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抉择（前432年）
<h4>斯巴达选择战争</h4>
斯巴达监察官向波提狄亚人做出的入侵阿提卡的承诺是秘密的，而且没有得到斯巴达公民大会的批准。波提狄亚人于前432年发动叛乱时，斯巴达人没有兑现承诺。他们的国王和大多数公民都还没有做好发动战争的心理准备，但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派系急于改变民意。
被派去阻止波提狄亚叛乱的雅典军队兵力不足，而且到得太晚，没有发挥多少作用。科林斯人不敢派遣正式的远征军去援助波提狄亚叛军，因为那样做就正式违反了和约。他们的办法是组织了一支“志愿军”，由一名科林斯将军指挥。这支部队包括科林斯人和伯罗奔尼撒雇佣兵。与此同时，雅典人与马其顿媾和，以便将自己在马其顿作战的兵力抽回，用于镇压波提狄亚，并从雅典派出了增援部队。到前432年夏季，强大的陆军和战船包围了波提狄亚，开始攻城。这场围攻持续两年多，并造成极大的经济开销。
波提狄亚遭到攻打，墨伽拉人愤怒地抗议雅典人的禁运，于是科林斯不再是唯一一个反对雅典的国家。它们鼓励所有对雅典心怀不满的国家向斯巴达人施加压力。最后，前432年7月，斯巴达监察官召开了公民大会，邀请所有对雅典有怨言的盟邦来斯巴达畅所欲言。这是我们知道的唯一一次盟邦受邀在斯巴达公民大会发言的情况，因为除此之外都只是斯巴达联盟聚集起来开会。斯巴达人诉诸如此不寻常的程序，说明他们在前432年夏季仍然非常不愿意打仗。
墨伽拉人是此次会议上最怒气冲冲的参与者，科林斯人则是最有成效的。他们努力让斯巴达人相信，斯巴达谨慎避免冲突的传统政策在活力十足的雅典面前是灾难性的；另外，他们对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民族的性格做了区分，以支撑自己的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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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雅典人）具有革命性，能够快速制订计划并实施；而你们（斯巴达人）墨守成规，不曾有过任何创新发明，而且你们行动起来的时候，总是半途而废。他们的勇敢大胆超过了他们的能力，冒险到了愚蠢的地步，在危险中还乐观向上；而你们的习惯是做事不超过自己的力量范围，对自己最有把握的判断也不信任，悲观地以为自己遇到任何危险都会完蛋……
只有对他们来说，想要什么，马上就能实现，因为他们制订计划之后，会特别迅速地执行。就这样，他们一生都冒着风险……因为他们认为，与痛苦的活动相比，安宁的和平更不堪忍受。……他们的本性就是自己不愿意安享和平，也不肯让别人安生。（1.7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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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这些慷慨陈词多么有效，对雅典和斯巴达的两方面比较的确是夸大其词的。如果斯巴达人真的像科林斯人描述的那样迟钝、懒惰，怎么可能建立起自己的伟大联盟？又怎么可能以盟主身份领导希腊人战胜波斯人呢？另外，雅典完全遵守了《三十年和约》的条款和精神。科林斯人自己其实也承认这一点，毕竟在萨摩斯叛乱的时候是科林斯人约束了自己的盟邦。雅典在近一年中令人不安的行为显然是对科林斯近期行动的反应，科林斯人对这一点讳莫如深。
科林斯人以威胁结束了自己的发言：斯巴达人必须援助波提狄亚和科林斯的其他盟邦，并入侵阿提卡，“否则你们就是背叛了自己的朋友和亲戚，将他们出卖给最凶残的敌人，也会让我们当中其余的人转投其他联盟”（1.71.4）。这个威胁是空洞无力的——因为没有其他联盟可以转投——但由于斯巴达的安全和生活方式依赖于联盟的完整性，所以哪怕是关于背叛的一点点暗示都会让斯巴达大为警醒。
