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二岁的苔西·惠特尼太太脸庞红润，气色极佳。她一边往壁炉中加劈柴，一边应付孙子提出的问题。房间里很暖和，松木块烧得劈啪响，满屋充溢着一股松香味。墙壁上挂着土耳其挂毯，壁龛中嵌着糜鹿角和雉尾，托马斯·科尔的风景画，琳琅满目的酒，柄上镶珍珠的手枪，还有其它一些小摆设，表示了房主人的富裕殷实，生活美满。有一张很大的全家合照，挂在墙上的镜框里：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苔西、查尔斯·惠特尼、贝蒂和小戴维。
墨西哥血统的女佣人玛丽娅把地板擦得发亮，地毯也用吸尘器吸了好几遍。苔西亲自动手帮玛丽娅准备晚餐：玉米饼、红肠蛋、柠檬鲑鱼和汤。厨房的香味慢慢逸进房间里。虽然太阳就要下山，圣海伦斯白雪皑皑的山峰在暮色中依稀可辨。
戴维把书包中的书和本子摊在桌子上，动手做功课。他刚写了几行字，就又冲着厨房门喊：“老师说活火山圣海伦斯一定会再一次喷发的。”
苔西从厨房中将沙拉端出来，用围裙擦擦手：“戴维，老师说它冒烟就冒烟吧。我也搞不清它是死是活，等你爷爷回来你问他去。”她扭过身子对厨房门说：“玛丽娅，别忘了在场里加胡椒。”
惠特尼太太终于按孙子所指，朝窗外望望。暮色已经很重，东方，巍峨的圣海伦斯耸立在喀斯喀特山脉的万峰之上。它非常模糊了。如果在白天，它银装素裹，晶莹夺目，气势雄浑如千山之尊，衬着脚下的针叶林，妩媚得有如美丽的女神。
老惠特尼家位于美国西海岸华盛顿州凯尔索镇。凯尔索南临俄勒冈州，哥伦比亚河、圣海伦斯河、考利茨河在这儿三江汇一，绕镇而过。它带着西部边疆荒蛮粗犷的魅力，景色幽深，山林清新，河水寒冷而清澈，民风纯朴而憨厚。它的腐树和青草的香味、林间的鸣鸟、河里的游鱼、山野的跑鹿，使人感到一种心灵的宁静和安逸。难怪美国作家罗芙称此地为：“青苔和枞树组成的仙林。”
当年，普里斯特利先生从东部迁来，选凯尔索购地建屋，实在颇动了一番脑筋。惠特尼家族在美国境内已经繁衍了一百六十多年了。最早的爱德华·惠特尼爵士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在英军康华里斯将军麾下当一名骑兵军官。他本是托利党中的一位绅士，双足踏上美洲大陆以后对英王乔治三世的政治产生了怀疑。他的部队同乔治·华盛顿打过几仗后，爱德华托病返回英伦，开始暗中赞助美国革命。本杰明·富兰克林先生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后，惠特尼上校索性变买了索默塞特郡的家产，合家迁往新大陆。
当时的合众国十三州,一切都处在混浊未开的朦胧状态，广袤的土地上，机会的火花处处闪耀。爱德华·惠特尼先生投资实业、创办工场，赞助慈善机构，到公共事务部门任职，去公理会教堂礼拜。那是美国历史上朝气蓬勃的年代，是富兰克林发明避雷针的年代，是韦斯伯特写出长诗《哥伦布的梦想》的年代，是约翰·科普利画出《理查德·斯金纳夫人》的年代。旧大陆的一切阵规俗套，传统的理念、教条、准则，在北美洲都被统统冲破。人类最原始的野蛮的天性，最可贵的创造性，最难得的奋斗精神和开拓精神，在这片森林、沼泽的疆域里尽情发挥。老惠特尼一家象一粒生命力旺盛的种子，在新大陆上开花、结果、繁衍．工程师普里斯特利·惠特尼先生继承了祖先的英国精神，政治上保守、事业上放手。他来到西海岸的时候，西海岸从洛杉矶的班伯克和圣莫尼卡到西雅图有好几家飞机公司。大家都创办伊始，既缺资金，又少技术人员，市场前景非常难以捉摸。有人把在航空界投资比作“把钱袋丢到密西西比河里”。当时，普里斯特利有笔钱，技术上也搞了好几项专利，加州的洛克希德公司、道格拉斯公司和华盛顿州的波音公司都争着要他去投资和任职。普里斯特利先生有些惧伯加利福尼亚州有色人种混杂、匪盗横生、公民粗野、人人作着黄金梦的劲头，他选中了美国西北角的华盛顿州。不久，他成了西雅图波音公司的董事兼副总工艺师。“爷爷回来了。奶奶，爷爷回来了。”戴维听到汽车引擎响和刹车声，对着厨房门又嚷开了。他跑去开门，老惠特尼出现在门口，他一身寒气，说话都吐出团团雾来。他是个不知疲倦为何物的人，虽然鬓发己白，依然神采矍烁，战争使他精神焕发。他生于美国，他的父亲也生在美国，可是他一直把自己当作一个英国人，以母国为自豪。他有着英国人那种对欧洲战争的天生的敏感。早在张伯伦、达拉第同希特勒在幕尼黑签定城下之盟的时候，他就打赌世界大战要爆发。他索性卖掉了新英格兰的几块房地产，全部买了波音公司的股票。他承认：他在买飞机公司还是坦克工厂的股票的时候颇犹豫了一阵子：坦克是英国的发明，飞机是美国的特产。他还是认准了飞机，因为飞机更代表了未来。他身为美国人，习惯上总跟着“现代”的旗子走。
“你好，戴维。今天老师又跟你们讲什么啦?”
“老师说圣海伦斯还会冒烟。您说呢?”
