歇尔”。马歇尔和史汀生关系非常好，但他不同意给哈斯凯尔特别的关照，尤其是因为他自己有这样的请求。

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到 70 年代的空军历史中，有两个重要的时期，空军军官在争取空权与战备上都展现了无私与卓越的风格。关键的领导者有亨利·阿诺德将军、空军的首任参谋长卡尔·斯帕茨将军和 1974—1978 年担任空军参谋长并于 1978—1982 年接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大卫·C. 琼斯（David C. Jones）将军。这些人在 50 年间完全无私并愿意牺牲个人生涯来发展足以保护西方自由的空中力量。许多时候，他们做他们认为对发展空中力量有利的事，即使这样做有损其生涯发展。阿诺德和斯帕茨对 20 世纪 20 年代空军的发展非常重要。但若缺乏比利·米切尔（Billy Mitchell）对空军领导的无私贡献的记录，这段历史将不完整。

米切尔对航空的兴趣最早展现在他对操纵军事气球的分析上。作为一名长期身负陆军航空责任的通信兵，直到 1916 年秋天米切尔才自费开始飞行员的训练。1917 年 1 月战争部决定送他去欧洲担任航空观察员。这个机会及其所获得的经验扩展了米切尔的航空知识，使得潘兴将军将他晋升为上校，并让他在盟军远征军中担任战斗指挥职务。

潘兴认识到米切尔具有高超的作战以及战斗领导能力。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美国航空部队指挥官。潘兴对他非常欣赏，并推荐他晋升准将。1918 年 12 月米切尔回到美国担任军事航空处处长（director of military aeronautics），但该部门在战后因为陆军重组而被解散。

米切尔在“一战”中获得的经验与成长，使他发展出了对空权的愿景。他看出航空在下一次战争中所担任的重要角色，因而投入了在这个领域的准备。对米切尔而言，空战和地面战或海战一样重要，因此他坚信应该有独立的空军。

米切尔在“一战”后最被铭记的贡献是他坚持飞机具有击沉海军船舰的能力。为证明这一点，他不顾海军的恼怒，在 1921 年 7 月 22 日击沉了德国战舰“奥斯特弗里斯兰德号”（<cite>Ostfriesland</cite>），在 8 月击沉了一艘美国过时的战列舰“阿拉巴马号”（<cite>Alabama</cite>）。

战后，米切尔经常上头条新闻。不管是他的朋友或对手，都承认他对其目标的奉献以及专业能力。并不是所有人都认同他对空军重要性的看法，也只有十来个人具有他独特的愿景与热诚。战后，米切尔有许多高潮与低谷。这些最终累积到了一个摊牌时刻。

1925 年 9 月 5 日发生了一个事件，这是建立独立空军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米切尔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这个记者招待会的影响永远不会被空军历史遗忘。我不会详述随后带出的军法审判，而只指出其主要议题，因为它们影响着空中力量——包含一个独立的空军及其领导者——的未来。

1925 年 9 月 1 日及 3 日发生了两起海军飞行员的悲剧。9 月 1 日，约翰·罗杰斯（John Rodgers）中校及其四位同僚在从旧金山飞往火奴鲁鲁的途中在太平洋上失踪。大量的公众报道将失事归因于顶风飞行造成的油料不足。当时驻扎在圣安东尼奥市（San Antonio）的米切尔在 9 月 2 日通过无线电台称罗杰斯等人为“烈士”（martyrs）。

9 月 3 日，当罗杰斯及其机组人员还未被找到时，“谢南多厄号”（<cite>Shenandoah</cite>）——一艘大型硬式飞艇——撞进了一个暴风，其指挥官及 14 名乘员都坠机而死。这一损失的悲伤因一个谣言而加剧，据说其指挥官因为天气恶劣而反对这次飞行，但被命令继续执行任务。让情况变得更糟的是海军部长对此事显示出的漠不关心。他想降低两起悲剧的冲击，因此公开表示这是为了国家安全而牺牲空权的证明。这样冷酷无情的言论，无法被空权的拥护者及失去亲人的家属所接受。

这些悲剧使比利·米切尔无法再保持沉默。米切尔在 9 月 5 日于圣安东尼奥市召开记者招待会，引爆了几年来他和其上级间的一个争议。他指控这些“可怕的悲剧……是由战争部和海军部对国防无能、可耻的疏忽和背信的管理直接造成的”。

