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4>雅典选择战争</h4>
斯巴达的第一个使团可能于8月底抵达雅典。他们要求雅典人“祛除女神的诅咒”，这指的是两个世纪前伯里克利母系家族一位成员犯下的渎神罪行。人们普遍将伯里克利与其母亲的家族联系起来。斯巴达人希望世人会因此事责怪伯里克利，认为是他给雅典带来了麻烦，借此打击伯里克利的公信力，因为“作为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和国家领袖，他事事反对斯巴达人，不允许雅典人妥协，并不断驱使他们奔向战争”（1.126.3）。伯里克利的确始终反对在没有仲裁的情况下向外国妥协；在斯巴达人及其盟邦投票决定参战后，伯里克利拒绝继续与其进行谈判，认为这只不过是打击雅典人决心的策略而已。
伯里克利炮制了雅典人的回应，要求斯巴达人为不是一桩，而是两桩宗教罪行赎罪、驱逐责任人。第一桩渎神罪行是，斯巴达人曾杀害躲避在神庙中的黑劳士。这是为了让大家注意到，斯巴达人尽管打着“为希腊人的自由而战”的旗号，但实际上在自己的国土上残暴地统治着数量极多的希腊人。第二桩渎神罪行是，曾有一位斯巴达国王对自己的希腊同胞施以暴政，最后叛变，投奔了波斯人。
斯巴达人还派遣了其他使团，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要求，但最后执着于一个要求——“他们公开地、非常明确地宣布，如果雅典人撤销对墨伽拉的禁运，就不会有战争。”（1.139.1）这与斯巴达之前的激进立场相比，是很大的让步，显然说明在投票决定参战之后，斯巴达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普鲁塔克说，阿希达穆斯二世“努力以和平手段解决盟邦的投诉，平息他们的怒气”（Pericles 29.5），但国王和他的政敌都不能牢牢掌握斯巴达的局势。阿希达穆斯二世的力量显然足够强大，能够继续与雅典谈判，但他的政敌也能持续地要求雅典在不经过仲裁的情况下做出让步。因此，国王和他的政敌达成的妥协是，仍然拒绝接受仲裁，但将对雅典的要求减少到一条。
如此的让步事实上是背叛了科林斯的利益，并且斯巴达支持墨伽拉人而拒绝接受仲裁，展现了自己作为联盟领袖的力量和值得信赖，于是孤立了科林斯。如果科林斯人在这种情况下威胁要脱离联盟，那么阿希达穆斯二世和大多数斯巴达人都丝毫不会担心。斯巴达人现在是冒着一定的风险，非常努力地避免战争。但是，决定大局的将是雅典。
斯巴达人的提议说服了很多雅典人。他们质疑雅典仅仅为了对墨伽拉实施禁运而开战是否明智，因为对墨伽拉实施禁运原本仅仅是战术上的策略，肯定不值得为之作战。但伯里克利仍然很坚定，坚持要求根据和约进行仲裁，但他也不能忽视要求他回复斯巴达人的压力。他做出的回应是，向墨伽拉和斯巴达发出了正式文书，作为对雅典行动的辩护。“这道文书是由伯里克利提议的，包含了对禁运政策的合理、人道的辩解。”普鲁塔克这样写道（Pericles 30.3）。伯里克利解释说，他之所以拒绝撤销禁运，是由于雅典的一部晦涩的法律禁止他拆除铭刻着禁运法令文本的石板。斯巴达人反驳道：“那么不要把它拆掉，把它翻过来挡住文字就行了，因为没有法律禁止那么做。”（Pericles 30.1-3）但伯里克利固执己见，而且大多数雅典人都支持他。
最后，斯巴达人发出了一道通牒：“斯巴达人渴求和平，而且只要你给希腊人自治权，就会有和平。”（1.139.3）这等于是要求拆解雅典帝国。伯里克利希望雅典公民大会的讨论聚焦于这个显然不可能接受的要求，但他的政敌们给出了他们自己的和平条件。雅典人“深思熟虑之后，决定给出一个答复”。发言的人很多，有人辩称战争是有必要的；其他人则认为“墨伽拉禁运不应当阻碍和平，因此应当撤销禁运”（1.139.3-4）。