“圣海伦斯当然还会喷发。它是活火山。活火山早晚要喷发。别看它上面覆满积雪，它在睡觉，哪天早上，它会大吼一声醒过来的。”
“那岩浆和火山灰会淹没凯尔索镇吗?”戴维尽力在炫耀刚学到的新名词。“老师说维苏威火山喷发的时候埋掉了庞培城和赫古兰尼亚姆城。”
“不会的。维苏威几百年才喷一次。圣海伦斯也一样，它上一次喷发是十九世纪，不会这么快的。日本整个国家都处在火山和地震带上，不也呆得挺好吗。”
“日本?爸爸正在同日本人打仗。爷爷，他什么时候能回家呢?”
戴维想起了爸爸，挺难过。自从贝蒂死后，戴维一直同爷爷和奶奶过。惠特尼中校长年在海外服役，归国也是匆匆住几天。戴维同爸爸在一起的时间很少。戴维打开了自己的抽屉，从里面取出一尊小金佛，呆呆地看着：它就是特纳送给惠特尼中校的那个战利品，看着它，戴维就想起爸爸在同日本人打仗。
老惠特尼也被勾起了父子之情。
日本政府一手挑起的战争也搅动了西雅图市的正常生活。普里斯特利是华盛顿州的众议员，热心公众事务。战争爆发以后，西海岸首当其冲，西雅图港人心惶惶，仿佛在一个雾气腾腾的早晨，日本兵就会从湿漉漉的海滩上爬上来。果不其然，一艘胆大包天的日本潜艇在某天深夜钻入了普吉特海峡，从海湾中浮起来向西雅图船坞开了几炮。结果搅得舆论哗然，人心愈加浮荡。
老惠特尼在州议会上提出征召国民警卫队案，大家一致通过。然后，警察四处抓日本间谍，也许是受了好莱坞间谍片和侦探小说的影响，对日本人搜捕之风愈演愈烈，最后发展到大规模迫害日本血统的美籍侨民身上。普里斯特利本来就蔑视黄种亚洲人，这回更是煽风点火，大造声势。岂止是他，连一贯标榜为“毫无种族偏见”的美国社会名流：老牌记者沃尔特·李普曼、陆军部长亨利·史汀生、助理部长麦克罗伊，也堂而皇之地加入了老惠特尼这群“爱国者”的行列中。
“普里，吃饭了。戴维，快洗手去。”惠特尼太太招呼爷孙二人，叫玛丽娅端出可口的菜肴和汤。
戴维很快就扒完了饭，擦擦嘴，走到一张钉满彩色图钉的大世界地图前，对爷爷说：“爷爷，您说吧，盟国的军队打到哪里啦?”
普里斯特利先生吃完饭，开始翻起报纸来，惠特尼太大也打开收音机。这是他们一家最快乐的时刻。
普里斯特利先生总是最先翻看本州的地方报纸。报纸上登了一张照片：一个用屋脊形铁丝网围起来的“营地”，里面有一些简陋的临时性建筑物，一大群衣冠不整的人懒洋洋地晒着太阳。文字说明是：他们的归宿。
“他们”，指的就是西海岸的美籍日本人。其中大部分在美国的土地上出生，他们已经是“二世”了，老惠特尼参与了迫害“二世”们的活动，他丝毫没有伶悯心和同情心。大战中，法西斯轴心国极其残酷地镇压别国的居民，血腥惨案令人发指。美国人出于一种报复心，大规模地驱逐、迫害、监禁日本侨民。这种心理，令人回想起流行在新大陆清教徒之间恐怖的“私刑”。
那天，惠特尼先生同西雅图城防司令沃奇，联邦调查局的麦肯罗探长，还有一个陆军的少校碰了头。当时，正值巴丹新败，南洋失守，邓尼茨潜艇在美洲沿海最猖獗的时候，美洲一片阴暗。他们几个人在沃奇的办公室里骂了一通娘，数落了一通日本鬼子，但拿他们毫无办法。麦肯罗先生打开皮包，拿出一叠密探监视美籍日本人的小报告。报告讲日本侨民关紧门窗，在屋里悄悄庆祝日本军队的胜利，有的人还钻到港区搞太平洋海运的情报，他们按捺不住了。沃奇先站起来，大家起而附议。麦肯罗说旧金山、洛杉矶等几个加州城市都干开了。于是，他们一致决定：不能让这些“间谍”、“无赖”、“敌人的帮凶”和“坏人”再在西雅图市呆下去了。西雅图是太平洋海岸最重要的港口，是通往加拿大、阿拉斯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重要物资集运站。波音公司正在生产重要的B-17“空中堡垒”。试飞着B-29“超级空中堡垒”。如果日本间谍把瓦西岛东航道的船运情报报告给日本舰队，那在太平洋上打仗的美国子弟，包括华盛顿州的子弟可就太惨了。
他们说干就干，立即召集了国民警卫队、警察、联邦局的探子，挨家挨户地通知“二世”。呜呜叫的卡车驶过西雅图的雷尼尔街、自由路、戴尼街和大学桥。一路上，行人稀少，男人们上了战场，妇女们也都在联合湖周围的兵工厂里加班干活。只有日本侨民的家是满的。他们既不能参军，又不让做工，商店早被封闭，银行存款亦遭冻结。他们是美国的“犹太人”。一个个如惊弓之鸟，互相挤成一团，等待着灾祸降临。也许，在同一时期，日本宪兵在武汉、南京、新加坡、马尼拉、仰光，对中国人、马来人、菲律宾人和其他白种侨民，采取了同样的措施。
参加行动的人们砸开了“二世”们的家门，交给他们一份“最后通牒”：限二十四小时内迁离西雅图，强行迁到一个天晓得的名叫卡尔维尔的印第安人保留地去。卡尔维尔在华盛顿州的东北角，偏僻荒蛮，野狼出没。冬天里大风呼啸、飞雪漫天，夏天只能种一季庄稼，名声很坏。