毋庸置疑，米切尔的行为要面临军法审判或记过。他的指控严重到不能被置之不理。认识他的人相信，他想以军法审判来赢得对他争取用先进且有远见的政策取代古老过时的空中政策的支持。他相信如果他能自军中退役，将更有机会推进航空发展。

光是记过无法达到米切尔的一个目标——引起国会调查。在他的记录里加上记过处分，无法解决他说的军事航空是操控在一群“愚蠢”的上级手里的指控，这些人“一点儿都不懂飞行”，而且他们让飞行员像过河卒子一样去进行愚蠢与不当的冒险。

一次军法审判可为米切尔证明他的指控提供一个机会，或是被踢出陆军。在审理中，他可以依据法律程序提出他自己的证据和证人，并能交叉检验政府的证人。这样可以让争议浮现出来。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总统决定以破坏良好秩序与军事纪律，不服从和发表藐视上级言论的偏差行为起诉米切尔上校。

军法审判的记录有七大册。虽然自从“一战”结束后有过 20 多次对空军的调查，但都没引起大众的注意。这次则是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举国重视。

关键的争议议题有：（1）是否该有统一的空中军种，也就是独立的空军；（2）航空的发展与进步是否因为陆军和海军的保守而迟缓；（3）对陆军航空兵军官是否有待遇和晋升上的歧视；（4）在地面以及海上的战斗中，航空兵有何重要性。

在辩护中，米切尔指出：“在陆军中我们完全没有空中兵力，不管是物资（飞机和装备）、人员（飞行员、观测者、炮手、机械工）或战法（使用的方法）……而我们现有的飞机都已破烂不堪，它们都非常危险，没有能力执行任何现代空军的功能。”

依米切尔所言，人员和物资的不足是因为“空中事务是授权陆军和海军来负责，并由非飞行军官主宰其运作与管理。他们不只对航空几乎一无所知，而且视其为现行活动的附属品，而不是国家军事装备的主要力量。他们对空中事务的证词可说是毫无价值，更严重的是，有关支持空军的声音还没发出就被扼杀掉了”。

他补充说，比起选了解航空的将领来解释空中需求，“他们通常是依‘泰德（Tag，应指随便一人），就是你了，你去和国会谈谈航空’的原则处理”。

米切尔对陆军招募和训练机械工的制度有很严苛的批评，他说“制度执行的如此差劲，可以说是用飞行员的性命来训练这些人”。他预言性地争论说不只要现代的独立空军，更要求重组战争部和海军部，使它们成为国防部下陆军、海军、空军三个部门。

支持米切尔的人更提出反诉，控告这次军事审判是参谋本部排挤米切尔的努力，审判前米切尔一再被警告，如果他不停止支持空军的作为，他将被逐出部队。

陆军参谋长海恩斯（Hines）少将就极力反对米切尔所鼓吹的独立空军。对他来讲，空军是陆军或海军重要的一部分，但必须依附在地面部队或船舰上。海军的立场是，统一的空军将破坏作战时所需的指挥与平时的训练。

米切尔的抨击收到了各种各样的反应。他的一些同僚对他所作的无能、玩忽职守与叛国罪的指控感到愤怒。也让那些相信米切尔上级的动机无可置疑与为了我们国家的安全已经尽可能做到最好的人感到不舒服。

新闻评论员更不友善。一篇《纽约时报》（<cite>New York Times</cite>）的社论就讽刺地说：“米切尔上校完全是‘自找的’，既然这样就给他吧，虽然他还妄想这会增加他的荣耀，并获得明智的人的尊重。”这篇社论评论他的证词会破坏“他仅存的声誉”。

1925 年 9 月 7 日，《纽约时报》的一位新闻评论员说：“他使用的战术并没有全然使他的一些好朋友喜欢。他们认为他所用的一些鲁莽、不顾后果与不正确的说辞将破坏他的原意。”

米切尔在圣安东尼奥市的宣言震撼了整个国家，因为他冒着天打雷劈的风险。陆军不再能对他的挑战视而不见了，因为这将对陆军士气造成灾难性的影响。

虽然如此，仍有相当多的军官认同米切尔的努力，例如两位出庭作证的军官，他们也将成为“二战”重要的空军领导者，即亨利·阿诺德和卡尔·斯帕茨。他们两人被警告不要出庭作证，否则将有损或结束他们的军旅生涯，但两人都没有屈服。

