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后，欧洲、北美以及其他类似的经济体，如澳大利亚和日本，经历了所谓的“长期和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与国之间非战状态的时期堪称近现代史上最长。此前最平静的时期，是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克里米亚战争（1815—1853），然后是从1871年的普法战争到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虽然有“冷战”的阴影笼罩，但是，近代北半球国家之间的和平持续时间比上次长了20多年。[1]最新的全球趋势依然令人欢欣鼓舞。最新的数据表明，2015年国与国之间的冲突仅发生了一起——印度和巴基斯坦，伤亡仅约30人。在此前的2014年，也仅有一次冲突。[2]尽管有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干涉事件和中国南海的岛屿争端，但是“长期和平”看上去似乎正在不断延伸并扩展至全球范围。

然而，我们这个时代也并非一帆风顺。[3]这个世界依然充满暴力。2015年，从阿富汗到也门，全球发生了40多起武装冲突，这还不包括恐怖主义、暴动或其他形式的“非对称”战争，即非政府武装力量攻击政府或其居民。原来的基地组织和现在的伊斯兰国，以及他们的拥护者，将战火引到了城市街头，从曼哈顿到孟买，从悉尼到布鲁塞尔。尽管国与国之间事实上可能处于和平状态，但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冲突让人民难以产生安全感，何况很多人清楚战争就发生在他们的国境内。“长期和平”被一个黑暗的阴影笼罩着——内战。

20世纪90年代早期，“历史终结论”的拥护者们坚信，资本主义和民主制度将会席卷全球，带领全人类走向贸易繁荣和人权受保障的未来。持有这种信念的人认为民主的和平时期将会出现。据他们所称，一个民主政体是不会向另一个民主政体发动战争的，因此，他们坚信，随着民主制度的广泛传播，世界和平将会随之到来。这些人的信条建立在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理论之上，而康德的理论则源自欧洲启蒙运动中关于获得持久和平的可能性的论述。[4]当然康德并不是一派天真的，他讽刺地提到，一位荷兰酒馆老板在其酒馆标语牌上写着“永久和平”几个字，而旁边挂着一幅画着墓地的画。这暗示着只有死亡的长眠才是真正的永久和平。然而，康德也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并非“空洞的理念”，而是一项“正逐渐解决，并不断靠近其目标的任务”。[5]在康德有生之年，永久和平并没有变得更唾手可得——康德于1804年2月逝世，在他死后仅10个月，伟大的将军和帝国缔造者拿破仑获得加冕，成为皇帝，并在接下来的10年对世界造成威胁。尽管如此，在200多年后的今天，许多人依然大胆地相信，也许人类终于已经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武装冲突阶段，在人性中“天使的一面”的带领下，我们也许最终可以实现康德的梦想，能够“战胜战争”。[6]但是，死亡和破坏一直环绕着我们，因而我们所感受到的和平，可能更像是墓地里的那种。然而，最近有一种冲突超越了其他任何形式的冲突，它导致了更多的死亡。这不是国家之间的冲突，也不是恐怖主义，而是内战。

内战正逐渐成为人类最广泛、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有特色的有组织的武装暴力形式。“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间，内战的爆发呈现出极其明显的上升趋势。自1989年以来，在任何时期都平均有20起国家内部战争——这大概是1816—1989年全球每年平均战争数量的10倍。自1945年以来，大概有2 500万人在战斗中死亡。这个数字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军队死亡人数的一半，而这一数字并不包括受伤的、流离失所的和死去的平民，更不用谈在战争中受疾病和营养不良折磨的人了。内战中物质和经济的消耗同样惊人。在关于全球经济发展的分析中，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战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战争中死亡的人数，以及必然受其影响的生产效率，被浪费的资源，军队的花费，疾病和犯罪行为的蔓延，还有邻国经济的破坏。那么这一分析得出来的结论是什么呢？内战的平均价位大概是每年1 230亿美元。这相当于每年北半球对南半球经济援助的数额。正因为如此，内战被称为“倒退的发展”。[7]

