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伦杜利克的北面，舍尔纳元帅已命令他的集团军群掉头向美军防线逃亡。他收到了邓尼茨的一封电报，通知全线无条件投降将于午夜生效。从那一刻开始，舍尔纳就应该停止战斗，原地不动。参谋部的一些人感觉自己被出卖了，但舍尔纳却豁达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命令他的部队分成小股，竭力逃往西线，并尽可能多带上一些百姓。

上午十点，最高统帅部的威廉·迈尔-德特林上校来到了位于布拉格以北约六十空英里处的舍尔纳指挥所。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四名美国人。迈尔-德特林告诉舍尔纳，一旦午夜时分投降条约生效，舍尔纳便将被解除全部指挥权。

舍尔纳发出了最后几封电报，然后开始计划乘一架“鹳”式飞机去提洛尔，这样，他便可以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10)

将近中午的时候，希特勒钟爱的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完成任务返回布拉格北边的空军基地时，才得知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召集了他的手下，对他们的英勇和忠诚表示感谢，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鲁德尔和其他六名飞行员分别驾驶三架“容克87”和四架“福克-伍尔夫190”飞机向美军防线飞去。他希望可以在那里治疗一下他那条断腿。飞临巴伐利亚上空时，鲁德尔可以看见美军士兵正在宽阔的基钦根机场上列队前进。他带领他的机组缓缓掠向跑道。轮子刚一触及地面，他便猛踩一侧的踏板，同时踢向方向舵的脚镫。起落架落了下去。他打开座舱罩，只见一名美军士兵正用手枪对着他，并伸手来拽他胸前金色的橡树叶徽章。鲁德尔用力将他推开，猛地关上了座舱罩。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上面坐着几个美国军官。他们把他带到救护站，包扎好那条渗着血的断腿，接着又把他送到军官食堂。他的同僚们一见他便跳了起来，向他行了个纳粹礼。一名翻译告诉鲁德尔，美军指挥官反感这样敬礼，并问他是否会讲英语。

“就算我会讲英语，但我们是在德国，在这里，我只讲德语。”鲁德尔说，“至于敬礼的问题，我们奉命要这样敬礼，作为战士，我们必须执行命令。而且，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反感。”他挑衅地怒视着邻桌的几名美国军官，“德国人之所以被战败，纯粹是因为敌军过于强大，而不是由于他们无能。我们在这里降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留在苏联占领区。同时，我们希望不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想洗个澡，吃点东西。”

美国人让这些俘虏去洗了澡。当他们吃饭时，翻译告诉他们，美军指挥官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与他和他的军官们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

和鲁德尔一样，从东线逃来的数百万德国人也试图得到美国人的庇护。许多人聚集在奥地利的恩斯河边，希望能渡过这条河，抵达美军第六十五师的防线。

傍晚时分，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的几支筋疲力尽的纵队接近了大桥。大桥上用木头垒着巨大的路障，如今只清出了一个小口，仅容一辆卡车勉强挤过。突然，有人高声叫道：“俄国人来了！”人群立即向大桥蜂拥而去。卡车开进了人堆里。至少有十五人当场身亡，还有无数人受了伤。桥头被绝望地堵住了，受到惊吓的德国人沿着一英里长的河岸一字散开，不停地狂叫道：“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

一辆低矮的中型坦克哐当哐当向大桥驶来。一名红军中尉站在炮塔里。看到这六千人疯狂地试图躲避一门火炮的情景，他不禁放声大笑。

<h4>4</h4>

5月8日清晨，杜鲁门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玛丽：

今天，我六十一岁了，而昨晚，我是在白宫的总统卧室里就寝的。房间已经粉刷完毕，也配置了一些家具。我希望星期五之前可以为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我这支昂贵的金笔不怎么好用。

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上午九点，我要对全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宣布德国投降。文件已于昨日上午签署，今天午夜，全线的一切敌对行动都将停止。这难道算不上生日礼物吗？

我与英国首相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他、斯大林以及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将在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合适的时间，于三国首都同时宣布这个消息。我们一致同意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即伦敦时间下午三点，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11)

丘吉尔先生天刚亮便开始给我打电话，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不管俄国人，立即宣布这一消息。我拒绝了。然而，他仍劝我跟斯大林谈一谈。不过，最后他还是得采取原定的计划——可他气得就像一只淋湿的母鸡。

