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决定受到了很多批评，但它很有道理。去往米蒂利尼的舰队如果成功切断了爱特奥尼库斯部队的退路，肯定要发生交战，所以派遣将军们（正是他们筹划和执行了在阿吉纽西的作战计划并取得辉煌胜利）去收拾残敌是很有道理的。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不是普通船长，而是具有突出才干和丰富经验的前任将军。他们开始着手完成自己的使命，但遇到了一个新的困难：海上刮起了风暴，惊涛骇浪，奉命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的人们心惊胆战。
在爱琴海航行过的人都知道，那里的风暴有多么难以预料、狂野暴虐，甚至现代船只也可能遇险。三列桨座战船远远不如现代船只坚固可靠，风暴对它们的威胁一定更大，因为它们无法应对这种糟糕的海况。在阿吉纽西群岛，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麾下的水手们拒绝服从命令，“因为他们在战斗中吃了很大的苦头，而且风浪太大”（Diodorus 13.100.2）。船长们尽力说服水手们，但海况很快就变得非常恶劣，再争论也是无济于事了。
在风暴的威胁下，去往米蒂利尼的主舰队也被迫返回，于是和搜救舰队合兵一处。此刻一定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将军们看到自己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一定很生气，并责怪了两名负责搜救的船长。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觉得这是不公正的指控，怒火中烧，或许还认为将军们原本应当在风暴变得严重之前就开始搜救。
当天气好转后，整个舰队前往米蒂利尼，但途中遇到了科农，后者带来的消息称爱特奥尼库斯及其50艘三列桨座战船已经逃走了。在米蒂利尼停留后，雅典人追击至斯巴达舰队的希俄斯岛基地，但爱特奥尼库斯不会蠢到冒险出战，于是雅典人只得返回萨摩斯岛。他们伟大的胜利被玷污了，即未能执行搜救任务，而且在搜救上没有尽到全力。将军们在考虑如何向雅典公民大会报告时，一定会因为这些因素而感到沉重。起初他们打算汇报战役的全部细节，包括两位船长未能执行搜救任务，但后来被说服了，决定闭口不提这个事件，而仅仅说一切问题都是风暴造成的。他们一定意识到，向任何人提出指控都必然会导致争吵，而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广受爱戴，是本领高强的演说家，而且拥有强大的政治支持，所以一定会是非常难以对付的对手。
<h4>将军受审</h4>
胜利的喜讯让雅典人松了一口气，欢欣鼓舞；公民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赞扬了指挥此役的将军们。但与此同时，正如海军将领们预想的那样，人民对他们未能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感到愤怒。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立刻从萨摩斯岛返回了雅典，这或许是为了自我辩护。城内没有人知道阿吉纽西群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他们没有受到指控，将军们也没有。
然而，雅典人的怒火熊熊燃烧起来，人们开始质疑将军们的举动。在雅典人看来，将军们应当为战役的每一个方面负责。当民意传到萨摩斯岛之后，将军们自然觉得两名船长是让他们丢脸的罪魁祸首，于是又一次写信给雅典。这封信揭露了真相，即搜救任务事实上是由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领导的。
将军们的这个举动是严重的形势误判，因为这样的话两位船长就别无选择，只能捍卫自己。他们不否认风暴的严重程度，但指责将军们应当为搜救失败负责。两位船长一定还抱怨将军们在无谓的追踪上浪费了宝贵时间，他们原本可以用这些时间来搜救士兵，而且在将军们下达搜救命令之前，阿吉纽西群岛的辩论还耽搁了不少时间。两位船长接到搜救命令时，风暴已经变得太猛烈，导致任务根本无法执行。他们的自我辩护很有效：将军们的书信在公民大会宣读之后，群众立刻对两位船长愤怒起来，“但两人做了自我辩护之后，群众的怒气又转向了将军们”（Diodorus 13.101.4）。公民大会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罢免了将军们，并命令他们返回雅典受审。其中两人闻讯立刻逃走，流亡海外；其他人接受的调查程序可能就是每一位将军任期结束后都会接受的常规审查，从他的财务报告开始，也包括他在任职期间行为的方方面面。