伯里克利为其政策所做的辩护表面上是以一个法律上的技术问题为基础，但实际上有着更根本的道理。斯巴达人始终不肯按照和约要求接受仲裁，而是企图通过威胁或武力来占据上风。“他们希望用战争，而不是商讨，来解决纠纷。现在他们已经不再是请求，而是命令我们了。……只有断然地、明确地拒绝这些要求，才能让他们明白，你们与他们的地位是平等的。”（1.140.2，5）伯里克利愿意就任何具体问题做出让步；如果斯巴达人接受仲裁，那么伯里克利就不得不接受仲裁结果。但他绝不能容忍斯巴达直接干涉雅典帝国的利益（比如在波提狄亚和埃吉那岛的利益），也不能忍受斯巴达影响雅典人的商业和帝国政策（如墨伽拉禁运）。如果在这些方面妥协，就等于承认雅典在爱琴海的霸权和对其帝国的控制需要得到斯巴达的许可。如果雅典人现在受到威胁就让步，那么就放弃了自己与斯巴达的平等地位，将来斯巴达会变本加厉地讹诈雅典。伯里克利在公民大会的演讲中仔细阐明了这种危险：
<blockquote>
诸位不要以为，你们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投入战争。他们特别要求我们撤销墨伽拉禁运，声称这样就可以避免战争。诸位不要前思后想，不要顾虑，不要责备自己为了小事而打仗。因为这“小事”能够确认和考验你们的决心。如果你们现在让步，他们会马上要求你们做出更大的让步，因为你们胆战心惊地做出了第一个让步。（1.140.5）
</blockquote>
很多斯巴达人，以及一些雅典人，一定很难理解，雅典为什么要因为墨伽拉禁运这样的小事而投入战争。雅典这么做算是师出有名吗？目前的纠纷实际上只对当事人双方（雅典和墨伽拉）显得重要。如果雅典满足了斯巴达的唯一一条不可磋商的要求（结束墨伽拉禁运），实际上也不会对雅典造成什么物质上或战略上的影响。如果雅典人撤销了墨伽拉禁运，危机说不定就避免了，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就可能使和平得以延续。斯巴达在这件事情上背叛了科林斯，肯定会导致这两个国家关系冷淡或者引发一场严重的对立，使斯巴达人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到科林斯，而不是雅典。伯罗奔尼撒半岛或许会出现一些其他问题，就像过去发生的那样。但长期和平将得到维护，所有国家极有可能会满足于现状。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斯巴达有一个至少有五十年历史的派系，始终嫉妒和猜忌雅典人，并且对雅典帝国深怀敌意。雅典人的让步或许能让大多数斯巴达人在一段时间内放下心来，但斯巴达的反雅典派系始终是一支破坏性力量。如果雅典在前431年让步，或许只能让斯巴达人更加冥顽不灵，于是未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就更大了。
虽然这些考虑是伯里克利最为重视的，但他的决定也建立在他设计的战略基础之上。战略与战术不同，不仅仅是军事计划。各民族和领袖在别无他途的时候会运用战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相信自己设计的战略可以帮助他们借助武力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在战争爆发之前，不同的战略会对决策有着不同的影响，而这种决策将决定是否会爆发战争。前432/前431年的危机中，斯巴达和雅典选择的战略都在不经意间推动了战争的爆发。