自从4月12日之后，事情一直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着。没有一天不做出重要的决定。迄今为止，幸运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能够保持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即使我犯了错误，也不要错得不可救药。

我们期盼着你们的到来。我可能不能如约去接你们，但我会派最漂亮、最安全的飞机去，并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所以，请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致以无尽的爱。

哈里

上午八点三十五分，记者们静悄悄地涌进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和他的夫人、女儿，以及一批军政首脑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好，”总统说道，“首先，我想给你们念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发布的任何消息都必须在东部战争时间今天上午九点公布于众。”

他说，他马上要宣读一则公告：“只需要七分钟，所以，你们不用着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记者们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我，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他自己打了个岔，“这也是在庆祝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几个人高喊道，也有人发出了一阵笑声。

杜鲁门读完了公告。公告的结尾，他恳请大家，为了结束战争，要“工作，工作，再工作”；目前，战争只胜利了一半。接着，他又宣读了一则声明，号召大家要毫不留情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声明中还清晰地为日本人民列举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它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它意味着那些把日本带向如今的灾难边缘的军事首脑权力的结束。

它意味着陆军和海军战士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农田和工作岗位上。

它还意味着不再延长已无望取得胜利的日本人民此刻的艰难与痛苦。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如果在1944年对德国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冲突可能会早一点结束。）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稿，信口说道：“你们记住，美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在这里强调，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旧金山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的框架。我们面临着一些可怕的问题。”

他宣布，星期日，即5月13日，将是一个祈祷日，并且特别指出：“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上午九点，他坐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他开口说道，接着，他又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没给记者们读过的话，“我只希望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活着见证这一天……”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五年，然后严肃地说道，他希望自己现在可以说，他们所有的悲伤和苦难都已经结束。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那些令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几个月内不会被漠视和忽略，‘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意。如果公正与正义得不到实现，如果极权主义或警察的政府取代了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便将毫无用处。我们自己并无所求。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在谈判桌上得到认可，不仅在纸上，也要在事实上延续下去。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虚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时刻，胜利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的崇高品格是否配得上他们掌握的巨大力量……”(12)

讲话结束之后，丘吉尔起身前往下议院。但是，由于人如潮涌，这短短的一段路竟花了他半个小时。当他终于迈进下议院时，全体成员都起立欢呼。他提议下议院暂时休会，并“向万能的上帝致以恭顺的、虔诚的感谢，是他把我们从德国统治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然后，他穿过喧闹的人群，带头走向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在白金汉宫用过午餐之后，他驱车来到位于白厅的卫生部。他走到一个阳台上，但是，人群的欢呼声让他差点开不了口。“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喊道，“这是每一个国家自由事业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比这更为美好的一天！”

<h4>5</h4>

上午十点，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3)元帅和朱可夫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注视着一架准备着陆的美国运输机。他们以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但是，飞机甚至都不是从兰斯飞来的；它是从莫斯科来的，里面坐着迪恩将军。俄国人显然不知所措，感觉有些受到了侮辱。而通知俄国人，艾森豪威尔不来了，这正是迪恩的棘手任务。在艾森豪威尔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他乐于去柏林参加第二次签约之后，史密斯和另外几人建议他，为了盟国的威望着想，应该派他的副手，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前去。因为代表苏联签字的朱可夫只是一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级别比艾森豪威尔低得多。

一个小时后，从兰斯来的特德一行到了。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各种车辆组成了一支醒目的车队，载着他们朝柏林郊区驶去。他们被安置在了农舍里。在他们当中，有三名陆军妇女队成员，其中包括凯·萨默斯比。她坐在她的农舍里，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想，幸好艾森豪威尔没来。她确信，这种“侮辱人的拖延”，会让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兰斯。

不过，俄国人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城市的另一端，奉命把水泥厂撤到苏联的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和其他几名军官正在聆听苏联驻柏林司令官派来的经济问题代表的讲话。“把柏林西区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代表说道，“你们明白吗？一切东西！如果你们拿不了，就把它们摧毁！不能留给盟国任何东西。不能给他们留机器，不能给他们留床睡觉，甚至不能给他们留夜壶撒尿！”

虽然朱可夫最终在特德代表团抵达五个小时之后会见了他们，但是，在盟国的一些观察家看来，元帅似乎只是企图拖延签字——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图。他在等待维辛斯基。此时，维辛斯基正带着莫斯科的指示乘飞机向柏林赶来。