迁出的“二世”们只带了随身行李和衣服，开始艰难的跋涉。卡车队跟在他们后面，载着建筑材料和铁刺网。到了哥伦比亚河上游的大库利水坝以后，车队拐入荒山野林。“二世”们在砾石滩上支起帐篷，自己筑屋垒巢，又用铁刺网把自己围起来。最后，他们在营地中央的旗杆上升起一面星条旗。据内部消息说，“二世”们表示，尽管政府如此苛待他们，他们仍旧忠于星条旗、罗斯福和这片叫做“祖国”的土地。他们还恳切建议：可以到工厂或战场上去为美国尽力。他们的生活变成了惠特尼先生膝上报纸的那幅照片，但他却毫无忏悔之心。 普里斯特利先生看看欧洲形势，盟军还在凯塞琳防线前蜘蹰。意大利的冬天非常寒冷。他有一个同事盖达尔先生的儿子在第五集团军服役。一天，盖达尔先生拿出一封揉绉的军邮信给老惠特尼，曾是画家的小盖达尔在信中描绘了一幅非常悲惨的图画：
……到处都是泥泞，褐色的泥浆淹到腰部。连续一个月狂风暴雪，晚上地冻得硬邦邦，白天化成泥，这里的土地有如鬼神在作祟。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泥都不会象意大利这样深，这样粘。甚至它的颜色也不对头，象和着血污和腐尸的一堆垃圾。到处都是死人，尸体用睡袋或军用雨披包起来，用电话线一捆就埋了。过几天狗又把它们挖出来，吃得眼睛都红了。我简直不能设想辉煌的罗马文明竟建立在这样一个鬼地方。
我们冻得发抖，没有剃刀刮脸，没有推子理发，没有毯子睡觉，更糟糕的是没有多余的袜子替换。我得了战壕脚。这是所有疾病中最可怕的一种疾病。由于双脚长久泡在湿泥里，疼痛肿胀，连靴子也脱不下来了。我无法走路，痛苦得嚎叫。一位朋友将我扶到团的医院里。医生不由分说，割开了靴子。天哪，双脚肿成橄榄球那么大了，伤口还遭了冻创。我央求医生别截肢，上帝，我还没结婚哪！
同战斗比起来，原始人般的生活算得上天堂了。敌人的迫击炮弹呼啸而来，还有著名的88毫米高平两用炮。我军每次坦克进攻全被它们打退。德国人的位置在高山上，阵地很干燥。我仰看着卡西诺山上的古老卡西诺寺，回想着是否有一天人类会被基督精神所感化，从此再也不打仗了。敌人最拿手的是地雷和手榴弹，许多弟兄被炸得缺胳膊少腿。但至少还可以保条命，如果你敢穿上新军装，准会被一枪打死。所以我们也不换衣服，衣服臭不可闻，一撕就成碎片。
我看这里没有任何英雄主义可言，我们整个集团军加上英国人的第八集团军全是被放逐的囚犯。意大利根本没有战略价值。我们上了德国人的圈套，我们装备不够，兵力不足，没有战略目标，只是一个山峰一个山峰、一条山谷一条山谷地爬行。整个意大利战争毫无意义，我们死得没有价值，变成了丘吉尔棋盘上的一只小卒。
亲爱的爸爸、妈妈，我什么时候才能拿上画笔和刮刀，重新涂描生活的色彩呢?在意大利战场上，我甚至想负一次伤……
“爷爷，有人来了。”戴维打断了他的沉思。普里斯特利先生注意到门铃在响。
惠特尼太太去开了门，原来正是盖达尔先生。他也住在凯尔索镇上，平时同惠特尼先生一起驱车远赴西雅图的波音工厂。
苔西说：“亲爱的盖达尔先生，我们正盼着你来。”
个子矮小的盖达尔先生有礼貌地鞠了一躬。他祖上是匈牙利人，从他父亲那辈才迁到美国来。盖达尔是波音公司的高级设计师，许多著名的飞机都出自他的大手笔。匈牙利出了相当多的学者，搞原子物理的爱德华·特勒和冯·诺伊曼，然而只有美国才给这些前奥匈帝国的天才们一个极大的活动舞台。
“戴维，你瞧瞧，我给你带来些什么?”盖达尔微笑着说。
他的大胡子直发抖。由于惠特尼一家于心境很好，一点儿也没注意到他们的老朋友与往常有什么两样。热心的苔西知道盖达尔好酒，立刻叫玛利娅取出一瓶白兰地和两碟冷盘：鹅肝和火鸡冻。匈牙利人最爱吃鹅肝。
大家这才注意到盖达尔身后有两只硬壳皮箱。匈牙利小老头叫过孩子，打开了一只箱子。戴维惊叫了一声，他只觉得眼前彩光一闪——整整一箱子各种各样、精致绝伦的象真飞机一样的模型。它们可不是玩具商唬弄小孩子的那种花花绿绿的劣货。它们是波音公司模型车间的高级技工们按真实比例制作的缩小的飞机实体模型，与真飞机完全一样，逼真到连机身机尾上都漆了美国空军某些著名的联队和中队的队徽。在一架F-61恶妇式战斗机的机头上，还漆了一面很小很小的菊日徽，表明它已经击落了一架日本飞机了。
戴维每拿出一架飞机模型来，就发出一阵惊讶赞叹之声。他从小就喜欢飞机，能熟练地叫出各种型号的飞机的名称：“野猫机、闪电机、卡塔利纳式飞艇……响尾蛇式飞机……”他一边认，一边比划着：“让它们都飞去帮爸爸打日本人！”
普里斯特刊先生搓着手。对老同事说：“盖达尔先生，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戴维还仅仅是个孩子……”
盖达尔先生的眼圈红了，他捆出亚麻布手帕去擦眼镜后面的眼窝。
“没有什么，普里斯特利先生，我的朋友，这些东西一直在我书房里放着，我也用不上。”
他又去打开另一只皮箱。又一阵颜色的闪光掠过众人的眼帘，如果说上次大家是怀着欣喜感激之情的话，那么这一回大家就变得惊愕了。
整整一箱子都是画具：画笔、刮刀、调色盘和颜料盒。有些东西已经用过了。
戴维根本不会画画，而且，他长到十三岁，从来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在绘画方面的天赋和特长。他并不需要这只箱子。