发生在国家内部的战争持续的时间更长——大约比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持续时间长4倍。20世纪下半叶的国内战争，持续时间大体上是20世纪上半叶的3倍。这些战争还比其他战争更容易重复爆发，因为“一次内战最具可能性的遗产就是下一次内战”，确实，在过去10年中的几乎每一次内战都是既往的重演。[8]内战看起来总是不成比例地集中发生在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尤其是那些非洲和亚洲国家，发展经济学家保罗·科利耶（Paul Collier）称他们为“最贫穷的10亿人”。[9]如果说自1945年以来，发达国家享受了长久的和平，那么全球其他广大地区的人口则经受了同样长时期的磨难。位于奥斯陆的内战研究中心也在其网页上强调了这些显著的特征，同时提到：“然而，内战却比国家间的战争更少受到关注和研究。”[10]内战似乎会像贫穷一样一直伴随着我们，而且只要它继续存在，它将会更多地影响到世界上贫穷的人口。

然而，内战不应该一直作为一个鲜被探究的领域。正如很多人指出的，内战缺乏系统的理论，也似乎很难对其进行归纳总结。目前也尚未出现一部以“论内战”为标题的巨著，使其可以与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战争论》抑或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论革命》媲美。的确，如我们所见，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几乎没有提及内战，而阿伦特回归原始的主张及其反现代的理念，使得她将内战与战争的话题完全抛弃了。在1993年，战后德国诗人及政治评论家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1929—）注意到“没有一种关于内战的有用理论存在”。[11]后来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也提出“世界上有专门研究战争的战争学，也有专门研究和平的和平学，却唯独没有专门研究内战的内战学”。[12]类似的感叹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我并非旨在提供一个全面的关于内战的理论，而且我也无法弥补那些缺失的研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能做的只是揭示出我们现有不满情绪的根源，去解释为什么我们对内战如此困惑以及为什么我们拒绝直视它。

当今的时代要求我们正面地直视内战。从1648年到1945年，这300年构成了一个国与国之间的战争时代。过去的60年，则是一个国家内部战争的时代。[13]这确实是几个世纪以来人类冲突方式最显著的变化。根据一项被广泛引用的数据，自1945年以来，全世界有259场冲突上升到了战争的程度，而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国家内部冲突。自1989年以来，世界上仅有5%的战争是爆发于国家之间的。我们只需回顾一下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抑或发生在卢旺达、布隆迪、莫桑比克、索马里、尼加拉瓜以及斯里兰卡的战争，就能意识到近年来的内部冲突是多么的血腥，更别提冲突之后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正在经历怎样的苦难。更糟糕的是，内战并不会仅仅停留在“内部”太久。2015年，全球有50起内部冲突，其中有20起——从阿富汗到也门，是所谓的“国际化内战”，即有邻国军事力量参战或外部势力干预。[14]内战并不在乎边境线在哪里。冲突让人们为了寻求安全而背井离乡，所以内战确实经常让一个国家山河破碎。因内战而失去家园的人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尤其是在2012年的叙利亚冲突中产生的500万难民。这些难民的困境引发了难民危机，因而中东、北非和欧洲的格局在未来几十年里将被重塑。随之而来的是安全和稳定将遭到挑战，这一切呈现了一个清晰的事实：这个世界并不和平，充满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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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就是地狱，美国内战时期的将军威廉·特古塞·谢尔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如是说。可以肯定的是，唯一比战争更糟的是内战。[15]关于这点，几个世纪以来已经达成了广泛共识。相较于对外战争，内战造成的破坏性更大。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发生之后，城市成为废墟，田野被荒废，以及贫民流离失所，诗人卢坎（Lucan）看了这一切之后，写道：“没有任何一支来自外国的剑可以刺得这么深，只有本国臣民的双手才可以造成如此深的创伤。”内战就像政治机体上的一种疾病，将其由内而外地损坏。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评论家米歇尔·德·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也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他告诫过读者：“真相在于，一场外国战争，远不如一场像疾病一样的内战来得危险。”内战不仅危险，而且会导致道德沦丧。1922年，在爱尔兰内战前夕，一位年长的牧师说道：“与外国人的战争会激发一个国家最好的最崇高的精神和品质，而内战，只会激发出人性中的卑鄙和丑恶。”[16]而且即使战斗已经结束，也会留下不可愈合的创伤。在1947年，托马斯·斯特恩斯·艾略特（T. S. Eliot）说道：“我怀疑所有那些重大的内战是否真的有结束的一天。” [17]1970年，法国前总统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在一次对西班牙的访问中曾说过：“所有的战争都是不好的……但是内战尤其不可原谅。在内战中，两边的战壕里趴着的都是同胞，战争的结束也并不会自然地带来和平。”[18]