不过，在这次会谈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得到了解决。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代表西方盟国出席，因此，戴高乐下达指示，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14)将军代表法国签字。而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这不过是戴高乐沙文主义的又一例证。(15)最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众人一致同意，由特德代表英国签字，由斯帕茨将军代表美国签字，由德·拉特尔代表法国签字，这才打破了僵局。

德·拉特尔很快发现，要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没有法国国旗。几个俄国姑娘匆忙用一面纳粹旗、一条床单和两条蓝色的哔叽工装裤做了一面三色旗，但是，她们把蓝、白、红三色横着缝了起来。德·拉特尔委婉地告诉她们，她们做的是一面荷兰国旗，应该把彩条拆开，重新竖着缝上。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缺席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德一脸担忧地走进大厅。“全都完了，”他告诉德·拉特尔，“维辛斯基刚从莫斯科来了，他不同意我们和朱可夫一起拟订的方案。他欣然同意由您签字，这样的话，法兰西的复兴将得到公开肯定。但是，他断然反对由斯帕茨签字。他的理由是，既然我要替艾森豪威尔签字，那么，我就当然应该代表美国。可斯帕茨现在提出，如果您签字的话，那么他也要签字。”

德·拉特尔只是重复了一遍他从戴高乐那里得到的含蓄的命令。“如果我没有完成任务便返回法国，”他答道，“也就是说，没让我的国家参与签署第三帝国投降的文件，那么，我就应该被处以绞刑。替我想想吧！”

“我不会忘了你。”特德表示理解地微笑着。然后，他离开去见俄国人。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朱可夫指出，就逻辑上而言，不需要任何见证人签字。特德则同样强烈地坚持，投降文件上必须有一个名字代表四千万法国人，还有一个代表一亿四千万美国人。

最后，是维辛斯基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斯帕茨和德·拉特尔签字时要比特德和朱可夫签得低一些。

当晚将近十一点半，凯特尔、弗雷德堡和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16)大将走进了举行投降仪式的房间。照明灯的强光让他们一时什么都看不见。凯特尔大步向前，身上那披挂整齐的军服让人印象深刻。他突然举起手杖，干脆利落地行了个礼，然后梗着脖子，仰着头，僵硬地坐在了朱可夫对面。“噢，法国人也在！”凯特尔在看到德·拉特尔时嘟哝道，被维辛斯基听见了，“这下都全了！”

眼窝深陷的弗雷德堡坐在元帅的左边，施通普夫坐在右边。(17)

朱可夫站了起来：“你承认投降议定书吗？”

“是的！”凯特尔响亮地答道。

“你有权力签字吗？”

“有。”

“把你的授权书给我看一下。”

凯特尔把授权书递给他。

“就你即将签署的投降文件，你对它的执行还有什么意见吗？”

凯特尔一字一句地说，请宽限四十八小时。朱可夫用询问的眼神四下看了一圈，然后说道：“这一请求已被驳回。不能更改。你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没有。”

“那就签字吧！”

凯特尔站起来，扶了扶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走到了桌子尽头。他坐到德·拉特尔身边，把军帽和手杖放在了这个法国人面前。德·拉特尔示意他拿走，元帅便把它们推到了一旁。接着，他从容不迫地摘下一只灰色的手套，然后拿起一支笔，开始在几份投降文件上签字。

摄影记者和通讯记者们涌上前来，为了看得更清楚甚至爬上了桌子。一名俄国摄影师的助理试图挤进去，却被人一拳打在了下巴上，向后翻了过去。

特德面对德国人，用他尖细的声音说道：“你了解刚刚签署的这些文件的条款吗？”

凯特尔再次挺身站起，举起手杖行了个礼，然后仰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演说：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一千年。千年来一直属于德国的土地如今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因此，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极为简单。很明显，我们必须跟随西方强国，在西部被占领的土地上和他们共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希望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土地……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彻底崩溃了，但我们的人民已不是1918年的德国人民。他们没有被撕成碎片。不管我们是想创造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顺应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应确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给予我们的团结一致都会继续下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前程未卜。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一情谊是在对我们国家的空袭之中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有可能征服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世，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定德意志民族不会灭亡……

但是，这番话里丝毫没有流露自约德尔从兰斯回来之后，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些东西。约德尔带回了一份《星条旗报》，上面刊登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拍摄的照片。起初，邓尼茨拒绝相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不容置疑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正视现实——集中营体系的恐怖不仅仅是盟国的宣传。

