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忘录还指出，美国在这一地区能够比在其他任何地区能集中更大的兵力，并且为他们提供必需的供应。计划动用兵力48个师（其中美军30个师，英军18个师）、5,800架飞机（其中美国空军3,250架，英国空军2,550架）。然而，计划进攻的时间不是苏联要求的1942年，而是1943年春天。不过，备忘录也提出在1942年9—10月间在法国北部将实施一次规模有限的打击，代号“重锤行动”（Operation Sledgehammer）。
白宫会议后罗斯福立即派他的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Harry Lloyd Hopkins，1890—1946）和马歇尔前往伦敦，向英国政府说明美国的计划。并于4月3日给丘吉尔写信：
你我两国人民要求开辟一个战场以卸下俄国人肩上的压力。两囯人民很有智慧，完全能够看到俄国人今天歼灭的德国人和摧毁的德国武器装备比你我两囯加起来的总和还要多。
到达伦敦后，4月8日至14日霍普金斯、马歇尔与丘吉尔和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物会谈。12日丘吉尔给罗斯福回信，表示：“原则上我完全同意您提出的全部建议，英国三军参谋长也是这样。”最后达成协议，两国共同制定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至于1942年实施有限打击的问题，则要根据苏德战场形势的发展再做决定。
在此期间，4月11日，罗斯福总统约见苏联驻美大使馆参赞安德烈·葛罗米柯（1909—1989），称自己“是个现实主义者，愿意采取具体步骤，以便从苏联战场上引开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并且认为1942年夏天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不会延误，为此已经派霍普金斯去和英国人协商。还请他把一封信交给斯大林，建议苏联近期派外长莫洛托夫和军事代表来华盛顿商量此事。
也就在4月，美国底特律三万汽车工人向罗斯福总统递交请愿书，要求立即开辟第二战场。400多名教会著名人士呼吁美、英两国迅速开辟第二战场，趁德国忙于俄国战场之机把战争转移到德国本土。28日费城举行盛大海员集会，口号就是“立即进攻西欧”。
根据罗斯福总统的建议，苏联派出外长莫洛托夫和总参谋部费多尔，伊萨耶夫少将到美国商讨有关事宜。在到美国之前，5月20日他们先到了伦敦，与丘吉尔及英国政府、军方主要人士会谈。会谈中丘吉尔表示，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都准备以最大的兵力进攻欧洲大陆。英国政府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并且将竭尽全力完成这个任务。但说及具体时间，就表示不能确定，他说：
1943年我们将拥有大量的船只，那时我们将能够在敌人沿岸地区五个或者六个地点，在从北角到巴荣那的任何地方实施登陆。……我们共同的计划是在1943年用150万美国和英国兵力在欧洲大陆登陆。
5月26日，莫洛托夫和艾登签署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与大不列颠联合王国战时反对希特勒德国及其欧洲盟国及战后互助合作同盟条约》，共8条，比此前（1941年7月12日）签订的那个只有2条的条约详细了许多，但仍然失之笼统而不具体，并且完全没有提及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
三天后莫洛托夫一行到达华盛顿，与罗斯福总统和美国政府、军方要员会谈。在一次美方只有总统和霍普金斯参加的会谈中，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他和许多美国人看法不同，认为“必须首先打败德国，然后再打败日本。因此，准备在1942年尽一切努力来减轻苏联对希特勒战争的负担”。还告诉苏联外长：到年底美国将有400万陆军和60万海军。但是，“要想保证进攻欧洲战役的胜利，只能在1943年进行”。当晚霍普金斯拜会莫洛托夫，解释说：罗斯福是“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最热心的拥护者，可是美国将军们似乎认为1942年苏联战场的态势是稳定的，因而看不出开辟第二战场的必要性”。
莫洛托夫回答道，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拖延到1943年，对苏联孕育着危险，对美国和英国也同样是危险的。由于英、美两国所说1942年不可能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运输力量不足，苏联表示愿意大幅度减少两国对苏联的援助，从原定的410万吨（其中武器180万吨，汽车、钢铁等其他物资230万吨）减少到200万吨。但就是这样，仍然没能让两国答应在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