内战毫无疑问是不人道的，但是因其存在的广泛性和持久性，有些人觉得它是我们人性中的一部分。正如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伯格所说的：“动物会打架，但是不会发动战争。只有人类——作为高级灵长类中独特的一员，会大规模地、深思熟虑地并且激情澎湃地去毁灭其同类。”人类能够对自己的近邻采取暴力行为，还有什么比这个更能概括人类的特点呢？同时也耻辱地将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习惯区分开来。采用职业化的军队，并且遵循战争的法则，这种正式的战争是一种近现代出现的新事物。而在这背后隐藏着一种更原始的、更持久的非人道的存在形式——内战。“内战并非仅仅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恩岑斯伯格总结道，“内战是一切集体性冲突的主要形式。”[19]

恩岑斯伯格写这些话的时候，非洲和巴尔干地区正在发生种族冲突，而1992年4月和5月间洛杉矶爆发的暴动也刚过去不久——暴动的缘由是，前一年殴打黑人骑车者的一位白人警察被无罪释放。当时，在世界各个大洲及不同城市，正值一个人与人之间的暴力不断爆发的高峰时期。这一切似乎是为了向我们重新确认，人类最丑恶的一面有多么普遍，以及作为内战参与者是我们逃不掉的命运。恩岑斯伯格认为内战一直伴随着人类，而我们不能责怪他的这一主观断定。许多世界上最古老的神话——《摩诃婆罗多》（Mahabharata）中的黑天（Krishna）与阿周那（Arjuna），希伯来《圣经》中的该隐（Cain）与亚伯（Abel），希腊神话中的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和波吕尼刻斯（Polynices）和罗马神话中的罗慕路斯（Romulus）与雷穆斯（Remus）——都涉及团体的内部矛盾，尤其是自相残杀的情节，在某种意义上暗示我们这种行为具有广泛的基础。[20]这些神话有助于我们理解内部冲突中的情感方面，但是神话传说的悠久历史并不能说明内战是不可避免的。

内战作为所有人类冲突中最具破坏性以及最具扩展性的形式，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在公元1世纪，罗马内战的最高峰时期，17—46岁的罗马男性公民大约有1/4加入了战争。[21] 1 700年后，英国在1640年内战中死去的人口，就其占总人口的比例而言，可能比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22]美国南北战争中死去的人数，就其占当时总人口的比例而言，也远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还要大：美国南北双方大约有75万人死于内战，如果按照今天的美国人口基数来看，这相当于有750万美国人死亡。[23]这种规模的杀戮，无数家庭灭门绝户，无数社区支离破碎，国家的面目被重新塑造。同时在后来几百年中，在人们心中留下了伤疤。

然而，将内战视为人性的一部分的这种看法——将其视为我们的一种特性，而不是缺点，我们必须要谨慎对待。因为这种看法将我们带入了一种命运，人类将永远遭受内战折磨，永远也到达不了康德理想中的永久和平。为了打破那种认为人类注定无法获得永久和平，而将困于无止境内战的观念，我将引入历史学工具来直面其挑战。在本书中，我将会说明，内战既不是永恒的，也不是无法解释的。我还会论证，内战这一现象符合历史的概念[1]，内战始于罗马共和国，从其令人焦虑的起源，到充满争议的现在，以及可以遇见的肯定和现在一样令人费解和富有争议的未来。它有自身的历史过程，有一个可辨别的开端，也会有一个也许目前尚不清楚的结尾。历史地对待它，将会展示出它内在的不确定性，而并非像某些人说的那样内战具有永久性和持续性。我的目标是展现给大家看，人类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人类自己会去瓦解它；人类精神世界里所珍视的，只要用同等程度的努力，就能将其弃如敝屣。