这些发现深深动摇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他在想，为了赢得希特勒的那些成就，是不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想到了他那两个在战斗中为元首捐躯的儿子。

和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邓尼茨刚刚开始看到元首的主义，即独裁主义的种种危险。或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只要拥有独裁的权力，就无法拒绝滥用权力的诱惑。

写完这份致军官们的演讲稿时，海军元帅已是疑虑重重。他又匆匆扫了一遍，然后缓缓地叠起信纸，把它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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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卡尔滕布鲁纳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去了山区，但并未参加战斗，而是假冒空军下士巴特，和平地向一支美军部队投降了。在战俘营中，他又说自己是一名党卫军中尉，名叫奥托·艾克曼。1946年，他未费吹灰之力便逃走了，去南美洲藏了起来。十四年后，他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被秘密带往耶路撒冷审判——并最终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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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Ivan Susloparov，1897—1974，时任苏联与法国政府及盟国欧洲远征军之间的军事联络代表团的指挥官。——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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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刘易斯的昵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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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爱德华的昵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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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俄国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签订为期十天的停战协定，随后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然而，不久之后，由于和谈双方的分歧，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国发起了全线进攻，战争再次爆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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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Vidkun Quising，1887—1945，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时任挪威首相，因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被视为“卖国贼”，并于1945年被处以死刑。——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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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久，特波文饮弹自尽。吉斯林企图逃跑，但是被抓了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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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奥塔卡尔·马霍特卡博士，断然否认弗拉索夫的人是被捷克人赶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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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弗拉索夫的五万名战士中，约有一半逃过了英美防线，其他人则被红军包围了。没自杀的那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了苏联。弗拉索夫本人和布尼亚琴科以及其他八名领导人在莫斯科受到了审判，他们的罪名是“间谍、蛊惑军心，以及针对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一个军事委员会宣布“所有被告都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被处以了绞刑。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达成协议，将把他们各自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线的大多数人最终也被交给了俄国人——有时是被英美守卫强行押送回去的。在奥地利的利恩茨，一群哥萨克人不肯登上撤离的卡车。他们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围成一个保护圈，徒手与英国士兵进行搏斗。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则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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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当他到达那里时，“阿尔卑斯山要塞”已经不复存在，而战争也已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向美国人投降，随后被送往苏联。他在那里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二十五年徒刑。他在苏联的时候，他的参谋长奥尔德维格·冯·纳茨默尔将军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九年后回到慕尼黑时，舍尔纳发现自己在很多德国人眼里成了懦夫的象征。他再次受到了审判，并根据间接证据被判有罪，而这次审判他的是德意志联邦政府。最近，他的几十名军官同僚自愿做证，舍尔纳乘飞机去提洛尔的确是为了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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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事实上，斯大林仍抗议这么早就宣布投降一事。他在最近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陈述了他的理由：……红军最高统帅部不确信东线德国部队会执行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且误导了苏联舆论。应该记住，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有相当多的德军士兵已直言打算继续抵抗，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由于这一原因，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国投降条约生效，并将政府对投降一事的宣布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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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在丘吉尔和杜鲁门发表讲话的同时，苏联电台播放的却是一栏儿童节目。斯大林决心要到次日才发表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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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Vasili Sokdovsky，1897—1968，苏联军事家，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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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Jeande Lattre de Tassigny，1889—1952，二战期间的法国陆军高级将领、原法属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兼远征军总司令、法国元帅。——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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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戴高乐认为，他受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轻慢。他们不仅公开嘲笑他，还拒绝让他参加雅尔塔会议，而且，直到会议全部结束才肯告诉他会议的成果。当法国人在攻克斯图加特（德国城市）后不愿撤离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被激怒了。杜鲁门亲自发电报给戴高乐，说他对“你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及其明显的含意表示震惊”，并威胁道，如果法国军队贯彻“法国政府的政治要求”，他将“彻底重新安排部队的指挥权”。最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美国人，美国第六集团军群指挥官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件是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纷争非常荒谬。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德弗斯本人一直非常理解法国人的渴望。他将这一理解主要归因于他参谋部的一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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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Hans Jürgen Stumpff，1889—1968，纳粹德国军官，时任“帝国航空队”司令，负责指挥西线战场的全部德国空军。——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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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十五天后，弗雷德堡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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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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