6月11日，苏联驻美大使李维诺夫和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签署两国政府关于反侵略战争中实行互助原则的协定，次日发表莫洛托夫访美公报，称：“在会谈过程中，对1942年开辟第二战场的迫切任务，已达成充分谅解。”接着，在苏、英两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里也写进了苏、美公报那段话。后来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表示，他同意发表那样的公报是“旨在把敌人引入歧途”。艾登在他的回忆录里则说那是由于美国政府采纳了它，英国不想“以互相矛盾的公报帮助敌人”。
由于担心在与莫洛托夫会谈后美国会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支持苏联，通常乘军舰出访的丘吉尔6月18日破例乘飞机赶往华盛顿，亲自说服罗斯福。但就在他到达的第二天，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Henry Lewis Stimson，1867—1950）征得陆军参谋部同意后给罗斯福提交了一份备忘录，指出：
完全有根据说，希特勒唯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这一战场的开辟，便是支持俄国和彻底消灭希特勒的最好保证。
两国军事领导人会谈时，马歇尔和美国海军参谋长欧内斯特·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1956）都反对英国提出的北非战役计划，认为唯一正确的战略就是尽量减少向其他战场调派兵力而应在欧洲集中力量。马歇尔指出，北非战役即使获胜，也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能引开俄国战场的飞机、坦克和军队。尽管“二战”期间丘吉尔的主要军事顾问、参谋长会议秘书哈斯汀斯·伊斯梅将军（Hastings Lionel Ismay，1887—1965）起草的一份文件也说：“1942年在法国、比利时、荷兰和丹麦的作战行动如能成功，会比任何其他战场的行动产生更大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收获。”即便阻力重重，丘吉尔最终还是说服了罗斯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把美国人的注意力从西欧引向了北非。
值得注意的是，历时25天（5月26日至6月21日）的加查拉战役（Battle of Gazala）刚好在丘吉尔这次访美期间以英军大败结束，9万轴心国军队打败了11万英军，利比亚东北部重要港口托卜鲁克失守，英军损失5万人（其中3.5万人投降），这是1942年2月8日至15日新加坡战役之后英军的第二次惨败。战役结束的第二天，希特勒便将隆美尔晋升为元帅。纵观隆美尔在北非的作战，战绩最佳的其实就是这一次，而此役从规模到战绩，与苏联战场上的战役都无法相比。而且，参加加查拉战役的轴心国军队和北非其他战役一样，都以意大利军队为主，共3个军（第20摩托化步兵军、第10军和第21军），而德军只有一个军，即隆美尔指挥的“德国非洲军”。对于英国，加查拉之败自然是个坏消息，但却帮助了丘吉尔，让美国人开始关注北非这个他们原来不主张开辟战场的地方。
附带提一下新加坡战役，该战役3.6万日本军队打败了8.5万英军，两军伤亡数字相近（日军4,485人，英军5,000人），但却有8万名英军在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Arthur Ernest Percival，1887—1966，中文名字“白思华”）率领下投降。和帕西瓦尔一起成为战俘的还有指挥印度第3军的刘易斯·希斯中将（Lewis Macclesfield Heath，1885—1954）和指挥英军第18步兵师的默顿·贝克维斯-史密斯少将（Merton Beckwith-Smith，1890—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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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2月15日，马来亚英军总司令阿瑟·帕西瓦尔中将（持英国国旗者）在白旗引导下前往日军山下奉文中将（1885—1946）司令部签字投降。
利比亚战场的失利使丘吉尔在英国国内广受批评，7月1—2日下院甚至讨论过对内阁的不信任问题。现在这位首相最需要的就是一场能够轻易取得而又能够有效安抚舆论的胜利。7月8日他给罗斯福的信中写道：在1942年发动条件尚未成熟的战役，只会以失败告终，并且会妨碍1943年的大规模行动，他确信“法属北非的战役，是在1942年使俄国战场获得缓和的最好机会。……是真正的第二战场。”罗斯福当即派霍普金斯、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到伦敦，7月20日开始和英国人协商。美国将军们仍然反对分散兵力的做法，认为法国西北部下诺曼底大区瑟堡是最适合的登陆地点。第一，它能鼓舞苏联人，因为它将实际体现盟国从东线引开德军的意图；第二，将为1943年盟军战役提供一个出发据点。