审理时，阿诺德的证词证实了一项争议，也就是陆军和海军军官给了国会错误和误导的信息。阿诺德说他的上级在外国空中力量现况，以及外国军种组织结构有分开与独立的空军等事务上提供了错误的信息。

米切尔回顾这个插曲时说：“站在我这边阵线奋斗的是这样一位军官，他的信念与勇气将帮助我们的空军在下一次战争来临前建立起必需的战力。他就是亨利·阿诺德，一位无惧于其顽固、有偏见的上级的军官。”

军法审判后米切尔被判有罪，但阿诺德仍不想放弃努力。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最先想要持续推动这场战斗的是赫伯特·达阿格（Herbert Dargue）和我。在华盛顿服务多年后，我们在国会和媒体都有很多朋友。我们继续前往米德尔堡（Middleburg）的米切尔家以及国会山进行接触，并写信来延续这场战斗。

“刚开始并没有引起太多回应。经历比利·米切尔的种种问题以及不受欢迎的结局后，大家并不想让任何火花继续存在。我终于了解到柯立芝总统本身是主要的指控者。我们两人都被叫进他的办公室回答我们有关改变空军地位状态的‘不正常的’信件联络。达阿格得到了申诫；我如媒体所报，被‘放逐了’。”

造成他被放逐的议题在军法审判一年后再次被提起，一则对陆军航空兵团非常推崇，但对陆军参谋部则非常严厉批评的新闻稿很秘密地开始流传。伊拉·埃克（Ira Eaker）说：“陆军监察长寻迹追踪到阿诺德使用政府的打字机和纸张，所以他被依不当使用政府财产进行不利于陆军的计划加以起诉。监察长建议对阿诺德进行军法审判，但在梅森·帕特里克（Mason Patrick）将军的仲裁下，他被解除空军参谋的职务，驱离华盛顿，改调堪萨斯州莱利堡一个骑兵基地去指挥一个空军中队。”

埃克上校告诉我当他还是梅森·帕特里克少将的行政助理时，他也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时刻。埃克叙述了这次放逐事件：“阿诺德为帕特里克贯彻其职责与职务。帕特里克认为他是一位聪明、有能力的军官，并对他执行的工作完全满意。然而，除了（阿诺德）对帕特里克的公务责任外，他的其他公余活动全投入在帮助米切尔——这些我们都认为是对的……而且我们也在做同样的事……我想阿诺德一向认为帕特里克对他很严格。”

帕特里克对媒体的一段话说明了问题的核心是他们四处散播传单，鼓吹对立法的支持，而这些军官的行为是“不为其所知，是错误的热情”。针对有许多空军军官牵涉其中的指摘，帕特里克回答说：“调查发现我的办公室只有两位军官涉及以我不认同的方法试图影响国会立法。两人都受到了惩戒，其中一人（阿诺德）已经不受我的办公室欢迎，将要被调到其他基地。”

不可否认，阿诺德的一些同僚军官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反应。阿诺德回忆在他到达莱利堡后，“当孩子在我们的新住所就寝后，碧（Bee）和我很沮丧地走向基地指挥官布斯（Booth）将军的住所，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公事拜访。他的房子灯火通明。当我们被引入屋中后，看到指挥官正参与一个牌局聚会。起居室到处都是人。我们站在那里，当布斯将军从房间的另一头看到我们时，他起身走向我们。然后他一只手和我握手，一只手搭在我的肩膀上……他热诚地说：‘阿诺德，我很高兴看到你。我很荣幸你加入这个指挥部。’然后他提高音量让所有人都可以听到，他补充说：‘我知道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我的孩子。只要你在这里，你可以写或讲任何你想的事。我所要求的是事先能让我先过目。’”

萨莫维尔将军成为阿诺德被放逐后的上级，他发电报给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询问下一期的指挥与参谋学院是否可再加入一位军官。回复说：“可以的，是谁呢？”当阿诺德的名字被提出时，对方答复他们不想要他，但如果他真的来了，他会被接受。

阿诺德说：“在一封给费凯特（Fechet）将军的私人信中，利文沃思堡的指挥官表示，如果我到利文沃思堡当学生，我将会被‘迫害’。虽然如此，我还是下定决心前往就读。我记得学校指挥官曾经参与对比利·米切尔的审判，这可能影响他对我的感觉。虽然他的信里缺乏友善，但我发现其课程非常有价值，我也没有遭遇许多困难，课程对我来讲也不难。