第一个受审的是爱拉辛尼德斯，他被定了贪污罪和行为不端罪，被监禁起来。他第一个被起诉，或许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容易对付的靶子；或者因为人们得知，他曾建议拋弃幸存者和遇难者遗体而将整个舰队调往米蒂利尼。另外五名将军也在“五百人”议事会面前做了报告，他们故伎重演，再次将发生的一切都解释为风暴所造成的结果。也许在得知两名船长未受指控之后，将军们就希望恢复最初的统一口径。如果是这样，那就太晚了，因为议事会投票决定羁押这五名将军，并交给公民大会审判。在公民大会上，塞拉门尼斯宣读了将军们最初的信件（仅仅责怪风暴），并和其他人一起，要求将军们对幸存者的最终死亡和未能入土为安的死者负责。
我们可以推断，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一定对将军们非常恼火，因为将军们竟然改口并转而攻击他们俩。两人也一定担心，现在重新使用原先的借口（一切全怪风暴）已经太晚了。雅典人民已经知道了事情的全部经过，一定会寻找罪人，并对其进行严惩。现在唯一剩下的问题就是，谁是罪人。塞拉门尼斯主动采取攻势，占了上风，公民大会在他的诱导下猛烈地反对将军们。群情激愤，压倒了为将军们辩护的人的声音，并且不给将军们足够的时间为自己辩护。在这样的压力下，将军们很自然地开始攻击指控他们有罪的人，坚持说塞拉门尼斯和色拉西布洛斯是搜救幸存者和收回死者遗体的责任人：“如果一定要为了搜救的事情找出罪人，那么除了奉命执行搜索任务的人，就没有别人了。”但即便到了这时，将军们还没有放弃原先的辩词，坚持说“恶劣的海况阻止了搜救行动”（Xenophon，Hellenica 1.7.6）。他们找到一些舵手和水手来佐证自己的说法，这产生了强有力的效果。公民大会可以轻易地相信，将军们始终坚持一种说法，刻意没有提及搜救任务细节，这既是因为将军们的正直，也是因为风暴既然这么大，不管谁负责结果都是一样的。
色诺芬写道：“他们说了这些话，几乎已经说服群众了。” （Hellenica 1.7.6）整个事件似乎就要以温和与理智的结局画上句号了，不料命运又一次加以干预。此时天已经黑了，不能投票，于是公民大会决定推迟至次日再进行裁决，并命令“五百人”议事会提议一个执行审判的程序。
碰巧的是，几天之后就是阿帕图里亚节，这是庆祝出生、成年和婚姻的节日，阿提卡各地的家庭会齐聚一堂。一般来讲，这是一个欢歌笑语、喜气洋洋的节日。然而，这一年的家庭团聚只能让人们痛苦地想到，有不少年轻人死在了阿吉纽西战役中，并让人们再一次对应当对此事负责的人强烈地怨恨起来。次日，当公民大会按计划召开的时候，死者的亲属（为了表示哀悼，他们剃了头发）要求复仇，“哀求人民惩罚那些罪人，因为他们没有掩埋为保卫祖国甘愿牺牲的勇士的遗体”（Diodorus 13.101.6）。
作为回应，“五百人”议事会的成员卡里克塞诺斯向会议提议了一种对将军们非常不利的程序，即不进行辩论，只投票决定有罪或无罪。投票表决内容的措辞非常有倾向性：将军们是否犯有“未能营救打赢海战的士兵们”的罪行（Xenophon，Hellenica 1.7.9）。被确认有罪的人将被判处死刑，财产充公。将军们是一同受审的，公民大会的一次投票将决定他们所有人的生死。议事会批准了这项提议，尽管它非常不寻常和有倾向性，使将军们没有机会去改变这次公民大会里对他们充满敌意的气氛。
公民大会上的辩论非常情绪化。一名男子自称是阿吉纽西战役的幸存者，回忆了在他身旁溺死的人曾请求他告诉雅典人，“将军们没有营救那些为国尽忠的人”（Xenophon，Hellenica 1.7.11）。在这种紧张的气氛下，亚西比德的堂兄弟和亲密盟友欧里普托勒摩斯大胆地为被指控的人辩护。他指控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是非法动议，而要求执行“违法法令诉讼”，这是雅典一种相对较新的捍卫宪法的程序。
这种措施要求在执行卡里克塞诺斯提出的动议之前，先对卡里克塞诺斯提出非法动议的问题加以审判，若证明他无罪，才能执行他的动议。公民大会上的很多人称赞欧里普托勒摩斯的举动，但很多人持有不同意见。一名公民建议将欧里普托勒摩斯和支持他的人也作为被告，同将军们一起受审。这个建议赢得了很多人的支持，于是欧里普托勒反对卡里克塞诺斯的动议被撤销了。
公民大会重新考虑了原先的动议，即以一次投票决定所有将军的生死。但公民大会的执行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由抽签选出，每天轮流任职，负责主持公民大会）拒绝用投票表决来决定这个问题，理由是这样做是非法的。他们有两个有力的论据：首先，将被告作为一个集体来审判，违背了公民大会的传统做法，更具体地讲，也违反了《坎嫩诺斯法令》，该法令明确规定任何一名被告都将单独受审；其次，将军们没有时间和机会来自我辩护，而根据法律，他们应当有这样的时间和机会。这两个论据是很难反驳的，但卡里克塞诺斯感到群众对将军们的敌意，甚至没有尝试去反驳。他建议将表示异议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成员也算作被告，与将军们一同受审。群众高声疾呼地赞同他。