这只箱子是盖达尔儿子马立特的。
大家这才注意到盖达尔老头的脸。他双膝发抖，喉头呜咽，几乎站不稳了。
“我收到了晚班邮差送来的一封信。是陆军签发的，我没有勇气打开，惠特尼先生．你了解我，我只有这一个孩子！”
这是一种特殊规格的信封，专门装阵亡将士通知书的。除了戴维，大家全明白了。
盖达尔先生哆哆索索地拿出了那封信，放在铺着洁白台布的桌子上。他支撑不住了，坐到沙发上，摘下眼镜，又开始擦他的眼镜。玛丽娅给他端来了一杯咖啡。
普里斯特利站起来，拿过信封，用一柄裁纸刀轻轻割开，取出里面那不祥的信件：
尊敬的纽曼·盖达尔先生：
您的儿子马立特·盖达尔上士在我指挥下的第五集团军四师三团二营A连服役，军号5833476。在意大利卡西诺山前线战斗中，盖达尔上士英勇作战，不幸于一九四四年一月二日阵亡。为表彰盖达尔上士的功绩，我已向他颁发银星勋章。谨在此对盖达尔上士表示最深切的哀悼。并请您节哀。
您忠实的
第五集团军司令 马克·克拉克中将
一九四四年一月五日 于意大利卡西诺前线
一封信，在汽车、火车、飞机的肮脏邮袋里走了二十天。它使一个父亲的心脏又愉快地跳动了二十天。但是，雷霆终于打击下来，盖达尔先生终于失去了自己唯一的爱子，对于一个六十岁的老人，他的精神大厦顿告倾覆。盖达尔先生痉孪着，发出短促凄厉的嚎叫。
老惠特尼走到盖达尔先生跟前，用双手把他扶起来。他久久注视着匈牙利工程师的脸，然后，缓慢而坚决地拥抱了盖达尔先生。
他们都沉默着，没有说话。可是惠特尼先生的一股热流却通过他的双手传到盖达尔先生身上。盖达尔尖厉得象狼一样的嚎叫渐渐停止了，胸部剧烈的起伏渐渐平息了。他在悲痛的深渊中找到了一个支点。
普里斯特利用他老年人的高音唱起一曲激昂的苏格兰民歌：
我的心怀念高原，
我的心在远方，
我的心追踪野鹿在那高原上，
终日追捕糜鹿。
奔驰在山岗，
盖达尔先生也和起了诗人彭斯作词的歌。惠特尼太大走到钢琴前，打开琴盖，撩开长裙，坐在琴凳上，清脆的琴声开始伴奏，连小戴维也唱起了这支熟悉的歌。
当我离别山区，
白雪已茫茫，
再见吧，那山下美丽的村庄，
再见吧，森林，野藤遍山岗，
再见吧，激流翻腾的波浪。
他们拼命地唱着，抒发着内心的悲伤，抒发着民族的感情。仿佛要用声音的激流，冲开痛苦的岩石，冲开纷飞的弹雨，悼念死去的亲人，感召搏斗的战士。悲愤和战斗仿佛使合众国变得团结，似乎托马斯·潘恩、杰佛逊、林肯、瓦尔特·惠特曼呼吁的那种美国精神，又化成一个精灵，飞翔在白雪皑皑的美国大地上。
<h3>
4</h3>
雪一直下着，刮雨器费力地除去毛绒绒的雪片。公路上一片泥浆，汽车一过，泥浆高高地溅射起来。盖达尔先生没开自己的一九三九年型凯迪拉克车，老惠特尼也不让他开，怕在雪天里因哀子之心走神出事故。他坐在普里斯特利先生的一辆豪华的林肯车上，望着车窗外迷茫的风雪，有些发呆。
汽车在空旷的五号公路上奔驰。山岗、针叶林、冰冻的小湖和阴沉的海湾一掠而过。接着驶过了杰弗逊国家公园、立体交叉桥、飞机场路和哈迪街。老惠特尼没说话，一直把车开入了西雅图的波音镇。
一走进跨度极大的平顶装配厂房，闻到那股暖哄哄的机油、松香、香蕉水混合的气味，听到车床的嗡嗡声、铣床的哗哗声和铆钉枪特有的“卟——啪”声，两位设计师都兴奋起来，仿佛每一个毛孔都渗透出活力。在半个足球场大的厂房里，一溜儿放了二十架B-17“空中堡垒”的胴体。巨大的水压机把飞机大梁压出来，龙门刨和龙门铣把它们加工成图纸上绘出的样子。再用螺栓和铆钉在大梁上搭起框架，在框架中排满电线，钢索、机械传动系统和电力系统。然后，安装首炮塔、中央炮塔和下炮塔，在炸弹舱里装上挂架，在驾驶舱里装上无线电台和数不清的仪表。
大部分安装好的胴体被拖到另一个更大的装配厂房里，对接上水平尾翼和机翼，再安装发动机和三个起落架。板金工在桁架上把亮闪闪的铝蒙皮铆在机身上，安装钳工把一个个部件装配起来，检验员不停地检查安装质量。他们默默地干活，有时偶然商量一下，或者叫来工长和技师，象一群甲虫围绕着一只硕大无朋的蜻蜒。
飞机装配好之后，一辆拖车把它拖出装配厂房，加油车、测试车和其他各种车辆围着B-17。发动机开始试车，震得地面发抖，发动机试车完毕后，拖车又把飞机拖上滑行道，装配车间外面就是试飞场。最后，波音公司的试飞员来了，他们自己先里里外外查看一遍新飞机，然后向老惠特尼和盖达尔等人招招手，就钻入机舱。新飞机在滑行道上开几个来回，试试仪器仪表和操纵系统，就滑上主跑道，试飞员一加油门，拉起襟翼，巨大的“空中堡垒”腾空而起。在大约三千米的高度上，B-17用三百公里的时速在雷尼尔山、喀斯喀特山、奥林匹克山和戴维逊湖区飞一个椭圆。飞机降落后，试飞员要填一英尺厚的各种表格，虽为战时，亦不能免。晚上，波音的技工紧张地在新飞机上进行各种调试，拆卸、安装，更换零件。
第二天早晨，陆军航空队的“家伙”们就来接收B-17了。他们随随便便地在空中兜儿圈，然后加足汽油，飞往美国内陆的几个空军训练基地，有的干脆直飞英国、意大利和太平洋战场。一架巨大的轰炸机就这么诞生了。它将不停地起落、投弹，直到被敌人的高射炮或战斗机打下来，重新变成一摊破铝片为止。