意见相左，协商陷入僵局。丘吉尔召开内阁会议，让陆军参谋长艾伦·布鲁克（Alan Francis Brooke，1883—1963）汇报与美国人协商的情况，内阁成员一致反对1942年在法国作战。丘吉尔把这个情况通报美国代表，美国代表随即报告了罗斯福。罗斯福对这一情况并没有感到意外，他随即同意1942年不在法国而在北非作战。7月25日，英美两军参谋长决定于1942年在北非实施代号“火炬”的行动。
这时已经不是战时内阁成员的比弗布鲁克告诉苏联驻英大使：首相“实际上始终是第二战场的反对者，他一度稍许改变态度，也仅仅是迫于形势”。也就在这个时候（7月18日），斯大林收到丘吉尔的信，告知英国将终止取道北方海路向苏联运送援助物资，因为英国不能冒着让自己的舰只被击沉的危险。
对英美两国这样的决定苏联会做何反应，舆论又会作何反应，可想而知。罗斯福不得不考虑怎样向苏联人解释。7月22日他会见苏联驻美大使表白自己：“始终坚持在法国登陆，但丘吉尔反对这样做。”7月23日，法国流亡政府领导人夏尔·戴高乐也在伦敦对马歇尔等几位美国将军说：“从盟国的战略观点看，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是绝对必要的。”
在这种情况下，7月31日丘吉尔给斯大林写信，表示希望亲自和他会晤，并且说将考虑在9月的第一周派遣船队前往阿尔汉格尔斯克运送援助物资。苏联当天就向他发出访苏邀请，8月12日，丘吉尔在布鲁克等人陪同下到达莫斯科。同机前来的还有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威廉·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后来（1943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苏大使，直到“二战”结束（1946年）。丘吉尔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解释说，英美两国仔细研究了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得出的结论是不可能在9月（最后一个有好天气的月份）实施在法国北部的战役，但准备在1943年发动几个大战役，并且说“欧洲第二战场并不是唯一的第二战场”。8月14日丘吉尔在给莫洛托夫的备忘录中说道：
1942年最好的第二战场以及从大西洋开展的唯一可能的大规模战役是“火炬”作战计划。如果它能在10月间举行，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它也为1943年的战役铺平了道路。
英国人所说“将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的“火炬行动”是英美两国计划在法属西北非进行的一个“大规模战役”，以美军7个师、英军5个师攻占当时在法国维希政府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沿岸地带。这个计划后来的确实施了，只是时间略有推迟（1942年11月8日—16日）。那确实是“二战”中英美两军对轴心国的第一次“大战役”，美国“二战”名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乔治·巴顿等人都是在那次战役中首次亮相的，英军指挥官有皇家海军地中海舰队司令安德鲁·康宁汉（Andrew Browne Cunningham，1883—1963）、第1集团军司令肯尼斯·安德森（Kenneth Arthur Noel Anderson，1891—1959）等人。盟军共10.7万人，对手是法国维希傀儡政府的6万守军，没有意大利军队，德国也只有恩斯特·卡尔斯上尉（Ernst Kals，1905—1979）指挥的两艘潜艇在摩洛哥以西的大西洋海域活动，并于11月12日击沉3艘美国货船，总吨位约3.6万吨。这个“大战役”的规模究竟有多大？和苏联战场上众多战役一比便很清楚。维希法国军队自然无心为德国卖命，有的观望，有的投降，有的倒戈，只有少部分军队抵抗，英美盟军仅付出很小代价（479人阵亡，720人受伤）便大获全胜，维希法国军队有1,346人阵亡，1,997受伤。确如丘吉尔所愿，是一场轻易取得而又可大做文章的胜利，它是否确如英国人所说“比任何其他计划对俄国更有帮助”，也不言自明。
这次对苏联的访问，丘吉尔的最大收获恐怕就是深信即使英美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继续战斗。他给罗斯福通报访苏情况的信中提到：“整个会谈期间没有丝毫迹象表明他们将停止战斗，我个人感觉斯大林满怀信心，他将获胜。”
也就在丘吉尔访问苏联的8月，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社论说：
德军主力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远离西欧和德国本土，……必须把第二战场看成不仅是减轻俄国压力的一种手段，也是英美进行反希特勒德国战争的唯一有效方法。
英国《泰晤士报》9月10日社论说：