我的目标不仅是挖掘、整理出内战的历史，而更在于指出，在塑造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这个问题上，内战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尽管内战具有相当的破坏性，但在历史进程中，从理论上说，它还是具有生产性的。若没有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我们的民主制、政治、权力、革命、国际法、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全球化等等——这里仅仅是列举了几个，都会变成和如今不一样的概念，甚至可以说它们包含的意义会远不如目前丰富。[24]关于内战的经验——试图去理解它，改善它，甚至是阻止它发生——都曾帮助我们并至今依然在持续帮助我们，塑造且充实我们对于共同体、权力和主权的理解。内战源于深刻而致命的分裂，但也暴露出交战双方的个体身份和共同性。我们将一场战争称为“内战”，就是承认其交战双方同属于一个群体：他们的相互关系并非外国人而是同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德国法学思想家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1888—1985）评论道：“内战具有某种令人惊骇的属性”，“它是兄弟阋墙之战，因为它发生在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内部……也因为交战双方都同样坚决地否定这个共同体”。[25]这是我们对内战恐惧的根源，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低估它的作用，在内战的对抗中，它促进了对共同性的认识，并且让我们以敌为镜，看清自己。

内战是如此自相矛盾又有着丰富的内涵，因为尚未有哪个时期，对内战的定义是能令每个人都满意的，或者是在使用中不造成争议和分歧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内战的概念是在各种不同的历史情境下来探讨和争论的。然而，下定义总会是一种限制。理解某一事物，即意味着将它从相似的事物中区分出来，而这通常就是，要将它的独特性用语言文字表述出来。一旦我们知道了它的独特性，我们就能够认识到规律性、持续性和区别在哪里，从而建立起我们对它的理解。

当涉及政治观念时，定义所带来的问题变得尤其尖锐。我们构建出一些名称，以此来号召我们的朋友并且打击敌人。同时我们也要为新的现象命名，既要能准确解释这一现象——我们对它的体验如何——也要有助于让别人获得同样的理解。当我们试图对类似“内战”这样的词汇命名时，在给它下定义的那一刻，政治因素就浮现出来了。是什么让内战成为“内”战，而不是“外”战？其中的不同之处将会永远引发争吵。又是什么让我们将暴力认定为“战争”呢？战争会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而一连串的小冲突并不会。仅仅是这些问题的提出，就要求至少在某些方面进行一定的修正：比如什么是“内”（什么不是“内”）？什么可以算是战争（什么不算战争）？要断定什么是一场内战，什么不是，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这一战争类别被创造出来之前，要谈论其中的区别是难以想象的。

内战并不仅仅是存在于观察者的眼中，这个词的使用本身往往就是战争参与者之间冲突的源头。当权政府总是将内战视为反叛者或者非法势力对现有权威的反抗，特别是当这些反抗失败以后。克拉伦登伯爵（The Earl of Clarendon，1609—1674）带有保皇倾向地记述了英国17世纪中期的动乱，并将其命名为《英国叛乱和内战史》（The History of the Rebellion and Civil Wars in England，1702—1704）。这样就完全剥夺了叛乱者的任何合法性。[26]出于同样的原因，一本长达70卷的《叛乱战争》（The War of the Rebellion）出版于1880—1901年，这是美国官方对于美国“内战”的阐述，而此书很显然是为了否定战败的“叛乱者”的立场。[27]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内战中获胜的一方，往往喜欢将他们的抗争记载为“革命”，比如，美国和法国的“革命”。这种对立的话语使用起来非常容易：“我”是一个革命者，“你”是一个叛乱分子，“他们”正在打一场内战。