整个过程，惠特尼先生和盖达尔先生都非常熟悉。他们是新飞机的母亲，每一张图纸都要细细审过。他俩也认识那些装配工、电工、检验人员和工长，记得他们头发的颜色，知道他们的父名和外号。有时也同他们一起到波音公司的自助餐厅里喝上一瓶酒。但是他俩今天来可不是看望这些朋友的，也不是看望一架架展翅欲飞的B-17轰炸机的。他俩有更要紧的事。
惠特尼同盖达尔匆匆穿过忙碌的装配车间，搭了一辆公司的专用小车，开往一排白杨树后面的厂房。那片厂区围了铁丝网，戒备森严，甚至还有警犬。他俩掏出特殊的通行证，把车开到一间巨大的平顶建筑跟前，那建筑象一个大飞机库。
盖达尔同警卫讲了几句，再一次出示了证件。密封的大钢门在他们面前自动打开了，里面灯光明亮。一架银色身躯的庞然巨物正对着设计师和工艺师，它是一架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超级飞机，翼展四十三米，垂直尾翼有三层楼高。它那庞大的金属躯体带有一种人类对机械的征服欲。这只铝合金的大鹏鸟一下子就可以飞行九千三百公里。
“伟大的B-29。”盖达尔先生低声咕噜说。他站在B-29面前，显得很渺小。他双手抱住臂膀，又有一股自信和自豪。他经历了B-29从构想、提出技术要求、纸面竞争、原型机设计制造、竞争招标、试生产的全部阶段，甚至熟悉它的每一颗铆钉。“它终于要飞起来了。”老惠特尼兴奋地说。他为B-29的批量生产熬过了整整三年的岁月。许多时间他干脆用帆布行军床睡在办公室里，疲倦了喝杯咖啡，冲个冷水浴。他设计了大量工夹量具，编写了生产工艺和装配工艺手册，使试制的原型机XB-29，变成流水线上的大批B-29。如果说，盖达尔先生呕心呖血把B-29设计出来，那么，普里斯特利先生则竭尽全力把B-29从图纸变成实物，从一架试飞机变成千百架能投入战斗的真正的轰炸机。
普里斯特利拍拍盖达尔的肩膀：“老兄，它实在是不赖呀！”
设计师说：“我的谢尔盖死了。你的查尔斯还在作战，但愿B-29投入战争以后能够减少美国小伙子的伤亡，早点儿打败日本。”
“它现在还够不到日本。”
“从珍珠港起飞，它可以飞到中国。”
“可它不是去观光。”工艺师笑笑。“它起码要携带两吨炸弹，这也仅仅是一架普通的B-25的载弹量。”
“它可以从中国的机场起飞轰炸日本，这么一来，就近多了，带的炸弹也重多了。”
惠特尼招呼盖达尔坐在一个铁桌子前的钢折椅上，自己也搬了一把椅子坐下来，一位认识他们的工程师给他俩端来两杯茶。“你真是个书呆子。盖达尔先生。”惠特尼说：“诚然，依B-29的航程，从中国的桂林、柳州机场可以空袭日本的九州等地。但是你知道这种轰炸的代价吗?我遇到阿诺德将军的一位后勤中校贝克，他原是查尔斯在西点的同学。天，我简直想象不出世界上还有比这更困难的事了。
“贝克告诉我：一艘美国的自由轮或胜利轮，装上供轰炸日本所需要的燃料、轮胎、电火花插头、汽化器、备用引擎、随机维修工具、炸弹、燃烧弹、引信、降落伞和空军人员的生活用品，从东海岸的诺福克或西海岸的旧金山，航行两个大洋：太平洋和印度洋，或者大西洋和印度洋，在印度西海岸卸货，航程起码要在一万二千英里以上。
“然后，经过效率最低的印度港口——它正忙着抢卸缅甸战役中英军斯利姆将军的军用物资，不过斯利姆也是用它来打日本人——物资装上火车，沿着一条十分拥挤的国内铁路被运到加尔各答，又是一千五百英里。从加尔各答到阿萨姆邦的利多，全是窄轨铁路，要变三次轨距，真不知英国人搞的什么名堂。宽阔的布拉马普特技河上还没有铁路桥，全凭驳船摆渡。这条铁路是印度人官僚腐朽、办事效率奇低的典型。不知在哪个车站、哪股叉道上就会把你的车皮甩下来，让沿线居民洗劫一空，然后拿到黑市上去卖。
“到达印度东北部空军基地群的物资，分门别类，被锁入仓库中，等待有飞机时运往中国。翻越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叫做‘驼峰’，它是一段异常艰险的航线。冬春两季气象恶劣无法飞行。天气好，一架C-46运输机每月够飞两个来回就不错了。阿萨姆机场简陋不堪，地勤人员严重不足，维修设备和零件也少得可怜。飞机损坏和事故率极高，每月损失的飞机平均达十三架之多。驾驶员有的冻死在雪山上，有的饿死在森林中，有的被日本人俘虏后开膛破肚，有的降落伞缠住树梢活活吊死。‘驼峰是一条死亡航线’。贝克中校这么对我说。”
盖达尔先生简直听呆了。他的手一直握住茶杯，但杯中的茶水早凉了。他感慨地说：“我猜中国的效率也不会比印度高。”
“你算是说对了。”惠特尼先生从夹克中掏出一个笔记本。
“驼峰物资运到昆明以后，还要用汽车、小船、毛驴甚至挑夫转运到几百英里外的其他几个机场。陈纳德上校向日本人头上投下一吨炸弹，得运十八吨各种物资到中国，而这些物资全要绕过半个地球才能运过去，而且大部分都被蒋介石总统贪污了。中国官僚历来就有贪污的传统。”
“你是说我们利用中国的基地轰炸日本很不经济了”
“是的，仗要这么打，我们就甭想赢。”
“那怎么办?”