一个盟国在进行殊死斗争，而其他盟囯仍然处于准备阶段，……尽管对此可以用某些挫折来做部分解释，但仍然是我们和我们盟国的一种耻辱。整个民族、全体国民和军队关心的是要洗掉这一耻辱。
另一家创刊于1827年、很有影响的英国报纸《旗帜晚报》（The Evening Standard，2009年以后称London Evening Standard）也在9月17日发表社论：
许多事实可以证明，德国人最害怕的就是第二战场，……对这一问题迫切性的认识，应当压倒其他一切感情。历史对我们的评判，不是根据我们在自己的盟友处于困难境地时准备给予何种程度的援助，而是根据我们选择什么时候提供这种援助。
9月25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苏联驻英大使迈斯基，谈及近来英苏两国由于第二战场问题产生的困难。他表示自己从来就不想发表关于第二战场的公报，只是因为那已经写进了苏美两国公报，英国人除了仿效美国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而美国人“也许不如我们明智”。还告诉苏联大使，丘吉尔首相认为，“为了从道义上支持俄国人”，“干扰德国人”，在公报里讲点有关第二战场的话是有益的。英国领导人显然感受到了本国和美国舆论的压力，四天后英国驻苏大使奉命会见莫洛托夫，转达艾登的意见，希望苏联报刊不要再刊登关于第二战场的文章，以使“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忘掉这个问题”，否则可能会造成两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的印象，让“希特勒非常高兴”。莫洛托夫应允苏联报刊不再发表自己的文章，但是不能不转载英、美两国报刊的文章。因为英美两国领导人可以无视他们本国的舆论，苏联政府却不能不让自己的人民知道英美两国舆论真诚地要求他们的领导人履行诺言，给盟友以真正的援助，还提醒大使注意：“让希特勒最感到高兴的，并不是他在报刊上读到了什么，而是没有开辟第二战场这个事实。”
希特勒当然不会看不到第二战场一直没有开辟这个事实，而且英美两国领导人的所言，尤其是他们的所行，已经足以让他确信，至少在1942年不会有第二战场，1939年他入侵波兰时出现过的“西线无战事”局面不但已经重演而且会延续下去，德国不会陷入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困境。“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辉煌曾经让他误以为很快就能解决苏联问题，开始考虑从东线撤回一部分军队以重新进攻英国，现在他再次看到了这种可能性，于是重新调集兵力，在苏联战场上发动新一轮大规模进攻，这样就有了1942年夏季开始的“蓝色行动”。
苏联虽然在1941—1942冬季战争中保住了首都莫斯科，但付出的代价也极其惨重，整体上仍处于劣势。与德军相比，苏军官兵素质本来就差得很多，在大量官兵伤亡、被俘之后，新补充的兵员更是训练不足，新提拔的指挥员要想在短时间内称职也不容易做到。要形成足够生产能力仍然需要时日，武器、装备供应受到的影响自然不小。加之主要产粮区乌克兰完全落入敌人之手，俄罗斯南部也有不少地方失陷，对军需、民生都造成极大困难。
1942年春夏战事，却是从苏联错误发动第二次哈尔科夫战役（5月12—30日）开始的。是役，德军重创由铁木辛哥元帅指挥、试图夺回哈尔科夫的苏军，此后铁木辛哥即没再获重用。接着德军B集群发动沃罗涅日战役（6月28日—7月24日），占领了莫斯科以南450公里顿河上重要的战略城市沃罗涅日，从那里沿顿河南下直逼斯大林格勒。到8月10日，德军已经把顿河西岸的大部分苏军清除，23日进抵斯大林格勒城下，“二战”期间战斗最惨烈的城市攻防战由此开始。
也就在沃罗涅日战役结束的那一天，德军Α集群攻占了临近顿河入海口（亚速海）的重要城市、库班和高加索地区的门户罗斯托夫，从那里南下，8月3日攻占斯塔夫罗波尔，10日攻占石油城迈科普。由于来不及撤走，苏联不得不把所有油井和石油设施炸毁，以免被德国人利用。12日，德军攻占克拉斯诺达尔，25日攻占莫兹多克，9月11日攻占黑海重要港口新罗西斯克。直到9月末，德军攻势才被阻止。
就在苏联军民极其困难的1942年夏天，英美两国却中断了对苏联的物资援助，原因是要把运输船队用于北非。虽然9月曾派出一支船队，但很快就停了下来，英美通知苏联到1943年1月物资援助依然不可能恢复。11月7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25周年之际发表讲话，指出目前纳粹德国之所以能够在军事上取得一定进展，主要原因就是盟国没有开辟欧洲第二战场，从而使希特勒得以把他能够动用的一切力量都用于苏联战场。但是，苏联军民有信心渡过眼前的难关，取得最后胜利。他说的不是空话，因为红军已经为反攻做了相当充分的准备，过了不到两周，11月19日，苏军便在斯大林格勒前线发起具有历史意义的反攻。经过两个多月苦战，终于取得决定性胜利。消息传来，全世界反法西斯战线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和一年前莫斯科战役结束时一样，丘吉尔又及时发来了贺信，称“这实在是了不起的成就”。罗斯福也来信祝贺，说保卫斯大林格勒的史诗般的战斗和苏联军队取得的成果，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之一。他还给苏联政府寄来一份表彰斯大林格勒的荣誉状，称赞斯大林格勒战役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转折点”。