希腊各城邦通常的作战方式是，一个步兵方阵开进敌境，与敌人的步兵方阵交锋。两军厮杀一番，使问题争端在一天之内解决。由于斯巴达的陆军实力比雅典强得多，所以斯巴达人有理由相信，如果两国以惯常的方式作战，斯巴达必胜无疑。大多数斯巴达人也毫不怀疑，战争的打法一定是这个样子。斯巴达人确信，假如雅典人采取了不同的战法，那么只要对雅典领土加以袭掠和破坏，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必然会促使雅典人前来决战或者投降。在战争开始时，斯巴达人以及其他希腊人都确信，这种简单的攻势战略必然能带来快速的、无疑的胜利。如果他们相信自己将要打一场漫长、艰难、代价高昂而且前途未卜的战争（雅典人和阿希达穆斯二世都努力劝说斯巴达人，战争的确会是这个样子），那么他们的行动或许就不同了。
但是，伯里克利设计了一种新颖的战略。正是由于雅典力量的特殊性质和宏大规模，这种战略才能奏效。雅典的海军使雅典人能够主宰一个帝国，这个帝国为雅典人提供金钱，他们可以用金钱来维持自己的海上霸权，以及通过贸易和收购来获取自己需要的物资。尽管阿提卡的土地和庄稼很容易遭到破坏，但伯里克利建造了连接雅典城和比雷埃夫斯的港口、海军基地的长墙，于是雅典几乎变成了一个岛屿。当时希腊的攻城战术还很落后，这些长墙只要有人防守就几乎是不可攻破的，所以雅典人可以撤退到墙内，在那里自由自在地生活；而斯巴达人没有办法攻击他们，更不可能打败他们。
伯里克利在世的时候，雅典一直执行他的这种战略。它在根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包含有限的进攻性元素。他相信，“如果雅典人不动声色，照管好自己的舰队，在战时不要企图扩张自己的帝国（因为那样会让他们的城市陷入危险），他们就能胜利”（2.65.7）。因此，雅典人应当拒绝在陆地上交战，放弃自己的乡村，撤到城墙之内。不管斯巴达人怎么破坏他们的田地，都不会有什么效果。与此同时，雅典海军将向伯罗奔尼撒半岛沿海地区发动一系列袭掠，这不是为了给敌人造成严重伤害，而仅仅是骚扰敌人，令其苦恼，让他们尝尝滋味，知道如果雅典人愿意的话，能够给他们造成怎样的打击。海军袭掠的目标既是向斯巴达人及其盟邦证明，他们没有力量打败雅典；也是从心理上拖垮敌人，而不是用武力或物资优势打败敌人。斯巴达联盟是个松散的组织，其内部存在着天然裂痕，比如在代价高昂的争斗中，那些较脆弱的沿海国家和较安全的内陆国家之间的矛盾必然会浮现出来。伯罗奔尼撒人很快就会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是赢不了的，于是两国就可以通过谈判缔结和平。斯巴达的主战派会丧失公信力，自前446/前445年以来一直致力于维护和平的较为理智的派系就会掌权。然后，雅典就能期望一个更稳定的和平年代。由于敌人认识到自己没有办法取胜，这样的和平会更可靠。
这个计划比步兵方阵对抗的传统战法更适合雅典，但它的确有着严重缺陷，而且雅典人依赖于这个计划，也是伯里克利的威慑外交策略失败的原因之一。它的第一个缺陷是，它在根本上难以令人信服。后来的事实证明，伯里克利的确能够说服雅典人采纳他的计划，并且在他担任雅典领导人期间，始终坚持这个计划，但很少有斯巴达人，甚至很少有希腊人，在亲眼看到它实施之前相信它是可行的。比如，敌人会在城墙下羞辱雅典人，漫骂他们是懦夫。雅典人不得不忍耐这些。忍受这种屈辱意味着违背了整个希腊文化理念，因为英雄的希腊传统将英勇作战奉为希腊美德的巅峰。而且，大多数雅典人居住在乡村，他们将不得不躲在城墙后，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摧毁他们的庄稼、破坏他们的果树和葡萄藤、洗劫和焚烧他们的家园。任何有哪怕是一点点反抗机会的希腊人都不会愿意干瞪眼看着。就在十多年前，雅典人还选择了出城作战，而不是允许敌人如此放肆。