如今的我们，有幸生活在长期和平的环境下，内战对于我们更多的是一种记忆或者隐喻，而非真实的生活经历。内战现在多是以历史剧和科幻游戏的方式出现，更严肃一些的场合则是在政治辩论中和政党之间的权力角斗中。比如，在1988年，美国的国会议员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就曾说美国的政治犹如一场内战：“就像格兰特将军在夏洛之役之后意识到这是一场内战一样，左翼政党内心深处明白，只有一方得势壮大，另一方才会淹没于历史之中。”所以金里奇随后做出了相应的战略部署：“这场战斗必须按照与真正的内战相符合的规模、持久性和残酷性来进行。虽然我们有幸生于这个国家，内战是以投票的方式进行，而不是在战场上进行，然而内战就是内战。”[28]来看更为近期的例子，在2015年11月“达伊沙”恐怖分子袭击巴黎之后，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就斥责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是在试图发动内战。他说，“我们国家面临两种选择”：“一种是选择极右翼势力，那基本上意味着挑起分歧，而这种分歧可能导致内战。另一种选择是共和国及其价值观，它们将会把我们凝聚和团结在一起。”[29]正当我写作本书之时，不同国家的党派内部，都因为政党政治的不稳定性而引发了挑起“内战”的指责，比如在美国共和党中，英国的工党中，以及整个巴西充满火药味的政治精英群体中。放眼全世界，民主政治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更接近“内战”。

内战无处不在。它存在于新闻标题中和战场上，在人们的心中和脑海里，也存在于对过去内战的回忆和纪念中。一些国家认为他们从没有发生过内战，而另一些国家则将内战视为他们最重要的一部分，比如美国。还有一些国家，比如伊拉克，国际上普遍认为是长期处在内战中的。知悉历史的好处，或者说不遗忘历史带来的诅咒是：我们知道，我们可以轻易而频繁地使用内战这个名词，而内战作为一种战争，从来不像使用这个词所时所看起来的那样稳定和透明。

然而，我们如何才能将内战同其他类型的战争区分开来呢？尤其是当许多内部冲突扩张到国界之外，或者是引入外部的势力加入进来之时。就如1990年在利比亚、卢旺达所发生的情况，以及更近期发生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情况那样。这些战争可否被视为“内”战呢？——从战争必须发生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不同势力之间的角度来看——当一个反叛集团中加入了跨国势力，比如基地组织，或者有意挑战世界现有政治秩序，宣称自己意图建立超国家组织，就如伊斯兰国或达伊沙追求建立伊斯兰哈里发帝国那样。内战以如此多的多样性——民族纠纷战争、分裂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为了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遍布历史和全世界，并且当现实情况使得我们无法将一个地区的具体暴力事件放入更大的集体行动中来分析，那么，是否每一场内战真的都是同一种类中的样本呢？[30]在全球“新型”战争的大背景下，我们能否将具体的内战从中区分出来？[31]简单地说，什么才是内战？

任何像内战这样复杂的观念，都有着多重的历史。历史学家展示出来的，既可以是引导我们得到现有思想观念的曲折道路，也可以是那些不曾被我们选择的路径。关于这个过程，人文学科领域有一个时髦的词，叫“知识谱系”（intellectual genealogy）。与追溯家族谱系类似，这套方法是沿着历史逆流而上，追寻源头，对于盘根错节的历史中那些偏僻的小路永远保持开放的探索心态。但是它和追溯家谱也有很重要的区别。[32]对族谱的研究强化了延续性：谁是谁的后代，谁是谁的父亲。而且如果说建立家族谱系的目标是增强自我确定性，知识谱系则鼓励怀疑精神和谦虚的品质。它追寻破裂与断层，向人类展示我们的现状仅是偶然得之，并非必然的出现，是多重选择的结果，而非刻意设计所得，是依情况而定，因此是暂时且充满变数的。“当我们对一个概念进行溯源时，”一位倡导知识谱系方法的大师说道，“我们也许会发现该概念在早期使用中的不同含义，因此我们也就获得了一种方式，即将现在的含义与早期的含义进行批判性地比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