然而，看清楚了这是战争转折点的英、美两国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这时的心情其实是很复杂的。让他们更忧虑的已不是如何打败德、意、日法西斯，而是打败法西斯以后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世界政治格局，他们担心苏联会变得过于强大，担心那个他们当年未能扼杀在摇篮里的“红色幽灵”会在欧洲乃至世界许多地方作祟。于是，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推到1943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再次被推延。这丝毫也不奇怪，因为还在希特勒开始进攻苏联、丘吉尔对支援苏联表现得异常积极而且绝非“表演”的时候，他的一位重要阁僚、1941年5月1日接替比弗布鲁克担任飞机生产大臣的约翰·摩尔-布拉巴宗（John Theodore Cuthbert Moore-Brabazon，1884—1964）就说：“让德国和苏联两败俱伤，战争结束时英国将成为欧洲局势的主宰者。”此人后来因为在英苏关系上一再发表“不合时宜”的言论，不得不于1942年2月22日辞职。在大西洋对岸，1941年6月24日，也就是纳粹德国进攻苏联的第三天，《纽约时报》报道了当时还是密苏里州参议员的哈里·S·杜鲁门（Harry S. Truman，1884—1972）的一篇谈话，其中有一段话清晰表露出西方各国的指导方针：
如果我们看到德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俄国；如果俄国打胜仗，我们就得帮助德国。让他们互相厮杀，杀得越厉害越好。
由于有充分理由相信“西线无战事”的状况在整个1943年仍将持续，希特勒决定在苏联战场实施曼施坦因元帅制定的“堡垒行动”，这样就有了从1943年7月5日开始的库尔斯克战役。那是德军在苏联战场上最后一次主动发起进攻，此后战争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苏联手里了。这时，迟迟拒不开辟拟议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的英、美两国，正加紧筹划在北非、意大利、巴尔干半岛乃至东欧的行动。他们认为，从意大利北上，可以比苏联更快进攻到维也纳；从巴尔干半岛北上，可以抢先控制东欧。这样就有了与库尔斯克战役基本同时（1943年7月9日—8月17日）的西西里岛战役。由意大利将军阿尔弗雷多·古佐尼（Alfredo Guzzoni，1877—1965）指挥的西西里40万守军，超过36万是意大利军队，其中还包括海岸警备队、港口守卫队等非正规部队。7月25日墨索里尼被国王免去首相职务并被软禁，意大利政局陷入混乱。新任首相佩特罗·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面表示将继续做德国的盟友，一面却和英、美秘密谈判停战事宜。意大利军队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在这样情况下的斗志如何，不言自明。德军也只做了有限抵抗，大部分撤回亚平宁半岛。由于对手的“不抵抗”，此役自然取得了如丘吉尔所宣传的“辉煌”战果。
代号“四分仪”的英美首脑会议，于1943年8月17—24日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通常称为“第一次魁北克会议”，因为1944年9月又有一次。罗斯福、丘吉尔分别率领两国三军参谋长与会，加拿大总理麦肯齐·金（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1874—1950）也参加了部分活动。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受邀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却没有邀请苏联领导人与会，甚至没有让苏联驻美大使就近以观察员身份参加。英美双方都为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美国军方领导人认为，与任何其他行动相比，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的“霸王行动”应该无条件地占有优先地位，并且建议将行动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这与英国意见相左，为什么会这样？看看罗斯福总统特别助理哈里·霍普金斯为会议准备的文件《俄国的地位》便会明白：
因为俄国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所以应当全力援助它，尽一切努力同它搞好关系。而且轴心国失败后，它无疑将在欧洲具有极大影响力，这就更有必要保持和发展同它的关系。