这让执行委员会成员们大为惊恐，赶紧撤回了自己的异议，同意用投票表决来决定。巧合的是，苏格拉底被抽签选为这一年的议事会成员之一，这也是他一生中担任过的唯一一个公职。另外，他所在的部落凑巧是这个月的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更巧的是，在这一天，苏格拉底担任公民大会的主席。在执行委员会成员当中，他是唯一一个坚持己见、拒绝投票表决所有将军生死的人。一些年后，柏拉图记述了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对自己这些行为的解释，当时苏格拉底正在雅典法庭上为自己辩护：“那时候，我是公民大会执行委员会中唯一反对此种违法行为的人，我也投票反对你们（雅典人民）了；演说家们威胁要指控和逮捕我的时候，你们也坚持这样做并大声呼喊。我决定我必须冒险，站在法律和正义那边，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或者死亡，就站在你们那边，去损害正义。”（Apology，32b-c）。即便面对这样有原则性、正义性的反对，公民大会还是十分狂热，于是会议继续进行。
欧里普托勒摩斯又一次勇敢地站起来，建议采用不同的程序对被告加以严惩，但允许他们各自单独受审。他显然相信，事件激起的强烈情感（受到了阿帕图里亚节的影响和演说家们的煽动）在过了哪怕一点点时间之后也会冷却下来，单独受审能够给被告们一个机会为自己辩护，让理智占上风。他做了一次精彩演说，警告人们不要接受非法程序，并提醒公民大会，被指控的将军们赢得了多么伟大的胜利。他差一点就说服大家了，对将军们进行单独审判的提议赢得了多数票。但到最后，会议程序被暗中操纵，他的胜利白费了。大会进行了第二次投票表决，这一次通过了议事会的建议：将全部八名将军，包括两名始终不曾回国的人，一律处死。
欧里普托勒摩斯只差一点就挽救了他们，但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即雅典人的怒火不会一直维持下去。“不久之后，雅典人追悔莫及，投票决定指控那些欺骗了人民的人。”卡里克塞诺斯是五名受到这项指控并遭逮捕的人之一。这五人都在审判之前逃走了，但卡里克塞诺斯在后来返回雅典城之后，“受到所有人的憎恶，穷困潦倒而死”（Xenophon，Hellenica 1.7.35）。
雅典人处死将军的做法，古往今来受到了理所应当的批评。但从古到今的批评者们的论点——这样的错误是民主制的典型特点——却很不到位。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形式的政权都犯下过暴行。而此次背离常规的行为之所以如此臭名昭著，恰恰是因为民主制雅典通常遵守法律和尊重正当程序。我们已经看到，雅典人很快就后悔了自己的错误行为，但这将成为一个永恒的污点，此后民主制的敌人将不断用它来攻击雅典政府和雅典人的生活方式。
雅典人几乎旋即遭受了处决将军们带来的严重后果。任何一个正在打仗的国家都少不了八位有经验且成功的军事领导人。除了前406/前405年的将军们之外，雅典还失去了另外两位有经验的指挥官，因为他们也与阿吉纽西丑闻有关联。色拉西布洛斯在前405年的选举中没有当选为将军，塞拉门尼斯虽然当选，却被负责审查新提名官员的委员会剥夺了资格。丧失了最优秀将领的雅典现在不得不面对斯巴达与波斯的挑战，而当选为将军的那些人一定也会因为前任将军的命运而感到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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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库古是传说中为斯巴达立法的英雄和领导人，大约生活在前8世纪，据说是斯巴达政治改革、教育制度以及军事培训制度的创始人。他建立的社会制度强调斯巴达公民的平等、军事技能和严苛简朴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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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图28，最左端前排分队的指挥官是阿里斯托克拉特斯，后排才是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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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提戈涅是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与其母乱伦后生下的女儿。当俄狄浦斯因弑父娶母的罪行而被迫出走（一说是被他的两个儿子放逐）时，安提戈涅自愿陪在父亲身边，随他四处流浪。安提戈涅的两个哥哥波吕尼刻斯与厄忒俄克勒斯为争夺底比斯统治权而发生冲突，双双死去。安提戈涅的舅父克瑞翁继承了忒拜王位。克瑞翁用对待英雄的方式安葬了厄忒俄克勒斯，而宣布攻打忒拜的波吕尼刻斯是叛徒，将他的尸体拋弃在野外，任其腐烂和被野兽吃掉。安提戈涅认为这不公正、不道德，违反了神意。因此，她不顾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哥哥的尸体。根据索福克勒斯的传说版本，克瑞翁下令将安提戈涅用围墙困在波吕尼刻斯的墓中，安提戈涅在墓中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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