“自然的，我并不同意学校许多有关对飞机的运用概念，我也认为课程，尤其是有关航空军部分，可能并应该需要现代化。”

阿诺德在全期 88 位学员中以第 26 名毕业。

几年后阿诺德说：“我在利文沃思堡时的指挥官是 E. L. 金（E. L. King）将军。后来我在 1931 年参加一次演习，当他告诉我他很欣赏我离开利文沃思堡时写的文章时——文章概括了我对学校空中行动教育的想法，我非常惊讶。他同时也恭贺我作为军需官对工作的处理方式。这样的褒奖来自一位当初说如果我去当学生会被‘迫害’的人，让我感觉非常的高兴。”

另一个像阿诺德一样的关键军官，也在比利·米切尔的军法审判中作证的是卡尔·斯帕茨。斯帕茨一度担心因在早期的争辩中公然反对帕特里克将军，他会被调离要职。显然他低估了后者对他的观感。1925 年 6 月 18 日，他接到要他到华盛顿向空军参谋长（chief of air staff）办公室报到的命令。这是一个对他个人发展与生涯至关重要的职务。

在到华盛顿报到六个月后，他卷入了比利·米切尔争取空权的斗争中。虽然上级曾警告他出庭作证将严重危害到他的职业生涯，斯帕茨还是决定出庭。

辩护律师问斯帕茨说：“你能否告诉法庭目前提供给空军的装备现况？”

斯帕茨回答说：“空军的装备已经达到一个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还能继续飞行的地步……空军的大部分装备都已经非常过时或是将被淘汰的。”

在斯帕茨的证词中，他还被问道：“在现有可用的飞机中，有多少可用在追逐战斗机的任务上？”

他回答说：“我们现有的飞机都不能——我不希望开着现有的任何一架飞机参加战斗。首先，它们的维护工作非常的困难，而且已经使用了 3 年。我想大部分都已经至少进过一次基地维修后再重新分发给单位使用。”至于飞机的短缺部分，斯帕茨评估大概缺少 355 架飞机。

接下来的询问是有关人员的部分。斯帕茨陈述他们在战术单位缺少 660 位军官：夏威夷需要 85 位军官，菲律宾 55 位和巴拿马的 54 位。

米切尔的委员会很执著且步步逼人，在质询斯帕茨的律师时，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向陆军说：“参谋部的军官所受的训练与经验是否有资格给军事航空提供指导原则？”刚开始斯帕茨不能回答，因为这直接挑战其上级。经过强烈的抗议与费时的讨论后，才同意让斯帕茨继续回答这个问题：“除了哈蒙（M. F. Harmon）少校和布兰特（C. G. Brant）少校外，参谋部的军官都没有空中服役的训练，但还在担任空中战术单位的指挥职务。”

随着审判的进行，斯帕茨从他在空军的朋友那里获得了鼓励。弗兰克·亨特（Frank Hunter）上校在 1925 年 11 月 10 日发电报给他说：“好小子，干得好。”一位名叫皮克林（Pickering）的人说：“为你的证词和胆识喝彩，这对米切尔很有帮助。有我可以效劳的吗？”

为获得正确的了解，我在与斯帕茨将军的几次面谈中讨论过这件事。斯帕茨解释说：“我想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那就是反抗变革。当你已经对你的专业训练非常熟练时，你不喜欢任何可能要你重新学习的事情发生，而且在你的专业历练越久，就越拒绝变革。当旧秩序的效益降低，职务与晋升偏向新的秩序，旧的秩序终会被新的秩序取代。基本上，这是军中反抗变革的一个心理上的集体偏见，我想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现实。”

斯帕茨晚年说：“我帮比利·米切尔作证，反对参谋本部的立场，而他们也没有对我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不能对你怎样。因为你在宣誓下回答问题时，你必须告诉他们实情。”

另一个空权发展的关键是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时需要进行发展新战略轰炸机 B-70 的计划。这件事大卫·琼斯上将最有资格谈论，因为他的无私，他愿意挺身支持空权而暂时牺牲晋升准将的机会。琼斯回忆说：“在 20 世纪 50 年代，当我还是中校时，我是战略空军司令部司令柯蒂斯·E. 李梅（Curtis E. LeMay）将军的副官，在这个职务上我清晰地了解到对战略空军的需求。后来我在李梅当空军首长时担任空军参谋，他要求我作一个对 B-70 需求的参谋研究，这是一种新的超音速战略轰炸机。我将这个研究向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作了简报，关于此项需求，我们以为已经说服了他。但没过多久，他取消了这项计划，这令我们非常惊讶。