其实还有一个更实际的考虑：
在对俄国关系中美国必须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太平洋战争。如果俄国成为对日作战的盟国，这场战争就能更快结束，（美国的）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就会小些。
简言之，美国希望尽快在欧洲打败纳粹德国，让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美国的压力。美国有这样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这时只有中国在亚洲大陆与日本侵略者奋战，战争初期英军便在香港、新加坡等地投降，太平洋战场完全由美国独力支撑。
但是，会前刚从伦敦回来的美国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提醒罗斯福和美国军方领导人，英国人虽然口头上同意“霸王行动”，内心却是不赞成的。果然，会上丘吉尔不能公开反对在法国西海岸开辟第二战场，便采取为那个行动设置种种先决条件的办法尽量拖延。他坚持把进攻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置于优先地位，意图很明显，就是要把苏联阻挡在多瑙河以东。会后丘吉尔、罗斯福分别向斯大林通报了情况，虽然都再次重申要开辟第二战场，但又一次回避了最具体的问题——日期。
说到“二战”期间苏、美、英三国关系，有两个美国人不能不提。一个是哈里·霍普金斯，他是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的主要“设计师”之一。1940年5月被罗斯福总统邀请住进白宫，此后整个“二战”期间都住在那里，与罗斯福朝夕相见，以致被戏称为“影子总统”。罗斯福与同盟国领导人的所有会见都有他陪同，有些会见美国方面只有两人参加，那便是总统和他。整个“二战”期间，他始终是罗斯福最倚重的人，是罗斯福最重要的外交顾问。霍普金斯没有正式职务，这让他更适宜做一些正式外交官不大好做的事情。
1941年3月美国通过《租借法案》向盟国提供援助，负责这件事的就是霍普金斯。当时纳粹德国还没有发动对苏联的侵略，所以受援国主要是英国。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7月霍普金斯就飞赴莫斯科与斯大林见面，代表罗斯福总统表示要尽力对苏联提供援助，“今天世界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打败希特勒和希特勒主义”。回国后他建议把苏联也列入援助对象，罗斯福接受了这个建议，这对“二战”期间与苏联的关系维护起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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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尔塔会议前在索契，中间侧身与罗斯福总统谈话的便是哈里·霍普金斯
第二个应该说一说的是亨利·史汀生。1867年出生的他，“二战”开始时已经年逾古稀，早在1911—1913年就担任美国战争部长，1929—1933年又担任国务卿。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二战”爆发，1940年总统罗斯福请他这位共和党人出任战争部长。
这时，不仅在苏联，而且在英、美两国国内，人们也普遍相信即使英美继续不开辟第二战场，苏联也将打败纳粹德国，从而开始考虑战后问题。还在7月5日，美国《纽约时报》发行人阿瑟·索尔兹伯格（Arthur Hays Sulzberger，1891—1968）采访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时便说，美国社会舆论开始对战后问题感兴趣，因此他非常想知道苏联方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对集体安全问题的想法。莫洛托夫回答说苏联关心的还是现在仍在进行的战争，因为战争还在苏联国土上进行。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危害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这再一次证明了安全的重要性，只有集体努力才能实现安全。
除普遍相信苏联将打败纳粹德国外，社会舆论还对英、美两国一再拖延开辟第二战场普遍表示不满。1943年9月，英、美两国再次发生大规模群众集会、游行。英国各行业工会，还有职工大会第75届年度大会，都呼吁尽快开辟第二战场。在伦敦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一次群众集会上，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1890—1960）发表演说，指出英国政府“指望苏联和德国在战争中相互削弱，从而为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统治扫清道路”。美国纽约、洛杉矶、旧金山、底特律等城市也都发生群众集会、游行，要求英、美两国立即开辟第二战场，和苏联红军一起在1943年打败希特勒德国。