下一位发言者是雅典使团的一名成员。据修昔底德说，此人“碰巧在斯巴达，因为他之前在处理别的事务”（1.72.1）。我们不知道“别的事务”究竟是什么，这显然只是个让雅典人表达自己观点的借口。伯里克利和雅典人不愿意派遣一名官方发言人去斯巴达回答大家的抱怨，因为那样就等于承认斯巴达有权批判雅典人的行为，而和约规定分歧应当由仲裁解决。但他们希望阻止斯巴达听信其盟邦的论点，还希望阐明雅典是通过正当手段获得力量的，并向大家证明雅典的力量是何等强大、多么令人生畏。雅典使者指出，雅典帝国的扩张是出于恐惧、荣耀及合理的自身利益要求，斯巴达人应当很理解这些东西。他的语调不卑不亢，没有安抚对方的意思，而是非常公事公办。他发言结束时，坚持要求双方严格遵守和约：一切分歧都应当通过仲裁解决。如果斯巴达人拒绝仲裁，“你们带着大家走向战争，我们将努力向那些挑起战争的人复仇”（1.78.5）。
雅典使者的发言是故意挑衅，刻意要激怒斯巴达人，促使其违背誓言、开启战争吗？这种观点的错误在于，它以为获得和平的唯一办法是安抚怒火，用一团和气的方式解释分歧并做出让步。但有的时候，阻止战争的最好办法是威慑对方，展现己方的力量、自信与决心。这种策略如果能给对方一个体面的台阶下，比如为斯巴达人提供仲裁选项，就会特别有效。至少最可靠的同时代亲历者告诉我们，此时雅典人还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想明确地展示自己城市的力量，使那些年纪较长的人记起他们已经知道的东西，并且告诉年纪较轻的人所不知道的东西。雅典人认为，听了他们的论点后，斯巴达人会倾向于和平，而非战争。”（1.72.1）
考虑到斯巴达国王一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策很有影响力，雅典人的策略似乎特别合理。前432年，斯巴达唯一一位掌权的国王是阿希达穆斯二世，他是伯里克利的私人朋友，“一个以睿智和审慎闻名的人”（1.79.2），他很快就会表达对武装冲突的反对。外邦人发言之后，斯巴达人全都离开了会场。尽管公民大会敌视雅典，并自信能在短时间内快速打败雅典，但阿希达穆斯二世不敢苟同。他坚持认为，雅典的实力比斯巴达习惯面对的那种力量要强，而且性质完全不同。雅典是一座有城墙的城市，拥有很强的经济实力；是一个海洋帝国，拥有制海权，它能够打一场斯巴达人闻所未闻的战争。阿希达穆斯二世告诉大家，他担心“这场战争会一直打到我们儿女的时代”（1.81.6）。不能简单地提议接受雅典人的建议。于是，他提出了一个温和的替代方案：斯巴达人应当姑且满足于发表正式的投诉；与此同时，他们应当为谈判破裂的局面做准备，准备迎接实际上可能发生的那种类型的战争，也就是说，他们应当从蛮族（主要指波斯人）和其他希腊人那里寻求船只支援。如果雅典人妥协，斯巴达就不采取任何行动。如果雅典人不妥协，那么两三年之后，在斯巴达人准备更充分的时候再开战也不迟。
不足为奇的是，国王的提议遭到了科林斯人、其他怨恨雅典城邦的人以及急于采取行动的斯巴达人的反对。他们相信，要挽救波提狄亚，务必火速行动起来。尤其是科林斯人想要的不是解决纠纷，而是自由行动、一劳永逸地消灭克基拉；他们还想向雅典人复仇，甚至打算消灭雅典帝国，斯巴达的主战派也同意这个目标。将过去五十年里的一些事件，如克基拉、波提狄亚和墨伽拉的事件综合起来考虑，大多数斯巴达人似乎相信科林斯人描述的画面：雅典人的傲慢令人不堪忍受，他们的实力日益增长，对其他人构成了威胁。
好战的斯巴达监察官斯提尼拉伊达发出的简短而直言不讳的回应非常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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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理解雅典人的长篇大论。他们自吹自擂，但也不否认，他们损害了我们的盟邦和伯罗奔尼撒的利益……其他人或许有很多金钱、船只和马匹，但我们拥有优秀的盟友，我们不能把盟友出卖给雅典人。我们也不应当屈服于法庭或言辞的裁判，因为伤害我们的不是言辞。我们应当调动全部力量，快速向敌人复仇。我们受到了极大冤屈，任何人都不要说我们需要时间慢慢斟酌；那些打算伤害我们的人倒是要多花点时间，好好想想。那么，斯巴达人，用无损于斯巴达荣耀的方式，投票支持战争吧！不要让雅典人发展得更强大，不要背叛你们的盟友！让我们在诸神佑助下，出征讨伐那些伤害我们的人！（1.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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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官声称无法判断辩论中哪一方的呼声更高，但“希望通过公开表达他们的意见，使斯巴达人更加渴望战争”，于是要求分组表决。表决结果是，多数人认为雅典人违背了和约；这实际上是要求开战的表决。