“接踵而来的一个很大的争论，是来自国会对取消此计划的考虑的强烈质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Hous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由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卡尔·文森（Carl Vinson）领导，他要我向该委员会提交我给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同样的简报。这份简报导致该委员会将 4. 91 亿美元列入下一年度的拨款法案，并指示要求空军必须将该笔经费投入 B-70 的研发中。

“不顾麦克纳马拉部长的反对，参议院国防拨款小组委员会也坚持要获得同样的简报。国防部研发次长哈罗德·布朗（Harold Brown）找到我，和我一起修改简报。哈罗德·布朗和我对简报内容有许多争议，但我对他的才智与正直深表尊敬。我们最终得到一份两人都能接受的简报。当布朗将该简报送给麦克纳马拉核准时，他被一顿狠批。麦克纳马拉修改了简报，在空白处写了很多难以辨识的意见。更离谱的是他并没有修改图表，所有图表和文字有很多出入。当我拿到简报底稿，要赴国会都已经迟到了。

“通常向国会作简报都会有高层官员在场。这次只有一个人很不情愿地陪我，他是空军的助理部长布鲁克·麦克米兰（Brock McMillan）。听证会一开始，小组委员会主席罗伯森参议员先表达了对我们迟到的不满，然后说琼斯上校‘要给我们他给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同样的简报，是这样吗？’他听到两个答案。一个来自我说的‘不’，一个来自空军助理部长麦克米兰说的‘是’。

“当罗伯森主席听到麦克纳马拉部长改过这个简报，他非常生气，没有接受简报就结束了听证会。麦克纳马拉还是展现了冷静的理智，并亲自到国会山交给罗伯森一份原本的简报，最后这个议题是由肯尼迪总统与卡尔·文森在白宫的玫瑰花园散步时解决的。他们同意取消 B-70 计划，但准备进行一个更先进的轰炸机的研究，这个研究导致了后来的 B-1 轰炸机。

“刚开始的指导是研究先进战略载人飞机（advanced strategic manned aircraft，ASMA）。我们很快改名为先进有人驾驶战略飞机（advanced manned strategic aircraft，AMSA）。没人可以接受一个新飞机被称为因为呼吸疾病而无法呼吸空气。①

琼斯在听证会开始前被告知，他已经被空军选为晋升准将候选人，但他的名字在名单离开空军后被删除，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他的名字是被麦克纳马拉刪除的。琼斯当然可以听从上意来保住他将得到的准将，但他的风格与对未来空权理念的执著却不允许他这么做。虽然他失去了一颗将星，但他的风格却使他最后还多出三颗将星。他的军旅生涯并未因此终止，后来更成为了空军参谋长，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

哈罗德·布朗部长最近提到当初他在麦克纳马拉时代当研发次长时，两位让他最头疼的年轻军官就是大卫·琼斯上校和海军艾克·基德（Ike Kidd）上校。布朗说这两位军官也是在 1978 年成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两位候选人。讽刺的是两位常持不同意见的人会在国防部里担任最高领导职务。

当琼斯成为空军参谋长时，B-1 轰炸机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但是卡特总统大笔一挥又砍掉了其研发计划。这又引起了争议。国会的重要领导人要抵制这个决定。他们的策略是强制编列大笔经费用来再生产两架飞机。如果空军站在他们这一边，这两架飞机就很可能会被生产，但要恢复全部计划的机会很小。

当时的空军副参谋长是威廉·麦克布莱德（William McBride）将军，他很清楚地记得大家对宣布取消 B-1 计划的反应。“决定取消 B-1 计划的当天，信息办公室主任盖·哈里森（Guy Harrison）冲进我的办公室喊着，15 分钟后总统将宣布取消 B-1 计划。我利用内部通话系统告知琼斯这个消息。大卫虽然难以置信，但他还是保持了理智，他说：‘去了解总统针对这件事所说的真正语意，并准备向媒体说明。我们会被许多人询问我们的反应以及我们将如何处理。’很明显，在未来几天我们会一再地被问到我们计划怎么做。我们会抗拒总统的决定吗？我们会不会辞职？我们会不会接受这个决定？当时的情绪是，几个高层军官说：‘该死，我将很乐意递上我的辞职信。’这时清晰的头脑可能更有用。