针对丘吉尔等西方领导人对意大利战事的宣传，英、美两国一些报纸指出，与苏联取得的重大胜利相比，在意大利南部登陆只是微不足道的事情。9月4日，1852年创刊且很有影响的《华盛顿明星报》发表文章说，意大利南部距轴心国要害甚远，就算盟军能够进抵罗马，也不可能对德国实施毁灭性的打击，明确指出：“这一战场不是第二战场。”9月27日伦敦《新闻纪事报》发表文章，指出：
他们（指俄国人）去年要求开辟第二战场的时候指出，这能缩短战争期限，也能加强他们自身的抵抗，而英美两国的官方反应至少是令人失望的。现在，俄国人不需要请求直接的援助。他们正在取得我们的军事领导人往往意想不到的胜利。……（开辟）第二战场与其说是为了帮助俄国人，不如说是帮助我们自己。
1943年10月19—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三国军方也参加了讨论。英、美两国建议讨论德国问题，意大利和巴尔干半岛的形势，对奧地利、土耳其、波兰的态度，战后普遍安全以及其他一些问题，苏联则把开辟第二战场看作是必须讨论的问题，提醒他们注意丘吉尔和罗斯福6月3日给斯大林的信里说过，进攻法国北部的战役打算在1944年春季举行。2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见斯大林，说丘吉尔认为“不能冒在意大利失败的风险”，因而他“不能完全相信”进攻法国的计划能够按照原定的时间进行。也就是说，已经从1941年推延到1942年，又从1942年推延到1943年，再推延到1944年的开辟第二战场的事，还将继续被推延。
会议结束时（10月30日）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会见各国与会者，对这次会见最感满意的无疑就是美国囯务卿赫尔了，因为斯大林明确表示将在打败德国以后参加对日作战。他在发回华盛顿的电报中指出，苏联这样决定是“坚定的，完全是大公无私的，不要求任何交换条件”。赫尔把苏联这个承诺看得如此重要，以致在给罗斯福发电报时，忙中出错，一半用了陆军密码，一半用了海军密码。
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结束不久就是十月革命26周年纪念日，苏联领导人照例要发表讲话。这一次，与24周年斯大林在红场阅兵式上的讲话及25周年的讲话都大不一样，他给苏联军民提出的任务是：
1. 从法西斯手中解放欧洲各国人民，协助他们恢复、重建自己的国家；
2. 给获得解放的欧洲各国人民完全的权利和自由，让他们能够自行解决国家的制度问题；
3. 严厉惩办战争罪犯；
4. 建立必要条件，防止德国重新发动侵略的可能性；
5. 确保欧洲各国人民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长期合作。
这明确告诉世人，尽管战争仍在继续而且仍将十分艰苦，苏联战场仍然是最主要的战场（从10月1日到11月10日，希特勒又从法国调来5个师，从德国国内和意大利各调来2个师，从希腊和挪威各调来1个师，总共调了11个师到苏联战场），苏联对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已经充满信心，并且向世人表明了自己对战后欧洲重建问题的态度。就在十月革命纪念日前一天（11月6日），苏联红军收复了乌克兰首都基辅。
现在，战后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在苏联之外中国也是抗击法西斯的一个主要力量，罗斯福策划召开一次“四大国”（美、苏、英、中）首脑会议。但斯大林对蒋介石没有好感，只好分两步走，先举行没有斯大林参加的美、英、中三国首脑会议，再举行没有蒋介石参加的美、苏、英三国首脑会议。这样就有了1943年11月22—26日代号“六分仪”的开罗会议和11月28日—12月1日的德黑兰会议。
这时罗斯福和美国三军参谋长都认为，不能再让英国人把自己拖在地中海了，那会让苏联解放整个欧洲。他们认为应该由美国攻占柏林，只让苏联占领柏林以东的部分。因此，“霸王行动”应该是英、美两军对德作战的最主要的任务，所有资源都应该为确保它的顺利实施使用和分配。进攻开始的日期，应该为原定的1944年5月1日。丘吉尔虽然也说“霸王行动”的准备工作应该加速进行，但仍坚持他一贯的主张，说那应该在“地中海政策的范围内进行”。就这样，开罗会议在其他大多数问题上都达成了重要共识，但在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上，英、美两国的分歧却更明显了。
由于与斯大林会晤的日期将临，英、美两国只好把分歧带到德黑兰。丘吉尔在开罗对罗斯福没能做到的事，在德黑兰对斯大林自然也难做到。在德黑兰第一次会议上，开辟第二战场问题的分歧就明朗化了。而且谁都看得出来，那主要是英、美两国的分歧，因为还在开罗会议之前，美国派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便已发回报告说，苏联人对开辟第二战场的兴趣明显减少了，他们相信没有那个战场，红军也能攻占柏林，彻底打败纳粹德国。罗斯福说：
如果不进行地中海战役，盟国就能按期实施“霸王行动”。而如果进行地中海战役，将势必推迟“霸王行动”。