伯里克利计划的第二个缺陷是，很难说服雅典人以此种战略投入战争，一旦战争开始，就更难让雅典人坚持这种战略。斯巴达人入侵的时候，雅典人“沮丧而愤怒，因为他们不得不拋弃一直属于他们的家园和神庙、古老城邦的祖先遗物，并且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这实际上就等同于每个人都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家”（2.16.2）。在入侵者逼近城市的时候，许多雅典人，尤其是青年男子，坚持要求出城应战，狂怒地反对伯里克利，“因为他不率领他们出城作战，于是他们将自己的所有苦难都怪罪于他”（2.21.3）。最后，伯里克利不得不运用他的特殊影响力来阻止公民大会的召开，“因为他害怕，一旦群众聚集起来，就会酿成大错，被愤怒冲昏头脑，感情用事，而不是用他们的理智”（2.22.1）。
除了伯里克利，没有任何人能够劝服雅典人，让他们采纳这样的计划并坚持下去。他已经六十五岁了，如果危机快速平息下去，但在他死后复燃，那么这种战略就不可能实施了；而如果不使用这种战略，雅典必败无疑。或许就是因为想到了这一点，伯里克利在外交政策上才愈发固执。
伯里克利计划还有另外一个缺陷。乍看上去，它的手段似乎特别合适：因为雅典的目标是防御性的，所以它的战略也应当是防御性的。但由于最理想的结局是通过威慑来避免战争，所以防御性的计划并不合适。威慑的目的是让敌人非常害怕，不敢打仗，而伯里克利的战略并不能让斯巴达人恐惧。例如，如果雅典人拒绝正面交锋，那么斯巴达人唯一的成本就是进驻阿提卡一个月左右并开展大规模破坏行动的开销。如果雅典军队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登陆，除非他们在那里建造要塞并长期驻守，否则就无法造成多少破坏。如果他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建造要塞，就会被敌人包围并因断粮而屈服。如果他们在海岸上建造要塞，就可能被孤立起来，无法对敌境造成任何破坏。而斯巴达人要对付他们并不困难，代价也不大。更有洞察力的人或许能预见到，假以时日，雅典人至少可以通过袭掠沿海国家并阻滞其贸易活动，对其造成相当程度的破坏，而斯巴达无力保护它们。因此，斯巴达对联盟的领导权会受到损害，有的国家也许会叛变，这对斯巴达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但很少有人拥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能够看到晦暗不明的未来中竟有这样的前景。
如果雅典人能设计出这样的计划（袭掠沿海国家并破坏其贸易，打击斯巴达的领导权）并预见到这样的结局，他们或许就根本不会选择战争了，但伯里克利没有想到这样的办法。他的威慑外交策略没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令人信服的进攻性威胁，因此有着很大缺陷，必然会失败。
如果伯里克利相信自己需要一个更强有力的攻势来威慑敌人，进而避免战争，那么他或许就不会对墨伽拉实施禁运，或者在斯巴达人要求他撤销禁运的时候就满足他们，并接受未来出现麻烦的风险。但伯里克利确信自己的防御性战略一定会胜利，所以他坚定不移。他说服了雅典人，在给斯巴达人的最终回复中使用了他自己的措辞：“雅典人绝不接受别人的颐指气使，但他们愿意根据和约，在平等的基础上，通过仲裁来解决争端。”（1.145.1）
<ol><li>
埃吉那岛在第一次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被迫加入雅典同盟。它秘密地与科林斯人一道抱怨自己受到雅典的虐待，并煽动其他伯罗奔尼撒人对雅典的仇恨。但我们不知道埃吉那对雅典不满的具体原因。（作者注）
</li> </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