“在和包括主要指挥官在内的许多人谈过后，大卫认为抗拒这个决定没有道理。我们最好的结果只是获得再生产两架飞机的授权。政府当局不会支持生产 80 架飞机的计划。大卫说：‘我比任何人都更努力在推动这型飞机，但现在总统已经作出决定，我将支持他。’”

琼斯上将收到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斯坦尼斯（John Stennis）的一封信，询问他对此决定的意见。在他的答复中，琼斯写道：“我相信继续现代化我们的战略部队将最符合我们的安全利益，这包含载人轰炸机……既然 B-1 计划仍然充满不确定性，继续消耗国防资源而没有增加战力，反而会让我们忽视更大的战略需求。我相信这将让我们在许多未来战略部队的关键议题上更难汇集我们集体的力量。”

在一次和琼斯上将的访谈中，我问他是否想过辞职以表示对总统决定的抗议。他回答：“没有，我从没想过。如果对一个单一的武器系统的决定可能造成生死存亡的影响，那我们在军中的人将对国家帮倒忙。一旦总统下定决心，我不认为试图暗中破坏该决定是适当的。”

当琼斯在担任空军参谋长期间深陷 B-1 武器装备争议时，陆军参谋长爱德华·迈耶（Edward Meyer）上将对整个美国陆军也有同样的警觉忧虑。迈耶是卡特总统跳过许多比他资深的将领，直接在 1979 年 6 月被拔擢为陆军参谋长的。以此职位，他参加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人事小组在 1980 年 5 月 7 日的听证会。众议员霍普金斯询问迈耶上将：“我前往诺克斯堡（Fort Knox）去拜访该地将军，参访过程很愉快。我也花了一些时间和士兵相处……我们谈得很实际，我问他全募兵制部队的运作是否顺畅。不出所料，所有人都说‘不’，很多人要申请退役。他们说目前招募的士兵都是那些在街头贩毒的混混，而且仍然在贩卖毒品，事实上，他们就在诺克斯堡贩毒。如果我们的国家安全要靠这些人来保护，那我们的麻烦就大了。我个人也有这种感觉。我想改变这种现状，而我要你来帮我推动。”

迈耶上将的回答也许不像 1776 年在莱克星敦市发动革命战争一样的“震惊全球”，但很明显，他的证词发挥了作用，也吸引了相当的注意。他对霍普金斯众议员的答复是：“我只要为 80% 的优秀年轻人辩护，他们可能来自你的选区、尼科尔先生的选区或其他人的选区，如果你能去看看我们前沿部署的区域，如柏林、欧洲或巴拿马——这些地方有充足的人员与武器，你将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你所说的现象是零星存在的，基本上这也是我所说的今天美国的空架子陆军，因为我们没能提供所需的质量兼备的士官与人力，而这个法案正是针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开始……”

迈耶的答复不只引起了行政当局的注意，1980 年 12 月 5 日，迈耶被当时最受欢迎的晨间新闻节目——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早安美国》（<cite>Good Morning America</cite>）邀请上节目。节目主持人是大卫·哈特曼（David Hartman），节目的对话如下：

<blockquote>

哈特曼：“早安，迈耶上将。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迈耶上将：“早安，非常感谢你。我很高兴能来。”

哈特曼：“不久前，你说美国有你所谓的空架子陆军。也有报道说 10 个作战师中有 6 个没有做好战斗准备。这很令人害怕，我想全国也同感震惊。你所谓的空架子陆军是什么意思？你是否仍坚持你的观点？”

迈耶上将：“当然。我所谓的‘空架子陆军’，是指当为了使我们海外的部队能维持高战备状态，我们必须抽调国内的军士官兵。所以为了让我们在欧洲、韩国、巴拿马、阿拉斯加……能有完整的陆军，我们必须缩减在美国境内的部队。因此我们国内有的连、排没有完全满编，而且我们也缺少可以训练他们的士官。”

</blockquote>

我和迈耶讨论了其他军事领导人针对这类事情所面对的挑战。他很清楚地表达了他遵循文人权责的理念：“我有过许多类似的经历（争取陆军需求），但当我告诉国会我们面对‘空架子陆军’时达到了高潮。这是对陆军的攻击。幸运的是，我私下已经告诉过总统和布朗部长，所以他们知道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但许多人并不了解。我的一位上级长官要求我收回声明。我说不，我不会收回，然后我回到办公室开始写我的辞职信。我并没有递交辞职信，因为他们忽然了解到，我们必须对我们的国家负责。我们宣誓忠诚的对象不是对总统，我们是向宪法宣誓表达我们的效忠。这表示我们对国会以及总统有同样的责任。”