斯巴达人此时并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不能指望从战争中获得什么实实在在的利益，而且也没有受到任何直接的伤害和挑衅。那么，他们为什么决定打一场可能会非常漫长而艰难的战争，并且面对的是一个有着独特优势的强大敌人？正常情况下非常保守、主张和平的斯巴达多数派（在谨慎而德高望重的阿希达穆斯二世的领导下）被什么打败了？修昔底德相信，斯巴达人投票选择战争，不是因为他们被盟邦的论点说服了，“而是因为他们担心雅典人会变得更加强大，因为他们看到，希腊的大部分已经落在了雅典人手里”（1.88）。他对战争起因的一般解释是：“我认为，战争真正的起因——不过很少被人提及——是雅典人实力的壮大，这让斯巴达人心生恐惧，迫使他们选择战争。”（1.23.6）
但事实上，雅典的实力在签订和约与西波塔战役之间的十几年里并没有增长，而且雅典的外交政策也不是侵略性的。即便是科林斯人，也早在前440年就承认这一点。雅典实力唯一的增长是前433年与克基拉的结盟，而且这次结盟也是为了对付科林斯的行动，况且科林斯是不顾斯巴达的反对而悍然行动的。证据很明显，雅典人在此事件中的表现并非心甘情愿，而且是防御性的，目标仅仅是阻止科林斯人极大地改变国际力量平衡。
但在危机中，人们会因为害怕未来的威胁而受到影响。斯巴达人也是这样，他们看到“雅典人的力量开始彰显出来，并影响斯巴达的盟邦”，大为震惊。“然后这种局势变得难以忍受了，斯巴达人决定必须尽其所能，无比坚定地消灭雅典人的力量，打响这场战争。”（1.118.2）修昔底德解释战争起因的上述三个版本全都支持他对主宰国际关系的根本动机——恐惧、荣耀和利益——的分析。斯巴达人最深层次的利益要求他们维护伯罗奔尼撒联盟的完整，以及他们对联盟的领导权。他们担心，雅典人的实力和影响越来越强，会继续骚扰斯巴达的盟邦，最终导致这些盟邦放弃斯巴达联盟、开始全力自卫，于是联盟就瓦解了，斯巴达的霸权也就垮台了。斯巴达人的荣耀和自我认识不仅取决于盟邦对其领导地位的认可，还依赖于他们独特政体的维持，而这个政体的安全则依靠上述因素，即恐惧、荣耀和利益。斯巴达人创建联盟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因此，为了维护这个同盟，他们愿意冒战争的巨大风险。要这么做，就意味着维护盟邦的利益，即便这些利益威胁到斯巴达人自己的安全。这并非历史上最后一次出现这种局面：一个联盟的领袖被势力较小的盟邦牵制，不得不去采纳自己原本不会采纳的政策。
根据公民大会的决定，斯巴达监察官要求召开斯巴达联盟会议，对战争问题做正式投票。直到8月，各盟邦才聚集起来，而且也不是全都来开会了；我们估计那些没有前来开会的盟邦并不赞成此次会议的目标。在到会的盟邦中，大多数（但不是绝对多数，这与修昔底德记载的斯巴达公民大会上的情况不同）盟邦支持战争。因此，不是所有盟邦都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场战争师出有名，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会很轻松或者必胜无疑，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场战争是必须的。
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完全可以立刻发动入侵，在向波提狄亚人许诺仅仅几个月后就兑现诺言。这样的入侵准备起来很简单，只需要几周时间，而且9月和10月的天气也有利于作战；如果雅典人不肯迎战，也可以破坏他们的财产。虽然雅典的粮食早已收割完毕，但还有足够时间去破坏雅典城墙外的葡萄园、橄榄园和农庄。如果雅典人像斯巴达人预计的那样渴望交战，那么在9月入侵阿提卡就是非常有诱惑力的计划。
但是，斯巴达人及其盟邦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在此期间，斯巴达人派了三个使团去雅典，其中至少有一个确实致力于避免战争。过了很久之后，武装冲突才正式爆发，而且斯巴达人继续努力进行谈判，这说明在辩论的激情消退之后，阿希达穆斯二世谨慎而冷静的论点产生了效果，斯巴达人的情绪恢复为惯常的保守。或许还有机会避免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