“只有攻占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或关岛。别的海岛上都无法修筑大型机场，B-29必须有二千七百米以上的跑道。”
“那就又得靠你的查尔斯他们这些陆战队员了?”
“没有别的出路。战争也许是人类最难理解的行动，它要求进行战争的军事机器环环相连，丝丝入扣。我们在帮查尔斯的忙，查尔斯也在助我们一臂之力。”
一位穿着波音工作服的工程师走到老惠特尼跟前，对他讲：“普里斯特利先生，您的电话。”
他一拿起听筒，就感到有些异样。他说不出来什么感觉，只觉得心怦怦跳。
“喂，我是普里斯特利。”
仿佛从遥远的天边，经过无数交换机传来一个失真的声音：“爸爸，我是查尔斯。”
一股热血涌上他头顶：“喂，查尔斯，你在哪里?”
“我在华盛顿，在海军部。”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怎么不早来封信?”
“今天上午刚到。”
“那你什么时候回家?”老惠特尼急迫地问。虽然他不断地安慰着盖达尔先生，可是他也同样爱自已的独生儿子。
“来不及啦，我明天一早就得走。”儿子遗憾地说。“我刚见到金上将，专门汇报塔拉瓦战役情况。海军马上要……”电话那头变得沉默了，显然是涉及到军事机密。
“家里一切都好。”父亲说。“戴维又长了二英寸。我还在忙那‘宝贝’，你妈身体也挺好。我们昨天还提到你，你妈天天为你祈祷。”
轮到父亲沉默了。自从一九四二年十月“海魔”师投入“瞭望台”战役以来，父子俩有一年多没见面了。查尔斯参加了瓜达尔卡纳尔作战，参加了吉尔伯特作战，九死一生，当爹当妈的多么想看看儿子啊，戴维多么想偎在爸爸身上啊。老惠特尼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
“爸爸，”查尔斯打破了沉默：“我给戴维找到了一个妈妈——范尼尼小姐，在惠灵顿。”
“啊，……好。”老惠特尼迟疑了一下，立即首肯。“好吧，你把范尼尼小姐的照片寄来让我们瞧瞧。如果她有空，就邀请她来凯尔索镇上住一段时间吧。反正她要嫁到美国来。喂，听名字象是意大利人吧?是天主教徒吗?”
“是的，范尼尼小姐的祖上在罗马。”
通话活跃起来，老头子开始关心未来的儿媳妇，查尔斯也打听十三岁的小儿子。四十年代的美国，家庭观念还比较浓。惠特尼家族的传统观念也很深。老少惠特尼的恋爱观都相当古板：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社交界承认，教堂大礼，好好人家，规规矩矩。
“喂，爸爸，你那‘宝贝’几时搞出来?连‘东京玫瑰’也天天在嚷嚷什么B-29啦。”
“今天我已经看见凤凰被孵出了蛋壳。”
“谢谢。”
虽然四十出头了，可是在普里斯特利先生眼里，查尔斯永远是孩子。
“喂，你给家里挂了电话吗，是谁接的?”