后来，迈耶在 1983 年 2 月 25 日出席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为 1984 年国防预算需求作证。他在对委员会的开场白中说：“我因为说我们有一个空架子陆军而卷入了许多麻烦。我只能说，过去 3 年国会给我们的 1530 亿美元让我们可以逐步建立一个稳定的基础，而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可以建构未来的陆军。”

委员会主席陶尔（Tower）回应说：“请容我这么说，将军，对这个委员会来说，你没有制造问题，你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弗吉尼亚州的约翰·W. 华纳（John W. Warner）参议员接着说：“我想表达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想在两年的时间内改变空架子陆军的现象，而我们现在必须削减预算，是不是应该建议这个刪减落在现役部队而不是在现代化上，因为我们认识到你的大部分采办计划都需要 5—10 年的时间？”

这整个事件的意义是，迈耶上将直截了当与诚实的做法是否有用？我特别针对这一点问他，他说：“这对陆军的内部与外部都造成了影响。对陆军内部来讲，这是向他们传达信息，表示高层领导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并会采取必要的行动来解决该问题。对外所传达的信息是，当领导人在国防部以及国会被问到我们所面对的真正挑战时，都有责任没有限制地表达真实状况。”

陆军在接下来的几年获得了改善其训练与战备缺失状况的大部分经费——这是我们军事领导人重要风格的另一个例子。迈耶虽然在国会语出惊人，但他之前已经告诉总统及国防部长他将要做的事。而且他不会退缩，因为他坚信自己立场的重要性，他甚至作好了辞职的准备，并能将陆军的福利置于个人福利之上。

描述阿诺德和斯帕茨为比利·米切尔辩护的事件有其道德意义：他们无私地将其军事生涯置于火线上。阿诺德和斯帕茨晚年时都提到米切尔应该留在军中，在制度内为空权努力。这也是阿诺德和斯帕茨的选择。

当阿诺德被放逐到莱利堡时，泛美航空公司曾邀请他担任总经理一职，但被他拒绝，因为“我不能在争议压力下离开军中”。关于此事我也问了斯帕茨将军，他告诉我就是这样，当时泛美航空也邀请他担任副总经理一职。

当卡特总统决定取消继续发展 B-1 时，很多人告诉琼斯上将他应该辞职以示抗议。但他没有，就像阿诺德和斯帕茨一样，他留在体制内努力，而且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样的，接替琼斯空军参谋长职务的乔治·S. 布朗（George S. Brown）上将在 B-1 被取消时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有些人也建议他辞去主席一职。

布朗上将的幽默感在一次出席国会时展露无遗。一位众议院议员忽然脱离了质询的议题问他：“对了，布朗将军，你是空军的资深军官，卡特决定取消 B-1 计划，你为什么不从空军辞职？”布朗很没外交手腕地说：“我当然可以这样，但这样对国家的影响可能就像你从国会辞职一样。”

我们的国家很幸运地拥有许多睿智的军事领导人，随时准备好在战时能保卫我们以及全球的自由。他们是大公无私的人，奉献一生为国服务，危机时则挺身而出。从各方面来说，整个军队是无私的，就像他们的家庭一样。他们必须忍受低待遇、缓慢的晋升、经常调动、长期与家庭分离和经常面临训练与物资补给的经费不足，有时候他们还要忍受官僚的愚蠢和政客的自私。他们经常不受重视或不被感激，事实上，有时还受到来自大众的敌意。有时候他们的家人必须接受低品质的医疗，他们必须忍受和牺牲儿女无法和朋友或学校建立长期的关系，因为他们必须随职务调动。

我和第一任空军参谋长斯帕茨上将的遗孀曾有一次很有意义的访谈，她回忆有一次她的长女大学二年级返校时提到：“妈，你知道吗？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连续在一个学校上第二年的课！”

这些人无私的最高表现就是他们愿意在战时牺牲他们的生命来保卫国家；在和平时期，为了维持应付未来冲突所需要的战备而不惜牺牲军旅生涯。

① ASMA 的发音像气喘（asthma）的发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