丘吉尔说：
我本人认为，我们的军队在地中海地区无所事事是一件非常不好的事。因此，我们不能保证，5月1日这个日期能够准确地得到遵守。确定这个日期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不能仅仅为了确保5月1日这个日期而牺牲地中海战役。
第二天上午，三国军方领导人会谈，参加者苏联是伏罗希洛夫，美国是马歇尔，英国是布鲁克。和三国领导人会议的情况一样，仍然只有布鲁克坚持哪怕牺牲“霸王行动”也要进行地中海战役。
下午举行第二次首脑会议，三国军方领导人汇报了他们上午讨论的情况。斯大林突然提出任命谁来指挥“霸王行动”的问题，并且说：“苏联不想参与这件事，只想知道谁将负责准备、也负责实施这个行动。”丘吉尔当即回答说，过两个星期就将确定人选，并且会把结果通知苏联。
罗斯福再次提出行动日期问题：
如果同意实施“霸王行动”，那就需要商定这一行动的日期。它可以在5月第一周或者稍晚进行。
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意见，说可以在5月10日、15日或者20日进行。还说，为了不让德国人把兵力从东线调往西线，苏联将在“霸王行动”开始前发动几次大规模进攻，以把德军牵制在东线。这是一大转折，以前苏联希望开辟第二战场是指望能从东线引走部分德军，减轻自己的压力，现在反过来了，愿意把德军牵制在东线以减轻英美在西线开辟第二战场的压力。
德黑兰会议结束不到两周，12月7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就交给苏联外长莫洛托夫一封信，通知他英、美两国已经确定任命艾森豪威尔将军负责指挥“霸王行动”。哈里曼还说，以英国本土为基地的行动由美国人来指挥，达成这样的结果很不容易。对此，苏联方面当然可以理解。同一天苏联也收到丘吉尔类似内容的信，这一次他没有食言，不到两周就确定了人选并且把结果通知了苏联。然而，如果以为丘吉尔就此改变了他一贯的主张，那对他这个老牌殖民主义者就太不了解了。12月25日他致电罗斯福，请求同意将56艘原计划用于“霸王行动”的舰船留在地中海，以便在意大利再发动一次进攻。为顾全大局，两天后罗斯福回信表示同意，但指出“霸王行动”仍然是英、美两军最主要的任务，并且要按照在开罗和德黑兰商定的日期实施。接着丘吉尔又提出把“霸王行动”推迟三或四周，1944年1月14日罗斯福回答说：“我认为目前讨论这个问题，影响是非常不好的，因为我们三人对在德黑兰发表的声明曾经表示同意，从那时到现在才不过一个多月。”苏联则表示对所有能够打击德军的行动都支持，这样就有了1944年1月22日英、美军队代号“招牌行动”的意大利安齐奥之战。遗憾的是登陆战进展并不顺利，安齐奥北距罗马仅56公里，直到6月初希特勒命令德军统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1885—1960）宣布罗马为“不设防的城市”，撤出全部德军，6月5日，也就是诺曼底登陆的前一天，马克·克拉克（Mark Wayne Clark，1896—1984）指挥的美军才进入罗马。
按照原来制定的计划，为配合“霸王行动”，盟军还要在法国南部地中海地区发动另一个进攻。1944年2月，蒙哥马利建议艾森豪威尔放弃那个行动：“但愿我们能够进行两个真正的大战役，一个在意大利，另一个在法国西北部。”因为，“意大利战场的胜利能为我们提供在俄国人到来之前夺取维也纳的绝好机会，而在法国南部发动那个配合行动，会削弱意大利战场盟军的力量。”后来法国南部的行动果然取消了，但没能动摇美国人把“霸王行动”当作首要任务的决心。
1944年2月2日，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向斯大林提出，为了对德国一些重要战略目标以“穿梭飞行”方式实施更有效的轰炸，希望苏联同意每天让120~360架盟军飞机轰炸德国后在苏联控制区机场降落，加装油料、炸弹后返程途中再次实施轰炸。斯大林当即答应，说最初阶段每天可接受150~200架飞机，具体实施方案委托双方军事专家去研究制定。4月10日英、美两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通知苏联红军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强渡英吉利海峡的行动定于5月31日进行，但根据天气和潮汐情况，也可能提前或者推后两三天。
后来事态的发展就是世人普遍熟悉的了，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登陆，拖延已久的欧洲第二战场终于开辟。到7月下旬，诺曼底战役胜利结束，双方人员损失基本相当，盟军伤亡约12万人，德军伤亡约11万人。大致与此同时（6月22日—8月14日），苏联红军发动的“巴格拉季昂行动”也大获全胜，那是德军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伤、亡、被俘人数大大超过苏军，也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军的损失。这是一个重要信号，从兵员素质到武器装备，优势已经完全转移到苏联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