“没有，没时间，我猜您一定在工厂里。”惠特尼顿了一下。“我还有别的事忙，请代我问候妈妈和戴维。”
“你下次回国一定来呀。”
“当然。”
惠特尼挂断了电话。普里斯特利的耳机还久久握在手里，直到盖达尔提醒他上B-29的内部去检查一遍，他才醒悟过来。老惠特尼格格地笑着，耸耸肩，对朋友说：“我今天运气真好！”
他走路摇摇晃晃，仿佛喝醉了酒。可是干起活来，从未象今天这么带劲，这么有效率。给他接电话的那个系蝴蝶领结的工程师问别人：“老惠特尼先生这是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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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h3>
上午七点半，底特律充满烟尘的天空下，响起了上工的汽笛声，此起彼伏，一阵紧似一阵。如果从北郊的布卢姆菲尔德山上用望远镜看去，整个大汽车城都苏醒过来。成千上万的甲壳虫汽车在郊区的公路上蠕动着。车流和人流缓缓移动，从许多叉路汇集到干线上，然后再从干线分散到各家工厂里。福特的厂、通用的厂、克莱斯勒的厂，还有其他一些没有老大哥那么出名，然而也颇具规模的公司，已经开始了早班的劳动。路很脏，人很乏，汽笛声已经使他们麻木了。但是，一到自动线上，他们就立刻像一部自动机器的齿轮一样开始转动。在这一天，尽管美国东西海岸之间有近四个小时的时差，但是，美国的工业齿轮运转正常。
在汽笛响之前两小时，巴巴拉·休伊太大就起床了。她忙着招呼黑人女仆波尔曼烧咖啡。她给两个小家伙——路易斯和乔尼穿好衣服，喂过牛奶。她打开公寓的门，先看信，没有；然后取出报纸来，扫了一眼散发着油墨味的报纸。她丈夫休伊·莱顿可是在太平洋战区打仗的，太平洋的消息通常轮不上头版，总是挤在里页。底特律的报纸同全国的一样，充满党派倾向：倾向民主党的《晨报》总爱登尼米兹将军、舰队或海军陆战队的消息；赞助共和党的《邮报》一定有麦克阿瑟的大照，而且总是他的私人摄影师拍的。
休伊太太先翻翻《邮报》，因为她还没有勇气翻看《晨报》。
今天，一月二十四日，西南太平洋上没有什么大事。麦克阿瑟将军的部队还被日本兵拖在新几内亚和它北边的一串大小海岛的丛林和海滩上。报上登着各种战场报导和战争轶事，某下士怎样在格劳斯特角的大雨里，同兔子大小的蚂蚱和三英寸长的黄蜂作战；一位美军少尉向日本人的机枪巢丢了一颗手榴弹，结果整片雨林倒下来，砸死半个排的自己人。原来大树表面壮实，里面却已朽空。某上士奋不顾身地同日军搏斗，用日本人的战刀剖开了日本兵的肚子，结果胃里干干净净，已经好久未见粮米了；一艘美国潜艇在俾斯麦海击沉了一艘日本潜艇，潜水员下水去捞它的海军密码，却捞上来大批金银，真不知道在那片穷地方要金子干什么！麦克阿瑟又发表了演说，他说他通过电台指挥着菲律宾群岛上游击队的抗战；哈尔西的航空母舰机动部队又轰炸了拉包尔。飞行员们开玩笑说那里的朝鲜妓女好漂亮。
她丢开《邮报》，把《晨报》塞入拎包中。她还是鼓不起勇气看。休伊很长时间不来信了，不知道他现在怎样?“海魔”打下了塔拉瓦，伤亡惨重。但她从未接到死亡通知书，说明休伊还活着。只要活着就好。休伊平时也很少写信，他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但愿他别受伤。
她抬腕看看表，时候不早了。格林太太的汽车该来了。巴巴拉自己有汽车，一来汽油配给，二来政府号召节约，她象千百万善良的美国人一样，认为政府说的总是对的。格林太太同她顺路，索性乘一辆车。战时的美国，女人们很孤独。除了上班干活，下班照顾孩子，还要承受亲人伤残甚至阵亡的痛苦。
格林太太已经成了一个寡妇。格林先生是一个陆战队飞行员。在槽海的一次空袭里，格林少校的飞机冲向一艘日本驱逐舰，不幸为埋伏在云里的日本零式机所乘，一个跟头栽入海中。格林太太的神经受了刺激，总念叨着一场舞会。她在那舞会上同一个风流的新闻记者发狂地跳舞，引得格林先生不欢而去。格林先生随即投入了战争。尽管他牺牲是一年后的事了，格林太大总认为是他的怨恨影响了飞行而死。她逢人就讲：“都怪我不好，我不该同惠更斯先生跳舞，都怪我。”
窗外响起了汽车喇叭声，格林太太来了。休伊太太在窗口向她招招手。她飞快地整理了一遍头发，穿上件干净的外套。她吻了路易斯和乔尼，叮嘱了女仆。她冲向电梯，顺手把中午吃的碎牛肉排和米饭盒装入手提袋。
“你好，格林太太。”
“早上好！休伊太太。”
“让我来替你开吧，你看上去挺累。”
格林太太的眼里有血丝，嘴里有很浓的酒味。她除了借酒浇愁，有时也同一些不正经的男人来往。
派克车爬上高速公路。窗外灰蒙蒙的，东方有一条很宽的亮带。残雪在路边发黑，到处是垃圾和废物。一辆辆拖车从底特律方向驶来，同她们的车交错而过。安装了很多轮胎的沉重拖板上卧着谢尔曼坦克、水牛式两栖车、普林斯顿自行火炮和155毫米长汤姆炮的底盘。这些巨大的武器有的漆成了雪灰色，有的漆成黄绿相间的颜色，有的漆成了丛林绿的迷彩，表明美国的工业正在供应着全世界的战场。
体伊太大是G汽车公司经理埃米尔的女秘书。她已经在这个位子上干了六年了。她工作勤奋认真，即使埃米尔·大卫先生要求得非常严格，她的活也干得无懈可击。埃米尔先生是犹太人。他还有个堂弟埃拉扎少校在海军陆战队中当炮兵军官。埃米尔先生已经上五十岁了，仍然是单身。他皮肤微黑，目光炯炯，思想锋利得象刮胡子刀片，精力也相当充沛。早年，巴巴拉刚上任，埃米尔先生在严厉中还有股微妙的男人对女人的友善，有时送给她一枚玫瑰花，干得出色的时候，他还送她一盒小首饰。他给她起了个犹太名字阿荷里巴，一直这么叫下来。有一段时间，巴巴拉等待埃米尔先生向她求婚。不知为什么，大卫先生从未启齿，也许是因为宗教问题吧。
埃米尔先生在爱情问题上近乎羞涩与谦卑，巴巴拉甚至怀疑他的性能力。后来，休伊在一次球赛中认识了巴巴拉——巴巴拉是个女球迷，休伊则是棒球接手。他俩结婚的时候，埃米尔先生送了很厚重的礼。
从此，埃米尔先生的友善收敛了，剩下纯粹的严厉。他对女秘书扳起脸，开始用一连串的公文、文件和业务往来，甚至很多琐碎的小事来压迫她，把她折磨得团团转，另一方面又不断提高她的工资和奖金，然后又是冰雹般的业务。在这场工作和工资的竞赛中，巴巴拉渐渐衰老了。她也弄不清这一切究竟是公司日益兴隆——的确也是事实，亦或是埃米尔先生的变态报复。两者恐怕兼而有之。正当她准备递交辞职申请的时候，战争突然爆发了。她身为陆战队军官的妻子，理应在重要军火公司G公司的关键岗位上干下去。她干得越出色，休伊就可能回来得越早。埃米尔先生忽然又变得合情合理起来，把她的工作量减少了五分之一，把其中的一部分交给别人去干。也许他对一个身冒疾矢的美国军官负疚了吧，也许是他的堂弟也在战场上吧，也许是在波兰被残杀的犹太人勾起了他的同情心，反正他是有点儿变了。
巴巴拉推开埃米尔先生的房门，才七点一刻，经理已经坐在硬木椅子上了。他问过早安，笑笑，交给她一叠文件：“阿荷利巴，拿去处理吧。其中有些是急件，必须立即发出去。现在，你打下我的几条口授文件。”
巴巴拉熟练地拉下打字机罩，噼噼啪啪打了起来。口授文件打好以后，她给埃米尔先生读了一遍。其中有一封经理先生给他堂弟的信，收信的地址是珍珠港x号信箱，巴巴拉对这个信箱很熟悉，那是“海魔”的专用邮政信箱。
女秘书拿起文件，开门准备出去，她突然迟疑了一下，红着脸对经理说，“埃米尔先生。您堂弟同我丈夫在一起作战，我感到非常荣幸。”
巴巴拉翻看着一张张文件、表格、债券、股票单据、合同，读着各种花体字的签名。各种数字、条文，渐渐地在她眼前变成一幅有实感的图画和故事：
在一千亿美元的军费拨款和租借法案的旗号下，美国纳税人的钱迅速转到各家军火商的账号户头上。他们当然不会把钱锁在保险箱里，金钱的生命就在于它的流动。军火商立刻用它们购置机器，试验武器，更换陈旧的生产流水线，转产有利可图或利润丰厚的武器系统。这仅仅是一部分，普通人想象中的那一部份。还有一部分钱，包括武器生产的利润在内，并不是都投在新武器的研制和生产上。这部分钱被用来套购股票、房地产、公债券、国外的矿山、土地，资助流亡政府，给濒于破产的外国公司输血，甚至用低得可笑的价格购买油画、古董、艺术品。在盟军还未登陆或还未占稳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同流亡政府的要人谈判好了买下最有潜力和前途的矿山、油田、农场和工厂。
那些外国的抵抗分子们，实在也弄不清美国公司和政府的复杂关系。他们既缺武器又缺金钱，他们还害怕开罪了公司就得罪了政府。说不定美军会找借口推迟某次起了古怪名字的战役，于是他们的人民又得继续在水深火热之中煎熬，纳粹集中营里又会增添新的尸灰。甚至说不定在某次美国总统和苏联首脑的会谈中，干脆把那块地方划到俄国人的势力范围里去。
大公司在默默地接管战后的世界，不用铁和血，只用金钱和物资。一切都是那么廉价，那么肥厚，那么有前途，凡是重要的矿产、工厂、金融集团，都象真空吸盘一样被美国大公司吸进去，无可奈何，毫无办法。当年哈德逊河口的殖民者用二十四美元的玻璃珠子买下了曼哈顿岛，一八○三年用一千二百万美元从法国手里买下路易斯安那州。如今无非是来一个翻版：别人流了血，美国大公司和大财团得了天下。
当休伊太太的丈夫在太平洋上，贝尔福太太的儿子在大西洋上，马克林小姐的哥哥在意大利山区，为着“盟国神圣的民主事业”，上起刺刀，发射鱼雷，用坦克炮射击的时候，名叫埃米尔的那位经理，他彬彬有礼，留着土耳其式的胡须，鬓角上挂了白丝，眼皮浮肿而疲倦，人略带伤感，他同美国的其他许多经理、股东、董事长，或者什么叫不出名称职务来的有钱人，正在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描绘战时世界和战后世界的蓝图。
这种蓝图不同于罗斯福的政治地图，不同于尼米兹和艾森豪威尔的军用地图，它有特殊的山脉、河流、城镇、碉堡、敌情和兵力部署。他们也在打一场世界战争。仅仅是，这张地图是不属于休伊太太、贝尔福太太、马克林小姐她们千千万万平凡普通的美国人的。
埃米尔先生的日程表排得很满，他工作紧张，任务极重，而且事必躬亲，仿佛是个机器人。而巴巴拉也成了机器人的附庸。
埃米尔经理指示：坦克发动机的雾化器不适应沙漠，要加个防尘罩，但仅限于非洲战役期间，到欧洲战场必须取消。油漆的伪装迷彩要适应欧洲的冬天和春天：意大利的亚平宁山是灰白的，俄罗斯的原野是洁白的，西欧是白、黄、褐混杂的。军用品的型号和要求更改频繁，坦克的前部装甲要适当加厚；太平洋上需要一种新型的喷火坦克；噢，陈纳德将军从中国战场打来报告：燃烧弹在亚洲城市使用有意想不到的摧毁效果，请立刻查一下M-47燃烧弹和M-69集成燃烧弹的生产厂家。是C化学公司和K石油公司吗?立即买下他们的股票。什么?股票在涨。妈的——希伯莱语——好，我们开设一个燃烧弹分厂，日本起码还能顶两年，来得及，在F城的铁路交叉处买下地皮，那里到化工厂和轧钢厂路最短，方便极了；有个技师提出把油箱放到坦克装甲外面，容量可以加大，同陆军的阿伯汀试验场联系，究竟里面好还是外面好?核算成本，别忘了工夹量具和配整生产线的成本和时间；什么?海洋的盐雾对太平洋战区所有车辆的机件腐蚀很厉害。告诉拉文斯基先生，就是那个波兰佬，让他算算太平洋战区战斗车辆和后勤车辆的平均寿命，研究一下改用新配方涂料还是采用铬合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